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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倫敦經歷了從全球貿易港口到離岸金融中心的深刻轉型。1964年，倫敦位居歐洲三大港口之一，處理貨物量高達6130萬噸；但至1980年代，隨着大型遠洋船舶和集裝箱技術的普及，當地封閉式碼頭在地理與設施上均難以適應新型貨運需求，貨物處理量大降至2500萬噸，倫敦港口因而失落領導地位。

為應對轉型壓力，倫敦展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1982年，倫敦船塢區（London Docklands）被劃為企業區，並成立發展公司，吸引了約7.2億英鎊的私人資本，用於建設現代基礎設施和引入服務業。1990年代，重建完成的船塢區，特別是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更吸引大量跨國公司總部進駐，並發展出高效的物流、倉儲與金融服務網路。倫敦逐步擺脫對傳統貨運的依賴，邁向多元化的全球服務與金融中心。

通過持續吸納跨國資本與企業設點，倫敦不僅擺脫了對本地實體貨物流的依賴，也成功維持了其作為全球資金、數據與專業服務流動樞紐的活力與戰略價值。離岸地位賦予倫敦更大的制度與稅務靈活性，使其能迅速調整政策以適應全球市場變化，並降低企業設立與運營成本。特別是在脫歐後，倫敦更加強調與非歐洲市場的金融與貿易合作，積極擴展其在新興市場與多邊框架下的影響力，進一步鞏固其全球網絡連接能力。此外，倫敦高度開放的資訊流通與法治環境，也提升了其作為資料、法務與技術服務集散地的吸引力，實現從「貨物流」向「知識流」與「資本流」的升級轉型。

今天的香港正面臨類似的轉折點。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25年首季，本地私人消費同比下降1.6%，消費市場呈現萎縮態勢，經濟結構亦顯單一。特區政府雖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和數據融合，努力實現經濟多元化，但其間仍面臨政策靈活性、金融創新能力、區位運用效率與綜合服務整合等多重挑戰。

籌劃未來之際，香港必須綜合歷史、市場動能與地緣格局等因素，而要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維持並擴大影響力，更須主動謀求轉型，在政策制定與戰略部署上融合自身優勢。借鑑倫敦經驗，當可有望在環球供應鏈中打造新型樞紐地位，筆者建議聚焦下列四大範疇。

政策靈活  服務全面

彈性而高效的政策環境是轉型成功的先決條件。1986年「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是倫敦金融改革的重要節點。英國監管機構通過放寬金融管制、引入市場機制、開放服務領域，迅速激發了金融市場活力。倫敦隨即吸引了大批國際金融機構，強化了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樞紐地位。倫敦金融城數據顯示，如此改革後，當地國際銀行數量大幅增加，金融交易顯著活躍。

香港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理財原則，擁有成熟的金融監管制度，是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為進行轉型提供了良好基礎。要進一步鞏固在國際供應鏈服務市場中的競爭力，香港不妨效法倫敦，加強在法律、稅務、商業諮詢各方面的專業服務支援，尤其是高增值供應鏈管理中日益複雜的跨境合規需求。

此外，清晰明確的政策預期機制同樣不可或缺，以便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市場信心。例如由香港統計處定期發布政策動態與行業趨勢報告，協助企業及時判斷政策走向，類似倫敦改革初期所採用的資訊公開與市場溝通機制，這既有助增強市場信任，也能擴充香港在服務型經濟中的協調能力。

金融創新  機不可失

冷戰時期，蘇聯集團國家出於規避美國金融監管的考慮，將美元存放於倫敦銀行體系，由此催生出活躍的歐洲美元市場。及至1970年代末，倫敦已吸納全球超過四分之一的歐洲美元業務量，奠定其作為國際資本匯聚地的基礎。香港也可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緣與制度優勢，進一步在金融和貿易方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近年來，人民幣在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香港憑藉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數據，截至2025年4月底，人民幣存款總額達到10309億元。為擴大這一優勢，香港亟需加快金融創新步伐，推動數字化平台建設與跨境支付系統優化，拓寬人民幣在國際貿易與投資中的使用場景。

事實上，香港在金融科技一環已動作頻頻：近期推出的穩定幣監管制度，使香港躋身世界首批確立虛擬資產支付牌照的司法轄區之列，增強了其在數字金融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在當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全球對非美元資產配置需求日增的背景下，穩定幣制度亦為香港提供了一項制度創新的窗口，有助於吸引尋求多元資產避險選項的國際投資者，並加強其作為資金中介平台的地位。同時，多家國際人工智能企業前來落戶，帶動區塊鏈、遙感等前沿技術向金融服務延伸。金管局亦積極擴大數字人民幣與「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mBridge）項目，在制度上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

香港更可深化與中東、東盟等地區的金融合作網絡，推動更大範圍的貨幣互換與金融產品對接，培育供應鏈融資生態。這一系列舉措將有利於構建兼具技術優勢與制度彈性的金融服務體系，為本港在全球供應鏈金融領域爭取更大戰略主動。

善用地利  融入國際

倫敦的地理位置優勢不容忽視。位處歐洲與北美之間，歸入格林威治時區，可同步覆蓋亞歐美三大洲的交易時段，無疑是這座城市作為世界全天候金融兼貿易中心的天然條件。

香港作為中國通向世界的重要門戶，背靠內地，東臨東南亞，亦具備發展成為區域供應鏈與貿易服務中樞的地理優勢。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香港在與相關國家合作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再者，積極申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之餘，也帶來更廣泛的市場接入與服務擴展機會。

至於制度層面，香港亦展現出高度的融合能力。2025年5月，《國際調解院公約》在此落地簽署，標誌着香港在全球法律服務體系中邁出關鍵一步。憑藉「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體系和中英雙語環境，香港將國際調解機制引入供應鏈體系，為解決跨境爭議提供高附加值服務。由此，香港不僅在傳統物流節點中佔據一席之地，更有望升級為國際法律與商業服務樞紐，與倫敦的發展軌跡形成良性呼應。

雙向發展  服務四方

倫敦的成功不僅源於金融能力，也來自跨境貿易與資本流動方面的地位。自1970年代以來，倫敦通過靈活的金融政策招徠各地資本與企業總部落戶，其高效的金融市場與港口物流功能相輔相成，為企業提供涵蓋資金、物流與管理的系統服務。

香港完全擁有發展類似「雙重樞紐」的潛質。作為亞洲頂尖金融中心，其金融體系高度開放；在港口、機場、物流與倉儲方面亦具備堅固基礎。未來，香港更可通過系統化推進供應鏈管理與服務升級，幫助企業實現流程優化與成本控制，從而吸引更多跨國公司前來設立區域總部與管理中心。

在離岸人民幣融資與結算方面，香港尤其應借鑑倫敦經驗，以世界一流的金融與基礎設施，為跨國企業提供整合式服務。當前，香港已與阿聯酋、泰國等國家探索央行數字貨幣（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創新應用，這類協作可促進金融服務附加值及完善國際網絡聯通。

此外，香港應鼓勵本地專業服務機構深化與國際市場的連接。在供應鏈管理、風險控制、稅務諮詢等領域打造產業生態，使其從服務平台向管理中樞升級，而成為國際企業拓展亞太市場的戰略節點。

總的來說，在世界經濟與地緣政治日益複雜的背景下，香港正處於戰略調整的關鍵時期。借鑑倫敦從傳統港口城市向現代金融與服務中心的成功轉型經驗，香港可在制度、服務與科技等多個維度協同推進改革。在提升政策靈活性的同時，應強化供應鏈服務能力，擴大人民幣國際化空間，並充分發揮地理與制度優勢，構建系統化、多功能的跨國服務平台。

長遠而言，香港不僅應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應以高增值供應鏈服務為新支點，在全球經濟版圖中重塑核心角色。筆者相信，香港完全有能力通過一場深度轉型，實現從「貿易中轉」到「管理中樞」的躍升，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持續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