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東亞國家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發展。雁行理論指出，作為「領頭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業化，並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帶動其他國家發展，令東亞經濟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梯度推進的產業分工體系，其結構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論在二戰後幾十年的經濟實踐中得到驗證，日本企業全球擴張的策略不但塑造了東亞製造業的格局，也成為後來中國、南韓等國家企業全球化之範本。

放眼今日的世界，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產業政策和政府干預的重要性，激烈的競爭帶來國家在商業和技術上的互相防備，這個重要的理論看似已經不再符合現時經濟局勢。當前世界經濟再次面臨變革關口，自動化、人工智能、地緣政治衝突和供應鏈重組正在重塑全球製造業的版圖；曾經主導產業轉移的「雁行理論」是否仍然適用, 對我們了解今日中國經濟轉型，及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互動，又有甚麼參考作用？

日本企業全球化的動機：成本驅動的海外轉移

1985 年，面對美元利率上揚及持續升值，美國召集當時的五國集團（美、日、英、法、西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訂影響深遠的《廣場協議》，通過對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引導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貶值。日本所受影響最大，兩年間日元升值超過1倍，令日本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嚴重打擊該國出口，尤其是汽車與電子產品等行業。

面對匯率衝擊和國內成本上升，日本企業隨之展開史無前例的海外生產轉移浪潮，汽車、電子、家電等行業的龍頭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遷往亞洲各地，尤其是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即後來的亞洲四小龍。此舉不僅是為了規避匯率波動，更是基於雁行理論的邏輯：日本企業在本國完成產業升級後，將低附加值製造環節搬到成本較低的地區，而這些後發經濟體在承接日本產業的過程中，也逐步實現自身工業化。到1990年代初，隨着四小龍經濟水平提升，日本製造業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展。地理位置臨近，且有政策支持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成為新的目的地。

以豐田在北美市場的策略為例，通過建立生產基地和進行本土研發的方式融入美國的產業鏈。1980年代在美國首先推出的Camry房車，不但在北美市場廣受歡迎，也成為豐田打開國際市場的一款旗艦型號。2000年代初，豐田超越福特，並在2008年超越通用汽車（GM），成為全球銷量第一的汽車製造商，可見注重品牌建設策略所帶來的高回報。

日本企業雖然通過全球化獲得新的發展機會，但日本經濟卻為這一輪全球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於大量企業將生產線外移，該國製造業逐步「空心化」（hollowing out）。就業機會減少，製造業投資停滯，生產總值增長陷入長期低迷，日本經濟進入「迷失的十年」。日本企業因而開始反思成本驅動型全球化策略的可持續性。踏入21世紀，日本企業的全球化策略隨着世界經濟格局改變而發生變化，尤其關注品牌的塑造，並與聚焦技術獲取（technology acquisition），表現為大規模的海外併購和研發投入。

逆全球化時代的新趨勢

近年來，對外面對美國持續打壓，對内面對市場增速放緩，中國内地企業也一如40年前的日本企業，處於必須求變的關鍵時刻。然而今天的環球經濟與1980年代相比已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雁行理論是否依然適用？内地企業又是否能與上次一樣成爲領頭雁，為亞洲帶來另一次突破的機會呢？

值得留意是，1980年代的雁行模式源於非常獨特的歷史時期。首先，此理論所描述的「梯度推進」結構有賴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大盛時的國際合作，不但講求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互信合作，更要放下競爭和敵意。在逆全球化聲勢日益凌厲的今天，貿易保護主義和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會令產業和技術的轉移舉步維艱。

2010年代以後，曾為「領頭雁」的日本亦因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而開始對全球化策略進行結構性調整，各大企業甚至出現產業鏈回歸及再本土化的趨勢。2022年，索尼就宣布將與台積電合作，在九州興建芯片工廠。本應將資源投入下一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動產業鏈回歸或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管理產業鏈的抗風險性。正在苦等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的衆多發展中國家，則眼見經濟發展機會愈來愈少。

科技進步及自動化生產的大規模應用也是雁行理論受質疑的另一原因。自動化生產可令勞動密集型商品的成本大幅降低，切斷維持雁行機制運轉的主因：若機械人可以替代廉價勞動力，企業就不再需要將生產鏈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世界銀行一項研究發現，國家的工業機械人數量超過某一臨界值後，其數目與該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就成負相關關係。換言之，自動化生產愈發達的國家， 在其他國家投資進行產業轉移的動力就愈低。

中國内地企業「出海」重新演繹「雁行模式」

中美競爭雖為國際貿易平添重重障礙，但也為多年未見變化的環球經濟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國政府透過各種政策控制中國經濟崛起，導致企業紛紛開始採用所謂「中國+1」的策略，在保全中國市場和生產基地的同時也尋求位於中國周邊第三方國家的供應商，以分散地緣政治風險，愈來愈多中小型经济体因而得以參與全球供應鏈。其中以越南、泰國、印尼等東盟國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部分中南美國家獲益最多。以東盟國家為例，2023年中國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總額超過250億美元，按年增長34.7%。長期被幾大貿易國主導的供應鏈變得多元化，有助於建立多元的國際規則及體制。

中國内地企業「出海」也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嶄新商業模式。哈佛商學院教授喬許·勒納（Josh Lerner）等人在最新研究中發現【註1】，中國企業在近20年來壯大的同時，其商業模式也漸對新興市場帶來正面影響。中國的風險投資者在全球投資中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新興市場的投資也大幅增加。又因為這些投資通常傾向於進入由中國企業主導的行業，包括教育科技、數碼科技及金融科技等，導致這些行業在全球新興市場當中的發展明顯快於其他行業。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企業主導的行業中，新興市場的本土投資者也開始借用中國企業投資和商業模式來進行投資，加大創業創新力度，勒納的研究總結中國對外投資，對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對比日本企業外移時期向周邊國家進行企業轉移，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在全球化過程中，對新興市場帶來資金和商業模式改變，未嘗不是對雁行理論的全新詮釋。儘管時代不斷變化，但國際合作既仍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元素，未來的環球經濟亦勢將朝着更多元化和科技主導的方向邁進，不同規模的國家，不同行業的企業都會有更多機會參與全球供應鏈。

不過多元化并非自然發生，而需要不同國家通力合作。近期特朗普新政府對貿易夥伴甚至盟友的重關稅政策，有機會會引起覆蓋全球的貿易戰。一旦環球經濟陷入貿易戰，多邊貿易成本變得更高。各國為了保障自身利益，或會選擇縮減海外投資和合作。長此以往，只會動搖各國對合作的信心，令中低收入國家的發展難上加難。

註1: Lerner, Josh, Junxi Liu, Jacob Moscona, David Y. Yang (2024) “Appropri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
亞洲環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劉貝寧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踏入2025年，中國人工智能（AI）領域取得標誌性突破。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的R1模型，以557萬美元的超低訓練成本（僅為GPT-4的5%）媲美美國OpenAI o1模型的性能表現。

從「追趕」到「並跑」的轉折

R1模型這一成就的關鍵在於其獨創性的科技路徑：利用純強化學習技術擺脫對監督微調數據的依賴，藉助「群體相對策略優化」（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演算法實現推理能力的自主進化。與此同時，其動態精度調節技術有助華為旗下昇騰AI平台的算力成本降低70%，而性能損失則只低於5%。尤其觸目的是，R1的開源模式打破了算力壟斷，支持開發者將大模型能力蒸餾為1.5B參數的小型版本，因而在東南亞、中東等新興市場迅速滲透。

美國OpenAI對此迅速作出回應，上月緊急發布了o3-mini推理模型。該模型主打可調節推理強度，在高強度模式下對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展現出無可匹敵的統治力——在AIME 2024數學測試中取得87.3%的準確率，勝過R1的79.8%。其物理類比能力也被開發者譽為「教科書級別」，例如在四維超立方體內反彈小球的程式設計中，o3-mini對幾何結構與運動軌跡的分析精度高達97%。然而，其輸入輸出成本仍是R1的8倍，凸顯出閉源模式的效率瓶頸。

生態構建與地緣滲透

中國市場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場景驅動的生態整合上。透過開放應用程式介面與行業定製策略，國內企業已深度嵌入醫療、教育、金融等垂直領域。以教育界為例，作業幫的大型語言模型通過逐步分析，提升中學生數學解題的效率達37%。這種本土化適配能力預計將推動內地AI大模型市場在2026年突破700億元人民幣，使用者每周平均使用頻率達4.5次，遠超歐美市場的2.1次。

美國企業則試圖依靠多模態AI功能穩固霸主地位。GPT-4o通過文本、語音和視覺的融合能力，在微軟Office智能助手中自動生成會議紀要和簡報排版等功能，企業用戶續費率高達89%。另一方面，o3-mini在非英語市場的表現卻顯露不足，在中文理解一環的準確率只及百度文心一言的82%，拓展東南亞市場的計劃也就舉步維艱。更為嚴峻的是，OpenAI預計2023至2028年的累計虧損將高達440億美元；公司行政總裁阿爾特曼（Sam Altman）罕見地承認「閉源策略可能犯下歷史性錯誤」，並啟動o3-mini免費開放，以吸引開發者。

美國科技霸權重構

近年來，美國在AI大模型領域憑藉閉源商業模式和專有技術，一直維持國際領先地位；然而，中國 DeepSeek-R1冒起，馬上引發一場嶄新的科技變革。R1模型通過開放創新的方式，達至核心演算法和模型共用，有利於前沿技術迅速反覆運算，同時也大幅降低科技壁壘。這一舉措對美國長期以來依賴封閉體系構建的科技霸權造成直接衝擊。

DeepSeek-R1 的開源，使環球科研機構、企業和獨立開發者能夠在一個開放透明的平台上，不但共同改進和應用AI技術，而且逐漸重塑科技標準和行業規則。各方藉助這一開源平台進行研發合作，加速達至創新成果和構建自主智能知識產權，從而開創國際科技生態中多極互動的新局面。這種模式正在促使科技管治由單一壟斷轉向開放協同，並為國際社會建立科技公平競爭的規則樹立典範。

面對異軍突起，美國政府與科技巨頭不得不調整其基於閉源模式的科技霸權體制。為了維持競爭優勢，美國正在探索如何在保障商業機密的同時，更加積極地參與制定國際規則與拓展跨國合作，致力平衡開放創新與保障所有權之間的關係。DeepSeek-R1的成功實踐表明，開源能夠釋放創新活力，亦能加速全球科技生態的健康演進，進而對美國的科技主導地位產生實質性挑戰。

香港充當科技冷戰的安全地帶

顯而易見，AI的迅猛發展和大規模模型在各行各業的廣泛應用，催化中美之間的劇烈競爭，呈現科技冷戰的危機。在這一背景下，特區政府應聚焦其國際金融中心、獨立法治與開放市場的制度優勢，著力打造一個中立監管平台連接中美雙方，而成為緩衝調節的試點城市。事實上，為確保AI既能安全發展，又能保持公平競爭，香港金融管理局現正和科技企業、研究機構攜手推出生成式AI沙盒，構建一個涵蓋模型安全、數據隱私、倫理審查與風險預警的專屬平台，各類企業和監管機構可在受控、獨立的環境下對AI演算法、數據處理流程和應用場景進行全面測試，及時識別與化解潛在風險。此一項目可為中美兩國的科技對話提供實證支援。

此外，特區政府積極搭建國際對話平台，主動與歐美、東南亞及中國內地的監管機構建立常規化的合作機制，全力在中美科技冷戰中發揮避風港的作用。通過定期舉辦以AI倫理、數據管治與風險管理為主題的政策研討會、專題論壇及雙邊交流，各方圍繞AI應用規範、模型透明度及跨境數據流動等熱點議題，進一步展開溝通與協作。除了有助於平衡各國利益、推動科技與監管同步向前，這種開放協商模式也為國際統一AI監管標準提供寶貴的香港實踐藍圖，進一步鞏固特區在全球科技管治中的樞紐地位。

開源與閉源博弈下的展望

在全球AI領域風雲變幻、競爭白熱化的時代，中美大模型的爭鋒既展現了AI技術的無限創新潛力，亦暴露了開源與閉源兩種模式各自面臨的風險與機遇。中國依託開源協作、演算法優化和務實創新不斷突破，而美國則通過閉源策略、全能整合及高性能應用牢牢佔據部分關鍵市場。這種互為競爭且互補的格局，正驅動全球科技標準和監管制度迅速演變，挑戰傳統管治模式。
憑藉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並具備健全法制與開放市場的強項，香港特區政府宜利用跨境監管沙盒、多邊對話和區域合作，構建全鏈條技術監管制度，為應對中美大模型競爭提供全新管治思路。唯有政府、業界與國際監管機構協同創新，在開源活力與閉源保障之間取得平衡，香港才更能用好其豐富經驗和前瞻探索，在環球多極競爭中搶佔先機，為未來數碼生態管治創立務實的範例。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區政府近6個財政年度中，有5個出現赤字，累計超過5千億元【圖】。面對此一難題，財政司司長將於本月底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有何妙策可以應付？

2024–2025年度首8個月的赤字為1,432億元（已包括發行債券收入）；羅兵咸永道估算全年赤字為948億元，而財政儲備將下降至6,398億元，相當於約10個月政府開支，屬有記錄以來最低水平，最高峰曾達28個月水平。若公共財政繼續入不敷支，並無措施出台扭轉趨勢，估算未來4年赤字亦將居高不下。政府必須盡快全面檢討支出，同時在管理財政及其對公眾的影響之間小心取得平衡。

圖  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

（億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庫務署

以公債挹注基建

政府近年推出銀色和綠色債券，並積極增幅以應對財赤。去年2月陳茂波發表預算案時，提出2024年度將發債1200億元，其中零售部分為700億元（500億元為銀色債券、200億元為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當時訊息非常清晰，500億元銀債與基建債計劃無關。

發售銀債旨在為本港長者提供回報穩定的投資產品，雖沒有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可以在債券到期前讓政府提前贖回。值得留意的是，2024年9月根據基礎建設債券框架發行的第九批銀色債券，首度將債券資金用於基建工程。政府認為可更好地管理大型基建所需現金流，令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日落成。預計2028–29年度，債務對本地生產總值比率介乎9%至13%。

過去發行的銀色債券均由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負責投資，如去年投資回報有5.5%，稍高於銀債息率，政府不能償還債券的機會極微，但本財政年度開始，卻直接將銀債的資金用於政府公務工程，投資回報變得複雜，風險比以前高。縱使目前政府違約的機會不大，然而隨着發行債券的金額倍數擴大，風險也會大增。無獨有偶，目前銀色債券的發行額度正與財赤增加而同步擴大。例如2020–21年度財政赤字2,325億元，銀債就從此前每年發行30億元躍升至240億元，以致表面上錄得盈餘294億元。

回溯政府在2016年首次發行銀債，目標之一是協助長者抵抗通脹，但近年本港通脹偏低，如2023年的通脹率只是1.7%。除了發行首年，銀債息率一直高於通脹率，尤其是2021年的通脹率僅為0.6%，銀債息率卻達3.5%；認購量又由最初5手大增至去年21手，難免有以公帑補貼長者投資回報之嫌。筆者認為，公帑理應集中支援最需要照顧的弱勢長者。銀債推出已近10年，究竟如何能達到當年推廣長者投資市場的本意，值得深思。

千億債券救近火

綠色債券是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為應對氣候變化、轉型至低碳經濟體等理念的綠色項目融資，反映了香港與綠色債券市場的國際標準接軌。本年度預算案列出，綠色債券計劃與基礎建設債券計劃的合共借款上限為5千億元，全部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根據預算案的中期估算，政府2025–26年度可轉虧為盈，盈餘63.3億元，但若扣除發債收支，則至2027–28年度才會錄得盈餘約141億元。

銀債在2020年起發行規模由30億元增加至150億元，翌年更倍增至300億元；同一時間在特區政府帳目中來自債券發行的淨收益，由2019–20年度首次有63億元年收入，隨後兩年倍增至193億元及291億元，可見認購銀債金額全數撥入財政儲備。上年度銀債發行額達550億元新高，並同時發行綠色債券，以致債券淨收入高達716億元。顯而易見，沒有這筆龐大收入，就會錄得1,700億元財赤，而非只是1千億元。政府不應將各類債券所募集的資金視為收入，更不應在同年將債款花掉，公眾才得以了解財赤的嚴峻程度。

新一批銀債集資不再放在外滙基金投資，意味着政府潛在收入減少，財赤亦會比預期多，加上賣地收入減少，財政儲備恐怕更快耗盡，政府有必要及早設法開源節流。金管局稱，未來會繼續按基礎建設債券框架發行銀債，或就合適基建項目發行綠債，視乎屆時的公共項目而定。在財政儲備將要跌穿6千億元的情況下，發行基建債券融資不能單靠儲備作支持，發債成本應與基建項目回報掛勾，但基建投資屬長遠性質，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發展談不上何時能提供收益，恐怕融資成本將遠高於發行銀債的息率。政府應詳加解說，以釋公眾疑慮。

經濟需另譜新章

結構性赤字其實有好有壞，例如美國列根時代減稅所引發的財政不平衡，在不同程度上有助於經濟結構提升和改革。相反，日本的結構性財赤更關乎經濟政策出現問題，特區政府應引以為鑑，設法推出減低支出、提升收入的政策，否則單靠發債度日，難免有債務危機。政府亦需考慮，持續性發債會否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健性及評級。香港一如新加坡和挪威，是世界上極少數擁有積累財政儲備的經濟體，然而透過開源節流來削減財赤，實在談何容易！經濟不景時開徵新稅，必然備受社會反對，甚至因被視為有違簡單稅制的優良傳統，結果得不償失。至於削減公共開支，則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開支，極其量只有望凍結增長。

另一燙手山芋是公務員薪酬。筆者不建議公務員全面減薪，因每每引致私人機構效法，亦會進一步受到打擊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而影響疫後經濟復甦。當然，現時19萬名公務員的龐大架構中，可刪減部分職位以便節流。政府不妨帶頭推動人工智能，提升工作效率，此舉更能釋出正面訊息。發債以外，政府亦可考慮下調股票印花稅的稅率，吸引更多資金流入股市，並制定吸引高端消費遊客的政策，以收開源之效。

財政赤字令特區政府忽略或擱置長遠的策略，無疑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政府的本能反應是削減開支、增加收入。歸根究柢，解決方案還需依賴經濟增長。本港經濟的核心問題，在於地產市道崩潰之後，缺乏新的火車頭和增長動力。這既屬地產泡沫的後遺症，也是外在環境（特別是中國因素）出現重大轉變使然。根據金管局的研究報告，香港的潛在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980年代初的8%，跌至1998至2000年的3.5% 至4%，反觀南韓、中國台灣及新加坡的增幅卻達4%至6%。

香港經濟因疫情低迷，疫後經濟復甦緩慢，並失去發展方向。國內城市冒起，更迅速動搖香港的自信。特區的生產性投資、效率及人力資源質素，整體難以令人樂觀，加上供求錯配，這座城市的潛在增長率正逐漸下降。這必然影響政府財政收入的穩健性（revenue buoyancy）。由於開支方面出現名義剛性（nominal rigidity），財政赤字便會惡化，單以削減開支、增加收入的傳統方法來平衡財赤，就難以奏效。除非能顯著地提高生產效率，否則財政赤字只會揮之不去，更可能引致惡性循環。如何令經濟發展有所創新，重拾增長動力，才是關鍵所在。

參考資料

Jiming Ha and Cynthia Leung. “Estimating Hong Kong’s Output Gap and Its Impact on Inflation.” HKMA Research Memorandum, November 2001.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新冠肺炎疫情至今，香港電影院經歷了一波關門大潮。截至2024年4月30日，累計16間戲院結業，其中包括UA連鎖影院在2021年3月全線結業。【註1】這波關門大潮似乎還遠未結束，上月12日MCL Cinema Plus+荷里活廣場戲院宣布結業，而以播放小眾電影知名的高先電影院，也傳出將於租約期滿後結束營業。【註2】

電影院紛紛倒閉並非香港的獨有現象，在作為電影大國的美國，同樣難逃厄運。根據英國一家研究機構統計，目前美國的影院銀幕總數為36,400，比2019年減少12%。世界最大的影院公司AMC娛樂，從2019年開始就陸續關閉了169家影院，雖然疫情之後又增加了60家，但是規模遠比疫情前要小。至於全球第二大連鎖影院巨頭Cineworld，也關閉了接近15%的影院。

影院頭號勁敵

衝着戲院而來的最大對手，無疑是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體。比起動輒花上百元購買1張門票，同樣是大概100元的串流服務月費，卻可換來豐富的電影、電視節目選擇，對於消費者來說自然更加划算。加上用戶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發上，隨時隨意暫停播放或重播，不難理解為什麼愈來愈多人選擇串流服務來看電影。

無庸置疑，新冠肺炎來襲令影院市道雪上加霜。疫情期間本港戲院共停業267日，市民被迫呆在家中，通過串流媒體觀看電影電視。3年多下來，消費習慣逐漸改變。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疫情前有60%的美國消費者認為，看電影應去戲院，疫後降至只有35%；同期選擇在家看電影的美國人，則由40%增至65%。【註3】

作為影院的合作方，電影製作公司亦轉投串流媒體的懷抱。荷里活各大電影製作公司為了既在院線大銀幕上賺足戲票，又想在串流媒體上分一杯羹，通常會在新電影發行的首90天，授予電影院獨家放映權。【註4】消費者如果迫不及待先睹為快，就只能花錢進戲院。等到這個影院獨家檔期過去了，串流媒體才可加以播放。

在串流媒體盛行的今天，獨家檔期對於影院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然而疫情令所有影院停運，電影製作公司只好將影片直接在串流媒體上發行。儘管獨家檔期在疫後恢復，但大幅減半至只有45天。盈利窗口大大縮短之際，經營成本又告上升，經營影院生意可謂舉步維艱。

力挽狂瀾之道

影院能否贏過客廳沙發？雖然串流媒體優勢明顯，影院卻可提供無法取代的觀影體驗。如何放大這一強項，是影院能否打贏家中沙發的核心關鍵。比方說，影院的超大銀幕和震撼音效能讓觀影體驗全面升級。在影院總體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大銀幕IMAX加杜比音效卻逆勢增長。2023年IMAX的年收益上漲25%，達到2億1400萬美元，其全球（除中國內地）票房收入的市場份額也從2019年的1.7%升至2.1%。【註5】為了強化這一優勢，美國德克薩斯州具百年歷史的連鎖電影院B&B，甚至安裝了一塊寬7層樓、高4層樓的超大銀幕以及一塊270度的環形銀幕，讓觀眾完全沉浸在電影特效之中。

即便是座椅，也有不少影院想勝過家裡的沙發。為了提高觀影體驗，一些影院不惜重金設置可調整溫度和傾斜度的座椅，甚至有服務員端上餐飲，觀眾們一享眼福之餘，還能一飽口福。阿聯酋的連鎖影院Vox更提供和牛豪華大餐，讓看電影變成奢華享受。另有創新者，如在亞洲擁有連鎖影院的韓國公司CGV，不僅在電影放映中為觀眾帶來風雨以及氣味的4D體驗，還在放映前提供音樂、遊戲、餐飲一條龍服務，把觀影塑造成獨特文化體驗。

影院與客廳沙發能否握手言和

電影分類眾多，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就是片長。《經濟學人》分析了從荷里活的黃金年代1930年至今10萬多部在全球放映的電影，發現平均片長的增幅為32%，從1930年代平均1小時21分鐘增至2022年的1小時47分鐘。這種趨勢在熱賣的電影中尤其顯著；2022年IMDB網站的評分排名中，十大電影平均片長為2個半小時，足足比1930年代的十大電影長了50%。【註6】

對於觀眾來說，這樣的長片很難集中精力盯着家中的小熒幕一口氣看完，而斷斷續續地看又讓觀影體驗大打折扣。反之，影院的大銀幕配合好音效，若再提供附加服務，就足以吸引消費者步出家門，走進影院，好好享受電影時光。電影製作公司的這種加時策略，在2019年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中取得豐厚回報。這部長達3小時的超級英雄電影成為2019年票房冠軍。近期北美電影票房排行榜就有不少這類長片，其中包括長達3小時的2024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奧本海默》。

這意味著電影院和串流媒體可以針對不同影片細分市場：影院專門放映長片或大製作，串流媒體則主攻其他類型的作品；各有側重，和氣收場。

影院應為跳出舒適圈另謀對策

上電影院和在家看戲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影院內和朋友或陌生人坐在一起，這就使得影院有可能成為社交娛樂的場所。影院不妨跳出電影的局限，另闢蹊徑。比如AMC影院正在考慮直播美國欖球聯賽；美國連鎖電影院B&B不僅貼心地為小朋友提供遊樂場地，還為大人提供保齡球、攀岩、匹克球、酒吧以及舉辦私人宴會的場所。其他影院為了鼓勵單身男女入場，甚至在放映前的等待時間組織配對約會活動，讓害怕一個人看電影的年輕人多了一個走進影院的理由。

電影院PK客廳沙發的大戰尚未結束。戲院如果不想舉手投降，只能變陣迎戰，由「觀影場所」打造成「升級體驗的休閒社交場所」，方能有望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收復失地。

註1：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015167/%E6%88%B2%E9%99%A2%E7%B5%90%E6%A5%AD-%E7%96%AB%E6%83%85%E8%87%B3%E4%BB%8A16%E9%96%93%E5%80%92%E9%96%89-ua%E5%85%A8%E7%B7%9A%E8%90%BD%E5%B9%95-%E5%8C%97%E4%B8%8A%E6%BD%AE%E6%AF%94%E9%98%B2%E7%96%AB%E6%8E%AA%E6%96%BD%E6%9B%B4%E5%85%87

註2：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1084551/%E9%AB%98%E5%85%88%E9%9B%BB%E5%BD%B1%E9%99%A2%E7%AA%81%E5%82%B3%E6%BB%BF%E7%B4%84%E5%BE%8C%E7%B5%90%E6%A5%AD-%E6%9C%89%E8%82%A1%E6%9D%B1%E6%9B%BE%E8%A1%A8%E7%A4%BA-%E7%94%9F%E6%84%8F%E5%94%94%E4%BF%82%E4%B8%8D%E5%A5%BD-%E8%80%8C%E4%BF%82%E5%B7%AE

註3：“How going to the movies is changing, in char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24.

註4：“Movie-theater industry pain intensifies even as pandemic ea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23.

註5：“Cinemas may be dying. But IMAX and the high end are thriving,”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8, 2024.

註6：“Why films have become so ridiculously long,” The Economist, October 14, 2023.

范亭亭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還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時代的正式開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門姿態在大選中贏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壇經驗下登上總統寶座。就職典禮後，他還在着意於出席人數的多少。然而，這次他卻有備而來，當選後迅即組成內閣，並高調地提出一些將要推出的政策，如高關稅和擴張領土等。

他同時又接見多位外國領導人及大企業總裁，海湖莊園一時冠蓋雲集，重要人物絡繹不絕，一番未就任已指點江山的氣象，無視現任總統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馬斯克亦不甘後人，公然稱德國總理肖爾茨為蠢才，並公開支持極右的另類選擇黨。他又和一些政客盤算如何在英國下次大選前促使現任首相工黨的施紀賢下台，似乎在幫助特朗普成功競選後，愛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這些出位的言行，預告了未來數年的國際風雲變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範圍則包羅甚廣。美國甚為保守的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計劃」（Project 2025）報告，詳細列出不同範疇的政策執行方向。這份長達900頁的報告，有100多個保守主義機構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參與，雖然特朗普口口聲聲說報告和他無關，但可說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時傳統基金會也有類似報告，並認為特朗普首兩年任期內已跟隨該報告的64%建議。

在經濟領域上，特朗普2.0比較確實的政策範圍包括減稅、減少貿易逆差和減少進入美國的移民。特朗普於2017年成功在國會通過「減稅及職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項條款只是臨時的，將於本年底失效。若沒有進一步的立法行動，稅率便會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關的低稅率可以持續，另方面亦想進一步減稅。上述的「2025計劃」的建議是將現有稅率推倒重來，新的個人所得稅分15%和30%兩種，企業所得稅則減至18%。有批評指出，這會增加低收入人士和減少高收入人士的稅務負擔，增加了稅後收入分配的不均。由於共和黨掌控了參眾兩院的多數，成功減稅的機會比較大，會為美國經濟帶來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時也會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大削政府開支勢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計劃削減聯邦政府的財政開支，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馬斯克曾經稍為隨意地提到，會減少政府開支2萬億元（美元下同），但這難以實現。在去年9月結束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開支為6.75萬億元，2萬億元即佔總開支的30%。再看看開支中必須支付的，包括社會保障、醫療和國債利息，已達4.13億萬億元。餘下的再減2萬億便只有0.62萬億，連該年度的國防開支也不足，更無經費用於教育、基礎建設、退伍軍人福利等多個社會民生項目。當然，若要節省2萬億，肯定會影響政府運作和引發民怨。

特朗普2.0的減稅規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無論如何，都會進一步增加美國國債。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對外國產品增加徵收關稅所得的財政收入，亦難以抵消削減所得稅的財赤效果。基於美元的「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國政府已習慣了對財赤和國債的持續上升視若無睹，只要去美元化還未認真地打擊到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兩黨仍會繼續透支未來。

特朗普及其顧問團隊常認為進口是給外國賺自己的錢，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外國找美國的便宜。要減少貿易逆差，一是徵收關稅，另一是從匯率入手，迫使外國貨幣升值，兩者都會增加美國消費者購買外國產品的美元價格，減少他們的進口。但關稅可以選擇性地加於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國或保護本地產業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揚言要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和全球其他國家產品10%甚至20%的關稅，其後又以25%關稅威脅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們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最近又說以100%關稅對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磚國家。要控制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也用關稅威脅巴拿馬和丹麥。

對眾多外地徵收大幅關稅，無異於減少外貿，趨向孤立主義，同時外國亦會還以顏色。全球分工已落實到零部件的層面，特朗普的多方面關稅容易誤中副車，亦會如迴力鏢般害人害己。到頭來美國的貿易或會趨向平衡，但那只是貿易收縮下的平衡，貿易帶來的增值皆付諸東流。首當其衝的美國企業或會進行多方面的游說，或以各種理由爭取豁免貿易限制，甚至因為競爭力不足而退出市場。估計美國會在特朗普2.0開始時對一些國家選擇性地加徵關稅，但稅率不會如傳聞般高。

在目前的環境下，美國難以迫使外國貨幣升值。一來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正是需要讓貨幣貶值來抵消關稅，將貨幣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來目前全球眾多經濟體都處於增長疲弱情況，貨幣升值是倒行逆施。這情況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時不同，當時的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每每威脅着美國的領先地位，有條件讓日圓升值。當然，日本央行隨後的誤判和無效的政策，導致經濟呆滯多年，但那是後話。

加徵關稅將推高美國物價

反過來說，美國是否可以單方面讓美元貶值來促進出口？首先，直接影響美元匯價的是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在現有制度下，聯儲局毋須聽命於白宮。此外，美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2%的通脹率和最高就業的雙重使命，沒有匯率目標的考慮。換句話說，聯儲局實施貨幣政策，一貫以來都不是要調控美元匯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貨幣制度的安排，自然會給美元及美元資產市場添上濃厚的不確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會自然貶值，但此舉破壞性很大。

過去幾個月美國的通脹率似乎有很大黏性，雖然通脹率不很高，但遲遲未接近2%的目標，聯儲局減息的步伐也慢下來，似乎短期內改變不大，特別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徵關稅，也會推高美國物價。

以特朗普唯我獨尊的性格，大概無論美國經濟如何如他所願，亦不會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為世界上有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中國，這也是他在2018年開始啟動貿易戰打擊中國的原因。然而美國並沒有贏得貿易戰，甚至在不同準則下都敗下陣來。隨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多方面打壓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為了增加勝算，便巧取豪奪地增加美國的資源。主要是土地，和隨之而來的物資和戰略位置，於是有了特朗普2.0的啟幕，國際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戰前的亂局。也許戰後的80年是歷史的偏差，規則制定者最終也是規則破壞者。

一個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經在4年前挑動政變、兩次被國會彈劾、謊話連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權力的位置，應該是超乎政治學倫理和想像的異數，但特朗普2.0並非個人現象，在他後面有7700多萬投票給他的美國選民，以及眾多攀附的政客、資本家和科技巨頭。歷史不會終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致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時有發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勞工處公布，這些意外中有5宗關乎建造業，2宗與製造業有關，餘下4宗則涉及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建造業在職業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較多問題，該5宗相關致命意外關乎有害物質、有人受困、被墮下的物件擊中等。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建造業界的安全意識薄弱，爲趕工而導致意外。勞工處指出，業界貪快、貪方便、「要錢唔要命」的弊病頗爲常見；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經濟學假設人都是理性的，每個人的行爲應對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發生，就應該加大其成本，讓决策者加以避免。工業意外牽涉到雇員和雇主雙方；就雇員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沒做足，因工受傷甚至喪命，難道成本還不够大、還不應加倍小心嗎？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擔賠償責任，還要被迫停工、接受監控、暫禁投標等。立法會2023年通過修訂《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最高罰款額由50萬元大增至1000萬元。加大成本難道還不足以讓公司警覺幷作出改善嗎？實行更嚴厲的法規、加强教育、監督雇員，對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應該是收益大于成本，爲什麽情况未見明顯改善？

疏忽在所難免

近年興起的行爲經濟學認爲，人在决策、行動時，常常不够理性，幷沒有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認知科學、心理學爲這一說法提供了很多證據。美國心理學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經進行一項廣爲人知的實驗，其中安排6名學生互相傳遞籃球，然後將相關視頻播放給觀察者，要求他們點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學生總共傳球多少次。球來球往之際，有個身穿大猩猩服裝的人走到球員中間，捶胸頓足一番後便離開。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觀察者完全沒有注意到。短短數分鐘傳球過程中，舞臺背後的布景顔色瞬間改變，更是幾乎沒有觀察者留意得到。這一實驗後來被稱爲「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演示之一」，兩位研究者還因此獲頒搞笑諾貝爾獎。

有人說這是人爲製造的場景，你讓人去數傳球的次數，他當然不會注意有沒有大猩猩走過。問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决策過程中，雖然幷無受命要專注什麽，却自然而然只會專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兩位學者亦曾在街頭進行另一實驗，其中參加者假裝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過的人問路。在對話中安排了另外兩人抬著門板，强行從問路者和回答者中間穿插而過，而問路者與其中一個抬門板者巧妙互換。等門板過去，回答者繼續回答。雖然「調包」兩人的衣著、相貌差別很大，有一半觀察者却完全察覺不到問路者已經換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兩位學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專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們將相關主題寫成《看不見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書，大獲好評，影響廣泛。書中大量例子表明，我們以爲可以全面、準確地觀察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只看到這個世界的極小部分，而錯過了很多。我們的注意力、感知、記憶、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錯失，常常導致代價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類似的錯誤。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層住客在晾衫時，意外跌出窗外而喪命的慘劇。在工業意外中死亡的雇員，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後果嚴重，而是大大低估了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當然不能單靠加大懲罰力度，而要從教育入手。勞工處稱，有些個案每每發生在缺乏安全意識的少數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別針對這個群組推展有關宣傳。

雇主方面，則需要考慮到底是公司對問題認知不足，還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當然應該進一步加重處罰，有議員就建議設立舉報機制。若是後者，則政府和行業協會應該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實執行有關法規，委派專人監督，組織有效的經驗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勞工處正在研究利用無人機協助搜證和執法。除了執法和懲罰，高科技還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機鏡頭現已用來及時發出警報，以免司機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長者上洗手間時摔倒。應用到工業場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頭盔裝上智能鏡頭，以監察工友在工作時是否已扣上安全繩。至于在固定場所（如工廠），安裝智能相機確保工業安全，相信較易實行。

理性還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時疏忽，看似是人類的認知缺失，但換個角度看，倒可以視爲人類認知的巨大成就。幾百萬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類祖先，需要在瞥見移動物體的瞬間，斷定是否獅子、豹子之類的吃人猛獸，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準確、客觀地認識世界；在極短的時間內，根據一鱗半爪的訊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動。換句話說，認知是解讀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觀。爲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點點關鍵資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對自己最有利？就證據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細思考、權衡利弊的例子，也有鹵莽大意而丟失性命的個案。

就學術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設。采取什麽樣的假設，主要不是看假設是否絕對符合實際，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問題。

至于公共政策，則不能直接假設人是理性的。行爲經濟學對于非理性行爲的關注，可以爲公共政策帶來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爲例，世界各國都面對捐贈器官供應短缺問題。雖然德國與奧地利在語言、宗教、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國的器官捐贈登記率只有15%，奧地利却高達90%以上。專家發現，造成這一重大差別的原因，在于德國的系統要求捐贈者填表，聲明同意捐贈，亦即自願捐贈（opt-in）；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等于不願意捐贈。奧地利的系統則倒轉過來，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視爲「預設默許」（opt-out）捐贈，而不願意捐贈器官者，則需要填表聲明。

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國、美國這些推行自願捐贈機制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遺産的5%甚至50%捐給慈善機構，或相當于絕食抗議這樣代價高昂的行爲。而在奧地利這種實施預設默許安排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是件小事，無關道德，有點像讓某人在排隊時插隊，又或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和棒球比賽。

在香港，由此産生的政策建議也就清晰明確：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贈的比率，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將現行自願捐贈的機制，改爲預設默許捐贈。

周文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數字化生活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對於中國2.97億60歲以上的長者來說【註1】，新技術能否讓他們受益卻仍然存疑。儘管各界都在努力推動「智慧養老」，但現實是許多長者在跨越數字鴻溝時，遇到不少挑戰。隨着全球老齡化趨勢加劇，如何確保龐大的銀髮族享受科技時代的便利，成為了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世代數字鴻溝有待縮窄

長者使用數字技術常常面臨諸多障礙。一方面，很多數字產品設計缺乏對長者需求的關注，操作複雜、介面不友好，使得他們即使有心嘗試，也往往因為使用體驗不佳而望而卻步。另一方面，網路詐騙日益猖獗，一些不法分子專向防範意識較弱的銀髮族下手，導致他們在數字生活中遭受財物損失，甚至心理創傷。

資訊超載、隱私洩露等問題也讓不少長者對新技術產生恐懼感，更進一步限制其融入數字生活的步伐。為了使每位長者都能安全、自信地參與數字社會，許多企業都開始探索如何通過數字化技術，構建一個更加包容、人性化的環境。

包容長者如何惠及企業

從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的角度來看，企業在助老領域的投入不僅能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還為企業創造多方面的價值。為此，筆者調研了頂尖數字化企業的助老實踐，總結出以下4種效果。

一、提升品牌形象和社會認同。通過積極參與助老項目，企業展示其對社會責任的承諾，增強公眾對其品牌的好感和信任。二、建立社區關係。深入社區提供服務的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地需求，建立深厚的社區聯繫。三、增強員工參與感和忠誠度。透過助老項目，員工得以參與公益活動，從而增強其歸屬感和忠誠度。四、推動內部創新和人才發展。在開發適合長者的技術產品和服務過程中，企業能夠激發內部的創新思維和技術進步。

案例1：AI向善語料庫

騰訊於2024年8月啟動了一項面向全社會的共創行動——AI（人工智能）向善語料庫【註2】，旨在為那些在商業環節中失聲的群體和話題，構建一個更加人性化的AI語料庫。通過前期調研，騰訊研究院認識到，由於社會普遍認為長者在數字方面的消費力較低，因此相應需求長期不受重視。目前大部分AI產品亦並非專為長者而設，未能針對其實際需要。要使長者能夠真正受益於AI的發展，大模型需要能夠理解他們的特殊需要，提供資訊實用、滿載關懷的回答。

為此，該項目首先通過聯繫一眾專業人士，包括社工、志願者、社區工作者、心理輔導員、醫生等，加上熱心的高等院校師生，共同收集並整理了數千條長者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問題及相關解答。這些問題涵蓋了情緒管理、網路購物、心理危機處理，乃至臨終關懷等多個方面，力求全面覆蓋長者的生活需求。

為了確保語料的質量，騰訊邀請不同專家確定了「好語料」的5個標準：一、精確的需求識別；二、充分的同理心；三、切實可行且效果可見的操作建議；四、簡短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五、穩定的回答風格。團隊發現，AI回答的同理心尤其關鍵，不僅需要應對長者的負面情緒，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應有助於激發和強化他們的積極情緒與自我價值感。騰訊研究院計劃逐步開放AI向善語料庫，以推動社會各界在這些語料的基礎上，創建出更有人情味的產品。

騰訊研究院發布的研究報告。

案例2：藍馬甲行動

為了便於長者更安全地享受數字生活，並增強他們的反詐防騙意識，螞蟻集團及其公益基金會於2020年9月發起了「藍馬甲行動」【註3】。通過傳統方式和數字技術，這一項目旨在協助長者融入數字時代，避免讓長者成為網路犯罪的目標。

線下活動方面，藍馬甲在社區中心舉辦公益講座，講解數字設備使用方法和防騙知識；在社區廣場設立諮詢台，提供現場指導和答疑；組織志願者進行家訪，給予一對一的幫助和指導。至於線上活動，「藍馬甲行動」與20多家夥伴機構攜手合作，生產多元的專業助老科普內容。例如，徐州幸福105電台每天早晚高峰時段都會播放《幸福藍馬甲公益電台》小單元，包含反詐小劇場和手機使用指南等內容。

現時「藍馬甲行動」已經具備4個系統化的支援平台：助老內容創新平台、助老生態支持平台、助老價值宣導平台和助老議題研究平台。基於前期活動的經驗，螞蟻公益基金會在2022年發布《適老化設計與服務參考指南》，2023年發布助老防騙書《一件藍馬甲——關注數字時代的銀髮群體》。「藍馬甲行動」為長者提供了直接的幫助和支持，也促進了社會對銀髮族議題的關注。

藍馬甲志願者在社區駐點協助長者使用手機。

圖片來源：長沙縣知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

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助老不僅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途徑，也是提升品牌形象、促進社會和諧、加強社區關係，以及推動內部管治優化的有效方式。從ESG的角度看，這些活動為企業帶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機遇，創造雙贏局面。

筆者呼籲更多企業充分發揮自身的技術、資源和服務優勢，積極參與並推動助老事業。通過深入了解長者用戶的需求和心理特徵，設計既易用又富有情感交流的產品；通過教育普及和社會服務，提高他們的數字素養和防騙意識，從而構建一個更加包容、溫暖的數字社會，讓每一位長者都能安全、自信地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

註1：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1780/content.html

註2：https://mp.weixin.qq.com/s/ggdoPoCtTmimzqu7IW8P9Q

註3：https://mp.weixin.qq.com/s/oqvkME_w1nUBmb7f89ir1w

張閏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

顏示硼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經濟自二戰後儘管經歷多次起伏，其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地位，依然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歷久不衰。然而，面對近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區域競爭激烈及地緣政治局勢惡化，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自由經濟體，我們不能因為過去均能化危為機便心存僥幸。時移世易，香港現時面對人口老化等諸多內憂，加上外部挑戰，未必如昔日般「耐寒」。

面對這些新時代的挑戰，我們不能因循守舊，必須努力尋找方法提升自身的競爭力，解決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經濟未解的「老大難」

香港經濟近幾年面對的挑戰之一，是政府財政赤字問題持續。特區政府於2017至2018年度的盈餘達至1490億元，創歷史新高；而在2023/24年度卻錄得1002億元的赤字。本年度（2024至2025）財赤原本預期會縮減至481億元，但目前估計則將高達約1000億元，其中尚未扣除政府發債所得，實際赤字應該更大。財赤的背後，既有政府開支快速增長，亦有政府收入倒退的因素。政府開支在2017/18年度為4709億元；到了2023至2024年度已大幅增至7213億元，當中非經常開支、社福和衛生開支增速較快，而後者並不易扣減。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收入從6198億元倒退至5494億元。

如【圖】所示，在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中，2017//18年度有26.6%來自賣地、15.4%的收入來自印花稅；到了2023/24年度，賣地收入佔比已銳減至3.6%，而印花稅的佔比則大幅下滑至8.9%。雖然投資收入佔比從3.5%升至13.6%，但始終並非一項穩定的收入來源。此外，稅務局2023/24年報顯示，於2022/23課稅年度只有約183萬市民需要繳交薪俸稅，稅基依然偏小。整體經濟不景，政府難望在短期內大幅削減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

圖1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7-18及2023-24財年的收入來源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之二，是未能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目前大灣區內的消費活動已經高度融合，但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仍未能完全融入大灣區的發展。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成風，但南下旅客消費意欲普遍較弱。同時，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在內地電商平台購物，對本港實體店的銷量造成一定影響。根據統計處的數據，2018年零售業銷貨價值指數為144.8點，2023年只有121.3點，至2024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字進一步跌至111.8點。

此外，2018年零售業銷貨數量指數為148.9點，2023年只有113.9點，至2024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字進一步跌至103.3點。兩者降幅同樣顯著。誠言，由於租金和人工成本的約束，香港零售業確實難以在性價比方面與內地同行競爭。但是，香港擅長的專業服務業似乎亦未能充分把握大灣區的市場機遇，這除了是因為近年宏觀經濟轉弱，亦有跨境專業資格認證滯後、行政程序繁瑣等原因。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之三，是中產階層逐漸萎縮、國際人才流失。經濟結構單一是中產階層逐漸萎縮的一大原因，香港中等收入工作一向集中於金融、房地產及專業服務業，當這些行業遭遇逆風，問題便馬上浮現。此外，近年大量中產階層移民海外，雖然亦有大量高學歷的新移民來港，但國際化程度較低。港大經管學院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曾利用領英數據作出分析，其中亞裔佔離港者的比例為58%，佔來港者的比例卻高達79%；而離港者的聯繫人數目更是來港者的1.7倍。

四大變革邁出新方向

要破解上述問題並非易事，筆者簡列以下四大政策方向，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闢財源擴闊稅基

香港可以借鑑新加坡，考慮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入消費稅，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新加坡於1994年開徵3%的商品及服務稅（簡稱GST），其後逐步增至2024年的9%。2023年，此一稅項已貢獻該國政府15.7%的財政收入。若按香港私人消費開支計算，扣除現有重疊稅項，粗略估算每2%的GST可為特區政府帶來約270億元的增量收入，約佔2023年財政收入的5%。參考新加坡的經驗，零售業銷售在2007年及2023年調高GST稅率後有所下降，但在1994年、2003年及2004年調高GST稅率後沒有下降。近期RHB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一項研究中指出，新加坡於2024年1月調高GST稅率後，對消費習慣並無明顯影響。從中可見，調高GST稅率後，零售業銷售並非必然變差，關鍵在於力度把控、預期管理和福利政策的相互配合，以確保市民保持消費意欲。

誠然，徵收GST在新加坡亦有引起爭議，例如有意見認為生活必需品應獲得豁免。新加坡政府不接納該意見的原因在於潛在增加的合規和審查成本，其選擇通過發放GST代金券、資助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方式來紓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無論如何，GST過低不足以減輕政府財困，過高則會引起商家、市民的不滿，以及可能造成過分的通脹壓力；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的一大難點。此外，政府亦可考慮出售閒置資產，包括閒置物業和過剩股權，以紓緩財政壓力。

二、謀發展推公私營協作

特區政府可考慮通過加強公私營界別合作，推動基建發展，此舉既可減少政府前期投入和營運的成本，又能引進先進企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許多國際城市通過這種發展模式已取得了可觀成效。例如美國芝加哥的Skyway公路、加州長灘港的再發展項目、新加坡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村、國內北京地鐵4號線項目，以至本港的東區海底隧道等。公私營界別合作方式固然各式各樣，較常見的包括「建設－營運－移交」、「建設－擁有－營運」、「轉讓－營運－移交」等模式，香港可視乎實際需要斟酌選用。

三、藉獨特優勢融入大灣區

香港需要優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融合，充分揮區域經濟帶來的好處。香港與內地最近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第二份修訂協議，據此，當中內地對本港多個專業服務領域進一步開放。特區政府可在此基礎上，繼續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保持密切溝通和合作，以確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實，例如幫助香港的產業測量企業進行備案，以便其通過聯合體模式競投大灣區的諮詢項目。

再者，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大灣區內優勢明顯，政府可與各城市保持緊密合作，繼續支持香港高校於區內擴建分校，並在後續發展中取得成功。其中，尤其有必要打通「四流」，即人流、貨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唯其如此，方能使大灣區分校同時獲得國內和國外的寶貴資源，並保持香港高校國際化的競爭優勢。

為最大程度上消除香港金融、法律和會計等各個專業領域服務大灣區市場的障礙，特區政府仍需要繼續推動打通大灣區內的制度壁壘。例如，香港律師會和中山大學在《香港法律執業者在粵港澳大灣區首階段發展現況調研報告》中指出，在目前的內地法規下，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不得採取合夥型聯營和法人型聯營。因此，實踐中香港律所和內地律所的合作主要是非合夥型聯營，其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律師利益衝突處理不同、業務受理範圍和處理標準不同、雙方法律責任規定不明確等。

四、積極搶人才兼吸引外資

在吸引內地人才和資金的同時，香港有必要重視吸引海外人才和外國資金，以維持自身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相對優勢。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華裔頂尖科技人才在歐美等地發展事業遭遇障礙，特區政府不妨借機爭取他們來港發展。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可考慮為各大學設定具體的績效指標，例如規定外國學生須達到一定比例，以鞏固香港高校國際化的強項。

毋庸置疑，香港必須繼續利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為內地招徠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除了繼續引進內資外，亦需要加強引進外國領先企業，以維持香港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人工智能、生命科技、金融科技、先進製造、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關係到香港未來是否能夠創造更多優質工作，以壯大中產階層和促進經濟繁榮。

正如筆者於兩年前在本欄中提及，吸引人才的前提，是創造宜居宜業的環境。否則，即使人才來港，他們亦不會久留。一方面，人才需要在香港找到優質的工作、接觸到生氣勃勃的業界社群，以及享受舒適而多姿多采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是否優質亦是企業落戶香港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招商引資、搶人才，甚至是文娛政策，應該相輔相成，而不是獨立運作。留住人才和企業是一個系統工程，香港需要全方位的政策配合，方能成功。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張超藝
港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時今日，人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從智能助手到自動駕駛，從工業生產到醫療診斷，AI的應用已深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全球AI市場規模將從2022年的1324億美元增長到2027年的5124億美元。

在為AI帶來的創新便利歡呼之餘，社會各界是否意識到，這場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對地球環境造成巨大影響？事實上，AI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問題，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隱形殺手：AI訓練的碳足跡

要理解AI對環境的影響，必須揭開AI模型訓練的面紗。現代AI模型，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過程，需要海量的數據支持和龐大的計算資源。根據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最新研究，訓練一個大型AI模型產生的碳排放量高達62.6萬磅，相當於5輛汽車從生產到報廢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總和。

具體而言，GPT-3的訓練過程，大約產生552噸二氧化碳；至於規模更大的GPT-4，碳排放量估計超過1000噸。令人尤其擔憂的是，這個數字正在不斷攀升。在「大模型即王道」的行業共識下，各大科技公司爭相發展更大規模的模型，導致能源消耗呈指數級增長。到2030年，估計AI行業的碳排放量將佔全球碳排放的3.5%。

數據中心：AI時代的耗能巨獸

當前AI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令人咋舌。史丹福AI研究所數據顯示，GPT-3單次訓練耗電1287兆瓦時，相當於3000輛特斯拉電動車各行駛20萬英里的總耗電量，產生552噸二氧化碳排放。

從日常應用看，ChatGPT回應用戶1次，耗電量達2.96瓦時，差不多是標準谷歌搜索（0.3瓦時）的10倍；由AI驅動的谷歌搜索更需8.9瓦時。水資源消耗同樣驚人：GPT-3訓練期間，耗水近700噸，每20至50個問題就需500毫升水。2022年，Meta公司僅在數據中心冷卻上，就已耗水260多萬立方米。

能耗激增的根源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能源消耗主要源於兩大核心因素。首先，隨着AI技術的快速反覆運算，晶片需求量急升，直接推高了電力消耗。現代AI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過程使用大量計算資源，這些資源主要依賴高性能硬體，包括圖形處理單元（GPU）和專用集成電路（ASIC），運行時耗電極大，以應付複雜的計算。隨着AI模型規模不斷擴大，所需的計算能力也呈指數級增長，對高性能晶片的需求亦有增無已，令整體電力消耗量飆升。

再者，AI模型訓練過程需要強大的算力支持，這些運轉不息的數據中心產生高熱量，必須冷卻處理。中心作為AI計算的核心基礎設施，其能耗問題尤為明顯。伺服器和儲存設備在高負荷運行時會釋出巨大熱量，如果不及時散熱，設備的性能和壽命都會嚴重受損。因此，數據中心都配備高效的冷卻系統，以確保設備在適當溫度下操作。

數據中心營運成本結構中，電費佔總成本的60%，其中超過40%用於冷卻散熱系統；特別是在風冷數據中心，超過60%的電力用來散熱，真正用於計算的電力還不到40%。這種能源利用效率的失衡，導致全球數據中心的耗電量已達10年前的近10倍。傳統的風冷系統雖然成本較低，但效能亦較低，難以滿足現代數據中心的高效散熱所需。相比之下，液冷系統雖然初期投資較高，但散熱效率亦高，能夠大幅降低數據中心的能源消耗。

此外，中心的選址和設計也對能耗有重大影響。不少數據中心建在電力成本較低而氣候炎熱的地區，加重冷卻系統的負擔。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數據中心應優先選擇氣候涼爽、能源供應穩定的地區，並採用模組化設計，以便根據需求靈活調整計算資源的配置。

最後，AI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過程還涉及大量的數據傳輸和儲存，這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隨着數據量持續增加，中心因需要更多儲存設備和更高頻寬才足以應付，而進一步推高能耗。由此可見，企業應積極採用數據壓縮和優化傳輸技術，減少不必要的程序，以便降低能耗。

企業解決方案和政策建議

面對AI技術帶來的環境挑戰，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採取一系列減碳措施。一、企業應積極採用綠色能源和節能技術。通過投資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二、企業應優化AI模型的訓練演算法，減少不必要的計算量，從源頭上降低能源消耗。三、企業應加強數據中心的管理和技術升級。採用液冷等高效冷卻技術，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過智能調度和負載均衡，減少數據中心的閒置資源浪費。四、企業可通過虛擬化技術，整合計算資源，進一步降低能耗。

在政策層面，一、政府應制定嚴格的能效標準，推動AI技術的綠色發展。通過稅務優惠和資助，鼓勵企業採用節能技術和可再生能源。二、加強對數據中心的監管，制定能源效益評估標準，推動行業整體能效提升。三、政府和業界攜手推動公眾和企業的環保意識。通過碳排放交易、碳抵消等機制，減少AI技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教育和宣傳是不可或缺的範疇，只有當AI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廣為人知，才能形成社會共識，合力應對。

危機中的曙光

AI技術勢不可擋，但我們必須確保其發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通過科技創新、企業自律、政府引導和社會監督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在享受AI便利的同時，亦可把環境影響降至最低。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的預測，若能採取積極措施，到2030年，AI行業的碳排放增長率可以控制在每年5%以內。

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關注AI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用實際行動支持綠色AI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AI技術真正造福人類，而不會變成地球的另一個負擔。在追求科技進步的道路上，環境保護絕不應作為可有可無的點綴，反之應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底線。讓社會上下齊心協力，推動AI走向更加綠色、可持續的未來。

通過政策引導、科技創新和公眾參與，香港不難在2035年之前，實現AI行業的碳中和目標，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本欄逢周三刊登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今天當我們戴上耳機聆聽音樂時，會否意識到超過30%的音樂已經是由AI生成的？從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舉獲得逾2000萬的點擊，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為AI音樂泛濫，而把旗下所有音樂從最大手機短視頻平台TikTok上撤銷，再到今年年中環球唱片和TikTok達成協議，後者同意在所有AI音樂視頻上加上「AI音樂」的標籤，AI技術對音樂產業的影響來勢洶洶。

是喜還是憂？

隨着AI技術的發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到音樂行業。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據用戶輸入的文字生成音樂，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許用戶上傳現成的音樂，從而生成風格迥異的新音樂，音效甚至堪比黑膠唱片。

喜的是，AI讓非音樂專業出身的普通人不僅可以輕輕鬆鬆「創作」音樂，甚至還可以利用這些「創作」獲得額外的收入。美國一家初創公司Boomy允許用戶將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樂上載到Spotify等音樂串流平台，從而賺取佣金。

但憂的是，如果音樂可以被AI模型「創造」出來，那專業音樂人會否就此失業？從去年荷里活演員和劇作家對AI持續了5個月的抗議，不難看出這種憂慮已迫在眉睫。

事實上，這種憂慮也並非空穴來風。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樂中，有87%是來自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這個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經生成了超過一億首樂曲，大概佔據了我們30%傾聽音樂的時間。業界人士預計，AI音樂的市場收益將會在2026年達到70億美元；到2030年，AI音樂將佔據50%的音樂市場份額。

數量抑或質素？

目前AI生成音樂的優勢在於速度和數量。美國初創公司Boomy聲稱，短短幾年AI生成樂曲已多達1800萬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縱貫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億首。可是，AI生成的音樂質素是否可以媲美專業音樂人的創作呢？目前AI的「創作」是基於過去的音樂，隨着數量的迅速增長，其質素會回歸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當大眾對新技術的新鮮感退潮後，對AI生成的音樂會否感到厭煩，轉而追捧音樂人的創作？又或者，AI生成音樂和音樂人的原創音樂是否可以「科學分工」，比如AI生成音樂可以作為成本較低的背景音樂，而音樂人的創作則在演唱會舞台上熠熠生輝。

人們對於數量和質素的要求，從來都不是捨此棄彼，如何優勢互補，值得AI公司和音樂人共同探索。

對AI生成音樂感到頭痛的，不僅僅有音樂人，更有靠音樂版權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創造」音樂，依賴的原材料就是現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樂。模型學習了這些音樂的特點，從而「創造」新的音樂。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為這些原材料付版權費？AI創造出來的音樂，是否也應該受版權保護？

近年來，對這些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比如去年，環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亞馬遜和谷歌投資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樂，來訓練AI模型。Anthropic公司則聲稱使用現有的音樂訓練AI模型，不屬於盜版侵權。

挑戰還是機會？

由於AI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現行知識產權法例的進展，這些無法迅速解決的問題，就成為了灰色地帶，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帶來挑戰，也提供機會。回顧歷史，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對版權的挑戰。早在二十世紀末，當音樂從CD變成MP3電子檔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檔案平台的興起，盜版音樂泛濫讓不少唱片公司幾近關門大吉。唱片業花了10年時間，才開發出比傳統售賣CD更加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並最終與音樂串流平台在音樂版權上達成協議。

以史為鑑，隨着AI音樂勢不可擋，唱片公司不再視其為洪水猛獸，而是努力尋找新的商業模式，讓音樂版權在AI時代可帶來更大收益。華納音樂集團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們不會簡單粗暴地拒絕阻止AI。」在推動音樂版權的法律界定和保護措施的同時，積極利用AI，一方面協助專業音樂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創作音樂，比如運用AI將播客（Podcasts）內容轉換成不同語言，讓不同國度的聽眾一飽耳福，甚至利用機器學習模型將披頭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樂demo提取出來，不僅在50年後的今天「復活」了這首Now and Then，還讓披頭四的經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訓練AI模型來精準定位侵權音樂，在必要時提出法律訴訟。更有甚者，使出「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一邊抗議AI公司侵權，一邊推進與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權優勢搶佔市場先機。

兩百年前，一曲《命運交響曲》讓我們感受到雙耳失聰的貝多芬對命運的抗爭；兩百年後的今天，如果貝多芬復活，AI是否可以化為他的耳朵，促發他的靈感，為我們帶來更多傳世佳作？兩百年前，貝多芬用音符吶喊出：「聽！命運在敲門！」兩百年後的今天，希望AI敲開的是人類創造力之門！

本欄逢周三刊登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