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特首发布2024年《施政报告》，其中一章提到未来政府将会投入更多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贸易数字化。具体措施包括会加快建成贸易单一窗口、及在金管局内部成立工作小组研究从人才和基础建设方面如何建成香港的数字贸易生态圈。

《施政报告》一经发布，便引起坊间的广泛讨论。笔者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及坊间倡议发展香港贸易数字化。数字贸易不但是未来贸易的趋向，更是香港发展的大好机会。因此，除去投入贸易单一窗口等硬件建设的准备，香港更应重视贸易模式的转型，对数字服务业及跨境电子商贸的贸易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

无纸化贸易

数字贸易其中一个重点是无纸化贸易，通过将贸易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步骤电子化、自动化，包括将纸本文档变成数字文档，人力审核的步骤变成电子审核，从而降低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成本。《施政报告》中提及的贸易单一窗口（Trade Single Window）相当于数字化的海关。将贸易需要的各项手续，包括报关，填写或提交文件以及缴费等集成于一个单一的数字平台，以简化进出口的手续。

贸易单一窗口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新概念。贸易单一窗口已于很多国家存在多时，并且已经投入广泛应用。联合国数字及可持续贸易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建成了完整的贸易单一窗口。其中既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秘鲁、泰国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香港贸易单一窗口前两个阶段的建设已经结束，政府计划2026年将会完成最后一个阶段的建设。

除海关以外，国际贸易还包括发货，取货，贷款，保险等很多环节。目前仍然有很多环节当中必须使用纸本文件。世界贸易组织（WTO）2022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每一笔跨境贸易涉及至少36份文件的240份副本。若然可以将所有文件的提交、审核和处理全部电子化，不但可以节省纸张，保护环境，更会简化程序，节省很多时间和人力。香港在发展贸易单一窗口的同时，也应该尽快完善其他贸易相关部门的电子化，包括更新关于电子文档法律效力的条例，及处理电子文档的数码基建，令香港有能力处理更大的贸易量。

电子商务

无纸化可谓是数字贸易乃至数字经济的基础，但数字贸易不止是将传统货物贸易流程电子化。WTO及世界银行将数字贸易分成两大类别：通过数字渠道购买的贸易（digitally ordered trade）以及可以通过数字渠道交付的贸易（digitally deliverable trade）。前者的主要代表就是电子商贸，而后者则包括金融、法律、谘询等大部分服务。香港市场对两种数字贸易都有很大的潜力，电子商务在香港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仍然有很多机会有待开发。而服务业进出口更是香港的长处，将服务贸易数字化必定可以为香港繁荣的服务业带来更大的机遇。

电子商务已经是一个全球收入超过四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且预计至少在下一个十年将会持续快速增长。香港近年的电商市场也正在迅速发展。据政府统计，2023年全港电子商务销售额已超过300亿港元，而且有明显的继续上升的势头。相信读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直观感受，无论是本土的友和、HKTV Mall、或是大陆的淘宝及京东，甚至海外的亚马逊，在网上平台或者销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愈来愈重要的一部分。

香港的电商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电子商务销售约占全港零售额的8%，不单远低于电商发达的市场如中国大陆、英国及韩国（三者均超过25%），也低于亚洲邻近地区如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目前较低的市场占比意味着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消费潜力未有得到开发，同时也意味着还有很多企业及商户有机会从电子商务中分一杯羹。

目前香港的电子商务市场有两个亟需改善的方面。首先物流配送及网络平台等电商相关的硬件建设不够完善。当大陆、日韩已经可以做到隔日送达、当天送达甚至配送速度按小时计算的时候，一个从九龙到港岛的订单可能也需要三日才能送达。而当消费者在购物后遇到问题，从售后服务和沟通到退货退款等步骤也都相当繁琐，种种不便之处令网上购物失去了便捷性这个最大的优点。对于追求效率的香港人而言，可能直接出门购买甚至北上深圳购物的效率更高。

另外，对于有意发展电子商务的商户而言，没有合适的人才也是难题之一。香港本土电商领域的人才不足，大企业招聘尚且不易，中小企业更是难上加难。Fedex 2022发布的报告表明，香港有60%的中小企业表示难以招聘到具有电商相关技能的人才。电商在管理、销售、营运推广等方面与传统零售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很多商户而言，专业的电商人才是发展电子商务必不可少的因素。香港政府应该加大对本地院校或企业的人才培训计划的支持，尽快提升人才储备以助力本港的电子商贸行业。

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中可以通过数字渠道交付的有很大部分属于专业服务，包括金融、法律、教育、医疗、和资讯科技等。2023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量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中国大陆、日本及印度是最大的服务出口地。

香港是全球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地区，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九成，其中有超过60%是可以通过数字渠道交付的服务。去年全港服务业生产总值超过2.5万亿港元，单是金融一个行业也超过5500亿。若然要谈论竞争优势，香港有多元的服务、完善的法规制度、及充足的专业人才，完全不输上述几个服务出口的大国。然而实际上的香港的数字服务出口，完全没有体现这些显而易见的优势。2023年，香港所有服务的出口值仅有7000亿港元，其中数字服务出口更是仅有3000亿港元（约450亿美元），而同期新加坡的数字服务出口则接近香港的五倍（1800亿美元）。

在数字贸易时代，香港未能发挥服务业的巨大优势，有以下几个原因。数字服务出口首先受制于香港尚未完成的贸易无纸化进程。海关、银行及政府所需的各项手续若未能完全数字化，数字服务出口自然就无法大规模进行。此外，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还受到网络安全、跨境数据传输以及跨境电子支付的多种限制。这些问题无法单方面解决，而需要香港与贸易伙伴协商后决定，因此与数字贸易相关的贸易协议不可缺少。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政府也已经承诺将在磋商双边及多边贸易协议时加入数字贸易和跨境数据流通相关条款。

最后，所有行业要发展海外市场都需要平台和机会，服务业也不例外。服务业当中的大型企业出口或许可以自己探路，但是中型甚至小型企业若只能靠自己探索海外市场则会困难重重。这些企业需要政府的帮助，为他们提供资讯以及搭桥牵线。正如商品贸易的各种展览、交流活动。政府不妨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为服务业界提供外出考察及与海外商家交流的机会，或在香港主要贸易伙伴地区设立办公室，为服务业提供帮助，令更多服务业的企业有机会拓展海外的市场，从而使香港本已蓬勃的服务业更上一层楼。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龙淑仪女士
为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天当我们戴上耳机聆听音乐时，会否意识到超过30%的音乐已经是由AI生成的？从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举获得逾2000万的点击，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环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为AI音乐泛滥，而把旗下所有音乐从最大手机短视频平台TikTok上撤销，再到今年年中环球唱片和TikTok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在所有AI音乐视频上加上“AI音乐”的标签，AI技术对音乐产业的影响来势汹汹。

是喜还是忧？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音乐行业。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字生成音乐，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许用户上传现成的音乐，从而生成风格迥异的新音乐，音效甚至堪比黑胶唱片。

喜的是，AI让非音乐专业出身的普通人不仅可以轻轻松松“创作”音乐，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些“创作”获得额外的收入。美国一家初创公司Boomy允许用户将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乐上载到Spotify等音乐串流平台，从而赚取佣金。

但忧的是，如果音乐可以被AI模型“创造”出来，那专业音乐人会否就此失业？从去年荷里活演员和剧作家对AI持续了5个月的抗议，不难看出这种忧虑已迫在眉睫。

事实上，这种忧虑也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乐中，有87%是来自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经生成了超过一亿首乐曲，大概占据了我们30%倾听音乐的时间。业界人士预计，AI音乐的市场收益将会在2026年达到70亿美元；到2030年，AI音乐将占据50%的音乐市场份额。

数量抑或质素？

目前AI生成音乐的优势在于速度和数量。美国初创公司Boomy声称，短短几年AI生成乐曲已多达1800万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纵贯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亿首。可是，AI生成的音乐质素是否可以媲美专业音乐人的创作呢？目前AI的“创作”是基于过去的音乐，随着数量的迅速增长，其质素会回归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当大众对新技术的新鲜感退潮后，对AI生成的音乐会否感到厌烦，转而追捧音乐人的创作？又或者，AI生成音乐和音乐人的原创音乐是否可以“科学分工”，比如AI生成音乐可以作为成本较低的背景音乐，而音乐人的创作则在演唱会舞台上熠熠生辉。

人们对于数量和质素的要求，从来都不是舍此弃彼，如何优势互补，值得AI公司和音乐人共同探索。

对AI生成音乐感到头痛的，不仅仅有音乐人，更有靠音乐版权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创造”音乐，依赖的原材料就是现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乐。模型学习了这些音乐的特点，从而“创造”新的音乐。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为这些原材料付版权费？AI创造出来的音乐，是否也应该受版权保护？

近年来，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层出不穷。比如去年，环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亚马逊和谷歌投资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乐，来训练AI模型。Anthropic公司则声称使用现有的音乐训练AI模型，不属于盗版侵权。

挑战还是机会？

由于AI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现行知识产权法例的进展，这些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就成为了灰色地带，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带来挑战，也提供机会。回顾历史，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对版权的挑战。早在二十世纪末，当音乐从CD变成MP3电子档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档案平台的兴起，盗版音乐泛滥让不少唱片公司几近关门大吉。唱片业花了10年时间，才开发出比传统售卖CD更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并最终与音乐串流平台在音乐版权上达成协议。

以史为鉴，随着AI音乐势不可挡，唱片公司不再视其为洪水猛兽，而是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让音乐版权在AI时代可带来更大收益。华纳音乐集团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们不会简单粗暴地拒绝阻止AI。”在推动音乐版权的法律界定和保护措施的同时，积极利用AI，一方面协助专业音乐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创作音乐，比如运用AI将播客（Podcasts）内容转换成不同语言，让不同国度的听众一饱耳福，甚至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将披头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乐demo提取出来，不仅在50年后的今天“复活”了这首Now and Then，还让披头四的经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训练AI模型来精准定位侵权音乐，在必要时提出法律诉讼。更有甚者，使出“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边抗议AI公司侵权，一边推进与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权优势抢占市场先机。

两百年前，一曲《命运交响曲》让我们感受到双耳失聪的贝多芬对命运的抗争；两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贝多芬复活，AI是否可以化为他的耳朵，促发他的灵感，为我们带来更多传世佳作？两百年前，贝多芬用音符呐喊出：“听！命运在敲门！”两百年后的今天，希望AI敲开的是人类创造力之门！

本栏逢周三刊登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互相指摘或卸责，也许只是个人没担当的怯懦行为，但放大到社会层面，就足以产生混淆公众视听的恶果。政治人物往往透过彼此指摘来转移视线，力求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在竞争白热化的选举中，不惜一切推卸责任已成政客的惯技，或对选举结果以至未来管治和政策带来难以想像的冲击。

民主党败选背后

本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共和党特朗普以压倒性姿态胜出。贺锦丽惨败后，其所属民主党内随即出现大举卸责现象，矛头直指拜登，归咎他未能及时退选，陷贺锦丽于尴尬境地。不少党内成员亦认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选民欢迎，虽然他及后宣布退选，贺锦丽仍因受选民支持度不足，未能于明年入主白宫。

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改选中失去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较4年前表现更糟。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总统以来，美国3100多个县的选民大都转向右倾。民主党向来标榜的支持堕胎权和民主立场，无法像经济和移民等迫切议题引起选民共鸣。

尽管美国失业率现正维持在历史低位，股市畅旺，但物价高、房租贵也是事实。拜登任内，物价上涨超过20%。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巴苏（Kaushik Basu）指出，各种经济指标之中，通胀对政治影响最大。一般人无需数据，也对通胀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时报》的分析显示，在今年举行选举的10个国家中，执政党的表现都不如上届选举，相信也与高通胀有关。

根据民调，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对经济给予劣评，收入较低的一群倾向于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个百分点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万至10万的选民，但在这次选举中却逆转获胜。民主党人似乎忽略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财务稳健和身心健康）必须先行，然后再满足其他方面。在竞选活动中，民主党聚焦于民主等议题而忽略经济。曾经是该党核心的工人阶级选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来愈多人按自身的经济利益来投票。党内对败选结果莫衷一是，更出现互相指摘。如此反应，是否就能把选票赢回来？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俩层出不穷，皆因政党或领导人借此进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权在握。

企业卸责文化

在商业环境中，互相指摘确也颇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临存亡危机，责任的分配将直接影响其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层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征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难逃衰败的厄运。从管理学的研究可见，将公司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的管理层，其整体表现往往不及承认自身责任并自我反省的公司。在濒临破产的企业中，可以看到不少经理将业绩欠佳委过于其他部门。相反，管理层若有责任感，则有可能转亏为盈，让业务重上轨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汲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长风险规避文化，员工因害怕受责备而不敢主动行事，或碍于不愿分享想法而窒碍创意。众所周知，成功的企业有赖畅顺的运作；管理层必须致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以解决公司内部的分歧。

“无过失”调查的启示

反观一些行业早已认识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业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环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无过失”调查的程序。在美国，负责调查有关事故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明确表示，调查目的并非追究责任，而是找出问题并提出建议，以防同类事件重演。航空业不进行追责的事后调查，为现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这种调查方式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安全文化，鼓励业界报忧，最终目的是确保减少意外事故。英国的航空监管机构在诚实错误和其他错误之间划界线，也是个好的起点。航空公司致力于营造一种文化，使机师不会因为与其经验和培训相符的决定或疏忽而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并非完全免责，只是将责任范围收窄而已。

医疗保健领域也面临类似情况。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世界各地对病人的补偿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国依赖找出过失的诉讼程序，而纽西兰则是全球最早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制度的国家。纽西兰率先以“无过失补偿”的程序来处理医疗事故，并于1974年成立意外补偿局负责，接受因工作、交通或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赔偿申请。在这一制度下，无论医疗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伤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补偿局提出申请。只要问题与医疗诊断或决策相关，申请便可获批准。该制度推行后，除非医疗人员的行为严重违法，否则纽西兰患者几乎无法向医疗机构提出诉讼。

在航空和医疗领域，从错误中学习的动机特强，因为从业员在工作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安全无疑至关重要。因此，软件工程师和开发人员经常进行“无过失的事后分析”，以调查网站失灵或伺服器故障等问题。一般人不易理解这种不追责的思维，心理学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为此提出一个框架，以释除大众对无能和犯错者逃避责罚的疑虑。

问责而非卸责

要逃避指摘其实并非易事。一、当事人为了避责往往要大费心力，但指摘别人反而是毫不费力的快速反应，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于记录错误并确保流程得以改进，则难免涉及结构性的变化。例如无过失事后分析长期以来已属谷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该公司为此提供模板、反馈和讨论小组。二、企业管理层既然大权在握，指摘属下雇员也就轻而易举。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最近合作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当权者往往认为其他人会将失败归咎于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主管或工人，然后检视有关错误的纪录。参与者都收到道歉信，声明网络连接不稳定，以致任务无法正常完成。结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认定抄写员应为失误负责，主张克扣其报酬。由此可见掌权与施罚之间的因果关系。

指摘别人似乎也具传染性。2009年，心理学学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发表合著论文【注】，其中一个实验要求参与者阅读有关政治失败的新闻，然后写下政客的过失。读到关于政客将失败归咎于特殊利益的报道时，参与者更可能将自己的失败责任推卸给别人。至于读到政客承担责任的参与者，则更可能肯为自身的不足负责。同理，管理高层若轻易指摘别人，公司员工也会有样学样。如此一来，不难衍生出一种推卸责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对于失责和指摘的容忍度不尽相同。例如集体主义可能导致共同指摘，而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指摘则较常见。相互指摘的经济学强调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这些动态关系当有助于机构创造出更具建设性的环境，减少诿过于人，以鼓励问责和合作。

注：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互相指摘或卸责，也许只是个人没担当的怯懦行为，但放大到社会层面，就足以产生混淆公众视听的恶果。政治人物往往透过彼此指摘来转移视线，力求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在竞争白热化的选举中，不惜一切推卸责任已成政客的惯技，或对选举结果以至未来管治和政策带来难以想像的冲击。

民主党败选背后

本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共和党特朗普以压倒性姿态胜出。贺锦丽惨败后，其所属民主党内随即出现大举卸责现象，矛头直指拜登，归咎他未能及时退选，陷贺锦丽于尴尬境地。不少党内成员亦认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选民欢迎，虽然他及后宣布退选，贺锦丽仍因受选民支持度不足，未能于明年入主白宫。

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改选中失去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较4年前表现更糟。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总统以来，美国3100多个县的选民大都转向右倾。民主党向来标榜的支持堕胎权和民主立场，无法像经济和移民等迫切议题引起选民共鸣。

尽管美国失业率现正维持在历史低位，股市畅旺，但物价高、房租贵也是事实。拜登任内，物价上涨超过20%。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巴苏（Kaushik Basu）指出，各种经济指标之中，通胀对政治影响最大。一般人无需数据，也对通胀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时报》的分析显示，在今年举行选举的10个国家中，执政党的表现都不如上届选举，相信也与高通胀有关。

根据民调，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对经济给予劣评，收入较低的一群倾向于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个百分点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万至10万的选民，但在这次选举中却逆转获胜。民主党人似乎忽略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财务稳健和身心健康）必须先行，然后再满足其他方面。在竞选活动中，民主党聚焦于民主等议题而忽略经济。曾经是该党核心的工人阶级选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来愈多人按自身的经济利益来投票。党内对败选结果莫衷一是，更出现互相指摘。如此反应，是否就能把选票赢回来？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俩层出不穷，皆因政党或领导人借此进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权在握。

企业卸责文化

在商业环境中，互相指摘确也颇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临存亡危机，责任的分配将直接影响其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层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征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难逃衰败的厄运。从管理学的研究可见，将公司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的管理层，其整体表现往往不及承认自身责任并自我反省的公司。在濒临破产的企业中，可以看到不少经理将业绩欠佳委过于其他部门。相反，管理层若有责任感，则有可能转亏为盈，让业务重上轨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汲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长风险规避文化，员工因害怕受责备而不敢主动行事，或碍于不愿分享想法而窒碍创意。众所周知，成功的企业有赖畅顺的运作；管理层必须致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以解决公司内部的分歧。

“无过失”调查的启示

反观一些行业早已认识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业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环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无过失”调查的程序。在美国，负责调查有关事故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明确表示，调查目的并非追究责任，而是找出问题并提出建议，以防同类事件重演。航空业不进行追责的事后调查，为现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这种调查方式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安全文化，鼓励业界报忧，最终目的是确保减少意外事故。英国的航空监管机构在诚实错误和其他错误之间划界线，也是个好的起点。航空公司致力于营造一种文化，使机师不会因为与其经验和培训相符的决定或疏忽而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并非完全免责，只是将责任范围收窄而已。

医疗保健领域也面临类似情况。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世界各地对病人的补偿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国依赖找出过失的诉讼程序，而纽西兰则是全球最早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制度的国家。纽西兰率先以“无过失补偿”的程序来处理医疗事故，并于1974年成立意外补偿局负责，接受因工作、交通或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赔偿申请。在这一制度下，无论医疗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伤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补偿局提出申请。只要问题与医疗诊断或决策相关，申请便可获批准。该制度推行后，除非医疗人员的行为严重违法，否则纽西兰患者几乎无法向医疗机构提出诉讼。

在航空和医疗领域，从错误中学习的动机特强，因为从业员在工作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安全无疑至关重要。因此，软件工程师和开发人员经常进行“无过失的事后分析”，以调查网站失灵或伺服器故障等问题。一般人不易理解这种不追责的思维，心理学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为此提出一个框架，以释除大众对无能和犯错者逃避责罚的疑虑。

问责而非卸责

要逃避指摘其实并非易事。一、当事人为了避责往往要大费心力，但指摘别人反而是毫不费力的快速反应，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于记录错误并确保流程得以改进，则难免涉及结构性的变化。例如无过失事后分析长期以来已属谷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该公司为此提供模板、反馈和讨论小组。二、企业管理层既然大权在握，指摘属下雇员也就轻而易举。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最近合作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当权者往往认为其他人会将失败归咎于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主管或工人，然后检视有关错误的纪录。参与者都收到道歉信，声明网络连接不稳定，以致任务无法正常完成。结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认定抄写员应为失误负责，主张克扣其报酬。由此可见掌权与施罚之间的因果关系。

指摘别人似乎也具传染性。2009年，心理学学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发表合著论文【注】，其中一个实验要求参与者阅读有关政治失败的新闻，然后写下政客的过失。读到关于政客将失败归咎于特殊利益的报道时，参与者更可能将自己的失败责任推卸给别人。至于读到政客承担责任的参与者，则更可能肯为自身的不足负责。同理，管理高层若轻易指摘别人，公司员工也会有样学样。如此一来，不难衍生出一种推卸责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对于失责和指摘的容忍度不尽相同。例如集体主义可能导致共同指摘，而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指摘则较常见。相互指摘的经济学强调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这些动态关系当有助于机构创造出更具建设性的环境，减少诿过于人，以鼓励问责和合作。

注：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朗普在成功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后，迅即筹组内阁。从人选来看，差不多每个任命都是要颠覆原有建制，这为未来数年的美国及国际社会增添浓厚不确定性。明年1月，美国各政府部门都有新主管上任，然而有一个重要职位不会因总统换届而改变人选，那便是联储局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由特朗普提名和参议院确认，但随后因加息引起特朗普的不满。看来若法律或政治成本低的话，特朗普也会以亲信取代鲍威尔，并将联储局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动。

联储局与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更清晰可见。不少调查都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议题，而40年来首次出现的高通胀，正是民主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通胀在2021年中已明显呈现，但联储局在翌年3月才首次加息，未能先发制人，通胀因而冒升至2022年6月的9.1%。虽然通胀在今年中已放缓至约3%，惟物价水平仍高企。由2021年4月至本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18.3%，这都被选民算在拜登和贺锦丽头上，同期间工资虽然有增长，却被看为个人努力的成果。

面对通胀，拜登政府也有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出售40%的战略石油储备以纾缓能源价格，但毕竟不若货币政策之有效。同时，民主党被传统思维限制，在经济议题上一贯重就业轻通胀，看见失业率徘徊于历史最低水平的4%以下，便认为已赢得民心，忽略了40年来通胀都处于低水平，约50岁以下选民都是首次面对无端失去大幅购买力的困境，而把通胀归咎于企业提高价格以谋取暴利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联储局这次对通胀反应过慢，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使一些政客产生把货币政策收归政府行政部门的意图。讽刺的是，特朗普这次胜出的一个原因是两年多的通货膨胀，但他二进白宫后迅速推行的高关税，将大幅提高美国物价。

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后不久，刚好是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束，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要他辞职会否接受，他只简单回应一个“不”字，然后是好几秒钟的冷场，无声胜有声地道出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张力。特朗普2017年以鲍威尔取代耶伦任联储局主席；其后联储局在2017及2018两年加息7次，每次0.25厘，把2008年金融海啸后接近零的利率提高至较正常水平，但特朗普认为提高利率会影响他任内经济，公开称鲍威尔是敌人，他和他的团队是笨蛋（bonehead）等。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数次提过总统要有权决定利率，认为自己赚钱很多，也很成功，在很多情况下比联储局决策人和联储局主席有更佳直觉。其后他又自辩，说不是要直接控制利率，只是认为总统可如其他人一样就利率政策表达意见。他警告在竞选期间减息有助民主党竞选，但又多次提及当选后会减息，尽管在目前框架下，他没有这个权力。

鲍仍可掌FOMC 诞两权力中心

联储局成立的法律依据，是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联储局有3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是联邦储备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12家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简称FOMC）。严格来说，《联邦储备法案》中没有联储局主席一职，只有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理事会有7位成员，都由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任期14年，原则上不能续任，而且任期平均分布，大约每两年委任一名新成员。此外，理事会主席及两位副主席也是由总统在7人中提名及参议院确认，每个任期4年。现时鲍威尔作为理事会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但作为理事会成员，他的任期到2028年1月才结束。

至于那12家联邦储备银行，分别对全国12个区域提供服务，主席则由该银行的董事物色及委任，不在总统权力之内。联储局的货币政策由FOMC制定，FOMC设有12位成员，包括理事会的7位成员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其馀4位则由馀下11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轮流担任。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可以出席FOMC会议，但没有投票权。《联邦储备法案》没有说明谁是FOMC主席，传统上，FOMC的12位成员都会推举理事会主席为FOMC主席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为FOMC副主席。也就是说，FOMC的正、副主席并非由总统提名委任。

现时鲍威尔在联储局中有几个职位，分别是理事会的主席和成员，以及FOMC的主席和成员。特朗普要辞退鲍威尔，须先从他理事会成员职位着手，但要解除理事会成员职务，必须要有一个合适和有力的理由，如渎职或玩忽职守等。若以政策看法与总统或白宫相左为理由，自然难以服众。如果只解除鲍威尔理事会主席职务，仍然留他为理事会成员，程序或许较为简单或阻力较小，不过他仍可被推举为FOMC主席，和今天一样在每次议息会议后面对传媒。若总统另外提名理事会主席，会使联储局内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无论是解雇的过程或结果，都会带来金融市场震荡。

和这点有关的是，目前可能出现的一个政策矛盾。FOMC是合法制定货币政策的单位，如上所述，它包括了7位理事会成员和5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前者由总统提名委任，后者的委任和总统无关。与此同时，法律又把银行在联储局储备金的利息决定权授予理事会。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储备的利息与FOMC制定的联邦基金利率步伐一致、相辅相成。但假如FOMC认为应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较容易受总统影响的理事会却降低银行储备金利率，政策矛盾便出现。

特朗普若不能或不想付出太高成本辞退鲍威尔，那他仍可以等到有空缺时委任志同道合者为理事会成员或主席，去影响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不过这有一定的困难。他在第一任总统期内提名了3人，均过不了参议院，其中女经济学者谢尔顿（Judy Shelton）因主张美元与黄金挂钩及对联储局独立性置疑而失去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有趣的是，被特朗普考虑做财政部长的贝桑（Scott Bessent），建议特朗普上任后即提名及争取参议院提早确认新的理事会主席人选，作为影子主席，架空鲍威尔。影子主席可就货币政策发言，在惯常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做法下，市场会比较听取影子主席意见而不理会任期只到2026年的鲍威尔。贝桑说这只是他个人意见，而非特朗普的意见，但又说曾和特朗普讨论，并有把这个想法与特朗普的顾问分享。未知贝桑这一招会否在未来美国党争中被重复使用，导致政坛幻影重重？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朗普在成功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后，迅即筹组内阁。从人选来看，差不多每个任命都是要颠覆原有建制，这为未来数年的美国及国际社会增添浓厚不确定性。明年1月，美国各政府部门都有新主管上任，然而有一个重要职位不会因总统换届而改变人选，那便是联储局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由特朗普提名和参议院确认，但随后因加息引起特朗普的不满。看来若法律或政治成本低的话，特朗普也会以亲信取代鲍威尔，并将联储局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动。

联储局与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更清晰可见。不少调查都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议题，而40年来首次出现的高通胀，正是民主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通胀在2021年中已明显呈现，但联储局在翌年3月才首次加息，未能先发制人，通胀因而冒升至2022年6月的9.1%。虽然通胀在今年中已放缓至约3%，惟物价水平仍高企。由2021年4月至本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18.3%，这都被选民算在拜登和贺锦丽头上，同期间工资虽然有增长，却被看为个人努力的成果。

面对通胀，拜登政府也有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出售40%的战略石油储备以纾缓能源价格，但毕竟不若货币政策之有效。同时，民主党被传统思维限制，在经济议题上一贯重就业轻通胀，看见失业率徘徊于历史最低水平的4%以下，便认为已赢得民心，忽略了40年来通胀都处于低水平，约50岁以下选民都是首次面对无端失去大幅购买力的困境，而把通胀归咎于企业提高价格以谋取暴利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联储局这次对通胀反应过慢，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使一些政客产生把货币政策收归政府行政部门的意图。讽刺的是，特朗普这次胜出的一个原因是两年多的通货膨胀，但他二进白宫后迅速推行的高关税，将大幅提高美国物价。

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后不久，刚好是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束，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要他辞职会否接受，他只简单回应一个“不”字，然后是好几秒钟的冷场，无声胜有声地道出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张力。特朗普2017年以鲍威尔取代耶伦任联储局主席；其后联储局在2017及2018两年加息7次，每次0.25厘，把2008年金融海啸后接近零的利率提高至较正常水平，但特朗普认为提高利率会影响他任内经济，公开称鲍威尔是敌人，他和他的团队是笨蛋（bonehead）等。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数次提过总统要有权决定利率，认为自己赚钱很多，也很成功，在很多情况下比联储局决策人和联储局主席有更佳直觉。其后他又自辩，说不是要直接控制利率，只是认为总统可如其他人一样就利率政策表达意见。他警告在竞选期间减息有助民主党竞选，但又多次提及当选后会减息，尽管在目前框架下，他没有这个权力。

鲍仍可掌FOMC 诞两权力中心

联储局成立的法律依据，是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联储局有3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是联邦储备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12家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简称FOMC）。严格来说，《联邦储备法案》中没有联储局主席一职，只有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理事会有7位成员，都由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任期14年，原则上不能续任，而且任期平均分布，大约每两年委任一名新成员。此外，理事会主席及两位副主席也是由总统在7人中提名及参议院确认，每个任期4年。现时鲍威尔作为理事会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但作为理事会成员，他的任期到2028年1月才结束。

至于那12家联邦储备银行，分别对全国12个区域提供服务，主席则由该银行的董事物色及委任，不在总统权力之内。联储局的货币政策由FOMC制定，FOMC设有12位成员，包括理事会的7位成员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其馀4位则由馀下11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轮流担任。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可以出席FOMC会议，但没有投票权。《联邦储备法案》没有说明谁是FOMC主席，传统上，FOMC的12位成员都会推举理事会主席为FOMC主席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为FOMC副主席。也就是说，FOMC的正、副主席并非由总统提名委任。

现时鲍威尔在联储局中有几个职位，分别是理事会的主席和成员，以及FOMC的主席和成员。特朗普要辞退鲍威尔，须先从他理事会成员职位着手，但要解除理事会成员职务，必须要有一个合适和有力的理由，如渎职或玩忽职守等。若以政策看法与总统或白宫相左为理由，自然难以服众。如果只解除鲍威尔理事会主席职务，仍然留他为理事会成员，程序或许较为简单或阻力较小，不过他仍可被推举为FOMC主席，和今天一样在每次议息会议后面对传媒。若总统另外提名理事会主席，会使联储局内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无论是解雇的过程或结果，都会带来金融市场震荡。

和这点有关的是，目前可能出现的一个政策矛盾。FOMC是合法制定货币政策的单位，如上所述，它包括了7位理事会成员和5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前者由总统提名委任，后者的委任和总统无关。与此同时，法律又把银行在联储局储备金的利息决定权授予理事会。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储备的利息与FOMC制定的联邦基金利率步伐一致、相辅相成。但假如FOMC认为应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较容易受总统影响的理事会却降低银行储备金利率，政策矛盾便出现。

特朗普若不能或不想付出太高成本辞退鲍威尔，那他仍可以等到有空缺时委任志同道合者为理事会成员或主席，去影响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不过这有一定的困难。他在第一任总统期内提名了3人，均过不了参议院，其中女经济学者谢尔顿（Judy Shelton）因主张美元与黄金挂钩及对联储局独立性置疑而失去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有趣的是，被特朗普考虑做财政部长的贝桑（Scott Bessent），建议特朗普上任后即提名及争取参议院提早确认新的理事会主席人选，作为影子主席，架空鲍威尔。影子主席可就货币政策发言，在惯常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做法下，市场会比较听取影子主席意见而不理会任期只到2026年的鲍威尔。贝桑说这只是他个人意见，而非特朗普的意见，但又说曾和特朗普讨论，并有把这个想法与特朗普的顾问分享。未知贝桑这一招会否在未来美国党争中被重复使用，导致政坛幻影重重？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时至今日，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和日益丰富的ESG实践，ESG已不再是企业的边缘议题。如何精准施策、高效管理以提升自身的ESG竞争力，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采取哪些ESG策略？

兼顾评级 提升成本收益

以往企业在构建ESG策略时，通常倾向于依据评级机构的指标和权重来制定策略，力求提升评级。这种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符合投资者依赖的评级标准，从而有助于企业在合规、融资等方面获得优势。

然而，随着近年ESG评级机构激增、其评级标准多元化，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多达约600家ESG评级机构，它们所选定的指标和权重各不相同。现有研究表明，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表】，其中在S和G方面的相关性尤其低。

这种评级的不确定性带来几个问题。首先，有些企业哪怕已经在ESG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付出，仍然有可能被某些评级机构给予较低评分；其次，那些只想“洗绿”、做表面工夫的企业，也能找到一些评级机构给他们较高评分；再加上现在很多评级机构每年都会制作各类榜单、奖项，并以此作为盈利的渠道，更是让ESG评级的公信力逐渐缺失。这种变化给基于ESG评级作出的决策带来不确定性，这对包括公司和投资者在内的广大决策者来说都是巨大挑战。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规范ESG评级市场，增加不同评级机构方法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更多评估每项ESG行动和计划的具体成本与收益，更加理性地实践ESG。

具体来说，企业应该积极寻找那些既能带来显著社会收益，又能有效控制成本的ESG行动。通过精准识别并优先落实这些ESG措施，企业能确保每一分投入都物超所值，在取得良好市场形象和投资者信任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微调介面 饿了么创典范

具体到执行层面，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低成本、高社会收益的ESG行动，与此同时，企业应考虑与学界合作，对具体的ESG行动方案的成本与社会收益做精确评估。这里，笔者介绍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例，说明企业如何通过较低的成本带来较大的社会收益。

“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外卖平台，也是中国第二大外卖公司，2022年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与该平台合作期间，我们研究了“绿色助推”对用户即弃餐具使用的影响。具体来说，“饿了么”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开展了以下“绿色助推”实验：在这些城市的用户下单介面上做了一个微小的改动：将默认选项设置为“无需餐具”，并给予选择“无需餐具”的顾客“蚂蚁森林绿色能量”奖励。那是一种非金钱的奖励机制，客户只要积累足够的“绿色能量”，阿里巴巴就会以客户的名义在荒漠地区种树，或开展其他环境保护行动。

这一改变对于饿了么而言，成本微乎其微，但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2019年至2020年间10个主要城市的用户订单历史进行了分析，发现实施“绿色助推”措施的城市与未实施的城市相比，不使用餐具的订单份额增加了648%【图】。如果将这种“绿色助推”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每年可节省超过217.5亿套即弃餐具，减少约326万吨塑料垃圾，并节约544万棵等量树木产生的木材。该研究2023年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Science杂志，获得全球媒体广泛关注。

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兑现自身的社会和环境承诺。仅仅通过程序员数小时的工作，就能爆发出巨大社会价值。这种创新的ESG行动不仅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还为社会创造实质好处，助力国家达成环境目标。

企学合作 验证策略效果

上面的讨论只是企学合作的一个小案例，但其方法论却可以应用到很多分析很多问题。例如，龙头企业如何有效进行供应链ESG管理（E方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更多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还是聚焦空气污染物的处理（E方面）？增加员工和管理层的多元性会怎样影响企业的财务和ESG表现（S方面）？怎样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更好地提升公司绩效，同时提高员工满意度（G方面）？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企业而言可能并不容易，但对学界来说却不复杂。通过企学合作，企业可以借助学术界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加精准地识别ESG机遇，验证策略的有效性。笔者认为，企业不仅是ESG评级的“考生”，还应该是ESG行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相信更多的企学合作将成为推动ESG领域革新的强劲动力。

何国俊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崔文小姐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经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国总统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历来主张减税、增加军事支出及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势将大大提高政府财政开支。另一边厢，民主党的贺锦丽主张扩大社会计划，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主张加税，但若没有相应的收入增长，政府的债台只会愈来愈高。

过去5年，美国政府的财赤持续超过一万亿美元趋势，其债务水平居世界前列，两位候选人却未视之为优先事项，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经济前景是否已受制于债务炸弹，而使“西降”之说应验？

财政评估国际准则

在评估任何国家的财务状况时，必须了解债务是政府在任何特定时间点的总欠款，而赤字则指政府入不敷支，以致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和债务通常与本地生产总值（GDP）对照，因为GDP是衡量一个国家还债能力的粗略指标。

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收集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1946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44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债务比率与经济增长有重要的负面相关性。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中，债务对GDP比率超过90%的国家，其中位增长率相对负担较轻的经济体低约1.5%，平均增长率则低近3%之多。

至于政府的年度财赤对GDP的比率持续超过3%，都会令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感到担忧。以欧盟为例，其于1997年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旨在通过监督和限制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以维持财政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规定成员国的年度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其GDP的3%，而公债对GDP的比率应维持在60%以下。若采用此一准则来衡量美国财赤、债务居高不下的现况，难免令不少有识之士对其未来经济发展忧心忡忡。

受到近10年接近零利率和低债务成本的催化，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是全球性问题。2023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国会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暂停了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直到2025年1月为止。今年年初，联邦政府整体债务为33万亿美元，其中约28万亿美元由公众持有。

联邦政府债台高筑

【图1】显示，2023年公债与GDP的比率接近100%，总债务已超过120%，是自二战结束时103%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亦曾因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盈馀，在1974年降至23%。2001年克林顿总统离任时，该比率为32.8%，此后美国连续23年出现财赤。

事实上，目前债务对GDP的比率近乎100%不一定是问题，棘手的是日后的上升趋势。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此比率将于2034年达116%，2054年更将升至163%。持续下去，对美国的长远经济肯定会构成掣肘。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今年6月，CBO将2024年度财赤预测上调4000多亿美元，达到2万亿美元，对GDP的比率为7%【图2】。新冠疫情形成史上最大赤字，2020年为3.13万亿美元，2021年为2.78万亿美元，对GDP的比率分别为14.7%和11.8%。

根据CBO的数据，美国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90年代平均为1380亿美元，2000年代为3180亿美元，2010年代为8290亿美元，2020年代更高达2.23万亿美元。过去3年的庞大赤字在一个经济增长、失业率低、国防开支平稳的环境下产生，CBO认为这些赤字属结构性，2025年至2034年期间的累计赤字，料将高企于22.1万亿美元水平。

近期财赤源自高开支。自1974年以来，收入平均占GDP的17.3%，支出比率则平均约为21%，导致年均赤字对GDP的比率介乎3%与4%之间。同期，收入保持在近乎长期平均水平。现时支出对GDP的比率约为24%，CBO预计未来10年将保持在高水平，并于2034年接近25%，财赤对GDP比率则达7.7%。

为了弥补近2万亿美元的收支缺口，必须加税和节流双管齐下。按美国税务局最新的2021年数据，首5%的高收入富裕阶层缴交税款占所得税近三分之二，首25%的收入阶层缴交近90%的总税款，而最低收入阶层则有半数仅缴纳2.3%的总税款。由此可见，加税须具针对性，亦不应使经济投资失去动力。

特朗普在任总统时通过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法案中不小部分将在2025年年底到期。假设不会延期，CBO预测未来10年累计财赤22.1万亿美元，但若延期，则会再增加4万亿美元。

单靠加税难望收效

拜登总统已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家庭（占总数95%）加税，却有意向馀下的5%加税，以应付2017年法案一旦延长所需。然而欧洲的经验反映，加征富人税藉以平衡政府收支效果成疑。

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目前有80%属强制性，如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就是首两项最大开支；只有20%属可自由支配，例如国防、教育。排除国防一环，真正可自由支配的开支约7500亿美元。当前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18%，以致社保和医疗的年度支出有增无已。近20多年来，此两大项的开支未经国会审查，但预计在10年内同样面临资金耗尽的危机，要紧缩开支谈何容易。

高债务水平令联邦政府的利息成本上升，目前已成为政府第三大开支，平均利息成本对GDP的比率超过3%。CBO预测10年后的利息成本将达1.7万亿美元，影响其他政府机构的运作之馀，部分福利计划难免受到波及。

债务扩张如何收场

众所周知，美国国债是全球最大的债券资产类别，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举足轻重。财政部每年须把现有债务重新融资约三分之一，加上还须资助现行赤字，因此拍卖国债未必奏效，偶有闪失，更足以动摇整个发行市场的信心。美国国债已被标准普尔和惠誉下调评级；外国投资者拥有约25%的美国债务，因而或会施压，要求美国改变财政政策。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经有“债券义和团”（bond vigilantes）迫使克林顿总统在其最后任期内实现4次预算盈馀。

国际结算银行亦在其全球经济报告中警告，债务水平上升使各国政府面临类似2022年英国所经历的危机，当时投资者突然对英国国债敬而远之，导致借贷成本急剧上升，货币贬值，并使股市陷入混乱。

归根究柢，高财赤的可持续性系于经济增长率、利率、整体债务水平及货币稳定性。然而，在“东升西降”的形势之下，美国国力是否足以支撑无限量的债务扩张，当是下届政府需要面对的一大难关。

参考资料：

1. 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4,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24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全球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特朗普和贺锦丽在各民意调查中支持比率你追我赶，到本文执笔时，谁都没有把对方抛离在统计误差之外，而且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民意调查的准确性成疑。2016年的民意调查表示希拉莉会胜出，两年前的民意调查又显示国会中期选举会出现共和党大胜的红色浪潮，但两者均没有发生。然而，无论谁当选，都会严重改变国际政经格局，特别是常被认为“离经叛道”的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就相当明显，口号是“使美国再次伟大”，具体乃否定合作共赢、退出多边协议、打击对美国有顺差的贸易伙伴、以关税为主要武器等。他这次卷土重来，已多番表示，若再当选便会向所有外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产品的税率会是60%至100%甚至更高，其他国家的也会高达10%甚至20%。

从开国到二战实施保护主义

特朗普特别喜欢以关税为国际谈判的武器，威逼其他国家就范。他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恣意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向欧盟及中国等地产品征收大幅关税。当时他得意地说自己是“关税人”（I am a tariff man），并认为“贸易战很好，并容易取胜”（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约两周前在芝加哥竞选讲话中，特朗普说“关税是最美丽的单词”（the most beautiful word）。在另一个场合，他夸口说可以用关税来争取和平。若有两国大动干戈，他可以致电双方，说若不停战，美国就向他们征收关税，那战争自然会终结。

特朗普对关税爱不释手，似乎是处理对外经济事务的万灵丹，背后或有多种原因和情意结。比较表面的，是从他作为商人的视角来看，货品可以卖出就是好事，卖不出就是坏事，所以美国有贸易逆差就是个问题，而关税可以打击对方的销售，自然是个好政策。其次，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特朗普错误地坚持关税税款由外国而非美国消费者承担，同时这些税款又可以用来减轻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税务，何乐而不为？

稍为更深层的，是关税作为美国对外的重要经济手段，有着长远的历史，而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和政策，似乎是相关历史的回响。美国在二战后领导及规划全球经济秩序，祭出自由贸易的大旗，鼓吹其他经济体开放市场，似乎自由贸易是美国的一贯国策和思维。但事实上，美国从开国到二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实施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关税正是其中主要的工具。

美国开国后，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角色，一直存有反复和争论，但主要倾向是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经济。

美国当时以农业为主，经济实力不及英国，但以英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不接受当时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反而以高关税保护和促进工业，及以政府补贴来发展基建，试图追上英国。这种情绪在1812年英美再度交战后更为强烈。

有助维系社会和谐促进经济

美国对关税的重视，从多年来税率的高度可见一斑。若单以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来计算，平均税率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度高至60%，该世纪后半部平均税率也介乎40%至50%之间。即使包括零关税的进口商品，在整个十九世纪，平均关税也有30%。到二十世纪初，税率一度下调，但在该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又将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平均税率回升到约60%。高关税引致贸易伙伴的报复，各国相继以邻为壑，被认为是大萧条期间经济陷入极度困境的一个原因。

美国的高关税除了保护国内工业发展，也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虽然较高税率不一定带来较多税款，但关税毕竟占了美国十九世纪多个财政年度政府收入的90%或以上。

1870至1910年的数十年内，这个比率平均也有50%。关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这么高，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所得税。虽然在美国内战时已出现个人所得税，但今天理解的美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只在1909年和1913年才立法设定，随后关税在财政的重要性便愈来愈低了。然而，在1913年之前的百多年间，关税收入赋予美国政府相当多的财政空间，去维系社会和谐及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关税和保护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对工业和经济发展有多少促进作用仍有相当争议，但关税的长期和显著存在使美国人更容易接受它。

然而，作为一个税种，关税有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它本质是累退而非累进的，和今天常见的所得税相反。无论富人穷人，购买同一外国产品，需付的关税税款相同，但税款作为富人收入的比率，低于作为穷人收入的比率，即收入较高税率反而较低，违反了很多人认为公平税制该有的原则。

这些考量，虽然不是美国内战的主因，却也反映一些情况。当时美国南方收入比北方低，但进口要付同样多的关税，然而关税所保护的工业却主要在北方。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降低关税的重要性，一来是当时生产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工业也达到领先地位，可以承担减少贸易保护的影响，同时亦考虑到税制的公平性，因此改为以所得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新制度。此外也有人认为关税导致贪污腐败而不可取。世上商品种类繁多，总有些符合豁免关税的条件。关税愈高，申请豁免的诱因愈大，行贿者愿意付出的贿款也愈多。已有论者担心，美国若按特朗普的建议对全球征收关税，将要付出多少处理申请豁免的行政费用，及贪污行贿案例会上升多少。

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或受到他当总统时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所影响。又或因他两位所见略同，后者是少数能完成四年任期而没有被特朗普辞退的内阁成员。莱特希泽于去年出版了名为No Trade Is Free的新书，论述他对世界和中国贸易的看法，态度相当鹰派，大致是中国在贸易上“先不仁”，以各种政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工人失去岗位，美国才“后不义”，掀起贸易战等到今天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论述。

宪法授权总统直接改动关税

和特朗普一样，莱特希泽很在意美国的贸易逆差，认为美国应回到贸易平衡，而要达到这目的，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货币升值，若不升值便对有关国家产品征收关税，听起来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场协议》中，美国逼日圆升值的手法。特朗普若重回白宫，莱特希泽或会再受重用，甚至担任比贸易代表更高的职位。

以特朗普的性格和他首任总统时的行为来看，若再度当选，极有可能对全球大征关税，给全球贸易带来严重的冲击。按照美国宪法，制定关税的最终权力在国会而非总统手上，但国会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直接改动关税，如外国对美国产品有贸易歧视或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等，美国总统可以用关税回击。

美国长期营造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说法，加以打压中国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少数共识之一，特朗普或可不受宪法约束，直接对中国产品一律征收60%关税。但对其他国家统一征收10%或20%关税，则可能受到民主党的挑战，那时便要看这次选举后国会两院议席的分配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前段时间，特首发布2024年《施政报告》，其中一章提到未来政府将会投入更多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贸易数字化。具体措施包括会加快建成贸易单一窗口、及在金管局内部成立工作小组研究从人才和基础建设方面如何建成香港的数字贸易生态圈。

《施政报告》一经发布，便引起坊间的广泛讨论。笔者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及坊间倡议发展香港贸易数字化。数字贸易不但是未来贸易的趋向，更是香港发展的大好机会。因此，除去投入贸易单一窗口等硬件建设的准备，香港更应重视贸易模式的转型，对数字服务业及跨境电子商贸的贸易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

无纸化贸易

数字贸易其中一个重点是无纸化贸易，通过将贸易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步骤电子化、自动化，包括将纸本文档变成数字文档，人力审核的步骤变成电子审核，从而降低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成本。《施政报告》中提及的贸易单一窗口（Trade Single Window）相当于数字化的海关。将贸易需要的各项手续，包括报关，填写或提交文件以及缴费等集成于一个单一的数字平台，以简化进出口的手续。

贸易单一窗口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新概念。贸易单一窗口已于很多国家存在多时，并且已经投入广泛应用。联合国数字及可持续贸易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建成了完整的贸易单一窗口。其中既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秘鲁、泰国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香港贸易单一窗口前两个阶段的建设已经结束，政府计划2026年将会完成最后一个阶段的建设。

除海关以外，国际贸易还包括发货，取货，贷款，保险等很多环节。目前仍然有很多环节当中必须使用纸本文件。世界贸易组织（WTO）2022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每一笔跨境贸易涉及至少36份文件的240份副本。若然可以将所有文件的提交、审核和处理全部电子化，不但可以节省纸张，保护环境，更会简化程序，节省很多时间和人力。香港在发展贸易单一窗口的同时，也应该尽快完善其他贸易相关部门的电子化，包括更新关于电子文档法律效力的条例，及处理电子文档的数码基建，令香港有能力处理更大的贸易量。

电子商务

无纸化可谓是数字贸易乃至数字经济的基础，但数字贸易不止是将传统货物贸易流程电子化。WTO及世界银行将数字贸易分成两大类别：通过数字渠道购买的贸易（digitally ordered trade）以及可以通过数字渠道交付的贸易（digitally deliverable trade）。前者的主要代表就是电子商贸，而后者则包括金融、法律、谘询等大部分服务。香港市场对两种数字贸易都有很大的潜力，电子商务在香港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仍然有很多机会有待开发。而服务业进出口更是香港的长处，将服务贸易数字化必定可以为香港繁荣的服务业带来更大的机遇。

电子商务已经是一个全球收入超过四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且预计至少在下一个十年将会持续快速增长。香港近年的电商市场也正在迅速发展。据政府统计，2023年全港电子商务销售额已超过300亿港元，而且有明显的继续上升的势头。相信读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直观感受，无论是本土的友和、HKTV Mall、或是大陆的淘宝及京东，甚至海外的亚马逊，在网上平台或者销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愈来愈重要的一部分。

香港的电商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电子商务销售约占全港零售额的8%，不单远低于电商发达的市场如中国大陆、英国及韩国（三者均超过25%），也低于亚洲邻近地区如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目前较低的市场占比意味着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消费潜力未有得到开发，同时也意味着还有很多企业及商户有机会从电子商务中分一杯羹。

目前香港的电子商务市场有两个亟需改善的方面。首先物流配送及网络平台等电商相关的硬件建设不够完善。当大陆、日韩已经可以做到隔日送达、当天送达甚至配送速度按小时计算的时候，一个从九龙到港岛的订单可能也需要三日才能送达。而当消费者在购物后遇到问题，从售后服务和沟通到退货退款等步骤也都相当繁琐，种种不便之处令网上购物失去了便捷性这个最大的优点。对于追求效率的香港人而言，可能直接出门购买甚至北上深圳购物的效率更高。

另外，对于有意发展电子商务的商户而言，没有合适的人才也是难题之一。香港本土电商领域的人才不足，大企业招聘尚且不易，中小企业更是难上加难。Fedex 2022发布的报告表明，香港有60%的中小企业表示难以招聘到具有电商相关技能的人才。电商在管理、销售、营运推广等方面与传统零售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很多商户而言，专业的电商人才是发展电子商务必不可少的因素。香港政府应该加大对本地院校或企业的人才培训计划的支持，尽快提升人才储备以助力本港的电子商贸行业。

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中可以通过数字渠道交付的有很大部分属于专业服务，包括金融、法律、教育、医疗、和资讯科技等。2023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量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中国大陆、日本及印度是最大的服务出口地。

香港是全球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地区，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九成，其中有超过60%是可以通过数字渠道交付的服务。去年全港服务业生产总值超过2.5万亿港元，单是金融一个行业也超过5500亿。若然要谈论竞争优势，香港有多元的服务、完善的法规制度、及充足的专业人才，完全不输上述几个服务出口的大国。然而实际上的香港的数字服务出口，完全没有体现这些显而易见的优势。2023年，香港所有服务的出口值仅有7000亿港元，其中数字服务出口更是仅有3000亿港元（约450亿美元），而同期新加坡的数字服务出口则接近香港的五倍（1800亿美元）。

在数字贸易时代，香港未能发挥服务业的巨大优势，有以下几个原因。数字服务出口首先受制于香港尚未完成的贸易无纸化进程。海关、银行及政府所需的各项手续若未能完全数字化，数字服务出口自然就无法大规模进行。此外，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还受到网络安全、跨境数据传输以及跨境电子支付的多种限制。这些问题无法单方面解决，而需要香港与贸易伙伴协商后决定，因此与数字贸易相关的贸易协议不可缺少。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政府也已经承诺将在磋商双边及多边贸易协议时加入数字贸易和跨境数据流通相关条款。

最后，所有行业要发展海外市场都需要平台和机会，服务业也不例外。服务业当中的大型企业出口或许可以自己探路，但是中型甚至小型企业若只能靠自己探索海外市场则会困难重重。这些企业需要政府的帮助，为他们提供资讯以及搭桥牵线。正如商品贸易的各种展览、交流活动。政府不妨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为服务业界提供外出考察及与海外商家交流的机会，或在香港主要贸易伙伴地区设立办公室，为服务业提供帮助，令更多服务业的企业有机会拓展海外的市场，从而使香港本已蓬勃的服务业更上一层楼。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龙淑仪女士
为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