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年中外雙向投資格局經歷顯著變化，香港橋樑角色的內涵也隨之延伸。若要分析其中演變與發展機遇，必須檢視中國實際使用外資 (realiz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 和對外直接投資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簡稱ODI) 的數據趨勢。

據國家商務部的《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5》及新聞辦公室的公布，中國FDI在2022年創下1,891.3億美元的歷史高位後，持續回落至2025年的1,063.8億美元左右 (7,476.9億元人民幣) 。同期，新設外商企業則從一年38,497家持續激增至70,392家。此一走向仍然持續，2026年1至4月，FDI為2,876.9億元人民幣 (約419.2億美元)，同比下降10.3%；新設外商企業20,113家，同比增長6.8%。

中國近年FDI的周期性調整，反映出外資的審慎態度。一方面源於國際高利率環境與中國物價增長乏力；另一方面源於跨國企業在地緣政治壓力下採取的「中國+1」策略。儘管如此，基於持續大增的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外資「戰略卡位」部署清晰，足見其未有撤出中國市場，而是積極為未來加大投資作出準備。

事實上，外資對中國高技術產業展現出濃厚興趣。2024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的FDI為402.6億美元，佔總額的34.6%。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的FDI，分別為135.1億美元和267.6億美元。2026年1至4月，高技術產業的FDI為1,163.3元億人民幣 (169.5億美元)，同比大增20.3%，已佔總額的40.4%。其中，研發與設計服務、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的FDI分別大增108.4%、22.9%、20.2%。隨着外資對中國技術實力愈趨認可，預料高技術產業將會繼續引領中國FDI的增長。

從2024年中國FDI的來源地來看，前五大地區依次為香港(63.5%)、新加坡(9.2%)、開曼群島(4.7%)、英屬維爾京群島(3.3%)，以及美國(2.4%)。這反映外資大多選擇通過離岸金融中心進入內地，而非從本國直投。香港作為中外資金橋樑的角色仍然層斷領先，但新加坡也變得顯著重要。此外，部分中資企業在離岸金融中心註冊公司，以外資名義返程投資內地。

有別於FDI 的周期性調整，中國ODI則一直展現增長趨勢。據國家商務部新聞辦公室公布的簡明統計數字，2025年的ODI為1,743.8億美元，同比增長7.1%；2026年1至4月的ODI為619.9億美元，同比增長升至7.7%。

國家商務部、統計局、外匯管理局編制的《202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提供了詳盡的ODI資料。2024年，中國83.8%的ODI主要流向五大行業——採礦業 (11.1%)、製造業 (19.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19.8%)、批發和零售業 (21%)、金融業 (12.4%)，橫跨價值鏈上、中、下游。其中，採礦業、製造業及金融業的景氣度較高，ODI流量分別同比大增115.2%、37.3%及30.5%。

中國ODI的持續增長與價值鏈全覆蓋，意味着中資企業從外地獲得投資回報之餘，同時將自身成熟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帶到投資目的地，並轉化成當地經濟的驅動力。從建設採礦場、工廠、倉庫、數據中心、商廈、商場等基礎設施，到開設大量零售店舖和辦公室，都為投資目的地創造出大量經濟活動、稅收和就業職位。

從2024年中國ODI的目的地來看，前四大地區依次為香港(60.4%)、新加坡(9.3%)、開曼群島(4.6%)、美國(3.5%)，顯示中國ODI也大多選擇通過離岸金融中心走出去，而非直接投向最終目的地。與中國FDI的情況類似，香港角色一枝獨秀，但新加坡也顯得相當重要。值得一提的是，連同上述新加坡的佔比計算在內，2024年共17.9%的中國ODI直接流向東盟地區，而相對應的存量比重僅為6.3%。

鑑於FDI周期性調整和ODI持續增長，中國正從政策方面着手優化外商投資環境，而中資企業也在全球化擴張中，愈來愈重視文化共融和創造在地化價值。在「十五五」規劃中，政府明確要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包括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引導外資更多投向先進製造、現代服務、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大力吸引外資企業在華設立地區總部和研發中心；以及拓寬外資投資證券市場渠道等。

此外，不少中資企業發揮自身技術、資金及供應鏈等優勢，積極探索以授權、合資、公私營合作等多樣化路徑，在投資目的地經營業務，惠及當地供應商、就業及稅收，從而建構利益共同體，實現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擴張。

中外資金已在香港交匯多年。2024年，香港佔內地FDI 63.5%的流量和56.8%的累計金額；而在內地ODI 中則佔60.4%的流量和61.2%的存量。無庸置疑，香港在國家「引進來」與「走出去」方面，一直發揮至關重要的橋樑作用。

隨着中外雙向投資不斷發展，香港的功能亦隨之深化。過去，外資進入內地或內資投向海外，香港更多是扮演「資金中轉站」角色。現在，全球資本對中國市場的訴求，已從傳統的規模擴張，演變為對創新產業的精準投資。中資企業的全球化，則從「產品外銷」的1.0階段，走向「產業鏈輸出、技術授權與在地化經營」的 2.0 階段。整條價值鏈全覆蓋，也意味着中資企業在外地的資產變得更重。重資產固然可以為企業築起競爭壁壘，但缺點是低流動性和高沉沒成本。這使中資出海企業在地緣政治博弈、供應鏈重組、國際稅務審查、國際法規差異等方面，面臨更多風險。

在此背景下，香港銳意發展「十大中心」，正可滿足中外資金的種種要求，包括傳統的金融、貿易、航運，亦包括創科、風險管理、知識產權貿易、法律及解決爭議、高增值供應鏈服務、資產及財富管理，以至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總言而之，中外雙向投資的演變，絕非單純的總量起伏，而是一場深刻的結構性重塑。香港務須鞏固現有強項，凸顯作為中外資金「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不單服務外資投資內地高技術產業，亦要服務內資全價值鏈布局外地。各路資金對香港的定位和要求無疑與日俱增，但香港創造價值的空間也同時變得更加廣闊。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張超藝先生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