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歌剧、警力和黑奴贩卖的研究启示
小班教学可否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表现？ 教育程度较高会否提高学生的未来收入？ 增加警察人数能否降低犯罪率？ 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一般会收集数据，研究两个变量（学生人数、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 结果可能发现每班的大小和学生成绩没有多少关系。 也许小班的确有利学习，但学校倾向于把落后的同学纳入小班，数据因此未能显示小班教育的好处。
同样，数据可能反映一个地区的警察人数与犯罪率无关。 也许增加警察人数确实能降低犯罪率，只是犯罪率原本就偏高的地区已雇用更多警察，因此得出警力无关宏旨的假象。
至于教育一环，可从数据看出学历愈高，收入就愈多; 然而，这大概源于聪明能干的人往往选择接受较多教育而已。 他们工资高并非全赖教育程度高，甚至与受教育年期完全无关。
自然科学实验通常会把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但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就不得不从实际生活中收集数据。 随机性的假设一般都不成立，因此在诠释数据时就要格外小心，避免过度解读，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
话虽如此，在特定的时空下，这个随机性的条件得以形成，那就是个十分珍贵的研究机会。 发掘这样的机会，甚至比之后要进行的研究困难得多; 下列介绍几项相关的研究。
要研究版权法能否推动创作，理想的实验是把不同国家和地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没有版权法保护，而另一组则有，让其运行20年，然后作出比较。 这样的实验当然并不可能。 事实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考量，以决定推行与否; 若法例得以通过，又应如何实施。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实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意大利则没有。 拿破仑上台后入侵意大利，成功征服了伦巴第和威尼斯，并实施法国法律，知识产权法亦由此在意大利实施，但后来被占领的其他城市，却因某种原因而没有实施知识产权法。
作者【註1】收集了伦巴第和威尼斯实行知识产权法前后的歌剧制作数据，其中包括作曲家资料、作品数量和名称、首演日期和地点、日后的受欢迎程度（例如在亚马逊网站有没有这些歌剧光盘出售）等等，从而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创作的影响。
并无理据足以证明，相对于意大利其他地方，伦巴第和威尼斯特别适合或不适合歌剧创作，因此，这个历史经验很接近自然科学中的自然实验，即符合控制组和实验组是随机分配这个关键条件。
这个研究的部分结论包括：一、版权保护导致歌剧作品数目大幅上升; 二、版权保护激励作曲家创作盈利较高的作品，改变了作品质量; 三、版权保护吸引外流的意大利作曲家回到伦巴第和威尼斯。
若要检视警察数目如何有效降低犯罪率，理想的做法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雇用警察人数较多，一组则较少; 持续一段时间后，再把两组的犯罪率加以比较。 这个实验当然也不容易大规模进行。
2005年7月，伦敦发生了自纽约911惨剧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市内公共交通系统遭受两轮袭击。 第一次袭击在7月7日，共有4个炸弹引爆了; 第二次在7月21日，在3列地铁的车厢和1辆巴士装了炸弹，可幸只是雷管爆炸了，恐袭并未成功。
7月中开始，伦敦内6个自治市加强警察巡逻，为期6个星期，在其他地区的巡逻次数则维持不变。 这次突如其来大规模增强警力之举，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就警力变化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研究。
作者【註2】发现巡逻警察的数目对降低犯罪率产生明显作用。 在上述6个星期内，警察出勤时间增加了34.1%，然后恢复原来安排。 期间该6个自治市的犯罪率下降了11.1%，而行动结束后犯罪率又告回升。 作者还把不同的犯罪类型分开处理，篇幅所限，这里不多加说明。
这篇文章【註3】探讨非洲人过去的，贩卖奴隶经历是否造成他们今天对别人缺乏信任的原因。
虽然我们一般的认知，认为几百年前的黑奴贩卖是对西方帝国主义邪恶的行为，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因为这只考虑了「需求」方的因素，而没有考虑「供应」方的因素。
对十九世纪奴隶贸易的描述：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奴隶，他们大多被熟人、朋友、家人所出售。 举例说，在1840年代，一个德国传教士和语言学家Koelle就在一地收集了144个奴隶的资料，在这个样本中，因为被拐带成为奴隶数目最多，超过40%; 少于25%的奴隶是战俘，非常惊讶的，差不多20%是被亲友熟人贩卖成为奴隶。 此外，在某些地方也发展出，出售亲人成为奴隶的风俗。 另一种成为奴隶的方式是通过司法制，即成为奴隶是法庭判决的一种惩罚方式。 Koelle的样本中就有16%这样的个案。
作者说在这种环境下，对别人缺乏信任是生存之道，缺乏信任变成了一种文化而遗留至今，尽管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已经不存在了。
作者使用了2005年Afrobarometer surveys。 这是个很大规模的调查，覆盖了17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对别人（亲友，邻居，地方议会，同族人，外族人）的信任程度。 这个调查也访问了他们的种族国籍等等通过这些资料作者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先在贩卖黑奴期间的受害的影响的程度。
对于后者，作者用了几种不同的指标，如奴隶出口数目，每单位面积出口数目，出口数目占历史人口之比。 不管用那一个指标，作者都发现了，过去受害程度造成今天对别人缺乏信任。
会不会是一个相反的因果性：原本对别人越缺乏信任的种族，当初参与奴隶贩卖的程度就越高; 所以，今天对别人缺乏信任，是自身原因做成的，而非参与奴隶贸易深浅的结果。 作者下了大量工夫，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总结一下，自然科学的实验，我们会把对象随机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 在实际的省会经济数据，这个随机性的假设一般都不成立，若果具备这个随机性条件的话，就是很好的研究机会，上面就是三个这样的研究。
【註1】 ： M. Giorcelli and P. Moser, “Copyrights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Italian Opera in the Napoleonic A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11).
【註2】 ： M. Draca, S. Machin, and R. Witt, “Panic on the Streets of Lond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5), pp. 2157-2181.
【註3】 ： Nathan Nun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7), pp. 3221-3252.
赵耀华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一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