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置計劃有助縮窄貧富懸殊

本年7月初，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正籌劃重推1998年首度實施的「租者置其屋計劃」（簡稱租置計劃），出售約4萬個單位，供公屋租戶購買。此消息未受太大關注，況且負面評論也較多，例如政府未有積極覓地興建公屋，反而把公屋資源私有化；陳局長於2018年底才表明過，因混合業權產生複雜的管理問題，重推租置計劃不可行，現在竟又出爾反爾。

整體置業偏低

房屋既是土地資源、住房，也是投資產業。相對於金融產品，房地產價值較難衡量。住房屬市民基本需要，如何分配有限的土地資源於不同用途上，往往在社會上備受爭議。作為投資工具，樓價隨經濟條件變化而波動。樓價大跌，業主會埋怨政府；有能力而尚未置業者，又不敢貿然入市。房價大幅上漲，業主可享財富増長效應，未置業者則抱怨樓價升至超出負擔能力，歸咎於政府。香港地少人多，房屋政策從來是直接影響民生的燙手山芋。

2008年金融風暴爆發，香港整體置業自住率從53.6%下降至2018年的49.2%；其中私人市場的置業率由69.7%下滑至63.6%，公共房屋則由34.9%跌至31.8%。如【圖1】所示，自住置業率在2000年後改善不大，大致上處於52%。相對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新加坡和中國內地分別高企於91%及90%，而香港的49.2%則是眾多地區中最低（【圖2】）。雖然香港的按揭利率於2010年間減至罕見低位，但置業率卻持續下滑。這是否因市民置業意欲減低，令經濟行為受影響？

置業夢想難圓

置業雖是許多人的重要人生目標，但選擇租賃或購買物業並無劃一準則，取捨因素包括婚姻狀況、財政負擔能力以及投資取向。社會文化方面，置業乃置富之道，無樓一族常被稱為「無殼蝸牛」，反映置業能力某程度上亦視為社會地位象徵。

自2010年起，置業率走勢一直向下，目前已跌至18年來新低，主因有三：（1）整體房屋供應落後於需求；（2）為打擊熱錢湧港炒賣房地產，政府曾推出一系列印花稅措施（如額外印花稅）；（3）金管局收緊銀行按揭成數。

2018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就市民對置業態度的意見調查，結果發現18歲以上受訪者中，有75%認為置業需要作出許多犧牲（如推遲結婚）；超過67%則認為要安居，就要有自置物業；高於53%認為置業乃人生重要目標。由此可見，置業是大部分市民的願景。

可惜對許多年青人來說，置業目標已遙不可及，因而被迫放棄。住屋問題嚴重影響他們的人生規劃以及生活質素。久而久之，年青人對社會的認同與歸屬感只會每況愈下。

置業困難，可從監督及技術工人的月薪及私人住宅樓價的升幅可知。辦公室及行政主管的平均月薪由1990年的9,938元漲至2018年的23,559元，增幅為2.37倍（【圖3】），平均每年加薪3.13%。同期樓價升幅為8.57倍，平均每年升值8%。在2018年底，新界區ABC類私人住宅的平均呎價為$12,982，400平方呎單位的樓價超過519萬，以7成按揭計算，3成首期已超過155萬。

假設一個年青行政主管，每月節衣縮食，把月薪23,559元的一半儲起做首期，從下【表】可見，若未來樓價零增長，那麼2027年便可達標。若未來樓價每年升幅3.13%，則要到2031年才可置業。若樓價增長比工資快，置業希望頓變渺茫；年青人缺乏政府政策的協助，實在難望置業。

【表】   私人儲蓄與私人樓宇價格對照

貧富差距主因

根據特區政府的統計資料，2017年生活於貧窮線下的家庭共594,000戶，涉及貧窮人口超過137萬，貧窮率達20.1%，是自2010年以來最高水平。經過政府的福利政策介入後，貧窮家庭數目下降至308,000，而貧窮人口則下調至72萬，但貧窮率仍超過10%。

導致貧富差距問題持續擴大的一大因素，大概與置業相關。例如香港的A類私人住宅單位（即實用面積少於400平方呎），2018 年底的平均呎價為17,500元，單位樓價即為700萬，7成按揭。假設某君30歲，有210萬元儲蓄，買樓的按揭供款與租樓的租金相若，那麼置業與否對其財富增長有何影響？

物業估價處的資料顯示，A類住宅價格從1998到2018年每年升幅為6.17%，而從2008到2018年每年升幅則是12.2%。按升值6.17%的保守估計，30年後到60歲退休，今天700萬元的物業到其時的價值應為4,200萬元。假若現在不置業，把原本置業首期的210萬元用作投資，假設低風險投資回報為每年2%，30年後可以累積到380萬元。若投資於風險較高的股票市場，以恒生指數從1998到2018年每年回報為5%計算，30年後的股票市值則為910萬元。置業相對於不置業情況下兩種投資方式，財富差距分別為11倍和4.6倍。

私人住宅租金和工資的走勢，則可反映普羅大眾的租金壓力。從1997到2007年，私樓租金平均每年增長2.46%，而行政主管、會計主管及物業服務主任的月薪平均每年分別只上升1.57%、1.55%及1.91%。2008至2018年，租金每年平均增長6.55%，而上述三類職位工資分別只有2.45%、2.25%及3.49%的增長；足見工資升幅落後於租金。租金只是消費開支，並不會累積財富。置業的按揭供款部分可視為利息支出，部分則為強迫性儲蓄，令財富增長。若將上述有儲蓄者與草根階層互比，顯見貧富懸殊日趨嚴重。

不過，置業某程度上也難免經濟和價格波動的風險。舉例來說，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到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期間，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超過10萬；但長線而言，物業回報始終凌駕短期風險。

租置計劃效益

提升置業率可助長經濟效益和創造就業機會，原因是業主會更樂意為居所添置家具電器，同時裝修，有關活動都會為經濟上行帶來乘數效應。

租置計劃讓公屋租戶以低廉價錢購買現居單位，可以釋放更多勞動力，有利於低收入家庭脫貧。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黃乾亨黃英豪基金教授（政治經濟學）王于漸教授近期發表有關租置計劃對勞動市場影響的硏究，文章指出2001至2016年租置計劃住戶中，適齡工作（18至64歲）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相對純出租公屋屋邨住戶分別平均高出0.8%和1.6%；同期男女失業率則分別下降0.5%和0.1%。文中數據分析顯示，「租置計劃屋邨的適齡工作男女居民，都錄得顯著較高勞動參與率和較低失業率」。

總括而言，提升置業率帶來的社會效益遠超純經濟效益。美國有研究發現，相對於租戶，業主一般願意在物業管理、維修等方面多作投資，通過改善居住環境以提升物業市值。硏究亦發現，在擁有大量置業人士的社區，犯罪率和毒品問題嚴重程度會較低。有待更新加入硏究論點的是，業主住戶的子女學業成績會較好，原因是隨着樓價上升，財富效應有助提升孩子的學習條件。置業也可加強住戶對社區的歸屬感，從而減少反社會行為。

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已提出四個房屋政策元素，其中第二個是「以置業為主導，讓市民安居，樂以香港為家，政府會致力建立置業階梯，為不同收入的家庭重燃置業希望」。近期政府重推租置計劃，正配合此一承諾。房屋問題繋於土地供應，而未發展土地超過7成位於新界，相信政府會致力覓地建屋；但礙於近來社會動盪情況愈演愈烈，恐怕任何新政策難免遇到立法會及民間團體的龐大阻力。為今之計，政府在施政方面應先易後難，故此租置計劃值得支持。

【圖1】香港置業率1985-2018 (%)

【圖2】主要國家地區的置業率 (%)

【圖3】月薪及物業價格指數升幅

注釋：【圖1】，【圖2】，【圖3】，工資，樓價和租金資料皆出自香港政府統計處。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世貿組織與發展中國家地位

中美貿易戰開展一年多以來，雙方一邊談判，一邊讓貿易戰升級。當經過了大約十輪的談判，市場以為差不多要達成協議的時候，特朗普突然在今年5月初宣布，將從中國進口的2500億（美元．下同）商品關稅由10%提高至25%，談判因而停頓。至6月底，中美兩國元首利用在日本開G20峰會的見面機會，同意重啟貿易談判。兩國代表遂於7月30日首次在北京與華盛頓以外的上海開會，並公布在9月繼續。怎料上海會議後不足兩天，特朗普即單方面宣布徵收另外3000億元中國商品10%的關稅，於9月1日生效，並威脅可能將這稅率提升至25%，與現有進口美國2500億中國商品的關稅看齊。

特朗普劍指港澳星洲

特朗普上任後多方面顛覆了世界貿易的秩序。他在對中國3000億元商品徵收關稅前的數天，便發表總統備忘錄，批評一些經濟體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在貿易中取得非應有的優勢，對組織內其他成員、特別是美國，並不公平。備忘錄中提及多個世貿成員，包括香港、澳門和新加坡，都享有發展中國家地位。但備忘錄主要針對的，自然是中國大陸。其中提到中國龐大的本地生產、出口、外國直接投資等數值，旨在說明中國不應該繼續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備忘錄又責成美國貿易代表在60天內向特朗普滙報情況，若在90天內沒有滿意進展便實施一系列有關政策。

世貿組織並不將成員國界定為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由成員國自行聲明。組織的成員數目在2016年達到164個，其中約三分之二自我宣布為發展中國家，包括36個按聯合國定義劃分為低度發展國家的成員。作為發展中國家，成員國可享有所謂「特殊與差別待遇」，例如有較長時間過渡至加入組織時達成的協議、獲得豁免某些世貿組織的要求、和得到更多的貿易機會等等。不過，世貿組織也容許發達國家作單方面的外貿措施，像在貿易戰初期，美國便以「國家安全」為由，向從包括中國的多個國家進口的鋼材和鋁材徵收關稅。

世貿原則互惠非歧視

事實上，美國早在本年2月已向世貿組織提出建議，停止讓一些國家繼續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G20的成員、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的國家及在世界商品貿易中佔半個百分點以上的國家。若把有關名單羅列出來，共有33個經濟體。其中以中國、印度和南非為首的10個國家隨即作出反對，強調發展水平主要看人均數值而非總數值。

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是一個多邊主義下的國際經濟安排， 其中兩個主要運作原則是互惠和非歧視。互惠指有關雙方同時讓步、減少對對方的貿易壁壘，而非單一方面的開放。非歧視則指若對某國作一個開放貿易的政策，該政策亦須對其他成員國同時適用。然而實施起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兩個原則並不容易跟進。一來是發展中國家的起點較低，因而需要一定的寬鬆處理，起碼在經濟起飛前如此。二來是發展中國家或規模較小的經濟體在與發達國家或規模較大的經濟體作互惠談判時，可以拿出來作談判籌碼的不多。

當發展中國家還在起步階段時，在全球貿易中佔的比例不大，因而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也不多，而同時發達國家亦有足夠空間給予發展中國家特別優惠。但當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產總值和貿易額的比例愈來愈大，原有的貿易體系便容易產生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摩擦，特別是像金磚五國等較大的發展中國家。數據顯示，在1992年，貿易中有一方或雙方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只佔全球總貿易額的35%。到了2017年，這個比例已增加至53%。

中國崛起歐美感壓力

表面看來，中美貿易戰源於特朗普的外貿政策。但事實上，中國自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總值及外貿盈餘均迅速上升，給歐美等地的產業帶來不少壓力。對西方國家來說，要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抑制中國並不容易。美國在奧巴馬當總統時便大力推動不包括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只是特朗普比他的前任更不相信多邊主義下的貿易協議、和更不怕撕破臉皮而已。

對美國來說，難以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去約束中國的外貿發展，因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比較獨特，不單在重要經濟領域有很大比例的國有企業，在經濟管理和調節上除了有明顯的法例和約章外，同時亦有較為含蓄的運作準則。另一方面，世貿組織的規則主要在二十多年前制訂，當時中國仍沒有在國際經濟上冒起，規則難以包括今天中國的經濟的特徵。此外，世貿組織處理貿易糾紛的仲裁程序費時和僵化，亦沒有對重施故伎的違規者有很好的處理方法。

特朗普明顯不喜歡之前美國簽訂的多個多邊貿易協議，也許更不喜歡奧巴馬，所以在入主白宮後的第三天便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之後他採取雙邊談判的模式，一對一和個別國家談判，以龐大的經濟力量，索取美國的最大利益。不單在貿易方面如此，在其他國際事務亦如此。就在數月前，美國便以關稅來恐嚇墨西哥。由於有相當多的中美洲難民通過墨西哥走向美墨邊境，若墨西哥不想辦法堵截，美國便會對全部墨西哥進口貨物徵收5%關稅，其後會上調到25%。墨西哥只能匆匆就範。關稅已成為現時美國的外交工具。特朗普自己也曾明言：「我乃關稅人是也」。但中國經濟的底氣與墨西哥的畢竟不同。美國現時對額外3000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的成效如何，還得看兩個大國的角力，甚至是長期的角力。

香港世貿從未收投訴

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就購買力平價滙率來計算，已超過美國的水平，可以說香港早已邁進發達經濟體行列，但在世貿組織中仍算是發展中國家。這或許因為香港早在1986年已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成員，因而也是後來世貿組織的創始會員。

不過由於香港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所以在世貿組織中無論是發達經濟體或發展中經濟體的地位，都沒有什麼影響。查看一下世貿組織會員間貿易糾紛的檔案，香港只有一個在1996年投訴土耳其的，而對香港投訴的則沒有。如今全球經濟山雨欲來，香港則風雨飄搖，美國要在上述的總統備忘錄90天後如何處理香港及其他高收入經濟體在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對香港來說，已不是什麼重要的議題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表述效應」與林鄭風格

行為經濟學中，有一理論名為「表述效應」（framing effects）。此理論由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所創（Kahneman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很可惜，Tversky早於1996年已經去世），經典例子是他們提出的「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試想像某國正為一種異常亞洲疾病爆發作準備，預計此疾病將導致600人死亡。以下是兩個可考慮的應對方案：
•    如果採用方案一，將有200人得救。
•    如果採用方案二，600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無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就以上兩個方案進行意見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受訪者選擇方案一。
然後向另一組別參與者重複以上意見調查，兩個方案改為：
•    如果採用方案甲，將有400人死亡。
•    如果採用方案乙，無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600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指出方案甲和方案一所描述的後果相同，方案乙和方案二的後果亦一樣；但在聚焦預期死亡人數的方案甲和乙之間，絕大多數受訪者都選擇方案乙，和第一組別的調查結果剛好相反！

根據以上結果，Kahneman和Tversky提出「表述效應」理論，指出一般人對某一件事的看法，很容易受該事件如何被表述所影響。

「表述」掩人耳目
「表述效應」不單止可用來理解經濟行為，也可以應用到公共政策方面；如政府推動政策時強調政策的好處，爭取公衆支持。反對派卻把公衆視線轉移至政策的壞處，令政府不能成功推動對他們不利的政策。現在令人擔憂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運動，便是一個很清晰的例子。

嚴格來說，Kahneman和Tversky的「亞洲疾病問題」用了兩種「表述效應」。第一種「表述效應」是「同一個」意見調查，經過巧妙的不同表述，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後來有人指出方案甲其實和方案一並不相同，原因是「將有400人死亡」不等於「將有200人得救」，例如另外200人可能變成植物人。

第二種「表述效應」是兩位學者巧妙地把兩個不同方案（方案甲和方案一）表述為「同一個」方案。第二種「表述效應」應用較少，因為它比較難用；此點可用以下例子解釋。
加工肉類可被形容為「90%無脂肪」或「10%脂肪」。對一般消費者而言，「90%無脂肪」的敍述比「10%脂肪」吸引，這是第一種「表述效應」。第二種「表述效應」是把近似但不同的加工肉類形容為同樣吸引。雖然「(90 + X)%無脂肪」的加工肉類比「90%無脂肪」吸引，但把「(90 + X)%無脂肪」形容為「(10 – X)%脂肪」會引致該加工肉類吸引力下降。要符合第二種「表述效應」，「(10 – X)%脂肪」的效果需要等同於「90%無脂肪」的敍述。

第二種「表述效應」的應用比第一種難，因為需要準確量化X的數值，而數據充足與否是基本的要求。由此可見，應用第二種「表述效應」不能單靠直覺判斷；現在的「反修例」運動正是一個現成例子。

民意不可迴避
「反修例」運動原本只有一個訴求：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林鄭由起初完全漠視民意到後來「暫緩」該草案，意圖把「暫緩」修例演繹成「撤回」修例，屬於第二種「表述效應」。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首先，「暫緩」和「撤回」在意義上有明顯分別。「暫緩」的意思含糊不清，更可以是短暫安排，不排除特首可以隨時恢復修例。相比之下，「撤回」比較實在，政府必須從立法會撤回該草案，有實際行動。「暫緩」修例不足以回應「撤回」修例訴求不難理解。

一天後，林鄭回應遊行，聲明已停止修例工作。政府消息指「停止」修例和「暫緩」修例沒有分別，更交代重推無期，估計今屆立法會會期（明年7月結束）不會提上立法會，等同「自然死亡」，效果與撤回修例差不多。

以上的演繹，進一步指出「暫緩」/「停止」和「撤回」的主要分別。「撤回」是即時性的，即時回應訴求，乾淨利落。「暫緩」/「停止」始終存在變數，要等到一年後才會「自然死亡」，拖拖拉拉。有云「政治一日都嫌長」，何況是一年？認為一年後自然死亡與（即時）撤回修例差不多的人，真可謂「差不多先生」。

7月9日，林鄭宣布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客觀上，這條修例草案「壽終正寢」，效果等同撤回修例。然而「表述效應」是主觀的，林鄭再一次失敗，「壽終正寢」不被接納為回應撤回修例的訴求。

林鄭的連串失敗不難理解，如果她真心相信「暫緩」/「停止」修例、「自然死亡」、「壽終正寢」全部等同「撤回」修例，那為何不直接用上「撤回」字眼？難度她認為說服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比說服她自己容易？

學生常常問我答案是否愈複雜愈好。我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夠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一定比用較複雜的方法好。事實上，想出簡單方法解決問題是社會進步之源；特首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為社會製造問題。

最後，我不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毫無道理；它有壞處，也有好處。如果日後修例對社會整體有利，獲得社會普遍支持，我寄望政府能夠肩負責任，重推修例，正面回應社會訴求。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社運

近10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社會運動頻生，計有2010年年底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5月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同年9月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警務處統計顯示，2010至2015年間本地公眾集會平均每年5千多宗，2016至2018年間則激增至每年超過1萬宗；2010至2018年期間，公眾遊行每年超過1千宗。

自回歸後出現的大型遊行，包括2003年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與人數50萬；2014年歷時79天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人數達120萬；今年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民陣報稱參與人數亦超過100萬；6月16日「反送中」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報稱參與人數甚至達200萬。這些數字足以證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自治、言論、集會及遊行自由，但亦反映社會問題嚴重。

嶄新社運模式

傳統社運往往由較具規模和成熟的社運組織發起，借助組織領袖的個人魅力，策動群衆行動，管理上層次分明。「反送中」運動則主要是網絡行動，群眾自發參與，跟外地社運模式相類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橫向式通訊為基礎，把群衆的公共領域最大化。點對點等網絡設施讓參與者和支持者隨時表達不滿，在基層協調政治行動。

在現代通訊技術普及的情況下，社運人士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分享最新的實況信息，因應情況更有效重新部署。

因次按危機引發華爾街銀行信貸爆煲，美國經濟持續惡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業尤其困難，以致民怨沸騰。但 「佔領華爾街」的成員並沒有組織市區騷亂，卻在全國各地以示威遊行和露營佔領方式持續抗爭，同時借助數碼科技與新媒體，宣洩不滿情緒。

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但政治立場每多左傾；沒有正式政黨聯繫，亦無領導人或發言人，形成自由開放式的社運平台，包容性特別強，歡迎任何志同道合者參與，既易於壯大聲勢，更有利抗爭一浪接一浪持續下去，不會因領袖被捕而令抗爭夭折。

美國在2008年經濟衰退開始時，最富有的1％國民集體財富超過其餘99％民眾的總和。經過銀行信貸風暴的洗禮後，企業行政總裁2010年的薪酬平均增幅為36％，但一般家庭的工資則停滯不前，以致財富集中度創下192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貧富差距也在工業化國家中最懸殊。「佔領」運動於是出師有名，抗爭口號正是「九成九民眾在此！」（We Are the 99%!）。

路線明確有助激發更多飽受「不均」之苦的市民參與，進一步鞏固運動的集體認受性。另一方面，運動卻未有提出較具體的經濟或政治訴求，只有「反對企業霸權」等空泛口號。

香港近日的「反送中」運動，則提出5大具體訴求：完全撤回修例、撤銷把6月12 日集會定性為「暴動」、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追究警隊開槍責任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執政者若照單全收，則「威權」何在? 示威者訴求不獲全面接納，則表示運動失敗；雙方因無妥協空間而缺乏下台階，以致僵持不下。

資訊科技威力

許多人以為「佔領華爾街」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樣，是一場Facebook 革命。但以美國組織社運的成熟經驗，很可能幕後有一批社運人士在運籌帷幄，參與民眾則一呼百應，在公園和街頭行動。黑客組織Anonymous亦隨即加入，推波助瀾。

佔領行動於2011年7月開始，即被美國主流媒體形容為欠缺社運經驗的年青人的自發行動，其在意識形態和抗爭方式上，跟同年西班牙爆發的「憤怒者」運動極為相似。不排除這兩個運動的參與者透過資訊科技互相啟發、學習。

佔領運動的參加者，都靠先進移動通訊科技而擺脫孤立無援之感，藉此加強對所關心問題的認識，從而集體上街宣洩不滿。通過在新媒體、街頭和營地分享抗爭中的親身經歷，彼此信念一致。例如運動期間，新媒體Tumblr.com通過發佈「九成九民眾在此」博客來鼓吹抗議活動，主題包括失業、失去家園、沉重債務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等，也易於發酵成集體認同感，轉化為強大的抗爭力量。

此外，運動也有賴meetup.com和Foursquare等網絡服務，以及howToOccupy.org和OccupyWallst.org等網站，讓參與民眾深入討論和策劃行動。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某程度上還改變了社運的集體行為，有意參加者隨時可在手機下載有關應用程式，以追蹤遊行時間表、路線等。換言之，共享故事有助民眾了解，個人問題實植根於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結構性缺陷；在線活動則便於把集體動機轉化為恒常的上街行動。

香港在運動抗爭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同樣不遑多讓，通訊軟件Telegram及網上連登討論區，以民主方式決定行動，向群眾提供及時資訊，在最近的示威行動中，足見功效。

社會運動的成敗關鍵，除了取決於可動用資源、領導者的才能、周詳策劃及有效管理外，當然還在於媒體及國際的關注。

美國防暴警察對付示威暴徒，往往把示威群眾的部分後路封鎖，前面則呼籲及驅散示威者，然後圍捕。在一次防暴行動中，一名指揮官剛好遇上一群站在行人道上手無寸鐵的婦女。面部遭噴射胡椒噴霧後，她們摔倒地上，痛苦尖叫。有關視頻隨即在網上瘋傳，激起民憤，示威者廣獲同情和支持；加上媒體廣泛報導，當權者形象隨之惡化，管治能力亦大打折扣。警方作為執法部門陷於兩難，既要向當權者問責，亦須避免向示威者使用過份武力，否則容易助長抗爭。

抗爭遍地開花

本地情況如出一轍，警察是維持治安的執法者，本來不應是政治目標，但行動中每多成為示威群眾的洩憤對象，而釀成雙方流血衝突。執法部門一旦淪為政治工具，社會爭鬥只會泥足深陷，國際的關注亦難免令特區政府處理問題時備受掣肘。

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形形式式的非暴力佔領行動席捲全美多個城市，首先佔領公園、廣場、聯邦建築物周圍的公共空間。建立這些臨時社區的基本條件，包括食物供應、駐紮營地、基本醫療以及人身安全。若部署長期抗爭，更須從民衆教育和社會文化入手，方可號召本來事不關己的市民也來參與。開放集會參與，讓所有人在決策過程中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促進真正的交流，增強社運凝聚力。

如此非暴力「公民抗命」，對美國社會影響之大，也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最後導致7,000多人在122個城市中被捕。在運動剛展開的幾個月內，大多數的佔領據點都被警察強行清拆，參與者於是利用其他渠道繼續抗爭。

香港近期示威活動的聲勢，較「佔領華爾街」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型遊行、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及包圍警察總部之後，一連串「光復」行動以及「連儂牆」蔓延至各區，創造出一個公開的群眾運動平台，為抗爭草根化及持續性打下基礎，使政府施政面臨嚴峻挑戰。

綜合以上分析，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引發香港近年社運熱潮的主因是民生、經濟和政治的深層次矛盾，久經長年積累，比導致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經濟問題複雜得多。另一方面，資訊科技和社交媒體在各地社會運動中，無疑已被廣泛應用。政府固然可以封網拉人，杜絕反對當權者的言論在社交平台散播，但亦可善加利用，作為深入瞭解民怨的途徑，以防患於未然。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對反修例運動的一些思考

最近香港已經到了三日一示威，五日一遊行的地步。筆者早知香港民怨甚深，卻不知深到這個程度。有人把香港人的示威反抗歸咎於通識教育，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很次要的考慮。如果“洗腦”真是這麼容易的話，教會學校的學生一定都變成了教徒，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己之所欲 欲施於人

對於近期此起彼伏的遊行示威，筆者不禁聯想起自己在教授「博弈論」一門課時喜歡和同學討論的一個虛構的審判案例。假設某宗案件的審判結果只有三種：無罪釋放、終生監禁和死刑。有三位法官，他們對這宗案件各有各的看法，其中一位認為犯人根本沒有犯法，應該無罪釋放；但若在死刑與終生監禁之間，則寧選死刑，皆因這位法官熱愛自由，信奉“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freedom or give me death）的人生觀；筆者上課每次提到這點，同學就會哈哈大笑。

這個案例之所以耐人尋味，原因有二。第一，同一個犯人，同一類案件，同一批法官，在三種不同（均爲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裁決程序之下，竟然出現三種不同的結果，這不禁令人思索何謂公義。第二，在其中一種程序之下，上述那位法官起到關鍵作用，他雖然不能使那犯人無罪釋放，卻成功令他得到死刑，逃過終身監禁的厄運！這個法官基於對自由有崇高的理想，認為別人要接受自己的看法，變成好心做壞事。

聚焦目前香港社會，有示威者爲了迫使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誓不罷休，把運動升級，延伸到各個社區。他們要別人接受這種長期對抗的生活，這是否與他們原先標榜自由的目標背道而馳？事實上警民衝突隨之而不斷加深，這對別人是否公道？

報酬遞減法則

經濟學上有一個重要定律，叫報酬遞減法則。完成一件事情最後20%所付出的代價，往往要較完成開頭80%為大。考試成績達到80分不是很難，但是從80分提升到95分就很難了。把一件產品做到合乎規格、耐用美觀不難，把它提升至一級水平卻很費勁。身為學生，是否值得花時間把成績從80分提升到95分呢？身為商人，是否值得盡力做到精益求精，令產品更上一層樓呢？對於這些問題，答案其實並非必然，因爲其中所需的額外努力，也許可以花在別的用途上，帶來較大的收益。

回到反修例運動上，擱置修訂《逃犯條例》是個很大的成就，要給它一個分數的話，那至少值80分。筆者已在本欄上一篇文章中表示，當務之急是恢復秩序，從長計議，而不值得再把行動升級，去迫使對方做出更多的讓步。這兩三周的發展，亦證實了更多的群衆運動事實上會帶來更多的衝突（現在示威者和警方不僅對6.12事件中對方的行為不滿意，還對7.1攻佔立法會大樓事件，以致之後屯門，上水，沙田的遊行示威中對方的行為感到不滿意），如此下去，社會進一步撕裂，到了難以修補的地步。

當初政府要強勢通過修例的時候，站出來反對是勇氣的表現，但是當政府已經讓步，還要打落水狗的話，就是不知進退，貪勝不知輸，這是兵家大忌，亦有違中庸之道。

以情害意的謬誤

有一種叫「以情害意」的思考謬誤。許多概念都帶有貶義，如偷竊、殺人、縱火，一些人做出此等行為，背後可能有其「正當」的理由，因此就把偷竊說成不是偷竊，殺人不是殺人等等， 這正正犯了以情害意的謬誤。

西方有個俠盜羅賓漢的故事，他同情弱小，救助窮人，那是俠義表現；他打劫富人，是盜的一方面。俠盜是不一樣的盜賊，但始終也是盜賊，我們不會因爲欣賞這個人而忽略他的盜竊行為。鄧小平也說過黑社會也有愛國的，但是愛國的黑社會仍然是黑社會，不會因為他們愛國就不是黑社會，不然的話，「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就是一個僞命題。

反修例運動中，經常出現的口號是「沒有暴民，只有暴政」。7月1日強闖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的示威者當然是暴民，怎能說不是呢？你可以說他們有崇高理想，或者是不得已才這樣做，但是這群使用暴力的市民，為達目的而罔顧法紀，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否定這一點，既强詞奪理，也有推卸責任的嫌疑。他們最後會不會被判有罪，這是法庭的決定，我們既然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就交由法官裁決好了。

最優化決策中的約束條件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次逃犯條例修訂事件證明香港現有體制已經完全破產，要改變這個體制，並不是香港人自己可以説了算，必須得到中央政府同意才行。然而內地是個專制的政權，人權法治觀念薄弱，習近平上台以後，情況更加變本加厲，要説服北京接受香港重啟政治改革，殊非容易。再者，中國的經濟實力如日方中，而監管社會的能力日益强大，這個趨勢在今後二十年保持，應可算意料中事。以為把行動升級，就可以迫使內地領導讓步是非常冒險的想法。要取得對方同意，香港人如非必要，不應加以冒犯，必須令對方相信香港人是克制的、成熟的，即使民主化之後也不會出亂子。之前的百萬人和平行動，充分反映了大部分市民的素質。可惜其後出現的升級行動，特別是7月1日攻佔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卻大大損害香港人和平理性的美好形象。筆者認為，香港現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衝突，而是更多的冷靜思考，和友善的對話。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貿易戰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中美貿易戰從去年上半年開始爆發，先是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貨物增加高達25%關稅，之後是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600億美元貨物增加25%關稅。在這期間，兩國高層代表曾進行多輪談判，進展時而樂觀，時而悲觀，不但牽動着億萬人的心，也帶動股票市場大起大落。中美元首終於在剛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會面，又一次帶來了好消息。雙方同意重開談判，美國並答應不會對餘下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物增加關稅，允許美國公司繼續與華為做生意。我們期待雙方經過努力，最終會達成協定；然而彼此的矛盾卻不會因此而全面解決，可以預期，中美兩國的爭端將是一場持久戰。

貿戰兩大問題

那麼，中美貿易戰究竟對兩國甚至全球的經濟造成怎樣的影響？程度又有多深遠？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首先，貿易戰將會大大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由於兩國的貿易不僅涉及消費品，大部分其實是中間品的貿易，可見除了消費者受到傷害，亦波及兩國的生產能力。在當今世界，很多國家的生產都與中國和美國的生產連在一起，即全球生產鏈。典型的例子是，其他國家生產中間產品，然後出口到中國加工和組裝，變成最終消費品出口到美國。所以，當貿易戰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也相應減少。貿易是每個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貿易減少會導致就業率和GDP下跌；這是有關貿易戰對經濟影響的定性分析，亦即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聚焦貿易戰對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就很難回答了。但這問題或較第一個問題更為舉足輕重。為什麼難呢？因為增加關稅對貿易量的影響，取決於進口對關稅變化的彈性，而這彈性對不同的產品都不一樣。當知道貿易量的變化時，又要知道貿易對GDP的貢獻有多大。同樣，不同行業的貿易量變化對GDP的影響也不一樣。一個行業的貿易量變化不僅影響行業本身，也影響其他行業，這就是經濟學上稱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概念。

分析途徑有三

儘管困難，人們還是努力去尋找答案；以下介紹三種方法。第一種最簡單和直觀，但很不準確。首先根據過往的資料，看看當關稅提高一個百分點時，進口產品減少多少。同樣，根據過往的資料，看看當貿易減少一個百分點時，GDP又減少多少。最後，把中美貿易戰的關稅提高額來預測貿易和GDP的減幅。筆者看過一篇學術文章，作者估計當美國對25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增加25% 的關稅後，這些產品的出口量會減半；對中國GDP的直接影響是下降0.43%，但間接的影響是減少1.12%，下降幅度合共1.55%。在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平均每年增長9%），減少1.55% 可能不算太大的問題，但在當今年增長6.5%的常態下，降幅1.55%是影響很大的。

第二種估計方法是「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簡稱CGE）。CGE是一個很大的模型，它包括生產、消費、政府、行業內和行業外的聯繫、資源的限制、國際貿易等等。這個模型的優點是比較全面，但缺陷是我們看不到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而且需要大量的資料支援。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一篇工作論文，作者用改良後的CGE模型進行估計。假設美國對所有中國貨物增加25%的關稅，而中國同樣對所有美國貨物增加25%的關稅，那麼，美國的實質GDP會下降近0.3%，而中國的實質GDP就會下降近0.6%.

第三種估計方法由Ralph Ossa 提出。Ossa 曾在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當副教授，現在是蘇黎世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通過一個統一框架分析有關問題，其中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政治經濟學貿易理論對貿易保護的動機，比CGE模型有更好的理論基礎。Ossa的研究涵蓋7個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和中國）和33個行業。如果沒有世貿組織，每個國家各自選擇自己的關稅的話，世界的平均關稅水準是62% 或63%。現在世界的平均關稅水準是8% 左右，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有助各國把關稅大大降低，讓人們得享貿易帶來的好處。實質好處究竟有多大？。據Ossa的計算，如果全球爆發貿易戰，平均每個國家的實際收入就會下降2.9%。Ossa還特別計算了如果貿易戰只發生在中美之間，而且關稅只增加25%的情形；他估計美國的實際收入下降0.4%，而中國的實際收入下降0.7%，可見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不過，Ossa提到，他的計算基於長遠均衡而言，當中忽略了在均衡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很多成本的上升。比如說，人們可能從一個部門失業，需要長時間才能在另一部門找到工作，中間的成本會很大的。所以，Ossa的計算會低估了貿易戰帶來的影響。

香港難逃衝擊

那麼，中美貿易戰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我們得先看看香港在中美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中美之間的貿易有大概20% 是經香港轉口的，另外還有大量是經香港轉運的。香港的服務型經濟與貿易息息相關，比如銀行、物流、保險、會計、法律等。如果轉口和轉運的貿易大量減少，對這些行業就有直接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要透過一般均衡的模型，才能估計影響的大小。
若作粗略的計算，香港的貿易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但由於香港是中美貿易和其他國家貿易的轉口港，美國的貿易下降會減少香港的貿易，中國的貿易下降也會減少香港的貿易，香港因而受到雙重影響。即使貿易戰導致中國所減少的貿易量佔全國貿易比例不算大，但對香港所減少的貿易量佔本地總貿易的比例卻很大。另外，貿易對GDP的影響在香港比在中國大很多。所以說，如果按上文提到貿易戰使中國實質GDP下降0.7% 作為參考，筆者認為對香港實質GDP的影響，肯定會超過1%。

參考文獻

Ossa, Ralph (2014),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with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2): 4104-4146.

Ossa, Ralph (2019), “The costs of a trade war”, Chapter 4 in Meredith A. Crowley (eds.), Trade War: The Clash of Economic Systems Endangering Global Prosperity, CEPR Press (London), 45-49.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民粹主義的抬頭

3年前英國就脫歐進行了公投，結果出人意表，贊成脫歐的以4個百分點勝出，英國自此受盡了脫歐這個議題折騰，與歐盟就脫歐後安排進行的談判，到目前仍沒有達成協議，而代替卡梅倫出任首相的文翠珊，堅持至本年5月也相位不保。

英美兩大民粹例子

同是3年前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在早期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勝出。他上台後掀動的國際風雲，更加是舉世矚目。很多論者認為，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與特朗普的當選，都是民粹主義抬頭的主要例子。

事實上，除了英美兩國外，其他國家民粹主義的傾向愈來愈明顯。去年5月大選後成立的意大利政府，由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兩個政黨聯合組成，被《紐約時報》稱為現代西歐的第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在此之前的希臘，因為債務危機和市民抗拒經濟緊縮政策而上台的激進左翼聯盟，也是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前者屬於極端右翼，而後者則屬左翼政府。至於在法國由瑪琳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以及德國的另類選擇黨，都是民粹主義政黨的例子。

若要量化地了解民粹主義的冒起，可參考瑞典智庫Timbro編製的民粹主義指數。這個指數按歐洲33個國家（包括歐盟28個成員）的260多個政黨在所屬國家的立法機構選舉中所得票數百分比來計算。有關數字顯示，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在2000年立法機構選舉中總得票率是11.8%，到最近一次選舉他們的總得票率已達到22.7%。

上面提及的都是歐洲的情況，而早期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則以拉丁美洲為主，較為人熟知的是三度當選阿根廷總統的貝隆。著名音樂劇《貝隆夫人》（Evita），說的就是他夫人伊娃的故事。阿根廷的經濟條件本來不錯，但經濟政策多年來屢犯錯失，致使國家滯留於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裹足不前。

阿根廷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1962年是美國的36%，到2018年則下跌至只有18%，近年亦常面對未能償還外債的困擾。至於近期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例子，當數委內瑞拉的查維斯和馬杜羅。

民粹主義一詞源於十九世紀，內涵的主要出發點是「人民」，但使用時往往把人民與精英和建制對立起來，因此民粹主義很多時被看成是反精英主義，表現在經濟領域則與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大相逕庭，甚至互不相容。

舉個例子，查維斯在1998年當上委內瑞拉總統後，便啟動了他的所謂玻利維亞使命，主要是增加社會福利、反貧窮、土地改革等措施。無論這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選票服務，這些政策籠統來說無可厚非，但後來因石油價格上升，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這些福利政策愈做愈大，當油價下跌時，便出現種種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查維斯的應變是出動政府有形之手，如價格管制，甚至軍隊介入等等。

查維斯於2013年去世後，接任的馬杜羅繼續實行民粹主義經濟政策，甚至變本加厲，結果使委內瑞拉的經濟掉進深谷。這裏的論述難免粗疏，但只要看看委內瑞拉豐富的石油資源（蘊藏量全球第一），對比她百分之數十萬的通脹率、崩潰的貨幣制度、消費必需品缺乏、人民逃亡鄰國等，雖然當中包含美國經濟制裁的因素，但仍然可以看出背後錯誤的經濟政策。

民粹主義經濟政策雖然導致較多的財政開支和財政赤字，但政府財政有時不一定全屬於國家管理的範圍之內，像歐羅區的意大利，去年新政府上台後，便跟歐盟因財政赤字作為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的高低發生爭論，帶出了意大利可能退出歐羅區的可能性，使意大利跟隨希臘和西班牙等國家成為歐羅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香港如何重新出發

民粹主義的冒起，涉及政治、社會、文化、政策等等多種因素，因此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情況和表現。但無論有多複雜，都離不開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其中經濟全球化更是最主要的因素。

經濟全球化，可以解釋為經濟活動跨越國界的比例愈來愈高。跨越國界的，包括商品、服務、資金、資產、職位、勞動力等。商品跨越國界，即國際貿易，會重新分配工作和工資。雖然貿易可帶來淨利益，但這些利益如何分配，是貿易容易被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在貿易中較少受重用的生產要素或工人，便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工人對二戰後以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產生不滿。

經濟全球化至八十年代步伐加快，一方面是因為科技進步，以前不能的變成可能，如更細緻的分工和供應鏈的管理；另一方面是政策的改變，主要是八十年代中國、九十年代印度和前東歐及蘇聯經濟的改革開放。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一步鞏固了國際貿易帶來的受惠和受損。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維爾納．米勒（Jan Werner Müller）建議對民粹主義重新定義。按他的看法，民粹主義者並不一定反精英和反建制，像特朗普和推動英國脫歐的前獨立黨主席法拉奇，都算是精英和屬於建制內。他認為，民粹主義者肯定他們代表「真正的人民」。引申下去，他們就壟斷了所謂人民的定義，並排除了人民這個概念可能的多元化含義。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和支持英國脫歐以減少通過歐盟到英國移民的想法，都是這種思路。

從這個角度看，似乎民粹主義比比皆是。香港也不例外，一個本來是「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的城市，竟然孕育出濃厚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社會心態。由於香港沒有普選，起碼暫時沒有，因此應該不會出現民粹主義政府。但沒有民粹主義政府，不等於沒有民粹主義的思維。香港要重新出發，需要考慮的事情多着呢！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反修例進退之道與長久之計

政府早前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聲稱目的在於把香港陳姓殺人疑犯移交台灣，說法未免可疑。顯而易見，安排一次性移交疑犯，遠比修改法例容易，政府卻選擇了一個捨近圖遠、事倍功半的處理手法。打個比方，有人患了重病必須醫治，卻不去求醫，反而去重考香港中學文憑（HKDSE），希望進入醫學院，畢業後才把所學醫術為自己治病。如此行為是否難以理解？

反對修例的癥結

香港人反對修訂有關條例，關鍵原因是國內的法治薄弱，中國政府就有不少前科，透過法律手段打擊異見者。這不是信心的問題，而是客觀的事實。政府認為今次市民反對那麼強烈，無非是宣傳和諮詢不足。筆者不以為然，因為即使有更多宣傳和諮詢，只會加深市民對中國法制黑暗面的認識；政府可能早就察覺這點，希望快刀斬亂麻。

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教授建議「港人港審」，這個方案能大大減少香港人的顧慮；可惜未獲有關方面接受，而陳教授亦沒有堅持下去。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世界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歡迎各國的公司和投資者來做生意，自然也視他們為本地持份者。然而，要是《逃犯條例》一經修訂，外國人基於也有可能被遣返內地，產生憂慮實屬合理。今年年初，中國政府因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拘捕，以牙還牙，隨即拘捕兩名加拿大國民，這就足以說明外國人的憂慮是有充分根據的。

筆者擔心，若修訂《逃犯條例》強行通過的話，恐怕香港作為具備獨立司法制度的自由經濟體所享的國際地位，就難以取得西方社會持續承認。這對香港固然是個毀滅性的災難，對中國內地也一點好處都沒有。

以上分析點出筆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因。

見好就收的智慧

6月9日，民陣發起反修例遊行，稱有100萬人參加；6月12日，金鐘立法會大樓外警民衝突過後，政府隨即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6月16日的遊行，民陣稱參加者多達200萬，進一步震驚全世界；特區政府官員和特首林鄭月娥先後作出道歉。

到目前為止，反對運動有以下三方面的成果：第一，暫緩修例；第二，特首和政府官員先後為修例工作做得不好而致歉；第三，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已作澄清，6月12日的示威行動不是一場暴動。

雖然暫緩修例不完全等於撤回草案，但事實上分別已經不大，至少看來不像是政府緩兵之計。至於要求林鄭下台一事，筆者覺得換人只是早晚的事，而林鄭已受重創，留任亦不會有什麼殺傷力。盧偉聰的澄清，亦讓6月12日示威者不會因為參與行動而入罪，應可釋然。對於上述3項成果，筆者覺得滿意、可以接受，示威者並無必要採取破壞社會秩序的手段窮追猛打，要求林鄭下台和收回條例修訂。

至於另外兩個要求，一是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6月12日示威所引起的衝突；二是釋放當日被捕的示威者。對於前者，筆者相信有助於平息民怨，亦可消除對警察不合理的指摘，是個合理的主張。對於後者，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與其提出無條件釋放被捕者，倒不如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並要求有關當局保證他們應有的權利。

理性行事的責任

個別參與示威者襲擊警察或者使用暴力，因而受到調查、被捕以至遭檢控，筆者覺得這並沒有什麼問題。不管出發點如何崇高，個人必須為自身行為承擔責任。

筆者憶及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教授的一段話。2014年他剛上任，與我們學院的一眾同事見面，筆者問他如何看待即將出現的佔中事件，校內師生若參與其中而被捕，應該如何應對等等。馬教授以他在英國一所大學任教時一事回應：在一次抗議事件中，一個學生在盛怒之下，從二樓把滅火筒扔向地下的群眾，造成有人身受重傷，這個學生事後被判入獄。示威者不管出發點如何崇高，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可傷害他人，筆者對此十分同意。

要求與林鄭或盧偉聰對話，本屬無可厚非，卻也並非迫切（上文指出，筆者認為政府的連番回應已可接受），不應該為此而影響到市民大眾的生活。6月21日，把3000名警員圍困於警察總局15小時的行動，更是非常危險的挑釁行為。期間就有數十個999電話不能獲警方即時處理，其中有可能是涉及人命的，以別人的生命當做自己的談判籌碼，這是否合乎道德？筆者十分懷疑。

示威者再採取這些行動，難免變本加厲，最後甚至會斷送原先反修例運動所帶來的成果，就像止痛藥愈吃愈多，藥力失效，最後腎功能受到破壞一樣。

另一點筆者想提出的，就是我們是否對警察太嚴苛了。在6月12日示威衝突的影片中，我們固然看到警員有過分使用武力的情況，但也不要誇大問題的嚴重性。首先，不應以個別警員的行為當作為全體警員的行為，就好像有個別遊行參加者鹵莽違法，不應因此認為所有遊行人士都一樣。

一視同仁的胸襟

其次，當時前線警員只是執行上級命令，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還是應該向指揮官追究，方為合理。對於其後發生的種種「惡行」（如在6月21日警察總局被圍當日，當局是否誇大需要救護車服務的人數，等等），也應如是觀之。

把警察叫作黑警是非常侮辱性的語言暴力。警員除了要處理遊行示威外，還有許多任務，例如防止毒品槍械流入本港；打擊黑社會活動，以免惡勢力影響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偵查商業罪案、尋找失蹤人口、處理交通糾紛等等。

基於不滿警察在某一方面的表現，就全盤否定警察的貢獻，實在沒有道理。即使在示威的問題上，他們只不過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磨心，絕非敵人。我們是否只看見別人眼中有刺，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特區政府因《逃犯條例》失誤，證明原本的管治模式已經徹底失敗，這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莫大機遇；接着下來，就要看香港人能否好好把握這個機遇，而這需要的不是偏見與謾罵，而是如實地理解我們見到的一切。多些朋友，少些敵人，這是永遠不會錯的策略。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沙頭角禁區潛力蓄勢待發

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今年2月中出爐後，深圳市口岸辦公室火速在5月中旬，宣布對深圳各口岸功能進行優化和調整，以提升深港融合；當中皇崗口岸、文錦渡口岸和沙頭角口岸將取消貨車通關及貨檢功能，過境貨檢將由西面的深圳灣口岸及東面興建中的蓮塘口岸負責，實行「東進東出，西進西出」。深圳方面將重建皇崗口岸，作為純旅檢通道，並擬與香港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實現「兩地一檢」。沙頭角口岸是另一個將被重建作純旅檢通道的口岸。

為配合口岸發展，香港將面對兩個問題︰一是在法律法規層面上的銜接；二是涉及更新查驗設施及設備的協同。香港是時候檢討邊境禁區的融合和需要。由於深圳計劃重建沙頭角口岸，這為沙頭角禁區開放提供一個黃金機會。

禁區歷史背景

沙頭角原橫跨中港兩地，範圍涵蓋深圳的鹽田區及部分新界北區。當中包括沙頭角村及著名的中英街，鄰近有打鼓嶺及坪輋。遍布在沙頭角及附近島嶼的鄉村，統稱為沙頭角鄉，人口以客家、鶴佬、蜑家和廣府人為主。全盛時期人口超過兩萬，鄉村數目超過60，居民以捕魚及務農為主要經濟活動。

區內保存歷史遺跡和傳統文化，包括清乾隆年間落成的鏡蓉書屋，樓高兩層，是少數專供教學用途的青磚書室，1991年獲香港政府列為法定古蹟；客家圍村的傳統習俗；以及已有300多年歷史的「魚燈舞」等。

1950年代初，港英政府基於圍堵中國、防止偷渡及打擊走私3個理由，把沙頭角列為邊境禁區。2012年2月15日起，為開發生態旅遊，帶動區內旅遊業，政府分兩個階段開放禁區。首階段縮減蓮麻坑至沙頭角段，以及米埔至落馬洲管制站分段的禁區。第二階段將於2020年初展開，把落馬洲管制站至梧桐河分段，以及梧桐河至蓮麻坑分段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的面積，相應由原來的2800公頃大幅縮減至400公頃。

基於保安理由，特區政府繼續把中英街及沙頭角墟列為禁區，市民進入沙頭角墟，必須持有許可證，俗稱「禁區紙」。現時區內設施包括各式店舖、巴士總站等，便利居民的日常生活。

優厚發展條件

近年香港邊境禁區範圍日減，尚餘大約400公頃未被解封。隨着本地經濟起飛，鄉郊人口轉移，村落多已荒廢，目前只剩下37條鄉村，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列作禁區的沙頭角墟，尤其值得關注。

時至今日，沙頭角墟仍然缺乏直接海上交通，窒礙了整個新界北區的發展，隔斷了十多條經沙頭角出入村落的出路。完整的沙頭角墟荒廢多年，營商條件以至本地及鄰區就業通通欠奉。

儘管如此，作為處於兩地邊界的市鎮，沙頭角墟極具潛力發展成為邊境龍頭市鎮。

第一，沙頭角墟連接香港與深圳東部及粵東地區，位處區內交通樞紐；開放禁區，可以加強香港與深圳東部如鹽田區的連接。鹽田區的優勢包括有濱海旅遊、黃金珠寶產業及生態旅遊資源。藉着釋放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訊息流，可惠及商貿、旅遊、科技及醫療等產業。

深圳有較完善的產業供應鏈，而香港方面則具創新優勢。中英街毗鄰深港兩地，沙頭角墟的地理優勢更有利於新市鎮發展，成為香港與粵東地區之間的中轉站。連同新界北區的蓮塘、香園圍、文錦渡及羅湖等口岸，沙頭角整體上蘊含口岸經濟帶的發展意義。

發展沙頭角可促進粵港兩地資源、技術、人才和服務的交流；作為邊境市鎮的試點之一，將來更能帶動鄰近地域的發展，從而有效利用周邊土地資源。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定能釋放更多土地，紓緩當前香港土地嚴重缺乏的挑戰。

第二，沙頭角墟的「解禁」，可以帶動沙頭角海以東、大鵬灣西南海域，以吉澳為主的旅遊業。吉澳自清末便擁有「南海明珠」的稱譽，作為重要的海島市集，商貿繁盛，風光秀麗。其周圍的水域較為平靜，有潛力發展成為水上活動中心；島上有自來水供應及碼頭設施，具備發展基礎條件。

附近的印洲塘更是香港首批海岸公園之一，地質景觀豐富多彩。沙頭角碼頭是通往這些離島的交通要塞，但現時碼頭仍處於禁區範圍之內，進出皆受到限制。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即可刺激區內休閒以及生態旅遊業的發展。

沙頭角灣、大鵬灣及大亞灣連同新界沿海區域，具有獨特的海岸線風光，深圳方面亦計劃把這些灣區發展成國際黃金海岸旅遊帶，打造一個世界級的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

第三，沙頭角墟解禁和發展，有望加強附近偏遠鄉村（如荔枝窩）的基礎建設，改善民生。新界居民的一大呼聲是活化偏遠鄉村，國內如上海朱家角、浙江烏鎮等特色小鎮，結合旅遊、文化及生態等多元發展，可供香港參考。活化項目的渠道應以鄉民為主，以掌握傳統文化，與私營機構以互惠互利為合作基礎。

2012年2月15日，香港邊境禁區範圍再次縮減，沙頭角的6條鄉村得以解禁，因而釋放商機，塘肚村、新村及木棉頭村陸續興建旅遊景點。居民計劃分階段把42公頃土地闢作有機農莊，挖掘魚塘飼養有機鯇魚，以及開設氣槍靶場及野戰區等戶外活動場所。有機耕種農作方面，包括佔地20公頃的稻田，每月可生產30公噸菌類食品的蘑菇種植場，以及佔地5公頃的蘭花館，向本地酒店供貨。

政策方針導向

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落實新農業政策，包括設立農業園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期望透過政策和社會支持，使本地農業可以朝現代化、高增值方向持續發展，而此方針亦獲得現屆政府繼續支持。發展長遠目標包括申建民宿及酒店以開拓生態主題公園，再加上沙頭角沿海估計逾100公頃土地，可增闢蠔排、養殖龍蝦等。若計劃得以落實，預計可以創造超過1000個本地就業職位。

沙頭角公眾碼頭是全港最長的碼頭，街渡可穿梭來往附近的吉澳及鴨洲小島。沙頭角毗鄰八仙嶺及船灣郊野公園，加上鹿頸及流水響等郊遊景點，有充分條件推動當地的休閒和旅遊業。

綜合以上分析，放寬邊境政策有利香港與大灣區融合。隨着香園圍公路通車及蓮塘口岸即將開通，開放沙頭角禁區利多於弊，放寬禁區限制，有助發展區內生態旅遊，在帶動本土社區經濟的同時，亦可改善居民生活，長遠而言，更可增加土地供應，提升香港的持續發展優勢。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福利區域一體化有利香港青年投身大灣區發展

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對以出口歐美市場為主的粵港澳企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凸顯了產業升級及發展內需的重要性。國家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將引領區內的經濟轉型。大灣區發展戰略的基礎，在於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性，關鍵是區域內人才及物資的流通。

筆者有幸參與香港廣東青年總會進行《香港青年粤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2018》的調研設計與分析，重點了解香港青年（15–39歲的香港永久居民）前往廣東省升學、就業、創業、居住的意願。研究數據來自問卷調查，收回問卷總數1370份，其中香港佔809份、廣東561份。

最新調研啟示

調查顯示，分别有23%、21%、19%和15%的香港受訪者願意到廣東省就業、居住、創業和求學，其中19%願意就讀香港學校在廣東建設的分校。促使香港青年前往廣東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個人在內地的經歷，包括旅遊、參觀、探訪親友、學習、實習、就業、創業及公幹等。大部分身在廣東的香港青年，留在當地發展的意願普遍高於在香港的受訪者，願意就讀香港學校內地分校的比例更達53%，約是香港受訪者的3倍。

研究分析發現，在求學方面，費用低、機會多、學校品質不斷提高，都是吸引香港青年到廣東高校升學或進修的主要優勢。有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廣東的學費和生活費較低，且畢業後的就業或者創業機會更多。反之，香港青年到內地求學的最大障礙，是文憑或資質證明在香港的認受度低，61%的受訪人對此表示擔憂。此外，不熟悉內地學習環境、學校國際化程度較低，以及學習競爭壓力大，同樣是影響受訪者到廣東求學的負面因素。

在就業方面，43%的受訪者表示，在內地工作的晉升機會更多，這是吸引他們到廣東工作的最主要因素。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在廣東工作有利於提高自身競爭力，且崗位種類多、部分職位的薪金較高並有政府津貼。至於窒礙受訪者前往就業的最重要原因，則是在當地缺乏人脈和不熟悉職場環境；而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與家人分開也是一大負面因素。

創業一環，成本低、市場大、資金來源廣，及政府支持力度足，是吸引香港青年到廣東創業的主要動力。然而，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不熟悉內地創業環境及缺少人脈，是他們前往內地創業的最大障礙；有關資金能否自由流動和內地稅率較高，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擔憂。

若論居住，生活成本低和住房條件好，是吸引他們到廣東居住的最大優勢。55%的受訪者則表示，與家人朋友分離和擔心內地生活環境品質，特別是環境衞生、食品安全、社會治安和醫療條件等，都是阻礙移居廣東的主要因素。

調研進一步了解香港青年最希望得到的大灣區教育、醫療、房屋、交通和退休養老這五大範疇的政策支持，發現廣東受訪者對政策支持的需求普遍高於香港受訪者，且重點有所不同。香港受訪者著重居住條件，而廣東受訪者則較注重交通便利。基於調查結果，筆者建議推出下列5項相應的政策措施，以助港人投身廣東省發展。

多管齊下方案

一、教育：近一半的香港受訪者和超過76%的廣東受訪者認為，提供子女教育津貼和香港學校在內地建立分校可促進港人前往廣東升學與進修。因此，政府應鼓勵香港院校設立內地分校，配備同一水平的硬件設備和師資隊伍，在内地提供同等質量的香港教育。進一步建立教育共同體，鼓勵高校聯盟，實現大灣區內部文憑互通、學分互認、學生互換、教師互動、信息互聯。同時，可設立專項獎學金和教育津貼，鼓勵香港青年赴粵進修與實習。此外，為發揮廣東在產業上的比較優勢，還可建立產業實習基地和科技成果轉化示範基地。

二、醫療：約50%的香港受訪者和78%的廣東受訪者提出，政府應提供醫療保險、定額醫療津貼，並在廣東省建造香港醫院分院；筆者亦贊同設立分院，為香港青年提供與香港公立醫院水平相同的醫療服務。若能提供大灣區醫療保險，香港青年即可根據個人情況，自行選擇在廣東或香港靈活就醫。另外，積極引進國際醫療人才，開闢進口醫療耗材及藥品等綠色通道，提升大灣區的整體醫療水平。

三、房屋：超過60%香港受訪者認為，提供房屋津貼和公屋最能促使其到大灣區發展，約80%的廣東受訪者對這兩項措施表示支持。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為香港居民移居廣東提供經濟激勵，如租房和購房的補助與津貼，並與廣東省政府協同進行土地規劃和開發，在交通便捷、功能完善、產業聚集的區域，為香港居民建造青年公寓，打造「青年港人社區」，築巢引鳳。同時，建議廣東省政府進一步放寬香港居民在當地的購房限制，例如購房資格、購房數量和按揭貸款，給予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四、交通：56%的香港受訪者和86%的廣東受訪者指出，提供交通津貼或套票為有效之舉。筆者建議，特區政府不妨借鑒現行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為往返粵港兩地頻繁的市民，每月提供一定的交通補貼或車費回贈，並為特定人士（如長者、小童）提供高鐵、跨境巴士和火車的套票優惠。

五、退休養老：48%的香港受訪者和72%的廣東受訪者贊同特區政府在廣東省設立公立安老院。筆者看來，除在廣東省增加公立安老院數目外，還應從選址到配套的醫療保健服務，全方位提升安老院的水平。同時，擴大長者醫療券在廣東醫院的使用範圍，真正實現香港人在内地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所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香港80%以上的製造業轉移到珠三角等地，促進內地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迅速發展，助推內地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事實上，香港企業共享了改革開放40年的成功，大部分企業規模和產值增幅巨大，老一輩的香港企業家及員工從中也受惠匪淺。同時，受益於製造業轉移和相應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香港經濟得以騰飛，人均收入水平及居民福利大幅提升。

目前，中美貿易衝突給內地和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印證香港需要進一步融入內地的發展，實現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上述調查研究表明，特區政府應採取一系列的民生福利政策，通過教育、醫療、房屋等福利的區域一體化，足可驅動香港青年投身大灣區發展。

陶志剛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