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
香港經濟長期以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經貿、金融自由開放，加上低稅率，為特區經常贏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積極不干預」政策延續殖民政府期間經濟管治思維，貨幣政策專注於捍衞聯繫匯率制度，財政政策側重於維持保守的政府開支和盈餘理財。這樣的經濟模式與其傳統的經濟結構（以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中介產業為支柱）和經濟形態（低技能低端服務業為主）是匹配的，切合過去整體經濟發展需要，並且創造了繁榮輝煌的歷史里程。
然而，當前本地經濟正處於亟需轉型的關鍵時刻，論者普遍認為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經濟形態有待提升，但尚未形成共識的是，經濟模式也必須作出相應轉變。假若希望建立一個以高端專業服務行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國際教育中心、國際研發中心、國際文創中心等）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高技能、高教育水準、高增值），就絕不能抱殘守缺、疏於求變。除金融和貿易之外，香港在醫療、教育、建造等多項專業領域限制極多，准入門檻奇高，管制嚴苛繁瑣，令行業發展困難。
另一方面，面對國際競爭和本港轉型需要，無論是在高端專業服務行業的發展，還是在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上，都有賴特區政府積極引導、鼓勵支援，投入必要資源，協同所有持份者的力量，攜手建造基礎設施和創造良好條件。「積極不干預」年代的管治邏輯，顯然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的需要，不及時改變，將導致香港錯失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性機遇。
當務之急是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培育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堅守法治制度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石，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的獨特競爭優勢。
二十世紀人類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毋庸置疑的證明，計劃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死路，由政府強勢主導的經濟最終必然活力盡失。然而，市場經濟形態多樣，市場經濟國家各自的經濟表現也大相逕庭，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是沿用某種程度的混合經濟模式。市場原教旨主義所信奉的完全自由放任經濟，在現實中鮮有被採用。而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普遍認識到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往往並不成立，壟斷和不對稱資訊等因素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進而導致市場失靈。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福大學的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兩位教授，將其對拍賣理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無線波段等重要的市場設計中，也說明現代市場自身有時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存在改善的空間。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西方社會興起了對於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日益惡化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分化和固化，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存在矛盾等等問題，推動人們思考改良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
有效的市場一定是鼓勵充分競爭的自由經濟。香港應保持現有金融、貿易市場的自由，同時在規管過度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全面檢視，能拆牆鬆綁的就大膽放開，可以簡化的就盡量簡化。通過放寬規管，在可能的行業和領域，放鬆准入，減低管制，促進競爭，提升活力。
在自然壟斷行業以及公共產品部門（公共事業、公共交通、公共衞生等），應實施合理有效的管制，以確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被寡頭或少數既得利益者謀取不當利潤，而有損社會福祉。
有效的市場並非簡單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競爭不能保持社会最優的結果。對由於各種原因而處於競爭劣勢的群體，在一段時間內給予適度的扶持，不僅是體現社會「整體溫度」的公平原則，也是維持長期經濟活力所必須。對於本地中小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以及勞工和青年人，給予一定的支援和優惠，是社會和諧發展的現實必要。一個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既要保持充分競爭，也應鼓勵參與謀求共贏；既要注重金融穩定經濟增長，也應重視提升長期經濟活力，大力投資教育研發；既要追求經濟效率，也須正視社會公平，避免貧富懸殊惡化。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於政府應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在良好運作的時候不作不必要的干預；同時，政府在現今市場經濟中，肩負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以良好的管治及政策，確保合理的市場規則，妥善修正市場失靈；建造高效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以提供健全的市場環境；穩健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金融穩定、經濟健康；積極降低貧富差距，提升社會福利，以維護社會公平。此外，在應對重大危機、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形態升級等範疇，政府應表現出積極有力的承擔。
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因其經濟發展水準、經濟社會條件不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為自然有所不同。特區政府在殖民時期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符合港英時代的執政目標，也順應和推動了當時以貿易和金融為主的中介經濟。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定位和責任、市民大眾的期望、中國內地和世界經濟的格局，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當局仍然無視時代的變化，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則難免讓人認為是以「積極不干預」為名，行懶政為實，漠視社會上各種問題不斷日積月累，經濟只會陷入深淵。
縱使特區政府近年在經濟施政上試圖作出調整，但整體思路仍然不夠清晰。在有所不為方面，政府應保持現有的自由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自由開放，堅決避免由政府強勢主導經濟，以作為最後防線。至於在此基礎上有所作為方面，當局責無旁貸，必須勇於改革，大膽創新。在房屋、經濟不均等積重已久的問題上實現突破；大幅加大教育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機會和希望；加強投入研發，為發展科技創新奠定基礎；積極協調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凡此種種領域，特區政府應當大有可為。
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保障。市場經濟依靠競爭，而競爭必須有公平合理的規則。法律制度提供了關於產權保護、契約履行等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規則體系。法治還提供權利保障和安全感，讓市民安心進行各種市場活動。此外，法治提供穩定的預期和長遠的信心，有利於長期投資創業和創新。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財富，是經濟發展最關鍵的制度紅利。堅守法治，維護和捍衞法治精神，保持和發揚法治意識和觀念，本地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香港作為亞洲一大國際化都市，多元化和開放型是其社會文化的特色，也是其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中西交匯，聯通世界，不僅為香港帶來貿易和資金流動的源源商機，也讓香港在吸引國際人才、激發觀念和思想碰撞的層面，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後者對於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形態提升更至關重要。
保持國際化、多元化和開放型的特殊優勢，無疑是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不容忽視的焦點。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