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競選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歷來主張減稅、增加軍事支出及實施經濟刺激措施，勢將大大提高政府財政開支。另一邊廂，民主黨的賀錦麗主張擴大社會計劃，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推動經濟刺激計劃；雖然主張加稅，但若沒有相應的收入增長，政府的債台只會愈來愈高。

過去5年，美國政府的財赤持續超過一萬億美元趨勢，其債務水平居世界前列，兩位候選人卻未視之為優先事項，令人不禁懷疑，美國經濟前景是否已受制於債務炸彈，而使「西降」之說應驗？

財政評估國際準則

在評估任何國家的財務狀況時，必須了解債務是政府在任何特定時間點的總欠款，而赤字則指政府入不敷支，以致國債增加。財政赤字和債務通常與本地生產總值（GDP）對照，因為GDP是衡量一個國家還債能力的粗略指標。

美國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收集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從1946年至2009年的數據，對44個國家進行研究，發現政府債務比率與經濟增長有重要的負面相關性。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中，債務對GDP比率超過90%的國家，其中位增長率相對負擔較輕的經濟體低約1.5%，平均增長率則低近3%之多。

至於政府的年度財赤對GDP的比率持續超過3%，都會令許多經濟學家和國際機構感到擔憂。以歐盟為例，其於1997年制定的「穩定與增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旨在通過監督和限制成員國的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以維持財政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規定成員國的年度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而公債對GDP的比率應維持在60%以下。若採用此一準則來衡量美國財赤、債務居高不下的現況，難免令不少有識之士對其未來經濟發展憂心忡忡。

受到近10年接近零利率和低債務成本的催化，政府債務不斷上升是全球性問題。2023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國會通過的《財政責任法案》，暫停了31.4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直到2025年1月為止。今年年初，聯邦政府整體債務為33萬億美元，其中約28萬億美元由公眾持有。

聯邦政府債台高築

【圖1】顯示，2023年公債與GDP的比率接近100%，總債務已超過120%，是自二戰結束時103%以來的最高水平；但亦曾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財政盈餘，在1974年降至23%。2001年克林頓總統離任時，該比率為32.8%，此後美國連續23年出現財赤。

事實上，目前債務對GDP的比率近乎100%不一定是問題，棘手的是日後的上升趨勢。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此比率將於2034年達116%，2054年更將升至163%。持續下去，對美國的長遠經濟肯定會構成掣肘。

財政收支嚴重失衡

今年6月，CBO將2024年度財赤預測上調4000多億美元，達到2萬億美元，對GDP的比率為7%【圖2】。新冠疫情形成史上最大赤字，2020年為3.13萬億美元，2021年為2.78萬億美元，對GDP的比率分別為14.7%和11.8%。

根據CBO的數據，美國財政赤字節節上升：1990年代平均為1380億美元，2000年代為3180億美元，2010年代為8290億美元，2020年代更高達2.23萬億美元。過去3年的龐大赤字在一個經濟增長、失業率低、國防開支平穩的環境下產生，CBO認為這些赤字屬結構性，2025年至2034年期間的累計赤字，料將高企於22.1萬億美元水平。

近期財赤源自高開支。自1974年以來，收入平均佔GDP的17.3%，支出比率則平均約為21%，導致年均赤字對GDP的比率介乎3%與4%之間。同期，收入保持在近乎長期平均水平。現時支出對GDP的比率約為24%，CBO預計未來10年將保持在高水平，並於2034年接近25%，財赤對GDP比率則達7.7%。

為了彌補近2萬億美元的收支缺口，必須加稅和節流雙管齊下。按美國稅務局最新的2021年數據，首5%的高收入富裕階層繳交稅款佔所得稅近三分之二，首25%的收入階層繳交近90%的總稅款，而最低收入階層則有半數僅繳納2.3%的總稅款。由此可見，加稅須具針對性，亦不應使經濟投資失去動力。

特朗普在任總統時通過的《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削減了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法案中不小部分將在2025年年底到期。假設不會延期，CBO預測未來10年累計財赤22.1萬億美元，但若延期，則會再增加4萬億美元。

單靠加稅難望收效

拜登總統已承諾不會對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家庭（佔總數95%）加稅，卻有意向餘下的5%加稅，以應付2017年法案一旦延長所需。然而歐洲的經驗反映，加徵富人稅藉以平衡政府收支效果成疑。

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目前有80%屬強制性，如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就是首兩項最大開支；只有20%屬可自由支配，例如國防、教育。排除國防一環，真正可自由支配的開支約7500億美元。當前65歲及以上的人口佔比達18%，以致社保和醫療的年度支出有增無已。近20多年來，此兩大項的開支未經國會審查，但預計在10年內同樣面臨資金耗盡的危機，要緊縮開支談何容易。

高債務水平令聯邦政府的利息成本上升，目前已成為政府第三大開支，平均利息成本對GDP的比率超過3%。CBO預測10年後的利息成本將達1.7萬億美元，影響其他政府機構的運作之餘，部分福利計劃難免受到波及。

債務擴張如何收場

眾所周知，美國國債是全球最大的債券資產類別，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舉足輕重。財政部每年須把現有債務重新融資約三分之一，加上還須資助現行赤字，因此拍賣國債未必奏效，偶有閃失，更足以動搖整個發行市場的信心。美國國債已被標準普爾和惠譽下調評級；外國投資者擁有約25%的美國債務，因而或會施壓，要求美國改變財政政策。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經有「債券義和團」（bond vigilantes）迫使克林頓總統在其最後任期內實現4次預算盈餘。

國際結算銀行亦在其全球經濟報告中警告，債務水平上升使各國政府面臨類似2022年英國所經歷的危機，當時投資者突然對英國國債敬而遠之，導致借貸成本急劇上升，貨幣貶值，並使股市陷入混亂。

歸根究柢，高財赤的可持續性繫於經濟增長率、利率、整體債務水平及貨幣穩定性。然而，在「東升西降」的形勢之下，美國國力是否足以支撑無限量的債務擴張，當是下屆政府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關。

參考資料：

1. 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4,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24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個人和家庭的財務規劃，到決策者制定持續改善民生的政策，市民的生活開支都是其中關鍵因素。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描述【註1】，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是一個反映市民通常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變動的指標。當CPI上升，表示市民在開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可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減少。換言之，CPI的變動反映消費者所面對的通貨膨脹；但鑑於CPI在估算市民日常開支上往往出現偏差，本文除了探討其局限外，亦建議採用日常物價指數（Everyday Price Index）。

現行指數有盲點

CPI是反映本港物價變動的主流指標。政府統計處每月均會公布按月的CPI變動，市民可透過新聞媒體得悉相關數據。但是，普羅大眾對於CPI的了解每多流於片面，或會誤以為在日常生活所見的價格變動理應完全反映其中。實際上，去年一則專題新聞報道就曾為讀者拆解「低通脹之謎」。當中不少受訪者大致根據自身日常生活經驗，估算實際通脹率高於官方公布數字，並認為政府的數據「離地」【註2】。

客觀而言，CPI的確存在一些盲點，因而並非一個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標。原因之一是在其構成部分中，支出頻率較低的類別權數佔比較大。參考統計處以2019/20年為基期的各商品或服務組別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CPI）開支權數【註3】，當中「住屋」類別的權數佔比最高，超過四成【表】；而日常所需的食品和交通等開支，往往比非日常支出（如租金、家具）更為頻繁，導致市民對通脹的觀感較易受此影響。

以2019至2024年的數據為例【註4】，CCPI中住屋的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大致比食品、交通為低，基於住屋的權數佔比最大【圖1】，以致CPI受住屋價格變動的影響較大，對食品、交通等日常開支的價格變動則較不敏感，而低估這段期間的日常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市民較在意商品和服務加價，對減價的印象則較淺或不以為意，屬記憶偏見（memory bias）的一種。日常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不但支出頻繁，其價格調整亦較頻密。參考一項波蘭消費者感知按年通脹率的學術研究【註5】，由2004年至2017年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竟有近99%受訪者不為意歷時28個月（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出現通縮【圖2】，當中43%受訪者認為物價不變，其餘53%更認為物價不跌反升【圖3】。

此外，因基數效應（base effect）作祟，市民容易高估通脹。日常開支的基數較小，例如街市10元1斤的生菜僅加價1元，亦即10%升幅，容易令市民高估通脹。上述研究同時發現，即使受訪者感知通脹（inflation perception）的方向與實際CPI通脹大致相同，卻平均高估10個百分點【圖2】。作者進一步指出CPI與波蘭市民對通脹感受有所差距，與其他歐盟國情況相似，可見並非個別地區獨有，亦反映CPI不能準確估算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綜合以上3點，CPI作為通脹的指標確實與市民日常生活體驗頗有出入，難免予人「離地」之感。

日常物價指數背後

有鑑於CPI未能準確衡量日常生活成本水平變動，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引入並編製日常物價指數（EPI），作為更可靠的指標【註6】。與CPI不同的是，EPI只涵蓋一些日常購買，且無法輕易延後或放棄購買的商品和服務。EPI統計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必須符合兩項原則：一、須是大眾恒常購買的（至少每月1次），不包括耐用物品（如家具、家電）。二、其價格不能透過合約等方式固定6個月或以上，受合約規範的租金等支出亦因而不被EPI計算在內【註7】。EPI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支出，比CPI更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事實上，EPI的編製方式簡單直接，只需在編製CPI的基礎上，將EPI不涵蓋的項目剔除，並調整相應的開支權數即可。

透過參考EPI，相信普羅市民都可更有效地規劃個人財務支出，而基層市民在爭取工資調整的過程中，得以掌握更充分和客觀的理據；政府亦可從EPI更了解民生。當前CPI作為物價指標為人詬病，在於市民心目中的「通脹」與實際通脹數字有極大落差。

雖然這可歸咎於市民對通脹的組成認識不足，但CPI未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同樣是毋庸置疑的。若政府只依賴此一工具，難免予人「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

從政策着手，政府可將EPI納入福利調整的參考指標。目前恒常實施的公共福利金計劃，如高齡津貼（生果金）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因一直與CPI掛鈎，津貼金額的調整幅度未達預期。EPI作為更「貼地」的指標，有關政策反而能收利民之效。

指數的局限與運用

當然，EPI並非完美，可能高估市民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市民見到部分商品加價，自會尋求替代品，故實際開支不一定增加。再者，不同人的消費習慣各有不同，EPI只供參考，市民仍須因應個人的消費習慣以估算開支變動。

另外，筆者必須強調EPI不能取代CPI，兩者應該並存。EPI是反映民眾日常生活恒常開支變動的指標，CPI則反映社會整體（包括恒常與非恒常）的消費物價變動，是世界各地主流使用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兩個指標所達致的目的與作用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情況下應靈活運用及參考兩項指標。

例如，對政府及學者而言，除恒常開支外，定期了解整體物價變動有助制定政策，以及作為比較各地物價的基礎，因此CPI在此方面更為合適。然而，若論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方面，EPI則較準確地反映相關開支的變動，除了有利大眾規劃個人財務，對制定社會福利政策亦具參考價值。

最後，不同指標各有利弊，理想的指標固然應該簡單易明，而使用者亦有責任了解指標的用途和限制，不能盲目甚或錯誤使用，否則即使設立千千萬萬種指標，也會無濟於事。

正如本文開端所言，市民對CPI認識不深，以致容易誤解數據的含義。政府在相關教育和宣傳應更主動，除了因應社會需要另設反映生活成本變動的EPI外，亦須加強向公眾講解不同指標的用途，以消除誤解。

【註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0021.pdf
【註2】： Now財經新聞，《經緯線》低通脹之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2qhhUQM2Y&t=525s（訪問時段：08:36–10:32）
【註3】：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8XX0029&scode=270此外，自2024年4月的統計月份開始，統計處已更新消費物價指數開支權數的參照期至2023年全年。該次更新的開支權數，除實際數字有微細的差異外，並不影響本文對開支權數的描述。
【註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D5600001/att/D5600001B2024MM06B.xlsx
【註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549-019-00036-9
【註6】： https://www.aier.org/research/capturing-shifts-in-everyday-prices/
【註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WP004-EPI-Polina-Vlasenko-PV.pdf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劉彥彰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吳兆康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畢業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個人和家庭的財務規劃，到決策者制定持續改善民生的政策，市民的生活開支都是其中關鍵因素。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描述【註1】，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是一個反映市民通常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變動的指標。當CPI上升，表示市民在開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可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減少。換言之，CPI的變動反映消費者所面對的通貨膨脹；但鑑於CPI在估算市民日常開支上往往出現偏差，本文除了探討其局限外，亦建議採用日常物價指數（Everyday Price Index）。

現行指數有盲點

CPI是反映本港物價變動的主流指標。政府統計處每月均會公布按月的CPI變動，市民可透過新聞媒體得悉相關數據。但是，普羅大眾對於CPI的了解每多流於片面，或會誤以為在日常生活所見的價格變動理應完全反映其中。實際上，去年一則專題新聞報道就曾為讀者拆解「低通脹之謎」。當中不少受訪者大致根據自身日常生活經驗，估算實際通脹率高於官方公布數字，並認為政府的數據「離地」【註2】。

客觀而言，CPI的確存在一些盲點，因而並非一個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標。原因之一是在其構成部分中，支出頻率較低的類別權數佔比較大。參考統計處以2019/20年為基期的各商品或服務組別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CPI）開支權數【註3】，當中「住屋」類別的權數佔比最高，超過四成【表】；而日常所需的食品和交通等開支，往往比非日常支出（如租金、家具）更為頻繁，導致市民對通脹的觀感較易受此影響。

以2019至2024年的數據為例【註4】，CCPI中住屋的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大致比食品、交通為低，基於住屋的權數佔比最大【圖1】，以致CPI受住屋價格變動的影響較大，對食品、交通等日常開支的價格變動則較不敏感，而低估這段期間的日常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市民較在意商品和服務加價，對減價的印象則較淺或不以為意，屬記憶偏見（memory bias）的一種。日常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不但支出頻繁，其價格調整亦較頻密。參考一項波蘭消費者感知按年通脹率的學術研究【註5】，由2004年至2017年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竟有近99%受訪者不為意歷時28個月（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出現通縮【圖2】，當中43%受訪者認為物價不變，其餘53%更認為物價不跌反升【圖3】。

此外，因基數效應（base effect）作祟，市民容易高估通脹。日常開支的基數較小，例如街市10元1斤的生菜僅加價1元，亦即10%升幅，容易令市民高估通脹。上述研究同時發現，即使受訪者感知通脹（inflation perception）的方向與實際CPI通脹大致相同，卻平均高估10個百分點【圖2】。作者進一步指出CPI與波蘭市民對通脹感受有所差距，與其他歐盟國情況相似，可見並非個別地區獨有，亦反映CPI不能準確估算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綜合以上3點，CPI作為通脹的指標確實與市民日常生活體驗頗有出入，難免予人「離地」之感。

日常物價指數背後

有鑑於CPI未能準確衡量日常生活成本水平變動，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引入並編製日常物價指數（EPI），作為更可靠的指標【註6】。與CPI不同的是，EPI只涵蓋一些日常購買，且無法輕易延後或放棄購買的商品和服務。EPI統計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必須符合兩項原則：一、須是大眾恒常購買的（至少每月1次），不包括耐用物品（如家具、家電）。二、其價格不能透過合約等方式固定6個月或以上，受合約規範的租金等支出亦因而不被EPI計算在內【註7】。EPI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支出，比CPI更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事實上，EPI的編製方式簡單直接，只需在編製CPI的基礎上，將EPI不涵蓋的項目剔除，並調整相應的開支權數即可。

透過參考EPI，相信普羅市民都可更有效地規劃個人財務支出，而基層市民在爭取工資調整的過程中，得以掌握更充分和客觀的理據；政府亦可從EPI更了解民生。當前CPI作為物價指標為人詬病，在於市民心目中的「通脹」與實際通脹數字有極大落差。

雖然這可歸咎於市民對通脹的組成認識不足，但CPI未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同樣是毋庸置疑的。若政府只依賴此一工具，難免予人「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

從政策着手，政府可將EPI納入福利調整的參考指標。目前恒常實施的公共福利金計劃，如高齡津貼（生果金）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因一直與CPI掛鈎，津貼金額的調整幅度未達預期。EPI作為更「貼地」的指標，有關政策反而能收利民之效。

指數的局限與運用

當然，EPI並非完美，可能高估市民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市民見到部分商品加價，自會尋求替代品，故實際開支不一定增加。再者，不同人的消費習慣各有不同，EPI只供參考，市民仍須因應個人的消費習慣以估算開支變動。

另外，筆者必須強調EPI不能取代CPI，兩者應該並存。EPI是反映民眾日常生活恒常開支變動的指標，CPI則反映社會整體（包括恒常與非恒常）的消費物價變動，是世界各地主流使用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兩個指標所達致的目的與作用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情況下應靈活運用及參考兩項指標。

例如，對政府及學者而言，除恒常開支外，定期了解整體物價變動有助制定政策，以及作為比較各地物價的基礎，因此CPI在此方面更為合適。然而，若論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方面，EPI則較準確地反映相關開支的變動，除了有利大眾規劃個人財務，對制定社會福利政策亦具參考價值。

最後，不同指標各有利弊，理想的指標固然應該簡單易明，而使用者亦有責任了解指標的用途和限制，不能盲目甚或錯誤使用，否則即使設立千千萬萬種指標，也會無濟於事。

正如本文開端所言，市民對CPI認識不深，以致容易誤解數據的含義。政府在相關教育和宣傳應更主動，除了因應社會需要另設反映生活成本變動的EPI外，亦須加強向公眾講解不同指標的用途，以消除誤解。

【註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0021.pdf
【註2】： Now財經新聞，《經緯線》低通脹之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2qhhUQM2Y&t=525s（訪問時段：08:36–10:32）
【註3】：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8XX0029&scode=270此外，自2024年4月的統計月份開始，統計處已更新消費物價指數開支權數的參照期至2023年全年。該次更新的開支權數，除實際數字有微細的差異外，並不影響本文對開支權數的描述。
【註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D5600001/att/D5600001B2024MM06B.xlsx
【註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549-019-00036-9
【註6】： https://www.aier.org/research/capturing-shifts-in-everyday-prices/
【註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WP004-EPI-Polina-Vlasenko-PV.pdf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劉彥彰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吳兆康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畢業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為期三天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今天在北京啟幕，是這個論壇24年來第四次以峰會形式舉行。有報道指這是新冠肺炎後最多外國領導人同時到訪北京的盛會。上次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也在北京舉行，那已經是2018年的事，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和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才剛開始，中國的電動車工業仍未廣受關注，人工智能的威力只存在於想像中，沒有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生靈塗炭，當然也不知道全球會被新冠肺炎折騰三數載。

出口原材料農產品難致富

然而，時移世易，過去數年的風起雲湧，迅速改變全球的格局，也使在國際政經舞台上一直處於被動的非洲，有機會稍為移向舞台的中央。比較明顯的，是去年9月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成為20國集團（G20）的永久成員，代表眾多非洲國家就國際事務發聲。眾所周知，G20集中了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佔了全球85%的GDP和75%的貿易。在這之前，非洲在G20中只有南非一個代表。至於非洲聯盟，則有五十多個非洲國家為其成員，差不多代表整個非洲，在G20中的角色相當於另一成員歐盟（European Union）。另一個例子是，在加沙衝突數個月後，南非在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控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一個小國在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國際事務上如此主動，在以前有些難以想像。此外，非洲可以提供的，除了大量的天然資源外，還有54個國家在聯合國的票數。

地緣政治的演變提高了非洲的重要性，但非洲的經濟表現總的來說仍然是差強人意。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洲，佔地球陸地面積20%，人口也是第二大洲，按年齡中位數看是最年輕的，同時資源也相當豐富，但人均GDP卻是最低的，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按世界銀行的數字，在2023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4374美元，和高收入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比較，只及後者的8.3%，即使和其他發展中地區比較，也只有拉丁美洲的22%和南亞的52%。199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的30%，到2023年只有21%。非洲的經濟增長緩慢，而且和全球平均的差距愈來愈大。

二戰後的經濟發展，自然以亞洲表現最佳，平均增長率高於歐美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而在亞洲，率先突破的是日本，繼之是四小龍，隨後是東南亞其他經濟體。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中國大陸的表現更是無出其右。這些經濟體發展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加強貿易與世界經濟接軌。若查看多年來貿易額最多的經濟體，差不多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與貿易有高度正相關，一來是收入高了自然消費多了，包括消費外國產品和服務，也就是較多的進口，但反過來更重要的，是貿易充分利用相對優勢、擴大市場和提高競爭帶來的經濟效益。從這個角度看，非洲經濟的發展緩慢，一個原因是它相對較小的貿易規模。

非洲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3%，相對於非洲的人口、面積和資源，這個比例相當低。拉丁美洲的發展過程中，傾向採用入口替代政策扶助本國工業，在2023年也佔了全球貿易的7.3%，而採用促進出口政策的亞洲，佔全球貿易的份額更高達48%。

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石油、礦產、農產品等，換取的是較高增值的商品，因此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即出口價格相對進口價格）並不有利，仍然是保留了殖民地時期的貿易形態，在國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同時，當前全球貿易的70%是製造業產品中的價值鏈（value chains），以原材料和農產品為主要出口的非洲國家，可以參與的程度不高。此外，當國際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失敗後，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就更加困難。

倘行「歐盟模式」減5000萬貧民

非洲不只佔全球貿易很小的比例，非洲區內的貿易佔非洲貿易總值的比例也很低，大約只有13%。換句話說，非洲國家和非洲以外的貿易，遠多於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這情況和其他洲不同。歐洲國家的貿易，有大約70%是歐洲區內貿易，亞洲貿易則有60%屬區內貿易，而北美洲也有40%。非洲區內貿易佔比較低，也是和上述與天然資源為主要出口的情況有關，除了石油和農產品外，非洲的礦物蘊藏量豐富，如鈷、鉻、錳、磷酸鹽、白金、鑽石等，都佔全球的六、七成以上。這些產品的買家主要是高收入的工業國，產品也自然出口到非洲境外。此外，非洲區內的貿易成本很高，背後原因是落後的基礎建設、低效率的海關運作、欠缺統一的產品標準等等。不過，也有論者指出，非洲的區內貿易數字被低估了，因為有相當的貿易沒有通過海關，而是跨越長長的、缺乏管制的邊界，避開關稅和減少行政麻煩。有研究估計，非法的跨境貿易，使非洲區內貿易被低估了11%至40%。

然而，即使非洲區內貿易數值比官方數字為高，非洲仍須加大力度促進區內和與區外的貿易，以拉動經濟發展。在世界貿易組織無能為力、保護主義日益抬頭的今天，要提升貿易，只能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強合作。2019年生效的《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是這方面的努力成果，也是各方寄予厚望的合作。AfCTFA在原有的一些非洲區內貿易協議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內容包括降低關稅、訂立產地來源規則、加強貿易支付系統等，和眾多的貿易協議方向一致。更進一步的，是遠景放在建立單一市場，使人聯想到歐盟的前身。目前非洲已有接近50個國家參與AfCFTA，差不多涵蓋整個非洲大陸。世界銀行估計，若協定得到全面推行的話，非洲會到2035年時減少5000萬極端貧窮人口，及增加9%的收入，可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中國多年來都和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有援助非洲國家，較受關注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幫忙興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之間的坦贊鐵路。目前非洲已有52個國家簽署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隨着這個計劃的發展，中國在非洲參與的基礎建設項目眾多，希望這些項目有助打通非洲大陸的交通經脈，降低運輸成本，進一步提升非洲國家的外貿。當然，非洲的經濟發展，涉及到多個因素和挑戰，但基於它龐大的面積和人口，成果不單惠及非洲人民，亦有利於全球發展。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為期三天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今天在北京啟幕，是這個論壇24年來第四次以峰會形式舉行。有報道指這是新冠肺炎後最多外國領導人同時到訪北京的盛會。上次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也在北京舉行，那已經是2018年的事，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和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才剛開始，中國的電動車工業仍未廣受關注，人工智能的威力只存在於想像中，沒有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生靈塗炭，當然也不知道全球會被新冠肺炎折騰三數載。

出口原材料農產品難致富

然而，時移世易，過去數年的風起雲湧，迅速改變全球的格局，也使在國際政經舞台上一直處於被動的非洲，有機會稍為移向舞台的中央。比較明顯的，是去年9月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成為20國集團（G20）的永久成員，代表眾多非洲國家就國際事務發聲。眾所周知，G20集中了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佔了全球85%的GDP和75%的貿易。在這之前，非洲在G20中只有南非一個代表。至於非洲聯盟，則有五十多個非洲國家為其成員，差不多代表整個非洲，在G20中的角色相當於另一成員歐盟（European Union）。另一個例子是，在加沙衝突數個月後，南非在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控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一個小國在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國際事務上如此主動，在以前有些難以想像。此外，非洲可以提供的，除了大量的天然資源外，還有54個國家在聯合國的票數。

地緣政治的演變提高了非洲的重要性，但非洲的經濟表現總的來說仍然是差強人意。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洲，佔地球陸地面積20%，人口也是第二大洲，按年齡中位數看是最年輕的，同時資源也相當豐富，但人均GDP卻是最低的，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按世界銀行的數字，在2023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4374美元，和高收入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比較，只及後者的8.3%，即使和其他發展中地區比較，也只有拉丁美洲的22%和南亞的52%。199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的30%，到2023年只有21%。非洲的經濟增長緩慢，而且和全球平均的差距愈來愈大。

二戰後的經濟發展，自然以亞洲表現最佳，平均增長率高於歐美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而在亞洲，率先突破的是日本，繼之是四小龍，隨後是東南亞其他經濟體。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中國大陸的表現更是無出其右。這些經濟體發展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加強貿易與世界經濟接軌。若查看多年來貿易額最多的經濟體，差不多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與貿易有高度正相關，一來是收入高了自然消費多了，包括消費外國產品和服務，也就是較多的進口，但反過來更重要的，是貿易充分利用相對優勢、擴大市場和提高競爭帶來的經濟效益。從這個角度看，非洲經濟的發展緩慢，一個原因是它相對較小的貿易規模。

非洲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3%，相對於非洲的人口、面積和資源，這個比例相當低。拉丁美洲的發展過程中，傾向採用入口替代政策扶助本國工業，在2023年也佔了全球貿易的7.3%，而採用促進出口政策的亞洲，佔全球貿易的份額更高達48%。

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石油、礦產、農產品等，換取的是較高增值的商品，因此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即出口價格相對進口價格）並不有利，仍然是保留了殖民地時期的貿易形態，在國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同時，當前全球貿易的70%是製造業產品中的價值鏈（value chains），以原材料和農產品為主要出口的非洲國家，可以參與的程度不高。此外，當國際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失敗後，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就更加困難。

倘行「歐盟模式」減5000萬貧民

非洲不只佔全球貿易很小的比例，非洲區內的貿易佔非洲貿易總值的比例也很低，大約只有13%。換句話說，非洲國家和非洲以外的貿易，遠多於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這情況和其他洲不同。歐洲國家的貿易，有大約70%是歐洲區內貿易，亞洲貿易則有60%屬區內貿易，而北美洲也有40%。非洲區內貿易佔比較低，也是和上述與天然資源為主要出口的情況有關，除了石油和農產品外，非洲的礦物蘊藏量豐富，如鈷、鉻、錳、磷酸鹽、白金、鑽石等，都佔全球的六、七成以上。這些產品的買家主要是高收入的工業國，產品也自然出口到非洲境外。此外，非洲區內的貿易成本很高，背後原因是落後的基礎建設、低效率的海關運作、欠缺統一的產品標準等等。不過，也有論者指出，非洲的區內貿易數字被低估了，因為有相當的貿易沒有通過海關，而是跨越長長的、缺乏管制的邊界，避開關稅和減少行政麻煩。有研究估計，非法的跨境貿易，使非洲區內貿易被低估了11%至40%。

然而，即使非洲區內貿易數值比官方數字為高，非洲仍須加大力度促進區內和與區外的貿易，以拉動經濟發展。在世界貿易組織無能為力、保護主義日益抬頭的今天，要提升貿易，只能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強合作。2019年生效的《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是這方面的努力成果，也是各方寄予厚望的合作。AfCTFA在原有的一些非洲區內貿易協議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內容包括降低關稅、訂立產地來源規則、加強貿易支付系統等，和眾多的貿易協議方向一致。更進一步的，是遠景放在建立單一市場，使人聯想到歐盟的前身。目前非洲已有接近50個國家參與AfCFTA，差不多涵蓋整個非洲大陸。世界銀行估計，若協定得到全面推行的話，非洲會到2035年時減少5000萬極端貧窮人口，及增加9%的收入，可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中國多年來都和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有援助非洲國家，較受關注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幫忙興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之間的坦贊鐵路。目前非洲已有52個國家簽署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隨着這個計劃的發展，中國在非洲參與的基礎建設項目眾多，希望這些項目有助打通非洲大陸的交通經脈，降低運輸成本，進一步提升非洲國家的外貿。當然，非洲的經濟發展，涉及到多個因素和挑戰，但基於它龐大的面積和人口，成果不單惠及非洲人民，亦有利於全球發展。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時至今日，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人工智能與數碼轉型的發展一日千里，資訊的產生與傳播有如脫韁野馬，不但影響個人行為和投資決策，亦有機會造成社會及市場恐慌，引致信任危機。本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就將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和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視為全球所面臨的最嚴重短期風險。

錯誤和虛假資訊的殺傷力何以如此驚人？皆因配以一套陰謀論，便可以提高其可信性，令普羅大眾防不勝防。隨着各地社會資訊泛濫，真偽難辨，而政治漸趨兩極化，經濟持續不振，像貨幣戰爭陰謀論以至美國登月純屬子虛烏有之說，種種傳言與臆測不脛而走。

弄虛作假代價高昂

金融投資分秒必爭，甚至在短至幾毫秒之間，即時新聞和社交媒體帖文已能令市場價格產生波動。2019年，美國巴爾的摩大學商學院教授卡瓦佐斯（Roberto Cavazos）與網絡安全公司CHEQ發表研究報告【註1】，其中指出假新聞資訊每年造成股市390億美元的損失。投資者所作決定亦因受錯誤資訊影響，每年損失約170億美元【圖】。

至於受到針對性偽資訊攻擊的公司，其每年在聲譽管理方面的開支約達95.4億美元，應對健康領域的錯誤資訊支出則約為90億美元，在處理反疫苗運動和氣候變化假新聞的開支就最多。由虛假資訊釀成的全球損失，總額更高達782億美元。

唱高散貨累人筆錢

眾所周知，政治競選也未能幸免。研究顯示，每年約有3億美元花在虛假政治廣告上；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至少有2億美元用於偽新聞。研究員還指出，他們的估計只反映出基本直接成本，背後的真正成本遠超此數。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2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受訪記者中有26%表示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報道過後來被發現包含虛假資訊的新聞，亦認為識別假消息的挑戰與日俱增，人工智能技術的發達更有利於傳播錯誤資訊。根據保險公司Nationwide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美國有34%年齡介乎18至54歲的非退休投資者曾基於網絡或社交媒體上的誤導性財經資訊（如「唱高散貨」），而作出相應投資。不僅投資者蒙受損失，市場亦失去信譽。

2023年，Arcuri等在《經濟與商業期刊》刊載的研究報告【註2】論及，有些投資者或因無法分辨新聞真偽，對公司的真實價值產生分歧，以致目標公司的股價對假消息作出反應。研究分析了2007至2019年期間，由國外發起而在美國和歐洲公布的假消息，發現對於股票報酬率而言，不利的假消息產生顯著的短期負面影響，而利好和中性的新聞則並無明顯影響。

陰謀論滲入經濟學

更有甚者，種種難以釐清的陰謀論在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下，得以廣為傳播和認同。顯例之一是某經濟大國政府竄改國內生產總值、通貨膨脹和就業數據，隱惡揚善，以唱好國內經濟。然而這個荒謬想法其實不攻自破，只因如此大規模的經濟數據有嚴格的統計方法，涉及無數獨立統計師和學者。

統計報告須通過全球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縝密審查，任何重大的造假行為根本極難隱瞞。投資者若墮進這類陰謀論的陷阱，而作出不理性的投資決策，如囤積商品或完全放棄股票市場，或會窒礙投資組合的長期增長。

此外，有陰謀論者聲稱，另一經濟大國的中央銀行背後隱藏不可告人的議程，憑藉操縱利率和貨幣政策，為求讓少數人得益，不惜犧牲大眾利益。此一謠言的荒謬之處，在於該中央銀行的運作備受監督，並極具透明度，詳盡報告和會議紀錄都屬公開。所謂秘密議程的指摘完全缺乏證據，也不符合現行的問責機制。投資者要是誤信流言而避開傳統投資途徑，或作出草率的決定，只會破壞整體金融穩定和增長。

觀乎股票市場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之說，雖也甚囂塵上，但先進市場的證券交易監管機構，往往致力打擊這些行為。股票市場規模大兼複雜性高，少數個人進行系統性操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影響市場動態的因素不一而足，包括經濟數據、企業表現和地緣政治風險，但受此說誤導的投資者，或不再信任市場，甚或完全撤離投資活動。這無疑妨礙個人參與股市提供的創富機會，尤其是長期為資產增值的契機。

還有一種名為「金蟲」（gold bugs）的陰謀論者，其論調在於傳統法定貨幣（如美元）即將崩潰，經濟衰退或惡性通脹隨之出現，而黃金正是唯一真正的避風港。

此輩論者也認為中央銀行和政府利用操縱方式壓低金價，以防止大眾放棄傳統貨幣。事實上，黃金雖是一種有內在價值的資產，卻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同時無法提供多元化投資所能提供的穩定回報。

這派論者顯然忽略了金價受供求、投資者情緒、宏觀經濟狀況等一籃子因素左右的事實。政府壓低金價的觀點，既缺乏可信證據，也無視黃金市場的透明度及其所受的監管程度。誤信這套陰謀論的投資者因過度依賴黃金，未能分散投資，以致投資風險增高、潛在回報受限。

撥亂反正力保不失

只要有社交媒體或平台繼續鼓勵製造虛假資訊，而大眾依然一窩蜂地對新聞反應過敏，環球經濟就會繼續面臨受偽資訊矇騙的風險。陰謀論製造者針對常人的恐慌情緒，削弱其邏輯推理和分析能力，以致因受洗腦而輕信荒謬言論。所以每當我們看到任何文章藉駭人聽聞的手法，意圖操控讀者情緒，例如標題帶有「就在剛剛」、「突發」、「傳瘋了」這類但求推高點擊率的誇張字眼，務必提高警覺，其中內容可能載有不懷好意的假消息。

「謊話說上千遍，就會變成真理。」正因如此，明辨是非必須從個人做起；在轉發之前，應先自行判斷所接收資訊的來源是否可靠，內容是否合理、客觀，其中觀點是否有事實或科學理據支持。這些基本準則有助將雜亂無章的訊息去蕪存菁，不但投資者受惠，虛假資訊對世界經濟造成的重大損失亦能因而減低。

【註1】： Cavazos, R., and CHEQ. 2019. The Economic Cost of Bad Actors on the Internet: Fake News in 2019.
【註2】： Arcuri, M.C., Gandolfi, G., and Russo, T. May-June 2023. “Does fake news impact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US and EU stock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125-126.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時至今日，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人工智能與數碼轉型的發展一日千里，資訊的產生與傳播有如脫韁野馬，不但影響個人行為和投資決策，亦有機會造成社會及市場恐慌，引致信任危機。本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就將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和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視為全球所面臨的最嚴重短期風險。

錯誤和虛假資訊的殺傷力何以如此驚人？皆因配以一套陰謀論，便可以提高其可信性，令普羅大眾防不勝防。隨着各地社會資訊泛濫，真偽難辨，而政治漸趨兩極化，經濟持續不振，像貨幣戰爭陰謀論以至美國登月純屬子虛烏有之說，種種傳言與臆測不脛而走。

弄虛作假代價高昂

金融投資分秒必爭，甚至在短至幾毫秒之間，即時新聞和社交媒體帖文已能令市場價格產生波動。2019年，美國巴爾的摩大學商學院教授卡瓦佐斯（Roberto Cavazos）與網絡安全公司CHEQ發表研究報告【註1】，其中指出假新聞資訊每年造成股市390億美元的損失。投資者所作決定亦因受錯誤資訊影響，每年損失約170億美元【圖】。

至於受到針對性偽資訊攻擊的公司，其每年在聲譽管理方面的開支約達95.4億美元，應對健康領域的錯誤資訊支出則約為90億美元，在處理反疫苗運動和氣候變化假新聞的開支就最多。由虛假資訊釀成的全球損失，總額更高達782億美元。

唱高散貨累人筆錢

眾所周知，政治競選也未能幸免。研究顯示，每年約有3億美元花在虛假政治廣告上；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至少有2億美元用於偽新聞。研究員還指出，他們的估計只反映出基本直接成本，背後的真正成本遠超此數。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2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受訪記者中有26%表示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報道過後來被發現包含虛假資訊的新聞，亦認為識別假消息的挑戰與日俱增，人工智能技術的發達更有利於傳播錯誤資訊。根據保險公司Nationwide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美國有34%年齡介乎18至54歲的非退休投資者曾基於網絡或社交媒體上的誤導性財經資訊（如「唱高散貨」），而作出相應投資。不僅投資者蒙受損失，市場亦失去信譽。

2023年，Arcuri等在《經濟與商業期刊》刊載的研究報告【註2】論及，有些投資者或因無法分辨新聞真偽，對公司的真實價值產生分歧，以致目標公司的股價對假消息作出反應。研究分析了2007至2019年期間，由國外發起而在美國和歐洲公布的假消息，發現對於股票報酬率而言，不利的假消息產生顯著的短期負面影響，而利好和中性的新聞則並無明顯影響。

陰謀論滲入經濟學

更有甚者，種種難以釐清的陰謀論在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下，得以廣為傳播和認同。顯例之一是某經濟大國政府竄改國內生產總值、通貨膨脹和就業數據，隱惡揚善，以唱好國內經濟。然而這個荒謬想法其實不攻自破，只因如此大規模的經濟數據有嚴格的統計方法，涉及無數獨立統計師和學者。

統計報告須通過全球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縝密審查，任何重大的造假行為根本極難隱瞞。投資者若墮進這類陰謀論的陷阱，而作出不理性的投資決策，如囤積商品或完全放棄股票市場，或會窒礙投資組合的長期增長。

此外，有陰謀論者聲稱，另一經濟大國的中央銀行背後隱藏不可告人的議程，憑藉操縱利率和貨幣政策，為求讓少數人得益，不惜犧牲大眾利益。此一謠言的荒謬之處，在於該中央銀行的運作備受監督，並極具透明度，詳盡報告和會議紀錄都屬公開。所謂秘密議程的指摘完全缺乏證據，也不符合現行的問責機制。投資者要是誤信流言而避開傳統投資途徑，或作出草率的決定，只會破壞整體金融穩定和增長。

觀乎股票市場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之說，雖也甚囂塵上，但先進市場的證券交易監管機構，往往致力打擊這些行為。股票市場規模大兼複雜性高，少數個人進行系統性操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影響市場動態的因素不一而足，包括經濟數據、企業表現和地緣政治風險，但受此說誤導的投資者，或不再信任市場，甚或完全撤離投資活動。這無疑妨礙個人參與股市提供的創富機會，尤其是長期為資產增值的契機。

還有一種名為「金蟲」（gold bugs）的陰謀論者，其論調在於傳統法定貨幣（如美元）即將崩潰，經濟衰退或惡性通脹隨之出現，而黃金正是唯一真正的避風港。

此輩論者也認為中央銀行和政府利用操縱方式壓低金價，以防止大眾放棄傳統貨幣。事實上，黃金雖是一種有內在價值的資產，卻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同時無法提供多元化投資所能提供的穩定回報。

這派論者顯然忽略了金價受供求、投資者情緒、宏觀經濟狀況等一籃子因素左右的事實。政府壓低金價的觀點，既缺乏可信證據，也無視黃金市場的透明度及其所受的監管程度。誤信這套陰謀論的投資者因過度依賴黃金，未能分散投資，以致投資風險增高、潛在回報受限。

撥亂反正力保不失

只要有社交媒體或平台繼續鼓勵製造虛假資訊，而大眾依然一窩蜂地對新聞反應過敏，環球經濟就會繼續面臨受偽資訊矇騙的風險。陰謀論製造者針對常人的恐慌情緒，削弱其邏輯推理和分析能力，以致因受洗腦而輕信荒謬言論。所以每當我們看到任何文章藉駭人聽聞的手法，意圖操控讀者情緒，例如標題帶有「就在剛剛」、「突發」、「傳瘋了」這類但求推高點擊率的誇張字眼，務必提高警覺，其中內容可能載有不懷好意的假消息。

「謊話說上千遍，就會變成真理。」正因如此，明辨是非必須從個人做起；在轉發之前，應先自行判斷所接收資訊的來源是否可靠，內容是否合理、客觀，其中觀點是否有事實或科學理據支持。這些基本準則有助將雜亂無章的訊息去蕪存菁，不但投資者受惠，虛假資訊對世界經濟造成的重大損失亦能因而減低。

【註1】： Cavazos, R., and CHEQ. 2019. The Economic Cost of Bad Actors on the Internet: Fake News in 2019.
【註2】： Arcuri, M.C., Gandolfi, G., and Russo, T. May-June 2023. “Does fake news impact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US and EU stock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125-126.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上月在本欄撰文，開宗明義指出，透過經濟時間序列，運用一目了然的圖表和一致的相關理論，大大有助於解讀本地經濟的發展大局【註】。本文聚焦以下七大範疇：物流和運輸、本地生產總值、物價、勞工市場、產業、人口結構和經濟展望指標，運用圖表數據分析各範疇表現和未來挑戰。

貨櫃量跌陸運飆

香港憑藉其戰略位置、天然深水港、完善的貨櫃運輸設施，發展成世界最繁盛港口之一兼亞洲主要轉運樞紐。二十一世紀初，受惠於「前店後廠」模式，香港由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中轉貨物到全球市場，刺激其貨櫃吞吐量激增。然而，自2010年代起，由於中國內地港口的長足發展，貨輪毋須再經香港中轉貨物至內地城市，以致本地的海運吞吐量逐漸下跌【圖D1】。

空運方面，香港佔盡地利，加上覆蓋廣闊的航空網絡和首屈一指的國際機場，促進本港成為區域航空貨運的重要樞紐。有賴毗鄰珠三角經濟區「前店後廠」之利，香港的空運吞吐量錄得增長勢頭【圖D2】。然而，近年面臨鄰近機場（尤其是內地）的挑戰，為保持航空貨運樞紐的領先地位，香港國際機場必須提高營運效率、優化貨運設施、採用先進技術和加強連通性。

客運量方面，香港作為國際樞紐，航空旅行在連接香港與世界各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反映在航空客運量多年來的顯著增長【圖D3】。即便如此，新冠疫情過後，航空客運量仍有待恢復至疫前高峰水平。

香港三面環水，擁有完善的水運網絡，便於連接鄰近地區，促進水路跨境客運量（港澳碼頭尤甚）歷來的增長。2018年港珠澳大橋開通，水路跨境客運量卻有所放緩，在疫情過後維持於低水平【圖D4】。

陸路方面，深圳灣公路大橋、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促使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陸路連結。踏入本世紀，陸路跨境客運量持續攀升，新冠疫後亦急速反彈【圖D5】。

GDP穩增通脹低

過去數十年來，生產力、勞動力和有利的營商環境，促成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長期趨升【圖E】，使香港成為全球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1997年後，香港的人均GDP平均按年增長約2%【圖E1B】；私人消費和進出口亦反映類似GDP的發展趨勢【圖E3A及圖E4A】。

由於港元透過聯繫匯率制度緊貼美元，受惠於美國審慎的貨幣政策，本港通脹率處於低水平，兼且穩定。2010年以來，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按月增長0.2%【圖F1B】。住屋、食品、交通和水電等費用為影響整體消費物價指數的主要因素。

自1980年代開始，香港將經濟發展的重點從製造業轉向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業，導致許多傳統行業衰落，本港勞工市場需要更高教育水平和新技能的勞動力。

2010年代經濟穩定，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分別維持在3%至4%和1%至2%水平，而人口老化則導致近年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圖G2】。香港工資增長顯著低於經濟增長。自1999年至今，實質工資指數和實質平均薪金指數增長僅約三成【圖G3A】，反觀同期實質GDP增長則約有一倍。

面對以上各種趨勢，香港須設法應對因人口老化引致的勞動力短缺，以及因工資增長遲緩而造成的收入不均問題；至於各項勞工福利相關議題，亦將為勞動市場帶來莫大挑戰。

旅遊業比重急降

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為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涵蓋廣泛行業，包括法律、會計、資訊科技、廣告、工程、建築設計及測量服務等。

自2010年代起，以GDP佔比計算，金融服務業日趨重要。相對而言，貿易及物流業的重要性有下跌趨勢；而新冠疫情重創原本只佔GDP 5%的旅遊業，近年來其GDP佔比更大幅下降至低於1%【圖H3A】。

其他行業方面，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顯著，其GDP佔比維持在5%左右。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環保產業、航空運輸、體育及相關活動的GDP佔比均徘徊在5%以下。

本地人口持續穩定增長，現已達750多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前來生活和工作。

香港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由於醫療保健和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85歲【圖I5】。由於出生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人口急速老化【圖I1】。另一方面，香港的整體教育水平持續提高【圖I6】。

至於結婚率和離婚率，自1970年代以來，隨着社會規範改變、女性教育和就業機會增加和初婚年齡提高，結婚率呈現下跌趨勢；相反，離婚率則上升【圖I3】，顯示社會對離婚的看法和接受程度有所改變。同時，由於生活成本增加、職業壓力和家庭願景改變等因素，本港生育率大幅下降。1970年代，生育率約為每名婦女生育3.5名子女，但到2023年已跌至約0.75名子女，遠低於更替水平【圖I4】。

營商指標偏審慎

對於未來經濟增長，各大機構都會定期發表不同指標供各界參考，包括以下5個追蹤香港經濟發展的指標。

「業務展望按季統計調查」由政府統計處負責進行，有關報告顯示各行業企業的營商信心和展望，正面的指數表示前景整體樂觀，負面指數則表示前景整體悲觀。

政府統計處亦編製《中小型企業業務狀況按月統計調查報告》，刊載中小企業務收益的動向指數，對比中小企預期未來一個月的業務情況與當前情況。指數高於50代表業務情況普遍向好，低於50則代表情況惡化。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獨立進行。作為衡量本港中小企表現的綜合指數，其計算方式基於多個經濟指標的加權平均；這些指標包括零售銷售額、工業生產指數和出口額等。

如果指數呈現上升趨勢，表示中小企的經濟表現正在改善。相反，如果指數處於下降趨勢，則意味着中小企的經濟表現受壓，可能預示經濟衰退或商業環境面臨不利因素。

「香港貿易發展局出口指數」評估從事出口活動的香港公司的情緒和預期。當出口指數高於50時，意味着公司整體上對未來的出口前景感到樂觀，低於50則表示對前景感到悲觀。

「標普全球香港採購經理指數」基於對各行業採購經理的調查，以新訂單、就業人數和產出等因素反映經濟表現。指數高於50表示經濟活動擴張，而低於50則表示經濟活動收縮。

整體而言，近年香港各行業公司（尤其是中小企）對本地營商環境和出口展望偏向審慎。這顯示地緣政治導致營商環境挑戰重重、內地遊客消費模式改變，以及來自周邊地區的競爭更趨劇烈。

【註】： 〈數據剖析香港物業市場大局〉，2024年7月17日，〈數據剖析香港金融及旅遊宏觀市場〉，2024年7月18日，何志培，《信報》

何志培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曹曦月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筆者上月在本欄撰文，開宗明義指出，透過經濟時間序列，運用一目了然的圖表和一致的相關理論，大大有助於解讀本地經濟的發展大局【註】。本文聚焦以下七大範疇：物流和運輸、本地生產總值、物價、勞工市場、產業、人口結構和經濟展望指標，運用圖表數據分析各範疇表現和未來挑戰。

貨櫃量跌陸運飆

香港憑藉其戰略位置、天然深水港、完善的貨櫃運輸設施，發展成世界最繁盛港口之一兼亞洲主要轉運樞紐。二十一世紀初，受惠於「前店後廠」模式，香港由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中轉貨物到全球市場，刺激其貨櫃吞吐量激增。然而，自2010年代起，由於中國內地港口的長足發展，貨輪毋須再經香港中轉貨物至內地城市，以致本地的海運吞吐量逐漸下跌【圖D1】。

空運方面，香港佔盡地利，加上覆蓋廣闊的航空網絡和首屈一指的國際機場，促進本港成為區域航空貨運的重要樞紐。有賴毗鄰珠三角經濟區「前店後廠」之利，香港的空運吞吐量錄得增長勢頭【圖D2】。然而，近年面臨鄰近機場（尤其是內地）的挑戰，為保持航空貨運樞紐的領先地位，香港國際機場必須提高營運效率、優化貨運設施、採用先進技術和加強連通性。

客運量方面，香港作為國際樞紐，航空旅行在連接香港與世界各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反映在航空客運量多年來的顯著增長【圖D3】。即便如此，新冠疫情過後，航空客運量仍有待恢復至疫前高峰水平。

香港三面環水，擁有完善的水運網絡，便於連接鄰近地區，促進水路跨境客運量（港澳碼頭尤甚）歷來的增長。2018年港珠澳大橋開通，水路跨境客運量卻有所放緩，在疫情過後維持於低水平【圖D4】。

陸路方面，深圳灣公路大橋、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促使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陸路連結。踏入本世紀，陸路跨境客運量持續攀升，新冠疫後亦急速反彈【圖D5】。

GDP穩增通脹低

過去數十年來，生產力、勞動力和有利的營商環境，促成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長期趨升【圖E】，使香港成為全球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1997年後，香港的人均GDP平均按年增長約2%【圖E1B】；私人消費和進出口亦反映類似GDP的發展趨勢【圖E3A及圖E4A】。

由於港元透過聯繫匯率制度緊貼美元，受惠於美國審慎的貨幣政策，本港通脹率處於低水平，兼且穩定。2010年以來，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按月增長0.2%【圖F1B】。住屋、食品、交通和水電等費用為影響整體消費物價指數的主要因素。

自1980年代開始，香港將經濟發展的重點從製造業轉向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業，導致許多傳統行業衰落，本港勞工市場需要更高教育水平和新技能的勞動力。

2010年代經濟穩定，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分別維持在3%至4%和1%至2%水平，而人口老化則導致近年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圖G2】。香港工資增長顯著低於經濟增長。自1999年至今，實質工資指數和實質平均薪金指數增長僅約三成【圖G3A】，反觀同期實質GDP增長則約有一倍。

面對以上各種趨勢，香港須設法應對因人口老化引致的勞動力短缺，以及因工資增長遲緩而造成的收入不均問題；至於各項勞工福利相關議題，亦將為勞動市場帶來莫大挑戰。

旅遊業比重急降

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為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涵蓋廣泛行業，包括法律、會計、資訊科技、廣告、工程、建築設計及測量服務等。

自2010年代起，以GDP佔比計算，金融服務業日趨重要。相對而言，貿易及物流業的重要性有下跌趨勢；而新冠疫情重創原本只佔GDP 5%的旅遊業，近年來其GDP佔比更大幅下降至低於1%【圖H3A】。

其他行業方面，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顯著，其GDP佔比維持在5%左右。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環保產業、航空運輸、體育及相關活動的GDP佔比均徘徊在5%以下。

本地人口持續穩定增長，現已達750多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前來生活和工作。

香港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由於醫療保健和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85歲【圖I5】。由於出生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人口急速老化【圖I1】。另一方面，香港的整體教育水平持續提高【圖I6】。

至於結婚率和離婚率，自1970年代以來，隨着社會規範改變、女性教育和就業機會增加和初婚年齡提高，結婚率呈現下跌趨勢；相反，離婚率則上升【圖I3】，顯示社會對離婚的看法和接受程度有所改變。同時，由於生活成本增加、職業壓力和家庭願景改變等因素，本港生育率大幅下降。1970年代，生育率約為每名婦女生育3.5名子女，但到2023年已跌至約0.75名子女，遠低於更替水平【圖I4】。

營商指標偏審慎

對於未來經濟增長，各大機構都會定期發表不同指標供各界參考，包括以下5個追蹤香港經濟發展的指標。

「業務展望按季統計調查」由政府統計處負責進行，有關報告顯示各行業企業的營商信心和展望，正面的指數表示前景整體樂觀，負面指數則表示前景整體悲觀。

政府統計處亦編製《中小型企業業務狀況按月統計調查報告》，刊載中小企業務收益的動向指數，對比中小企預期未來一個月的業務情況與當前情況。指數高於50代表業務情況普遍向好，低於50則代表情況惡化。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獨立進行。作為衡量本港中小企表現的綜合指數，其計算方式基於多個經濟指標的加權平均；這些指標包括零售銷售額、工業生產指數和出口額等。

如果指數呈現上升趨勢，表示中小企的經濟表現正在改善。相反，如果指數處於下降趨勢，則意味着中小企的經濟表現受壓，可能預示經濟衰退或商業環境面臨不利因素。

「香港貿易發展局出口指數」評估從事出口活動的香港公司的情緒和預期。當出口指數高於50時，意味着公司整體上對未來的出口前景感到樂觀，低於50則表示對前景感到悲觀。

「標普全球香港採購經理指數」基於對各行業採購經理的調查，以新訂單、就業人數和產出等因素反映經濟表現。指數高於50表示經濟活動擴張，而低於50則表示經濟活動收縮。

整體而言，近年香港各行業公司（尤其是中小企）對本地營商環境和出口展望偏向審慎。這顯示地緣政治導致營商環境挑戰重重、內地遊客消費模式改變，以及來自周邊地區的競爭更趨劇烈。

【註】： 〈數據剖析香港物業市場大局〉，2024年7月17日，〈數據剖析香港金融及旅遊宏觀市場〉，2024年7月18日，何志培，《信報》

何志培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曹曦月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過去一個月，內地高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相繼放榜，時至今日，塵埃逐漸落定。考生何去何從，不僅影響眾多家庭的生活節奏，亦是社會經濟狀況的晴雨表。今年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短期市場回報率成為考生擇校的主導因素。

社會上對此現象反應不一，貶之者認為急功近利，褒之者則謂識時務者為俊傑。或貶或褒，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社會面臨一個嚴峻的社會現象：教育上的高投入並沒有帶來高回報，高學歷者反而就業難。這種教育投資與回報率不相稱的新現象引出了一個問題：上大學還值得嗎？

擇校不求陽春白雪

本地「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於上周三公布遴選結果。不出意外，醫科、商科、金融這類實用課程仍是優秀考生的不二之選。中文大學（中大）稱，全港前百名中學文憑考試尖子之中，近半選讀該校醫科。

今屆10名公開試狀元中，8人被香港大學（港大）和中大的醫學院錄取，另外兩人分別入讀港大和科技大學的環球商業管理課程。

內地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由於經濟大勢仍處於調整期，加上國家的調控和輿論引導，財經金融類課程的受歡迎程度急劇下降，內地名校的商學院已不再是各地高考狀元的首選。尖子生的去向大致兵分兩路，一是傳統的數理化基礎學科，二是電腦、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等當時得令的科技課程。

對於普通學生而言，修讀出路好的課程比入讀名校的吸引力更大。以深圳為例，不僅南方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分校這類科技強校受到高分考生的青睞，連深圳技術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等以前名不見經傳的院校，其電腦、資訊工程、自動化課程也成為大熱門，收生要求更高於一些傳統名校。在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的省份，高分學生選擇就讀職業學校的例子比比皆是。內地一家主流招聘網站最新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在受訪的大學生中，超過一半認為回到職業學校學習技能，可以拓闊畢業後求職之路。

投資與產出失調

考生放棄興趣與理想，淡化長期的職業生涯規劃，而選擇短期容易就業的實用課程，固然折射出當下經濟的不確定性，也反映出中國教育產業投入高卻出路窄的問題。港大本月初公布的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顯示，撇除暫緩就業或不願就業的學生，2023年學士學位畢業生就業率高達98.8％，平均月薪接近3.2萬元，較前一年上升3.4％。同期，其他各大學也表現良好，畢業生就業率均逾70％，難怪不少人把港校列為性價比最高的梯隊。

相比之下，內地研究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頗為嚴峻。不僅一般高等院校學生找工作困難，即使最頂尖的大學畢業生也不見得容易；更不尋常的是，就業難度與教育程度成反比。根據智聯招聘今年3、4月的問卷調研，內地「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最高，但也只有57％。碩士、博士畢業生的就業率僅44.4％，本科生雖略高，亦不過45.4％，大專生的就業率反而高達56.6％。

這種學歷愈高就業愈難的現象，主因是中國教育產業在過去20年擴張過度。一些短、平、快的實用課程勉強提升到研究院水平，一旦就業需求下降，普通院校的碩士、博士畢業生便會被勞動力市場邊緣化。在家庭層面，則是投入產出的極度失當。在中國，孩子學歷每上一個台階，父母都要作出巨大犧牲。當前出現教育回報倒掛的現象，許多家庭在教育投資一環便要重新考量。

人力資本價值難定

教育回報率的估算是勞動經濟學的一個經典問題。在美國，經濟學家幾十年的估算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段很長時間，每人的學校教育年期每增加1 年，其收入平均增長7％至8％，亦即相當於美國股票市場的平均年收益率。因此，一些專家把美國二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30年歸功於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雙高回報。

至於中國，由於缺乏具有全民代表性的樣本，對教育回報率的估算莫衷一是，有高達30%至40％，有低至2%至4％。這種差異除了是數據偏差外，另外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地域之間差異大，從東部沿海城市的樣本與西部內陸地區的樣本，所得結果一定是迥然相異。二是經濟結構變化極快，10年前的高教育回報未必能在10年後維持下去。

儘管中國家庭仍然重視教育，未來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卻充滿隱憂。由改革開放而引發的產業分工，給全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水漲船高，人口紅利帶動教育紅利的增長。隨着人口紅利逐漸消散，教育紅利也就沒那麼顯著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不均加劇，社會流動性減弱，凡此種種都會抑制教育回報。未來10年，對教育衝擊最大的因素，相信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使用，相關變革將給教育回報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面對大學生就業困難，一些人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大量扶植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大學。目前中國高技能人才約5000多萬人，佔技能人才比例大概28％。從市場需求來看，通過職業大學培養高技能人才確實有相當大的空間；以普通家庭而言，入讀職業大學也不失為降本增效的好方法。但是，把職業大學當作高等教育的落腳點未免有失偏頗。

大學適度逆市操作

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無疑十分多元化，對複合型人才的需求遠遠大於單一技能型的人才，前者只有在綜合性大學才能夠較好地培養出來。中國如果要走上知識型經濟的道路，必須依靠大批有學識、富創意的高質素人才，而不是單純的高技能人才。再者，日後技術發展對單一性的技能型人才可能出現很強的替代效應，對綜合性人才則有互補關係。

歸根究柢，大學不應完全跟着市場走，而理應前瞻性地發展，甚至適度地採取與市場逆向的操作。正如剛在上周辭世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先生曾在北京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表的演講，標題正是：「沒有今日的基礎科學，就沒有明日的科技應用」。

因此，研究型大學可以對基礎學科和某些相對冷門的課程提供額外資助，吸引傑出學生就讀。香港的高等學府不受內地勞動力市場直接影響，在這方面別具優勢。這也是港校擴大影響、回饋社會的策略性方式。

吳延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