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綠賞，如何「賞」？ 數據驅動社區回收轉型
環顧全球，垃圾分類回收已成為城市管治不可迴避的一環。過去10年，特區政府通過「綠在區區」計劃和「綠綠賞」積分制度，在全港建立起社區回收網絡，推動市民把回收行為融入日常生活。
本年4月1日，「綠綠賞」將全面電子化，並接入更多市場獎賞平台，但這次升級能否真正促進回收系統從「稱重積分」走向「價值激勵」？
數據向好 結構未變
在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仍未全面實施的情況下，「綠在區區」及其配套的「綠綠賞」計劃，在鼓勵市民培養回收習慣、構建社區網絡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自2018年全面推行以來，全港已設立12個回收環保站、82個回收便利點及約600個回收流動點。電子化升級後，市民可通過手機應用程式管理積分、兌換獎賞，政府和營運機構也得以收集更精細的參與數據，為將來優化政策提供基礎。
香港的資源回收率近年有所改善，整體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由2020年約28%回升至2024年的34%，但仍顯著低於《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提出的約55%中期目標，以至歐盟2023年約48%的都市廢物平均回收率【註1】。更為關鍵的是，香港約八成回收物料仍依賴出口作循環再造【註2】，可見本地回收業支撐不足。
圖1 2020-2024 年都市固體廢物、家居廢物及工商業廢物回收率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為何積分升級難以一勞永逸？必須審視回收行為的經濟邏輯。
一、回收的正面界外效應仍未真正內部化。市民花時間分類、送往回收點，帶來的是減少填埋壓力、節約資源和減緩污染等社會收益，但實際獲得的回報有限且分散，長期激勵不足，隨手丟棄反而來得省事。垃圾徵費計劃遲遲未落實，也是市民對回收「熱度消退」的原因。
二、激勵本身存在「價值錯配」和「形式錯配」的雙重問題。積分計劃以重量計算【圖2】，而非與環境價值挂鉤。紙張與金屬的減碳減污效益差異巨大，而不同電器對環境的邊際影響不一，但積分幾乎相同，很難吸引市民優先回收高環境效益物料。再者，禮品選擇有限、兌換流程不夠透明，也削弱了積分計劃的吸引力。
圖 2 「綠綠賞」積分計劃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三、資訊不透明侵蝕了公眾信任。前端分類規則複雜，後端處理過程對市民而言卻是「黑箱」；回收物是否真被再造以至最終去向，均欠清晰描述。看不到實在結果，投入時間和精力就容易被視為「沉沒成本」，久而久之自然影響參與意願。
簡言之，積分設計未能有效反映環境價值，更未能與制度、產業和資訊透明度形成合力。
在日本，《容器包裝再生利用法》通過生產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明確要求包裝生產和流通企業須支付再商品化的相關費用。在嚴格源頭分類配合下，日本指定塑膠瓶再商品化率長期維持在約85%的高位，實現了從產品設計到資源再生的閉環。
台灣的「四合一」模式，將政府、社區、回收商與基金串聯起來。上游生產商按規則繳費，基金用於補貼下游回收及處理環節，減輕對財政長期補貼的依賴。
德國在塑膠瓶和鋁罐採用押金退還安排則通過簡單直接的經濟信號將「瓶子有沒有拿去退」變成一目了然的選擇題，回收率因此長期維持在約九成的高水平，並與生產者責任制度結合，推動發展高品質的閉環回收產業鏈。
綜觀上述各地的經驗，回收率可通過各種措施，讓環境價值在各個環節被看見、被計算、被分享。
「綠綠賞」全面電子化升級，有助香港探索「價值激勵」，尤其可在下列四大層面推動轉型。
首先，以社區為基礎，打造普惠的行為激勵計劃，並進一步增加回收站點密度，進一步延長日常開放時間。在源頭，應通過與學校、屋苑及社福機構合作，將垃圾分類教育常態化，並結合實際回收活動。電子化轉型亦須兼顧長者及不熟悉數字工具人士，提供所需協助。
借助電子平台數據，可為市民推送個性化減廢減碳報告、展示社區排名與成績徽章等；「助推」策略有利於將積分從單一獎勵轉化為持續反饋，使回收內化為日常習慣。
其次，用環境價值重塑積分規則，精準引導回收行為。應擺脫單純按重量計分，建立基於環境效益的差異化積分計劃。不妨引入環境效益系數，綜合考慮物料的碳足跡、本地再生價值和處理成本，為不同回收品類設定不同積分，讓高碳排、可再利用價值高的物料（如塑膠瓶、金屬及特定電器）獲得更吸引的積分回報。由此既可引導市民調整回收優先順序，也能量化市民綠色行為的生態價值，日後與碳減排核算對接。
第三，構建開放的綠色積分與責任機制，聯通消費場景和生產端。「綠綠賞」應從封閉式禮品兌換走向開放式綠色積分生態，一方面拓展與超市、公共交通等日常消費場景對接，提升積分的使用價值; 另一方面探索與綠色生活獎賞平台（如「碳錢包」）本地機制及碳普惠平台互聯互通，參考內地城市記錄社區回收行為對應的減排量，為未來參與更廣泛的綠色金融與碳市場活動預留接口。
再者，可針對塑膠瓶、鋁罐等高價值、高流通物料，試點生產者延伸責任與押金退還措施，由行業負責運營，政府負責標準和監管，更可為回收再造業提供穩定、優質的再生原料。
最後，以數據和科技重塑管治模式，提升透明度與信任。可考慮將部分合約與資助安排，從「購買服務量」轉向「購買行為改變成果」，把人均回收量、高價值物料佔比以及穩定參與者比例等結果性指標納入績效評估，設立專項獎勵，鼓勵營運方開展數據驅動的社區干預實驗。選擇部分重點回收物品，運用溯源與可視化工具追蹤其從投放、運輸到回收再造的路徑，並結合「垃圾的一生」等參觀及教育活動，讓市民直觀了解回收物被「用到哪裡去」，通過線上數據透明加線下體驗的方式，鞏固公眾對回收系統的信任。
「綠在區區」的下一站，不應僅僅着眼於回收更多，而是通過更精細的激勵設計、更開放的積分生態、更透明的運作流程和更注重成效的營運模式，讓回收真正成為連接市民、社區與綠色產業的焦點。
從「稱重積分」走向「價值激勵」，意味着不單把回收視為被動的「減害行為」，而是將其納入香港綠色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布局。全面電子化既是科技升級，也是數據積累與行為研究的新起點。若能善用這一機會，香港有望在社區回收這一看似瑣碎的領域，訂立一套兼具環境效益、社會信任與社區參與的長期機制，為「資源循環、邁向零廢」的願景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註1： https://www.eea.europa.eu/en/analysis/indicators/waste-recycling-in-europe
何國俊教授
香港大學賽馬會基金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王芑丹女士
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專職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