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近年好似雨后春笋般，已经无处不在。当众人还分不清这3个字母顺序的时候，ESG早已牵动无数跨国公司的重大决策，也深刻影响各国政府的监管决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个美好愿景，让资本向善，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对力量群起攻之，纷纷质疑ESG口惠而实不至。

ESG究竟是稍纵即逝还是会持续不断？笔者认为，其产生基于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并非偶然。只要ESG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ESG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SG的前身可说是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为它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笔者发表在《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发现【注】，SRI在西方的起源与宗教、工会和政府密不可分，并且早在上个世纪就考量了环境、社会和公司管治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投资理念，SRI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现。

联合国为ESG的兴起提供了概念的依托。 2004年，联合国在其《在乎者赢》（Who Cares Wins）报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并与全球多家金融机构携手，提倡将ESG等因素用于投资考量，坚信「得ESG者得市场」 。该报告问世后，曾经有好些年都风平浪静，但约在2015年，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ESG得以迅速发展，以下几个造王者实在功不可没。麦肯锡（McKinsey）作为全球一大管理顾问公司，一直是商业热词的缔造者，开始不断推广类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也是ESG的关键拥趸，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开信中频频提及并推广ESG。各地政府也落力为ESG助阵，挪威国家主权基金和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分别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万亿美元重资践行ESG。一时间，ESG风行一时。投资机构趋之若鹜，广纳相关人才，香港特区政府亦不例外，专设ESG类别以招揽人才。

热潮之下却存在暗涌。反ESG之声四起，批评者分成左右两大板块。右派认为ESG的理念根本错误。美国不少共和党人视ESG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田纳西州在2023年指控贝莱德的投资滥用ESG因素，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他共和党州份的官员也将该公司列为撤资目标。诺贝尔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会责任是政府的事，应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也认为ESG是「无可救药」，并且希望ESG能够「安息」。

左派同样不乏批评者。贝莱德前ESG投资专家Tariq Fancy揭老东家之短，痛斥ESG虚有其表，令传媒哗然。各国的监管者也纷纷调查「漂绿」行为。许多所谓绿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罚的德国资产管理公司DWS，其实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左派批评者支持ESG的愿景，但诟病ESG的现行体系，认为ESG让伪君子大行其道。 ESG标准混乱、评分矛盾，使企业和投资者无所适从。为此，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Alex Edmans就认为，投资应该关注企业如何创造长期价值，而不仅局限于所谓的ESG。

多方夹击之下，ESG是否会销声匿迹？笔者相信，纵使ESG有千百个问题，其根源深植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宏观背景，并不随着批评者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ESG是人类试图修补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尝试，只要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解决，ESG就会东山再起。 MSCI行政总裁费尔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讳，ESG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不然美国就会沦落到政府强制监管的社会主义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业的协助。人类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挑战，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里，企业不该加以插手，必须由政府负责。现实是，大部分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遑论解决其他跨国难题，例如空气污染、跨国毒品贸易和电讯诈骗等。权力没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势不可挡。

其次，企业对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具备比较优势。企业虽然逐利，但通过ESG也可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难题，并从中获利。无论是出于慈善的商誉，还是源于监管的压力，耐克（Nike）和多个运动品牌都致力于解决跨国供应链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劳工问题，完成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有心无力的未竟之功。随着企业声誉的提高，货品销量和公司盈利亦会相应增加。

最后，资本市场可受惠于长期主义，共生共赢的ESG理念。有别于过去的环保理念，ESG有一个扎根于资本市场的崭新价值主张：普遍所有权（universal ownership）。许多养老投资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之所以青睐ESG，是因为持有整个股市之余，亦看长期发展。这种普遍所有权，等同于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关心整体社会，鼓励互惠互利。

远离ESG，损人利己，固然可以赢得一时一地之利，但会制造污染等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帮排污企业节省排污费，却削弱自然环境的价值，不利于劳工的生产力，导致其他公司以至未来的企业无资源可用。算完总账，最终损害到普遍所有权持有人的资本利益。

正如伦敦商学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当今世界问题的表象，就算没有ESG，也会存在内核相似的倡议。

面对ESG，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另起炉灶搞全新概念？还是改善ESG这个已有基础的共识，以免把「婴儿和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简单，但也容易陷入失败的轮回；后者艰难，但更需要社会的共识和一批先行者的坚持。

【注】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颜示硼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敬兴懿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环球管理学硕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