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國經濟正處於「供強需弱」的矛盾之中，在生產能力不斷飛躍的同時，內需空間並未同步擴張。海關總署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1至11月，中國貿易順差已達到1.076萬億美元的新高。以出口疏壓，曾是奏效的手段；然而今日的世界市場，已未必願意持續吸納如此龐大的增量。在這背後，固然反映的是中國制造的整體實力已具備比較優勢。但是，當過量物美價廉的商品出口他國，當地供應商的市場份額會被大幅擠出，而隨之而來的是就業收縮與政治反彈。當關稅、技術標準、補貼門檻被層層疊起，國際貿易自此不再自由，也難以發揮其「反內捲」的功能。

於是，「出海」的意義開始發生轉換。它不再只是把商品推銷得更遠，而是探索在他國的土地上搭建一種全新的生態關係：在當地設廠、僱學徒、建服務網、育供應商，把供應鏈的部分增加價值留在當地經濟之中，讓GDP與就業在地呈現；而技術、品牌、運營與管治的價值則反映在出海企業的財務報表之中。在這種「在地共振」的結構中，出口產能不再只是一串數字，而是一套更為和諧的合作制度。

這條出海之路雖然看似美好，但並不易走。因為任何大規模的海外布局，短期內都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對國內經濟和就業造成掣肘。當產線外移，留在本土的工人和配套如何安排？產業升級所帶來的新興職業，能否及時填補國內就業需求的缺口？國內勞動人口掌握的技能，又是否能夠滿足市場提出的新需求？當然，如此種種的問題，大多都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在國家經濟長期向好的情況下，只要付出耐心和努力，都是有信心能夠解決的。相對於宏觀經濟層面的調適，企業的競爭時鐘總是走得更快。這種時間差，使出海成了「願景與現實」之間最難拿捏的距離。

對於中企出海而言，香港的位置耐人尋味。過去數十年來，香港一直是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窗口，扮演著「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撮合雙方資金和項目。然而，國際局勢早已發生轉變，「一帶一路」新興市場已成為不少中企出海的重點目的地。反觀香港，在語言、文化、法律、教育乃至金融等各方面，與「全球南方」的聯繫算不上緊密。再者，當全球供應鏈被地緣政治和規制切分為多個版圖，純粹的「聯繫」已不再足夠。企業需要的不再只是一張名片，而是一套能落地、可擴張、抗風險的完整方案。因此，香港若要抓住這次中企出海的時代浪潮，必須完成自身角色的轉變，從聯繫窗口進化成為賦能平台，在撮合之餘附加額外增值。

所謂額外增值，其一是風控的增值。香港長於國際慣例的交界處，多法域的合約設計、仲裁安排、稅務籌劃與數據治理，本就是這個城市的日常。當一家內地企業走向東南亞或中東，面對的是各地不一的法規，從市場准入、投資審批、關稅與原產地，到勞工法、環保標準、數據合規與稅務協定等。若把這些法規前置為合約設計，而不是事後補救，商業的不確定性便可降低。香港的律所、諮詢、仲裁機構，具備把法規翻譯為流程的能力，為中企出海提供第一層保險。

其二是資本的增值。出海不僅是產線遷徙，更涉及業務擴張、融資與現金流管理。從貿易融資、訂單回款，到綠地投資、租賃資產、併購、風險投資、股權融資、抵押融資等，歸根究底是要盤活資產、豐富資金來源、整合資源，以及分散風險。香港的金融業向來熟悉以股債結合、保險與再保險、供應鏈金融與風險對沖，將政經環境與匯率的不確定轉化為可計價的保單與期權。香港亦可通過資本市場的透明度，為企業品牌與管治背書；以專項基金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等，為在地化基建等重資產投資找到長錢。當資本工程與產業工程同步，中企出海的步伐才不會因等待資金周轉而被迫放慢。香港的金融服務具備融資、資金管理、風險對沖等能力，為中企出海提供第二層價值。

其三是生態的增值。出海的關鍵約束不僅在於風控與資本，還在於能否有效率地搭建一套在地化網絡。這套網絡涵蓋眾多要素，包括原材料與服務供應商、生產與品質控制、銷售渠道與售後服務、人才與管理梯隊、政府與監管互動、公共關係，以及可核證的ESG績效等等。香港的優勢在於將這些分散要素「組裝」為體系的平台功能。政府、行業協會、高校、展會與專業服務，能為企業出海提供經驗分享和中介服務，將分散的資源整合轉化為標準化、模塊化的解決方案，以降低信息不對稱與交易成本，加速企業在新法域的市場進入與能力移植。這種資源整合的服務，正是香港能為中企出海提供的第三重價值。

近年不少內地企業高管來港取經，尋求的不僅是聯繫窗口，更是整套「走出去」的作配套服務。香港需要把聯繫做成能力，把能力做成產品，當流量和功能二者疊加，才能形成極具增加價值的賦能平台。誠言，香港在協助企業出海方面已具備多年經驗，特別是在金融基建、交通網絡、中西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優勢甚為突出。與過往不同的是，香港或許需要重新學習如何與東盟、中東、東歐、中亞、南美等「全球南方」經濟體深化交往，並用心打磨服務，以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

反內捲在於把競爭重心從成本轉向標準，從價格轉向質量；把產能的增長轉化為品牌與制度的輸出，將企業的成長與在地社會的進步聯繫在一起。香港所能貢獻的，正是一種制度化的想像力，讓中企出海，不僅能跨過關稅與港口，也能跨過信任與治理的門檻。當這座城市在規則、資本與生態之間形成合力，從超級聯繫人升級為超級增值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張超藝先生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