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中国经济呈现一组耐人寻味的“剪刀差”：首7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3%，出口增长14%；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微升1.2%，而固定资产投资更下跌6.7%。服务零售额则增长5%，显示服务消费相对较有韧性，却仍不足以扭转内需整体偏弱的局面。此外，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2%，但人均消费支出只增长3.7%。

中国目前更突出的矛盾，不是供给能力不足，而是如何把生产、就业和收入更顺畅地转化为家庭信心与有效需求。

这也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扩大内需放在更重要位置的背景。国家规划纲要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七月公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约6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并拓展养老、托育、健康、文旅和体育等服务消费。规划方向清晰，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政策目标转化为家庭愿意持续消费的制度条件？

传统消费理论早已指出，消费取决于预期一生可支配的资源。若一项补贴只是短暂花红，家庭会把相当部分储起或还债；只有当就业、工资和转移支付被视为持久，家庭才会稳定提高日常开支。

医疗、失业、养老、长期护理和住房等风险，在现实中往往难以由市场完全承保，收入不稳的家庭也未必能在需要时借款。于是，即使风险尚未发生，家庭也会先建立“缓冲储蓄”（buffer-stock saving）。近期有关消费降级和居民趋于节俭的媒体报道，反映的未必是偏好突然改变，而可能是家庭面对未来风险时的理性回应。

因此，把问题概括为中国人不愿消费，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对不少家庭来说，存款不是闲置的购买力，而是自费建立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和住房安全网。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第一支柱，应推动制度更多地分担这些个别家庭难以承担的尾部风险（tail risk）——提高基本医疗、失业、养老及长期照护保障的实际深度和可携性，让农民工、灵活就业者及平台工作者跨地区流动时，仍有可信保障，并由中央财政承担更多跨地区均等化的责任。这不只是福利政策；政府以较强的资产负债表汇集风险，能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本年8月18日，国务院公布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例子。新规定把可提取范围扩至租金、装修及物业费，使公积金不再只是购房融资工具，而能支援实际居住开支。放宽用途可以减少家庭因资金被锁定而产生的额外储蓄需求，与减少自保型储蓄的政策方向一致，使既有储蓄能在真正需要时动用，从而减轻流动性约束和日常住房负担。

这并非说消费券、以旧换新或贷款贴息没有作用。事实上，2026年政府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另设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在需求转弱时，这些措施托住了行业与就业，也为结构改革争取时间。然而桥梁必须有出口，一次性刺激的另一端，应连接可信、持久而有针对性的收入支持。

现代家庭金融研究显示，同样是1元财政资源，其消费效果会因受惠家庭的财务状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流动资产较少、收入受到冲击，或面对供养、医疗和还债压力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通常较高。笔者在大规模消费税改革的研究中亦发现，家庭对加税与减税的反应并不对称，也会提前购买或在不同商品之间替代。换言之，价格型政策可以改变何时买、买甚么，却不会等量地自动增加长期总消费。

归根究柢，政策识别不宜只看年度收入或是否拥有住房，还应考虑现金流、失业风险、供养人口、医疗支出和债务偿还。财政工具也不应仅限于派券，规则清晰且可持续的育儿津贴、失业金、低收入现金补助、社会保险补贴，以及让未达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家庭也能受惠的可退还税额抵免，都能同时改善当前现金流和未来预期。

消费与投资并非零和博弈。对托育、养老、医疗、教育和社区服务的财政投入，一方面可以扩大服务供给、创造就业和累积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家庭所面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提升妇女及其他照顾者的劳动参与和消费能力。如此投资于人，既是有效投资，也是扩大服务消费的基础。

随着收入上升，家庭需求自然会由耐用品逐步转向服务。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质素标准、人才供应、消费者保障和有薪假期，因而与现金支持同样重要。真正的消费转型，不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投资预算转移至购物补贴，而是把投资方向改为以人为本，由此强化社会保障和服务能力。

张健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九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