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特朗普拒絕接受選舉失敗結果，釀成國會山莊的暴動，當時的畫面仍歷歷在目。在國際事務波詭雲譎之間，轉瞬又是美國大選臨近之日。這次選舉甚具歷史性，除了可能出現首位女性及少數族裔總統，或多年來首位前總統捲土重來的看點，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和國際局勢均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未來數年危機四伏。

81%人視最重要議題

在剛過去的短短數年間，爆發了難以排解的俄烏戰爭和以哈衝突，也出現了歐美40年來首見的高通脹，還有美國對中國的高壓科技戰，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高歌猛進。這些演變也導致了各種應對和合縱連環。美國將由誰領導、做怎樣的決策，都可能改變歷史的軌跡。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大概也在盤算如何對沖美國大選帶來的風險。

美國選民關心的政策，主要是經濟、醫療、移民、墮胎、槍械管制和外交等，而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重點又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經濟仍然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上月初發表的調查報告【註】，經濟是選民考慮的最主要議題，有81%選民認為非常重要，遠高於排第二的醫療（65%）。至於國際關注的氣候變化，則因特朗普支持者的冷淡而相對不受重視。

美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影響着大選結果。最直接反映這一點的是1992年克林頓選舉時的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It is the economy, stupid）。翻開過去約一個世紀的美國選舉歷史，若果選舉日之前兩年內沒有經濟衰退，那麼在任總統均順利連任，這包括12個案例，近年的例子有克林頓、小布殊和奧巴馬。若兩年內出現經濟衰退，則全部連任失敗，這情況有6個案例，包括較近年的卡特、老布殊和特朗普。若果以這個為唯一準則，拜登幾可連任。但民主黨陣前易帥，改由賀錦麗應戰特朗普，之前的歷史總結是否仍適用於同政黨候選人，尚待5星期後檢定。

當前美國的宏觀經濟情況，通脹已經放緩，逐漸接近聯儲局的2%目標，失業率約4%，屬於歷史上較低水平，表面上看相對穩妥，但也有人擔心經濟衰退已在醞釀，兩星期前聯儲局開始了減息周期，減幅0.5厘，高於市場一般估計，或許反映經濟放緩的速度比預期快。然而，選民不容易掌握未來的經濟情況並以此作為投票參考，他們多半就個人的際遇來判斷，這或許不利於賀錦麗。

選民更信任特朗普

拜登任內經歷了美國40年來首次達到8%的高通脹。按照聯儲局經濟數據庫（FRED）的資料，從2021年首季到本年第二季，全職僱員的實質所得中位數只輕微下跌了0.8%。換句話說，期內的物價上升，差不多由工資上升所補償。但選民仍會不滿，因為他們普遍認為，工資上升是自己應有的努力成果，而物價上升則因政策失誤所致。現時通脹大約穩定下來，不過只要仍然是正數，平均價格仍然不會下落。選民在超市看到物價高於拜登上任前水平，很少會聯想到工資是否也增加了。

這些情緒有多大程度從拜登轉移到賀錦麗身上，並不清楚。或許賀錦麗一直都沒有參與制定經濟政策，選民不大會把通脹歸咎於她，但反過來說，她在經濟事務上的空白，亦是她的主要弱點。在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中，較多選民相信特朗普有較好的經濟決策，與賀錦麗是55%與45%之比，特朗普在這方面的「優勢」，是各項政策議題中比較大的一項。

在對外經貿方面，基於特朗普的競選言論，不難看出他會沿用數年前在任時的單邊主義政策，以美國為唯一考慮主體，減少或退出多邊經濟合作關係。他的主要武器是關稅，仍然堅持關稅是對外國的懲罰，稅項由外國承擔。他曾明確指出，當選後會對中國所有產品徵收60%及對其他國家產品徵收10%關稅，將被外國工人「偷取」的工作崗位帶回美國，並以關稅所得減少國民的入息稅。

大加關稅害苦百姓

特朗普在2017年初就任總統，到年底成功通過《減稅和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但其中一些入息稅的削減，有效期只到2025年。特朗普希望長期維持較低的稅率，並以關稅所得彌補政府入息稅所失，這明顯是愚弄和收買人心。選民或會只看表面，認為降低入息稅對自己明顯有利，但沒有考慮到加關稅會提高自己購買外國產品的價格。特朗普最近又變本加厲，說可以對其他國家進口的產品關稅由10%加至20%，以及對那些要去美元化的國家（自然包括中國）產品徵收100%關稅。

美國著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就特朗普的建議做了些數據分析，認為關稅收入難以取代部分損失的入息稅。美國政府向中國產品徵收關稅所得的款項，在2022年最高峰時，只及美國聯邦政府總稅收的1.2%，而中國已經是美國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地。美國從中國以外地區進口徵收關稅，因平均稅率低於中國產品，款項亦不會太多。2023年，美國總關稅收入只是聯邦政府總稅收的2%，而個人所得稅則達到49%。特朗普即使大幅提高關稅，也難以彌補削減個人或企業所得稅的財政損失。

PIIE的另一個計算是，根據特朗普建議，維持TCJA個人所得稅較低的稅率，但對中國產品關稅提高至60%，以及從其他地區進口的關稅增加至20%。這樣的話，一般家庭會繼續繳付較低的入息稅，但要付出較高價格購買外國產品，結果是得不償失。一個在收入中位數水平的家庭，每年的淨損失為2600美元，只有最高1%收入的家庭，因為入息稅減免的數額較大，能夠受惠於特朗普的建議。

換句話說，特朗普的貿易和稅收方案，不但對絕大部分人有損無益，還會使收入分配惡化。

賀錦麗料蕭規曹隨

在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關稅最高達25%。當時中國在以牙還牙之餘，仍希望維持一些雙方談判和管理糾紛的空間。猶記得當時雙方政府高層經過多輪會議，最終在2020年1月達成《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隨後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國際貿易，拜登上台後又對中國不斷加碼打壓，中美維持經濟合作的空間愈來愈小。若美國把關稅提升至60%甚至100%，並施於所有中國產品，中國自然會大力還擊，兩國經濟全面脫鈎的機會愈來愈大。還有，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貿易國，其中不少供應鏈涉及多個第三方經濟體，全球經貿將會因重新執位而增加成本。

至於賀錦麗的對外經貿政策，因她過往的工作不在有關範圍，目前並不清晰。估計她在短期內離不開拜登或之前奧巴馬的政策。前者的話，她會繼續團結歐亞各盟友對付中國和俄羅斯，但隨着南方經濟的發展和歐洲經濟的衰弱，美國已逐漸有心無力，如拜登刻意推動、針對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及對非洲和拉美的拉攏，都沒有什麼成果。

賀錦麗在沒有新思維的情況下，或會利用現有平台，重新加入奧巴馬政府建立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一來是亞太區仍然是全球增長最快、最有前景的地區，脫歐後的英國在沒有達成重要新貿易協議下，即使不在亞太區，亦已成為會員；二來，美國可以通過CPTPP平台重塑其作為世界經濟領導者的形象，表現出積極合作的態度，爭取盟友和南方經濟體的支持；三來又可以抵消中國在區內的經濟影響力。美國加入CPTPP或會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分庭抗禮。此外，中國也有申請加入CPTPP，若美國先成為會員，便多了掣肘中國的渠道。

美國總統選舉決定於選舉人票而非普選票，因此一些搖擺州起着決定性作用。美國商務部的經濟分析局（BEA）數天前發表各州在本年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好幾個搖擺州的表現都高於全國平均，特別是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若短期的經濟表現真的轉化為選票，賀錦麗便可輕鬆入主白宮了。

註：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9/09/issues-and-the-2024-electio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21年初，特朗普拒絕接受選舉失敗結果，釀成國會山莊的暴動，當時的畫面仍歷歷在目。在國際事務波詭雲譎之間，轉瞬又是美國大選臨近之日。這次選舉甚具歷史性，除了可能出現首位女性及少數族裔總統，或多年來首位前總統捲土重來的看點，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和國際局勢均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未來數年危機四伏。

81%人視最重要議題

在剛過去的短短數年間，爆發了難以排解的俄烏戰爭和以哈衝突，也出現了歐美40年來首見的高通脹，還有美國對中國的高壓科技戰，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高歌猛進。這些演變也導致了各種應對和合縱連環。美國將由誰領導、做怎樣的決策，都可能改變歷史的軌跡。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大概也在盤算如何對沖美國大選帶來的風險。

美國選民關心的政策，主要是經濟、醫療、移民、墮胎、槍械管制和外交等，而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重點又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經濟仍然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上月初發表的調查報告【註】，經濟是選民考慮的最主要議題，有81%選民認為非常重要，遠高於排第二的醫療（65%）。至於國際關注的氣候變化，則因特朗普支持者的冷淡而相對不受重視。

美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影響着大選結果。最直接反映這一點的是1992年克林頓選舉時的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It is the economy, stupid）。翻開過去約一個世紀的美國選舉歷史，若果選舉日之前兩年內沒有經濟衰退，那麼在任總統均順利連任，這包括12個案例，近年的例子有克林頓、小布殊和奧巴馬。若兩年內出現經濟衰退，則全部連任失敗，這情況有6個案例，包括較近年的卡特、老布殊和特朗普。若果以這個為唯一準則，拜登幾可連任。但民主黨陣前易帥，改由賀錦麗應戰特朗普，之前的歷史總結是否仍適用於同政黨候選人，尚待5星期後檢定。

當前美國的宏觀經濟情況，通脹已經放緩，逐漸接近聯儲局的2%目標，失業率約4%，屬於歷史上較低水平，表面上看相對穩妥，但也有人擔心經濟衰退已在醞釀，兩星期前聯儲局開始了減息周期，減幅0.5厘，高於市場一般估計，或許反映經濟放緩的速度比預期快。然而，選民不容易掌握未來的經濟情況並以此作為投票參考，他們多半就個人的際遇來判斷，這或許不利於賀錦麗。

選民更信任特朗普

拜登任內經歷了美國40年來首次達到8%的高通脹。按照聯儲局經濟數據庫（FRED）的資料，從2021年首季到本年第二季，全職僱員的實質所得中位數只輕微下跌了0.8%。換句話說，期內的物價上升，差不多由工資上升所補償。但選民仍會不滿，因為他們普遍認為，工資上升是自己應有的努力成果，而物價上升則因政策失誤所致。現時通脹大約穩定下來，不過只要仍然是正數，平均價格仍然不會下落。選民在超市看到物價高於拜登上任前水平，很少會聯想到工資是否也增加了。

這些情緒有多大程度從拜登轉移到賀錦麗身上，並不清楚。或許賀錦麗一直都沒有參與制定經濟政策，選民不大會把通脹歸咎於她，但反過來說，她在經濟事務上的空白，亦是她的主要弱點。在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中，較多選民相信特朗普有較好的經濟決策，與賀錦麗是55%與45%之比，特朗普在這方面的「優勢」，是各項政策議題中比較大的一項。

在對外經貿方面，基於特朗普的競選言論，不難看出他會沿用數年前在任時的單邊主義政策，以美國為唯一考慮主體，減少或退出多邊經濟合作關係。他的主要武器是關稅，仍然堅持關稅是對外國的懲罰，稅項由外國承擔。他曾明確指出，當選後會對中國所有產品徵收60%及對其他國家產品徵收10%關稅，將被外國工人「偷取」的工作崗位帶回美國，並以關稅所得減少國民的入息稅。

大加關稅害苦百姓

特朗普在2017年初就任總統，到年底成功通過《減稅和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但其中一些入息稅的削減，有效期只到2025年。特朗普希望長期維持較低的稅率，並以關稅所得彌補政府入息稅所失，這明顯是愚弄和收買人心。選民或會只看表面，認為降低入息稅對自己明顯有利，但沒有考慮到加關稅會提高自己購買外國產品的價格。特朗普最近又變本加厲，說可以對其他國家進口的產品關稅由10%加至20%，以及對那些要去美元化的國家（自然包括中國）產品徵收100%關稅。

美國著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就特朗普的建議做了些數據分析，認為關稅收入難以取代部分損失的入息稅。美國政府向中國產品徵收關稅所得的款項，在2022年最高峰時，只及美國聯邦政府總稅收的1.2%，而中國已經是美國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地。美國從中國以外地區進口徵收關稅，因平均稅率低於中國產品，款項亦不會太多。2023年，美國總關稅收入只是聯邦政府總稅收的2%，而個人所得稅則達到49%。特朗普即使大幅提高關稅，也難以彌補削減個人或企業所得稅的財政損失。

PIIE的另一個計算是，根據特朗普建議，維持TCJA個人所得稅較低的稅率，但對中國產品關稅提高至60%，以及從其他地區進口的關稅增加至20%。這樣的話，一般家庭會繼續繳付較低的入息稅，但要付出較高價格購買外國產品，結果是得不償失。一個在收入中位數水平的家庭，每年的淨損失為2600美元，只有最高1%收入的家庭，因為入息稅減免的數額較大，能夠受惠於特朗普的建議。

換句話說，特朗普的貿易和稅收方案，不但對絕大部分人有損無益，還會使收入分配惡化。

賀錦麗料蕭規曹隨

在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關稅最高達25%。當時中國在以牙還牙之餘，仍希望維持一些雙方談判和管理糾紛的空間。猶記得當時雙方政府高層經過多輪會議，最終在2020年1月達成《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隨後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國際貿易，拜登上台後又對中國不斷加碼打壓，中美維持經濟合作的空間愈來愈小。若美國把關稅提升至60%甚至100%，並施於所有中國產品，中國自然會大力還擊，兩國經濟全面脫鈎的機會愈來愈大。還有，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貿易國，其中不少供應鏈涉及多個第三方經濟體，全球經貿將會因重新執位而增加成本。

至於賀錦麗的對外經貿政策，因她過往的工作不在有關範圍，目前並不清晰。估計她在短期內離不開拜登或之前奧巴馬的政策。前者的話，她會繼續團結歐亞各盟友對付中國和俄羅斯，但隨着南方經濟的發展和歐洲經濟的衰弱，美國已逐漸有心無力，如拜登刻意推動、針對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及對非洲和拉美的拉攏，都沒有什麼成果。

賀錦麗在沒有新思維的情況下，或會利用現有平台，重新加入奧巴馬政府建立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一來是亞太區仍然是全球增長最快、最有前景的地區，脫歐後的英國在沒有達成重要新貿易協議下，即使不在亞太區，亦已成為會員；二來，美國可以通過CPTPP平台重塑其作為世界經濟領導者的形象，表現出積極合作的態度，爭取盟友和南方經濟體的支持；三來又可以抵消中國在區內的經濟影響力。美國加入CPTPP或會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分庭抗禮。此外，中國也有申請加入CPTPP，若美國先成為會員，便多了掣肘中國的渠道。

美國總統選舉決定於選舉人票而非普選票，因此一些搖擺州起着決定性作用。美國商務部的經濟分析局（BEA）數天前發表各州在本年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好幾個搖擺州的表現都高於全國平均，特別是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若短期的經濟表現真的轉化為選票，賀錦麗便可輕鬆入主白宮了。

註：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9/09/issues-and-the-2024-electio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零工經濟（Gig Economy）已成為全球趨勢，如何在勞工權益、商業利益和科技進步之間取得微妙平衡，是全球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參考Statista的數據，零工工作者人數預計於2027年佔美國勞動人口的51%。在香港，隨着愈來愈多人從事短期合約和自由職業工作，傳統的勞工保障制度亦有待進一步完善。

勞工權利、商業利益和科技之間的相互作用頗為複雜，政策制定者和產業領導者需要在蹺蹺板上尋找平衡。一方面，科技進步和廉價的零工成本，為平台經濟提供繁榮發展的條件，而平台經濟也確實創造出大量具靈活性和自由度的工種，為人們獲取收入提供傳統工作以外的渠道。另一方面，平台公司在市場中的強勢地位使零工工作者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只能接受平台公司單方面預設的待遇。

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淺談中國內地、美國、英國和新加坡在勞工法例方面的轉變，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社會對零工經濟更多的政策討論。必須承認的是，世界各地面對的情況不盡相同，且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我們在參考外地經驗的同時，應結合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框架，以平衡商業創新發展和維護零工工作者權益的需要。

參考內地美英星洲經驗

零工經濟在中國內地發展蓬勃。據報道，美團CEO王興在最近的內部信中透露，共有745萬騎手於2023年通過美團平台獲得超過800億元人民幣的報酬。除了外賣騎手外，網約車司機、內容創作者等零工工種在內地已十分普遍，社會愈來愈關注平台巨頭在保障零工工作者權益方面的社會責任。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指導下，外賣平台餓了麼於去年7月與300餘萬名騎手簽訂行業首份全網集體合同，以回應騎手關注的勞動保障、保險福利、申訴通道等問題。目前，餓了麼已在上海成立爭議調解中心，以期優化內部的糾紛化解機制。

面對零工經濟的擴張，中國政府在保障勞動權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安全部於2024年印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工報酬權益保障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服務指南》等一系列文件，主要從報酬待遇、休息時間、維權渠道三方面界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利。在報酬待遇方面，政策規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工資適用於當地政府規定的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如在法定假日工作，更應獲得高於平日工作時間的勞動報酬。為保障勞動者獲得必要的休息時間，政策規定當勞動者工作時間達到上限時，平台應當停止向其推送訂單一定時間。如果勞動權益遭受損害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亦可通過企業內部勞動糾紛化解、工會、相關部門機構權益維護服務等機制進行維權。

在美國，科技創新使企業能夠利用數位平台拓展市場，而政府則在確保公平勞動實踐方面發揮作用。一般而言，只有「僱員」受美國聯邦和州立勞工法例保障，但美國一些較發達的州份已自行立法，嘗試保障零工工人的權益。例如，紐約市於2023年通過「提高外送員最低工資標準」法案，將外送員的最低時薪從7.09美元大幅提升至17.96美元。然而，該法案引起業界強烈不滿，包括Uber Eats、DoorDash和Grubhub在內的平台公司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與此同時，平台公司把增加的薪資成本轉嫁給餐廳和消費者，隨着外送費增加，消費者開始減少在餐飲平台下單的頻率，外賣騎手的就業也面臨窘境。

在英國，勞動關係包括僱員、工人和自僱者3種身份。2016年，Uber司機向就業法庭提出訴訟，認為他們受雇於Uber，應享受帶薪年假等福利和受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經歷6年官司，英國最高法院最終裁定Uber應把其平台的司機視為工人而非自僱者。儘管如此，Uber仍聲稱該裁決只適用於2016年使用其軟件的司機，而非現時平台中的所有司機。近期，英國工黨上台執政，其於選舉中進取地提出「新政──使工作獲合理回報的工黨計劃」（New Deal-Labour’s plan to make work pay），承諾取締具剝削性的零工時合約，要求僱主以12周為參考期，為僱員提供可預測工時。然而，部分零工工作者或希望保留作為工人而非僱員的自由度，是否應該取消工人的中間就業分類，仍是有待商榷的問題。

新加坡以其親商環境和創業精神而聞名，其重視科技發展，為平台經濟奠定基礎。為了保障勞工權利，新加坡近期通過《平台工人法案》，為當地約7萬名平台工人提供保障。與英國類似，該法案將「平台工人」劃分為介於僱員和自僱人士之間的獨特法律類別，確保他們享有比現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與目前僱員、僱主之間的支付費用標準保持一致。該法案亦規定平台運營商須為平台工作人員提供與僱員同等水平的工傷賠償保險。此外，該法案規定組建平台工作協會，以保障平台工人獲得集體談判的權利，包括與運營方談判和簽署具法律約束力的集體協議。據報道，新加坡於日後可能會考慮將法案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其他自由職業者。

雖然中國、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皆嘗試推出政策措施，以保障零工工人權益，但當中仍存在差異。相對而言，中國和新加坡的政策經過勞資雙方更多協商，美國和英國則相反，這或許亦是零工工人保障政策在美英兩地引起較大反彈的原因。無論如何，保障零工工人權益的政策措施在各地均未成熟，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監管框架須靈活 助健康發展

如何監管平台經濟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認為，監管應是為了壯大平台經濟並促進其健康發展，而非為了使平台經濟無以為繼。因此，應建立一套完善的平台經濟治理機制，包括制定專門的系統性法規和明晰各部門的權責，以避免出現「運動式監管」和「監管競爭」的現象。此外，宜將「平台經濟監管」和「反壟斷」區分開來，避免過分干擾市場的正常運作：前者更多是維持市場秩序的常態行為，後者則是恢復市場效率的非常態行為。

平台經濟的成功在於能夠為企業和零工工作者創造合理收入，而消費者則受惠於高效的平台服務，最終達至三贏局面。有鑑於平台公司的強勢地位，政府有必要發揮積極作用，確保我們在勞工權益、商業利益和科技應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不過，監管框架的靈活性是關鍵，因為過於嚴格的規則，可能會削弱平台平衡供需的有效性，最終反而導致企業、零工工作者和消費者的三輸局面。在蹺蹺板上尋找平衡並非易事，如何為零工經濟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框架，仍是一個亟待深入探討的議題。

參考資料︰
黃益平、鄧峰、沈艷、汪浩（2022）〈超越「強監管」──對平台經濟治理政策的反思〉，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研究經理

張超藝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零工經濟（Gig Economy）已成為全球趨勢，如何在勞工權益、商業利益和科技進步之間取得微妙平衡，是全球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參考Statista的數據，零工工作者人數預計於2027年佔美國勞動人口的51%。在香港，隨着愈來愈多人從事短期合約和自由職業工作，傳統的勞工保障制度亦有待進一步完善。

勞工權利、商業利益和科技之間的相互作用頗為複雜，政策制定者和產業領導者需要在蹺蹺板上尋找平衡。一方面，科技進步和廉價的零工成本，為平台經濟提供繁榮發展的條件，而平台經濟也確實創造出大量具靈活性和自由度的工種，為人們獲取收入提供傳統工作以外的渠道。另一方面，平台公司在市場中的強勢地位使零工工作者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只能接受平台公司單方面預設的待遇。

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淺談中國內地、美國、英國和新加坡在勞工法例方面的轉變，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社會對零工經濟更多的政策討論。必須承認的是，世界各地面對的情況不盡相同，且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我們在參考外地經驗的同時，應結合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框架，以平衡商業創新發展和維護零工工作者權益的需要。

參考內地美英星洲經驗

零工經濟在中國內地發展蓬勃。據報道，美團CEO王興在最近的內部信中透露，共有745萬騎手於2023年通過美團平台獲得超過800億元人民幣的報酬。除了外賣騎手外，網約車司機、內容創作者等零工工種在內地已十分普遍，社會愈來愈關注平台巨頭在保障零工工作者權益方面的社會責任。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指導下，外賣平台餓了麼於去年7月與300餘萬名騎手簽訂行業首份全網集體合同，以回應騎手關注的勞動保障、保險福利、申訴通道等問題。目前，餓了麼已在上海成立爭議調解中心，以期優化內部的糾紛化解機制。

面對零工經濟的擴張，中國政府在保障勞動權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安全部於2024年印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工報酬權益保障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服務指南》等一系列文件，主要從報酬待遇、休息時間、維權渠道三方面界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利。在報酬待遇方面，政策規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工資適用於當地政府規定的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如在法定假日工作，更應獲得高於平日工作時間的勞動報酬。為保障勞動者獲得必要的休息時間，政策規定當勞動者工作時間達到上限時，平台應當停止向其推送訂單一定時間。如果勞動權益遭受損害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亦可通過企業內部勞動糾紛化解、工會、相關部門機構權益維護服務等機制進行維權。

在美國，科技創新使企業能夠利用數位平台拓展市場，而政府則在確保公平勞動實踐方面發揮作用。一般而言，只有「僱員」受美國聯邦和州立勞工法例保障，但美國一些較發達的州份已自行立法，嘗試保障零工工人的權益。例如，紐約市於2023年通過「提高外送員最低工資標準」法案，將外送員的最低時薪從7.09美元大幅提升至17.96美元。然而，該法案引起業界強烈不滿，包括Uber Eats、DoorDash和Grubhub在內的平台公司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與此同時，平台公司把增加的薪資成本轉嫁給餐廳和消費者，隨着外送費增加，消費者開始減少在餐飲平台下單的頻率，外賣騎手的就業也面臨窘境。

在英國，勞動關係包括僱員、工人和自僱者3種身份。2016年，Uber司機向就業法庭提出訴訟，認為他們受雇於Uber，應享受帶薪年假等福利和受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經歷6年官司，英國最高法院最終裁定Uber應把其平台的司機視為工人而非自僱者。儘管如此，Uber仍聲稱該裁決只適用於2016年使用其軟件的司機，而非現時平台中的所有司機。近期，英國工黨上台執政，其於選舉中進取地提出「新政──使工作獲合理回報的工黨計劃」（New Deal-Labour’s plan to make work pay），承諾取締具剝削性的零工時合約，要求僱主以12周為參考期，為僱員提供可預測工時。然而，部分零工工作者或希望保留作為工人而非僱員的自由度，是否應該取消工人的中間就業分類，仍是有待商榷的問題。

新加坡以其親商環境和創業精神而聞名，其重視科技發展，為平台經濟奠定基礎。為了保障勞工權利，新加坡近期通過《平台工人法案》，為當地約7萬名平台工人提供保障。與英國類似，該法案將「平台工人」劃分為介於僱員和自僱人士之間的獨特法律類別，確保他們享有比現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與目前僱員、僱主之間的支付費用標準保持一致。該法案亦規定平台運營商須為平台工作人員提供與僱員同等水平的工傷賠償保險。此外，該法案規定組建平台工作協會，以保障平台工人獲得集體談判的權利，包括與運營方談判和簽署具法律約束力的集體協議。據報道，新加坡於日後可能會考慮將法案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其他自由職業者。

雖然中國、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皆嘗試推出政策措施，以保障零工工人權益，但當中仍存在差異。相對而言，中國和新加坡的政策經過勞資雙方更多協商，美國和英國則相反，這或許亦是零工工人保障政策在美英兩地引起較大反彈的原因。無論如何，保障零工工人權益的政策措施在各地均未成熟，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監管框架須靈活 助健康發展

如何監管平台經濟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認為，監管應是為了壯大平台經濟並促進其健康發展，而非為了使平台經濟無以為繼。因此，應建立一套完善的平台經濟治理機制，包括制定專門的系統性法規和明晰各部門的權責，以避免出現「運動式監管」和「監管競爭」的現象。此外，宜將「平台經濟監管」和「反壟斷」區分開來，避免過分干擾市場的正常運作：前者更多是維持市場秩序的常態行為，後者則是恢復市場效率的非常態行為。

平台經濟的成功在於能夠為企業和零工工作者創造合理收入，而消費者則受惠於高效的平台服務，最終達至三贏局面。有鑑於平台公司的強勢地位，政府有必要發揮積極作用，確保我們在勞工權益、商業利益和科技應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不過，監管框架的靈活性是關鍵，因為過於嚴格的規則，可能會削弱平台平衡供需的有效性，最終反而導致企業、零工工作者和消費者的三輸局面。在蹺蹺板上尋找平衡並非易事，如何為零工經濟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框架，仍是一個亟待深入探討的議題。

參考資料︰
黃益平、鄧峰、沈艷、汪浩（2022）〈超越「強監管」──對平台經濟治理政策的反思〉，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研究經理

張超藝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總統競選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歷來主張減稅、增加軍事支出及實施經濟刺激措施，勢將大大提高政府財政開支。另一邊廂，民主黨的賀錦麗主張擴大社會計劃，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推動經濟刺激計劃；雖然主張加稅，但若沒有相應的收入增長，政府的債台只會愈來愈高。

過去5年，美國政府的財赤持續超過一萬億美元趨勢，其債務水平居世界前列，兩位候選人卻未視之為優先事項，令人不禁懷疑，美國經濟前景是否已受制於債務炸彈，而使「西降」之說應驗？

財政評估國際準則

在評估任何國家的財務狀況時，必須了解債務是政府在任何特定時間點的總欠款，而赤字則指政府入不敷支，以致國債增加。財政赤字和債務通常與本地生產總值（GDP）對照，因為GDP是衡量一個國家還債能力的粗略指標。

美國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收集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從1946年至2009年的數據，對44個國家進行研究，發現政府債務比率與經濟增長有重要的負面相關性。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中，債務對GDP比率超過90%的國家，其中位增長率相對負擔較輕的經濟體低約1.5%，平均增長率則低近3%之多。

至於政府的年度財赤對GDP的比率持續超過3%，都會令許多經濟學家和國際機構感到擔憂。以歐盟為例，其於1997年制定的「穩定與增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旨在通過監督和限制成員國的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以維持財政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規定成員國的年度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而公債對GDP的比率應維持在60%以下。若採用此一準則來衡量美國財赤、債務居高不下的現況，難免令不少有識之士對其未來經濟發展憂心忡忡。

受到近10年接近零利率和低債務成本的催化，政府債務不斷上升是全球性問題。2023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國會通過的《財政責任法案》，暫停了31.4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直到2025年1月為止。今年年初，聯邦政府整體債務為33萬億美元，其中約28萬億美元由公眾持有。

聯邦政府債台高築

【圖1】顯示，2023年公債與GDP的比率接近100%，總債務已超過120%，是自二戰結束時103%以來的最高水平；但亦曾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財政盈餘，在1974年降至23%。2001年克林頓總統離任時，該比率為32.8%，此後美國連續23年出現財赤。

事實上，目前債務對GDP的比率近乎100%不一定是問題，棘手的是日後的上升趨勢。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此比率將於2034年達116%，2054年更將升至163%。持續下去，對美國的長遠經濟肯定會構成掣肘。

財政收支嚴重失衡

今年6月，CBO將2024年度財赤預測上調4000多億美元，達到2萬億美元，對GDP的比率為7%【圖2】。新冠疫情形成史上最大赤字，2020年為3.13萬億美元，2021年為2.78萬億美元，對GDP的比率分別為14.7%和11.8%。

根據CBO的數據，美國財政赤字節節上升：1990年代平均為1380億美元，2000年代為3180億美元，2010年代為8290億美元，2020年代更高達2.23萬億美元。過去3年的龐大赤字在一個經濟增長、失業率低、國防開支平穩的環境下產生，CBO認為這些赤字屬結構性，2025年至2034年期間的累計赤字，料將高企於22.1萬億美元水平。

近期財赤源自高開支。自1974年以來，收入平均佔GDP的17.3%，支出比率則平均約為21%，導致年均赤字對GDP的比率介乎3%與4%之間。同期，收入保持在近乎長期平均水平。現時支出對GDP的比率約為24%，CBO預計未來10年將保持在高水平，並於2034年接近25%，財赤對GDP比率則達7.7%。

為了彌補近2萬億美元的收支缺口，必須加稅和節流雙管齊下。按美國稅務局最新的2021年數據，首5%的高收入富裕階層繳交稅款佔所得稅近三分之二，首25%的收入階層繳交近90%的總稅款，而最低收入階層則有半數僅繳納2.3%的總稅款。由此可見，加稅須具針對性，亦不應使經濟投資失去動力。

特朗普在任總統時通過的《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削減了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法案中不小部分將在2025年年底到期。假設不會延期，CBO預測未來10年累計財赤22.1萬億美元，但若延期，則會再增加4萬億美元。

單靠加稅難望收效

拜登總統已承諾不會對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家庭（佔總數95%）加稅，卻有意向餘下的5%加稅，以應付2017年法案一旦延長所需。然而歐洲的經驗反映，加徵富人稅藉以平衡政府收支效果成疑。

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目前有80%屬強制性，如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就是首兩項最大開支；只有20%屬可自由支配，例如國防、教育。排除國防一環，真正可自由支配的開支約7500億美元。當前65歲及以上的人口佔比達18%，以致社保和醫療的年度支出有增無已。近20多年來，此兩大項的開支未經國會審查，但預計在10年內同樣面臨資金耗盡的危機，要緊縮開支談何容易。

高債務水平令聯邦政府的利息成本上升，目前已成為政府第三大開支，平均利息成本對GDP的比率超過3%。CBO預測10年後的利息成本將達1.7萬億美元，影響其他政府機構的運作之餘，部分福利計劃難免受到波及。

債務擴張如何收場

眾所周知，美國國債是全球最大的債券資產類別，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舉足輕重。財政部每年須把現有債務重新融資約三分之一，加上還須資助現行赤字，因此拍賣國債未必奏效，偶有閃失，更足以動搖整個發行市場的信心。美國國債已被標準普爾和惠譽下調評級；外國投資者擁有約25%的美國債務，因而或會施壓，要求美國改變財政政策。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經有「債券義和團」（bond vigilantes）迫使克林頓總統在其最後任期內實現4次預算盈餘。

國際結算銀行亦在其全球經濟報告中警告，債務水平上升使各國政府面臨類似2022年英國所經歷的危機，當時投資者突然對英國國債敬而遠之，導致借貸成本急劇上升，貨幣貶值，並使股市陷入混亂。

歸根究柢，高財赤的可持續性繫於經濟增長率、利率、整體債務水平及貨幣穩定性。然而，在「東升西降」的形勢之下，美國國力是否足以支撑無限量的債務擴張，當是下屆政府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關。

參考資料：

1. 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4,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24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個人和家庭的財務規劃，到決策者制定持續改善民生的政策，市民的生活開支都是其中關鍵因素。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描述【註1】，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是一個反映市民通常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變動的指標。當CPI上升，表示市民在開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可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減少。換言之，CPI的變動反映消費者所面對的通貨膨脹；但鑑於CPI在估算市民日常開支上往往出現偏差，本文除了探討其局限外，亦建議採用日常物價指數（Everyday Price Index）。

現行指數有盲點

CPI是反映本港物價變動的主流指標。政府統計處每月均會公布按月的CPI變動，市民可透過新聞媒體得悉相關數據。但是，普羅大眾對於CPI的了解每多流於片面，或會誤以為在日常生活所見的價格變動理應完全反映其中。實際上，去年一則專題新聞報道就曾為讀者拆解「低通脹之謎」。當中不少受訪者大致根據自身日常生活經驗，估算實際通脹率高於官方公布數字，並認為政府的數據「離地」【註2】。

客觀而言，CPI的確存在一些盲點，因而並非一個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標。原因之一是在其構成部分中，支出頻率較低的類別權數佔比較大。參考統計處以2019/20年為基期的各商品或服務組別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CPI）開支權數【註3】，當中「住屋」類別的權數佔比最高，超過四成【表】；而日常所需的食品和交通等開支，往往比非日常支出（如租金、家具）更為頻繁，導致市民對通脹的觀感較易受此影響。

以2019至2024年的數據為例【註4】，CCPI中住屋的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大致比食品、交通為低，基於住屋的權數佔比最大【圖1】，以致CPI受住屋價格變動的影響較大，對食品、交通等日常開支的價格變動則較不敏感，而低估這段期間的日常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市民較在意商品和服務加價，對減價的印象則較淺或不以為意，屬記憶偏見（memory bias）的一種。日常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不但支出頻繁，其價格調整亦較頻密。參考一項波蘭消費者感知按年通脹率的學術研究【註5】，由2004年至2017年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竟有近99%受訪者不為意歷時28個月（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出現通縮【圖2】，當中43%受訪者認為物價不變，其餘53%更認為物價不跌反升【圖3】。

此外，因基數效應（base effect）作祟，市民容易高估通脹。日常開支的基數較小，例如街市10元1斤的生菜僅加價1元，亦即10%升幅，容易令市民高估通脹。上述研究同時發現，即使受訪者感知通脹（inflation perception）的方向與實際CPI通脹大致相同，卻平均高估10個百分點【圖2】。作者進一步指出CPI與波蘭市民對通脹感受有所差距，與其他歐盟國情況相似，可見並非個別地區獨有，亦反映CPI不能準確估算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綜合以上3點，CPI作為通脹的指標確實與市民日常生活體驗頗有出入，難免予人「離地」之感。

日常物價指數背後

有鑑於CPI未能準確衡量日常生活成本水平變動，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引入並編製日常物價指數（EPI），作為更可靠的指標【註6】。與CPI不同的是，EPI只涵蓋一些日常購買，且無法輕易延後或放棄購買的商品和服務。EPI統計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必須符合兩項原則：一、須是大眾恒常購買的（至少每月1次），不包括耐用物品（如家具、家電）。二、其價格不能透過合約等方式固定6個月或以上，受合約規範的租金等支出亦因而不被EPI計算在內【註7】。EPI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支出，比CPI更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事實上，EPI的編製方式簡單直接，只需在編製CPI的基礎上，將EPI不涵蓋的項目剔除，並調整相應的開支權數即可。

透過參考EPI，相信普羅市民都可更有效地規劃個人財務支出，而基層市民在爭取工資調整的過程中，得以掌握更充分和客觀的理據；政府亦可從EPI更了解民生。當前CPI作為物價指標為人詬病，在於市民心目中的「通脹」與實際通脹數字有極大落差。

雖然這可歸咎於市民對通脹的組成認識不足，但CPI未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同樣是毋庸置疑的。若政府只依賴此一工具，難免予人「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

從政策着手，政府可將EPI納入福利調整的參考指標。目前恒常實施的公共福利金計劃，如高齡津貼（生果金）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因一直與CPI掛鈎，津貼金額的調整幅度未達預期。EPI作為更「貼地」的指標，有關政策反而能收利民之效。

指數的局限與運用

當然，EPI並非完美，可能高估市民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市民見到部分商品加價，自會尋求替代品，故實際開支不一定增加。再者，不同人的消費習慣各有不同，EPI只供參考，市民仍須因應個人的消費習慣以估算開支變動。

另外，筆者必須強調EPI不能取代CPI，兩者應該並存。EPI是反映民眾日常生活恒常開支變動的指標，CPI則反映社會整體（包括恒常與非恒常）的消費物價變動，是世界各地主流使用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兩個指標所達致的目的與作用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情況下應靈活運用及參考兩項指標。

例如，對政府及學者而言，除恒常開支外，定期了解整體物價變動有助制定政策，以及作為比較各地物價的基礎，因此CPI在此方面更為合適。然而，若論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方面，EPI則較準確地反映相關開支的變動，除了有利大眾規劃個人財務，對制定社會福利政策亦具參考價值。

最後，不同指標各有利弊，理想的指標固然應該簡單易明，而使用者亦有責任了解指標的用途和限制，不能盲目甚或錯誤使用，否則即使設立千千萬萬種指標，也會無濟於事。

正如本文開端所言，市民對CPI認識不深，以致容易誤解數據的含義。政府在相關教育和宣傳應更主動，除了因應社會需要另設反映生活成本變動的EPI外，亦須加強向公眾講解不同指標的用途，以消除誤解。

【註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0021.pdf
【註2】： Now財經新聞，《經緯線》低通脹之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2qhhUQM2Y&t=525s（訪問時段：08:36–10:32）
【註3】：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8XX0029&scode=270此外，自2024年4月的統計月份開始，統計處已更新消費物價指數開支權數的參照期至2023年全年。該次更新的開支權數，除實際數字有微細的差異外，並不影響本文對開支權數的描述。
【註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D5600001/att/D5600001B2024MM06B.xlsx
【註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549-019-00036-9
【註6】： https://www.aier.org/research/capturing-shifts-in-everyday-prices/
【註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WP004-EPI-Polina-Vlasenko-PV.pdf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劉彥彰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吳兆康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畢業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個人和家庭的財務規劃，到決策者制定持續改善民生的政策，市民的生活開支都是其中關鍵因素。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描述【註1】，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是一個反映市民通常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變動的指標。當CPI上升，表示市民在開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可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減少。換言之，CPI的變動反映消費者所面對的通貨膨脹；但鑑於CPI在估算市民日常開支上往往出現偏差，本文除了探討其局限外，亦建議採用日常物價指數（Everyday Price Index）。

現行指數有盲點

CPI是反映本港物價變動的主流指標。政府統計處每月均會公布按月的CPI變動，市民可透過新聞媒體得悉相關數據。但是，普羅大眾對於CPI的了解每多流於片面，或會誤以為在日常生活所見的價格變動理應完全反映其中。實際上，去年一則專題新聞報道就曾為讀者拆解「低通脹之謎」。當中不少受訪者大致根據自身日常生活經驗，估算實際通脹率高於官方公布數字，並認為政府的數據「離地」【註2】。

客觀而言，CPI的確存在一些盲點，因而並非一個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標。原因之一是在其構成部分中，支出頻率較低的類別權數佔比較大。參考統計處以2019/20年為基期的各商品或服務組別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CPI）開支權數【註3】，當中「住屋」類別的權數佔比最高，超過四成【表】；而日常所需的食品和交通等開支，往往比非日常支出（如租金、家具）更為頻繁，導致市民對通脹的觀感較易受此影響。

以2019至2024年的數據為例【註4】，CCPI中住屋的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大致比食品、交通為低，基於住屋的權數佔比最大【圖1】，以致CPI受住屋價格變動的影響較大，對食品、交通等日常開支的價格變動則較不敏感，而低估這段期間的日常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市民較在意商品和服務加價，對減價的印象則較淺或不以為意，屬記憶偏見（memory bias）的一種。日常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不但支出頻繁，其價格調整亦較頻密。參考一項波蘭消費者感知按年通脹率的學術研究【註5】，由2004年至2017年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竟有近99%受訪者不為意歷時28個月（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出現通縮【圖2】，當中43%受訪者認為物價不變，其餘53%更認為物價不跌反升【圖3】。

此外，因基數效應（base effect）作祟，市民容易高估通脹。日常開支的基數較小，例如街市10元1斤的生菜僅加價1元，亦即10%升幅，容易令市民高估通脹。上述研究同時發現，即使受訪者感知通脹（inflation perception）的方向與實際CPI通脹大致相同，卻平均高估10個百分點【圖2】。作者進一步指出CPI與波蘭市民對通脹感受有所差距，與其他歐盟國情況相似，可見並非個別地區獨有，亦反映CPI不能準確估算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綜合以上3點，CPI作為通脹的指標確實與市民日常生活體驗頗有出入，難免予人「離地」之感。

日常物價指數背後

有鑑於CPI未能準確衡量日常生活成本水平變動，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引入並編製日常物價指數（EPI），作為更可靠的指標【註6】。與CPI不同的是，EPI只涵蓋一些日常購買，且無法輕易延後或放棄購買的商品和服務。EPI統計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必須符合兩項原則：一、須是大眾恒常購買的（至少每月1次），不包括耐用物品（如家具、家電）。二、其價格不能透過合約等方式固定6個月或以上，受合約規範的租金等支出亦因而不被EPI計算在內【註7】。EPI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支出，比CPI更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變動。事實上，EPI的編製方式簡單直接，只需在編製CPI的基礎上，將EPI不涵蓋的項目剔除，並調整相應的開支權數即可。

透過參考EPI，相信普羅市民都可更有效地規劃個人財務支出，而基層市民在爭取工資調整的過程中，得以掌握更充分和客觀的理據；政府亦可從EPI更了解民生。當前CPI作為物價指標為人詬病，在於市民心目中的「通脹」與實際通脹數字有極大落差。

雖然這可歸咎於市民對通脹的組成認識不足，但CPI未能準確反映日常生活成本同樣是毋庸置疑的。若政府只依賴此一工具，難免予人「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

從政策着手，政府可將EPI納入福利調整的參考指標。目前恒常實施的公共福利金計劃，如高齡津貼（生果金）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因一直與CPI掛鈎，津貼金額的調整幅度未達預期。EPI作為更「貼地」的指標，有關政策反而能收利民之效。

指數的局限與運用

當然，EPI並非完美，可能高估市民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市民見到部分商品加價，自會尋求替代品，故實際開支不一定增加。再者，不同人的消費習慣各有不同，EPI只供參考，市民仍須因應個人的消費習慣以估算開支變動。

另外，筆者必須強調EPI不能取代CPI，兩者應該並存。EPI是反映民眾日常生活恒常開支變動的指標，CPI則反映社會整體（包括恒常與非恒常）的消費物價變動，是世界各地主流使用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兩個指標所達致的目的與作用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情況下應靈活運用及參考兩項指標。

例如，對政府及學者而言，除恒常開支外，定期了解整體物價變動有助制定政策，以及作為比較各地物價的基礎，因此CPI在此方面更為合適。然而，若論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方面，EPI則較準確地反映相關開支的變動，除了有利大眾規劃個人財務，對制定社會福利政策亦具參考價值。

最後，不同指標各有利弊，理想的指標固然應該簡單易明，而使用者亦有責任了解指標的用途和限制，不能盲目甚或錯誤使用，否則即使設立千千萬萬種指標，也會無濟於事。

正如本文開端所言，市民對CPI認識不深，以致容易誤解數據的含義。政府在相關教育和宣傳應更主動，除了因應社會需要另設反映生活成本變動的EPI外，亦須加強向公眾講解不同指標的用途，以消除誤解。

【註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0021.pdf
【註2】： Now財經新聞，《經緯線》低通脹之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2qhhUQM2Y&t=525s（訪問時段：08:36–10:32）
【註3】：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8XX0029&scode=270此外，自2024年4月的統計月份開始，統計處已更新消費物價指數開支權數的參照期至2023年全年。該次更新的開支權數，除實際數字有微細的差異外，並不影響本文對開支權數的描述。
【註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D5600001/att/D5600001B2024MM06B.xlsx
【註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549-019-00036-9
【註6】： https://www.aier.org/research/capturing-shifts-in-everyday-prices/
【註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WP004-EPI-Polina-Vlasenko-PV.pdf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劉彥彰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吳兆康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畢業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為期三天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今天在北京啟幕，是這個論壇24年來第四次以峰會形式舉行。有報道指這是新冠肺炎後最多外國領導人同時到訪北京的盛會。上次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也在北京舉行，那已經是2018年的事，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和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才剛開始，中國的電動車工業仍未廣受關注，人工智能的威力只存在於想像中，沒有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生靈塗炭，當然也不知道全球會被新冠肺炎折騰三數載。

出口原材料農產品難致富

然而，時移世易，過去數年的風起雲湧，迅速改變全球的格局，也使在國際政經舞台上一直處於被動的非洲，有機會稍為移向舞台的中央。比較明顯的，是去年9月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成為20國集團（G20）的永久成員，代表眾多非洲國家就國際事務發聲。眾所周知，G20集中了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佔了全球85%的GDP和75%的貿易。在這之前，非洲在G20中只有南非一個代表。至於非洲聯盟，則有五十多個非洲國家為其成員，差不多代表整個非洲，在G20中的角色相當於另一成員歐盟（European Union）。另一個例子是，在加沙衝突數個月後，南非在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控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一個小國在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國際事務上如此主動，在以前有些難以想像。此外，非洲可以提供的，除了大量的天然資源外，還有54個國家在聯合國的票數。

地緣政治的演變提高了非洲的重要性，但非洲的經濟表現總的來說仍然是差強人意。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洲，佔地球陸地面積20%，人口也是第二大洲，按年齡中位數看是最年輕的，同時資源也相當豐富，但人均GDP卻是最低的，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按世界銀行的數字，在2023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4374美元，和高收入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比較，只及後者的8.3%，即使和其他發展中地區比較，也只有拉丁美洲的22%和南亞的52%。199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的30%，到2023年只有21%。非洲的經濟增長緩慢，而且和全球平均的差距愈來愈大。

二戰後的經濟發展，自然以亞洲表現最佳，平均增長率高於歐美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而在亞洲，率先突破的是日本，繼之是四小龍，隨後是東南亞其他經濟體。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中國大陸的表現更是無出其右。這些經濟體發展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加強貿易與世界經濟接軌。若查看多年來貿易額最多的經濟體，差不多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與貿易有高度正相關，一來是收入高了自然消費多了，包括消費外國產品和服務，也就是較多的進口，但反過來更重要的，是貿易充分利用相對優勢、擴大市場和提高競爭帶來的經濟效益。從這個角度看，非洲經濟的發展緩慢，一個原因是它相對較小的貿易規模。

非洲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3%，相對於非洲的人口、面積和資源，這個比例相當低。拉丁美洲的發展過程中，傾向採用入口替代政策扶助本國工業，在2023年也佔了全球貿易的7.3%，而採用促進出口政策的亞洲，佔全球貿易的份額更高達48%。

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石油、礦產、農產品等，換取的是較高增值的商品，因此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即出口價格相對進口價格）並不有利，仍然是保留了殖民地時期的貿易形態，在國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同時，當前全球貿易的70%是製造業產品中的價值鏈（value chains），以原材料和農產品為主要出口的非洲國家，可以參與的程度不高。此外，當國際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失敗後，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就更加困難。

倘行「歐盟模式」減5000萬貧民

非洲不只佔全球貿易很小的比例，非洲區內的貿易佔非洲貿易總值的比例也很低，大約只有13%。換句話說，非洲國家和非洲以外的貿易，遠多於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這情況和其他洲不同。歐洲國家的貿易，有大約70%是歐洲區內貿易，亞洲貿易則有60%屬區內貿易，而北美洲也有40%。非洲區內貿易佔比較低，也是和上述與天然資源為主要出口的情況有關，除了石油和農產品外，非洲的礦物蘊藏量豐富，如鈷、鉻、錳、磷酸鹽、白金、鑽石等，都佔全球的六、七成以上。這些產品的買家主要是高收入的工業國，產品也自然出口到非洲境外。此外，非洲區內的貿易成本很高，背後原因是落後的基礎建設、低效率的海關運作、欠缺統一的產品標準等等。不過，也有論者指出，非洲的區內貿易數字被低估了，因為有相當的貿易沒有通過海關，而是跨越長長的、缺乏管制的邊界，避開關稅和減少行政麻煩。有研究估計，非法的跨境貿易，使非洲區內貿易被低估了11%至40%。

然而，即使非洲區內貿易數值比官方數字為高，非洲仍須加大力度促進區內和與區外的貿易，以拉動經濟發展。在世界貿易組織無能為力、保護主義日益抬頭的今天，要提升貿易，只能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強合作。2019年生效的《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是這方面的努力成果，也是各方寄予厚望的合作。AfCTFA在原有的一些非洲區內貿易協議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內容包括降低關稅、訂立產地來源規則、加強貿易支付系統等，和眾多的貿易協議方向一致。更進一步的，是遠景放在建立單一市場，使人聯想到歐盟的前身。目前非洲已有接近50個國家參與AfCFTA，差不多涵蓋整個非洲大陸。世界銀行估計，若協定得到全面推行的話，非洲會到2035年時減少5000萬極端貧窮人口，及增加9%的收入，可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中國多年來都和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有援助非洲國家，較受關注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幫忙興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之間的坦贊鐵路。目前非洲已有52個國家簽署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隨着這個計劃的發展，中國在非洲參與的基礎建設項目眾多，希望這些項目有助打通非洲大陸的交通經脈，降低運輸成本，進一步提升非洲國家的外貿。當然，非洲的經濟發展，涉及到多個因素和挑戰，但基於它龐大的面積和人口，成果不單惠及非洲人民，亦有利於全球發展。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為期三天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今天在北京啟幕，是這個論壇24年來第四次以峰會形式舉行。有報道指這是新冠肺炎後最多外國領導人同時到訪北京的盛會。上次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也在北京舉行，那已經是2018年的事，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和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才剛開始，中國的電動車工業仍未廣受關注，人工智能的威力只存在於想像中，沒有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生靈塗炭，當然也不知道全球會被新冠肺炎折騰三數載。

出口原材料農產品難致富

然而，時移世易，過去數年的風起雲湧，迅速改變全球的格局，也使在國際政經舞台上一直處於被動的非洲，有機會稍為移向舞台的中央。比較明顯的，是去年9月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成為20國集團（G20）的永久成員，代表眾多非洲國家就國際事務發聲。眾所周知，G20集中了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佔了全球85%的GDP和75%的貿易。在這之前，非洲在G20中只有南非一個代表。至於非洲聯盟，則有五十多個非洲國家為其成員，差不多代表整個非洲，在G20中的角色相當於另一成員歐盟（European Union）。另一個例子是，在加沙衝突數個月後，南非在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控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一個小國在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國際事務上如此主動，在以前有些難以想像。此外，非洲可以提供的，除了大量的天然資源外，還有54個國家在聯合國的票數。

地緣政治的演變提高了非洲的重要性，但非洲的經濟表現總的來說仍然是差強人意。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洲，佔地球陸地面積20%，人口也是第二大洲，按年齡中位數看是最年輕的，同時資源也相當豐富，但人均GDP卻是最低的，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按世界銀行的數字，在2023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4374美元，和高收入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比較，只及後者的8.3%，即使和其他發展中地區比較，也只有拉丁美洲的22%和南亞的52%。199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的30%，到2023年只有21%。非洲的經濟增長緩慢，而且和全球平均的差距愈來愈大。

二戰後的經濟發展，自然以亞洲表現最佳，平均增長率高於歐美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而在亞洲，率先突破的是日本，繼之是四小龍，隨後是東南亞其他經濟體。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中國大陸的表現更是無出其右。這些經濟體發展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加強貿易與世界經濟接軌。若查看多年來貿易額最多的經濟體，差不多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與貿易有高度正相關，一來是收入高了自然消費多了，包括消費外國產品和服務，也就是較多的進口，但反過來更重要的，是貿易充分利用相對優勢、擴大市場和提高競爭帶來的經濟效益。從這個角度看，非洲經濟的發展緩慢，一個原因是它相對較小的貿易規模。

非洲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3%，相對於非洲的人口、面積和資源，這個比例相當低。拉丁美洲的發展過程中，傾向採用入口替代政策扶助本國工業，在2023年也佔了全球貿易的7.3%，而採用促進出口政策的亞洲，佔全球貿易的份額更高達48%。

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石油、礦產、農產品等，換取的是較高增值的商品，因此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即出口價格相對進口價格）並不有利，仍然是保留了殖民地時期的貿易形態，在國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同時，當前全球貿易的70%是製造業產品中的價值鏈（value chains），以原材料和農產品為主要出口的非洲國家，可以參與的程度不高。此外，當國際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失敗後，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就更加困難。

倘行「歐盟模式」減5000萬貧民

非洲不只佔全球貿易很小的比例，非洲區內的貿易佔非洲貿易總值的比例也很低，大約只有13%。換句話說，非洲國家和非洲以外的貿易，遠多於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這情況和其他洲不同。歐洲國家的貿易，有大約70%是歐洲區內貿易，亞洲貿易則有60%屬區內貿易，而北美洲也有40%。非洲區內貿易佔比較低，也是和上述與天然資源為主要出口的情況有關，除了石油和農產品外，非洲的礦物蘊藏量豐富，如鈷、鉻、錳、磷酸鹽、白金、鑽石等，都佔全球的六、七成以上。這些產品的買家主要是高收入的工業國，產品也自然出口到非洲境外。此外，非洲區內的貿易成本很高，背後原因是落後的基礎建設、低效率的海關運作、欠缺統一的產品標準等等。不過，也有論者指出，非洲的區內貿易數字被低估了，因為有相當的貿易沒有通過海關，而是跨越長長的、缺乏管制的邊界，避開關稅和減少行政麻煩。有研究估計，非法的跨境貿易，使非洲區內貿易被低估了11%至40%。

然而，即使非洲區內貿易數值比官方數字為高，非洲仍須加大力度促進區內和與區外的貿易，以拉動經濟發展。在世界貿易組織無能為力、保護主義日益抬頭的今天，要提升貿易，只能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強合作。2019年生效的《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是這方面的努力成果，也是各方寄予厚望的合作。AfCTFA在原有的一些非洲區內貿易協議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內容包括降低關稅、訂立產地來源規則、加強貿易支付系統等，和眾多的貿易協議方向一致。更進一步的，是遠景放在建立單一市場，使人聯想到歐盟的前身。目前非洲已有接近50個國家參與AfCFTA，差不多涵蓋整個非洲大陸。世界銀行估計，若協定得到全面推行的話，非洲會到2035年時減少5000萬極端貧窮人口，及增加9%的收入，可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中國多年來都和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保持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有援助非洲國家，較受關注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幫忙興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之間的坦贊鐵路。目前非洲已有52個國家簽署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隨着這個計劃的發展，中國在非洲參與的基礎建設項目眾多，希望這些項目有助打通非洲大陸的交通經脈，降低運輸成本，進一步提升非洲國家的外貿。當然，非洲的經濟發展，涉及到多個因素和挑戰，但基於它龐大的面積和人口，成果不單惠及非洲人民，亦有利於全球發展。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時至今日，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人工智能與數碼轉型的發展一日千里，資訊的產生與傳播有如脫韁野馬，不但影響個人行為和投資決策，亦有機會造成社會及市場恐慌，引致信任危機。本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就將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和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視為全球所面臨的最嚴重短期風險。

錯誤和虛假資訊的殺傷力何以如此驚人？皆因配以一套陰謀論，便可以提高其可信性，令普羅大眾防不勝防。隨着各地社會資訊泛濫，真偽難辨，而政治漸趨兩極化，經濟持續不振，像貨幣戰爭陰謀論以至美國登月純屬子虛烏有之說，種種傳言與臆測不脛而走。

弄虛作假代價高昂

金融投資分秒必爭，甚至在短至幾毫秒之間，即時新聞和社交媒體帖文已能令市場價格產生波動。2019年，美國巴爾的摩大學商學院教授卡瓦佐斯（Roberto Cavazos）與網絡安全公司CHEQ發表研究報告【註1】，其中指出假新聞資訊每年造成股市390億美元的損失。投資者所作決定亦因受錯誤資訊影響，每年損失約170億美元【圖】。

至於受到針對性偽資訊攻擊的公司，其每年在聲譽管理方面的開支約達95.4億美元，應對健康領域的錯誤資訊支出則約為90億美元，在處理反疫苗運動和氣候變化假新聞的開支就最多。由虛假資訊釀成的全球損失，總額更高達782億美元。

唱高散貨累人筆錢

眾所周知，政治競選也未能幸免。研究顯示，每年約有3億美元花在虛假政治廣告上；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至少有2億美元用於偽新聞。研究員還指出，他們的估計只反映出基本直接成本，背後的真正成本遠超此數。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2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受訪記者中有26%表示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報道過後來被發現包含虛假資訊的新聞，亦認為識別假消息的挑戰與日俱增，人工智能技術的發達更有利於傳播錯誤資訊。根據保險公司Nationwide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美國有34%年齡介乎18至54歲的非退休投資者曾基於網絡或社交媒體上的誤導性財經資訊（如「唱高散貨」），而作出相應投資。不僅投資者蒙受損失，市場亦失去信譽。

2023年，Arcuri等在《經濟與商業期刊》刊載的研究報告【註2】論及，有些投資者或因無法分辨新聞真偽，對公司的真實價值產生分歧，以致目標公司的股價對假消息作出反應。研究分析了2007至2019年期間，由國外發起而在美國和歐洲公布的假消息，發現對於股票報酬率而言，不利的假消息產生顯著的短期負面影響，而利好和中性的新聞則並無明顯影響。

陰謀論滲入經濟學

更有甚者，種種難以釐清的陰謀論在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下，得以廣為傳播和認同。顯例之一是某經濟大國政府竄改國內生產總值、通貨膨脹和就業數據，隱惡揚善，以唱好國內經濟。然而這個荒謬想法其實不攻自破，只因如此大規模的經濟數據有嚴格的統計方法，涉及無數獨立統計師和學者。

統計報告須通過全球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縝密審查，任何重大的造假行為根本極難隱瞞。投資者若墮進這類陰謀論的陷阱，而作出不理性的投資決策，如囤積商品或完全放棄股票市場，或會窒礙投資組合的長期增長。

此外，有陰謀論者聲稱，另一經濟大國的中央銀行背後隱藏不可告人的議程，憑藉操縱利率和貨幣政策，為求讓少數人得益，不惜犧牲大眾利益。此一謠言的荒謬之處，在於該中央銀行的運作備受監督，並極具透明度，詳盡報告和會議紀錄都屬公開。所謂秘密議程的指摘完全缺乏證據，也不符合現行的問責機制。投資者要是誤信流言而避開傳統投資途徑，或作出草率的決定，只會破壞整體金融穩定和增長。

觀乎股票市場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之說，雖也甚囂塵上，但先進市場的證券交易監管機構，往往致力打擊這些行為。股票市場規模大兼複雜性高，少數個人進行系統性操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影響市場動態的因素不一而足，包括經濟數據、企業表現和地緣政治風險，但受此說誤導的投資者，或不再信任市場，甚或完全撤離投資活動。這無疑妨礙個人參與股市提供的創富機會，尤其是長期為資產增值的契機。

還有一種名為「金蟲」（gold bugs）的陰謀論者，其論調在於傳統法定貨幣（如美元）即將崩潰，經濟衰退或惡性通脹隨之出現，而黃金正是唯一真正的避風港。

此輩論者也認為中央銀行和政府利用操縱方式壓低金價，以防止大眾放棄傳統貨幣。事實上，黃金雖是一種有內在價值的資產，卻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同時無法提供多元化投資所能提供的穩定回報。

這派論者顯然忽略了金價受供求、投資者情緒、宏觀經濟狀況等一籃子因素左右的事實。政府壓低金價的觀點，既缺乏可信證據，也無視黃金市場的透明度及其所受的監管程度。誤信這套陰謀論的投資者因過度依賴黃金，未能分散投資，以致投資風險增高、潛在回報受限。

撥亂反正力保不失

只要有社交媒體或平台繼續鼓勵製造虛假資訊，而大眾依然一窩蜂地對新聞反應過敏，環球經濟就會繼續面臨受偽資訊矇騙的風險。陰謀論製造者針對常人的恐慌情緒，削弱其邏輯推理和分析能力，以致因受洗腦而輕信荒謬言論。所以每當我們看到任何文章藉駭人聽聞的手法，意圖操控讀者情緒，例如標題帶有「就在剛剛」、「突發」、「傳瘋了」這類但求推高點擊率的誇張字眼，務必提高警覺，其中內容可能載有不懷好意的假消息。

「謊話說上千遍，就會變成真理。」正因如此，明辨是非必須從個人做起；在轉發之前，應先自行判斷所接收資訊的來源是否可靠，內容是否合理、客觀，其中觀點是否有事實或科學理據支持。這些基本準則有助將雜亂無章的訊息去蕪存菁，不但投資者受惠，虛假資訊對世界經濟造成的重大損失亦能因而減低。

【註1】： Cavazos, R., and CHEQ. 2019. The Economic Cost of Bad Actors on the Internet: Fake News in 2019.
【註2】： Arcuri, M.C., Gandolfi, G., and Russo, T. May-June 2023. “Does fake news impact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US and EU stock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125-126.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