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經舞台上的印度

最近幾年，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戲份愈來愈多，主要是作為美國阻遏中國發展的配角。2017年底，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重新啟動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Quad早在2007年由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起，是在亞太區針對中國的非正式戰略對話，屬軍事和戰略層面的合作，但因澳洲在翌年陸克文（Kevin Rudd）當總理後退出而終止。此外，拜登又在去年5月推出「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簡稱IPEF），屬經濟合作層面，企圖抵消中國在區內的經濟影響力。IPEF包括美國和印太地區共13個國家，涵蓋了貿易、供應鏈、基礎建設、清潔能源等好幾個方面，但因缺乏了如削減關稅等具體的政策內容而被批評為一個空洞的框架。

上月初，印度又作為主席國，召開了「2023年二十國集團新德里峰會」（G20），並藉此機會與美歐及中東一些國家簽署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Corridor，簡稱IMEEC）諒解備忘錄，表面目的是加強有關地區的建設和經濟融合，但明顯地項莊舞劍，意在針對「一帶一路」。IMEEC的具體內容仍在籌劃，有待日後揭曉。

外界看好經濟潛力

不過，上述種種，在過去兩周都給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同場加映所掩蓋了，他指控印度政府特工暗殺了一名在加拿大的錫克教社區領袖，頓時掀起了一場強烈的外交風波。

隨着印度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多了不少對印度經濟的正面評論和樂觀預期。如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經濟展望，印度是今年及隨後數年增長最快的全球經濟體（約6%）。高盛則在兩個月前預測印度會在2075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並接近當時第一的中國。而英國《金融時報》的著名經濟師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亦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的GDP會在2050年超過美國30%。

印度在1947年從英國獨立後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任總理至1964年，其後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港譯甘地夫人）又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後掌權了十多年。這數十年來，印度採取了相當封閉和干預的政策，以官僚手段管控經濟和限制國際貿易和投資，嚴重地拖慢了印度的發展。甘地夫人在1984年遇刺身亡後，由兒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繼任總理，後者實施了較之前相當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這時中國剛開始經濟改革不久，自然有論者把兩國的情況比較。當時以研究國際貿易知名及廣受學界尊敬的哥倫比亞大學印裔經濟學教授Jagdish Bhagwati對印度的改革甚為興奮，並抱有極大期望。他於1985年在《紐約時報》撰文分析，認為和當時的中國比較，印度更有可能是一個即將出現的經濟奇蹟。然而，事後的發展說明他對印度經濟過於樂觀了。

勞動參與率仍偏低

按世界銀行的數據，1984年中國的GDP 約為印度的兩倍，但當時中國的人口多於印度， 人均GDP只是印度的1.4倍。至去年，中國GDP已是印度的5倍，而由於兩國的人口相若，中國的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事實上，印度的經濟增長也相當可觀，從1984年至2022年這38年間，該國年均GDP實質增長率達到5.9%，已經很不錯，只是仍低於中國同期的9%。印度經濟能否在未來一二十年獨領風騷，成為經濟超級大國，自然有很多變數，這裏只提出一些議題來豐富我們的思考。

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密切關係，大概是不爭的事實。人力資源的數量受勞動參與率的影響，而質量則受到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影響。在教育方面，印度很多人受過相當優良和高程度的教育，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商界精英和知識分子中有不少是印度裔，包括26名「標普500指數」（S&P 500 Index）企業的行政總裁和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相對於印度的龐大人口，這些都是少數。若以成年人口的識字率（literacy rate）為一個簡單指標，印度在2018年是74%，低於2020年全球的87%和中國的97%。

印度的男性勞動參與率約70%多，稍高於發達國家及全球平均水平，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若。但印度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卻相當低。1990年的在職女性只佔當時15歲以上女性人口的28%，輕微上升至2000年的31%後，即徐徐下跌至去年的24%。相對而言，去年全球平均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7%、歐盟52%、日本54%、美國56%、中國61%。印度的數字只及全球平均的一半，算是相當低的。勞動參與率背後有諸多經濟社會因素，但無論原因為何，這麼低的勞動參與率，表示一些重要和大量的人力資源沒有被調動起來。

製造業佔GDP僅18%

這裏要指出一點，勞動參與率包括意圖在市場工作賺取收入的人士，作為成年人口的比例。不在這比例中的人，如在家照顧兒童或長者的，也有從事生產，只是產值沒有算在GDP中。但一般情況下，員工在一份正規職位的產值會高於留在家中所提供的服務價值。所以，適當地提高勞動參與率，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十多年前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其中一環就是要在人口嚴重老化的情況下，提高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印度男女合算的勞動參與率約51%，低於全球的62%和中國的67%。印度的人口雖然已超越中國，而且更為年輕，印度的年齡中位數是28.2，而中國則已經達到39，但印度的勞動參與率卻遠低於中國，因此勞動人口仍比中國少。反過來看，若印度能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即使只到全球平均水平，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然而，這個低勞動參與率的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十年，或許並不容易提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印度相對較小的製造業規模。

亞洲不少經濟體都經歷過發展製造業促使經濟起飛的過程，期間不少女性在工廠的生產線上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但比起東亞和東南亞，印度的製造業規模小很多。去年一些經濟體的製造業佔GDP比例，中國是28%、南韓26%、越南25%、孟加拉也有22%，而印度只有13%。數十年來，印度最高比例只有18%，因此也沒有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對那些沒有機會在學校多受教育的女性而言。

退出RCEP憂擴逆差

然而，印度的製造業為何佔GDP的比例不高？簡單地說，這和多年來輕視和限制外貿有關。雖然八十年代中後期政策有所改變，但歐美市場已被其他亞洲經濟體佔了先機，加上長期的保護主義，印度企業的競爭力難以和外國製造業匹敵，而這反過來又限制了現時印度市場的對外開放。最明顯的例子是，印度在經過多年談判後，最終退出了東盟和中日韓澳紐在3年前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RCEP是全球最大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對亞洲及全球經濟可以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印度的退出是考慮到RCEP會降低印度入口商品現有關稅的八九成及放寬服務業貿易和直接投資的限制，威脅到印度企業，亦會增加印度的外貿逆差，特別是和中國的逆差。

事實上，印度的考慮並不限於具有相當競爭力的中國產品。印度在作為上述IPEF成員的同時，並不參與其中的貿易部分，看來印度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的產品也有所顧忌，反映出本身製造業的弱勢。在這個情況下，美國又可以預期印太經濟框架起到什麼作用？

以印度的人口和面積，只要步履穩健，經濟自然達到一定的規模。但能否超越中美，甚至如一些人說，使二十一世紀成為印度的世紀，在目前來說，應該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際政經舞台上的印度

最近幾年，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戲份愈來愈多，主要是作為美國阻遏中國發展的配角。2017年底，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重新啟動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Quad早在2007年由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起，是在亞太區針對中國的非正式戰略對話，屬軍事和戰略層面的合作，但因澳洲在翌年陸克文（Kevin Rudd）當總理後退出而終止。此外，拜登又在去年5月推出「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簡稱IPEF），屬經濟合作層面，企圖抵消中國在區內的經濟影響力。IPEF包括美國和印太地區共13個國家，涵蓋了貿易、供應鏈、基礎建設、清潔能源等好幾個方面，但因缺乏了如削減關稅等具體的政策內容而被批評為一個空洞的框架。

上月初，印度又作為主席國，召開了「2023年二十國集團新德里峰會」（G20），並藉此機會與美歐及中東一些國家簽署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Corridor，簡稱IMEEC）諒解備忘錄，表面目的是加強有關地區的建設和經濟融合，但明顯地項莊舞劍，意在針對「一帶一路」。IMEEC的具體內容仍在籌劃，有待日後揭曉。

外界看好經濟潛力

不過，上述種種，在過去兩周都給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同場加映所掩蓋了，他指控印度政府特工暗殺了一名在加拿大的錫克教社區領袖，頓時掀起了一場強烈的外交風波。

隨着印度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多了不少對印度經濟的正面評論和樂觀預期。如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經濟展望，印度是今年及隨後數年增長最快的全球經濟體（約6%）。高盛則在兩個月前預測印度會在2075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並接近當時第一的中國。而英國《金融時報》的著名經濟師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亦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的GDP會在2050年超過美國30%。

印度在1947年從英國獨立後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任總理至1964年，其後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港譯甘地夫人）又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後掌權了十多年。這數十年來，印度採取了相當封閉和干預的政策，以官僚手段管控經濟和限制國際貿易和投資，嚴重地拖慢了印度的發展。甘地夫人在1984年遇刺身亡後，由兒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繼任總理，後者實施了較之前相當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這時中國剛開始經濟改革不久，自然有論者把兩國的情況比較。當時以研究國際貿易知名及廣受學界尊敬的哥倫比亞大學印裔經濟學教授Jagdish Bhagwati對印度的改革甚為興奮，並抱有極大期望。他於1985年在《紐約時報》撰文分析，認為和當時的中國比較，印度更有可能是一個即將出現的經濟奇蹟。然而，事後的發展說明他對印度經濟過於樂觀了。

勞動參與率仍偏低

按世界銀行的數據，1984年中國的GDP 約為印度的兩倍，但當時中國的人口多於印度， 人均GDP只是印度的1.4倍。至去年，中國GDP已是印度的5倍，而由於兩國的人口相若，中國的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事實上，印度的經濟增長也相當可觀，從1984年至2022年這38年間，該國年均GDP實質增長率達到5.9%，已經很不錯，只是仍低於中國同期的9%。印度經濟能否在未來一二十年獨領風騷，成為經濟超級大國，自然有很多變數，這裏只提出一些議題來豐富我們的思考。

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密切關係，大概是不爭的事實。人力資源的數量受勞動參與率的影響，而質量則受到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影響。在教育方面，印度很多人受過相當優良和高程度的教育，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商界精英和知識分子中有不少是印度裔，包括26名「標普500指數」（S&P 500 Index）企業的行政總裁和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相對於印度的龐大人口，這些都是少數。若以成年人口的識字率（literacy rate）為一個簡單指標，印度在2018年是74%，低於2020年全球的87%和中國的97%。

印度的男性勞動參與率約70%多，稍高於發達國家及全球平均水平，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若。但印度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卻相當低。1990年的在職女性只佔當時15歲以上女性人口的28%，輕微上升至2000年的31%後，即徐徐下跌至去年的24%。相對而言，去年全球平均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7%、歐盟52%、日本54%、美國56%、中國61%。印度的數字只及全球平均的一半，算是相當低的。勞動參與率背後有諸多經濟社會因素，但無論原因為何，這麼低的勞動參與率，表示一些重要和大量的人力資源沒有被調動起來。

製造業佔GDP僅18%

這裏要指出一點，勞動參與率包括意圖在市場工作賺取收入的人士，作為成年人口的比例。不在這比例中的人，如在家照顧兒童或長者的，也有從事生產，只是產值沒有算在GDP中。但一般情況下，員工在一份正規職位的產值會高於留在家中所提供的服務價值。所以，適當地提高勞動參與率，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十多年前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其中一環就是要在人口嚴重老化的情況下，提高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印度男女合算的勞動參與率約51%，低於全球的62%和中國的67%。印度的人口雖然已超越中國，而且更為年輕，印度的年齡中位數是28.2，而中國則已經達到39，但印度的勞動參與率卻遠低於中國，因此勞動人口仍比中國少。反過來看，若印度能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即使只到全球平均水平，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然而，這個低勞動參與率的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十年，或許並不容易提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印度相對較小的製造業規模。

亞洲不少經濟體都經歷過發展製造業促使經濟起飛的過程，期間不少女性在工廠的生產線上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但比起東亞和東南亞，印度的製造業規模小很多。去年一些經濟體的製造業佔GDP比例，中國是28%、南韓26%、越南25%、孟加拉也有22%，而印度只有13%。數十年來，印度最高比例只有18%，因此也沒有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對那些沒有機會在學校多受教育的女性而言。

退出RCEP憂擴逆差

然而，印度的製造業為何佔GDP的比例不高？簡單地說，這和多年來輕視和限制外貿有關。雖然八十年代中後期政策有所改變，但歐美市場已被其他亞洲經濟體佔了先機，加上長期的保護主義，印度企業的競爭力難以和外國製造業匹敵，而這反過來又限制了現時印度市場的對外開放。最明顯的例子是，印度在經過多年談判後，最終退出了東盟和中日韓澳紐在3年前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RCEP是全球最大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對亞洲及全球經濟可以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印度的退出是考慮到RCEP會降低印度入口商品現有關稅的八九成及放寬服務業貿易和直接投資的限制，威脅到印度企業，亦會增加印度的外貿逆差，特別是和中國的逆差。

事實上，印度的考慮並不限於具有相當競爭力的中國產品。印度在作為上述IPEF成員的同時，並不參與其中的貿易部分，看來印度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的產品也有所顧忌，反映出本身製造業的弱勢。在這個情況下，美國又可以預期印太經濟框架起到什麼作用？

以印度的人口和面積，只要步履穩健，經濟自然達到一定的規模。但能否超越中美，甚至如一些人說，使二十一世紀成為印度的世紀，在目前來說，應該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訪港客數據分析疫後旅遊業復甦進展

作為香港特區四大支柱產業之一，旅遊業是帶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的一大原動力。歷經2019年社會事件及2020年起新冠疫情肆虐，本地旅遊業備受重擊。隨着疫情放緩，社會活動復常，政府於今年2月啟動「你好，香港！」大型推廣活動，送出50萬張機票，在景點提供特別優惠，並進行全球宣傳活動，以吸引旅客訪港。

半年下來，到底旅遊業復甦情況如何？能返回2019年社會事件前的水平嗎？下文就4方面的訪港旅客數據加以分析。

過夜訪港旅客量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在專為旅遊專業人員而設的旅業網（PartnerNet）提供各類相關統計資料。【圖1】顯示2015年1月至2023年7月期間的每月過夜訪港旅客人次，【表1（A）】所示為不同時期的摘要統計數字。整體而言，平均每月過夜訪港旅客人次在2019年社會事件前為232萬；2019年社會事件之際跌至158萬；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新冠疫情時更大幅下滑至8萬；今年「你好，香港！」全球宣傳展開後，則已反彈至146萬，為2019年社會事件前的63%。

另外，從【表1（A）】按客源分析可見，疫後恢復較快的為來自中國內地、澳門、南亞及東南亞的過夜訪港旅客數字，相對於2019年社會事件前，其恢復率分別為70%、95%、67%。至於來自美洲的過夜訪港旅客人次的恢復率為46%；來自歐洲、非洲及中東的恢復率為38%；來自澳洲、紐西蘭及南太平洋的恢復率為34%；來自北亞的恢復率則僅為22%。

不過夜訪港旅客量

【圖2】所示為2015年1月至2023年7月的每月不過夜訪港旅客人次，【表1（B）】所示為不同時期的摘要統計數字。整體而言，平均每月不過夜訪港旅客人次在2019年社會事件前為276萬；2019年社會事件之際跌至216萬；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新冠疫情時更大幅下滑至8萬；今年「你好，香港！」推廣活動展開後，則已反彈至144萬，為2019年社會事件前的52%。

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

從【表1（B）】按客源統計可見，疫後恢復較快的為來自中國內地、澳門、美洲的不過夜訪港旅客數字，相對於2019年社會事件前，其恢復率分別為53%、124%、53%。至於來自南亞及東南亞的不過夜訪港旅客人次的恢復率為46%；來自歐洲、非洲及中東的恢復率為37%；來自澳洲、紐西蘭及南太平洋的恢復率為41%；來自北亞的恢復率則僅為23%。

要宏觀分析香港疫後旅遊業的復甦情況，除了訪港旅客人次外，還需檢視訪港旅客的消費額。旅發局在旅業網亦有提供過夜及不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統計資料。【表2（A）】列出不同時期的摘要統計數字。整體而言，疫情爆發前，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由2015年約7200元跌至2019年約5800元，跌勢明顯。

在「你好，香港！」推廣活動中，三家本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香港快運及香港航空）由本年3月1日起，為期半年分階段向全球多個市場送出合共50萬張機票，加上大小商戶提供超過100萬份旅客消費優惠券，影響所及，來自各大市場的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反彈至約8200元，普遍高於2015年水平。不過，來自中國內地的過夜旅客人均消費卻是重要的例外情況：雖然亦從2019年約6000元反彈至2023年上半年約7600元，但仍低於2015年約7900元的水平。

不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

從【表2（B）】可見不同時期不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的摘要統計數字。整體而言，此數字由2015年約2400元下跌至2019年約2000元，跌勢明顯。縱使在2023年上半年特區政府推出「你好，香港！」贈送機票及消費優惠券，不過夜訪港旅客人均消費仍進一步減至約1300元。此現象的主因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不過夜旅客消費銳減，從2015年約2700元下跌至2019年約2200元，更在2023年上半年跌至約1300元。

疫後旅遊業復甦情況

上述各項分析顯示，「你好，香港！」大型推廣活動有助刺激新冠疫情後整體訪港旅客量反彈，其中來自中國內地和澳門的旅客回升幅度尤為顯著。然而，來自長途市場（尤其歐洲、非洲及中東；澳洲、紐西蘭及南太平洋）及北亞的旅客量恢復則較緩慢。至於在訪港旅客量佔比最大的中國內地旅客，其人均消費卻並未因為「你好，香港！」而恢復至2019年社會事件前的水平，不過夜旅客人均消費更呈下跌趨勢，以致本港旅遊業及經濟復甦進度受阻。

有鑑於此，在出臺「你好，香港！」此類宏觀策略後的下一階段，政府不妨考慮針對個別市場的消費模式，實施微觀策略，以個性化的宣傳及營銷結合特區的特色和強項，重塑本港旅遊形象，刺激旅客來港意欲，讓香港旅遊業維持國際競爭力，並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圖1】2015年1月–2023年7月過夜訪港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圖2】2015年1月–2023年7月不過夜訪港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表1】2015年–2023年特定時期各大主要市場訪港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表2】2015年–2023年特定時期各大主要市場旅客人均消費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何志培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重振港股氣氛與交投之道

新冠疫情雖過，但本港經濟復甦不似預期；基於高息環境、宏觀經濟不穩定等因素，恒生指數久未重上兩萬點，港股投資氣氛與成交量持續低迷。隨着特區政府在2021年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宣布當天港股應聲下跌近3%。股票印花稅無疑可在避免增加基層市民負擔的情況下增加庫房收入，然而多年來金融業界不乏要求政府降低股票印花稅的聲音，以便向國際看齊。

優勢此消彼長

股票交易收費項目繁多，其中股票印花稅率為每宗交易金額的0.13%，部分投資者因而會另選稅率較低的海外股票市場。若股票印花稅率高至扼殺收益，導致市場成交量下跌，政府的稅收反而因加得減。

環顧全球，美國早已取消交易印花稅。日本在1999年取消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據轉讓稅（包括印花稅）和交易稅；一年後，新加坡亦已取消股票印花稅。香港股票印花稅稅率之高，在全球主要交易所中僅次於英國，而後者只向買方收取0.5%股票印花稅，新股及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一律豁免。中國內地則僅向賣方收取0.05%股票印花稅，買方可免。

在香港買賣藍籌股的成本比美國高出約280倍，交易印花稅正是高成本的主因，佔總費用超過90%。交易成本嚴重偏高，大大削弱港股的吸引力。2022年，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把印花稅由0.1%上調至0.15%，交投量隨之減少，但今年7月回調至0.1%後，股市隨即反彈。調低印花稅稅率有助於經濟復甦及金融業持續發展 ，這是全球大趨勢。

按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公布2023年上半年統計數據，聯合交易所平均每日成交額約1155億元，按年下跌16.5%，證券業的復甦情況未如理想。自2021年提高股票印花稅稅率後，交投量一直下降乃鐵一般的事實。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統計，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即加稅後第二個年度），日均成交金額比加稅前一年跌逾31%。印花稅影響短線大額資金買賣，大型基金定必先計算各項成本，才進行高頻率或短線的大額交易。現時美股一隻股票的成交量已較香港股市一天的交投量多出兩三倍。調低或撤銷這項稅收，至少對大型基金、短炒散戶等都有一定吸引力。

激活投資風氣

要為股市製造良性循環，在吸引更多公司來港上市的同時，亦應讓更多市民參與投資。筆者建議降低投資者入場門檻，改善港股交易單位問題。金融界已有把港股買賣由「一手」降至「每股」的倡議，既為入場拆牆鬆綁，亦可增強交易彈性，讓年輕人參與投資。例如港交所（00388）每手為100股，若把買賣單位由一手降至每股，則可大大擴展投資空間。

另外，亦不妨增加南北水大宗交易的快捷渠道，推廣「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或整合中小型股票及低成交股票，建立蓬勃的小型股市生態，以吸引機構及散戶投資者。港股市場能否持續為中小企業集資，繫於能否推行所需改革，為優質企業建立初級市場板塊，從而支持中小型股票在創業板以至主板市場的流動性。

深化中外聯通

至於內地證券市場，正逐步開放與世界市場銜接，讓境外投資機構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即QFII）和互聯互通機制得以進入，內地市場推行符合國際慣例的印花稅稅率也就順理成章。回顧2008年9月開始，內地由雙邊徵收改為單邊徵收交易印花稅，稅率保持0.1%，單由賣方繳納，買方免稅。國家財政部更於上月公告，為活躍內地資本市場及提振投資者信心，從本年8月28日起把股票交易印花稅減半，即由0.1%下調至0.05%，這是內地股市自2008年首次降低印花稅稅率。

追本溯源，A股過往的大多數牛市都與調低印花稅稅率有關。自2008年9月A股改為單向徵收後，基於利好消息，上證綜合指數在不到一年內最高見3478點，較公布日開市價2067點大漲68.2%；同日成交額接近212億元人民幣，較公布日的58.4億元人民幣大漲約2.6倍，足見減印花稅稅率的短期效用。

敲定全面對策

觀乎政府的具體對策，金融監管機構和港交所一直推動市場的發展和創新，包括容許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新經濟企業和未有收入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便利內地與國際公司來港作第二上市和雙重上市；擴大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等。本年3月，港交所推行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擴闊發行人上市渠道。

與此同時，股票印花稅對市場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皆因每年為特區庫房帶來數以億元收入，政府務須周詳研究對此項稅率加以調整。根據以往經驗，下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往往未必能夠即時刺激交易額，例如1998年至2001年期間，本港曾3次降低有關稅率，但日均成交額卻由1997年約143億元跌至2002年的60億元。另一方面，基於2022至2023年度股票交易印花稅實際收入作出估算，調低稅率至0.1%或0%，將令政府分別減少約123億元或531億元的財政收入，損失額分別佔該年度整體收入約2%或9%。

下調印花稅稅率的確可發揮促進股市的短期效應。從學術角度而言，理應進行對照分析，以便清楚了解印花稅措施對成交量產生的影響。筆者因此建議，當局可考慮豁免徵收股票印花稅一年，相信短期內有助於刺激市場交投量。

特區政府若不從調低印花稅稅率方面着手，亦可考慮改為單向徵稅。

參考內地做法，在投資者沽出股票時，才徵收賣方印花稅，間接鼓勵投資者長期持貨，減低市場波動，令股市長遠發展受惠。筆者冀望特區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聽取市場的務實建議。畢竟金融服務為本地經濟四大支柱行業之一，地位舉足輕重，若有更多便利股市的政策陸續出台，定能帶動市場成交量提升，促進投資氣氛好轉。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重振港股氣氛與交投之道

新冠疫情雖過，但本港經濟復甦不似預期；基於高息環境、宏觀經濟不穩定等因素，恒生指數久未重上兩萬點，港股投資氣氛與成交量持續低迷。隨着特區政府在2021年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宣布當天港股應聲下跌近3%。股票印花稅無疑可在避免增加基層市民負擔的情況下增加庫房收入，然而多年來金融業界不乏要求政府降低股票印花稅的聲音，以便向國際看齊。

優勢此消彼長

股票交易收費項目繁多，其中股票印花稅率為每宗交易金額的0.13%，部分投資者因而會另選稅率較低的海外股票市場。若股票印花稅率高至扼殺收益，導致市場成交量下跌，政府的稅收反而因加得減。

環顧全球，美國早已取消交易印花稅。日本在1999年取消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據轉讓稅（包括印花稅）和交易稅；一年後，新加坡亦已取消股票印花稅。香港股票印花稅稅率之高，在全球主要交易所中僅次於英國，而後者只向買方收取0.5%股票印花稅，新股及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一律豁免。中國內地則僅向賣方收取0.05%股票印花稅，買方可免。

在香港買賣藍籌股的成本比美國高出約280倍，交易印花稅正是高成本的主因，佔總費用超過90%。交易成本嚴重偏高，大大削弱港股的吸引力。2022年，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把印花稅由0.1%上調至0.15%，交投量隨之減少，但今年7月回調至0.1%後，股市隨即反彈。調低印花稅稅率有助於經濟復甦及金融業持續發展 ，這是全球大趨勢。

按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公布2023年上半年統計數據，聯合交易所平均每日成交額約1155億元，按年下跌16.5%，證券業的復甦情況未如理想。自2021年提高股票印花稅稅率後，交投量一直下降乃鐵一般的事實。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統計，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即加稅後第二個年度），日均成交金額比加稅前一年跌逾31%。印花稅影響短線大額資金買賣，大型基金定必先計算各項成本，才進行高頻率或短線的大額交易。現時美股一隻股票的成交量已較香港股市一天的交投量多出兩三倍。調低或撤銷這項稅收，至少對大型基金、短炒散戶等都有一定吸引力。

激活投資風氣

要為股市製造良性循環，在吸引更多公司來港上市的同時，亦應讓更多市民參與投資。筆者建議降低投資者入場門檻，改善港股交易單位問題。金融界已有把港股買賣由「一手」降至「每股」的倡議，既為入場拆牆鬆綁，亦可增強交易彈性，讓年輕人參與投資。例如港交所（00388）每手為100股，若把買賣單位由一手降至每股，則可大大擴展投資空間。

另外，亦不妨增加南北水大宗交易的快捷渠道，推廣「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或整合中小型股票及低成交股票，建立蓬勃的小型股市生態，以吸引機構及散戶投資者。港股市場能否持續為中小企業集資，繫於能否推行所需改革，為優質企業建立初級市場板塊，從而支持中小型股票在創業板以至主板市場的流動性。

深化中外聯通

至於內地證券市場，正逐步開放與世界市場銜接，讓境外投資機構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即QFII）和互聯互通機制得以進入，內地市場推行符合國際慣例的印花稅稅率也就順理成章。回顧2008年9月開始，內地由雙邊徵收改為單邊徵收交易印花稅，稅率保持0.1%，單由賣方繳納，買方免稅。國家財政部更於上月公告，為活躍內地資本市場及提振投資者信心，從本年8月28日起把股票交易印花稅減半，即由0.1%下調至0.05%，這是內地股市自2008年首次降低印花稅稅率。

追本溯源，A股過往的大多數牛市都與調低印花稅稅率有關。自2008年9月A股改為單向徵收後，基於利好消息，上證綜合指數在不到一年內最高見3478點，較公布日開市價2067點大漲68.2%；同日成交額接近212億元人民幣，較公布日的58.4億元人民幣大漲約2.6倍，足見減印花稅稅率的短期效用。

敲定全面對策

觀乎政府的具體對策，金融監管機構和港交所一直推動市場的發展和創新，包括容許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新經濟企業和未有收入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便利內地與國際公司來港作第二上市和雙重上市；擴大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等。本年3月，港交所推行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擴闊發行人上市渠道。

與此同時，股票印花稅對市場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皆因每年為特區庫房帶來數以億元收入，政府務須周詳研究對此項稅率加以調整。根據以往經驗，下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往往未必能夠即時刺激交易額，例如1998年至2001年期間，本港曾3次降低有關稅率，但日均成交額卻由1997年約143億元跌至2002年的60億元。另一方面，基於2022至2023年度股票交易印花稅實際收入作出估算，調低稅率至0.1%或0%，將令政府分別減少約123億元或531億元的財政收入，損失額分別佔該年度整體收入約2%或9%。

下調印花稅稅率的確可發揮促進股市的短期效應。從學術角度而言，理應進行對照分析，以便清楚了解印花稅措施對成交量產生的影響。筆者因此建議，當局可考慮豁免徵收股票印花稅一年，相信短期內有助於刺激市場交投量。

特區政府若不從調低印花稅稅率方面着手，亦可考慮改為單向徵稅。

參考內地做法，在投資者沽出股票時，才徵收賣方印花稅，間接鼓勵投資者長期持貨，減低市場波動，令股市長遠發展受惠。筆者冀望特區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聽取市場的務實建議。畢竟金融服務為本地經濟四大支柱行業之一，地位舉足輕重，若有更多便利股市的政策陸續出台，定能帶動市場成交量提升，促進投資氣氛好轉。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理論未必灰色 生命之樹長青

前不久香港發生一宗命案，其駭人聽聞程度不下於任何經典驚慄片。才華滿溢、資金豐厚的電影製作人，不論如何絞盡腦汁，其創作不見得一定比真實世界奇異精采，很多時反而是從現實世界中找尋獨特的元素，經整理鋪陳後呈現於觀眾眼前。觀眾覺得可觀，往往因為不曾經歷的新鮮感而已，其實現實世界才是電影精采情節的泉源。

經濟學家提出各種經濟理論，其貢獻在相當程度上也源於自身的實際經驗，或事後對實際經驗的總結。本文將分享一些現實生活的例子，以及經濟學家所作的檢視。

銷售價格保證

不守承諾這種情況，除了關乎個人，也會在公司、組織中出現。舉例說，一間百貨公司的新產品售出一部分之後，就有動機透過降價以招徠新顧客。但若舊客戶早知道該公司隨後有降價行動，當時就可能不會購買，而會等待日後降價的好時機。

鑑於公司不守信譽，反而會影響當前銷路，有些公司於是會提供銷售價格保證，擔保顧客所購產品在一段期間（例如90天）之內不會降價，否則消費者憑單據可獲相當於價格差額的賠償。消費者既然不會因早買而損失，也就不必延遲消費。

基於銷售價格保證的約束，公司一旦違約，就要向買家賠償，減價動機自然大減。如此一來，既有售價保證，也能發揮加強公司信譽的作用。價格保證並非只是向消費者提供的優待，同時也有助於監察公司，避免作出短視行為。此舉也許應驗了這個說法：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又以「一致競爭條款」（meeting-competition clauses）為例。假設市場上有兩家銷售類似產品的寡頭百貨公司，為方便討論，價格只有高低之分。【表1】顯示兩家公司在不同價格組合之下的利潤。若雙方定價相同，即可平分市場；若一家高價，另一家低價，消費者就會流向低價的公司。

從總體利益來看，甲、乙公司都收高價當然最好（總利潤為20；各得10），但是基於自利目的，不管對方怎樣做，每間公司都有動機選擇低價，因此在一次博弈中，雙方都會選擇「低價，低價」這個組合。然而這結果顯然不如理想，因為總利潤和每間公司的利潤（分別為10，5）均低於「高價，高價」的價格組合。甲乙面對的處境，就是經典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

我們可以把「高價，高價」稱為合作雙贏的結果，而「低價，低價」則為不合作雙輸的結果。在不能簽署合作協議（在很多地方這是違法行為）的情況下，這兩家公司該如何才能實現合作雙贏？

類似上述銷售價格保證的做法，甲、乙公司可以利用一致競爭條款，巧妙地通過消費者的參與，達到合作雙贏的目的！

若一家公司在銷售中採取這種條款，即表示承諾一旦顧客發現另一家公司的產品價格較低，就會把價格相應調低至同一水平。這種貌似保障消費者的條文，其實降低了這兩家公司降價競爭的動機，原因何在？

若甲公司已經採用一致競爭條款（並採納了高價），乙公司就沒有動機選擇低價了。因為選擇高價就是合作雙贏，若選低價，對方自動會給顧客降價，相當於對方從高價自動變成低價，形成「低價，低價」的雙輸局面。【表2】顯示兩家公司在採用一致競爭條款所得的利潤。

以上兩個例子都屬博弈論經典例子；無獨有偶，銷售價格保證和一致競爭條款也都遠在博弈論普及之前就已使用！

次價招標

拍賣和投標理論是博弈論中的一大用途。拍賣的方法很多，最常見的是首價招標（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投標者先把出價寫下來遞交，成交價是勝出買家所寫的價錢。

這種投標過程相當簡單，但有一個難處，就是該如何出價，叫人頗費思量。舉例說，對於某件拍賣品，若你的最高願付價錢（maximum willingness to pay）是100萬元，並如實填寫，中標後你雖然取得拍品，但要付出100萬元，一加一減，等於白忙了一趟，和沒有參與過一樣！正因如此，出價應低於100萬元，但低至哪個水平，則取決於投標人數和其他相關因素。

1961年，經濟學家維克里（William Vickery）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提出一種新穎的招標方法。與上述首價招標一樣，價高者得，唯一不同的是，勝出買家所付的是次高入標價，而非他自己的出價；此稱為次價招標（second-price sealed-bid auction）。

維克里還證明了這方法有非常明顯的優點：投標者只須如實按自己心目中的價格「如實呈報」（truth telling）就可以，而毋須像在首價招標中，利用降低自己出價的策略而得益；背後的道理大致如下。若你如實出價（以M代表），中標後所付價錢是次高入標價（以X代表），你的盈利就是M – X ＞0。若你降低出價，則可能投不到拍品；要是降價後投得拍品，你仍然是付出X，盈利依然為M -X。換言之，降低出價並不能增加中標後的盈利，反之可能降低勝出的機會。由此可見，降低出價並不是有利可圖的做法，「如實呈報」才是最佳策略。

次價招標雖然看來有點奇怪，其實優點極大。維克里亦因這篇文章而名聞天下，後來還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初次聽聞次價招標的讀者，一定會佩服發明人的超凡想像力。然而真實世界往往比思想家更富想像力！事實上，這種招標方式在商界已經沿用多年，例如在1893年，就已應用於集郵界。

據說在1797年，德國思想家歌德通過次價招標成功賣出一份手稿。傑出的思想家為我們帶來了具創意的發明，然而現實世界可謂更多姿多采。許多時候思想家的發明，不過是對現實世界經驗的總結而已。歌德有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筆者不妨在這裏稍加修改：「理論未必一定灰色，生命之樹則確實常青」！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阿根廷經濟與美元化

兩周前，萬眾矚目的第15次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並沒有如一些人預期般推出共同貨幣方案，但同意在23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的國家中，邀請6個在明年初成為新成員，分別是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然而，阿根廷的加入卻存在相當大的變數。

阿根廷現正在總統大選期間，在8月13日的初選中，之前沒什麼名氣的米萊伊（Javier Milei）出人意表地以最高的逾30%得票領先。米萊伊的政治立場屬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簡單來說，就是比自由主義者（liberalism）更不接受政府在經濟的功能和角色。初選獲第二的候選人，立場也是右傾的。8月24日，就在金磚峰會宣布新成員名單當天，這兩位候選人均表示，若然當選，便不會讓阿根廷加入金磚組織。

外儲近耗盡陷貨幣危機

由於米萊伊的立場和言論較為偏激，又在初選領先，他的競選綱領自然受到很多關注。在貿易方面，他提出與美國和以色列緊密合作，凍結與中國的貿易、及退出與巴西、烏拉圭和巴拉圭組成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或許考慮到需要商界的支持，他後來一改口風，說企業要和哪些國家做生意，是它們的自由，畢竟是市場行為。其他方面，他提出減稅、削減公共開支、國企私有化等典型的自由意志主義的政策，而更為矚目的，是廢除阿根廷央行及進行美元化，即以美元為貨幣取代阿根廷披索。這麼大的動作，仍然得到相當多的支持，大概反映出阿根廷的經濟已到了非常困難的境況，選民都不那麼抗拒比較極端的政策。

阿根廷是十九世紀末近代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指1870至1914年）的受惠國。隨着貿易、資金和來自歐洲移民的大幅增加，以及儲存和航運技術的進步，阿根廷大量出口畜牧業和農業產品到歐洲，成為上世紀初全球高收入經濟體之一，經濟總量媲美德國和法國，人均GDP亦與加拿大看齊。然而，在隨後的一個世紀，阿根廷經濟拾級而下由盛轉衰，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貨幣屢次貶值、通脹反覆高企、對外債務多次違約等等。這期間，阿根廷經歷了多次政權更迭，包括有濃厚民粹主義傾向的貝隆兩次上台，和數次軍隊政變軍人執政，導致經濟政策的大幅度反覆。至2022年，阿根廷的GDP只及法國的23%，人均GDP只有加拿大的25%。而目前經濟的燃眉之急，是通貨膨脹已超過110%，政策利率也接近95厘，外匯儲備差不多消耗殆盡。換句話說，阿根廷正面對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因而有美元化的建議。

美元化是最極端的固定匯率。阿根廷若以美元替代了披索，在阿根廷流通的美元與在美國流通的美元兌換，永遠是一比一。既是同樣的貨幣，也就處於同樣的貨幣環境之中，阿根廷的通脹和利率，會趨向美國的水平。雖然美國的通脹在過去一年多有所上升，但仍遠低於阿根廷。以低通脹國家的貨幣取代本幣，是有效減低通脹的政策。同在拉丁美洲的厄瓜多爾和薩爾瓦多，分別在2000和2001年美元化，都是成功的例子。

披索掛美元11年終失敗

事實上，阿根廷也曾做過有關嘗試，只是沒有美元化那麼極端。1991至2002年期間，阿根廷也是因為遏抑通脹和制約過度膨脹的政策，引入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將披索與美元按1比1的匯率掛鈎。只要市場對這個匯率有信心，1披索就差不多等於1美元，因此貨幣發行局制度同樣是借助聯儲局來處理阿根廷的貨幣政策。香港的聯繫匯率也是類似的安排，不過香港有關制度的出發點有別於阿根廷，並非要遏抑通脹，同時香港的外匯資產儲備多於港元基礎貨幣，而當時阿根廷央行的外匯資產則少於發行的基礎貨幣，嚴格來說並不符合貨幣發行局的要求。

阿根廷的貨幣發行局開始時運作不錯，但在有關安排下，政府和央行的政策受到很多掣肘，而這正是有關機制的原意，自己做得不好就通過制度來約束。這在開始時還可以，但受到來自政治和社會的壓力影響，加上行使權力的意願，令阿根廷慢慢擺脫有關的約束，如央行購買政府債券，及扮演最後貸款角色等，都違背了貨幣發行局的安排。

2000年，美元匯價轉強，帶動披索升值，阿根廷的出口缺乏競爭力，經濟走向衰退，至2001年阿根廷採取雙匯率制度，降低出口所用的匯價，明顯地違反貨幣發行局的原則，同時又凍結存戶的銀行存款以控制資金流通等。但這些措施都無補於事，阿根廷遂將披索浮動，結束了11年的貨幣發行局。

繳付鑄幣稅成本甚高昂

這次經驗帶來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人認為它說明了通過固定匯率來約制本地的貨幣政策是行不通的，他山之石，未可攻玉，特別是雙方的經濟狀況有很大差異的時候就更為明顯；但也有人認為它說明了貨幣發行局的制約還不夠強，有關部門仍有一定的決策空間，要達至理想效果，須堵塞這些空間，也就是美元化，乾脆取消自己的貨幣，甚中央銀行。

阿根廷或其他經濟體要不要美元化，除了看能否達到如遏抑通脹等目的之外，還要看美元化的成本和一些後果。美元化需要有相當數量的美元在阿根廷經濟體內流通。這些美元從何而來？聯儲局當然不會為此多印鈔票發給阿根廷政府，阿根廷要有美元，一是通過出口賺回來，但這樣獲得的美元，不可以用來進口商品，不然就沒有美元在阿根廷境內流通了。換句話說，阿根廷要用自己的產品，換來沒有什麼內在價值的美鈔來流通，而美國則可以用約20分錢的印刷費，印出一張100元面值的美鈔，購買100元價值的阿根廷商品。這就是所謂鑄幣稅，由美國袋袋平安。

然而，即使這樣，阿根廷有沒有能力出口商品，獲取足夠經濟運作所需的美元貨幣，是一大疑問。有論者認為這不是問題，因為阿根廷人民對披索早已缺乏信心，並儲蓄了一定數量的美元，一旦美元化後，這些收藏起來的美元便會重見天日。按聯儲局的數據，美元鈔票有超過一半在美國境外流通，而100元面值的更有70%在海外，相信其中相當部分在拉丁美洲，惟在阿根廷的份額多少，不得而知。

此外，阿根廷民間或有一定的美元儲蓄，但官方的外匯儲備早已接近清零，因而需要對外債務違約。再者，從動態的角度看，阿根廷經濟要維持適當增長，需要按時增加它的美元貨幣量。過往阿根廷的外貿，並非常有順差，因此美元貨幣供應的增長不見得很順暢。若不能通過出口順差來獲取美元，另一個辦法是在國際市場借入。但以目前阿根廷C等的信用評級，即使有貸款方，利息也會相當驚人。換句話說，無論是繳付鑄幣稅或利息，阿根廷要美元化的成本相當可觀。

經濟倘背馳反有害無益

美元化並非是能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甚至可以是妨礙經濟調節的絆腳石。例如貿易條件長期惡化，或許需要適當地調節匯率，但美元化後便沒有這個政策選擇，只能「從一而終」。更大的問題是，若阿根廷和美國的經濟周期背道而馳，美國實施的貨幣政策對阿根廷來說反而有害無益。這時另一個問題便會浮現，就是美元化並不容易逆轉。從積弱多年的披索轉為美元，市場會較容易接受，但若情況不理想又或碰到什麼特別情況需要從流通美元轉回流通披索，過程將會相當困難，除非屆時美元的情況比已經擱置一段時間後的披索更為不濟。

阿根廷下一輪的選舉投票會在10月22日舉行。在當前去美元化的氛圍下，投票結果對阿根廷及全球政治經濟都有一定的影響，值得關注。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參考文獻】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20）, “The Green Swan: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20）, “Green Swan 2 – Climate change and Covid-19: Reflections on Efficiency Versus Resilience”.

Baldinger, M. （2020）, “The parallels between Covid-19 and Climate Change”, UBS Report.

Batten, S. （2018）,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acro-economy: a Critical Review”, Working Paper No.706, Bank of England.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平台經濟：各地經濟轉型的重要一環

今時今日，我們的每一項經濟行為幾乎都離不開平台。無論是買菜、看戲、預約看醫生或是找工作，各式各樣的平台都可以將訊息匯聚於一處，數秒之內就可以幫我們匹配到最合適的訊息。筆者近日從深圳出差回港，發現當地各平台企業為生活帶來之方便，已是市民生活上不能欠缺的一環。

從勞工角度看，平台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平台企業創造了各種靈活的工作方式，包括常見的社交平台內容創作者、Uber司機、外賣送遞員等等。此類常被稱為「零工」（gig work）的工種，一方面令人感嘆技術為就業帶來方便，但另一方面也常令人擔憂一個大企業壟斷市場，欺壓平台從業員的可能性。

本文旨在討論平台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及對勞工市場的正負面影響，同時初步探討平台企業的社會責任，及監管機構可扮演的角色。

平台經濟的例子

平台企業旨在連接各類市場參與者來促進產品、服務和訊息的交流和分配。在短短十幾年間，平台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到2023年為止，全球市值最高的10間公司中有5間是平台公司。全球最大的100間平台公司的市值在2021年已經超過了15萬億美元。以平台為主的數字經濟產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40%以及美國經濟的10%。

平台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如國內的滴滴出行及美國的Airbnb一類的平台讓用戶短暫分享線下實體資源及服務；而YouTube和Upwork則方便創作者和自由職業者展示自己並找到合適的合作對象；另外當然還有Amazon和淘寶等大型電商平台。雖然功能和結構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平台利用了科技，如雲計算、機器學習和物聯網技術等，把訊息收集和分析所需的成本和時間大幅減少。在平台出現之前，處理訊息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資源，一般只有少數權貴才能得到這些訊息。平台促進資訊及資源共享，無疑讓普羅大眾透過科技獲益。

由於有大量應用科技，平台所需要的人力較一般行業少。例如在市值相近的情況下，沃爾瑪有超過200萬名全職員工，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只有不到十萬人。中國的幾間大銀行平均的員工數目達到騰訊等平台公司的3倍到4倍，但市值上反而不如平台企業。

平台企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雖然平台與其他公司相比直接聘用的員工較少，但因應近年的快速擴張和行內愈趨激烈的競爭，平台企業也大量招聘高收入專業人員。在去年的科技企業裁員潮開始之前，很多平台企業已有連續十多年員工數量每年增加20%至30%。在最高峰的時候，谷歌曾經一年新增66%的員工，阿里巴巴更一年內把員工數量翻倍。

由於有機器處理大量的重複性工作和基礎技術工作，平台公司的員工一般集中在管理角色或專業人才，且多數都享有很高的薪資。至於不得不由人工完成的技術工作，平台公司多數選擇聘用臨時工或者外包公司來完成。

多數公司不願意公開臨時工的數據，所以外界對大公司臨時工的訊息了解非常有限。2019年《紐約時報》曾經報道谷歌內部有超過12萬名臨時工和合同工，甚至多過谷歌當時的正式員工數量。中國也常有報道指出大型平台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有大量的臨時工以「合同工」或「實習生」的名義為工作，一般處理一些必須完成但相對簡單而重複性高的技術任務。

除了傳統的工種，平台經濟也製造大量具靈活性與自由度高的工種，令很多無法適應傳統全職工作的人士有機會進入勞動市場，獲得收入的同時，亦可實現自我價值，包括學生，殘疾人士或需要照顧嬰幼兒的新手父母等。

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歷年報稅表格，發現美國零工人口在2014年開始快速攀升。2013年只有不到0.1%的勞動人口從平台得到收入，3年後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1%。

由於零工工作較傳統工作更靈活，也更快帶來收入，疫情期間每年有超過兩百萬美國人嘗試進入零工經濟。直到2021年，有超過500萬美國人每年從平台收到至少600美元的收入。

中國國家統計局近年來也開始統計零工人口。據報目前有超過2億人處於「靈活就業」狀態，相信其中有很多人有從事至少一種零工工作。另外，據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顯示，阿里巴巴通過其本身及上下游供應商等不同渠道創造了包括設計、製造、客戶服務及送遞等約300萬個零工工作崗位。

整體而言，平台企業對勞動力市場作出了重要貢獻。持續製造大量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技能要求的崗位之餘，在經濟不算景氣時，如前幾年疫情期間，為很多收入受影響或失業的人士，提供短暫及彈性的收入來源。

零工經濟挑戰傳統僱傭關係

零工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也改變了社會對工作及僱傭關係的認知。例如Uber司機算是為Uber打工，還是屬於借助Uber平台為自己打工？YouTube平台與YouTuber是僱主與員工的關係，還是合作夥伴的關係？就業與失業之間的界線也變得模糊：如果某人只在星期日開Uber，他應該算就業抑或是失業？

零工工作彈性大，低投入且低承諾，照理來說應該是很多人的理想工作。但事實上很多零工工作者通常都會另外有一份全職工作。求職網站Zety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只有3%的人會把零工作為全職工作，即每周至少投入40個小時以上。

無法將零工工作當作全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水平過低。參與上述Zety調查的零工工作者當中，有63%每小時收入在7至15美元之間，低於不少美國城市的最低工資。

就具體的平台而言：Uber司機在扣除平台費用和其他費用後的平均收入是每小時約10美元；中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在北京的送遞員收入約為每月6000元人民幣；視頻平台Bilibili的創作者每一萬個觀看量可以獲得10元人民幣收入，即一個一百萬瀏覽量的視頻只為內容創作者帶來了1000元人民幣的收入。

三方平衡考驗智慧

為何零工工作的收入如此低？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僱主（平台公司）在勞動市場極強的買方壟斷地位（Monopsony）令零工工作者幾乎沒有議價能力。而平台公司則是勞動市場中典型的買方壟斷力量。另外，同一公司的零工工作者通常互相不認識，難以集體的方式與平台公司議價。

零工經濟的勞工問題在世界各地都有爭議。有意見認為零工經濟特點在於自由且門檻低，一旦受到過度監管，則可能會提高零工工作的成本，進而提高門檻，令零工最終向傳統的僱傭模式轉變。而反對意見則認為缺乏監管導致零工工作者不但收入低微，甚至在醫療和養老等方面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需要理解的是，雖然開始做零工工作的人愈來愈多，零工總體仍然是一個相對新的經濟概念，零工工作者、平台企業及監管機構三方都需要更長的時間去研究和嘗試，才能達至平衡。

在此磨合期間，筆者認為平台企業可以首先作出一些改變，深入了解平台內的零工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再根據自身的規模和特點提出保障的措施，承擔部分社會責任。例如阿里巴巴2019年推了風險管理平台，協助電商商家面對惡意投訴、黃牛訂單等風險。美團在受到廣泛批評後，也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改善外賣送遞員的權益，並每年發布《騎手權益社會責任報告》。

而香港的Lalamove，利用其技術、大數據及全球網絡，為中小企提供更快及靈活的物流服務，協助他們提升競爭力。同時，他們亦向司機夥伴提供不同任務獎金及福利，如意外保險及維修優惠等，貢獻多地包容性經濟發展。這些嘗試雖然未必完全解決平台經濟衍生的潛在不平等問題，但也不失為有益的嘗試。

同時政策制定者及監管機構也應當積極參與，探索如何在保護新型經濟模式發展及保障勞動者權益之間取得平衡。零工工作靈活創新，不但令很多不同群體得到了展示自己價值同時增加收入的機會，亦極大擴展了市場可以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類型，這些是傳統行業難以替代的特點。但另一方面，新機會和新創意帶來的種種好處不應該以犧牲部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作為代價。

尤其是很多選擇零工工作的勞動者本身已經屬於社會較弱勢群體，若政策不為他們提供保障，他們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科技、社會及經濟每日都在快速發展，不論是政策制定者或是平台公司都應該跟上發展的節奏，盡早作出改變，令這些發展平等地惠及每一個人。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平台經濟：各地經濟轉型的重要一環

今時今日，我們的每一項經濟行為幾乎都離不開平台。無論是買菜、看戲、預約看醫生或是找工作，各式各樣的平台都可以將訊息匯聚於一處，數秒之內就可以幫我們匹配到最合適的訊息。筆者近日從深圳出差回港，發現當地各平台企業為生活帶來之方便，已是市民生活上不能欠缺的一環。

從勞工角度看，平台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平台企業創造了各種靈活的工作方式，包括常見的社交平台內容創作者、Uber司機、外賣送遞員等等。此類常被稱為「零工」（gig work）的工種，一方面令人感嘆技術為就業帶來方便，但另一方面也常令人擔憂一個大企業壟斷市場，欺壓平台從業員的可能性。

本文旨在討論平台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及對勞工市場的正負面影響，同時初步探討平台企業的社會責任，及監管機構可扮演的角色。

平台經濟的例子

平台企業旨在連接各類市場參與者來促進產品、服務和訊息的交流和分配。在短短十幾年間，平台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到2023年為止，全球市值最高的10間公司中有5間是平台公司。全球最大的100間平台公司的市值在2021年已經超過了15萬億美元。以平台為主的數字經濟產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40%以及美國經濟的10%。

平台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如國內的滴滴出行及美國的Airbnb一類的平台讓用戶短暫分享線下實體資源及服務；而YouTube和Upwork則方便創作者和自由職業者展示自己並找到合適的合作對象；另外當然還有Amazon和淘寶等大型電商平台。雖然功能和結構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平台利用了科技，如雲計算、機器學習和物聯網技術等，把訊息收集和分析所需的成本和時間大幅減少。在平台出現之前，處理訊息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資源，一般只有少數權貴才能得到這些訊息。平台促進資訊及資源共享，無疑讓普羅大眾透過科技獲益。

由於有大量應用科技，平台所需要的人力較一般行業少。例如在市值相近的情況下，沃爾瑪有超過200萬名全職員工，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只有不到十萬人。中國的幾間大銀行平均的員工數目達到騰訊等平台公司的3倍到4倍，但市值上反而不如平台企業。

平台企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雖然平台與其他公司相比直接聘用的員工較少，但因應近年的快速擴張和行內愈趨激烈的競爭，平台企業也大量招聘高收入專業人員。在去年的科技企業裁員潮開始之前，很多平台企業已有連續十多年員工數量每年增加20%至30%。在最高峰的時候，谷歌曾經一年新增66%的員工，阿里巴巴更一年內把員工數量翻倍。

由於有機器處理大量的重複性工作和基礎技術工作，平台公司的員工一般集中在管理角色或專業人才，且多數都享有很高的薪資。至於不得不由人工完成的技術工作，平台公司多數選擇聘用臨時工或者外包公司來完成。

多數公司不願意公開臨時工的數據，所以外界對大公司臨時工的訊息了解非常有限。2019年《紐約時報》曾經報道谷歌內部有超過12萬名臨時工和合同工，甚至多過谷歌當時的正式員工數量。中國也常有報道指出大型平台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有大量的臨時工以「合同工」或「實習生」的名義為工作，一般處理一些必須完成但相對簡單而重複性高的技術任務。

除了傳統的工種，平台經濟也製造大量具靈活性與自由度高的工種，令很多無法適應傳統全職工作的人士有機會進入勞動市場，獲得收入的同時，亦可實現自我價值，包括學生，殘疾人士或需要照顧嬰幼兒的新手父母等。

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歷年報稅表格，發現美國零工人口在2014年開始快速攀升。2013年只有不到0.1%的勞動人口從平台得到收入，3年後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1%。

由於零工工作較傳統工作更靈活，也更快帶來收入，疫情期間每年有超過兩百萬美國人嘗試進入零工經濟。直到2021年，有超過500萬美國人每年從平台收到至少600美元的收入。

中國國家統計局近年來也開始統計零工人口。據報目前有超過2億人處於「靈活就業」狀態，相信其中有很多人有從事至少一種零工工作。另外，據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顯示，阿里巴巴通過其本身及上下游供應商等不同渠道創造了包括設計、製造、客戶服務及送遞等約300萬個零工工作崗位。

整體而言，平台企業對勞動力市場作出了重要貢獻。持續製造大量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技能要求的崗位之餘，在經濟不算景氣時，如前幾年疫情期間，為很多收入受影響或失業的人士，提供短暫及彈性的收入來源。

零工經濟挑戰傳統僱傭關係

零工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也改變了社會對工作及僱傭關係的認知。例如Uber司機算是為Uber打工，還是屬於借助Uber平台為自己打工？YouTube平台與YouTuber是僱主與員工的關係，還是合作夥伴的關係？就業與失業之間的界線也變得模糊：如果某人只在星期日開Uber，他應該算就業抑或是失業？

零工工作彈性大，低投入且低承諾，照理來說應該是很多人的理想工作。但事實上很多零工工作者通常都會另外有一份全職工作。求職網站Zety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只有3%的人會把零工作為全職工作，即每周至少投入40個小時以上。

無法將零工工作當作全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水平過低。參與上述Zety調查的零工工作者當中，有63%每小時收入在7至15美元之間，低於不少美國城市的最低工資。

就具體的平台而言：Uber司機在扣除平台費用和其他費用後的平均收入是每小時約10美元；中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在北京的送遞員收入約為每月6000元人民幣；視頻平台Bilibili的創作者每一萬個觀看量可以獲得10元人民幣收入，即一個一百萬瀏覽量的視頻只為內容創作者帶來了1000元人民幣的收入。

三方平衡考驗智慧

為何零工工作的收入如此低？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僱主（平台公司）在勞動市場極強的買方壟斷地位（Monopsony）令零工工作者幾乎沒有議價能力。而平台公司則是勞動市場中典型的買方壟斷力量。另外，同一公司的零工工作者通常互相不認識，難以集體的方式與平台公司議價。

零工經濟的勞工問題在世界各地都有爭議。有意見認為零工經濟特點在於自由且門檻低，一旦受到過度監管，則可能會提高零工工作的成本，進而提高門檻，令零工最終向傳統的僱傭模式轉變。而反對意見則認為缺乏監管導致零工工作者不但收入低微，甚至在醫療和養老等方面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需要理解的是，雖然開始做零工工作的人愈來愈多，零工總體仍然是一個相對新的經濟概念，零工工作者、平台企業及監管機構三方都需要更長的時間去研究和嘗試，才能達至平衡。

在此磨合期間，筆者認為平台企業可以首先作出一些改變，深入了解平台內的零工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再根據自身的規模和特點提出保障的措施，承擔部分社會責任。例如阿里巴巴2019年推了風險管理平台，協助電商商家面對惡意投訴、黃牛訂單等風險。美團在受到廣泛批評後，也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改善外賣送遞員的權益，並每年發布《騎手權益社會責任報告》。

而香港的Lalamove，利用其技術、大數據及全球網絡，為中小企提供更快及靈活的物流服務，協助他們提升競爭力。同時，他們亦向司機夥伴提供不同任務獎金及福利，如意外保險及維修優惠等，貢獻多地包容性經濟發展。這些嘗試雖然未必完全解決平台經濟衍生的潛在不平等問題，但也不失為有益的嘗試。

同時政策制定者及監管機構也應當積極參與，探索如何在保護新型經濟模式發展及保障勞動者權益之間取得平衡。零工工作靈活創新，不但令很多不同群體得到了展示自己價值同時增加收入的機會，亦極大擴展了市場可以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類型，這些是傳統行業難以替代的特點。但另一方面，新機會和新創意帶來的種種好處不應該以犧牲部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作為代價。

尤其是很多選擇零工工作的勞動者本身已經屬於社會較弱勢群體，若政策不為他們提供保障，他們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科技、社會及經濟每日都在快速發展，不論是政策制定者或是平台公司都應該跟上發展的節奏，盡早作出改變，令這些發展平等地惠及每一個人。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