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年中外双向投资格局经历显著变化，香港桥梁角色的内涵也随之延伸。若要分析其中演变与发展机遇，必须检视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realiz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 和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简称ODI) 的数据趋势。

据国家商务部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5》及新闻办公室的公布，中国FDI在2022年创下1,891.3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后，持续回落至2025年的1,063.8亿美元左右 (7,476.9亿元人民币) 。同期，新设外商企业则从一年38,497家持续激增至70,392家。此一走向仍然持续，2026年1至4月，FDI为2,876.9亿元人民币 (约419.2亿美元)，同比下降10.3%；新设外商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

中国近年FDI的周期性调整，反映出外资的审慎态度。一方面源于国际高利率环境与中国物价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源于跨国企业在地缘政治压力下采取的“中国+1”策略。尽管如此，基于持续大增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外资“战略卡位”部署清晰，足见其未有撤出中国市场，而是积极为未来加大投资作出准备。

事实上，外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展现出浓厚兴趣。202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FDI为402.6亿美元，占总额的34.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FDI，分别为135.1亿美元和267.6亿美元。2026年1至4月，高技术产业的FDI为1,163.3元亿人民币 (169.5亿美元)，同比大增20.3%，已占总额的40.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FDI分别大增108.4%、22.9%、20.2%。随着外资对中国技术实力愈趋认可，预料高技术产业将会继续引领中国FDI的增长。

从2024年中国FDI的来源地来看，前五大地区依次为香港(63.5%)、新加坡(9.2%)、开曼群岛(4.7%)、英属维尔京群岛(3.3%)，以及美国(2.4%)。这反映外资大多选择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进入内地，而非从本国直投。香港作为中外资金桥梁的角色仍然层断领先，但新加坡也变得显著重要。此外，部分中资企业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以外资名义返程投资内地。

有别于FDI 的周期性调整，中国ODI则一直展现增长趋势。据国家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公布的简明统计数字，2025年的ODI为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2026年1至4月的ODI为619.9亿美元，同比增长升至7.7%。

国家商务部、统计局、外汇管理局编制的《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了详尽的ODI资料。2024年，中国83.8%的ODI主要流向五大行业——采矿业 (11.1%)、制造业 (19.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8%)、批发和零售业 (21%)、金融业 (12.4%)，横跨价值链上、中、下游。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及金融业的景气度较高，ODI流量分别同比大增115.2%、37.3%及30.5%。

中国ODI的持续增长与价值链全覆盖，意味着中资企业从外地获得投资回报之馀，同时将自身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带到投资目的地，并转化成当地经济的驱动力。从建设采矿场、工厂、仓库、数据中心、商厦、商场等基础设施，到开设大量零售店铺和办公室，都为投资目的地创造出大量经济活动、税收和就业职位。

从2024年中国ODI的目的地来看，前四大地区依次为香港(60.4%)、新加坡(9.3%)、开曼群岛(4.6%)、美国(3.5%)，显示中国ODI也大多选择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走出去，而非直接投向最终目的地。与中国FDI的情况类似，香港角色一枝独秀，但新加坡也显得相当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连同上述新加坡的占比计算在内，2024年共17.9%的中国ODI直接流向东盟地区，而相对应的存量比重仅为6.3%。

鉴于FDI周期性调整和ODI持续增长，中国正从政策方面着手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而中资企业也在全球化扩张中，愈来愈重视文化共融和创造在地化价值。在“十五五”规划中，政府明确要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包括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以及拓宽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等。

此外，不少中资企业发挥自身技术、资金及供应链等优势，积极探索以授权、合资、公私营合作等多样化路径，在投资目的地经营业务，惠及当地供应商、就业及税收，从而建构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扩张。

中外资金已在香港交汇多年。2024年，香港占内地FDI 63.5%的流量和56.8%的累计金额；而在内地ODI 中则占60.4%的流量和61.2%的存量。无庸置疑，香港在国家“引进来”与“走出去”方面，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随着中外双向投资不断发展，香港的功能亦随之深化。过去，外资进入内地或内资投向海外，香港更多是扮演“资金中转站”角色。现在，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的诉求，已从传统的规模扩张，演变为对创新产业的精准投资。中资企业的全球化，则从“产品外销”的1.0阶段，走向“产业链输出、技术授权与在地化经营”的 2.0 阶段。整条价值链全覆盖，也意味着中资企业在外地的资产变得更重。重资产固然可以为企业筑起竞争壁垒，但缺点是低流动性和高沉没成本。这使中资出海企业在地缘政治博弈、供应链重组、国际税务审查、国际法规差异等方面，面临更多风险。

在此背景下，香港锐意发展“十大中心”，正可满足中外资金的种种要求，包括传统的金融、贸易、航运，亦包括创科、风险管理、知识产权贸易、法律及解决争议、高增值供应链服务、资产及财富管理，以至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总言而之，中外双向投资的演变，绝非单纯的总量起伏，而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香港务须巩固现有强项，凸显作为中外资金“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不单服务外资投资内地高技术产业，亦要服务内资全价值链布局外地。各路资金对香港的定位和要求无疑与日俱增，但香港创造价值的空间也同时变得更加广阔。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先生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六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