中國經濟通縮隱患成真?

去年2月，筆者在本專欄撰文，剖析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出現的東滯西脹現象【註】。一年半之後的今天，西脹回落，東滯猶在。本月9日，中國經濟運行的統計數據公布，7月份消費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下降0.3%，出現了自2021年2月以來的首次按年負增長；不僅如此，生產價格指數的按年跌幅為4.4%，延續6月的下降趨勢。

隨後幾天，西方的各大財經媒體紛紛大字標題報道，宣稱中國經濟進入通縮時代，一些評論文章甚至斷言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熄火，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內地不少媒體和財經人士則反駁，認為國內經濟正在走向重品質、兼顧公平的新路，增長空間仍然巨大，西方言論不過是危言聳聽。如何判斷中國經濟今後的走向？對與之息息相關的香港來說，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通縮乍現：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7月份出現價格指數不升反跌的現象，雖有些意料之外，但也屬情理之中。今年第二季度，筆者多次北上出差，每到一處，不免感嘆物價的低廉。在內地社交媒體上，「消費降級」成為熱門話題，大家不再比誰買的東西高檔豪氣，而是比誰淘的貨品物美價廉。在市場上走紅的產品，往往是那些人民幣百元以下的衣服和10元左右的日常用品。就算是汽車家電之類的耐用消費品，打折蔚然成風，卻不見買家趨之若鶩，難怪最近來訪的內地朋友屢屢抱怨香港物價太高。

國內物價持久低迷，許多人將其歸咎於疫情抑制需求的後遺症。去年底到今年初，防疫清零政策逐步解除之後，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內需會出現報復性反彈，一舉扭轉疫情期間的頹勢。本年第一季度的經濟統計數據為這種看法提供了支持，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季度未能保持增長的勢頭。然而內地一些權威專家認為，第二季度的低落僅是需求沒有完全恢復，企業調整尚未到位，宏觀調控的效果有所滯後，決然否認整體經濟出現通縮的說法。因此，當7月份的數據一出來，特別是原先看好的外貿呈現出口按年下降14.5%的大缺口，不免讓人出乎意料。

這種物價低廉、消費動力不足的情況，其實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冒現。一種說法是經濟周期的正常起伏；另一種說法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麼多年後，不可避免地緩下來。這兩種說法無疑過於籠統，而且都有避重就輕之嫌。觀乎過去3年中國經濟的運作情況，筆者相信造成目前若隱若現的通縮有三大原因。其一，中國長期的金融負擔，特別是地方債務和房地產問題，制約了貨幣財政政策調控的空間。其二，國內經濟資源配置不甚合理，政策不確定性強，大企業缺乏信心，中小企業缺乏機會。其三，整個國際環境不利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世界工廠」的模式面臨被瓦解的風險。

通縮後果：短期微害 長期大礙

如果中國經濟真的出現通縮，到底會有什麼可怕後果？要是你去內地二三線城市，向略有資產、收入穩定的中老年人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會告訴你，通縮挺好的，物美價廉，生活無憂。對同一問題，香港的商家則會向你抱怨，內地訪客太慳錢；靠內地市場發跡的企業則會吐槽生意不好做。國際股票市場的投資者也會四處驚呼大市委靡不振。最感焦慮的估計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定會痛陳求職如何艱難。

在經濟周期中出現輕度通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通縮成為慢性病，進而轉為長期經濟蕭條，也就是所謂的「日本經濟病」。對亞洲經濟素有「偏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在2016年就指出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89年的日本經濟非常相似，敲響中國經濟可能步日本經濟後塵的警鐘。近日，他甚至更加悲觀地認為，一旦經濟走向通縮，中國社會將面臨比日本更為棘手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蕭條而已。

筆者不完全認同克魯明的觀點，因為中國的經濟模式與日本迥然相異。但他也並非危言聳聽，通縮的威脅實在不可忽視。短期而言，國內經濟面臨兩大嚴峻風險：一是房地產爆雷，二是年輕人失業。隨着通縮到來，這兩個問題更將雪上加霜。長期而言，通縮造成的經濟蕭條可能讓中國提前進入低增長軌道。日本是在人均GDP達到相當高水平才出現低增長，所以經濟蕭條沒有引發社會動盪。中國大多數人口仍然達不到中產的生活水準，一旦墮入低增長的軌道，就很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走出通縮：說難不難 說易不易

時下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難以走出通縮的陰影，原因有二。一是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未來缺乏信心，這種悲觀預期強化了消費、投資的低迷，掉進「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二是中國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雙雙急轉直下，這兩股強大力量本來足以快速拉動國內經濟，卻因地緣政治而大為弱化。

按筆者分析，中國經濟就算出現通縮，要走出來並不難。日本經濟的一大棘手問題是宏觀政策調控失效，長期困於「流動性陷阱」之中。這與日本經濟過度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企業有一定關係。中國經濟在地域分布上，東南西北各有多個中心經濟圈，每個圈內的各座城市也呈現多元發展。若論企業分布，內地擁有大量扎根本土的中等企業，遍及四方，百舸爭流。這樣的經濟布局下，只要中央政府大膽啟動新一輪經濟擴張，經濟就會很快恢復到正常水平。在這一個過程中，關鍵在於政府必須盡可能減少對企業的干預，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

恢復中國經濟的難點，在於如何在走出通縮的同時，亦確保經濟質量。比如說，提振整體經濟的一個快捷方法就是重新回到房地產掛帥的老路上。但是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泡沫等問題卻又掩蓋起來，長此以往，勢將增大金融危機的風險。

宏觀政策：總量控制 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一旦面臨經濟困難，素來有兩大流派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宏觀調控派主張從調控經濟總量入手，大水漫灌毫不手軟，以快刀斬亂麻之法加以解決。結構調整派則主張借實際困難倒逼經濟改革，通過調整結構來推動經濟逐步走出困境。眼下似乎這兩派處於膠着狀態。

一方面，宏觀調控派提出的方案可能掩蓋甚至加劇經濟發展的積弊；另一方面，結構調整派的主張卻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而且經濟改革也受到諸多掣肘。雙方互相牽制的結果就是，過去幾年國內既沒有什麼重大經濟改革舉措，經濟調控也不慍不火。

如果中國總體經濟進一步下滑，宏觀調控派的解決方案很大可能會佔據上風。這種救經濟做法無可厚非，需要警惕的是資源的扭曲配置問題。筆者建議必須盡快啟動經濟，同時避免加劇長期風險，在新一輪的經濟擴張中，資源應該向外向經濟、民營經濟以及中型企業傾斜。與此同時，北京政府應該努力營造穩定的環境，讓企業家有機會，投資者有信心，年輕人有希望。

【註】〈剖析東滯西脹 慎防繁榮假象〉，吳延暉，《信報》，2022年2月9日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一手樓市典型事實：近8年數據分析與反思

房屋是當前香港最具爭議性的政策範疇之一。自2010年代初特區政府開徵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雙倍從價印花稅後，二手樓市的成交量大幅下跌，一手樓市愈顯重要。然而，由於缺乏成交量以外的市況指標，市民對一手樓市的認識相對有限。到底一手單位比二手單位賣貴多少？發展商聲稱新盤「價錢貼市」是否可信？有什麼因素影響新盤定價？本文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並提供一些典型事實供讀者參考。

筆者從發展商的新盤網址、地產站及地產代理公司網址，追蹤2016至2023年上半年一手私人住宅的成交數據，以及中原、美聯、利嘉閣190個二手指標屋苑的成交數據。通過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odel）控制單位面積、樓層、樓齡、地區、交通等因素，可得出經過上述因素調整的一手和二手樓價指數【圖1】；兩項指數之間的百分比差異是一手住宅市場的溢價指數【圖2】，顯示經過特徵控制後，一手樓市相對二手樓市的平均價格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土地註冊處

此外，透過特徵價格法也可評估個別新盤所推單位的平均溢價。【表】中所示為2021至2023年上半年大型新盤（即在首推30日一共推出300個以上單位）在首推30日的溢價估算和售出單位佔比。梳理圖表資料後，可歸納出下列有關本港一手樓市的六大典型事實：

事實一：一手樓市平均溢價約為17%

【圖2】所示，2016至2023年上半年的平均一手住宅市場溢價為17%；換句話說，一手單位與假定具有相同特徵（包括特徵調整樓齡為零）的二手單位相比，售價平均高出17%；例如，相對於一個售價為600萬元的二手單位，一個具有相同特徵的一手單位的售價平均高出約100萬元。

另外，大體來說，當新盤溢價較高時，一手住宅成交量會較低【圖2】。背後成因或為溢價較高的單位普遍較難售出，符合經濟供求定律，例如2021年薈藍和海茵莊園在首推月份的溢價分別為23%及35%，售出單位佔比就下降至六成左右；又或者是因為缺乏焦點新盤推出時，一手樓市被普遍定價較高的貨尾單位主導。

事實二：一手樓價變動有助預測二手變動

利用2016至2023年上半年的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中的格蘭傑因果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筆者發現過去一至兩個月的一手樓價變化有助解釋當前的二手樓價變化，兩者存在顯著的格蘭傑因果關係。因此，今天的一手樓價變動有助預測未來一至兩個月的二手樓價變動【註1】。

事實三：大型新盤開價貼近一手非二手

從附表數據可得出，2021至2023年上半年大型新盤首推月份的平均溢價為15%，而同期的平均一手住宅市場溢價約為17%【圖2】。這意味着經過特徵調整後，大型新盤在首推月份的單位價格與整體一手市場相比，平均只低2%左右，而相對於整體二手市場則高出約15%。因此，普遍而言，大型新盤首月開價時「價錢貼市」是指貼近整體一手樓價，而非貼近整體二手樓價。當然，也有個別新盤開價貼近整體二手樓價，如首推月份溢價僅為2%的NOVO LAND 1A期。

事實四：不同新盤溢價可存很大差異

在2021年年底大賣的MONACO ONE，首推月份溢價只有8%，而同期銷情稍遜的The YOHO Hub，其溢價則高達31%。另外，根據上述事實三的分析，首推月份的單位較便宜，意味着貨尾單位平均價格會較高，一手樓市出現俗語所謂「賣剩蔗反而唔平」的現象。

除了溢價因素外，新鴻基的大型新盤銷情向好，從附表中可見，該集團幾乎所有新盤在首月都錄得超過八成銷量。

事實五：低息環境支持較高新盤溢價

2021至2022年初，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引致的經濟衝擊，美國聯邦儲備局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近零水平；自2022年3月起，通脹問題迫使該局至今加息11次；基於聯繫匯率制度，香港的利率走向大致跟隨美國。從附表計算可得出，2022年3月之前，大型新盤首推月份的平均溢價為18%，而2022年3月以後則為13%。由此可見，大體而言，低息環境支持較高的新盤溢價，反之亦然。

事實六：經濟增長支持較高新盤溢價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21年和2023年上半年各季皆錄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2022年各季則錄得收縮。從附表數據可得出，2021年和2023年上半年大型新盤首推月份的平均溢價為16%，而2022年則為13%。所以，大體而言，當經濟擴張或復甦時，發展商在新盤定價會較為進取；相反，經濟衰退時，發展商定價則趨向保守【註2】。

治理房屋問題關鍵：治標還須治本

香港的房屋問題嚴峻，在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最新發表的報告中，香港已連續13年居於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榜首；另外，自2004年高點以來，香港自置居所比率停留在大約五成，顯著低於富裕經濟體系的普遍逾60%水平【註3】。歸根究柢，香港房屋問題癥結在於供求持續失衡，以致樓價長期處於高於一般市民所能負擔的水平，且自置居所比率幾無改善。

本屆政府引入績效指標（KPIs）以監督政策進度和成效。在土地及房屋政策方面，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共約30個KPIs，涵蓋確保土地供應、精簡發展程序、增加公屋供應和縮短輪候時間、改善公屋設施等，卻居然缺乏任何跟樓價和自置居所比率有關的KPIs。試問即使這些KPIs全數實現，但樓價依然高企，自置居所比率仍停留在五成水平，房屋問題就可算解決了嗎？政府應當探究，香港的房屋問題是什麼？問題癥結何在？為解決問題要制定什麼政策目標？什麼措施治標又治本、什麼措施治標不治本、什麼措施不治標也不治本？【註4】

反映過去治標不治本的房屋政策之一，在於自2014年逐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目標是透過訂立10年房屋供應目標以穩定樓市。縱使增加房屋供應是一項樓市治標方案，但政策目標居然是「穩定」樓價仍高、自置居所比率仍低的樓市。沒有正確的目標，當局自然不能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案。例如2022年《長遠房屋策略》訂立10年房屋供應目標為21萬個公屋單位、9.1萬個資助出售單位，以及12.9萬個私樓單位。這三個供應目標背後，其實隱含着保持本港大約五成的自置居所比率【註5】，又如何能長遠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呢？反觀1997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我為特區政府訂下了三個主要目標……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對照26年後今日的香港，這一席話仍是比上述《長遠房屋策略》及眾多KPIs更能瞄準房屋問題的政策願景和目標。

特區政府必須針對樓價高、自置居所比率低的問題，以解決此等問題作為願景和政策目標，從而制定治本的措施，才是應對香港房屋問題之道。否則，即使訂立再多的土地及房屋政策KPIs，最多只能被視為在不同層次範疇的治標方案，而非從大局着眼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治理之法。

【表】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發展商新盤網址

【註1】筆者亦發現一手樓價指數能夠作為香港宏觀經濟狀況的領先指標，方法可參閱何志培文章〈香港經濟周期的典型事實〉和〈香港的綜合經濟指標〉，《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經濟札記》2019/07-08。

【註2】要更嚴謹判定事實五和事實六中溢價，利息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需要運用迴歸分析。因篇幅所限，此處不贅。

【註3】香港特區立法會秘書處，2021，〈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研究簡報》2020-2021年度第2期。

【註4】程騰歡，〈房屋政策 錯中之錯〉，《明報》，2018年6月4日。

【註5】假設資助出售單位住戶擁有業權，這10年供應目標意味着新單位的自置居所比率為：（91000+129000）/（210000+91000+129000）=51%。

何志培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曹曦月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謝浩志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一手樓市典型事實：近8年數據分析與反思

房屋是當前香港最具爭議性的政策範疇之一。自2010年代初特區政府開徵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雙倍從價印花稅後，二手樓市的成交量大幅下跌，一手樓市愈顯重要。然而，由於缺乏成交量以外的市況指標，市民對一手樓市的認識相對有限。到底一手單位比二手單位賣貴多少？發展商聲稱新盤「價錢貼市」是否可信？有什麼因素影響新盤定價？本文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並提供一些典型事實供讀者參考。

筆者從發展商的新盤網址、地產站及地產代理公司網址，追蹤2016至2023年上半年一手私人住宅的成交數據，以及中原、美聯、利嘉閣190個二手指標屋苑的成交數據。通過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odel）控制單位面積、樓層、樓齡、地區、交通等因素，可得出經過上述因素調整的一手和二手樓價指數【圖1】；兩項指數之間的百分比差異是一手住宅市場的溢價指數【圖2】，顯示經過特徵控制後，一手樓市相對二手樓市的平均價格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土地註冊處

此外，透過特徵價格法也可評估個別新盤所推單位的平均溢價。【表】中所示為2021至2023年上半年大型新盤（即在首推30日一共推出300個以上單位）在首推30日的溢價估算和售出單位佔比。梳理圖表資料後，可歸納出下列有關本港一手樓市的六大典型事實：

事實一：一手樓市平均溢價約為17%

【圖2】所示，2016至2023年上半年的平均一手住宅市場溢價為17%；換句話說，一手單位與假定具有相同特徵（包括特徵調整樓齡為零）的二手單位相比，售價平均高出17%；例如，相對於一個售價為600萬元的二手單位，一個具有相同特徵的一手單位的售價平均高出約100萬元。

另外，大體來說，當新盤溢價較高時，一手住宅成交量會較低【圖2】。背後成因或為溢價較高的單位普遍較難售出，符合經濟供求定律，例如2021年薈藍和海茵莊園在首推月份的溢價分別為23%及35%，售出單位佔比就下降至六成左右；又或者是因為缺乏焦點新盤推出時，一手樓市被普遍定價較高的貨尾單位主導。

事實二：一手樓價變動有助預測二手變動

利用2016至2023年上半年的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中的格蘭傑因果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筆者發現過去一至兩個月的一手樓價變化有助解釋當前的二手樓價變化，兩者存在顯著的格蘭傑因果關係。因此，今天的一手樓價變動有助預測未來一至兩個月的二手樓價變動【註1】。

事實三：大型新盤開價貼近一手非二手

從附表數據可得出，2021至2023年上半年大型新盤首推月份的平均溢價為15%，而同期的平均一手住宅市場溢價約為17%【圖2】。這意味着經過特徵調整後，大型新盤在首推月份的單位價格與整體一手市場相比，平均只低2%左右，而相對於整體二手市場則高出約15%。因此，普遍而言，大型新盤首月開價時「價錢貼市」是指貼近整體一手樓價，而非貼近整體二手樓價。當然，也有個別新盤開價貼近整體二手樓價，如首推月份溢價僅為2%的NOVO LAND 1A期。

事實四：不同新盤溢價可存很大差異

在2021年年底大賣的MONACO ONE，首推月份溢價只有8%，而同期銷情稍遜的The YOHO Hub，其溢價則高達31%。另外，根據上述事實三的分析，首推月份的單位較便宜，意味着貨尾單位平均價格會較高，一手樓市出現俗語所謂「賣剩蔗反而唔平」的現象。

除了溢價因素外，新鴻基的大型新盤銷情向好，從附表中可見，該集團幾乎所有新盤在首月都錄得超過八成銷量。

事實五：低息環境支持較高新盤溢價

2021至2022年初，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引致的經濟衝擊，美國聯邦儲備局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近零水平；自2022年3月起，通脹問題迫使該局至今加息11次；基於聯繫匯率制度，香港的利率走向大致跟隨美國。從附表計算可得出，2022年3月之前，大型新盤首推月份的平均溢價為18%，而2022年3月以後則為13%。由此可見，大體而言，低息環境支持較高的新盤溢價，反之亦然。

事實六：經濟增長支持較高新盤溢價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21年和2023年上半年各季皆錄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2022年各季則錄得收縮。從附表數據可得出，2021年和2023年上半年大型新盤首推月份的平均溢價為16%，而2022年則為13%。所以，大體而言，當經濟擴張或復甦時，發展商在新盤定價會較為進取；相反，經濟衰退時，發展商定價則趨向保守【註2】。

治理房屋問題關鍵：治標還須治本

香港的房屋問題嚴峻，在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最新發表的報告中，香港已連續13年居於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榜首；另外，自2004年高點以來，香港自置居所比率停留在大約五成，顯著低於富裕經濟體系的普遍逾60%水平【註3】。歸根究柢，香港房屋問題癥結在於供求持續失衡，以致樓價長期處於高於一般市民所能負擔的水平，且自置居所比率幾無改善。

本屆政府引入績效指標（KPIs）以監督政策進度和成效。在土地及房屋政策方面，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共約30個KPIs，涵蓋確保土地供應、精簡發展程序、增加公屋供應和縮短輪候時間、改善公屋設施等，卻居然缺乏任何跟樓價和自置居所比率有關的KPIs。試問即使這些KPIs全數實現，但樓價依然高企，自置居所比率仍停留在五成水平，房屋問題就可算解決了嗎？政府應當探究，香港的房屋問題是什麼？問題癥結何在？為解決問題要制定什麼政策目標？什麼措施治標又治本、什麼措施治標不治本、什麼措施不治標也不治本？【註4】

反映過去治標不治本的房屋政策之一，在於自2014年逐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目標是透過訂立10年房屋供應目標以穩定樓市。縱使增加房屋供應是一項樓市治標方案，但政策目標居然是「穩定」樓價仍高、自置居所比率仍低的樓市。沒有正確的目標，當局自然不能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案。例如2022年《長遠房屋策略》訂立10年房屋供應目標為21萬個公屋單位、9.1萬個資助出售單位，以及12.9萬個私樓單位。這三個供應目標背後，其實隱含着保持本港大約五成的自置居所比率【註5】，又如何能長遠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呢？反觀1997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我為特區政府訂下了三個主要目標……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對照26年後今日的香港，這一席話仍是比上述《長遠房屋策略》及眾多KPIs更能瞄準房屋問題的政策願景和目標。

特區政府必須針對樓價高、自置居所比率低的問題，以解決此等問題作為願景和政策目標，從而制定治本的措施，才是應對香港房屋問題之道。否則，即使訂立再多的土地及房屋政策KPIs，最多只能被視為在不同層次範疇的治標方案，而非從大局着眼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治理之法。

【表】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發展商新盤網址

【註1】筆者亦發現一手樓價指數能夠作為香港宏觀經濟狀況的領先指標，方法可參閱何志培文章〈香港經濟周期的典型事實〉和〈香港的綜合經濟指標〉，《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經濟札記》2019/07-08。

【註2】要更嚴謹判定事實五和事實六中溢價，利息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需要運用迴歸分析。因篇幅所限，此處不贅。

【註3】香港特區立法會秘書處，2021，〈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研究簡報》2020-2021年度第2期。

【註4】程騰歡，〈房屋政策 錯中之錯〉，《明報》，2018年6月4日。

【註5】假設資助出售單位住戶擁有業權，這10年供應目標意味着新單位的自置居所比率為：（91000+129000）/（210000+91000+129000）=51%。

何志培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曹曦月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謝浩志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拜登經濟學」這個品牌

美國6月份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3%，遠低於預期，而除了和住房有關的價格外，其他物價指數都有明顯放緩跡象。租金因有租約限制而變動較慢，但估計增幅亦會逐漸向下。換句話說，困擾了美國經濟約兩年的通脹似乎已經受控。聯儲局大幅加息遏抑通脹，很多人預期會導致經濟下滑甚至衰退。然而，上周公布的美國第二季GDP仍有2.4%的年增長率，稍高於預期。再看看勞動力市場，6月份失業率為3.6%，過去一年多來都低於4%。這些宏觀數據均說明目前美國經濟表現良好，甚至被認為是數十年來最突出的年份之一。

借通脹回落 爭選民支持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五分之四的美國人認為在選舉時，經濟是他們決定投票給哪位候選人的非常重要因素。經濟情況理想，在朝的民主黨自然要領功，並借勢為明年總統大選鋪路。剛過去的6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芝加哥的演講，便把目前經濟表現歸功於自己上任後的經濟政策，並統稱之為「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當天白宮也發出新聞稿詳加說明【註】。

與其他類似的詞語，如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或安倍經濟學（Abenomics）一樣，拜登經濟學不是什麼新穎的經濟學理論，只是就過去兩年多來的經濟政策，概括出一個有關聯但並不嚴謹的框架，方便推廣「拜登」這個品牌（branding）。

拜登經濟學一詞並非最近才出現，事實上，它先被支持共和黨的傳媒，如《紐約郵報》和《華盛頓檢查者報》等用來嘲笑拜登經濟政策的不濟，特別是使消費者怨聲載道的高通脹。目前經濟表面上好轉，拜登及其團隊便反客為主，主動詮釋拜登經濟學這個名詞，並賦予正面、可爭取選民的內容。

按上述的拜登演講和白宮新聞稿，拜登經濟學旨在推動出自中層及由下而上的經濟增長，而非由上而下的滴漏（trickle-down）。它有三大內容，一是在美國國內作聰明的公共投資，這明顯表現於投資和補貼基建、晶片和綠色產業上。二是提升及教育工人、擴大中產階層。這除了刺激經濟創造就業外，還有支持工會和鼓勵工人加入工會，談到前者時，拜登自詡在任首兩年便創造1340萬個工作崗位，比很多總統的4年任期還多，不過隨後即被「事實核查」（fact check）發現他首兩年新創崗位少於特朗普同期，1340萬中大部分並非新工作，只是新冠疫情放緩後恢復的崗位。三是促進競爭以降低生產成本及協助企業家和小型企業發展，包括一系列的反壟斷措施、以降低配方藥物價格和堵塞稅務漏洞來降低財政赤字等。具體的項目很多，難以一一列出，惟不難看出自相矛盾之處：如大規模公共投資導致的財政赤字，遠超越堵塞稅務漏洞帶來的財政收入；又如有強大工會的企業能否有足夠競爭力，值得懷疑。

拜登的主要經濟政策，也可以從他的主要立法來看。他在2021年初上任後不久，便推出了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方案》（American Rescue Plan），提高失業救濟金額和發放現金予民眾。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的失業率曾一度升至15%，當時特朗普已動用了3萬億美元救急。拜登上台時，失業率已降至約6%，是否需要再添1.9萬億美元，值得商榷。這兩者合共的財政刺激，可以說是美國50年來再陷高通脹的主要原因。聯儲局研究發現，財政刺激提高了美國通脹率2.5個百分點。這裏也可看出拜登政府對財政赤字有多重視。

去年8月，經過各種洽商和討價還價，拜登成功地在國會通過兩項重要法案，分別是《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降低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前者是要振興美國晶片行業，後者旨在發展諸如電動車等新能源行業，但做法都離不開選擇性補貼、規定有美國本土生產成份，以及限制甚至打壓一些外國企業等。有論者稱為經濟上的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總的來說，拜登經濟學可以理解為以美國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國內高調地挪用資源大搞工業政策，在國外左右全球貿易大搞「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拜登經濟學若對美國經濟有積極效果，不單有助拜登及民主黨的執政，甚至可以成為劃時代的經濟政策標杆，如羅斯福的新政或列根經濟學那樣，影響未來多年的美國經濟。

成效待揭曉 民眾信心低

然而，現時還不是評估拜登經濟學的時候，當中很多政策，例如公共投資、工業政策等，都需要比較長期才有清晰結果，不過就目前的了解，仍可以有下面的一些疑問。首先是美國經濟在短期內是否一直向好發展？上周聯儲局在加息後仍表示，下半年還有再加息的可能。聯儲局一向強調基於數據作判斷，目前距離下一次9月的加息會議，還有分別兩次通脹率和勞動市場的新數據。按聯儲局估計，要到2025年，美國通脹率才會持續性地達到平均2%的政策目標。屆時聯邦基金利率有多高？會否回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低水平？

還有一點，就是貨幣政策有滯後性，而且滯後時間可長可短。換句話說，聯邦基金利率從介乎0至0.25厘，大幅加到5.25厘至5.5厘區間，對經濟的收縮作用或許還未全面呈現，因而美國經濟仍然有衰退的可能性。與此同時，若政策能有效降低通脹，名義利率卻仍維持高位，那意味着實質利率上升，亦不利於經濟活動。

其次，根據美聯社和國家意見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在約兩個月前的一個調查，只有13%的共和黨人認為目前美國經濟是好的，民主黨人比例相對較高，惟亦只得47%。平均來說，僅30%美國人對經濟狀況感到滿意，這與經濟數據所顯示的有所出入。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過去一年多以來沒有預期但突然冒升的高通脹，大大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即使通脹已明顯下降，仍然猶有餘悸。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人均可支配實質收入（real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雖然從去年中開始已慢慢增加，但至今仍然低於長期趨勢水平。此外，加息拉低了房產價格，業主的名義財富減少了，也容易產生經濟不好的感覺。

保護主義濃 恐虛耗資源

工業政策是拜登經濟政策中最受人詬病的一環，也是經濟學者們爭論最多的議題之一。簡單來說，工業政策是以政府有形之手去扶助某個產業，成功與否視乎有關產業是否可造之材，值得將資源調配到有關方面，否則是浪費資源。此外，即使能成功扶植，也有成本多高的考慮。通過干預才得到的結果，通常都會降低經濟效率。不過這方面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觀察清楚。

至於拜登經濟學中濃厚的保護主義，也不利經濟效益，亦會引發其他國家以牙還牙，到頭來互相抵消、虛耗資源。像拜登政府以補貼鼓勵美國人多購買電動車，但汽車要在北美洲裝配才有補貼，直接打擊了歐盟和南韓的電動車出口到美國，促使歐盟也考慮實施類似政策。歐美諸國常大聲陳述貿易要遵守國際規則，然而到與切身利益有關時，則堂而皇之地將規則置諸腦後。

拜登及其經濟幕僚大張旗鼓打出拜登經濟學這個品牌，有很好的聚焦作用，但這是一把雙刃劍。有關政策若能起到良好效果，可以揚名立萬；若效果乏善足陳或漏洞百出，則容易淪為笑柄。

註：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拜登經濟學」這個品牌

美國6月份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3%，遠低於預期，而除了和住房有關的價格外，其他物價指數都有明顯放緩跡象。租金因有租約限制而變動較慢，但估計增幅亦會逐漸向下。換句話說，困擾了美國經濟約兩年的通脹似乎已經受控。聯儲局大幅加息遏抑通脹，很多人預期會導致經濟下滑甚至衰退。然而，上周公布的美國第二季GDP仍有2.4%的年增長率，稍高於預期。再看看勞動力市場，6月份失業率為3.6%，過去一年多來都低於4%。這些宏觀數據均說明目前美國經濟表現良好，甚至被認為是數十年來最突出的年份之一。

借通脹回落 爭選民支持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五分之四的美國人認為在選舉時，經濟是他們決定投票給哪位候選人的非常重要因素。經濟情況理想，在朝的民主黨自然要領功，並借勢為明年總統大選鋪路。剛過去的6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芝加哥的演講，便把目前經濟表現歸功於自己上任後的經濟政策，並統稱之為「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當天白宮也發出新聞稿詳加說明【註】。

與其他類似的詞語，如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或安倍經濟學（Abenomics）一樣，拜登經濟學不是什麼新穎的經濟學理論，只是就過去兩年多來的經濟政策，概括出一個有關聯但並不嚴謹的框架，方便推廣「拜登」這個品牌（branding）。

拜登經濟學一詞並非最近才出現，事實上，它先被支持共和黨的傳媒，如《紐約郵報》和《華盛頓檢查者報》等用來嘲笑拜登經濟政策的不濟，特別是使消費者怨聲載道的高通脹。目前經濟表面上好轉，拜登及其團隊便反客為主，主動詮釋拜登經濟學這個名詞，並賦予正面、可爭取選民的內容。

按上述的拜登演講和白宮新聞稿，拜登經濟學旨在推動出自中層及由下而上的經濟增長，而非由上而下的滴漏（trickle-down）。它有三大內容，一是在美國國內作聰明的公共投資，這明顯表現於投資和補貼基建、晶片和綠色產業上。二是提升及教育工人、擴大中產階層。這除了刺激經濟創造就業外，還有支持工會和鼓勵工人加入工會，談到前者時，拜登自詡在任首兩年便創造1340萬個工作崗位，比很多總統的4年任期還多，不過隨後即被「事實核查」（fact check）發現他首兩年新創崗位少於特朗普同期，1340萬中大部分並非新工作，只是新冠疫情放緩後恢復的崗位。三是促進競爭以降低生產成本及協助企業家和小型企業發展，包括一系列的反壟斷措施、以降低配方藥物價格和堵塞稅務漏洞來降低財政赤字等。具體的項目很多，難以一一列出，惟不難看出自相矛盾之處：如大規模公共投資導致的財政赤字，遠超越堵塞稅務漏洞帶來的財政收入；又如有強大工會的企業能否有足夠競爭力，值得懷疑。

拜登的主要經濟政策，也可以從他的主要立法來看。他在2021年初上任後不久，便推出了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方案》（American Rescue Plan），提高失業救濟金額和發放現金予民眾。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的失業率曾一度升至15%，當時特朗普已動用了3萬億美元救急。拜登上台時，失業率已降至約6%，是否需要再添1.9萬億美元，值得商榷。這兩者合共的財政刺激，可以說是美國50年來再陷高通脹的主要原因。聯儲局研究發現，財政刺激提高了美國通脹率2.5個百分點。這裏也可看出拜登政府對財政赤字有多重視。

去年8月，經過各種洽商和討價還價，拜登成功地在國會通過兩項重要法案，分別是《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降低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前者是要振興美國晶片行業，後者旨在發展諸如電動車等新能源行業，但做法都離不開選擇性補貼、規定有美國本土生產成份，以及限制甚至打壓一些外國企業等。有論者稱為經濟上的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總的來說，拜登經濟學可以理解為以美國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國內高調地挪用資源大搞工業政策，在國外左右全球貿易大搞「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拜登經濟學若對美國經濟有積極效果，不單有助拜登及民主黨的執政，甚至可以成為劃時代的經濟政策標杆，如羅斯福的新政或列根經濟學那樣，影響未來多年的美國經濟。

成效待揭曉 民眾信心低

然而，現時還不是評估拜登經濟學的時候，當中很多政策，例如公共投資、工業政策等，都需要比較長期才有清晰結果，不過就目前的了解，仍可以有下面的一些疑問。首先是美國經濟在短期內是否一直向好發展？上周聯儲局在加息後仍表示，下半年還有再加息的可能。聯儲局一向強調基於數據作判斷，目前距離下一次9月的加息會議，還有分別兩次通脹率和勞動市場的新數據。按聯儲局估計，要到2025年，美國通脹率才會持續性地達到平均2%的政策目標。屆時聯邦基金利率有多高？會否回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低水平？

還有一點，就是貨幣政策有滯後性，而且滯後時間可長可短。換句話說，聯邦基金利率從介乎0至0.25厘，大幅加到5.25厘至5.5厘區間，對經濟的收縮作用或許還未全面呈現，因而美國經濟仍然有衰退的可能性。與此同時，若政策能有效降低通脹，名義利率卻仍維持高位，那意味着實質利率上升，亦不利於經濟活動。

其次，根據美聯社和國家意見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在約兩個月前的一個調查，只有13%的共和黨人認為目前美國經濟是好的，民主黨人比例相對較高，惟亦只得47%。平均來說，僅30%美國人對經濟狀況感到滿意，這與經濟數據所顯示的有所出入。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過去一年多以來沒有預期但突然冒升的高通脹，大大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即使通脹已明顯下降，仍然猶有餘悸。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人均可支配實質收入（real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雖然從去年中開始已慢慢增加，但至今仍然低於長期趨勢水平。此外，加息拉低了房產價格，業主的名義財富減少了，也容易產生經濟不好的感覺。

保護主義濃 恐虛耗資源

工業政策是拜登經濟政策中最受人詬病的一環，也是經濟學者們爭論最多的議題之一。簡單來說，工業政策是以政府有形之手去扶助某個產業，成功與否視乎有關產業是否可造之材，值得將資源調配到有關方面，否則是浪費資源。此外，即使能成功扶植，也有成本多高的考慮。通過干預才得到的結果，通常都會降低經濟效率。不過這方面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觀察清楚。

至於拜登經濟學中濃厚的保護主義，也不利經濟效益，亦會引發其他國家以牙還牙，到頭來互相抵消、虛耗資源。像拜登政府以補貼鼓勵美國人多購買電動車，但汽車要在北美洲裝配才有補貼，直接打擊了歐盟和南韓的電動車出口到美國，促使歐盟也考慮實施類似政策。歐美諸國常大聲陳述貿易要遵守國際規則，然而到與切身利益有關時，則堂而皇之地將規則置諸腦後。

拜登及其經濟幕僚大張旗鼓打出拜登經濟學這個品牌，有很好的聚焦作用，但這是一把雙刃劍。有關政策若能起到良好效果，可以揚名立萬；若效果乏善足陳或漏洞百出，則容易淪為笑柄。

註：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瀕臨迷失十年的反思

第二次大戰過後，國際社會恢復建設；由1960至2020年間，環球經濟每年增長3%以上，世界貿易增長更逾5%。觀乎標普500指數，除了2018年外，在2008至2022年期間每年都錄得升幅。

當前世界各地正陸續走出新冠疫情的困境，經濟前景將會如何？本年1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未來5年環球經濟平均增長率只有3%，低於1990年代以來的中期增長預測；美國經濟則於本年年底陷於衰退，明年環球經濟很可能大幅放緩，而逐漸步向衰退。

環球經濟呈現弱勢

根據經濟技術性衰退的定義，即本地生產總值（GDP）連續兩個季度錄得萎縮，自1945年以來發生了5次。最近兩次經濟衰退都源於非常具體的因素：2009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崩潰引發；2020年則歸因於新冠疫情肆虐。早於1975年和1979年全球經濟衰退，同樣由石油價格衝擊所造成。事實上，歷次衰退的主因不離商品成本或能源價格上漲。在發達經濟體中，通脹必然推高借貸成本。各國央行的當務之急，是在控制通脹和降低企業借貸成本之間取得平衡，偏偏在面臨衰退威脅之際，要控制價格增長而不招致重大經濟損失，卻是難上加難。

2023年發達經濟體增長急劇放緩，令人擔憂。美國GDP 的增長率將從去年2%放緩至1.4%，歐羅區的GDP增幅更從去年的3.5%下滑至0.7%。中國上半年在疫後重新開放，將是今年全球為數不多逆勢走強的主要經濟體，GDP增幅可望從去年的3%反彈至5.2%，可見全球經濟衰退不會對所有國家造成相同打擊。

年內全球經濟放緩，原因何在？大致上來自四大範疇：一、供應鏈斷裂；二、疫情期間歐美施行量化寬鬆政策，不停印鈔令市場上資金過盛，資產價格飆升，導致通脹；加上各國持續加息，尤其是美國罕見的激進加息措施，更直接衝擊經濟；三、俄烏戰火不斷，令能源及糧食價格居高不下；四、昔日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中國，因疫情封關數年，而未能減緩全球經濟衝擊。現時美國加息只能應付有關需求的問題，供應方面卻毫無作用，是以通脹下降速度緩慢；下半年或仍須調高利率，勢將影響經濟增長。

雖然美國通脹已漸見放緩，但金融市場受到重創，或會嚴重拖慢該國今年的增長步伐。避險需求提升及高息所帶來的利差交易，亦在2022年帶動美匯指數創下20年來新高，至今年才逐步回穩。隨着利差開始收窄，部分資金可望流向美元以外的貨幣。

提振消費有利經濟

雖然連番加息足以控制通脹，但也影響市場的購買力，企業去庫存不易，且因借貸成本上升而減少投資規模，進而令GDP下降，並出現經濟衰退。根據聯邦儲備局2022年11月會議紀錄顯示，受到消費者支出和世界經濟放緩等影響，2023年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的機會率上升至近50%。根據一般用作衡量經濟衰退的指標，上月美國2年期與10年期政府債券殖利率利差擴大至97個基點，為1981年以來的頂峰。

短期政府債券殖利率高於長期殖利率的現象已維持約一年，在過去半世紀以來，每次出現殖利率曲線倒掛現象後的12到18個月，就會發生經濟衰退。

復甦隱憂不容忽視

此外，「停滯性通脹」（stagflation）也是經濟衰退的現象。雖然現時在供應鏈緩解、需求減弱的情況下，美國通脹壓力略減，但受到租金和薪金不斷增長的影響，服務企業所承受的通脹壓力仍大，「薪金和物價螺旋上升」（wage-pricespiral）現象更是市場大忌。若增長放緩、失業率高企，薪金卻持續向上，則停滯性通脹的風險將會增加，亦成為經濟衰退的判斷性指標。目前最可能出現的是供應面通脹。在此情況下，勞動市場會保持強勁，但薪金則偏高，推高企業成本以及產品、服務價格，導致通脹加劇；市場需透過更進取的加息政策，以遏抑通脹。

其次較可能出現的是「消費反彈」，家庭支出及儲蓄比率會高於疫情期間的水平，助長通脹之餘，同時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效應。筆者預期環球經濟可能實現軟着陸，亦即增長出現輕微放緩，勞動市場參與率亦反彈。隨着生產力增加，薪金水平不會高於供應面通脹；整體經濟生產力提升，將會惠及經濟增長。

美國、歐羅區和英國的政客曾經呼籲央行減慢加息步伐。然而，在通脹率仍然高於目標的環境，央行有義務繼續加息，並保持較高的借貸成本。幸而美國的經濟表現在2023年上半年勝於市場預期，勞動市場靠穩，意味着消費力較強，有利於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利率依然處於5%以上水平，借貸成本不菲（如樓宇按揭），家庭將盡量控制支出，不利於經濟增長。筆者認為支出減少及經濟增長下降，將令美國經濟在本年年底開始收縮，並且處於相對溫和的衰退環境。儘管如此，屆時聯儲局應有能力將利率降低25個基點，2024年息率有望回落至3.5%，而擺脫衰退困局。

2023年3月，世界銀行發表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可能將經歷「迷失十年」，預測2022至2030年的潛在年均增長率為2.2%，是30年來最低；其中先進經濟體年均增長率達1.2%，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則為4%【表】。

報告分析全球經濟放緩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增長疲弱，這趨勢因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而加劇，生產力增長或會是2000年以來的最慢速度。生產力是收入和薪金增長的關鍵。全球勞動力老化是21世紀人口問題的一大挑戰。在日本、南韓等快速老齡化的國家，由於缺乏年輕勞動力，已經拖累經濟增長前景。在美國、中國和多個歐洲國家，愈來愈多勞動人口已屆退休年齡，卻缺乏年輕一代加以補充。

人口老化引發對政府預算緊縮的憂慮，法國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遭到民眾抵制和抗議。基於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口老化，全球勞動力增長緩慢，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兒童學習損失預計將對人力資源造成更大拖累。不過世界銀行建議，雖然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正在下降，但可以透過鼓勵非勞動人口工作、提高生產率和加快投資的政策加以改善。

香港還須自強不息

2023年初，中國的經濟表現比市場預期理想，相信能保持良好增長到年底。相比之下，大部分新興市場正面對低增長及高利率環境的挑戰。過去一年持續加息已對經濟活動造成損失，預測新興市場的增長率將由2023年的4.4%降至2024年的3.9%。不過，新興市場的通脹率正逐步回落，央行將於下半年開始減息，藉以改善2024年經濟前景。

香港應對外圍經濟逆?的條件較鄰近經濟體有利，在背靠祖國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同時，更應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突顯經濟多元化發展，從而積極引進外資。借助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的影響力，更要加強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日本、南韓和中東）的貿易關係，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地位。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讓阿諛者無用「諛」之地

漢朝宗室大臣兼文學家劉向在《說苑．臣術》篇中將人臣分為十二種類型，六為正，六為邪，其中「諛」便是「六邪」之一。篇中將其描述為「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意指那些認為君主說的話都是好的、君主的行為都是對的，只會投其所好、阿諛奉承，助長君主的逸樂而不顧嚴重後果的馬屁精。

正視歷史積習

2023年張藝謀導演的新電影《滿江紅》中，再現了南宋著名佞臣秦檜的反面形象。歷史上，秦檜就精通「阿諛」之術。在金人入侵、山河破碎之際，秦檜靠曲意逢迎，從金人的階下囚扶搖而上成為金人的座上賓。對宋朝而言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確立後，秦檜為維護和議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為宋高宗御書《紹興石經．詩經》寫了題跋，吹捧宋高宗可比肩堯舜孔子。上梁不正下梁歪，秦檜作為當權宰相任人唯親，也吸引了一批諂媚的跟隨者。秦檜自建的「一德格天閣」竣工後，地方官員的賀信和賀禮自全國似雪片般飛來，奉承秦檜是可媲美商朝開國元勛伊尹和「華夏第一相」管仲的「賢相」以至「聖相」。諛臣秦檜的專政使朝廷烏煙瘴氣，給當朝百姓和真正為民為國的良臣帶來了許多苦果。

這種討好上級的做法，在經濟學裏稱之為「逢迎行為」（Influence Activities）。具體來說，逢迎行為是指在廣泛提及的直接行賄或輸送其他私人利益等方式之外，下屬為了提高自己在績效考核中的表現，將更多時間和精力用於影響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的主觀評價上。這種行為有時候是有價值的，比如下屬更積極主動地完成考核領導所安排的工作，或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考核領導所倡議或啟動的項目，並在考核領導更加看重的能力或態度方面作出提升和改進等。但很多時候，這種行為可能是毫無意義的，且嚴重背離組織（企業、學校、政府等各類機構）的發展目標，比如下屬分配大量精力去溜鬚拍馬，為考核領導處理很多工作以外的私人事務等。

無論是在政府還是企業中，馬屁精都大量存在，並招致一系列問題，比如科學決策的失效、職務腐敗的增多、組織運轉效率的降低、人力成本的浪費、同事關係的惡化等等。然而，逢迎行為本身很難覺察也不易禁止，那如何在組織的頂層設計中盡可能規避其負面影響呢？近期，筆者與合作者們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一項研究中便提供了相關思路【註】。

改善考核設計

我們的研究團隊與中國內地兩個省份開展合作，對近4000名剛入職的基層公務員的考核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通過對比兩種試點考核機制，量化了逢迎行為對基層公務員工作效率的影響。具體來說，我們利用中國內地獨特的「黨政雙領導」制度去識別逢迎行為並分析其影響。在這一制度下，每名基層公務員都有兩個分別來自黨委和行政機關的上級領導，且這兩位領導對下屬的績效評估對其職業晉升都有決定性作用。

第一種考核機制為「事前已知」型考核，即下屬從剛開始工作時，就知道誰是其工作績效考核的領導，而該考核領導是在下屬剛開始工作時被隨機選出。研究發現，在這一考核機制下，事前被確定為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相比另一名非考核領導在年終績效評估時對同一下屬的評價明顯更為正面。同時，下屬的確將更多時間和精力用於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所交派的工作，並傾向於認為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所交派的工作更為重要，且在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更為看重的能力和（或）態度方面進步更明顯。

第二種考核機制為「事後隨機」型：下屬開始工作時並不知道誰是其工作績效的考核領導，而考核領導是在年終績效評估時以隨機抽籤方式決定的。相對於第一種安排，事後抽籤引入了考核領導身份的不確定性。研究發現，在「事後隨機」組別中，兩名上級領導對同一下屬的評價沒有顯著區別。這說明下屬若不知道考核領導是誰，逢迎行為就會明顯減少。更重要的是，「事後隨機」組別的下屬會選擇更加努力工作，花更多時間和精力盡忠職守，進而在其一系列工作績效評估指標上都有更好的表現（包括兩名領導的評價、同事的評價、績效工資、加班程度等）。

扭轉逢迎歪風

該研究結果為各類組織和企業設計績效評價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主觀績效評價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都被廣泛使用。然而，當工作任務本身具有多維性和定義模糊的情況下，主觀評價往往難以對員工的努力和績效作出清晰客觀的衡量，並促使下屬專注於迎合考核者的個人喜好或私人利益。當下屬不確定誰是考核領導時，就會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對組織整體有利的有效率任務上。這種機制設計減少了下屬逢迎單一領導的偏好，顯著地提高下屬的工作績效，並彌補主觀評價機制的缺陷。

對於政府部門來說，在考核中引進隨機考核機制，還對提升政府工作文化和公務員職業道德產生深遠的正面影響。例如，上述研究還發現，在「事前已知」組別，基層公務員更有可能認為「處理上下級關係」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與之相比，在「事後隨機」考核機制下，基層公務員對政府的信念也發生了重要改變：他們會更可能認為在政府體制下，努力工作可以得到回報，並且相信政府系統是任人唯賢的。

此外，研究結果也意味着，中國獨特的「黨政雙領導」制，比起單一領導的情況，能夠在減輕逢迎行為上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全世界的各類組織也愈來愈多地採用雙重或多重領導方式，並將其制度化。例如，愈來愈多的私營企業現在將首席執行官（CEO）與首席運營官（COO）搭配管理業務，也有企業設置總裁辦公室，多人共同決策。在學術界，當大學決定是否要頒發「終身教授」頭銜給某教員時，也必須匿名諮詢外部學者，索取其推薦信作為考核的重要依據。隱秘的評估者就像投票的「匿名箱」，讓狡猾的阿諛者摸不清方向，也就無用「諛」之地。

鳴謝：港大經管學院ESG研究所所長助理何思睿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了幫助，特此鳴謝。

註：de Janvry, A., He, G., Sadoulet, E., Wang, S., & Zhang, Q. (2023).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Bureaucratic Work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3), 766-799.

何國俊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讓阿諛者無用「諛」之地

漢朝宗室大臣兼文學家劉向在《說苑．臣術》篇中將人臣分為十二種類型，六為正，六為邪，其中「諛」便是「六邪」之一。篇中將其描述為「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意指那些認為君主說的話都是好的、君主的行為都是對的，只會投其所好、阿諛奉承，助長君主的逸樂而不顧嚴重後果的馬屁精。

正視歷史積習

2023年張藝謀導演的新電影《滿江紅》中，再現了南宋著名佞臣秦檜的反面形象。歷史上，秦檜就精通「阿諛」之術。在金人入侵、山河破碎之際，秦檜靠曲意逢迎，從金人的階下囚扶搖而上成為金人的座上賓。對宋朝而言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確立後，秦檜為維護和議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為宋高宗御書《紹興石經．詩經》寫了題跋，吹捧宋高宗可比肩堯舜孔子。上梁不正下梁歪，秦檜作為當權宰相任人唯親，也吸引了一批諂媚的跟隨者。秦檜自建的「一德格天閣」竣工後，地方官員的賀信和賀禮自全國似雪片般飛來，奉承秦檜是可媲美商朝開國元勛伊尹和「華夏第一相」管仲的「賢相」以至「聖相」。諛臣秦檜的專政使朝廷烏煙瘴氣，給當朝百姓和真正為民為國的良臣帶來了許多苦果。

這種討好上級的做法，在經濟學裏稱之為「逢迎行為」（Influence Activities）。具體來說，逢迎行為是指在廣泛提及的直接行賄或輸送其他私人利益等方式之外，下屬為了提高自己在績效考核中的表現，將更多時間和精力用於影響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的主觀評價上。這種行為有時候是有價值的，比如下屬更積極主動地完成考核領導所安排的工作，或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考核領導所倡議或啟動的項目，並在考核領導更加看重的能力或態度方面作出提升和改進等。但很多時候，這種行為可能是毫無意義的，且嚴重背離組織（企業、學校、政府等各類機構）的發展目標，比如下屬分配大量精力去溜鬚拍馬，為考核領導處理很多工作以外的私人事務等。

無論是在政府還是企業中，馬屁精都大量存在，並招致一系列問題，比如科學決策的失效、職務腐敗的增多、組織運轉效率的降低、人力成本的浪費、同事關係的惡化等等。然而，逢迎行為本身很難覺察也不易禁止，那如何在組織的頂層設計中盡可能規避其負面影響呢？近期，筆者與合作者們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一項研究中便提供了相關思路【註】。

改善考核設計

我們的研究團隊與中國內地兩個省份開展合作，對近4000名剛入職的基層公務員的考核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通過對比兩種試點考核機制，量化了逢迎行為對基層公務員工作效率的影響。具體來說，我們利用中國內地獨特的「黨政雙領導」制度去識別逢迎行為並分析其影響。在這一制度下，每名基層公務員都有兩個分別來自黨委和行政機關的上級領導，且這兩位領導對下屬的績效評估對其職業晉升都有決定性作用。

第一種考核機制為「事前已知」型考核，即下屬從剛開始工作時，就知道誰是其工作績效考核的領導，而該考核領導是在下屬剛開始工作時被隨機選出。研究發現，在這一考核機制下，事前被確定為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相比另一名非考核領導在年終績效評估時對同一下屬的評價明顯更為正面。同時，下屬的確將更多時間和精力用於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所交派的工作，並傾向於認為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所交派的工作更為重要，且在負責考核的上級領導更為看重的能力和（或）態度方面進步更明顯。

第二種考核機制為「事後隨機」型：下屬開始工作時並不知道誰是其工作績效的考核領導，而考核領導是在年終績效評估時以隨機抽籤方式決定的。相對於第一種安排，事後抽籤引入了考核領導身份的不確定性。研究發現，在「事後隨機」組別中，兩名上級領導對同一下屬的評價沒有顯著區別。這說明下屬若不知道考核領導是誰，逢迎行為就會明顯減少。更重要的是，「事後隨機」組別的下屬會選擇更加努力工作，花更多時間和精力盡忠職守，進而在其一系列工作績效評估指標上都有更好的表現（包括兩名領導的評價、同事的評價、績效工資、加班程度等）。

扭轉逢迎歪風

該研究結果為各類組織和企業設計績效評價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主觀績效評價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都被廣泛使用。然而，當工作任務本身具有多維性和定義模糊的情況下，主觀評價往往難以對員工的努力和績效作出清晰客觀的衡量，並促使下屬專注於迎合考核者的個人喜好或私人利益。當下屬不確定誰是考核領導時，就會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對組織整體有利的有效率任務上。這種機制設計減少了下屬逢迎單一領導的偏好，顯著地提高下屬的工作績效，並彌補主觀評價機制的缺陷。

對於政府部門來說，在考核中引進隨機考核機制，還對提升政府工作文化和公務員職業道德產生深遠的正面影響。例如，上述研究還發現，在「事前已知」組別，基層公務員更有可能認為「處理上下級關係」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與之相比，在「事後隨機」考核機制下，基層公務員對政府的信念也發生了重要改變：他們會更可能認為在政府體制下，努力工作可以得到回報，並且相信政府系統是任人唯賢的。

此外，研究結果也意味着，中國獨特的「黨政雙領導」制，比起單一領導的情況，能夠在減輕逢迎行為上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全世界的各類組織也愈來愈多地採用雙重或多重領導方式，並將其制度化。例如，愈來愈多的私營企業現在將首席執行官（CEO）與首席運營官（COO）搭配管理業務，也有企業設置總裁辦公室，多人共同決策。在學術界，當大學決定是否要頒發「終身教授」頭銜給某教員時，也必須匿名諮詢外部學者，索取其推薦信作為考核的重要依據。隱秘的評估者就像投票的「匿名箱」，讓狡猾的阿諛者摸不清方向，也就無用「諛」之地。

鳴謝：港大經管學院ESG研究所所長助理何思睿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了幫助，特此鳴謝。

註：de Janvry, A., He, G., Sadoulet, E., Wang, S., & Zhang, Q. (2023).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Bureaucratic Work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3), 766-799.

何國俊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高才通未必通高才 香港幫方能幫香港

香港正鬧人才荒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根據大型求職網站JobsDB最新發布的《2023年招聘、薪酬及福利調查報告》，有68%受訪企業表示招聘困難，而60%僱主指出填補職位不易，因為「難以招聘合適人才」。特區政府也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坦言人才缺口不容忽視。

為了應對這一困境，特區政府從去年10月開始，陸續出台一系列搶人才措施，鼓勵人才流入從而填補本港的人才缺口。

其中最為矚目的是「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簡稱「高才通」計劃），目標是年薪高於250萬港元的高財階層和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的高才人士。近日，官員更提出要進一步降低計劃的門檻，積極延攬專業人才來港。凡此種種，雖然充分展示了特區政府求賢若渴的決心，但能否有效地解決人才荒，仍然有待商榷。

高才通計劃虛易實難

迄今為止，香港已經吸引了3.2萬名精英，馬上就超過去年《施政報告》所訂3.5萬人的目標，而且更多申請人不斷湧現。不過，在現有計劃之中，絕大多數申請人都來自內地，來港目的亦五花八門，並非全然與當局招攬人才的目標吻合。

根據媒體報道和社交平台消息，有內地人把「高才通」當作赴港的旅遊簽證，甚至有人藉此前來生育。據說，在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上，流傳諸多如何利用「高才通」的攻略。在與香港關係密切的內地城市，不乏有人把申請「高才通」獲批視作身份的象徵。筆者相信，這些「旁門左道」只是少數人所為，而眾多「高才通」獲批者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我來香港做什麼？

在北京從事法律顧問工作的陳先生，從申請「高才通」計劃到拿到香港身份證僅僅花了3個月時間。欣喜之餘，他卻坦率地告訴筆者，在香港很難找到適合他發展的機會。在上海一家高科技企業擔任高管的姜先生，獲批之後到來考察，認為香港的營商環境對內地人來說太陌生，表示近期不會來港發展。在廣州工作的一批高薪人士，集體申請了「高才通」，但除了南來吃過幾頓飯之外，不知有何作為。

這些內地的高財、高才一族，之所以樂意參與，很大程度是受本港「一國兩制」所吸引，期望特區能夠提供內地所缺乏的發展機會。可惜絕大部分人對香港能夠提供什麼商機並不清晰。換言之，「高才通」計劃雖然有助於增強香港在內地的影響力，但內地人才來而不居，居而不留，對本地經濟發展貢獻甚微。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應當為獲批精英提供細緻貼心的「售後服務」，認真了解他們的需求，並切實提供資源，從而綁定他們跟香港的聯繫。

專才流動有賴市場調節

在當局諸多搶人才的舉措當中，吸納特殊領域的專才最為緊迫，尤其是醫療領域。根據醫院管理局數據，過去1年醫生流失率約為8%，護士的流失率則超過10%。於是，香港撤除認可醫學資格的壁壘，向內地的頂尖醫學院拋出橄欖枝，以解決醫護人員不足的難題。特區政府近來準備放寬「高才通」計劃的門檻，也是意圖打破「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這個僵化條件的限制，而向本港短缺的專業人才傾斜。這是務實之舉，可圈可點。

然而，政府的主要動機在於填補就業市場流失的勞動力，從而保證整體經濟能夠像原來一樣運作。這種做法固然無可厚非，但缺乏前瞻性，最終只能起到拾遺補漏的作用。以筆者之見，吸引專才應當跟產業轉型相結合，亦即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必須互動。比如說，在重點發展醫療產業方面，若只精準地招攬少數特殊人才，而不開放醫療產業對外招商引資，這樣人才配套不起來，將會影響產業發展。相反，如果開放醫療產業，人才自會紛至沓來，促進產業的集群效應（clustering effect）。

在吸納專才上，特區政府應當把主動權交給企業，畢竟企業才是最後的買單人。政府應推的政策，一是為企業招攬人才大開綠燈，二是為企業打通招人渠道。對於前者，當局向來重視，也與「高才通」等措施一脈相承，毋庸多言。後者則是領導班子面對的一份新作業。誠然，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企業的人力資源部，但不可不察的是，內地對香港的總體經濟以及個體企業認知甚少，而本地企業對內地的人才市場也缺乏了解，所以需要特區政府搭橋牽線。最近，本港官員頻繁出訪內地城市，人才互補應當成為雙方合作的一大議題。

培育本地人才方是長遠之計

香港出現的人才荒不是短期問題，而是人口結構和勞動力市場造成的長期結果。特區人口從2019年的751萬下降到2022年的735萬，同期15至64歲的勞動人口減少約28萬人。在高質量勞動力方面，大學畢業生人數呈下滑趨勢，由2018年的1.7萬人跌至目前的1.5萬人。這樣一來，勞動力市場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不足。新冠疫情期間，由於大量勞動人口流出，而新投入職場的畢業生卻未能填補市場上的空缺，許多企業立馬陷入青黃不接的窘況。

因此，勞動力市場的人才流失問題必須尋找長遠解決方案。筆者以為，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不遺餘力地培育本土人才。與外來的人才不一樣，本地人才生於斯長於斯，不存在來而不居、居而不留的弊病，個人的發展天然地與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相融合。這也是筆者所言的「香港幫方能幫香港」；「香港幫」指的是願意扎根香港，與香港同進共退的愛港之人，而不是狹義的本土派。

在培養本地人才一環，特區政府大有可為。香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經濟轉向當前的資本密集和知識型經濟，港人也從多生轉向少生優育，逐漸在數量和質量之間選擇更注重品質和對下一代的精心培養，因而一度出現教育繁榮、人才濟濟的盛況。

但是隨着經濟結構日趨單一、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新一代向上流動的空間縮窄，加上近年優質生源和教育資源有所流失，中小學教育質量有所下降，以致高等教育的優良資源反而未能供港人高效使用。如何盡快扭轉這一局面，應是特區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梁心怡小姐
港大經管學院準博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華盛頓共識」的共識

世界貿易在二戰後迅速增長，貿易總額佔全球GDP的比例持續上升，至2008年達到高峰的61%。但這個比例隨後呈現下降趨勢，背後的原因眾多，包括人所共知的金融海嘯、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等。多年來的貿易增長，創造了龐大的經濟價值，造福了數以億計人口。貿易增長的放緩，自然影響到人類改善生活的步伐。

美國多年來一直是全球的經濟霸主及貿易大國，其貿易政策對世界貿易舉足輕重。與一般對美國的理解不同，美國在開國後多年均採取保護主義。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從美國利益出發，抗拒英國的自由貿易思潮，認為自由貿易只會使美國長期淪為農業生產國。他同時建議以關稅保護國內新興工業，並盡量生產和戰爭有關的物資，以保障國家安全。這些考量，與二戰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相同，但那時美國已晉升為發達經濟體，站在討論的另一方，批評發展中國家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了。

特朗普高舉保護主義

上世紀二十年代，西方各國因經濟不景而採用關稅及貨幣貶值來保護國內生產，惟同時亦因此互相掣肘，使經濟每況愈下，這是經濟大蕭條的一個原因。1934年，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改變思維，與其他國家洽商減少貿易壁壘，以及逐步開放各自的市場。至二戰結束時，自由貿易已成為發達國家的共識，而美國自然是自由貿易的主要推手。

1947年由23個國家簽署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是自由貿易的平台，隨後有更多國家或地區加入。GATT後來重組為今天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過去70多年，美國雖然有個別保護本國企業的政策，但大致上仍然按自由貿易的規範行事。不過，自2016年特朗普上任後，美國貿易政策便有大幅度的改變。

特朗普的重商主義思維，使他簡單地基於美國的貿易逆差，便認為美國簽署的貿易協議均不利於美國，容許外國產品奪去美國工人的工作崗位。他亦以此為競選總統的一個政綱，爭取製造業工人的支持。他上任後首天，便退出前任總統奧巴馬試圖讓美國「重返亞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並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發動貿易戰。貿易戰主要針對中國，也有對歐洲盟友開火。此外，他亦同時多次否定WTO的高層聘用，廢掉WTO仲裁貿易糾紛的功能。

特朗普的外貿政策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對中國大量商品徵收的25%關稅，沒有減少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價值，以及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反而推高了美國的消費物價。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大部分的關稅稅收，而美國的農業卻因為中國的反擊，需要美國政府進行補貼。

拜登上台後變本加厲

以特朗普的背景和性格，發動貿易戰、退出多邊協議、停擺WTO等，或許不足為奇。在他競選連任失敗後，大概很多人都期待接任的拜登會改變美國的貿易政策，回復到之前的多邊主義。然而，美國政府的反自由貿易情緒，並未有因為特朗普離任而消失。拜登不單沒有取締貿易戰等，還變本加厲，這與他任參議員時支持自由貿易的立場大相逕庭。他當時曾投票支持WTO的重組、贊成《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以及同意中國加入WTO之前給予中國永久的最惠國待遇等。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在多數人看好的情況下輸給特朗普。特朗普致勝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爭取到一些中西部搖擺州郡製造業工人的支持。

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主要是技術提升取替了勞動力，特朗普卻將矛頭指向外貿逆差，強調要廢除美國已簽訂的貿易協議。當時他還大力批評上述的TPP，使本來贊成TPP的希拉莉也改口轉為不支持，以減少票源流失。須知TPP雖然是外貿政策，但有濃厚的地緣政治考慮。希拉莉作為奧巴馬首屆政府的國務卿，很可能參與了TPP的制定。

2016年總統競選的教訓，使民主黨在貿易政策上要與共和黨看齊。拜登上任後，開始時以不變應萬變，沒有和中國展開貿易戰的第二階段談判，也沒有重新加入TPP，使得現時以日本為主及改名後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無甚作為。然而去年8月，拜登先後推出《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前者是要重振美國的晶片工業，後者則針對新能源特別是電動車行業，但兩者主要通過財政補貼、規定從產品含有國內生產成份、打壓及收買外國有關企業、對外國企業長臂管轄等，在在都與美國自二戰後領導及推廣的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等概念背道而馳。

全球貿易體系面目全非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主要工具是關稅，並單對單和另一個經濟體對壘；拜登的工具則多樣化，同時亦是明顯的工業政策，並喜歡聯群結黨。這樣演變下去，全球貿易體系將無復二戰後數十年促進人類經濟生活的面貌。

也許拜登政府知道美國的貿易政策已和GATT時代的自由貿易思維分道揚鑣、漸行漸遠，在眾目睽睽下需要給個說法。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今年4月底在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就國際經濟政策發表演講，內容集中在拜登政府為何要保護一些重要工業，以及放棄以自由貿易作為主要政策，這也許是拜登政府的一個交代。

概括而言，沙利文指出，二戰後的世界經濟秩序在最近數十年出現愈來愈多紕漏（”But the last few decades revealed cracks in those foundations”）【註】，包括美國工人跟不上全球經濟的發展、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下暴露出供應鏈的脆弱、俄烏戰爭揭示了經濟間過度依賴的風險等。基於這些原因，拜登政府要發展新的工業和創新政策。沙利文認為，這個轉變已經被美國國內及盟友廣泛接受，並稱之為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損人利己盟友難支持

「華盛頓共識」一詞出自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經濟學者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他在八十年代末期以此形容當時對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放鬆管制、降低政府開支等自由主義經濟的接受，特別是針對拉丁美洲經濟應該採取的政策而言。這些政策可以概括為兩方面，一是增加市場競爭，二是減少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拜登政府所做的，都和這些背道而馳。不明白沙利文為何要拉上「華盛頓共識」這一詞語。

此外，沙利文所說的究竟是多少人的共識，值得懷疑。單是在美國國內，共和黨大概有不少議員反對拜登政府的財政開支。在首府華盛頓特區，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組織大概也有不少經濟學者不認同拜登政府的工業政策和保護主義。

至於外國政府，相信認同的只是極少數。單看《通脹削減法案》中對電動車電池在美國生產的要求，已清楚看到美國的工業和貿易政策如何損人利己，即使歐洲的傳統盟友亦不容易接受，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更難有共識了。

這個新華盛頓共識，似乎反映出拜登政府對國際情況掌握不足，也有些過度自信，卻又力不從心。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明天訪華，中美之間又會達到多少共識？

註：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