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肺炎疫情至今，香港電影院經歷了一波關門大潮。截至2024年4月30日，累計16間戲院結業，其中包括UA連鎖影院在2021年3月全線結業。【註1】這波關門大潮似乎還遠未結束，上月12日MCL Cinema Plus+荷里活廣場戲院宣布結業，而以播放小眾電影知名的高先電影院，也傳出將於租約期滿後結束營業。【註2】

電影院紛紛倒閉並非香港的獨有現象，在作為電影大國的美國，同樣難逃厄運。根據英國一家研究機構統計，目前美國的影院銀幕總數為36,400，比2019年減少12%。世界最大的影院公司AMC娛樂，從2019年開始就陸續關閉了169家影院，雖然疫情之後又增加了60家，但是規模遠比疫情前要小。至於全球第二大連鎖影院巨頭Cineworld，也關閉了接近15%的影院。

影院頭號勁敵

衝着戲院而來的最大對手，無疑是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體。比起動輒花上百元購買1張門票，同樣是大概100元的串流服務月費，卻可換來豐富的電影、電視節目選擇，對於消費者來說自然更加划算。加上用戶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發上，隨時隨意暫停播放或重播，不難理解為什麼愈來愈多人選擇串流服務來看電影。

無庸置疑，新冠肺炎來襲令影院市道雪上加霜。疫情期間本港戲院共停業267日，市民被迫呆在家中，通過串流媒體觀看電影電視。3年多下來，消費習慣逐漸改變。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疫情前有60%的美國消費者認為，看電影應去戲院，疫後降至只有35%；同期選擇在家看電影的美國人，則由40%增至65%。【註3】

作為影院的合作方，電影製作公司亦轉投串流媒體的懷抱。荷里活各大電影製作公司為了既在院線大銀幕上賺足戲票，又想在串流媒體上分一杯羹，通常會在新電影發行的首90天，授予電影院獨家放映權。【註4】消費者如果迫不及待先睹為快，就只能花錢進戲院。等到這個影院獨家檔期過去了，串流媒體才可加以播放。

在串流媒體盛行的今天，獨家檔期對於影院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然而疫情令所有影院停運，電影製作公司只好將影片直接在串流媒體上發行。儘管獨家檔期在疫後恢復，但大幅減半至只有45天。盈利窗口大大縮短之際，經營成本又告上升，經營影院生意可謂舉步維艱。

力挽狂瀾之道

影院能否贏過客廳沙發？雖然串流媒體優勢明顯，影院卻可提供無法取代的觀影體驗。如何放大這一強項，是影院能否打贏家中沙發的核心關鍵。比方說，影院的超大銀幕和震撼音效能讓觀影體驗全面升級。在影院總體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大銀幕IMAX加杜比音效卻逆勢增長。2023年IMAX的年收益上漲25%，達到2億1400萬美元，其全球（除中國內地）票房收入的市場份額也從2019年的1.7%升至2.1%。【註5】為了強化這一優勢，美國德克薩斯州具百年歷史的連鎖電影院B&B，甚至安裝了一塊寬7層樓、高4層樓的超大銀幕以及一塊270度的環形銀幕，讓觀眾完全沉浸在電影特效之中。

即便是座椅，也有不少影院想勝過家裡的沙發。為了提高觀影體驗，一些影院不惜重金設置可調整溫度和傾斜度的座椅，甚至有服務員端上餐飲，觀眾們一享眼福之餘，還能一飽口福。阿聯酋的連鎖影院Vox更提供和牛豪華大餐，讓看電影變成奢華享受。另有創新者，如在亞洲擁有連鎖影院的韓國公司CGV，不僅在電影放映中為觀眾帶來風雨以及氣味的4D體驗，還在放映前提供音樂、遊戲、餐飲一條龍服務，把觀影塑造成獨特文化體驗。

影院與客廳沙發能否握手言和

電影分類眾多，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就是片長。《經濟學人》分析了從荷里活的黃金年代1930年至今10萬多部在全球放映的電影，發現平均片長的增幅為32%，從1930年代平均1小時21分鐘增至2022年的1小時47分鐘。這種趨勢在熱賣的電影中尤其顯著；2022年IMDB網站的評分排名中，十大電影平均片長為2個半小時，足足比1930年代的十大電影長了50%。【註6】

對於觀眾來說，這樣的長片很難集中精力盯着家中的小熒幕一口氣看完，而斷斷續續地看又讓觀影體驗大打折扣。反之，影院的大銀幕配合好音效，若再提供附加服務，就足以吸引消費者步出家門，走進影院，好好享受電影時光。電影製作公司的這種加時策略，在2019年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中取得豐厚回報。這部長達3小時的超級英雄電影成為2019年票房冠軍。近期北美電影票房排行榜就有不少這類長片，其中包括長達3小時的2024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奧本海默》。

這意味著電影院和串流媒體可以針對不同影片細分市場：影院專門放映長片或大製作，串流媒體則主攻其他類型的作品；各有側重，和氣收場。

影院應為跳出舒適圈另謀對策

上電影院和在家看戲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影院內和朋友或陌生人坐在一起，這就使得影院有可能成為社交娛樂的場所。影院不妨跳出電影的局限，另闢蹊徑。比如AMC影院正在考慮直播美國欖球聯賽；美國連鎖電影院B&B不僅貼心地為小朋友提供遊樂場地，還為大人提供保齡球、攀岩、匹克球、酒吧以及舉辦私人宴會的場所。其他影院為了鼓勵單身男女入場，甚至在放映前的等待時間組織配對約會活動，讓害怕一個人看電影的年輕人多了一個走進影院的理由。

電影院PK客廳沙發的大戰尚未結束。戲院如果不想舉手投降，只能變陣迎戰，由「觀影場所」打造成「升級體驗的休閒社交場所」，方能有望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收復失地。

註1：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015167/%E6%88%B2%E9%99%A2%E7%B5%90%E6%A5%AD-%E7%96%AB%E6%83%85%E8%87%B3%E4%BB%8A16%E9%96%93%E5%80%92%E9%96%89-ua%E5%85%A8%E7%B7%9A%E8%90%BD%E5%B9%95-%E5%8C%97%E4%B8%8A%E6%BD%AE%E6%AF%94%E9%98%B2%E7%96%AB%E6%8E%AA%E6%96%BD%E6%9B%B4%E5%85%87

註2：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1084551/%E9%AB%98%E5%85%88%E9%9B%BB%E5%BD%B1%E9%99%A2%E7%AA%81%E5%82%B3%E6%BB%BF%E7%B4%84%E5%BE%8C%E7%B5%90%E6%A5%AD-%E6%9C%89%E8%82%A1%E6%9D%B1%E6%9B%BE%E8%A1%A8%E7%A4%BA-%E7%94%9F%E6%84%8F%E5%94%94%E4%BF%82%E4%B8%8D%E5%A5%BD-%E8%80%8C%E4%BF%82%E5%B7%AE

註3：“How going to the movies is changing, in char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24.

註4：“Movie-theater industry pain intensifies even as pandemic ea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23.

註5：“Cinemas may be dying. But IMAX and the high end are thriving,”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8, 2024.

註6：“Why films have become so ridiculously long,” The Economist, October 14, 2023.

范亭亭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還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時代的正式開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門姿態在大選中贏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壇經驗下登上總統寶座。就職典禮後，他還在着意於出席人數的多少。然而，這次他卻有備而來，當選後迅即組成內閣，並高調地提出一些將要推出的政策，如高關稅和擴張領土等。

他同時又接見多位外國領導人及大企業總裁，海湖莊園一時冠蓋雲集，重要人物絡繹不絕，一番未就任已指點江山的氣象，無視現任總統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馬斯克亦不甘後人，公然稱德國總理肖爾茨為蠢才，並公開支持極右的另類選擇黨。他又和一些政客盤算如何在英國下次大選前促使現任首相工黨的施紀賢下台，似乎在幫助特朗普成功競選後，愛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這些出位的言行，預告了未來數年的國際風雲變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範圍則包羅甚廣。美國甚為保守的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計劃」（Project 2025）報告，詳細列出不同範疇的政策執行方向。這份長達900頁的報告，有100多個保守主義機構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參與，雖然特朗普口口聲聲說報告和他無關，但可說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時傳統基金會也有類似報告，並認為特朗普首兩年任期內已跟隨該報告的64%建議。

在經濟領域上，特朗普2.0比較確實的政策範圍包括減稅、減少貿易逆差和減少進入美國的移民。特朗普於2017年成功在國會通過「減稅及職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項條款只是臨時的，將於本年底失效。若沒有進一步的立法行動，稅率便會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關的低稅率可以持續，另方面亦想進一步減稅。上述的「2025計劃」的建議是將現有稅率推倒重來，新的個人所得稅分15%和30%兩種，企業所得稅則減至18%。有批評指出，這會增加低收入人士和減少高收入人士的稅務負擔，增加了稅後收入分配的不均。由於共和黨掌控了參眾兩院的多數，成功減稅的機會比較大，會為美國經濟帶來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時也會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大削政府開支勢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計劃削減聯邦政府的財政開支，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馬斯克曾經稍為隨意地提到，會減少政府開支2萬億元（美元下同），但這難以實現。在去年9月結束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開支為6.75萬億元，2萬億元即佔總開支的30%。再看看開支中必須支付的，包括社會保障、醫療和國債利息，已達4.13億萬億元。餘下的再減2萬億便只有0.62萬億，連該年度的國防開支也不足，更無經費用於教育、基礎建設、退伍軍人福利等多個社會民生項目。當然，若要節省2萬億，肯定會影響政府運作和引發民怨。

特朗普2.0的減稅規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無論如何，都會進一步增加美國國債。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對外國產品增加徵收關稅所得的財政收入，亦難以抵消削減所得稅的財赤效果。基於美元的「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國政府已習慣了對財赤和國債的持續上升視若無睹，只要去美元化還未認真地打擊到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兩黨仍會繼續透支未來。

特朗普及其顧問團隊常認為進口是給外國賺自己的錢，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外國找美國的便宜。要減少貿易逆差，一是徵收關稅，另一是從匯率入手，迫使外國貨幣升值，兩者都會增加美國消費者購買外國產品的美元價格，減少他們的進口。但關稅可以選擇性地加於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國或保護本地產業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揚言要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和全球其他國家產品10%甚至20%的關稅，其後又以25%關稅威脅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們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最近又說以100%關稅對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磚國家。要控制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也用關稅威脅巴拿馬和丹麥。

對眾多外地徵收大幅關稅，無異於減少外貿，趨向孤立主義，同時外國亦會還以顏色。全球分工已落實到零部件的層面，特朗普的多方面關稅容易誤中副車，亦會如迴力鏢般害人害己。到頭來美國的貿易或會趨向平衡，但那只是貿易收縮下的平衡，貿易帶來的增值皆付諸東流。首當其衝的美國企業或會進行多方面的游說，或以各種理由爭取豁免貿易限制，甚至因為競爭力不足而退出市場。估計美國會在特朗普2.0開始時對一些國家選擇性地加徵關稅，但稅率不會如傳聞般高。

在目前的環境下，美國難以迫使外國貨幣升值。一來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正是需要讓貨幣貶值來抵消關稅，將貨幣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來目前全球眾多經濟體都處於增長疲弱情況，貨幣升值是倒行逆施。這情況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時不同，當時的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每每威脅着美國的領先地位，有條件讓日圓升值。當然，日本央行隨後的誤判和無效的政策，導致經濟呆滯多年，但那是後話。

加徵關稅將推高美國物價

反過來說，美國是否可以單方面讓美元貶值來促進出口？首先，直接影響美元匯價的是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在現有制度下，聯儲局毋須聽命於白宮。此外，美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2%的通脹率和最高就業的雙重使命，沒有匯率目標的考慮。換句話說，聯儲局實施貨幣政策，一貫以來都不是要調控美元匯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貨幣制度的安排，自然會給美元及美元資產市場添上濃厚的不確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會自然貶值，但此舉破壞性很大。

過去幾個月美國的通脹率似乎有很大黏性，雖然通脹率不很高，但遲遲未接近2%的目標，聯儲局減息的步伐也慢下來，似乎短期內改變不大，特別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徵關稅，也會推高美國物價。

以特朗普唯我獨尊的性格，大概無論美國經濟如何如他所願，亦不會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為世界上有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中國，這也是他在2018年開始啟動貿易戰打擊中國的原因。然而美國並沒有贏得貿易戰，甚至在不同準則下都敗下陣來。隨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多方面打壓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為了增加勝算，便巧取豪奪地增加美國的資源。主要是土地，和隨之而來的物資和戰略位置，於是有了特朗普2.0的啟幕，國際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戰前的亂局。也許戰後的80年是歷史的偏差，規則制定者最終也是規則破壞者。

一個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經在4年前挑動政變、兩次被國會彈劾、謊話連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權力的位置，應該是超乎政治學倫理和想像的異數，但特朗普2.0並非個人現象，在他後面有7700多萬投票給他的美國選民，以及眾多攀附的政客、資本家和科技巨頭。歷史不會終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致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時有發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勞工處公布，這些意外中有5宗關乎建造業，2宗與製造業有關，餘下4宗則涉及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建造業在職業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較多問題，該5宗相關致命意外關乎有害物質、有人受困、被墮下的物件擊中等。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建造業界的安全意識薄弱，爲趕工而導致意外。勞工處指出，業界貪快、貪方便、「要錢唔要命」的弊病頗爲常見；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經濟學假設人都是理性的，每個人的行爲應對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發生，就應該加大其成本，讓决策者加以避免。工業意外牽涉到雇員和雇主雙方；就雇員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沒做足，因工受傷甚至喪命，難道成本還不够大、還不應加倍小心嗎？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擔賠償責任，還要被迫停工、接受監控、暫禁投標等。立法會2023年通過修訂《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最高罰款額由50萬元大增至1000萬元。加大成本難道還不足以讓公司警覺幷作出改善嗎？實行更嚴厲的法規、加强教育、監督雇員，對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應該是收益大于成本，爲什麽情况未見明顯改善？

疏忽在所難免

近年興起的行爲經濟學認爲，人在决策、行動時，常常不够理性，幷沒有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認知科學、心理學爲這一說法提供了很多證據。美國心理學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經進行一項廣爲人知的實驗，其中安排6名學生互相傳遞籃球，然後將相關視頻播放給觀察者，要求他們點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學生總共傳球多少次。球來球往之際，有個身穿大猩猩服裝的人走到球員中間，捶胸頓足一番後便離開。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觀察者完全沒有注意到。短短數分鐘傳球過程中，舞臺背後的布景顔色瞬間改變，更是幾乎沒有觀察者留意得到。這一實驗後來被稱爲「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演示之一」，兩位研究者還因此獲頒搞笑諾貝爾獎。

有人說這是人爲製造的場景，你讓人去數傳球的次數，他當然不會注意有沒有大猩猩走過。問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决策過程中，雖然幷無受命要專注什麽，却自然而然只會專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兩位學者亦曾在街頭進行另一實驗，其中參加者假裝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過的人問路。在對話中安排了另外兩人抬著門板，强行從問路者和回答者中間穿插而過，而問路者與其中一個抬門板者巧妙互換。等門板過去，回答者繼續回答。雖然「調包」兩人的衣著、相貌差別很大，有一半觀察者却完全察覺不到問路者已經換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兩位學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專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們將相關主題寫成《看不見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書，大獲好評，影響廣泛。書中大量例子表明，我們以爲可以全面、準確地觀察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只看到這個世界的極小部分，而錯過了很多。我們的注意力、感知、記憶、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錯失，常常導致代價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類似的錯誤。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層住客在晾衫時，意外跌出窗外而喪命的慘劇。在工業意外中死亡的雇員，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後果嚴重，而是大大低估了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當然不能單靠加大懲罰力度，而要從教育入手。勞工處稱，有些個案每每發生在缺乏安全意識的少數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別針對這個群組推展有關宣傳。

雇主方面，則需要考慮到底是公司對問題認知不足，還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當然應該進一步加重處罰，有議員就建議設立舉報機制。若是後者，則政府和行業協會應該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實執行有關法規，委派專人監督，組織有效的經驗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勞工處正在研究利用無人機協助搜證和執法。除了執法和懲罰，高科技還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機鏡頭現已用來及時發出警報，以免司機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長者上洗手間時摔倒。應用到工業場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頭盔裝上智能鏡頭，以監察工友在工作時是否已扣上安全繩。至于在固定場所（如工廠），安裝智能相機確保工業安全，相信較易實行。

理性還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時疏忽，看似是人類的認知缺失，但換個角度看，倒可以視爲人類認知的巨大成就。幾百萬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類祖先，需要在瞥見移動物體的瞬間，斷定是否獅子、豹子之類的吃人猛獸，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準確、客觀地認識世界；在極短的時間內，根據一鱗半爪的訊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動。換句話說，認知是解讀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觀。爲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點點關鍵資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對自己最有利？就證據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細思考、權衡利弊的例子，也有鹵莽大意而丟失性命的個案。

就學術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設。采取什麽樣的假設，主要不是看假設是否絕對符合實際，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問題。

至于公共政策，則不能直接假設人是理性的。行爲經濟學對于非理性行爲的關注，可以爲公共政策帶來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爲例，世界各國都面對捐贈器官供應短缺問題。雖然德國與奧地利在語言、宗教、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國的器官捐贈登記率只有15%，奧地利却高達90%以上。專家發現，造成這一重大差別的原因，在于德國的系統要求捐贈者填表，聲明同意捐贈，亦即自願捐贈（opt-in）；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等于不願意捐贈。奧地利的系統則倒轉過來，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視爲「預設默許」（opt-out）捐贈，而不願意捐贈器官者，則需要填表聲明。

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國、美國這些推行自願捐贈機制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遺産的5%甚至50%捐給慈善機構，或相當于絕食抗議這樣代價高昂的行爲。而在奧地利這種實施預設默許安排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是件小事，無關道德，有點像讓某人在排隊時插隊，又或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和棒球比賽。

在香港，由此産生的政策建議也就清晰明確：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贈的比率，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將現行自願捐贈的機制，改爲預設默許捐贈。

周文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數字化生活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對於中國2.97億60歲以上的長者來說【註1】，新技術能否讓他們受益卻仍然存疑。儘管各界都在努力推動「智慧養老」，但現實是許多長者在跨越數字鴻溝時，遇到不少挑戰。隨着全球老齡化趨勢加劇，如何確保龐大的銀髮族享受科技時代的便利，成為了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世代數字鴻溝有待縮窄

長者使用數字技術常常面臨諸多障礙。一方面，很多數字產品設計缺乏對長者需求的關注，操作複雜、介面不友好，使得他們即使有心嘗試，也往往因為使用體驗不佳而望而卻步。另一方面，網路詐騙日益猖獗，一些不法分子專向防範意識較弱的銀髮族下手，導致他們在數字生活中遭受財物損失，甚至心理創傷。

資訊超載、隱私洩露等問題也讓不少長者對新技術產生恐懼感，更進一步限制其融入數字生活的步伐。為了使每位長者都能安全、自信地參與數字社會，許多企業都開始探索如何通過數字化技術，構建一個更加包容、人性化的環境。

包容長者如何惠及企業

從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的角度來看，企業在助老領域的投入不僅能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還為企業創造多方面的價值。為此，筆者調研了頂尖數字化企業的助老實踐，總結出以下4種效果。

一、提升品牌形象和社會認同。通過積極參與助老項目，企業展示其對社會責任的承諾，增強公眾對其品牌的好感和信任。二、建立社區關係。深入社區提供服務的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地需求，建立深厚的社區聯繫。三、增強員工參與感和忠誠度。透過助老項目，員工得以參與公益活動，從而增強其歸屬感和忠誠度。四、推動內部創新和人才發展。在開發適合長者的技術產品和服務過程中，企業能夠激發內部的創新思維和技術進步。

案例1：AI向善語料庫

騰訊於2024年8月啟動了一項面向全社會的共創行動——AI（人工智能）向善語料庫【註2】，旨在為那些在商業環節中失聲的群體和話題，構建一個更加人性化的AI語料庫。通過前期調研，騰訊研究院認識到，由於社會普遍認為長者在數字方面的消費力較低，因此相應需求長期不受重視。目前大部分AI產品亦並非專為長者而設，未能針對其實際需要。要使長者能夠真正受益於AI的發展，大模型需要能夠理解他們的特殊需要，提供資訊實用、滿載關懷的回答。

為此，該項目首先通過聯繫一眾專業人士，包括社工、志願者、社區工作者、心理輔導員、醫生等，加上熱心的高等院校師生，共同收集並整理了數千條長者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問題及相關解答。這些問題涵蓋了情緒管理、網路購物、心理危機處理，乃至臨終關懷等多個方面，力求全面覆蓋長者的生活需求。

為了確保語料的質量，騰訊邀請不同專家確定了「好語料」的5個標準：一、精確的需求識別；二、充分的同理心；三、切實可行且效果可見的操作建議；四、簡短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五、穩定的回答風格。團隊發現，AI回答的同理心尤其關鍵，不僅需要應對長者的負面情緒，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應有助於激發和強化他們的積極情緒與自我價值感。騰訊研究院計劃逐步開放AI向善語料庫，以推動社會各界在這些語料的基礎上，創建出更有人情味的產品。

騰訊研究院發布的研究報告。

案例2：藍馬甲行動

為了便於長者更安全地享受數字生活，並增強他們的反詐防騙意識，螞蟻集團及其公益基金會於2020年9月發起了「藍馬甲行動」【註3】。通過傳統方式和數字技術，這一項目旨在協助長者融入數字時代，避免讓長者成為網路犯罪的目標。

線下活動方面，藍馬甲在社區中心舉辦公益講座，講解數字設備使用方法和防騙知識；在社區廣場設立諮詢台，提供現場指導和答疑；組織志願者進行家訪，給予一對一的幫助和指導。至於線上活動，「藍馬甲行動」與20多家夥伴機構攜手合作，生產多元的專業助老科普內容。例如，徐州幸福105電台每天早晚高峰時段都會播放《幸福藍馬甲公益電台》小單元，包含反詐小劇場和手機使用指南等內容。

現時「藍馬甲行動」已經具備4個系統化的支援平台：助老內容創新平台、助老生態支持平台、助老價值宣導平台和助老議題研究平台。基於前期活動的經驗，螞蟻公益基金會在2022年發布《適老化設計與服務參考指南》，2023年發布助老防騙書《一件藍馬甲——關注數字時代的銀髮群體》。「藍馬甲行動」為長者提供了直接的幫助和支持，也促進了社會對銀髮族議題的關注。

藍馬甲志願者在社區駐點協助長者使用手機。

圖片來源：長沙縣知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

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助老不僅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途徑，也是提升品牌形象、促進社會和諧、加強社區關係，以及推動內部管治優化的有效方式。從ESG的角度看，這些活動為企業帶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機遇，創造雙贏局面。

筆者呼籲更多企業充分發揮自身的技術、資源和服務優勢，積極參與並推動助老事業。通過深入了解長者用戶的需求和心理特徵，設計既易用又富有情感交流的產品；通過教育普及和社會服務，提高他們的數字素養和防騙意識，從而構建一個更加包容、溫暖的數字社會，讓每一位長者都能安全、自信地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

註1：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1780/content.html

註2：https://mp.weixin.qq.com/s/ggdoPoCtTmimzqu7IW8P9Q

註3：https://mp.weixin.qq.com/s/oqvkME_w1nUBmb7f89ir1w

張閏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

顏示硼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經濟自二戰後儘管經歷多次起伏，其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地位，依然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歷久不衰。然而，面對近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區域競爭激烈及地緣政治局勢惡化，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自由經濟體，我們不能因為過去均能化危為機便心存僥幸。時移世易，香港現時面對人口老化等諸多內憂，加上外部挑戰，未必如昔日般「耐寒」。

面對這些新時代的挑戰，我們不能因循守舊，必須努力尋找方法提升自身的競爭力，解決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經濟未解的「老大難」

香港經濟近幾年面對的挑戰之一，是政府財政赤字問題持續。特區政府於2017至2018年度的盈餘達至1490億元，創歷史新高；而在2023/24年度卻錄得1002億元的赤字。本年度（2024至2025）財赤原本預期會縮減至481億元，但目前估計則將高達約1000億元，其中尚未扣除政府發債所得，實際赤字應該更大。財赤的背後，既有政府開支快速增長，亦有政府收入倒退的因素。政府開支在2017/18年度為4709億元；到了2023至2024年度已大幅增至7213億元，當中非經常開支、社福和衛生開支增速較快，而後者並不易扣減。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收入從6198億元倒退至5494億元。

如【圖】所示，在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中，2017//18年度有26.6%來自賣地、15.4%的收入來自印花稅；到了2023/24年度，賣地收入佔比已銳減至3.6%，而印花稅的佔比則大幅下滑至8.9%。雖然投資收入佔比從3.5%升至13.6%，但始終並非一項穩定的收入來源。此外，稅務局2023/24年報顯示，於2022/23課稅年度只有約183萬市民需要繳交薪俸稅，稅基依然偏小。整體經濟不景，政府難望在短期內大幅削減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

圖1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7-18及2023-24財年的收入來源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之二，是未能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目前大灣區內的消費活動已經高度融合，但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仍未能完全融入大灣區的發展。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成風，但南下旅客消費意欲普遍較弱。同時，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在內地電商平台購物，對本港實體店的銷量造成一定影響。根據統計處的數據，2018年零售業銷貨價值指數為144.8點，2023年只有121.3點，至2024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字進一步跌至111.8點。

此外，2018年零售業銷貨數量指數為148.9點，2023年只有113.9點，至2024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字進一步跌至103.3點。兩者降幅同樣顯著。誠言，由於租金和人工成本的約束，香港零售業確實難以在性價比方面與內地同行競爭。但是，香港擅長的專業服務業似乎亦未能充分把握大灣區的市場機遇，這除了是因為近年宏觀經濟轉弱，亦有跨境專業資格認證滯後、行政程序繁瑣等原因。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之三，是中產階層逐漸萎縮、國際人才流失。經濟結構單一是中產階層逐漸萎縮的一大原因，香港中等收入工作一向集中於金融、房地產及專業服務業，當這些行業遭遇逆風，問題便馬上浮現。此外，近年大量中產階層移民海外，雖然亦有大量高學歷的新移民來港，但國際化程度較低。港大經管學院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曾利用領英數據作出分析，其中亞裔佔離港者的比例為58%，佔來港者的比例卻高達79%；而離港者的聯繫人數目更是來港者的1.7倍。

四大變革邁出新方向

要破解上述問題並非易事，筆者簡列以下四大政策方向，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闢財源擴闊稅基

香港可以借鑑新加坡，考慮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入消費稅，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新加坡於1994年開徵3%的商品及服務稅（簡稱GST），其後逐步增至2024年的9%。2023年，此一稅項已貢獻該國政府15.7%的財政收入。若按香港私人消費開支計算，扣除現有重疊稅項，粗略估算每2%的GST可為特區政府帶來約270億元的增量收入，約佔2023年財政收入的5%。參考新加坡的經驗，零售業銷售在2007年及2023年調高GST稅率後有所下降，但在1994年、2003年及2004年調高GST稅率後沒有下降。近期RHB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一項研究中指出，新加坡於2024年1月調高GST稅率後，對消費習慣並無明顯影響。從中可見，調高GST稅率後，零售業銷售並非必然變差，關鍵在於力度把控、預期管理和福利政策的相互配合，以確保市民保持消費意欲。

誠然，徵收GST在新加坡亦有引起爭議，例如有意見認為生活必需品應獲得豁免。新加坡政府不接納該意見的原因在於潛在增加的合規和審查成本，其選擇通過發放GST代金券、資助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方式來紓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無論如何，GST過低不足以減輕政府財困，過高則會引起商家、市民的不滿，以及可能造成過分的通脹壓力；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的一大難點。此外，政府亦可考慮出售閒置資產，包括閒置物業和過剩股權，以紓緩財政壓力。

二、謀發展推公私營協作

特區政府可考慮通過加強公私營界別合作，推動基建發展，此舉既可減少政府前期投入和營運的成本，又能引進先進企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許多國際城市通過這種發展模式已取得了可觀成效。例如美國芝加哥的Skyway公路、加州長灘港的再發展項目、新加坡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村、國內北京地鐵4號線項目，以至本港的東區海底隧道等。公私營界別合作方式固然各式各樣，較常見的包括「建設－營運－移交」、「建設－擁有－營運」、「轉讓－營運－移交」等模式，香港可視乎實際需要斟酌選用。

三、藉獨特優勢融入大灣區

香港需要優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融合，充分揮區域經濟帶來的好處。香港與內地最近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第二份修訂協議，據此，當中內地對本港多個專業服務領域進一步開放。特區政府可在此基礎上，繼續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保持密切溝通和合作，以確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實，例如幫助香港的產業測量企業進行備案，以便其通過聯合體模式競投大灣區的諮詢項目。

再者，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大灣區內優勢明顯，政府可與各城市保持緊密合作，繼續支持香港高校於區內擴建分校，並在後續發展中取得成功。其中，尤其有必要打通「四流」，即人流、貨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唯其如此，方能使大灣區分校同時獲得國內和國外的寶貴資源，並保持香港高校國際化的競爭優勢。

為最大程度上消除香港金融、法律和會計等各個專業領域服務大灣區市場的障礙，特區政府仍需要繼續推動打通大灣區內的制度壁壘。例如，香港律師會和中山大學在《香港法律執業者在粵港澳大灣區首階段發展現況調研報告》中指出，在目前的內地法規下，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不得採取合夥型聯營和法人型聯營。因此，實踐中香港律所和內地律所的合作主要是非合夥型聯營，其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律師利益衝突處理不同、業務受理範圍和處理標準不同、雙方法律責任規定不明確等。

四、積極搶人才兼吸引外資

在吸引內地人才和資金的同時，香港有必要重視吸引海外人才和外國資金，以維持自身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相對優勢。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華裔頂尖科技人才在歐美等地發展事業遭遇障礙，特區政府不妨借機爭取他們來港發展。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可考慮為各大學設定具體的績效指標，例如規定外國學生須達到一定比例，以鞏固香港高校國際化的強項。

毋庸置疑，香港必須繼續利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為內地招徠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除了繼續引進內資外，亦需要加強引進外國領先企業，以維持香港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人工智能、生命科技、金融科技、先進製造、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關係到香港未來是否能夠創造更多優質工作，以壯大中產階層和促進經濟繁榮。

正如筆者於兩年前在本欄中提及，吸引人才的前提，是創造宜居宜業的環境。否則，即使人才來港，他們亦不會久留。一方面，人才需要在香港找到優質的工作、接觸到生氣勃勃的業界社群，以及享受舒適而多姿多采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是否優質亦是企業落戶香港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招商引資、搶人才，甚至是文娛政策，應該相輔相成，而不是獨立運作。留住人才和企業是一個系統工程，香港需要全方位的政策配合，方能成功。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張超藝
港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時今日，人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從智能助手到自動駕駛，從工業生產到醫療診斷，AI的應用已深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全球AI市場規模將從2022年的1324億美元增長到2027年的5124億美元。

在為AI帶來的創新便利歡呼之餘，社會各界是否意識到，這場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對地球環境造成巨大影響？事實上，AI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問題，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隱形殺手：AI訓練的碳足跡

要理解AI對環境的影響，必須揭開AI模型訓練的面紗。現代AI模型，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過程，需要海量的數據支持和龐大的計算資源。根據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最新研究，訓練一個大型AI模型產生的碳排放量高達62.6萬磅，相當於5輛汽車從生產到報廢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總和。

具體而言，GPT-3的訓練過程，大約產生552噸二氧化碳；至於規模更大的GPT-4，碳排放量估計超過1000噸。令人尤其擔憂的是，這個數字正在不斷攀升。在「大模型即王道」的行業共識下，各大科技公司爭相發展更大規模的模型，導致能源消耗呈指數級增長。到2030年，估計AI行業的碳排放量將佔全球碳排放的3.5%。

數據中心：AI時代的耗能巨獸

當前AI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令人咋舌。史丹福AI研究所數據顯示，GPT-3單次訓練耗電1287兆瓦時，相當於3000輛特斯拉電動車各行駛20萬英里的總耗電量，產生552噸二氧化碳排放。

從日常應用看，ChatGPT回應用戶1次，耗電量達2.96瓦時，差不多是標準谷歌搜索（0.3瓦時）的10倍；由AI驅動的谷歌搜索更需8.9瓦時。水資源消耗同樣驚人：GPT-3訓練期間，耗水近700噸，每20至50個問題就需500毫升水。2022年，Meta公司僅在數據中心冷卻上，就已耗水260多萬立方米。

能耗激增的根源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能源消耗主要源於兩大核心因素。首先，隨着AI技術的快速反覆運算，晶片需求量急升，直接推高了電力消耗。現代AI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過程使用大量計算資源，這些資源主要依賴高性能硬體，包括圖形處理單元（GPU）和專用集成電路（ASIC），運行時耗電極大，以應付複雜的計算。隨着AI模型規模不斷擴大，所需的計算能力也呈指數級增長，對高性能晶片的需求亦有增無已，令整體電力消耗量飆升。

再者，AI模型訓練過程需要強大的算力支持，這些運轉不息的數據中心產生高熱量，必須冷卻處理。中心作為AI計算的核心基礎設施，其能耗問題尤為明顯。伺服器和儲存設備在高負荷運行時會釋出巨大熱量，如果不及時散熱，設備的性能和壽命都會嚴重受損。因此，數據中心都配備高效的冷卻系統，以確保設備在適當溫度下操作。

數據中心營運成本結構中，電費佔總成本的60%，其中超過40%用於冷卻散熱系統；特別是在風冷數據中心，超過60%的電力用來散熱，真正用於計算的電力還不到40%。這種能源利用效率的失衡，導致全球數據中心的耗電量已達10年前的近10倍。傳統的風冷系統雖然成本較低，但效能亦較低，難以滿足現代數據中心的高效散熱所需。相比之下，液冷系統雖然初期投資較高，但散熱效率亦高，能夠大幅降低數據中心的能源消耗。

此外，中心的選址和設計也對能耗有重大影響。不少數據中心建在電力成本較低而氣候炎熱的地區，加重冷卻系統的負擔。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數據中心應優先選擇氣候涼爽、能源供應穩定的地區，並採用模組化設計，以便根據需求靈活調整計算資源的配置。

最後，AI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過程還涉及大量的數據傳輸和儲存，這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隨着數據量持續增加，中心因需要更多儲存設備和更高頻寬才足以應付，而進一步推高能耗。由此可見，企業應積極採用數據壓縮和優化傳輸技術，減少不必要的程序，以便降低能耗。

企業解決方案和政策建議

面對AI技術帶來的環境挑戰，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採取一系列減碳措施。一、企業應積極採用綠色能源和節能技術。通過投資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二、企業應優化AI模型的訓練演算法，減少不必要的計算量，從源頭上降低能源消耗。三、企業應加強數據中心的管理和技術升級。採用液冷等高效冷卻技術，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過智能調度和負載均衡，減少數據中心的閒置資源浪費。四、企業可通過虛擬化技術，整合計算資源，進一步降低能耗。

在政策層面，一、政府應制定嚴格的能效標準，推動AI技術的綠色發展。通過稅務優惠和資助，鼓勵企業採用節能技術和可再生能源。二、加強對數據中心的監管，制定能源效益評估標準，推動行業整體能效提升。三、政府和業界攜手推動公眾和企業的環保意識。通過碳排放交易、碳抵消等機制，減少AI技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教育和宣傳是不可或缺的範疇，只有當AI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廣為人知，才能形成社會共識，合力應對。

危機中的曙光

AI技術勢不可擋，但我們必須確保其發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通過科技創新、企業自律、政府引導和社會監督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在享受AI便利的同時，亦可把環境影響降至最低。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的預測，若能採取積極措施，到2030年，AI行業的碳排放增長率可以控制在每年5%以內。

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關注AI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用實際行動支持綠色AI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AI技術真正造福人類，而不會變成地球的另一個負擔。在追求科技進步的道路上，環境保護絕不應作為可有可無的點綴，反之應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底線。讓社會上下齊心協力，推動AI走向更加綠色、可持續的未來。

通過政策引導、科技創新和公眾參與，香港不難在2035年之前，實現AI行業的碳中和目標，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本欄逢周三刊登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今天當我們戴上耳機聆聽音樂時，會否意識到超過30%的音樂已經是由AI生成的？從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舉獲得逾2000萬的點擊，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為AI音樂泛濫，而把旗下所有音樂從最大手機短視頻平台TikTok上撤銷，再到今年年中環球唱片和TikTok達成協議，後者同意在所有AI音樂視頻上加上「AI音樂」的標籤，AI技術對音樂產業的影響來勢洶洶。

是喜還是憂？

隨着AI技術的發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到音樂行業。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據用戶輸入的文字生成音樂，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許用戶上傳現成的音樂，從而生成風格迥異的新音樂，音效甚至堪比黑膠唱片。

喜的是，AI讓非音樂專業出身的普通人不僅可以輕輕鬆鬆「創作」音樂，甚至還可以利用這些「創作」獲得額外的收入。美國一家初創公司Boomy允許用戶將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樂上載到Spotify等音樂串流平台，從而賺取佣金。

但憂的是，如果音樂可以被AI模型「創造」出來，那專業音樂人會否就此失業？從去年荷里活演員和劇作家對AI持續了5個月的抗議，不難看出這種憂慮已迫在眉睫。

事實上，這種憂慮也並非空穴來風。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樂中，有87%是來自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這個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經生成了超過一億首樂曲，大概佔據了我們30%傾聽音樂的時間。業界人士預計，AI音樂的市場收益將會在2026年達到70億美元；到2030年，AI音樂將佔據50%的音樂市場份額。

數量抑或質素？

目前AI生成音樂的優勢在於速度和數量。美國初創公司Boomy聲稱，短短幾年AI生成樂曲已多達1800萬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縱貫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億首。可是，AI生成的音樂質素是否可以媲美專業音樂人的創作呢？目前AI的「創作」是基於過去的音樂，隨着數量的迅速增長，其質素會回歸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當大眾對新技術的新鮮感退潮後，對AI生成的音樂會否感到厭煩，轉而追捧音樂人的創作？又或者，AI生成音樂和音樂人的原創音樂是否可以「科學分工」，比如AI生成音樂可以作為成本較低的背景音樂，而音樂人的創作則在演唱會舞台上熠熠生輝。

人們對於數量和質素的要求，從來都不是捨此棄彼，如何優勢互補，值得AI公司和音樂人共同探索。

對AI生成音樂感到頭痛的，不僅僅有音樂人，更有靠音樂版權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創造」音樂，依賴的原材料就是現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樂。模型學習了這些音樂的特點，從而「創造」新的音樂。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為這些原材料付版權費？AI創造出來的音樂，是否也應該受版權保護？

近年來，對這些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比如去年，環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亞馬遜和谷歌投資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樂，來訓練AI模型。Anthropic公司則聲稱使用現有的音樂訓練AI模型，不屬於盜版侵權。

挑戰還是機會？

由於AI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現行知識產權法例的進展，這些無法迅速解決的問題，就成為了灰色地帶，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帶來挑戰，也提供機會。回顧歷史，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對版權的挑戰。早在二十世紀末，當音樂從CD變成MP3電子檔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檔案平台的興起，盜版音樂泛濫讓不少唱片公司幾近關門大吉。唱片業花了10年時間，才開發出比傳統售賣CD更加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並最終與音樂串流平台在音樂版權上達成協議。

以史為鑑，隨着AI音樂勢不可擋，唱片公司不再視其為洪水猛獸，而是努力尋找新的商業模式，讓音樂版權在AI時代可帶來更大收益。華納音樂集團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們不會簡單粗暴地拒絕阻止AI。」在推動音樂版權的法律界定和保護措施的同時，積極利用AI，一方面協助專業音樂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創作音樂，比如運用AI將播客（Podcasts）內容轉換成不同語言，讓不同國度的聽眾一飽耳福，甚至利用機器學習模型將披頭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樂demo提取出來，不僅在50年後的今天「復活」了這首Now and Then，還讓披頭四的經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訓練AI模型來精準定位侵權音樂，在必要時提出法律訴訟。更有甚者，使出「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一邊抗議AI公司侵權，一邊推進與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權優勢搶佔市場先機。

兩百年前，一曲《命運交響曲》讓我們感受到雙耳失聰的貝多芬對命運的抗爭；兩百年後的今天，如果貝多芬復活，AI是否可以化為他的耳朵，促發他的靈感，為我們帶來更多傳世佳作？兩百年前，貝多芬用音符吶喊出：「聽！命運在敲門！」兩百年後的今天，希望AI敲開的是人類創造力之門！

本欄逢周三刊登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互相指摘或卸責，也許只是個人沒擔當的怯懦行為，但放大到社會層面，就足以產生混淆公眾視聽的惡果。政治人物往往透過彼此指摘來轉移視線，力求貶低對手而抬高自己。在競爭白熱化的選舉中，不惜一切推卸責任已成政客的慣技，或對選舉結果以至未來管治和政策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

民主黨敗選背後

本月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共和黨特朗普以壓倒性姿態勝出。賀錦麗慘敗後，其所屬民主黨內隨即出現大舉卸責現象，矛頭直指拜登，歸咎他未能及時退選，陷賀錦麗於尷尬境地。不少黨內成員亦認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選民歡迎，雖然他及後宣布退選，賀錦麗仍因受選民支持度不足，未能於明年入主白宮。

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國會改選中失去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較4年前表現更糟。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總統以來，美國3100多個縣的選民大都轉向右傾。民主黨向來標榜的支持墮胎權和民主立場，無法像經濟和移民等迫切議題引起選民共鳴。

儘管美國失業率現正維持在歷史低位，股市暢旺，但物價高、房租貴也是事實。拜登任內，物價上漲超過20%。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巴蘇（Kaushik Basu）指出，各種經濟指標之中，通脹對政治影響最大。一般人無需數據，也對通脹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時報》的分析顯示，在今年舉行選舉的10個國家中，執政黨的表現都不如上屆選舉，相信也與高通脹有關。

根據民調，三分之二的美國選民對經濟給予劣評，收入較低的一群傾向於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個百分點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萬至10萬的選民，但在這次選舉中卻逆轉獲勝。民主黨人似乎忽略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財務穩健和身心健康）必須先行，然後再滿足其他方面。在競選活動中，民主黨聚焦於民主等議題而忽略經濟。曾經是該黨核心的工人階級選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來愈多人按自身的經濟利益來投票。黨內對敗選結果莫衷一是，更出現互相指摘。如此反應，是否就能把選票贏回來？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倆層出不窮，皆因政黨或領導人藉此進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權在握。

企業卸責文化

在商業環境中，互相指摘確也頗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臨存亡危機，責任的分配將直接影響其股價和投資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層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徵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難逃衰敗的厄運。從管理學的研究可見，將公司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的管理層，其整體表現往往不及承認自身責任並自我反省的公司。在瀕臨破產的企業中，可以看到不少經理將業績欠佳委過於其他部門。相反，管理層若有責任感，則有可能轉虧為盈，讓業務重上軌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汲取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長風險規避文化，員工因害怕受責備而不敢主動行事，或礙於不願分享想法而窒礙創意。眾所周知，成功的企業有賴暢順的運作；管理層必須致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解決公司內部的分歧。

「無過失」調查的啟示

反觀一些行業早已認識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業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環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於「無過失」調查的程序。在美國，負責調查有關事故的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明確表示，調查目的並非追究責任，而是找出問題並提出建議，以防同類事件重演。航空業不進行追責的事後調查，為現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這種調查方式有助於建立開放的安全文化，鼓勵業界報憂，最終目的是確保減少意外事故。英國的航空監管機構在誠實錯誤和其他錯誤之間劃界線，也是個好的起點。航空公司致力於營造一種文化，使機師不會因為與其經驗和培訓相符的決定或疏忽而受到懲罰。這種做法並非完全免責，只是將責任範圍收窄而已。

醫療保健領域也面臨類似情況。一旦發生醫療事故，世界各地對病人的補償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國依賴找出過失的訴訟程序，而紐西蘭則是全球最早實施醫療事故處理制度的國家。紐西蘭率先以「無過失補償」的程序來處理醫療事故，並於1974年成立意外補償局負責，接受因工作、交通或醫療事故導致的傷害賠償申請。在這一制度下，無論醫療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傷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補償局提出申請。只要問題與醫療診斷或決策相關，申請便可獲批准。該制度推行後，除非醫療人員的行為嚴重違法，否則紐西蘭患者幾乎無法向醫療機構提出訴訟。

在航空和醫療領域，從錯誤中學習的動機特強，因為從業員在工作中生命隨時受到威脅，安全無疑至關重要。因此，軟件工程師和開發人員經常進行「無過失的事後分析」，以調查網站失靈或伺服器故障等問題。一般人不易理解這種不追責的思維，心理學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為此提出一個框架，以釋除大眾對無能和犯錯者逃避責罰的疑慮。

問責而非卸責

要逃避指摘其實並非易事。一、當事人為了避責往往要大費心力，但指摘別人反而是毫不費力的快速反應，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於記錄錯誤並確保流程得以改進，則難免涉及結構性的變化。例如無過失事後分析長期以來已屬谷歌企業文化的一部分，該公司為此提供模板、反饋和討論小組。二、企業管理層既然大權在握，指摘屬下僱員也就輕而易舉。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者最近合作發表一篇研究論文，指出當權者往往認為其他人會將失敗歸咎於他們。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主管或工人，然後檢視有關錯誤的紀錄。參與者都收到道歉信，聲明網絡連接不穩定，以致任務無法正常完成。結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認定抄寫員應為失誤負責，主張剋扣其報酬。由此可見掌權與施罰之間的因果關係。

指摘別人似乎也具傳染性。2009年，心理學學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發表合著論文【註】，其中一個實驗要求參與者閱讀有關政治失敗的新聞，然後寫下政客的過失。讀到關於政客將失敗歸咎於特殊利益的報道時，參與者更可能將自己的失敗責任推卸給別人。至於讀到政客承擔責任的參與者，則更可能肯為自身的不足負責。同理，管理高層若輕易指摘別人，公司員工也會有樣學樣。如此一來，不難衍生出一種推卸責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對於失責和指摘的容忍度不盡相同。例如集體主義可能導致共同指摘，而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個人指摘則較常見。相互指摘的經濟學強調人類行為與經濟結果之間的相互作用。了解這些動態關係當有助於機構創造出更具建設性的環境，減少諉過於人，以鼓勵問責和合作。

註：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朗普在成功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後，迅即籌組內閣。從人選來看，差不多每個任命都是要顛覆原有建制，這為未來數年的美國及國際社會增添濃厚不確定性。明年1月，美國各政府部門都有新主管上任，然而有一個重要職位不會因總統換屆而改變人選，那便是聯儲局主席。現任主席鮑威爾由特朗普提名和參議院確認，但隨後因加息引起特朗普的不滿。看來若法律或政治成本低的話，特朗普也會以親信取代鮑威爾，並將聯儲局來個翻天覆地的改動。

聯儲局與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更清晰可見。不少調查都顯示經濟是選民最關心議題，而40年來首次出現的高通脹，正是民主黨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次通脹在2021年中已明顯呈現，但聯儲局在翌年3月才首次加息，未能先發制人，通脹因而冒升至2022年6月的9.1%。雖然通脹在今年中已放緩至約3%，惟物價水平仍高企。由2021年4月至本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18.3%，這都被選民算在拜登和賀錦麗頭上，同期間工資雖然有增長，卻被看為個人努力的成果。

面對通脹，拜登政府也有一些應對措施，例如出售40%的戰略石油儲備以紓緩能源價格，但畢竟不若貨幣政策之有效。同時，民主黨被傳統思維限制，在經濟議題上一貫重就業輕通脹，看見失業率徘徊於歷史最低水平的4%以下，便認為已贏得民心，忽略了40年來通脹都處於低水平，約50歲以下選民都是首次面對無端失去大幅購買力的困境，而把通脹歸咎於企業提高價格以謀取暴利的論述，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聯儲局這次對通脹反應過慢，加上其他政治經濟因素，使一些政客產生把貨幣政策收歸政府行政部門的意圖。諷刺的是，特朗普這次勝出的一個原因是兩年多的通貨膨脹，但他二進白宮後迅速推行的高關稅，將大幅提高美國物價。

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後不久，剛好是聯儲局議息會議結束，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如果特朗普要他辭職會否接受，他只簡單回應一個「不」字，然後是好幾秒鐘的冷場，無聲勝有聲地道出他與特朗普之間的張力。特朗普2017年以鮑威爾取代耶倫任聯儲局主席；其後聯儲局在2017及2018兩年加息7次，每次0.25厘，把2008年金融海嘯後接近零的利率提高至較正常水平，但特朗普認為提高利率會影響他任內經濟，公開稱鮑威爾是敵人，他和他的團隊是笨蛋（bonehead）等。這次競選期間，特朗普數次提過總統要有權決定利率，認為自己賺錢很多，也很成功，在很多情況下比聯儲局決策人和聯儲局主席有更佳直覺。其後他又自辯，說不是要直接控制利率，只是認為總統可如其他人一樣就利率政策表達意見。他警告在競選期間減息有助民主黨競選，但又多次提及當選後會減息，儘管在目前框架下，他沒有這個權力。

鮑仍可掌FOMC 誕兩權力中心

聯儲局成立的法律依據，是1913年國會通過的《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聯儲局有3個主要組成部分，分別是聯邦儲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12家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簡稱FOMC）。嚴格來說，《聯邦儲備法案》中沒有聯儲局主席一職，只有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理事會有7位成員，都由總統提名和參議院確認，任期14年，原則上不能續任，而且任期平均分布，大約每兩年委任一名新成員。此外，理事會主席及兩位副主席也是由總統在7人中提名及參議院確認，每個任期4年。現時鮑威爾作為理事會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但作為理事會成員，他的任期到2028年1月才結束。

至於那12家聯邦儲備銀行，分別對全國12個區域提供服務，主席則由該銀行的董事物色及委任，不在總統權力之內。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由FOMC制定，FOMC設有12位成員，包括理事會的7位成員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其餘4位則由餘下11家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輪流擔任。其他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可以出席FOMC會議，但沒有投票權。《聯邦儲備法案》沒有說明誰是FOMC主席，傳統上，FOMC的12位成員都會推舉理事會主席為FOMC主席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為FOMC副主席。也就是說，FOMC的正、副主席並非由總統提名委任。

現時鮑威爾在聯儲局中有幾個職位，分別是理事會的主席和成員，以及FOMC的主席和成員。特朗普要辭退鮑威爾，須先從他理事會成員職位着手，但要解除理事會成員職務，必須要有一個合適和有力的理由，如瀆職或玩忽職守等。若以政策看法與總統或白宮相左為理由，自然難以服眾。如果只解除鮑威爾理事會主席職務，仍然留他為理事會成員，程序或許較為簡單或阻力較小，不過他仍可被推舉為FOMC主席，和今天一樣在每次議息會議後面對傳媒。若總統另外提名理事會主席，會使聯儲局內出現兩個權力中心。無論是解僱的過程或結果，都會帶來金融市場震盪。

和這點有關的是，目前可能出現的一個政策矛盾。FOMC是合法制定貨幣政策的單位，如上所述，它包括了7位理事會成員和5位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前者由總統提名委任，後者的委任和總統無關。與此同時，法律又把銀行在聯儲局儲備金的利息決定權授予理事會。在一般情況下，銀行儲備的利息與FOMC制定的聯邦基金利率步伐一致、相輔相成。但假如FOMC認為應該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較容易受總統影響的理事會卻降低銀行儲備金利率，政策矛盾便出現。

特朗普若不能或不想付出太高成本辭退鮑威爾，那他仍可以等到有空缺時委任志同道合者為理事會成員或主席，去影響聯儲局的貨幣政策，不過這有一定的困難。他在第一任總統期內提名了3人，均過不了參議院，其中女經濟學者謝爾頓（Judy Shelton）因主張美元與黃金掛鈎及對聯儲局獨立性置疑而失去一些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

有趣的是，被特朗普考慮做財政部長的貝桑（Scott Bessent），建議特朗普上任後即提名及爭取參議院提早確認新的理事會主席人選，作為影子主席，架空鮑威爾。影子主席可就貨幣政策發言，在慣常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做法下，市場會比較聽取影子主席意見而不理會任期只到2026年的鮑威爾。貝桑說這只是他個人意見，而非特朗普的意見，但又說曾和特朗普討論，並有把這個想法與特朗普的顧問分享。未知貝桑這一招會否在未來美國黨爭中被重複使用，導致政壇幻影重重？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時至今日，面對紛繁複雜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指標和日益豐富的ESG實踐，ESG已不再是企業的邊緣議題。如何精準施策、高效管理以提升自身的ESG競爭力，成為擺在眾多企業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企業應優先採取哪些ESG策略？

兼顧評級 提升成本收益

以往企業在構建ESG策略時，通常傾向於依據評級機構的指標和權重來制定策略，力求提升評級。這種做法有其合理之處，因為它符合投資者依賴的評級標準，從而有助於企業在合規、融資等方面獲得優勢。

然而，隨着近年ESG評級機構激增、其評級標準多元化，給企業帶來新的挑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有多達約600家ESG評級機構，它們所選定的指標和權重各不相同。現有研究表明，不同機構的評級結果之間的關聯性較弱【表】，其中在S和G方面的相關性尤其低。

這種評級的不確定性帶來幾個問題。首先，有些企業哪怕已經在ESG方面進行了大量投入和付出，仍然有可能被某些評級機構給予較低評分；其次，那些只想「洗綠」、做表面工夫的企業，也能找到一些評級機構給他們較高評分；再加上現在很多評級機構每年都會製作各類榜單、獎項，並以此作為盈利的渠道，更是讓ESG評級的公信力逐漸缺失。這種變化給基於ESG評級作出的決策帶來不確定性，這對包括公司和投資者在內的廣大決策者來說都是巨大挑戰。

面對這種問題，筆者認為，一方面需要規範ESG評級市場，增加不同評級機構方法論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企業也應該更多評估每項ESG行動和計劃的具體成本與收益，更加理性地實踐ESG。

具體來說，企業應該積極尋找那些既能帶來顯著社會收益，又能有效控制成本的ESG行動。通過精準識別並優先落實這些ESG措施，企業能確保每一分投入都物超所值，在取得良好市場形象和投資者信任的同時，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重提升。

微調介面 餓了麼創典範

具體到執行層面，企業可以考慮通過實驗的方法尋找低成本、高社會收益的ESG行動，與此同時，企業應考慮與學界合作，對具體的ESG行動方案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做精確評估。這裏，筆者介紹與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例，說明企業如何通過較低的成本帶來較大的社會收益。

「餓了麼」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外賣平台，也是中國第二大外賣公司，2022年用戶數已經超過7億。與該平台合作期間，我們研究了「綠色助推」對用戶即棄餐具使用的影響。具體來說，「餓了麼」在北京、上海、天津3個城市開展了以下「綠色助推」實驗：在這些城市的用戶下單介面上做了一個微小的改動：將默認選項設置為「無需餐具」，並給予選擇「無需餐具」的顧客「螞蟻森林綠色能量」獎勵。那是一種非金錢的獎勵機制，客戶只要積累足夠的「綠色能量」，阿里巴巴就會以客戶的名義在荒漠地區種樹，或開展其他環境保護行動。

這一改變對於餓了麼而言，成本微乎其微，但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收益？我們對2019年至2020年間10個主要城市的用戶訂單歷史進行了分析，發現實施「綠色助推」措施的城市與未實施的城市相比，不使用餐具的訂單份額增加了648%【圖】。如果將這種「綠色助推」措施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每年可節省超過217.5億套即棄餐具，減少約326萬噸塑料垃圾，並節約544萬棵等量樹木產生的木材。該研究2023年作為封面文章發表於Science雜誌，獲得全球媒體廣泛關注。

這一案例充分展示企業能夠以低成本兌現自身的社會和環境承諾。僅僅通過程序員數小時的工作，就能爆發出巨大社會價值。這種創新的ESG行動不僅提升了企業ESG表現，還為社會創造實質好處，助力國家達成環境目標。

企學合作 驗證策略效果

上面的討論只是企學合作的一個小案例，但其方法論卻可以應用到很多分析很多問題。例如，龍頭企業如何有效進行供應鏈ESG管理（E方面）？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企業應該更多投入到二氧化碳減排，還是聚焦空氣污染物的處理（E方面）？增加員工和管理層的多元性會怎樣影響企業的財務和ESG表現（S方面）？怎樣的考核評價機制，可以更好地提升公司績效，同時提高員工滿意度（G方面）？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企業而言可能並不容易，但對學界來說卻不複雜。通過企學合作，企業可以借助學術界的理論支撐和數據分析能力，更加精準地識別ESG機遇，驗證策略的有效性。筆者認為，企業不僅是ESG評級的「考生」，還應該是ESG行動的主導者和踐行者；相信更多的企學合作將成為推動ESG領域革新的強勁動力。

何國俊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崔文小姐
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高級經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