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美貿易戰
在2018年年中至2019年年底期間，中美貿易戰是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焦點所在。雙方就進口對方產品徵收的關稅，以及輪流在兩國舉行的多次貿易談判，均牽動市場的投資氣氛。經過多番努力，中美最終達成一些共識，並於去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隨着新冠肺炎的出現和美國的總統大選，貿易戰已不再是重要的議題，媒體亦甚少提及。當然，這並不代表中美經濟摩擦已告一段落，只是轉移到其他戰場而已。
特朗普早在上台前已多番表示對美國的貿易情況不滿，並以此作為爭取選民的議題。他上任後的第二年即發動貿易戰，分別在2018年2月和3月對進口太陽能板、洗衣機、鋼材和鋁材等徵收關稅，涉及多個國家、包括中國的產品。中國遂在4月進行反制，也向一些美國產品徵收關稅。與此同時，美國以違反了其對伊朗和朝鮮的貿易管控為理由，打壓中國電子產品製造商中興通訊。而這些，都只是中美貿易戰的序幕。
正規戰於2018年7月初啟動，美國先對中國340億美元的產品加收25%的關稅，其後分別擴闊至額外的160億和2000億美元的商品，最後的總數高達5000多億，等於2017年貿易戰前一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總額，稅率由10%至25%不等。而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總值遠低於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因而以關稅回應的空間較小。即使這樣，雙方你來我往，涉及數千億美元的商品和高達25%的稅率，戰況堪稱激烈。
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以關稅和新的貿易協議為手段，主要目的是減少美國的外貿赤字，並從外國奪回製造業的工作崗位。然而，數年下來，這兩方面的成績都乏善可陳。先說美國的外貿，特朗普上台後，包括商品和服務的貿易赤字都差不多按年增加，其中2019年略低於2018年，但2020年首11個月已經超過6000億，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年。去年全球貿易明顯地因新冠肺炎收縮，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一個多月前的估計，2020年全球商品貿易比一年前減少5.6%，而美國的貿易赤字卻增加那麼多。即使不算12月，去年的美國貿易赤字比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增加了25%，與發動貿易戰以減少貿易赤字的原意背道而馳。
若只看中美貿易，大幅度的關稅施加於大額的進口商品，的確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由2018年的4189億下降至2019年的3452億美元，跌幅達17.6%。但由於美國貿易的總赤字只是輕微下跌，反映出對中國的貿易戰，只是將從中國的進口轉換為從其他經濟體的進口，並不能把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從外國帶回美國。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職位的減少，主要是技術進步替代勞動力的結果。
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早在本世紀初已開始迅速減少，到金融海嘯時進一步下跌。奧巴馬執政時，製造業人數緩慢增加，特朗普時繼續這個趨勢，但也只是增加了約50萬人，改變不多。美國的勞動力約1.65億人，其中製造業約1500萬人，少於10%，即使增加的50萬個職位完全是貿易戰的成果，也難以抵消貿易戰造成的經濟損失。不過，若有關的職位比較集中在政治上的所謂搖擺州份，貿易戰對特朗普便有可取之處。
說到經濟損失，關稅使進口商品價格上升，減少對有關商品的需求，若該商品是原材料，自然會帶動下游產品的價格上升，削弱有關產業的競爭力。若外國實施報復性關稅，影響自然會更大。特朗普政府對進口鋼材徵收25%的關稅，增加美國下游產品如汽車的生產成本，減少它們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關稅及特朗普飄忽政策的不確定因素，使密歇根州汽車工業的投資額，在特朗普政府首三年與之前三年相比，下跌了29%。然而，這個州有不少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如反對民主黨州政府處理疫情政策的示威群眾，其中有持槍衝入州政府大樓抗議，甚至揚言綁架州長。貿易戰的原意是為這些人爭取經濟利益，起碼表面說法如是，但結果卻是給他們製造經濟困難。
特朗普曾多次重複，說對中國商品所徵關稅的稅款是由中方支付。這個說法是否成立，視乎中國出口商會否因美國的關稅而減低售價來促銷，以及減價的幅度。有關這個問題，已有多份研究報告說明，特朗普的提法是錯誤的。其中一份由哈佛、芝大和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合作研究、即將發表的論文【註】，指出美國徵收20%關稅時，外國企業只把售價壓低1%，亦即美國進口商或消費者要承擔餘下的19%。反過來說，若外國對美國出口加徵15%報復性關稅，美國的出口商要壓低售價5%。這個分別反映出不同商品的需求彈性有異。美國企業從其他經濟體進口取代中國產品的空間比較少，因此中國出口商在關稅下毋須怎樣減價。反過來說，中國進口商購買美國如大豆等產品時，因中國政府的關稅使價格上升，可轉向巴西或阿根廷購買，美國的大豆商便有減價的壓力。
上述研究還有另一個發現，就是在貿易戰中，中國商品在美國零售店舖的售價增加不多。在20%關稅的情況下，消費者付出的價格平均只增加0.7%。換句話說，美國對華的關稅，大部分是美國進口商付給美國政府的。
就誰支付美國的關稅這一問題上，特朗普的助理、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還嘗試幫特朗普自圓其說，認為要應付美國的關稅，中國的出口需要減價、人民幣需要貶值，中國的付出是間接的。但中國出口價格只輕微下跌，而人民幣貶值，美國一向的說法是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害，因而以貨幣操控國的標籤來刁難中國，但現在又說人民幣貶值是中國在美國關稅下付出的代價，論點前後矛盾。
至去年10月，美國政府從進口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稅收達660億美元，但中國對美國農產品施行反制關稅，使美國有關產品的農民怨聲載道。特朗普為了安撫民心，曾多次撥款補貼農民。至去年9月，補貼總額達610億美元，接近美國政府從貿易戰所得的稅收。幾年下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沒有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也沒有怎樣增加美國的製造業職位，只是將美國進口商的錢間接轉移給農民。雷聲大、雨點小，莫此為甚。
中國在2018年把貿易戰作為個案交給WTO仲裁，理由是美國的關稅稅率，遠高於其對WTO的承諾，而有關稅率針對中國，也違反了最惠國待遇的原則。到去年9月，WTO裁定了中國勝訴，但有關的報道不多，或許因為仲裁沒有實際後果。今天的WTO可說是武功全廢，即使美國的貿易代表上訴，WTO的上訴委員會也沒有人手處理，因為過去幾年所有新會員的提名都被美國否決。
拜登上台後，面對一個撕裂的美國社會，要在兩黨和不同的利益集團中找尋共識，最方便的是製造和面對同一敵人。在特朗普和他的謀臣如蓬佩奧、班農、納瓦羅等經營了四年後，美國人普遍對中國存有戒心甚至敵意，即使拜登及他的內閣都明白中美貿易戰是前朝的亂局，也不會急於收拾。
註： Alberto Cavallo, Gita Gopinath, Brent Neiman, and Jenny Tang,”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forthcoming.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