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g-of-War Between Fraud and Security in the Age of AI

AI騙案勢暴增  預防中伏靠AI

人工智能(AI)正迅速成為優化效率與推動創新的核心技術,廣泛應用於醫療、企業營運與公共安全等領域,但正如一枚錢幣的另一面,犯罪分子卻有機可乘。隨着 AI 技術日益成熟,犯罪組織更透過駭客攻擊、詐騙、偽造影片勒索,以及散播錯誤資訊,令人防不勝防。

AI 在金融方面的濫用尤為顯著。到 2027 年,預期生成式 AI 將使全球詐騙損失增加四倍。近10年來,金融與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加速,冠狀病毒病疫情更鞏固了數字銀行的主導地位。此一轉變無疑提升了服務效率與交易量,卻也被金融犯罪分子找到下手機會。2023 年,全球約有 3.1 兆美元的不法資金流經金融系統,其中包括人口販運、毒品交易和恐怖主義融資等活動。同年,銀行詐騙造成的損失估計共達 4856 億美元。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美國財政部在 2024 年指出,現有金融風險管理架構可能無法涵蓋新興 AI 技術,顯示唯有以 AI 對抗 AI,才能建立有效的防禦機制。

今時今日,詐騙集團已捨人力操作而取生成式 AI 工具,釣魚郵件和深度偽造騙案的內容幾可亂真。去年多宗案件牽涉模仿公司高層,令員工將大額資金匯入假帳戶;可見生成式 AI 已成為詐騙者繞過傳統安全防線、操控信任的關鍵工具。從環聯(TransUnion )的信貸報告可見,數字詐騙案件較疫情前暴增 80%,其中信用卡騙案上升 76%,而帳戶盜用(account takeover)的增幅更高達 81% 至 131%。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指出,2023 年詐騙損失突破 100 億美元,較2022年增加 10 億。根據納斯達克全球金融犯罪報告【註】,2023 年全球欺詐騙局和銀行騙案預計總損失超過 4850 億美元;20 至 29 歲年輕人的受騙率高於 70 歲以上長者,反映詐騙目標已不再限於高齡組別。

虛擬貨幣投資亦不乏「拉地毯」(rug pull)騙局,貨幣開發者關閉項目後即捲款潛逃,導致投資者血本無歸。有組織犯罪更朝全球化與專業化發展,催生出新興的犯罪商業模式,如「服務式犯罪」(crime as a service)。此外,國際刑警組織指出,部分受害者遭假工作廣告誘騙,更被販運至東南亞與南美等地的詐騙中心,結合科技與人身剝削,形成規模化、工業化的詐騙產業鏈。

生成智能  便於造假

隨着合成身份生成器與自動化加密貨幣帳戶開設工具等 AI 技術的出現,不僅大幅加快洗錢流程,甚至可能動搖整體金融體系,並助長跨國犯罪網絡擴張。洗錢如今已演變為一種商業化服務,按客戶付費等級來提供不同層次的操作方案。在分層洗錢階段,高端客戶可動用不常使用的帳戶,並透過分散的傀儡戶口(money mule)網絡進行小額、多宗交易,以規避監管。

金融機構面對龐大的資料量和多樣化的數據,往往難以即時辨識異常行為。相反,犯罪分子則藉這些資料設計出難以察覺的詐騙手法。由前期偵察、分析防禦系統弱點,以至優化詐騙模式,通過大型語言模型、影片生成工具,以至生物辨識技術,AI都廣被應用。這些合成內容可應用於洗錢、地契詐騙等犯罪場景。

顯而易見,透過模擬理財顧問的線上會議進行詐騙,將對金融服務構成重大衝擊。傳統防線如生物識別與第三方資料驗證,正面臨 AI 技術快速演進的嚴峻挑戰。

科技犯罪  無孔不入

無可諱言,生成式 AI 被濫用的情況日益嚴重,特別是在詐騙與網絡犯罪領域。2023 年 6 月,名為 WormGPT 的黑暗版 ChatGPT首次出現在暗網,具備執行多種非法任務的能力。FraudGPT則被揭露為一款專門用於搜尋系統漏洞、撰寫惡意程式碼和自動生成釣魚郵件的大型語言模型。自 ChatGPT-4 問世以來,BlackHatGPT等「越獄版」模型,以及所謂「服務式越獄」(jailbreaking as a service)平台相繼出現,進一步推動 AI 的惡意應用。

當前金融機構高度依賴行動裝置和流動銀行應用程式,以進行數字業務,效率與便利性得以躍升,然而資訊安全風險亦相應增高。從用戶身份驗證到一次性密碼,流程主要集中於單一裝置,一旦智能卡遭受病毒或惡意程式攻擊,或會癱瘓整體系統。不少研究已經指出,AI 作奸犯科的潛力近乎無限,從操控式攻擊、基礎設施破壞,到 AI 系統全面武器化,皆具高度風險。

隨着系統日益複雜,AI 在特定誘因和機器學習驅動下,甚至可能自主研發新型犯罪手法。乍聽有如科幻情節,實際上金融業界已出現 AI 系統因誘因設計不當,而採取不道德行為的案例,惟現行防禦架構尚未為此類風險作好準備。

周全應對  面面俱到

面對層出不窮的 AI犯罪手法,當局應從技術、政策、國際協作、教育四管齊下。

技術方面,AI 驅動的偵測系統是第一道防線。用於辨識深度偽造內容和金融異常交易的工具,已證實具實用性,應進一步整合至資訊安全架構中,以降低大規模攻擊風險。香港大學和香港警務處合作研發的虛擬資產追蹤系統CryptoTrace,利用創新科技,有效追蹤涉及案件的虛擬貨幣交易。2025年4月,此項目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評審團嘉許金獎。

政策方面,決策者應建立既能促進創新,又能防止濫用的監管環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於 2024 年 5 月發布的《金融市場負責任人工智能》報告中強調,AI 雖廣泛應用於風險管理與預測分析,但也帶來深度偽造、網絡釣魚與演算法操控等風險,呼籲建立相應的 AI 風險管理框架。

國際合作方面:AI 犯罪具跨國特性,必須全球攜手應付。國際刑警組織與聯合國皆倡議統一 AI 使用規範,訂立倫理準則、懲罰機制,並強化各國執法力度。

教育方面:深化大眾對 AI 詐騙與誤導性資訊的辨識能力至關重要。香港警務處推出名為「防騙視伏器系列」的手機應用程式,有助市民實時偵測詐騙行為;本年4月更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贏得國際傳媒大獎及金獎。

攻也AI   守也AI

既然騙徒有AI之矛可用,各界亦不妨以AI之盾加以防禦。一方面,犯罪分子運用生成式模型製造仿真度高的假發票和合成帳戶,加速洗錢與詐騙流程。另一方面,AI 演算法能自動偵測偽造文件、比對異常交易模式,顯著提升風險識別與防範之效。如能善加利用,危中依然有機。

縱使目前尚未出現完全由 AI 主導的犯罪模式,但技術發展的趨勢已清楚顯示,務須馬上部署預防措施,以便防患未然。為此,公私營協作無疑是重中之重。執法機關、政府與企業應緊密合作,建立以 AI 為核心的安全防護體系。金融機構與企業可將風險管理結合資訊安全防護,內置於 AI 系統之中;政府則應透過政策引導與撥款支持,促進研發創新,並全力推動跨界別,以至跨國界的協同對策。

註:https://www.nasdaq.com/global-financial-crime-report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Four Takeaways from London’s Experiences for Hong Kong’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倫敦經驗對香港經貿轉型的四大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倫敦經歷了從全球貿易港口到離岸金融中心的深刻轉型。1964年,倫敦位居歐洲三大港口之一,處理貨物量高達6130萬噸;但至1980年代,隨着大型遠洋船舶和集裝箱技術的普及,當地封閉式碼頭在地理與設施上均難以適應新型貨運需求,貨物處理量大降至2500萬噸,倫敦港口因而失落領導地位。

為應對轉型壓力,倫敦展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1982年,倫敦船塢區(London Docklands)被劃為企業區,並成立發展公司,吸引了約7.2億英鎊的私人資本,用於建設現代基礎設施和引入服務業。1990年代,重建完成的船塢區,特別是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更吸引大量跨國公司總部進駐,並發展出高效的物流、倉儲與金融服務網路。倫敦逐步擺脫對傳統貨運的依賴,邁向多元化的全球服務與金融中心。

通過持續吸納跨國資本與企業設點,倫敦不僅擺脫了對本地實體貨物流的依賴,也成功維持了其作為全球資金、數據與專業服務流動樞紐的活力與戰略價值。離岸地位賦予倫敦更大的制度與稅務靈活性,使其能迅速調整政策以適應全球市場變化,並降低企業設立與運營成本。特別是在脫歐後,倫敦更加強調與非歐洲市場的金融與貿易合作,積極擴展其在新興市場與多邊框架下的影響力,進一步鞏固其全球網絡連接能力。此外,倫敦高度開放的資訊流通與法治環境,也提升了其作為資料、法務與技術服務集散地的吸引力,實現從「貨物流」向「知識流」與「資本流」的升級轉型。

今天的香港正面臨類似的轉折點。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25年首季,本地私人消費同比下降1.6%,消費市場呈現萎縮態勢,經濟結構亦顯單一。特區政府雖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和數據融合,努力實現經濟多元化,但其間仍面臨政策靈活性、金融創新能力、區位運用效率與綜合服務整合等多重挑戰。

籌劃未來之際,香港必須綜合歷史、市場動能與地緣格局等因素,而要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維持並擴大影響力,更須主動謀求轉型,在政策制定與戰略部署上融合自身優勢。借鑑倫敦經驗,當可有望在環球供應鏈中打造新型樞紐地位,筆者建議聚焦下列四大範疇。

政策靈活  服務全面

彈性而高效的政策環境是轉型成功的先決條件。1986年「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是倫敦金融改革的重要節點。英國監管機構通過放寬金融管制、引入市場機制、開放服務領域,迅速激發了金融市場活力。倫敦隨即吸引了大批國際金融機構,強化了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樞紐地位。倫敦金融城數據顯示,如此改革後,當地國際銀行數量大幅增加,金融交易顯著活躍。

香港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理財原則,擁有成熟的金融監管制度,是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為進行轉型提供了良好基礎。要進一步鞏固在國際供應鏈服務市場中的競爭力,香港不妨效法倫敦,加強在法律、稅務、商業諮詢各方面的專業服務支援,尤其是高增值供應鏈管理中日益複雜的跨境合規需求。

此外,清晰明確的政策預期機制同樣不可或缺,以便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市場信心。例如由香港統計處定期發布政策動態與行業趨勢報告,協助企業及時判斷政策走向,類似倫敦改革初期所採用的資訊公開與市場溝通機制,這既有助增強市場信任,也能擴充香港在服務型經濟中的協調能力。

金融創新  機不可失

冷戰時期,蘇聯集團國家出於規避美國金融監管的考慮,將美元存放於倫敦銀行體系,由此催生出活躍的歐洲美元市場。及至1970年代末,倫敦已吸納全球超過四分之一的歐洲美元業務量,奠定其作為國際資本匯聚地的基礎。香港也可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緣與制度優勢,進一步在金融和貿易方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近年來,人民幣在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香港憑藉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數據,截至2025年4月底,人民幣存款總額達到10309億元。為擴大這一優勢,香港亟需加快金融創新步伐,推動數字化平台建設與跨境支付系統優化,拓寬人民幣在國際貿易與投資中的使用場景。

事實上,香港在金融科技一環已動作頻頻:近期推出的穩定幣監管制度,使香港躋身世界首批確立虛擬資產支付牌照的司法轄區之列,增強了其在數字金融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在當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全球對非美元資產配置需求日增的背景下,穩定幣制度亦為香港提供了一項制度創新的窗口,有助於吸引尋求多元資產避險選項的國際投資者,並加強其作為資金中介平台的地位。同時,多家國際人工智能企業前來落戶,帶動區塊鏈、遙感等前沿技術向金融服務延伸。金管局亦積極擴大數字人民幣與「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mBridge)項目,在制度上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

香港更可深化與中東、東盟等地區的金融合作網絡,推動更大範圍的貨幣互換與金融產品對接,培育供應鏈融資生態。這一系列舉措將有利於構建兼具技術優勢與制度彈性的金融服務體系,為本港在全球供應鏈金融領域爭取更大戰略主動。

善用地利  融入國際

倫敦的地理位置優勢不容忽視。位處歐洲與北美之間,歸入格林威治時區,可同步覆蓋亞歐美三大洲的交易時段,無疑是這座城市作為世界全天候金融兼貿易中心的天然條件。

香港作為中國通向世界的重要門戶,背靠內地,東臨東南亞,亦具備發展成為區域供應鏈與貿易服務中樞的地理優勢。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香港在與相關國家合作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再者,積極申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之餘,也帶來更廣泛的市場接入與服務擴展機會。

至於制度層面,香港亦展現出高度的融合能力。2025年5月,《國際調解院公約》在此落地簽署,標誌着香港在全球法律服務體系中邁出關鍵一步。憑藉「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體系和中英雙語環境,香港將國際調解機制引入供應鏈體系,為解決跨境爭議提供高附加值服務。由此,香港不僅在傳統物流節點中佔據一席之地,更有望升級為國際法律與商業服務樞紐,與倫敦的發展軌跡形成良性呼應。

雙向發展  服務四方

倫敦的成功不僅源於金融能力,也來自跨境貿易與資本流動方面的地位。自1970年代以來,倫敦通過靈活的金融政策招徠各地資本與企業總部落戶,其高效的金融市場與港口物流功能相輔相成,為企業提供涵蓋資金、物流與管理的系統服務。

香港完全擁有發展類似「雙重樞紐」的潛質。作為亞洲頂尖金融中心,其金融體系高度開放;在港口、機場、物流與倉儲方面亦具備堅固基礎。未來,香港更可通過系統化推進供應鏈管理與服務升級,幫助企業實現流程優化與成本控制,從而吸引更多跨國公司前來設立區域總部與管理中心。

在離岸人民幣融資與結算方面,香港尤其應借鑑倫敦經驗,以世界一流的金融與基礎設施,為跨國企業提供整合式服務。當前,香港已與阿聯酋、泰國等國家探索央行數字貨幣(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創新應用,這類協作可促進金融服務附加值及完善國際網絡聯通。

此外,香港應鼓勵本地專業服務機構深化與國際市場的連接。在供應鏈管理、風險控制、稅務諮詢等領域打造產業生態,使其從服務平台向管理中樞升級,而成為國際企業拓展亞太市場的戰略節點。

總的來說,在世界經濟與地緣政治日益複雜的背景下,香港正處於戰略調整的關鍵時期。借鑑倫敦從傳統港口城市向現代金融與服務中心的成功轉型經驗,香港可在制度、服務與科技等多個維度協同推進改革。在提升政策靈活性的同時,應強化供應鏈服務能力,擴大人民幣國際化空間,並充分發揮地理與制度優勢,構建系統化、多功能的跨國服務平台。

長遠而言,香港不僅應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應以高增值供應鏈服務為新支點,在全球經濟版圖中重塑核心角色。筆者相信,香港完全有能力通過一場深度轉型,實現從「貿易中轉」到「管理中樞」的躍升,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持續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劉貝寧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Van Gogh in the Chip: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reative Processes and the Art Market

芯片裡的梵高: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創作邏輯和藝術市場

藝術與AI矛盾背後的行業存亡思辨

近年來,人工智能(AI)技術的爆發式發展,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激烈討論與深層焦慮,究竟人工智能會否替代人類工作,並且摧毀各行各業。早在 2016 年,英國物理學家霍金生前就有此預言:隨着人工智能崛起,中產階級勢將深受就業流失趨勢的影響,只有最講求關愛、創造力和監督力的崗位得以保留。【註1】

在這場席捲全球的技術革新浪潮中,藝術行業因其對創意與審美的極高要求,往往被視為人類獨特性的最後壁壘。香港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文藝創意產業,全力推動此一生態圈的繁榮,2023年用於培育新進藝術人才和資助藝團發展的撥款接近1億元。與此同時,現實的矛盾卻正在凸顯;已有報導指出,一些藝術從業員抱怨工作機會正被人工智能悄然擠佔。

為明晰討論邊界,筆者將借助人工智能繪圖工具創作的藝術作品定義為「人工智能藝術」,而將通過傳統繪畫工具獨立完成的原創作品稱作「原生人類藝術」。當下,一邊是 「原生人類藝術不可替代」 的堅定信念,一邊是「人工智能藝術正在崛起」 的現實衝擊,這種認知衝突直指核心命題:人工智能究竟會如何重塑藝術家的創作邏輯?當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有關領域,原生人類藝術作品的市場價值是否會被人工智能藝術吞噬殆盡?

美學、創意、聲譽的三方博弈

在探討人工智能對藝術行業的影響前,應先破解評估藝術作品價值的「密碼」。 這個看似充滿感性色彩的一環,實則暗藏一套微妙的理性邏輯。經典的享樂主義定價理論揭示了藝術品價值的本質——價值來自其美學和創造力水平。鑑賞一件藝術品時,其中蘊含的美學特質與創新因子,恰似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會在觀賞者心中激發美學享受、好奇心滿足以及情感共鳴。【註2】

然而,觀賞者對藝術品美學與創造力水平的評價,每每具有強烈主觀性,難以形成統一標準,此時公眾普遍認可的創作者聲譽,便成為衡量藝術品價值的關鍵標尺。即便無法與畢卡索的抽象藝術產生情感共振的觀者,也不會否定其作品的藝術價值。藝術家在行業內的地位與影響力,為作品價值提供了共識錨點。

綜合而言,藝術品的美學水平、創造力水平與藝術家聲譽,共同構成了決定其市場價值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礎上,人工智能技術將如何從這3個維度介入藝術創作過程?對原生人類藝術品的價值呈現,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AI是助力還是挑戰

人工智能與藝術創作的關係正引發行業思辨。支持者認為,人工智能繪圖工具能根據使用者的指令,整合不同藝術流派的技法與概念,為創作提供多元靈感。美國紐約大學相關研究顯示,與人工智能工具互動後,藝術創作者的思路因受到顯著啟發而開闊得多,部分創作者從中獲得突破固有風格的新視角,提升自身的美學素養和創造力水平。【註3】

此外,「人工智能藝術家」標籤正成為行業先鋒符號。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熱度攀升,嘗試以人工智能輔助創作的藝術家更易引發公眾與媒體關注。這種曝光效應將可能為其帶來提升個人聲譽的契機,因而在藝術生態圈中更易形成差異化影響力。

反對者對此則有所擔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一項研究指出,長期依賴 AI 工具可能導致使用者個人創意降低,思維趨向同質化。【註4】如此看來,過度依賴人工智能或對藝術創作者的個人能力產生負面效果。版權與道德問題也隨之凸顯,據報道,多名著名藝術家共同起訴 AI 繪圖工具供應商,指控其濫用有關作品作 AI 訓練用途、侵害版權,以致應用 AI 繪圖工具的創作者亦面臨聲譽受損的風險。

目前,應用人工智能對藝術家美學素養、創造力水平和行業聲譽的具體影響尚無定論,相關爭議仍有待通過實證數據加以探究。

AI輔助創作的價值增長曲線

數字藝術品交易平台近年不斷發展,藝術創作者可在這些平台上透過電子檔案形式,出售各類畫作以供顧客下載,並在社區內與潛在顧客互動。某領先平台要求作者披露作品是否以 AI技術繪製,這種規則既清晰區分了「人工智能藝術」與「原生人類藝術」的界線,也使研究者得以追踪分析兩類作品的市場表現。

筆者的研究團隊針對某領先數字藝術品交易平台,對3355位藝術家的 415906件繪畫作品數據及其交易記錄,展開了全面且系統性的分析。研究樣本聚焦於原生人類藝術作品,由創作者獨立繪製,充分展現出其內在藝術能力與創新能力。研究過程中運用了多領域先進演算法:採用機器視覺領域的BAID演算法衡量其原生人類畫作審美價值;借助 Meta AI Lab 的 Dino V2演算法抽取圖像特徵,並結合滾動餘弦距離演算法,以評估藝術家在其原生人類藝術作品中表現的創新能力; 同時以粉絲授予的勳章數量,反映藝術家聲譽的變化。

研究結果顯示,嘗試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的藝術創作者,其美學素養、創造力水平及個人聲譽均呈現向上態勢:在與人工智能繪圖工具互動後,作者後續發布的原生人類藝術品在美學、創意維度評分顯著提高,且在價格、銷量及利潤方面均實現增長。這一研究成果支持了一個積極的假設:人工智能技術很有可能並沒有擠壓傳統藝術市場,反而通過賦能創作者,有效拓寬了原生人類藝術品的價值空間。

AI技術賦能的未來圖景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工智能大概並非原生人類藝術品行業的終結者,相反,它有可能正扮演着賦能者的角色,為積極接納它的藝術創作者開啟全新機遇之門。長遠而言,若能合理運用人工智能工具,從中汲取靈感與技巧,有望成為藝術創作者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著眼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巨大潛力,立足亞洲藝術與技術革新前沿,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投資,布局人工智能在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時構建風險防控體系。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已推出 HKGAI V1 系列人工智能工具,具備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的多媒體綜合生成能力,為業界提供強大的創作輔助。再者,數字政策辦公室也公布了《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指引》,聚焦版權、道德等關鍵問題,為人工智能創意產業的穩健發展築牢合規根基。

展望未來,文化藝術產業將步入人類創造力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嶄新時代。在技術與藝術的碰撞交融中,藝術的邊界將不斷拓展,新的美學範式與創作形態有望持續湧現,相信可為全球文藝愛好者帶來更多驚喜與感動。

註1: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

註2:Hernando, E., & Campo, S. (2017). “Does the Artist’s Name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Value of an Art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19(2): 46–58.

註3:https://www.sps.nyu.edu/homepage/emerging-technologies-collaborative/blog/2023/embracing-creativity-how-ai-can-enhance-the-creative-process.html

註4:https://doi.org/10.48550/arxiv.2410.03703

方鈺麟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教授,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總監

牟洋忱
香港大學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研究助理

錢冰潔博士
香港大學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博士后、同濟大學經管學院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How Can Hong Kong Retailers Survive the Surge of Mainland E-commerce?

內地電商強攻下香港零售業如何自救

近期內地電商巨頭淘寶、京東、拼多多紛紛發力,將香港市場納入包郵區。過去港人需先通過中轉集運才能接收所訂貨品,相比之下,最新推出的一站式購物服務,自然大受歡迎。

無庸置疑,內地電商龍頭的搶灘行為必會影響本地零售業,讓早已低迷的銷情雪上加霜。這種趨勢下,本土零售業有什麼應對之道?筆者從以下3個角度建議業界如何破解困局。

 

善用數據優化零售營銷

按照一般看法,內地電商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價格低廉,筆者卻認為,此等企業在數字化方面,同樣遙遙領先香港零售業。內地零售業極其重視數據分析,往往設有龐大的數據分析部門,通過統計學、經濟學、機器學習等方法,研究如何更好地為消費者進行定價、產品推薦和提升服務。以淘寶為例,「順手買一件」功能就是基於用戶的選購商品和瀏覽內容等行為,判斷用戶還可能喜歡買哪種產品而作出推薦,力求提升其購買意欲。

除了電商之外,內地的線下零售業也在積極進行數字化轉型。筆者曾經與內地菜市場(類似香港街市)合作,通過用戶的購物數據和地理軌跡優化市場布局、產品選擇,以及對用戶展開更為個性化的促銷。這些數字化改變可以在成本不額外增加的前提下,大大提升零售效益。

反觀本港零售業在這方面卻不盡如人意。很多本地零售品牌不懂數字化,也無意採用,一直依循傳統的營銷思維看待零售業,甚至沒有收集用戶數據。即使認識到數字化的重要性,企業對數據的運用也往往淺嘗輒止。例如,一些知名品牌也投入巨資建立網購平台,可惜卻沒有分析平台積累的寶貴用戶數據。另外,一些線下零售商推行積分系統,給予用戶購物獎勵,但也沒有積極發掘交易數據的價值,這是對數字資源的巨大浪費。本地零售商若不能徹底適應數字化,擁抱數字化,就難望在智能時代保持競爭力。

 

差異化定位減輕競爭壓力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差異化定位可以減低競爭,讓企業獲得相對優勢。受制於高工資和租金,香港的零售業普遍成本較高,如果直接和內地電商打價格戰,根本毫無勝算。在這種情況下,本地零售商不妨考慮放棄或減少沒有競爭力的產品,而聚焦於旗下更有優勢或內地電商難以覆蓋的產品。眾所周知,香港是自由港,絕大多數產品沒有內地增值稅和消費稅,但舖租和員工成本較高,因此對大部分產品而言,並無價格優勢;相反,對少量單價高的貴重產品則仍有價格優勢,如大牌奢侈品、黃金飾品、電子產品、化妝品等。

此外,一些富本地特色的產品,如藥油藥膏、本土文創、餅乾點心等商品,也是內地無法提供的,因而具有天然競爭力。香港零售商應該多開發和選擇具有獨特競爭力的產品,與國內電商錯位競爭,以保自身競爭優勢。就拿天天吃到的大米來說,如果本地零售商銷售內地大米,肯定難以在價格方面佔優,但改為銷售泰國、日本出產的大米,而面向不同消費群組的錯位競爭,就可藉自由港的免稅優勢保證收益。

 

加強政府監管以鞏固品質信心

相信不少市民對十多年前內地奶粉大軍的情況依然記憶猶新。受2008年三鹿奶粉醜聞影響,內地人對國產奶粉品牌喪失信心,紛紛前往香港搶購奶粉,以致本地奶粉庫存告急,這也推動特區政府在2013年修改法例,限制奶粉出境。又如內地奶粉品牌晨光乳業旗下「供港一號牛奶」,通過標籤中「供港」字眼,打造符合香港質檢標準的形象。至於去年國內油罐車裝載食用油事件,甚至促使民眾專程南下,購買香港食用油。這些例子在在反映內地人對香港產品質量的信心,更顯示高標準的品質可以成為香港零售業的優勢。

不可不察的是,近年來本港屢有冒牌產品和假貨出現,蠶食市民大眾對香港產品的信心。例如,街市銷售丹麥藍罐曲奇假貨、代購平台賣假手袋時有發生,甚至出現冒牌藥物和中成藥。若這些假貨不受管制而得以流入市場,勢必影響香港的品質聲譽。此外,20247月亦曾引起「農夫山泉」風波: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檢測市面各款樽裝水,指出農夫山泉品質達到歐盟標準上限,卻遭農夫山泉發律師信;結果消委會將該樣本改列為獨立類別,經重新評分後整體表現由4.5星上調至5星。

上述事件無疑會消耗市民的信任,一旦香港產品的品質優勢不再,被打上低端劣質的標籤,其競爭力勢將蕩然無存。因此,特區政府務須訂立嚴謹的品質標準,並加強執法打擊假貨,維護產品的品質優勢,加上零售業配合宣傳,即可讓市民安心選購香港產品。

追上數字化時代的步伐,善用差異化策略,強化品質信心,都是可行策略。如能三管齊下,就有望維持香港零售業的持續優勢。

 

李曦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教授、亞洲案例研究中心總監、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Hong Kong Tourism IP and Pop Mart: A Lesson from Labubu

Dr Tingting Fan

28 May 2025

Further to the 12.2 million visitor arrivals in Hong Kong registere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5, a new quarterly high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ainland’s Labour Day Golden Week ushered in another 1.1 million visitors, representing a 22% increase year-on-year. Of course, a rise in visitor numbers alone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that all is well. With a slackening global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downgrade, many visitors come and go in a single day, while some have even “invented” a new money-saving travel strategy―spending the night at 24-hour fast-food restaurants.

An increase in visitor arrivals, rather than spending, may create a burden too taxing on local urban resources and cause public grievances over congestion and inconveniences brought by tourists. Ultimately, this would only undermin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city.

But how to elevate both visitor numbers and spending? This reminds me of my previous article in this column last month, which analyses Pop Mart’s IP strategy (see Note 1). If this trendy pop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company’s product IP can achieve a win-win of enhanced reputation and healthy sales, can Hong Kong’s tourism IP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company’s successful approach?

One of a kind and unmatched elsewhere

By signing exclusive agreements with its artists, Pop Mart holds the sole rights to all IP images of Labubu. In contrast, when it comes to Hong Kong’s tourism IP, which is its own valuable asset, the city is not required to enter into any such agreements with any parties. From the four main hiking trails spanning a total distance of 298 kilometres and the “Monster Building” in Quarry Bay–featured as a backdrop in the Hollywood movie 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 to the “Ding Ding” trams weaving through Chun Yeung Street (wet market) in North Point and the neo-gothic Bethanie boasting a history of over a century, or even the everyday waterfront scenery in Kennedy Town, each of these sights is uniquely characteristic of Hong Kong.

Being blessed with these scenic attractions is, of course, only the first step. Successfully promoting them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household names depends on effective publicity. Behind Labubu’s popularity in Southeast Asia lies Pop Mart’s strategic sales approach. Among all trendy toys on the market, only Labubu can find its way onto the handbag of Blackpink’s Thai member Lisa; feature in a photo with a Thai princess; and serve as Thailand’s first IP tourism ambassador. At both social and official levels, Pop Mart has provided Labubu with ample exposure opportunities, enabling it to make a huge splash in Thailand overnight.

Hong Kong’s diverse tourism resources also need similar exposure to maximize their popularity. From A-list stars and influential KOLs, to official promotional initiatives, only by forging distinctive landmarks that project its image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an the mission be considered accomplished.

Standing out from the competition through constant improvement

Even the existence of extraordinary sceneries does not eliminate all competition. For example, Shenzhen also offers hiking trails with mountain and sea views while Gothic churches can be found in Guangzhou, Shanghai, and Qingdao. So, why would tourists choose Hong Kong instead? By the same token, Pop Mart did not invent blind boxes, nor does it monopolize the market for them. Why do consumers favour its products over competing brands?

A blind box may look simple enough. However, given the exquisitely designed trendy toy inside, plus all the ingenious marketing ideas behind it, pricing it too low could undermine the brand value of the IP. Conversely, pricing it too high could drive consumers away. Setting the price at between HK$70 and HK$100 will make it affordable eve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y skimping just a little on pocket money.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consumers receiving duplicate blind boxes, Pop Mart encourages exchanges among buyers and predicts the next hit item based on the exchange data. Epitomizing the “taller than the rest” strategy, this approach constitutes Pop Mart’s winning formula.

Hong Kong may draw inspiration from Pop Mart to “stand taller than the rest” in addition to just being “unique”. For instance, although the Hong Kong Palace Museum (HKPM) lags behi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n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ts exhibits, the former excels in exhibition curation, exhibit descriptions, and even the use of background music within its galleries. Large-scale exhibitions in the Mainland are often jam-packed with visitors. In contrast, visitors at the HKPM can leisurely enjoy the exhibitions, musing on and taking in the exhibits at their own pace. Such meticulous arrangements made to “stand out from the rest” will serve to attract National Museum visitors to explore the HKPM and experience a new dimension of art appreciation.

A one-stop microcosm of the best on offer

Though modest in size, Hong Kong comes with a full package. In terms of natural scenery, Victoria Peak is the only night view destination that has been ranked twice among the top three in the world while the Dragon’s Back Mountain ridge has been acclaimed by CNN as one of the world’s best hiking trails. The urban landscape showcases skyscrapers such as the Bank of China Tower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alongside traditional rituals like “petty person beating”, which still thrives under the Canal Road Flyover in Causeway Bay. As for the dining scene, the range spans from Lan Kwai Fong’s trendy social hotspots to the historic Lin Heung Tea House, where dim sum trolleys―a rarity these days―continue to operate.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from modernity to traditions, and from history to the latest trends, everything is easily accessible, offering visitors immersive and vibrant experiences. Such a “small but comprehensive” nature is precisely what constitutes a favourable factor of Hong Kong’s role in “East meets Wes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How best to optimize the advantage as “a one-stop shop for comprehensive excellence”? It is advisable for the SAR Government to emulate Pop Mart’s successful approach to debuting product series. The same Labubu can come in various scenarios―a seaside stroll or a leisurely yoga series, thus adding a dynamic and playful appeal. This strategy entices customers to purchase the entire series after buying one doll, ultimately collecting subsequent series. By the same token, with its abundant tourism resources, Hong Kong can develop a kaleidoscope of themes such as “Hong Kong Nite and Day”, “Hong Kong: East Meets West”, “Hong Kong’s Mountainous Landscapes and Beautiful Coastlines”, and “Hong Kong: Vibrancy and Slow Living”. Only by offering a great variety of delights can a city attract visitors to stay longer, thereby boosting hotel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ourism accounts for a mere 2.6% of Hong Kong’s GDP, its value added is the source of living for 150,000 employees in the industry. Tourist consumption also contributes 18% to the total retail sales and 24% to the total revenue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see Note 2). This highlights why the success of tourism matters for every Hongkonger. Needless to say, tourism is a city’s calling card, symbolizing its soft power. Only a well-developed city can create and promote its embedded tourism resources. Only a society that is mature enough can anticipate and cater to visitors’ needs. Only an externally-oriented culture can extend its open arms to traveller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Hopefully Hong Kong can genuinely realize the goals of “tourism everywhere” and “thoroughness everywhere”, motivating time-constrained tourists to stay longer.

Note 1:  “The IP Strategy behind Pop Mart’s Overnight Popularity”,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6 April 2025

Note 2:  Development Blueprint for Hong Kong’s Tourism Industry 2.0 (https://www.cst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consultation-and-publications/Tourism_Blueprint_2.0_English.pdf)

Read More

The Trade War and Macroeconomic Identities

Dr Yim-fai Luk

21 May 2025

To the surprise of most, consensus was readily reached on a truce at the recent tariff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Geneva. For the time being, tariff rates have reverted to the levels prior to the so-called “Liberation Day”, 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an hardly return to its previous state.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been manipulating “negotiation tactics”, with the asking price constantly fluctuating―now high, now low; now real, now fake. Both carrots and sticks are used to create more room for negotiation. Nevertheless, due to a lack of underlying strength and messy logic, the trade war resembles poorly-executed acrobatics on the part of the US, pushing the 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to a historical high (see Note 1).

After over a month of turmoil, Trump’s tariff myth has now been debunked. Despite his claim that tariffs would be paid by foreign countries, he demanded Walmart absorb the tariff-induced additional costs instead of passing them on to consumers, soon after the company notified its customers of the price increase. Despite his claim that tariffs will revitalize Americ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reate jobs, Trump criticized Apple CEO Tim Cook for moving the production of iPhones to India instead of relocating it to the US.

What is more, the sharp reactions from financial markets worldwide to both rising tariffs and temporary tariff pauses further highlight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s of America’s tariff sticks. The Trump team cannot help but retract their previous claims, admitting that tariffs do have short-term effects though they will ultimately do more good than harm to the country in the long run.

So far, apart from reaching an insubstantial agreement with the UK, the US has made little headway in its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90-day pause on the “reciprocal” tariffs is scheduled to end on 9 July 2025.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o see through America’s tough façade and have decided to observe how other nations fare to gauge America’s bottom line. Their hesitation to kowtow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mbarrassing for the US. A few days ago, Trump and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said separately that America will unilaterally levy the “reciprocal” tariffs announced on “Liberation Day” on other countries if they show no interest in negotiating. This is an American modus operandi to browbeat other countries. Nonetheless, a solution will need to be found and there may be opportunities for breakthroughs in the coming weeks.

Misconception: imports curb domestic production

Trump and his cabinet must have their views and reasons, though not necessarily correct, to go to such lengths with their tariff weapon. They are even gambling with America’s economy and global image. Below is a discussion of this based on two macroeconomic identities 101.

Americ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igures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5 announced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reveal a real growth rate decline of 0.3% on an annualized basi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US shows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American businesses importing foreign products in bulk before Trump’s tariff hikes take effect.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Washington Post, Bloomberg, and CNBC, have reported this view. The rationale is that imports have reduced domestic production.

By this logic, the huge amount of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S over the decades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a reduction in US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hile displacing American worker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rump has been elected as president twice is his abil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public sentiment, highlighting his commitment to using tariffs to resist foreign goods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 and its workers. His trade advisor Peter Navarro has echoed similar claims over the years.

It is, in fact, a misconception that imports will curb domestic production. Simply put, imports are “foreign production”, i.e. the volume of imports affects foreign rather than domestic production. This may not completely clear all doubts, so let us focus on the GDP.

Macroeconomics 101 textbooks usually explain how to measure GDP with the following equation: Y = C + I + G + EX – IM, where Y represents GDP, C stands for consumption, I represents real investment, G i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X denotes exports, and IM represents imports. More often than not, readers may mistakenly think that since IM is subtracted, an increase in IM will result in a corresponding decrease in Y. However, this equation is just an accounting identity. With production volume already fixed (e.g. GDP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o find the total value, a simpler way is to calculate the sum of the component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equa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s or trade deficits and GDP, it is essential to look beyond this equation by incorporating hypotheses and analyses related to economic behaviours.

Imports,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cancelling each other out

Suppose that in anticipation of the tariff hikes, US companies import foreign goods in advance. Despite the increase in imports, this is not the only economic activity. If the imported goods are then stored in warehouses, in the above equation, corporate inventory investments (i.e. part of I) will accelerate with imports, thus cancelling each other out without changing Y (GDP). If the imported goods are immediately sold to consumers, that will be tantamount to a rise in consumption and, in the above equation, C and imports will go up simultaneously and cancel each other out.

Similarly, if the goods are im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rather than by enterprises, there will be a corresponding surge in G.

In other words, the slight contraction of US GDP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5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crease in imports by American companies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ariffs, but is caused by other factors. By the same token, any change in the value of IM will generally result in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C, I, or G but will not affect domestic production.

Assuming the demand for imports is to replace domestic products, this means local consumers will buy fewer local products and switch to foreign products instead, causing domestic production to fall. However, strictly speaking, import behaviour alone will not directly reduce domestic production. A cut in production only occurs when consumers stop buying local products for some reason. If the reason is that local products cannot compete with cheaper and better foreign goods, then cutting back on domestic production in uncompetitive sectors and enabling consumers to purchase more affordable imported goods could be a suitable approach. In so doing, freed-up resources may be reallocated to mor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In addition, imports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mutually exclusive. They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particularly when importing parts, components, and raw materials is involved. In such cases, the greater the import volume, the higher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All in 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 volume or trade deficits and GDP present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More imports do not invariably result in less domestic production. On the contrary, limiting imports by tariffs or other trade barriers does not necessarily benefit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may even backfire. In the past few years, while the US has seen continued growth of expanding imports, the country’s unemployment rate has remained at a historical low of 4%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is contradicts the view that imports hinder domestic production.

No direct causal link between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Another macroeconomic identity misus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the notion that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equal net inflows of foreign capital. The current account primarily consists of the trade balance.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the minor parts are left out of consideration here.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refer to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within a country, similar to loans provided by foreign entities for domestic purposes.

To explain why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re equivalent to inflows of foreign capital, consider the US as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The fact that the US runs up trade deficits, meaning that Americans consume more foreign goods than foreigners consume American products, implies that, regardless of transactions at the individual or corporate level, the additional foreign goods consumed by Americans are, in effect, provided on temporary loan to the US by foreign entities. The larger the trade deficit, the greater the debt the US owes other countries, or alternatively, the greater th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phenomena represents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Even if the US prints more money to settle its trade deficits, this will still translate into debts owed to other countries. It is because US dollars function not only as liabilitie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ut also as assets for foreign holders. Nonetheless, the nominal return on cash holdings of US dollars is zero, in contrast to that generated by US dollar-denominated bonds.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a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capital inflows is also an accounting identity. Although it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ausal relationship, the Trump team insists on framing it as follows.

Since the greenback is the primary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currency,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purchasing US dollars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leading to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ollar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As a result, on the one hand, America’s rising imports and declining exports have created a colossal long-term trade deficit, a contraction of manufacturing, higher unemployment among workers, and a reliance on foreign goods. 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 countries enjoy trade surpluses, which they convert into US government bonds through deployment of the US dollars earned. Expanding foreign holdings of US bonds would pose a threat to the dollar’s status as a reserve currency and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other words, the fact that foreign capital has been flowing into the US to acquire dollars and US treasury bonds, leading to a trade deficit and diminished domestic manufacturing, appears to support the claim that America provides the world with a reserve currency, only to end up shouldering economic losse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to mitigate America’s “grievances”, Trump has dramatically raised tariffs on many trading partners and is toying with the idea of converting existing US Treasury bonds into 100-year, non-tradeable zero-coupon bonds.

However, these narratives simply do not tally with reality. First, the value of US treasury bonds held by foreign central banks hovered around US$4 trillion from 2012 to the end of 2024, and even showed signs of a slight decrease (see Note 2).

This indicates that, on the whole, foreign central banks have not increased their holdings of US treasury bonds as foreign reserves while America’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has expanded substantially since 2020.

Furthermore, if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among non-farm employees is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manufacturing’s importance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this proportion has progressively fallen from 35%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approximately 8% today (see Note 3). Yet,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US dollar’s exchange rate has experienced multiple fluctuations. For example,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the dollar drastically declined from 118 at the time of the signing of the Plaza Accord in 1985 to 90 a few years later. The rate remained low for several years, with no change in the speed or trend of the decline in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It may well be that the economic narratives of politicians merely serve the purposes of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and serving political ends. Only four months into Trump’s second term, the logic underlying US economic policy is already riddled with contradictions and barely coherent.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last year, voters generally regarded economic policy as Trump’s forte, but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uters survey, only 37% of respondents still have the same view.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 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will continue to fluctuate at high levels in the next few years.

Note 1: https://www.policyuncertainty.com/
Note 2: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BOGZ1FL263061130Q
Note 3: https://fred.stlouisfed.org/graph/?g=cAYh

Read More

Innovation Strategy Common Ground—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International Web3 Centre

Professor Joseph Chan

12 May 2025

Hong Kong has long recorded successful performance in its four pillar industries, comprising trading and logistics, financial services, professional and producer services, and tourism.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hey contributed close to 60%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almost half of the total employment before COVID 19. However, all four of these pillars have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as a result of the rapid changes in market needs and user behaviour, region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alue chains, the impac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changes in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address such challenges, “innovation”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ackle these pain-points of Hong Kong. The question is how we should develop innovation strategies instead of coming up with ideas just for the sake of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how innovation strateg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ow the Web3 industry may develop―both topics likely to shed light on how best to chart Hong Kong’s futur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announced in the 2022 Policy Addres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to stud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groups in need. In his 2024 Policy Address, the focus wa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sub-divided flats,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the elderly. No doubt, these are key issues of concern in the wider community, but we can look back at the journey the Mainland has take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see how innovation has played a pivotal part in the journey―from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troduced in 2013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2021. Our team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recently published the book, Poverty Alleviation Case Analysis in China―Poverty Alleviation Best Practices via Practices and SDG Strategies, with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re in China (IPRCC),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Previously under National Bureau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PRCC now operat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y analys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implemented to address specific key pain points in focal regions and villages, via the effort and collaboration of key stakeholders, we can gain an overview of how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an be achiev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national policy.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arts with “who should help”, “who should be helped”, “how to help”, and “how to move on”. From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it involves details of the focal poverty conditions,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 users and regional pain points, along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it involves deploying a wider range of available resources to further long-term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Giving someone fish is not as good as teaching someone to fish.” For example, in areas where low education levels among the youth compromise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ffective talent-cultivation programmes are established, with enterprises providing job-pairing assistance and the government organizing further training workshops. In remote areas, apart from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upply-chain establishment,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combined with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o coordinat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re also provided. In addition, creative solutions like wealth-creation evening schools supported by TV broadcasts are also introduced, with impact amplified by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supplementary activities. These collective efforts have enabled China to achieve the first target of the United Natio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0 years ahead of schedule upon complete eradication of extreme poverty in the country. 

China’s achievements and related experi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emonstrate that the key to success lies 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ain points and core problems, coupled with deployment of available resources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nationwide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core factors a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coordinated efforts”, and “creative confidence”. This approach mirrors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 Thinking in problem-solving, which emphasizes empathy,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and iterative optimization.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Unleash Hong Kong” initiative in 2018,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as been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and related training activities. This approach has proven effectiv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ases. Further discussion is required to review whether this innovation strategy has been carried out thoroughly and whether its implementation is in-depth and creative enough.

A similar innovation strategy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b3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 protocol Web3 has brought about a digital revolu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hile the financial market has experienced roller-coaster rides because of 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y, the resulting transformation extends beyond the speculation market. An even greater impact is seen in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and the updating of financial, monetary, and securities polici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ims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Web3 hub and create a buzz i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to attract investors and capital. However, under the Design Thinking framework, it is worth considering how we can formulate an innovative strategy to fully align with the Policy 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Assets (VAs) in Hong Kong released in October 2022 and the vision of the Task Force on Promoting Web3 Development established in June 2023.

The general view is that 2025 will be a pivotal year for Real World Assets (RWA), a product generated by Web3 technology. RWAs are tangible assets like commodities or equities that have value in the real world. These assets can be divided through tokenization into smaller, more manageable units, broadening the investor base and enhancing market liquidit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ike JP Morgan and Goldman Sachs are actively promoting asset tokenization, which is estimated to have a market value of over US$10 trillion, and holds the potential to significantly raise market efficiency and liquidity.

Hong Kong’s robust financial system, strategic geographical position connecting Mainland China with overseas markets, and gradually opening regulatory environment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Web3 development and asset tokenization. Beyond real estate and bulk commodities, this state-of-the-art fintech tool is expanding into niche markets such as carbon credits, green finance, luxury collectibl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 is encouraging that the SAR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sandbox to facilitate experimentation with new ideas and has rolled out consultations and white papers on the topic. Despite challenges from regulatory fragmentation, custody risks, and limited secondary market liquidity, in order to embrace this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ts ecosystem, we can start with as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ssets are suitable for tokenization?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Who are the buyers? How to make good investments in the Web3 environment? And how to exit the marke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ill guide Hong Kong on its path to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Web3 Centre.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China faces its own economic challenges. As the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vigating an environment currently fraught with challenges and competition. It is therefore absolutely crucial that various sectors adopt an innovative strategy.

We can start with the three key ideas mentioned above: “in-depth understanding”, “coordinated efforts”, and “creative confidence”.

Read More

Losers Bear All in the Tariff Gamble

Dr Maurice Tse and Mr Clive Ho

7 May 2025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in April 2025,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ignificantly lowere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forecast from 3.3% in January 2025 to 2.8%. The report identifies China and India as the main growth engines, with the two countries predicted to contribute 23% and over 15% respectively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estimated contribution from America, nevertheless, has been lowered to 11.3% in view of the uncertainties surrounding its tariff policy.

Needless to say, the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worldwide is subject to the impact of continuing trade conflicts and policy uncertainties on both flanks.

Hegemony as self-destructive as it is damaging to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The lowering of economic forecasts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tariff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s year, which has cause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weakened investment sentiment, and has pushed up production costs of commodities worldwide. Forecasts indicate that global trade growth will decelerate to 1.5%, the US economy’s growth will be halved from 1.8% to 0.9%, and the eurozone economy’s growth will decline to 0.8%.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edicts that the US could experience negative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5.

According to Bloomberg’s latest survey of 82 economists conducted in April 2025, the US economy is projected to have a 45% chance of entering a recession within the next 12 months. This stems from increased tariffs imposed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n various countri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exert long-term pressure 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2024,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otalled around US$585 billion, of which American imports from China, at US$440 billion, significantly exceeded American exports to China, which amounted to merely US$145 billion.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at US$295 billion, accounted for roughly 1% of the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ee Figure).

From Trump’s first term to Joe Biden’s presidency, the US has steadily raised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China. The decline in the share of Chinese imports from 21% in 2016 to 13% in 2023 indicates America’s diminishing reliance on trade with China. Ye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ome Chinese products, such as solar panels,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US vi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data in 2023, Chinese solar panel manufacturers had relocated their assembly operations to Malaysia, Thailand, Cambodia, and Vietnam. The goods were then exported to the US, effectively circumventing tariffs.

If the US imposes reciprocal tariffs on these products manufactured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prices of imports into the US market originating from China will inevitably rise.

Figure   US good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US imports from and exports to China (in US$ billion, seasonally adjusted), 1999–2024

US imports from China           2016: 479.7                 2024: 440

US exports to China                2016: 169.4                 2024: 145

Trade deficit                            2016: -310.3                2024: -295

Sourc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ead-to-hea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US economies

In 2024, the largest American export product to China was soybeans, a key animal feed for China’s livestock industry.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S mostly included electronics, computers, and toys. Among these, smartphones were the largest category, accounting for 9% of America’s total imports. A major part of the mobile phones consisted of Apple devices manufactured in China. Amid rising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Apple’s market capitalization has plummeted, with its stock price collapsing 20% in the last month. These China-made US imports have become more expensive sin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ed 20% tariffs. Should the tariff rate soar to 100% or higher, the price pressure on US consumers could quintuple. Meanwhile, China’s punitive tariffs on American imports will drive up the prices of US goods in the Mainland market, causing local consumers to incur losses.

Economic theory has long recognized that tariffs raise the prices of imported goods, thus compromising consumers’ purchasing power. Inflated import costs also shoot up the production costs of domestic companies and affect related industries through supply chains, leading to a fall in production. Greater funding pressure on enterprises may even trigger a chain reaction that stymies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as a leading supplier of the world’s copper, lithium, rare earth elements, etc.―crucial for military equipment―China can choose to limit export of these minerals to the US, disrupting its defense industry and related manufacturing sect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has already banned the export of advanced microchips, which China has yet to be able to produce domestically, and may also pressure countries such as Cambodia, Mexico, and Vietnam to curb their trade with China.

Tariffs set to boomerang on America itself

In the US government’s bid to levy at least 10% tariffs on most countries this time, some of the punitive tariffs have been put on a 90-day pause. However, as pointed out by research of Bloomberg Economics, America’s current effective tariff rate already stands at 23%, a record high in this century. This is bound to trigger a sharp contraction in US household demand, given tha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country’s GDP (with roughly a two-thirds share), and to induce an extra risk of economic recession.

International agencies warn that maintaining high tariffs on a long-term basis will have a cascading impact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es. Data of Bloomberg shows that US import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5 increased by 19.2% year-on-year, as companies managed to stock up in advance of the new tariffs. Even so, forecasts for US imports and exports towards 2027 have been adjusted downwards, with exports expected to decline until 2026. Retaliatory tariffs on American goods imposed by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will further undermin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goods.

Similarly, the potential repercussions on inflation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Survey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CE) Price Index at the end of 2025 is estimated to be 3.2% while the core PCE inflation rate is forecast to reach 3.3%, both of which are higher than the earlier estimate of 2.7%. According to Comerica Bank economists Bill Adams and Waran Bhahirethan, although America’s inflation is unlikely to return to its peak in 2022, inflation surge will narrow the Federal Reserve’s room for rate cuts. Despite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the labour market remains resilient. Forecasts indicate that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will edge up to 4.6% by the end of 2025,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estimate of 4.3%.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Undoubtedly, ow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escalating US tariff policy, the growth forecast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adjusted downwards to 4%,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earlier forecast of 4.6%. In the opinion of economist Stephen S. Roach, while China’s state-led industrial policy may initially withstand the effects of the trade war, it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is likely to suffer heavily if tariff tensions continue to build up.

Even though China has advocated shifting from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to one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achieving this transition will be no easy task. As a result of a less than 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nese families prefer to scrimp and save, contributing minimally to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spit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30-Point Action Plan to Lift Domestic Consumption”,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ncern about related issues,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till requires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The US tariff policy has not only exacerbated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has also limited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both economies. In addition to addressing external pressures, China should also focus on internal structural problems. This will likely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s.

The global bane of high tariffs

Given that China and the US together account for 43% of the world economy, if the two countries engage in a full-on trade war, it could cause a slowdown or recession, implicating global economic stability and severely compromising investment activities worldwide.

As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China has a production capacity that significantly exceeds its domestic demand. Hence, it does not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the nation exports much more than it imports. Thanks to policy measures such a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low-interest loans, many products (e.g., steel) can be manufactured at lower than actual costs. Should Chinese companies find it impossible to export their products to the US, they will likely look elsewhere. Consequently, while consumers in other countries may benefit, manufacturers and employment in those markets will suffer. For example, UK Steel, the trade association for the UK steel industry, has already warne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excess capacity in steel production being redirected to the UK market could threaten related sectors in the UK.

Moreover, there is a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regarding the China-US trade war that it will create highly destructive spillover effects. With a divergent trend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erging markets could be subject to a greater impact.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his year is projected to be reduced to 3.7%, which is 0.3%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estimate. The downward pace of global inflation will also be slower than anticipated, with the average global inflation rate forecast to stand at 4.3% for the year. Developed economies are expected to face particularly intense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ccording to simulation analysis, should the tariff war further escalat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could slide by another 1.5%, setting off seismic wa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Heightened multinational trade tensions will pose a long-term threat to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maintain stable trade policies. Governments worldwide should avoid taking unilateralist measures and should strengthen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to prevent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Read More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of RCEP since its inception

Professor Heiwai Tang and Ms Yang Chen

30 April 2025

 

After seven years of negotiation, the world’s largest free-trade agreement―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officially took effect on 1 January 2022, covering close to 3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accounting for over one-third of the global GDP. Amid intensifying global economic fragmentation, the RCEP carries high expectations. By encompassing both large and small Asia-Pacific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ystems, the agreement demonstrates great potential and resilience for inclus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What impacts has the RCEP had on the Asia-Pacific trade landscape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three years ago? How will it reshape the patterns of trade among its members? Based on the RCEP Trade Tracker developed by HKU Asia Global Institute (see Not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e performance among RCEP economies betwee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and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4.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following four prevailing trends shaping trade dynamics under the agreement.

  1. China remains the dominant exporter within the region, but its trade growth has clearly slowed down. While its exports to RCEP partners experienced a modest recovery in 2024 after a decline the previous year, the overall momentum has weakened.
  2. In pursuit of a deliberate trad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Japan has strengthened ties with Vietnam, Malaysia, etc. while effectively reducing reliance on China. Its overall trade within the RCEP framework saw a marginal contraction in 2024.
  3. After a downturn in 2023, intra-ASEAN trade recorded a strong rebound by 7% in 2024, reflecting deepe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roviding member nations with a fresh growth impetus.
  4. RCEP economies are increasingly trading with non-member countries. In 2024, this trade expanded by 5% to reach US$3.4 trillion, surpassing intra-RCEP trade growth for the first time.

Trend 1: Mild growth of China’s trade with RCEP  

As a core RCEP member, China has been playing a prominent role in regional trade.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24, its exports to RCEP nations totalled US$2.76 billion. The 3.6% year-on-year increase marks a cautious recovery following an 8.5% downturn in 2023. This modest rebound suggests that China’s trade within the region has entered a phase of steady growth.

In the wak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hina’s exports to the RCEP bloc surged by an impressive 24.9% in 2021, followed by continued strong growth in 2022. However, Chinese exports to the RCEP bloc contract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8.5% in 2023, as a result of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AS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uptick in 2024 was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market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China’s exports to Japan have fallen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by 1.9% in 2024 and 5.1% in 2023), indicating that Japan is actively diversifying its supply chains and gradually reducing dependency o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Vietnamese market stood out. China’s exports to this market rose by 12.7%, reversing the 7.5% decline in 2023. This demonstrates Vietnam’s escalating status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Within the ASEAN region, China’s trade performance varied. Laos, Cambodia, and Vietnam recorded the fastest annual growth of 17.7%, 14.6%, and 12.7% respectively for Chinese exports. This underscores the rising economic vibrancy of the Indo-Chinese countries. In comparison, the relatively mature markets such a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maintained stable growth at around 6%, while Indonesia registered a slight growth of 0.3%. China’s exports to Australia and Myanmar shrank by 7.5% and 17.6% respectively, due to weaker demand triggered by domestic factors in both countrie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at China’s exports to South Korea showed a remarkable recovery in 2024, incrementing by 9.6%, mainly thanks to renewed demand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This change not only hinges on a resurgence of manufacturing in South Korea, but also testifies to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CEP tariff concessions on high-tech supply chains.

On the whole, while China remains the largest trade hub within the RCEP, intra-bloc trade flows have diversified. This shift is simultaneously driven by member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upply chain adjustments, as well as the deepening progress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under the RCEP agreement.

Trade ties between China and RCEP partners have entered a new phase. On the one hand, with its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system and scale advantage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the key supplier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by upgrading their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signing diversified trade agreements, the ASEAN countries gradually reduce overdependence on a single market. Such a state of dynamic equilibrium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reshaping the future trade map of the RCEP region.

 

Trend 2: Gradual stabilization of Japan’s trade with RCEP after pandemic volatility

From 2020 onwards, Japan’s trade relations with RCEP countrie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fluctuating patterns of both substantial ups and downs. Despite a remarkable 23.2% growth in its exports to RCEP nations in 2021, the momentum soon faded. Japan’s total exports to the region plunged by 13.3% in 2023 and further dropped by 3.5% in 2024, reflecting a persistent cooling of regional demand.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shifts is Japan’s evolving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markets. The Vietnamese and Malaysian markets are fairly resilient, with Japan’s exports to these two markets expanding steadily, in contrast to the sharp declines of 11.8% and 12.9% to Thailand and Indonesia respectively. Japan’s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after a staggering 19.1% contraction in 2023, experienced a diminished decline to 2.6% in 2024, showing initial signs of stabilization.

These diversification trends align with Japan’s strategic adjustments to its supply chains, prioritizing Vietnam and Malaysia as important bases because of their prosperous manufacturing sectors, lower production cost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c trade pact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and the RCEP, in support of Japan’s China+1 strategy for supply chain diversification. In contrast, owing to higher production costs,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slower economic recovery, Thailand and Indonesia are notably less competitive among Japanese export markets.

Clearly evident is Japan’s progressive disengagement from the Chinese market. In 2020, China was Japan’s primary trading partner within the region, representing 48% of Japan’s total RCEP-bound exports. This percentage slipped to 41.7% in 2023 but slightly rebounded to 42.8% in 2024, illustrating China’s indispensable role and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Japan faces in its endeavours to redirect trade dynamics.

Trend 3: Intra-ASEAN trade growth outpacing RCEP bloc

Intra-ASEAN trade showed strong growth in 2021 and 2022, followed by an unforeseen contraction of 13.3% in 2023 but a modest recovery of 7.03% in 2024. These volatilities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facing external impacts including a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 an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some ASEAN economies were also subject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 of weak domestic demand.

Nevertheless, intra-ASEAN trade performed better than intra-RCEP trade. In 2022, intra-ASEAN trade growth even doubled that of the RCEP economies (see Figure), highlighting deepe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the ASEAN. Despite experiencing a downturn similar to intra-RCEP trade in 2023, intra-ASEAN trade recorded a pronounced rebound of 7.03% in 2024, demonstrating the ASEAN’s strengthening resistance to external impacts.

Trade performance varied across ASEAN members. Vietnam’s exports to the ASEAN region leapt by 23.6% and 26.2% in 2021 and 2022 respectively, resulting in an accumulated rise of over 50%. This achievement secured the country’s position as a key node in ASEAN’s supply chains. Despite a fall of 7.63% in 2023, Vietnam’s exports to other ASEAN nations rebounded with 3.92% growth in 2024, suggesting its trade network’s gradual adaptation to the new normal.

As for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ir trade performance was highly volatile. After surging by 21.2% and 39.6% in 2021 and 2022 respectively, trade among these countries saw a sharp decline of 18.6% in 2023, followed by an additional 8% drop in 2024. The downturn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mplies that this trilateral trade may be facing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 contrast, Thailand demonstrated stronger adaptability. After peaking at US$54.8 billion in 2022, Thailand’s intra-ASEAN exports declined by 10.3% in 2023 but rebounded with a 5.5% growth in 2024. This illustrates a recovery in demand for Thai exports, driven by a resurgence i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within ASEAN.

 

Trend 4: RCEP deepening trade ties with non-members

Trade between RCEP members and non-member nations has exhibited a dynamic trajectory, reaching a total trade value of US$3.37 trillion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24, representing a 5% increase over 2023. The most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ccurred in 2021, when trade shot up by nearly 30% (spurred by post-pandemic recovery and robust demand worldwide). Despite a temporary contraction of 7% from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pressures in 2023, a rapid rebound in 2024 underscores the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the RCEP economies as they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ir global trade networks.

South Korea has been a leading force in this expansion, with its exports to non-RCEP partners climbing to US$289 billion in 2024, marking a year-on-year growth of 12.8%. An extraordinary 30.62% jump in its exports to non-RCEP partners in 2021 signalled South Korea’s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derived from its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donesia’s journey, however, has been more turbulent. After skyrocketing by 33.68% and 35.1% in 2021 and 2022 respectively, its exports plummeted by 16.01% in 2023, reflect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weaker global deman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shifts in trade policies. While 2024 saw a minor increase of 3.14% in exports, the country’s pace of recovery clearly lagged behind that of other major economies in the region.

Overall, while intra-RCEP trade remains a vital driver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member nations are actively diversifying their partnerships beyond the bloc, generating a vigorous export-oriented momentum. The RCEP 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a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ngine to a pivotal force in reshaping the global trade landscape.

 

Note: https://www.asiaglobalinstitute.hku.hk/rcep-trade-tracker

Read More

The U.S. Debt Storm and the Reshuffling of Global Finance

Dr Yifei Zhang

23 April 2025

 

In April 2025,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witnessed a textbook case of a credit crisis. The yield on the US 10-year treasury bonds shot up over 50 basis points within a single week, reaching a peak of 4.5%, marking the biggest weekly increase si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9-11 incident in 2001. This phenomenon has not only subverted the traditional belief that the US treasury bonds are the world’s safest assets, but has also highlighted the deep-rooted vulnerabilities in the US dollar credit system.

American debt market in the midst of risky changes

The key to gasping the severity of this cris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financial concept of the “risk-free rate”. Long regarded as the anchor of global asset pricing, the US treasury yield has been used as a benchmark for calculating stock valuations,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nd even residential mortgage rates. The core of the credit system hinges o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pay its debts. Theoretically, the government can print money to meet its debt obligations, making a default improbable. However, if the market starts to question such a logic,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financial system is subject to challenge.

Apparently, the crisis has been triggered by technical factors. On 8 April 2025,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s auction of three-year treasury notes drew weak demand, receiving bids only 2.26 times the amount offered, registering a record low since 2023. However, an even deeper structural conflict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basis trade strategy of hedge funds amplifies market fluctuations. Given the 50 times leverage on yield spreads between long-term and short-term government bonds under this strategy, if the yield fluctuates by more than 1%, positions exceeding US$600 billion would be forced to cl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a chain stampede. During the recent mass exodus of traditional bond buyers, China has reduced its holdings of US bonds for two consecutive months and has augmented its gold reserves. Amid the weak-yen crisis, Japan has dumped US bonds to rescue its economy. Meanwhile, Saudi Arabia has begun settling oil payments in RMB through Hong Kong’s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

The fact that the above three major events coincided is no coincidence. As the world’s largest holder of US treasury bonds, China has been disposing of its holdings, thus weakening the demand for the dollar as the official reserve currency. Japan’s passive selling of American bonds reveals the weakness of US treasuries amid extreme foreign exchange volatility. Saudi Arabia’s attempt to settle trade transactions in local currency pose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monopolistic status of the dollar in bulk commodity pricing. Once the greenback has been compromised as the “official reserve currency anchor”, a “stable foreign exchange rate anchor”, and a “bulk commodity pricing anchor”, markets wi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myth of “risk-free asset” is actually a collective compromise made by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America’s financial and military hegemony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era.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nterest expenses for 2025 could amount to US$1.5 trillion, representing one-third of its fiscal revenue. If American bond yields continue to surge, the US may find itself in a debt abyss ― repaying old debts by borrowing anew, thereby triggering a sovereign credit crisi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is logic signifies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to the US dollar-centric financial order worldwid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arket logic disrupted by weaponization of tariffs

I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model, a stock market crash often redirects fund flows to government bonds, which are considered a safe haven. However, the market performance this month utterly upended this principle. Within merely a week, the US stock market lost US$8 trillion in value, while the US Dollar Index plunged below the 100 mark. Instead of prompting investors to seek refuge in US treasury bonds, the three markets―US stocks, bonds, and foreign exchanges―experienced simultaneous crashes. These market anomalies stem from the White House’s policy vacillations, compounded by geopolitical rivalry.

Trump’s tariff policy has become a catalyst for market volatility. His administration adjusted tariff rates on China three times within eight days, driving the rates up to 145%. Beside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long-term production plans,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lso created chaos in supply chain arrangements within 90 days. Investors find themselves in a “liquidity black hole”, where assets including stocks, bonds, and foreign exchanges have all become high-risk targets, leaving cash as the only investment option. Although the White House has suspended some of the tariffs, the persistent 10% baseline rate and the 90-day pause are insufficient to alleviate the ongoing panic.

The impact of the self-undermining hegemonic US dollar is particularly far-reaching. America’s frequent weapon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has compelled China and Russia to switch to local currency settlement, resulting in 83% of their energy trade being decoupled from the dollar-denominated system. Saudi Arabia has begun conducting oil trade transactions in RMB through Hong Kong’s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directly challenging the dollar’s monopolistic status in bulk commodity pricing. There are market concerns that the US may resort to legal defaults to address its national debt crisis. This could involve forcing other countries to convert short-term American bonds into 50-year zero-coupon bonds, effectively shifting American bonds from a safe-haven instrument to a source of risk.

Investment pointers on navigating the financial paradigm shift

Beyond altering the market’s operational logic, the current crisis has reshap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changes reflected in the three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below are instrumental in foster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Extent of the inverted US bond yield curve. An inverted yield curve, i.e. short-term bond yields higher than long-term bond yields, is a warning sign of an economic recession. Currently, the latest rate difference between 10-year American bonds and two-year treasuries has widened to -120 basis points, signifying the steepest inverted yield curve since 1981. Evidently, the market has grown wary of the US government’s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nce interest expenses consume two-thirds of fiscal revenue (estimated figure amounting to US$1.5 trillion in 2025), investors would demand higher risk premiums.

Share of US dollar in global reserves. Data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hows that the share of US dollar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has slid from 73% in 2001 to 52%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5. This drop coincides with rising allocations to RMB-denominated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and gold holdings, reflecting a re-assessment of the dollar’s credit stability among central banks worldwide. Saudi Arabia’s use of RMB to settle oil trades via Hong Kong’s CIPS system exhibits a microcosmic sign of de-dollarization.

Share of RMB in cross-border payments. The use of RMB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ettlement has soared from 2.7% in 2022 to 9.3% in April 2025. As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MB centre with deposits surpassing RMB1.2 trillion, Hong Kong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for observing the geoeconomic power shift.

Hong Kong’s unique position in global financial order transition

The financial turmoil of 2015 is in essence a collective reflection o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ttempts to maintain American hegemony through tariffs and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markets react by dumping US bonds, stocks, and dollars. This crisis signals an irreversible trend away from sole reliance on the dollar, heralding a multipol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Much like its role as an entrepot in the dollar-gold delink in 1971, Hong Kong now stands both as a witness to the fading old order and as a testing ground for the emerging new rules.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city’s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 gradu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its position bridg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apital jointly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a micro-perspective on the changing macroeconomic landscape.

While the investment bank traders in New York continue to debate over when the US Federal Reserve will cut rates, bankers in Hong Kong have already quietly increased their holdings of the Vietnamese Dong and the Malaysian Ringgit. The support for these currencies lies in Southeast Asian factories taking over parts of Chinese industrial chains. This may represent a new way forward for globalization: as the dollar hegemony progressively loses steam, nimble, small open economies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carve out niches for their survival. It is within these niches that Hong Kong is proactively sowing the seeds for its future growth.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