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表述效應」與林鄭風格

行為經濟學中，有一理論名為「表述效應」（framing effects）。此理論由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所創（Kahneman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很可惜，Tversky早於1996年已經去世），經典例子是他們提出的「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試想像某國正為一種異常亞洲疾病爆發作準備，預計此疾病將導致600人死亡。以下是兩個可考慮的應對方案：
•    如果採用方案一，將有200人得救。
•    如果採用方案二，600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無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就以上兩個方案進行意見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受訪者選擇方案一。
然後向另一組別參與者重複以上意見調查，兩個方案改為：
•    如果採用方案甲，將有400人死亡。
•    如果採用方案乙，無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600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指出方案甲和方案一所描述的後果相同，方案乙和方案二的後果亦一樣；但在聚焦預期死亡人數的方案甲和乙之間，絕大多數受訪者都選擇方案乙，和第一組別的調查結果剛好相反！

根據以上結果，Kahneman和Tversky提出「表述效應」理論，指出一般人對某一件事的看法，很容易受該事件如何被表述所影響。

「表述」掩人耳目
「表述效應」不單止可用來理解經濟行為，也可以應用到公共政策方面；如政府推動政策時強調政策的好處，爭取公衆支持。反對派卻把公衆視線轉移至政策的壞處，令政府不能成功推動對他們不利的政策。現在令人擔憂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運動，便是一個很清晰的例子。

嚴格來說，Kahneman和Tversky的「亞洲疾病問題」用了兩種「表述效應」。第一種「表述效應」是「同一個」意見調查，經過巧妙的不同表述，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後來有人指出方案甲其實和方案一並不相同，原因是「將有400人死亡」不等於「將有200人得救」，例如另外200人可能變成植物人。

第二種「表述效應」是兩位學者巧妙地把兩個不同方案（方案甲和方案一）表述為「同一個」方案。第二種「表述效應」應用較少，因為它比較難用；此點可用以下例子解釋。
加工肉類可被形容為「90%無脂肪」或「10%脂肪」。對一般消費者而言，「90%無脂肪」的敍述比「10%脂肪」吸引，這是第一種「表述效應」。第二種「表述效應」是把近似但不同的加工肉類形容為同樣吸引。雖然「(90 + X)%無脂肪」的加工肉類比「90%無脂肪」吸引，但把「(90 + X)%無脂肪」形容為「(10 – X)%脂肪」會引致該加工肉類吸引力下降。要符合第二種「表述效應」，「(10 – X)%脂肪」的效果需要等同於「90%無脂肪」的敍述。

第二種「表述效應」的應用比第一種難，因為需要準確量化X的數值，而數據充足與否是基本的要求。由此可見，應用第二種「表述效應」不能單靠直覺判斷；現在的「反修例」運動正是一個現成例子。

民意不可迴避
「反修例」運動原本只有一個訴求：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林鄭由起初完全漠視民意到後來「暫緩」該草案，意圖把「暫緩」修例演繹成「撤回」修例，屬於第二種「表述效應」。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首先，「暫緩」和「撤回」在意義上有明顯分別。「暫緩」的意思含糊不清，更可以是短暫安排，不排除特首可以隨時恢復修例。相比之下，「撤回」比較實在，政府必須從立法會撤回該草案，有實際行動。「暫緩」修例不足以回應「撤回」修例訴求不難理解。

一天後，林鄭回應遊行，聲明已停止修例工作。政府消息指「停止」修例和「暫緩」修例沒有分別，更交代重推無期，估計今屆立法會會期（明年7月結束）不會提上立法會，等同「自然死亡」，效果與撤回修例差不多。

以上的演繹，進一步指出「暫緩」/「停止」和「撤回」的主要分別。「撤回」是即時性的，即時回應訴求，乾淨利落。「暫緩」/「停止」始終存在變數，要等到一年後才會「自然死亡」，拖拖拉拉。有云「政治一日都嫌長」，何況是一年？認為一年後自然死亡與（即時）撤回修例差不多的人，真可謂「差不多先生」。

7月9日，林鄭宣布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客觀上，這條修例草案「壽終正寢」，效果等同撤回修例。然而「表述效應」是主觀的，林鄭再一次失敗，「壽終正寢」不被接納為回應撤回修例的訴求。

林鄭的連串失敗不難理解，如果她真心相信「暫緩」/「停止」修例、「自然死亡」、「壽終正寢」全部等同「撤回」修例，那為何不直接用上「撤回」字眼？難度她認為說服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比說服她自己容易？

學生常常問我答案是否愈複雜愈好。我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夠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一定比用較複雜的方法好。事實上，想出簡單方法解決問題是社會進步之源；特首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為社會製造問題。

最後，我不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毫無道理；它有壞處，也有好處。如果日後修例對社會整體有利，獲得社會普遍支持，我寄望政府能夠肩負責任，重推修例，正面回應社會訴求。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