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日前，港大經管學院召集對經濟政策研究感興趣的學者，為香港的經濟未來出謀劃策。筆者和同事鄧希煒教授主動請纓，研究香港如何創造更多優質工作這一課題。筆者走訪了學術社群、金融圈以及產業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發現其中對香港經濟所持觀點迥異，甚至多有誤解。筆者將之梳理為以下五大認識誤區，並一抒己見，逐點澄清。

眾所周知，香港過去幾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體經濟雪上加霜，以致出現連連收縮的窘況。

有人樂觀地認為，只要疫情雨過天青，加上這些年積累的社會問題處理得當，本港經濟定能恢復穩健增長，相關問題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誠然，從金融、商機、就業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現來看，特區確實家底厚實，疫後經濟復甦自是順理成章。

然而，絕對不容忽視的是根本結構性問題：現有產業基礎帶動不了社會共同富裕，同時又缺乏促進經濟持續向上、大規模創造優質工作的新產業。除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的奇蹟再現，否則大多數人收入停滯不前、貧富更趨懸殊等仍是棘手的難題；可惜高增長的黃金年代不可複製，港人不可能「躺贏」。

依筆者之見，應通過提升產業品質來實現經濟轉型，以金融業、高端服務業（包括專業服務和教育），以及新興科技產業（以醫療生物和資訊技術為核心）為三大支柱，來擴大優質工作在勞動力市場的比重。

筆者認識的經濟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內地城市挖香港經濟牆腳之餘，又生恐特區與內地城市競爭時落敗。這種心態大可不必。中國的全方位開放以及內地城市相繼崛興，無疑打破了香港在國際產品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但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勢之下，經濟發達城市無一不飽受市場競爭的洗禮。值得慶幸的是，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演化中，香港形成了與內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產業結構，並且擁有一籃子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與內地城市並不存在經濟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

香港的產業結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內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優質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來內地城市的企業。香港理應借助內地經濟的崛起，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聚集效應，來帶動自身經濟發展。除了一如過往，致力吸引外地企業來港融資上市，香港還須充分利用內地市場，解決本港因高端產品和服務需求不足而令供應受壓的問題。筆者一直強調，香港尤應借助內地的人力資本儲備，促進本港與大灣區內人才市場的融合，藉此克服經濟轉型的瓶頸。

過去幾年，儘管香港經濟屢受衝擊，金融業卻表現不俗，保持上升的勢頭。資料顯示，自2009年以來，金融業在GDP的比重從15%漸升至20%，而金融從業員的收入也遠遠高於全港平均工資水平。但若從帶動香港整體經濟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卻嫌守成有餘，創新不足。

香港金融業近兩年能夠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美關係僵化所導致的中資股回流。日後情況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經濟徹底脫鈎，中國企業對國際資本的需求將會急劇下降，赴港融資也就無足輕重。其二，要是中美經濟重拾正軌，中國企業則未必選擇在港上市。可見目前靠中資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並非長久之計。

金融業屬於供應鏈極短的行業，對其他經濟部門的溢出效應很小，不能像製造業那樣，可以在上下游企業形成聯動效應。目前，金融業相關職位在香港整體就業所佔比例約為10%，估計已達上限，很難再賴以創造大量優質工作，而必須靠升級服務業和高端科技型製造業。

眼下極為熱門的金融科技能否成為香港經濟的一個增長點，尚屬未知之數。金融科技能否在一個地方生根落地，關鍵不在科技，而在於靈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處的監管。香港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過去10年，特區政府以及實業界人士雖已意識到，香港未能追趕上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其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僅比不上傳統的國際大都會，甚至落後於內地的新興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認為，高科技產業純屬錦上添花，對香港經濟無關宏旨。香港的研究發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雖已從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遠低於新加坡（1.94%）、南韓（3.26%）和日本（2.82%）；與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廣州（3.2%）相比，更是望塵莫及。礙於「錦上添花」的思維，香港要借高科技產業實現經濟轉型，實在舉步維艱。

筆者認為，香港應把高科技產業的振興與經濟發展切實掛鈎。一些政府官員口中所謂「智慧城市」、「創意城市」，其實缺乏經濟發展的內涵。作為國家資訊產業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區在資訊及通訊行業有一定基礎，但在數碼技術則毫無優勢。數碼產業或可為一些行業（如金融業）提供輔助性的技術支持，卻不太可能成為經濟主流。反而生物製藥、醫療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稱實實在在的產業亮點。當務之急，社會須就足以帶動經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達成共識。

自由經濟體的轉型，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自會逐漸形成，政府不應橫加干預。此一觀點在香港深入人心。筆者也素來反對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然而，針對香港經濟轉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對經濟調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經濟轉型涉及科技產業的發展和優質工作的創造，兩者都極具正面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對其他行業和職位帶來利益。私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投資決策不會主動內在化這些界外效應，導致研發不足、優質職位過少。這需要政府通過各種靈活的政策工具（如補貼、外判、研發合作），進行適當介入。在這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自由經濟體都有諸多可以借鑑的經驗。

其次，儘管資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發展創科產業的軟環境，創科投資始終未成氣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擁有發達的金融業，也不乏敢於冒險的創業家，但專業的風險投資卻寥寥無幾，嚴重窒礙了初創企業的發展。這是科創軟環境不足的表現。香港的另一個軟肋是高科技專才儲備總量不足，人才市場缺乏流動性。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特區政府積極出台鼓勵創新的政策，幫助企業破除種種障礙，並且加大軟硬基礎建設的投資，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風險資本和企業家。

最後，香港的經濟轉型離不開與內地合作，尤其是大灣區城市，關鍵在於特區政府與內地地方政府的協調互動。毋庸置疑，香港在經濟發展上先行一步，在體制上也佔優，但在經濟管理的某些方面卻比內地政府缺乏經驗。例如在引進跨國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區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經。

筆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拋磚引玉之效，激發社會上心繫特區未來發展的各界人士廣泛討論，盡快為香港經濟轉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