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

截至2025年初，全球加密貨幣市場總值已超過3萬億美元【註1】。加密貨幣已從早期只受小眾追捧的專屬領域躍升為世界性金融生態系統。有別於傳統金融市場，加密幣市場全天候運作，沒有疆界限制；目前數百家上市公司、對沖基金、家族辦公室和養老基金均已配置加密資產。去年7月，美國提出《比特幣法案》（BITCOIN Act），以建立比特幣戰略儲備，足見加密貨幣躋身具有戰略意義的資產類別。

與此同時，加密貨幣挖礦業亦是全球性產業，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挖礦公司至少有13家，形成了一個專業化、規模化的新興產業鏈。從專業礦機製造，到大規模礦場運營，以至電力交易和碳信用管理，挖礦產業已經超越了簡單的計算活動，成為連接能源、科技與金融的複合型產業。隨着技術進步和監管環境逐步明晰，加密貨幣市場有望繼續擴大在環球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日後可望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然而，媒體經常報道加密貨幣挖礦的電力消耗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令許多人視之為環境保護的敵人，也是北京政府於2021年全面加以禁止的一個主因，指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對國民經濟貢獻度低，對產業發展、科技進步等帶動作用有限，其盲目無序發展對推動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和節能減排帶來不利影響。」最新研究則顯示，在設計合理的電力價格政策下，加密貨幣挖礦或能有效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和降低總體碳排放。

在2021年之前，中國曾是世界最大加密貨幣挖礦中心，佔全球挖礦算力超過65%【註2】，但同年5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公布，全面清理和禁止加密貨幣挖礦活動【註3】。這一決定背後的考慮為能源消耗對「能耗雙控」目標的壓力、金融風險管控需要，以及對碳排放的擔憂；挖礦活動隨即移至美國、哈薩克等地。2025年初，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挖礦市場，而中國的正規挖礦活動幾乎完全消失。

加密貨幣挖礦有助碳減排，在於挖礦活動結合可再生能源的3個關鍵特點：初始建設的固定成本高、發電的邊際成本低、發電量與用電需求存在不完美相關性。這些特點窒礙其市場潛力，若電網缺乏足夠靈活性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耗電量極大的加密幣挖礦活動則因具備「無記憶性」（即可以在極短時間內關閉並稍後重啟，而不會影響持續的挖礦操作），足以成為可再生能源電網的理想「調節器」，以彌補再生能源供求失衡的弊病。內地正在快速推進可再生能源建設，可受惠於這一機制。

「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裝機大幅增加的目標，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卻正面臨「棄風棄光棄水」的挑戰。儘管2024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領先全球，但棄光率仍在某些地區高達10%以上，棄風率在某些省份達到15%【註4】，可見清潔能源浪費嚴重，甚至出現負電價。將挖礦作為可控負載納入電網調節體系，既可消納過剩電力，又能平抑可再生能源的波動性，穩定電網運行，同時創造經濟效益。

在適當的電價政策下，引入加密貨幣挖礦不單可增加可再生能源產能投資，也能在合適條件下，降低總排放。對中國西部能源富餘地區而言，可通過引入加密貨幣挖礦，擴大可再生能源的經濟可行性，進而鼓勵更多可再生能源產能建設。

舉例來說，美國德克薩斯州電網運營商ERCOT制定了大型靈活負載限電計劃，其中幾乎所有運行中的大型靈活負載都是加密貨幣挖礦設施。2022年12月的冬季風暴Elliott期間，加密貨幣礦工大幅減少算力，相當於當天加密貨幣網路總算力的38%，為電網提供了寶貴的穩定服務【註5】。中國可以借鑑這一模式，針對不同地區的能源結構特點，設計差異化的加密貨幣挖礦監管政策。若在水電豐富的四川，允許加密貨幣挖礦在豐水期運行，而在枯水期則規定減少或暫停活動；至於風電和太陽能豐富的內蒙古和新疆，則可設計分別因應風力和日照強度的動態電價機制。

政策方面，應按電網供需情況而動態調整電價。可再生能源供應充足時，向礦工徵收較低電費；供應不足時則電費較高，以鼓勵節約用電。這種政策框架牽涉4個關鍵要素。一、建立加密貨幣挖礦產業分類監管制度，區分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挖礦活動，對前者給予政策支援，對後者加以嚴格限制。二、實施動態電價機制，根據可再生能源供應情況和電網負荷而調整電價，確保挖礦活動優先使用多餘的可再生能源，並要求挖礦企業安裝智能電錶和能源監測系統，實時上報能源使用數據，確保監管透明度。三、建立碳排放責任機制，規定挖礦企業達到特定的碳強度目標，或購買碳配額抵消其排放。四、考慮將加密貨幣挖礦納入地方能源轉型試點，評估其促進利用可再生能源和降低碳排放的實際效果。

若內地重啟加密貨幣挖礦，可優先考慮在下列3個地區開展試點。

四川：水電資源豐富，電力價格低廉；可在豐水期允許使用水電的挖礦活動，促進消納多餘水電。

內蒙古：風電資源豐富，但棄風問題嚴重；可設立專門的風電消納挖礦產業園，利用加密貨幣挖礦的靈活性來平衡風電的波動性。

新疆：太陽能資源充足，但遠離用電負荷中心；可將加密貨幣挖礦作為消納太陽能電力的方式，同時探索建立與產業扶貧結合的新模式。

這些試點應有明確的碳排放監測和評估機制，確保加密貨幣挖礦確實有助於降低碳排放，而非增加環境負擔。

除了環境效益，重啟加密貨幣挖礦還可增添經濟和社會價值， 例如為西部欠發達地區開闢產業增長點，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 此外，挖礦企業的電費支出可以為可再生能源投資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促進當地清潔能源產業發展。

加密貨幣挖礦與碳減排的關係雖比表面看來複雜得多，但適當的監管框架和價格機制足以支援可再生能源的採用和減排。這有賴持份者超越簡單的二元思維，攜手在技術創新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

中國作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引領者和碳減排的重要貢獻者，有條件探索加密貨幣挖礦與可再生能源的共生發展模式，為全球能源轉型和氣候變化應對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將電力消耗直接等同於碳排放的思維未免過於簡化，在尋求碳減排的前路，我們需要更具創新性和複雜性的解決方案，而受到適當監管的加密貨幣挖礦，相信是值得中國重新考慮的一種選擇。

註1： https://www.coingecko.com/zh/global-charts

註2： https://www.gate.io/zh/learn/articles/60-bitcoin-mining-and-energy-consumption-statistics-for-2023-you-need-to-know/1265

註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24_1297474.html?code=&state=123

註4： https://zjic.zj.gov.cn/ywdh/nyhj/202408/t20240812_22695794.shtml

註5： https://ceepr.mit.edu/climate-impacts-of-bitcoin-mining-in-the-u-s/

何國俊教授
經濟學、管理與商業策略教授
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