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可量 | 第二届“早期中国发展及其长久影响”研讨会综合纪要

一块磨制的石武器，能告诉我们什么？铁器技术主要是通过战争还是提升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骨骼的长短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又能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沧桑？

2026年5月29日至30日，香港大学梅堂迎来了一场覆盖万年历史的学术对话。由香港大学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与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早期中国发展及其长久影响”研讨会，将经济学家、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聚于一堂，以数字与量化方法重新叩问早期中国发展的种种谜题。

开幕环节中，香港大学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教授回顾了其量化历史研究团队推动早期中国跨学科研究的缘起，并指出不同学科在术语、证据标准与问题意识上的差异——这既是合作的难点，也是创新的空间。

香港大学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教授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辞

主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教授首先发表主旨演讲。他从建筑、都邑、墓葬和水利四类大型工程切入，梳理了史前至秦汉社会复杂化的物质轨迹。许宏教授强调，考古资料能够从底层结构与物质实践出发，展现技术、资源组织和社会等级如何逐渐塑造早期中国。报告中关于“大都无城”、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殷墟王陵、秦始皇陵以及良渚水利等系统的讨论，为会议奠定了从工程、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来理解早期中国的基调。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围绕城墙、壕沟与大型工程的功能展开热烈讨论。与会者提出，壕沟究竟应被理解为防御设施还是防水设施，是否存在更明确的判断标准。许教授回应指出，早期城壕往往具有综合性功能，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时间段，区隔、防御、防洪与排水的功能可能并存，不能用单一概念概括。此外，许宏教授强调，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应保持各自材料和方法的独立性，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谨慎整合。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题为 “考古所见早期中国的「超级工程」及其意涵” 的主旨演讲

随后，研讨会围绕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若干场报告与评议讨论，会议氛围热烈。

第一节：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复旦大学李唯老师以河南漯河龙山时期古城群为例，聚焦讨论在较小的地理单元内，多座古城为何在龙山时期相继兴起。报告综合田野数据、环境考古、生业经济与聚落形态，指出气候干凉化、湿地消退、农业集约化和资源域挤压等因素共同影响人群活动空间。该地区的宽深壕沟表明，其开挖更可能与社群竞争和防御需求有关，而非单纯出于防洪治水。此外，不同食性人群共居、墓葬等级分化不明显，这在其他考古遗址中较为罕见。评议环节中，香港大学苏昕教授指出气候事件和湿地消亡固然扩大了人类活动空间，但也需要进一步考虑农业扩展、渔猎补给、人口规模等因素。他特别提问：资源域挤压是否必然导致竞争，以及漯河案例能否放入环嵩山地区由邦国到王朝的更大进程中加以理解。

辽宁大学白杨老师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查海遗址研究，重新审视所谓“平权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萌芽。报告认为，早期不平等未必首先体现为贫富差距，而可能表现为不同家户在生产中的位置差异，强调这种差异本质上反映了资源占有与社会参与的不平等。她基于房址等数据，从生产活动参与的视角构建了社会网络，揭示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层格局。李唯老师在评议中希望白老师不仅能进一步识别农业工具、参与程度最低的家户，而且可以将在查海遗址使用的方法扩展到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

此外，许宏教授在讨论中特别提醒，应慎用“文明起源” 、“华夏第一村”等当代话语，以免概念先行影响材料解释。

清华大学严志斌教授从晚商墓葬青铜礼器组合入手，讨论墓主自用器、助葬器与赗赙器之间的差别。他指出，墓葬中所有青铜器并不必然都属于墓主人生前礼器体系，部分器物可能来自亲族、外族或葬礼中的赠与行为。若不加区分地用器物数量判断等级，便可能误读墓主身份。通过觚爵组合、铭文与器物来源辨析，报告展示了商周丧葬既反映等级，也反映族群交往、赠礼制度与社会网络。吉林大学的何景成教授在评议中指出：材料的时代与样本选择仍存在不平衡，尤其是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材料分布有限，且部分器物可能因联姻、掠夺或其他方式进入墓葬，未必都能简单归入赗赙。讨论中还提出，未来可结合金属成分、图形学和聚类分析等技术方法，进一步追踪器物来源，并尝试构建族群之间赠送与回赠的网络。

第二节：早期国家与制度

下午的研讨会主题是早期国家与制度。

香港大学胡森豪博士生讨论铁器军事化应用如何影响东周时期国家间竞争，并导致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兴起。胡森豪以香港大学中国考古数据库（CADB）和量化方法分析诸侯国铁制武器、人口规模、军事要地与国家存续之间的关系，指出铁制武器更多的国家更可能扩张并生存下来。至于先进技术影响国家能力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铁制武器不仅提高了一个国家打胜仗的能力，也推动其变法、设县、资源汲取和人才选拔。香港大学唐俊峰教授在评议中询问了了铁器与骑兵之间的关系、铁制武器是否真正占据主导、废弃武器改作农具可能造成的考古统计偏差等。与会学者进一步追问青铜器与铁器生产是否存在资源竞争，以及青铜礼仪传统较强的国家是否因等级秩序而较难推行任人唯贤。

吉林大学何景成教授以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为材料，考察族徽、职官与专业技能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亚、册、万、射、马等职事性符号可能记录了部分家族长期承担的专业职能。早期国家并非只依赖王权与血缘等级，也依赖史官、乐师、军事和畜牧等专业职族提供技术与知识。族氏铭文不仅记录家族名称，也可能反映家族长期承担的职能。晚商时期，部分专业职事通过家族内部传承，与国家治理、礼仪和军事活动紧密相连，说明早期国家的运行依赖具有专门技能的职能家族。围绕该报告的评议与讨论集中在族氏铭文中职事性成分的释读、职官名称与族徽之间是否能够稳定对应，以及个别铭文究竟反映作器者个人身份还是族群长期职能等问题。

辽宁大学董保民教授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分封、采邑、设县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制度演化。他指出，早期中国的政治转型并非简单地由分封走向郡县，而是在卿大夫封邑扩张、地方资源积累与君主权力再整合之间逐步展开。宗法关系越强、篡位风险越高的地区，君主越难直接设县；而卿大夫私邑中发展出的官僚、税制与治理实践，反而具有更高的效率。评议环节中，与会者围绕“县”的性质与设县逻辑展开讨论，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县未必都具有同一制度含义，若将所有设县都视为中央集权的表现，可能会忽略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制度差异。讨论还提出，楚国、秦国等个案显示，边疆治理、战争压力、宗法风险与地方贵族力量共同影响设县方式。

华东政法大学王沛教授以“礼刑本义与早期中国法的产生途径”为题，辨析“礼”与“刑”在早期语境中的多重含义。他指出，礼并非泛指风俗，而是经王权与政治共同体确认的规范秩序；刑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后世刑法，而包含法度、惩罚与肉刑等不同层面。早期中国法并非单纯由国家强制力制定，也不是礼俗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在礼制、王权、惩罚与政治认同之间逐步生成的。唐俊峰教授在评议中指出：需要关注礼与刑在西周至东周之间的概念变化，尤其是礼仪程序如何在具体场景中承担法律功能。王沛回应强调，早期“礼”本身具有规范性与制度性，许多法律功能并非先有成文法再外加于礼，而是在册命、祭祀、盟誓、司法仪式等礼仪实践中逐渐形成。

主旨演讲

第二天的研讨会以陈志武教授的主旨演讲拉开帷幕。陈教授以新石器中国的社会发展为切入点，重新检视“技术为何推动早期复杂社会形成”这一经典问题。他指出，传统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从而带来人口增长，促进社会分工与发展，但忽视了技术的军事用途。陈教授认为：暴力的升级才是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新石器时期的磨制石器带来了更锋利、更致命的武器，当战争威胁成为史前人类最迫切的生存压力时，“抱团取暖”或许才是复杂社会形成最原始的动力。陈志武教授基于公元前8000年至前2000年的考古面板数据，系统梳理了石制武器随葬品、石制农具随葬品与大型聚落的时间趋势及空间分布，发现真正显著推动大型聚落与复杂社会兴起的，并不是石制农具，而是石制武器；这一机制在后来的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也延续存在。

“技术影响社会的生产力渠道或许适用于和平时期，但在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当战争威胁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关切时，这一逻辑未必成立。” — 陈志武教授

第三节：大数据与量化考古

中欧大分流是一个经典问题，华盛顿大学杨竹箐教授的报告将视角从经济大分流转向政治大分流。她认为，中欧早期长期平行发展，此后于10世纪左右，中欧政治制度发生分流。欧洲此后发展出以议会制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而中国则确立了科举制，既安抚了平民阶层，又切断了权力的血缘世袭。军事技术的分野则导致了关键节点的出现：欧洲的火药革命在近代重塑了战争形态，而中国在宋朝走向政治成熟与文官化，军事应用被系统性弱化。讨论环节中，岭南大学刘光临教授提醒应进一步凸显贵族、税收能力与议会形成之间的关系，并将西欧封建制的特殊性纳入解释。他同时建议应充分吸收唐末五代的相关文献，并考虑元明这一关键转折点的重要影响。

早期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能否被历史上的冲击重塑？香港大学王万达博士生通过构建一个横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2000年的人口空间数据库，发现：新石器时代形成的北方人口与发展重心在其后数千年中持续维持人口中心地位。战争与海洋贸易的兴起虽削弱了这一优势，但行政资源、基础设施等的长期积累使其难以被根本动摇。真正持久的逆转发生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以制度性开放为基础的口岸崛起推动了新的经济中心形成。评议中，杨竹箐建议，可以进一步讨论战争、贸易、基础设施与国家行政能力等变量的具体作用，并比较它们与自然地理要素的作用的异同。

香港大学陈钰琪教授介绍了如何结合AI与考古报告搭建数据库，推动研究范式从遗址个案分析向宏观考古规律发现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中国考古数据库（CADB）的最新进展。陈钰琪教授系统展示了中国考古数据库从1.0走向2.0的思路：面对考古报告中大量非结构化、异质性强、分散于文字、图版、表格与图像的信息，数据库建设的关键并不只是数字化，而是如何借助AI驱动的信息提取框架，把资料转化为可分析、可追溯、可复核的数据。她同时强调，自动化抽取并不等于可靠数据，可靠性评估、基准测试与人工复核仍是学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环节。在评议环节，香港大学胡思捷教授借鉴香港大学中国族谱数据库（CGDB）正在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三条方法建议：1. 先明确需要结构化的信息和编码规则；2. 建立多层质量控制，包括OCR校验、LLM结果规则检查、关键变量人工复核；3.保留原文出处，让每条结构化数据都能追溯到原始报告或原始页码。最后她还提醒，未来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规模化自动处理、人工成本和数据质量之间取得平衡。

“CADB 1.0的建设耗时六七年、动用近百人，才完成手工录入与初步结构化。CADB 2.0的目标，是用数字化与AI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更高效的处理流程、更严格的标准化规范、更短的数据更新周期。” —陈钰琪教授

第四节：社会结构与人群变迁

第二天下午的报告继续围绕技术扩散、国家能力与社会结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陈雨新教授的研究聚焦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技术转型与大型帝国兴起之间的关联。陈雨新教授以“县”作为中央集权的量化代理变量，以春秋晚期——铁制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的时期——为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显示，大型铁矿周边地区的置县进程确实更快，设县收益显著上升，且机制检验指向铁农具的使用扩张，而非单纯的军事优势。评议人香港中文大学林永昌教授的追问提供了另一层视角：铁技术不仅扩大了可耕地面积，还涉及开垦效率的提升与国家管理复杂性的增加。他还提示研究者注意潜在的因果倒置问题。

不平等一直是社会科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林展教授的研究将视野扩展至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600年间，借助考古数据追溯中国人均财富不平等的长期演变并分析其成因。林展教授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在避免巨大的灾难代价的同时，降低不平等？他综合运用房屋面积、墓葬尺寸与随葬品价值构建三类考古不平等指标，结果显示，遗址内部不平等及区域内不平等均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总体上升，而在铁器时代出现回落。陈雨新教授作为评议人，就如何区分遗址内部与区域内不平等的概念边界，以及个案研究与宏观大数据研究之间的权衡取舍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武汉大学郭涛教授以量化方法重新审视两汉太守与刺史群体，将其视为理解官僚来源结构、精英政治地理分布与国家治理空间组织方式的重要窗口。郭涛教授从严耕望教授的《两汉太守刺史表》出发，通过考证、补充和处理，最终构建了近3000名太守和刺史的籍贯数据库。研究发现：西汉到东汉期间，官僚来源重心逐步东移，文化因素相对于人口规模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回避制度与交通条件并未带来区域均衡，反而在跨区调配中强化了关东与中原核心区域的供给优势。评议人董保民教授提醒，文化发展水平与太守、刺史来源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仍需进一步考虑入仕方式的区域差异及社会关系网络。

最后一场报告来自于香港大学的曹豆豆博士。她运用贝叶斯广义加性混合模型，对全新世以来中国古人群的体型大小（身高和相对体质量）及比例进行时空重建。数据描绘出一条起伏的曲线：农业革命期间身高总体下降，女性尤为明显；青铜/铁器时代早期下降趋势回稳，尤其是男性；铁器时代中晚期则再度下降，女性降幅更为显著，社会不平等加剧与文化实践（如缠足）或是重要因素。空间上看，中原、华北、西北身高更高，体质量更大。环境因素方面，身高与年最小降水负相关，而相对体质量与年最低温负相关。评议人李唯老师充分肯定了体质人类学作为学科前沿的研究潜力，同时也批判性地指出各时期与各区域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非均质性，有待进一步细化分析。

圆桌讨论

研讨会的最后环节是陈志武教授和许宏教授的圆桌讨论。一开始，主持人陈钰琪教授抛出问题：考古领域中什么能被量化，什么不能被量化？许宏教授坦言，跨学科研究会带来真实的“不适感”——量化历史的逻辑与传统考古学的直觉，有时并不天然兼容。但他不回避这种不适。他认为，考古学正在从服务于文化史转向服务于社会史，材料的价值将在量化研究的语境中被重新发现：“大的研究方向不会因为数据的偶然性而改变。应先量化，再结合后续检验。” 以铁武器的细分为例，他指出考古学家完全可以做得更精细——区分面向人与面向动物的武器，本就是考古学的专业所长。

“万物皆可量。” —许宏教授
“当下是量化历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陈志武教授

陈志武教授也认为 “万物皆可量。”同时指出当下是量化历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一方面，AI的出现使海量考古报告的数字化与结构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方法论发展，已为量化研究提供了足够成熟的工具箱。他以曹豆豆的体型研究为例，指出即便某一指标难以直接量化，也可借助代理变量与多维度衡量来捕捉更细致的历史变迁。他还指出，量化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已在人才培养层面产生积极影响，国内高校经济学系与金融系对经济史、量化历史研究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过去十几年间举办的量化历史讲习班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和资深学者参与，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许宏教授最后补充，在现代技术的介入下，考古材料所蕴含的信息远未被充分挖掘，其在未来量化历史研究中的潜力不可低估。两位学者的对话揭示了量化历史研究的深层价值：它既能以宏观视野反哺考古学，促使学者重新审视现有研究的不足，也能作为最基础的数据来源，驱动历史研究的持续深入。这一良性循环，正是推动学界对人类历史形成更深刻理解的核心动力。

圆桌讨论环节中，考古学家许宏教授与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围绕研讨会主题交流见解

到此，为期两天的第二届“早期中国发展及其长久影响”研讨会圆满落幕。本次研讨会聚焦量化历史与考古研究前沿议题，充分展现了跨学科融合的深化趋势与研究工具的持续创新。展望未来，随着数据、方法和学科合作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领域将为理解中国历史演进乃至全球历史比较提供更多新证据与启发。

关于“早期中国发展及其长期影响”工作坊

“早期中国发展及其长期影响”工作坊是由陈志武教授与林展教授召集的持续性学术论坛；自第二届起，陈钰琪教授加入组织团队。该工作坊汇聚了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发展，以及制度、文化、经济和社会长期影响的学者。工作坊旨在促进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及相关领域之间的跨学科对话，为新研究、比较讨论以及跨机构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致谢

我们谨向参与撰写、编辑和审阅研讨会综合纪要的作者、编辑和审阅人表示诚挚感谢。以下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撰稿作者
唐一通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哲学硕士研究生)
魏宇辰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雪倩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周胜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编辑
香港大学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传讯团队（CQH Communications Team）
唐一通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哲学硕士研究生)
魏宇辰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

审阅人
胡森豪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王万达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

相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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