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可量 | 第二屆「早期中國發展及其長久影響」研討會綜合紀要
一塊磨製的石武器，能告訴我們什麼？鐵器技術主要是透過戰爭還是提升生產力來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骨骼的長度以及它們之間的比例，又能折射出怎樣的歷史滄桑？
2026年5月29日至30日，香港大學梅堂迎來了一場涵蓋萬年歷史的學術對話。由香港大學量化歷史研究中心與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第二屆「早期中國發展及其長久影響」研討會，將經濟學家、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聚於一堂，以數位與量化方法重新叩問早期中國發展的種種謎題。
開幕環節中，香港大學量化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回顧了其量化歷史研究團隊推動早期中國跨學科研究的緣起，並指出不同學科在術語、證據標準與問題意識上的差異——這既是合作的難點，也是創新的空間。
香港大學量化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在研討會上致開幕辭
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的考古學家許宏教授先發表主題演講。他從建築、都邑、墓葬和水利四類大型工程切入，梳理了史前至秦漢社會複雜化的物質軌跡。許宏教授強調，考古資料能從底層結構與物質實踐出發，展現技術、資源組織和社會階級如何逐漸形塑早期中國。報告中關於「大都無城」、二里頭廣域王權國家、殷墟王陵、秦始皇陵以及良渚水利等系統的討論，為會議奠定了從工程、技術與制度的關係來理解早期中國的基調。
在討論環節中，與會者圍繞著城牆、壕溝與大型工程的功能展開熱烈討論。與會者提出，壕溝究竟應被理解為防禦設施或防水設施，是否有更明確的判斷標準。許教授回應指出，早期壕溝往往具有綜合性功能，在不同地區與不同時段，區隔、防禦、防洪與排水的功能可能並存，不能用單一概念概括。此外，許宏教授強調，考古學與文獻史學應保持各自材料和方法的獨立性，並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謹慎整合。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許宏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表題為 “考古所見早期中國的“超級工程”及其含義” 的主題演講
隨後，研討會圍繞著複雜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進行了若干場報告與評議討論，會議氛圍熱烈。
復旦大學李唯老師以河南漯河龍山時期古城群為例，聚焦討論在較小的地理單元內，多座古城為何在龍山時期相繼興起。報告綜合田野資料、環境考古、生業經濟與聚落形態，指出氣候乾涼化、濕地消退、農業集約化和資源域擠壓等因素共同影響人口活動空間。該地區的寬深壕溝表明，其開挖更可能與社群競爭和防禦需求有關，而非單純出於防洪治水。此外，不同食性族群共居、墓葬等級分化不明顯，在其他考古遺址較為罕見。在評審環節中，香港大學蘇昕教授指出氣候事件和濕地消亡固然擴大了人類活動空間，但也需要進一步考慮農業擴展、漁獵補給、人口規模等因素。他特別提問：資源域擠壓是否必然導致競爭，以及漯河案例能否放入環嵩山地區由邦國到王朝的更大進程中加以理解。
遼寧大學白楊老師將社會網絡分析引入查海遺址研究，重新檢視所謂「平權社會」內部不平等的萌芽。報告認為，早期不平等未必先體現為貧富差距，而可能表現為不同家戶在生產中的位置差異，強調這種差異本質上反映了資源佔有與社會參與的不平等。她基於房址等數據，從生產活動參與的視角建構了社會網絡，揭示了核心與邊緣的分層模式。李唯老師在評議中希望白老師不僅能進一步識別農業工具、參與程度最低的家戶，而且可以將在查海遺址使用的方法擴展到其他地區，進行橫向比較。
此外，許宏教授在討論中特別提醒，應慎用「文明起源」 、「華夏第一村」等當代話語，以免概念先行影響材料解釋。
清華大學嚴志斌教授從晚商墓葬青銅禮器組合入手，討論墓主自用器、助葬器與趙贛器之間的差別。他指出，墓葬中所有青銅器並不必然都屬於墓主人生前禮器體系，部分器物可能來自親族、外族或葬禮中的贈與行為。若不區分地用器物數量判斷等級，便可能誤讀墓主身分。透過觚爵組合、銘文與器物來源辨析，報告展示了商周喪葬既反映等級，也反映族群交往、贈禮制度與社會網絡。吉林大學的何景成教授在評議中指出：材料的時代與樣本選擇仍存在不平衡，尤其是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材料分佈有限，且部分器物可能因聯姻、掠奪或其他方式進入墓葬，未必都能簡單歸入趙贅。討論中也提出，未來可結合金屬成分、圖形學和聚類分析等技術方法，進一步追蹤器物來源，並嘗試建構族群之間贈送與回贈的網絡。
下午的研討會主題是早期國家與制度。
香港大學胡森豪博士生討論鐵器軍事化應用如何影響東週時期國家間競爭，並導致第一個統一帝國的興起。胡森豪以香港大學中國考古資料庫（CADB）和量化方法分析諸侯國鐵製武器、人口規模、軍事要地與國家存續之間的關係，指出鐵製武器更多的國家更可能擴張並生存下來。至於先進技術影響國家能力的具體機制，研究發現鐵製武器不僅提高了一個國家打勝仗的能力，也推動其變法、設縣、資源汲取和人才選拔。香港大學唐俊峰教授在評審中詢問了鐵器與騎兵之間的關係、鐵製武器是否真正佔據主導、廢棄武器改作農具可能造成的考古統計偏差等。與會學者進一步追問青銅器與鐵器生產是否存在資源競爭，以及青銅禮儀傳統較強的國家是否因等級秩序而較難推行任人唯賢。
吉林大學何景成教授以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為材料，檢視族徽、職官與專業技能之間的關係。報告指出，亞、冊、萬、射、馬等職事性符號可能記錄了部分家族長期承擔的專業職能。早期國家並非只依賴王權與血緣階級，也依賴史官、樂師、軍事和畜牧等專業職族提供技術與知識。族氏銘文不僅記錄家族名稱，也可能反映家族長期承擔的功能。晚商時期，部分專業職事透過家族內部傳承，與國家治理、禮儀和軍事活動緊密相連，說明早期國家的運作依賴具有專門技能的職能家族。圍繞報告的評議與討論集中在族氏銘文中職事性成分的釋讀、職官名稱與族徽之間是否能夠穩定對應，以及個別銘文究竟反映作器者個人身份還是族群長期職能等問題。
遼寧大學董保民教授討論了春秋戰國時期分封、采邑、設縣與國家能力之間的製度演變。他指出，早期中國的政治轉型並非簡單地由分封走向郡縣，而是在卿大夫封邑擴張、地方資源累積與君主權力再整合之間逐步展開。宗法關係越強、篡位風險越高的地區，君主越難直接設縣；而卿大夫私邑中發展出的官僚、稅制與治理實踐，反而具有更高的效率。評議環節中，與會者圍繞「縣」的性質與設縣邏輯展開討論，指出春秋戰國時期的縣未必都具有同一制度意義，若將所有設縣都視為中央集權的表現，可能會忽略不同國家、不同階段的製度差異。討論也提出，楚國、秦國等個案顯示，邊疆治理、戰爭壓力、宗法風險與地方貴族力量共同影響設縣方式。
華東政法大學王沛教授以「禮刑本義與早期中國法的產生途徑」為題，辨別「禮」與「刑」在早期脈絡中的多重意義。他指出，禮並非泛指風俗，而是經王權與政治共同體確認的規範秩序；刑也不能簡單等同於後世刑法，而包含法度、懲罰與肉刑等不同層面。早期中國法並非單純由國家強制力製定，也不是禮俗自然演化的產物，而是在禮制、王權、懲罰與政治認同之間逐步生成的。唐俊峰教授在評審中指出：需要關注禮與刑在西周至東週之間的概念變化，尤其是禮儀程序如何在具體場景中承擔法律功能。王沛回應強調，早期「禮」本身俱有規範性與制度性，許多法律功能並非先有成文法再外加於禮，而是在冊命、祭祀、盟誓、司法儀式等禮儀實踐中逐漸形成。
第二天的研討會以陳志武教授的主題演講拉開序幕。陳教授以新石器中國的社會發展為切入點，重新檢視「科技為何推動早期複雜社會形成」這一經典問題。他指出，傳統觀點強調科技創新提高生產力，進而帶來人口成長，促進社會分工與發展，但忽略了科技的軍事用途。陳教授認為：暴力的升級才是科技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新石器時期的磨製石器帶來了更鋒利、更致命的武器，當戰爭威脅成為史前人類最迫切的生存壓力時，「抱團取暖」或許才是複雜社會形成最原始的動力。陳志武教授基於公元前8000年至前2000年的考古面板數據，系統梳理了石製武器隨葬品、石製農具隨葬品與大型聚落的時間趨勢及空間分佈，發現真正顯著推動大型聚落與複雜社會興起的，並不是石製農具，而是石製武器；這一機制在後來的青銅時代與存在。
「科技影響社會的生產力管道或許適用於和平時期，但在史前和早期歷史時期，當戰爭威脅是人類社會的主要關切時，這一邏輯未必成立。」 — 陳志武教授
中歐大分流是一個經典問題，華盛頓大學楊竹簐教授的報告將視角從經濟大分流轉向政治大分流。她認為，中歐早期長期平行發展，此後於10世紀左右，中歐政治體制發生分流。歐洲此後發展出以議會制為核心的政治體系，而中國則確立了科舉制，既安撫了平民階層，又切斷了權力的血緣世襲。軍事技術的分野則導致了關鍵節點的出現：歐洲的火藥革命在近代重塑了戰爭形態，而中國在宋朝走向政治成熟與文官化，軍事應用被系統性弱化。在討論環節中，嶺南大學劉光臨教授提醒應進一步凸顯貴族、稅收能力與議會形成之間的關係，並將西歐封建制的特殊性納入解釋。他同時建議應充分吸收唐末五代的相關文獻，並考慮元明這一關鍵轉折點的重要影響。
早期形成的經濟地理模式能否被歷史上的衝擊重塑？香港大學王萬達博士生透過建構一個橫跨西元前5000年至西元2000年的人口空間資料庫，發現：新石器時代形成的北方人口與發展重心在其後數千年持續維持人口中心地位。戰爭與海洋貿易的興起雖削弱了這一優勢，但行政資源、基礎設施等的長期累積使其難以根本動搖。真正持久的逆轉發生在 19 世紀中期以後，以製度性開放為基礎的口岸崛起推動了新的經濟中心形成。在評審中，楊竹簐建議，可以進一步討論戰爭、貿易、基礎設施與國家行政能力等變數的具體作用，並比較它們與自然地理要素的作用的異同。
香港大學陳缽琪教授介紹如何結合AI與考古報告搭建資料庫，推動研究範式從遺址個案分析向宏觀考古規律發現的轉變，同時也帶來了中國考古資料庫（CADB）的最新進展。陳缽琪教授系統展示了中國考古資料庫從1.0走向2.0的思路：面對考古報告中大量非結構化、異質性強、分散於文字、圖版、表格與圖像的信息，數據庫建設的關鍵並不只是數字化，而是如何藉助AI驅動的信息提取框架，把資料轉化為可分析、可追溯、可複核的數據。她同時強調，自動化抽取並不等於可靠數據，可靠性評估、基準測試與人工複查仍是學術基礎建設的核心環節。在評審環節，香港大學胡思捷教授借鏡香港大學中國族譜資料庫（CGDB）正在建構過程中的經驗，提出三條方法建議：1. 先明確需要結構化的資訊與編碼規則；2. 建立多層品質管制，包括OCR校驗、LLM結果規則檢查、關鍵變數人工複核；3.保留原文出處，讓每個結構化資料都能追溯到原始資料頁碼。最後她也提醒，未來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規模化自動處理、人力成本和資料品質之間取得平衡。
「CADB 1.0的建設耗時六七年、動用近百人，才完成手工錄入與初步結構化。CADB 2.0的目標，是用數位化與AI技術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更高效的處理流程、更嚴格的標準化規範、更短的數據更新周期。」—陳鈺琪教授
第二天下午的報告繼續圍繞著技術擴散、國家能力與社會結構。中國人民大學陳雨新教授的研究聚焦於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技術轉型與大型帝國興起之間的關聯。陳雨新教授以「縣」作為中央集權的量化代理變量，以春秋晚期——鐵製技術開始大規模應用的時期——為時間節點，建構雙重差分模型。結果顯示，大型鐵礦週邊地區的置縣進程確實更快，設縣收益顯著上升，且機制檢驗指向鐵農具的使用擴張，而非單純的軍事優勢。評議人香港中文大學林永昌教授的追問提供了另一層視角：鐵技術不僅擴大了可耕地面積，還涉及開墾效率的提升與國家管理複雜性的增加。他也提示研究者註意潛在的因果倒置問題。
不平等一直是社會科學長期關注的重要議題。中國人民大學林展教授的研究將視野擴展至西元前10,000年到西元600年間，借助考古資料追溯中國人均財富不平等的長期演變並分析其成因。林展教授希望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可以在避免巨大的災難代價的同時，降低不平等？他綜合運用房屋面積、墓葬尺寸與隨葬品價值建構三類考古不平等指標，結果顯示，遺址內部不平等及區域內不平等均在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總體上升，而在鐵器時代出現回落。陳雨新教授作為評議人，就如何區分遺址內部與區域內不平等的概念邊界，以及個案研究與宏觀大數據研究之間的權衡取捨展開了進一步討論。
武漢大學郭濤教授以量化方法重新檢視兩漢太守與刺史群體，將其視為理解官僚來源結構、菁英政治地理分佈與國家治理空間組織方式的重要窗口。郭濤教授從嚴耕望教授的《兩漢太守刺史表》出發，透過考證、補充和處理，最終建構了近3,000名太守和刺史的籍貫資料庫。研究發現：西漢到東漢期間，官僚來源重心逐步東移，文化因素相對於人口規模的重要性不斷上升；迴避制度與交通條件並未帶來區域均衡，反而在跨區調配中強化了關東與中原核心區域的供給優勢。評議人董保民教授提醒，文化發展程度與太守、刺史來源之間可能有反向因果，仍需進一步考慮入仕方式的區域差異及社會關係網絡。
最後一場報告來自香港大學的曹豆豆博士。她運用貝葉斯廣義加性混合模型，對全新世以來中國古人群的體型大小（身高和相對體質量）及比例進行時空重建。數據描繪出一條起伏的曲線：農業革命期間身高總體下降，女性尤為明顯；青銅/鐵器時代早期下降趨勢迴穩，尤其是男性；鐵器時代中晚期則再度下降，女性降幅更為顯著，社會不平等加劇與文化實踐（如纏足）或是重要因素。空間上看，中原、華北、西北身高更高，體質量更大。環境因素方面，身高與年最小降水負相關，而相對體質量與年最低溫負相關。評議人李唯老師充分肯定了體質人類學作為學科前沿的研究潛力，同時也批判性地指出各時期與各區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非均質性，有待進一步細化分析。
研討會的最後環節是陳志武教授和許宏教授的圓桌討論。一開始，主持人陳缽琪教授拋出問題：考古領域中什麼能被量化，什麼不能被量化？許宏教授坦言，跨領域研究會帶來真實的「不適感」──量化歷史的邏輯與傳統考古學的直覺，有時不天然相容。但他不迴避這種不適。他認為，考古學正在從服務文化史轉向服務社會史，材料的價值將在量化研究的脈絡中被重新發現：「大的研究方向不會因為數據的偶然性而改變。應先量化，再結合後續檢驗。」以鐵武器的細分為例，他指出考古學家完全可以做得更精細——區分面向人與麵向動物的武器，本就是考古學的專業所長。
「萬物皆可量。」— 許宏教授
「當下是量化歷史研究的『黃金時代』。」— 陳志武教授
陳志武教授也認為 「萬物皆可量。」同時指出當下是量化歷史研究的『黃金時代』。一方面，AI的出現使海量考古報告的數位化與結構化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方法論發展，已為量化研究提供了足夠成熟的工具箱。他以曹豆豆的體型研究為例，指出即便某一指標難以直接量化，也可藉助代理變數與多維度衡量來捕捉更細緻的歷史變遷。他也指出，量化歷史研究的蓬勃發展已在人才培育層面產生正面影響，國內大學經濟學系與金融系對經濟史、量化歷史研究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過去十幾年間舉辦的量化歷史講習班吸引了許多青年學者和資深學者參與，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許宏教授最後補充，在現代科技的介入下，考古材料所蘊含的資訊遠未被充分挖掘，其在未來量化歷史研究中的潛力不可小覷。兩位學者的對話揭示了量化歷史研究的深層價值：它既能以宏觀視野反哺育考古學，促使學者重新審視現有研究的不足，也能作為最基礎的資料來源，驅動歷史研究的持續深入。這一良性循環，正是推動學界對人類歷史形成更深刻理解的核心動力。
圓桌討論環節中，考古學家許宏教授與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圍繞研討會主題交流見解
到此，為期兩天的第二屆「早期中國發展及其長久影響」研討會圓滿落幕。本次研討會聚焦於量化歷史與考古研究前沿議題，充分展現了跨學科融合的深化趨勢與研究工具的持續創新。展望未來，隨著數據、方法和學科合作的不斷推進，我們有理由期待，這一領域將為理解中國歷史演進甚至全球歷史比較提供更多新證據與啟發。
「早期中國發展及其長期影響」工作坊是由陳志武教授與林展教授召集的持續性學術論壇；自第二屆起，陳缽琪教授加入組織團隊。工作坊匯集了研究早期中國、歷史發展，以及製度、文化、經濟和社會長期影響的學者。工作坊旨在促進歷史、考古學、經濟學、政治學及相關領域之間的跨學科對話，為新研究、比較討論以及跨機構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我們謹向參與撰寫、編輯和審閱研討會綜合紀要的作者、編輯和審閱人表示誠摯感謝。以下名單依姓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撰稿作者
唐一通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哲學碩士研究生)
魏宇辰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研究生)
張雪倩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週 勝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編輯
香港大學量化歷史研究中心傳訊團隊（CQH Communications Team）
唐一通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哲學碩士研究生)
魏宇辰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研究生)
審閱人
胡森豪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王萬達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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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qh.hku.hk/events/quantitative-history-workshops/the-second-early-china-development-and-its-long-term-impact-work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