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特朗普任內以社交媒體治國並不為過，他在推特和臉書就分別有8800萬和300萬的追隨者。1月6日發生示威者衝擊國會山莊事件之後，特朗普被社交媒體封鎖，推特甚至永久封閉其私人賬戶。這些事件都來得非常突然，特朗普作為一個現象，和他任內的作為，特別是在任期的最後幾個月，都是值得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細加研究的課題。

美國去年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暴露了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兩黨選民之間的對立，也似乎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網上社交媒體有否推波助瀾，令社會更為分化？它們防止危險言論的措施，會不會矯枉過正，成為另一種風險？筆者希望在此對第一個問題，介紹一些新近研究結果，儘管這些研究並不涉及最近的大選。

首先介紹一項關於美國的研究【註1】。論文作者指出，種種量度指標都揭示美國在政治上日益兩極化（polarization）。舉例說，在1960年，共和黨和民主黨支持者僅各有5%，會對自己的子女與另一政黨支持者結婚「感到不快」（displeased）；但到了2010年，則約有一半的共和黨支持者和超過30%的民主黨支持者對此「感到有點不快或甚感不快」（feel somewhat or very unhappy）。投票給自己所屬政黨候選人的比例，從1980至2015年間增加了50%；在1971年有71%受訪選民表示，在總統大選和國會大選中，均會投給同一政黨的候選人，這個數字更在2012年上升到90%。

不同年齡組別兩極化情況

論文作者根據前人研究的8個常用的兩極化指標，整合成一個綜合指標。在數據方面，他們根據一項長期調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把人口分為4組，分別是18至39歲、40至64歲、65歲以上，和75歲以上，並且計算出各個年齡組別在不同時間的綜合指標度。（這個指標為正數，參考的數值定為1，數值愈大兩極化愈嚴重）。此外，作者通過其他調查，整理出這些年齡組別使用互聯網的頻繁程度。

從【圖】中可見，每個分圖中的一條粗黑線，就是該年齡組別兩極化的綜合指標，18至39歲和40至65歲這兩個組別的兩極化程度，不及另外兩個組別嚴重。在過去二十多年，兩極化最嚴重的其實是高齡群組。

圖 18–75歲以上各年齡組別的兩極化綜合指標
資料來源：【註1】
然而數據分析顯示（這也符合常識），高齡群組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程度較低，年輕群組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則較普遍。雖然許多作者認為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是政治兩極化的一個驅策力量，這篇文章的發現卻不支持此一看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於近年的政治兩極化現象，充其量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社交媒體和仇恨犯罪

以下介紹另一項研究，關於社交媒體是否增加仇恨罪行（hate crimes）的因果關係分析【註2】。

這篇論文以俄羅斯的數據為依據，俄羅斯幅員廣大，有180個少數民族，很適合進行這方面的研究。VKontakte（簡稱VK）是俄羅斯的最主要網上社交平台，2006年秋天由聖彼得堡國立大學一名學生所創建，其功能和設計與臉書十分相似，2011年在俄羅斯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0%。

VK的早期參與者都是該大學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各自把VK帶回老家，因此至少在VK的早年，其滲透率高低由歷史所決定。這種情況有如對照實驗，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數據。

文章指出，社交媒體的滲透率愈高，種族仇恨罪案就愈普遍。而在民族情緒本來就較熾烈的地方，這種效果更為明顯，其中VK滲透率每增加10%，仇恨罪行就會隨之增加25.8%。相反，在民族主義情緒最溫和的地方，VK滲透率增加對當地仇恨罪行的數目則絲毫沒有影響。

2018年夏天，作者又通過網上問卷形式，以125個城市的4000名受訪者為對象，探討VK滲透率如何影響市民的仇外心態。對於這類敏感議題，受訪者往往有所忌諱，不願公開承認，因而影響了問卷調查的可靠性。作者於是用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處理，把受訪者隨機分為兩組，為對照組的受訪者開出四道命題，讓他們回答同意多少道命題。至於實驗組，除了這四道命題，還開出有第五道（以下簡稱為排外命題）：「我對某些種族感到不耐煩或討厭」（I feel annoyance or dislike toward some ethnicities）。

將實驗組同意的命題平均數，減去對照組同意的平均數，就等於受訪者同意排外命題的百分比。由於承認排外情緒的方式並非公開，是作者推論出來的，所以稱之為「引申性敵視態度」（elicited hostility attitude）。

作者接着的計量分析，發現社交媒體的滲透率對受訪者的「引申性敵視態度」有正面作用，對年輕或教育程度較低者尤為顯著。具體說來，VK的滲透率每增加10%，就會令受訪者的潛伏敵視態度加深2%。

社交平台須用得其法

在這裏介紹了兩篇論文，表面上有不同的結論，筆者覺得它們各有其意義。第一篇說明美國以至一般國家的政治矛盾才是根源，完全歸咎社交平台只會治標不治本，並非解決問題之道。

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封鎖特朗普的賬戶，應該能夠減少他對世界所造成的負面作用，但若不正視美國國內的深層矛盾，反而會加強特朗普支持者對拜登當選是一場陰謀的想法，而通過封鎖賬戶言論自由的做法，如果處理不慎，更可能後患無窮。

第二項研究則告訴我們，採用科學方法，借助合適數據，確實可以證實社交媒體滲透率上升，足令仇恨罪案和仇外情緒變本加厲，還可以量化其作用。這個結論不但符合一般人的認知，更值得所有人，特別是決策者深思。網絡上的社交媒體不收分文，讓我們免費使用，但是世上並沒有免費午餐，我們的消費行為和生活習慣的資訊被廣告商掌握之餘，我們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和專注力，更可能誤入歧途而不自知。

註1： Boxell, L. M. Gentzkow, and J. M. Shapiro, “Greater Internet Us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Faster Growth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US Demograph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 （40）, 10612

註2： Bursztyn, L, G. Egorov, R. Enikolopov, and M. Petrova （2019）, “Social Media and Xenophobia: Evidence from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26567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20年11月15日，東盟10國加上中國、日本、南韓、澳洲和紐西蘭共15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稍後待各國於國會通過後，協定將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約23億）及本地生產總值（GDP），預計到了2030年，GDP更將佔全球的一半。

在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以及去全球化趨勢的大環境下，RCEP的簽署殊屬創舉，可算是近年最值得鼓舞的國際事件。不少研究就已預計，RCEP多個成員國更將是疫後全球復甦及長期增長的重要引擎；RCEP其中兩大成員國──中國和越南──是少數去年能在嚴峻疫情下仍保持經濟增長的國家。

除了協定規模拋離歐盟及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RCEP亦將成為最重要的消費中心，佔世界中產人口（以一家三口年收入15000美元以上為準）高達一半，單在中國就有超過4億。據中國政府定下的目標，到2035年中產人口將增加一倍。至於東盟境內，有關數目現為1.4億，預計到2030年，亦將倍增至3.3億的水平。

RCEP精華所在

RCEP協定條文共500多頁，共20章。直接關於貿易的8章，條文類似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傳統多邊貿易協定，着重逐步減免關稅及非關稅壁壘，計劃在10年內取消92%商品的所有關稅。但由於東盟成員國之間已經實施自由貿易，中國政府亦已與東盟各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而在RCEP成立前並未訂定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的中日韓三國，各自的關稅率都偏低，相信降低貿易壁壘本身對區內貿易影響有限。

在商品貿易方面，焦點在於第3章有關原產地的定義，與現有許多自貿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一樣，只要產品包含來自自貿協定區內的一定百分比增值（一般在40%左右），即可獲所有成員國共同設定的關稅及其他政策優惠。在RCEP簽定前，國際雙邊貿易政策因應各國各自的原產地要求，貿易公司為求有足夠的增值分成來自出口國，往往未能有效分布生產鏈，更會作出有違社會效益的避稅行為，導致生產率降低。所以RCEP提出將原產地重新定義，有助優化區內供應鏈重組，提高生產效率，並鼓勵公司盡量利用區內的中間投入產品及原材料，而減少對區外的經濟依賴。

至於RCEP其餘12章，則在傳統商品貿易政策的基礎上更上層樓，如有關服務貿易包括金融行業的開放（第8章），對跨境投資的協助及法律保障（第10章），優化及統一區內保護知識產權的法例及框架（第11章），以至設立有關海關法例促成及保障零關稅電子商貿（第12章），一一超越WTO及其他地區自貿協議而有所創新，更符合二十一世紀由數碼經濟及服務貿易帶動的環球貿易。

鑑於區內65%的服務貿易壁壘將在10年內下降至零，而區內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多年來已由服務業驅動，中國亦已從工業逐漸轉為以服務業為主導，相信RCEP能帶動的服務貿易開放，將較工業貿易的開放，更能促進區內跨境投資以及成員國的持續經濟發展；對日後其他地區自貿區協議，可提供參考。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相較《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前稱TPP），RCEP對成員國政府所需作出的改革要求整體上沒那麼高，但正因為能夠尊重各國不同的政經情況，注重包容性的經濟發展及互補，而尤其有利於疫後亟需的經濟復甦。RCEP倡議的法例及其框架標準化及一體化，特別是有關產權制度的協調，也可為區內經濟制度相對落後的國家，帶來積極的改革動力。

讀者也許會顧慮，區域貿易協定或會助長區域主義，經濟學研究對此並沒有共識，反而有研究指出，區域貿易協定將可增加未來多邊貿易協定達成的機會【註】，而哈佛貿易經濟學權威Pol Antras 及Fritz Foley約於10年前已在其研究中，就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微觀數據分析，發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東盟的規模不斷擴張時，基於區內生產和銷售成本下降，美國在東亞的投資隨之迅速增加，由此可見，區域貿易協定並非排他性。然而時移世易，美國數年來實行單邊主義，寄望在拜登下星期上場後，美國經濟政策會步向正常化，在區內投資可有望逐漸增加。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佔RCEP經濟規模一半的中國，毫無疑問將在協定的未來發展方向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從中獲益，推動本身經濟發展。

其中一方面在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直至目前為止，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在貿易一環比較顯著，外國與中國貿易現時有超過20%以人民幣結算。透過RCEP，中國的貿易市場自然擴大，而區內亦可能在原材料及中間產品進口方面減少對歐美的依賴，從而增加人民幣在區內的用途。

另外，由於多年來生產成本上漲，中國經濟已從全球供應鏈的中下游（如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升至近中上游，包括多項高增值及研發密集型的活動。加上中美貿易戰的關稅壓力及不確定性，美國在中國貿易夥伴排名榜上，已在2019年由首位跌到第三位，而中國的貿易重心，亦已漸漸轉向東南亞，特別是越南、馬來西亞、印尼三國。

2019年，東盟更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歐盟；尤其是半導體，東盟輸往中國的貨量增幅高達24%，中國輸往東盟的貨量增幅更達29%。RCEP簽署後，相信東盟的整體生產力會逐步提高，區內的供應鏈重組也會進一步改善，而有望很快超越歐盟，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這些環環相扣的發展，勢將惠及「一帶一路」有關基建及貿易項目的投資，並更能應付美國政府貿易及科技戰。RCEP的簽署也為中國政府的雙循環的外循環部分，打響頭炮；內循環部分方面，則透過區內的供應鏈重組，利用日韓兩國在先進領域的技術與零件，建立較完整的本地生產鏈。

RCEP是去全球化大前提下的區域化現象，香港日後的參與備受關注，筆者認為社會各界應把握下列五大條件，鞏固並再創優勢。

為香港帶來的嶄新機遇

首先，香港的傳統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在就業及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下滑，唯有金融服務例外。香港位居要塞，作為中日韓及東盟的地理樞紐，其貿易及物流中介角色可望透過RCEP復興。隨着國內港口及機場不斷發展，本港不能只靠基建設備，更應發揮向來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利用自身管理供應鏈的經驗，為RCEP自貿區提供對物流及貿易的融資、保險及管理服務。

第二，鑑於RCEP將開放區內的跨境電子商貿及數據儲存，數據儲存地點再不受地理位置局限，香港在電訊基建配套及國際頻寬接駁方面，均達全球最先進水平，位列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選址前列，緊隨新加坡、悉尼及東京，只要加上內地和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在區內大數據產業鏈發展方面定能大有可為。

第三，筆者一直提倡本港再工業化，藉此完善科研及初創的生態圈。利用本地的科研基礎及銷售經驗，結合大灣區的高端工業生產技術，通過產學研與銷售的互動，實現再工業化以及經濟結構轉型之餘，亦可瞄準RCEP成員國日益擴大的消費市場。

第四，RCEP既為國家創造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香港作為區內首要國際金融中心，自能深化其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的功能，並借助其金融科技人力資源及市場，驅動人民幣數碼化。

最後，憑藉其完備的法制及訓練有素的從業員，香港也能為RCEP成員國之間的公司爭端訴訟，充當法律支援基地，並為區內培訓法律人才。

註： Caroline Freund, Antoni Estevadeordal, and Emanuel Ornelas, ‘Does Regionalism Affect Trade Liberalization towards Non-Memb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4）, （2008）: 1531-1575.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過去大半年來，中國與澳洲的貿易糾紛愈演愈烈。澳洲出口到中國的貨品，從龍蝦、大麥、牛肉，到木材、棉花、糖、紅酒，乃至最近的煤炭和精銅，紛紛遭北京政府認定有各種問題，因而施加懲罰性關稅或禁止入關。

有人說中國的主要敵人是美國，雙方在貿易戰線上仍處於對壘狀態，這時不宜四面樹敵。其實不然，中澳爭拗是中美博弈這盤大棋中的一小部分，中方主動出擊，藉此打擊美國盟友，相信是精心部署的一著。

中國外交戰略

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在價值觀念、政治與經濟體制等許多方面有重大分歧，雙方時有齟齬，但總體是合作共贏的局面。但近年來，隨著中美之間的國力此消彼長，西方國家開始把中國當作頭號敵人，加大打擊力度，中美貿易戰就是轉折點。

中美之間的實力懸殊，中國基本上只能採取守勢，但對西方其他國家則隨時有能力還以顏色，既可安撫國內的民族情緒，亦可殺雞儆猴，讓這些國家認清形勢，切勿反華過甚。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國策，難望其為盟國挺身而出，中國可藉此向西方世界宣示，為美國敲邊鼓等同火中取栗，實屬下策。

至於中國要教訓的對象，則以其反華程度以及中方反擊所得效益多寡為標準，而澳洲正符合這兩個條件。加拿大因為孟晚舟事件，在北京眼裡也是個需要懲戒的對象。但在貿易層面上，打擊澳洲比打擊加拿大更能奏效，所以暫時對加拿大按兵不動。可見中國並非四處樹敵。合縱連橫，古已有之；統一戰線、各個擊破更是中國共產黨的拿手好戲。近日簽署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亦顯示北京面對美國窮追猛打之下，仍能巧妙利用美歐矛盾，突圍而出。

美國重返亞太

美國外交的傳統重點是歐洲。蘇聯垮台以後，頭號敵人不復存在，利用歐洲的北約盟友足以牽制俄羅斯。鑑於中國近年崛起，美國從奧巴馬時代起已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太平洋，相應地需要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物色盟友。除了極少數東南亞小國，如緬甸、老撾、柬埔寨之外，其他亞太國家或對中國不滿、或抱敵意，都與美國的立場接近，美國必然軟硬兼施，加以拉攏。

印度是中國的傳統敵人，越南與中國有很多歷史恩怨，是東南亞陣營中反華的中堅力量，不過兩國的國力有限，無法與中國直接對抗。加上意識形態與西方不同，無法打人權和民主牌。日本與南韓則因為忌憚北韓，而需與中國維持較好的關係。

餘下的澳洲本就屬於西方陣營，國土遼闊，實力也較強，估計在美國慫恿之下，近一兩年來反華尤顯積極。

貿易戰場

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高，並且大量出口到中國。兩國的經濟互補性強，澳洲主要出產的原材料如鐵礦石、煤炭等，正好是中國高速發展所需。此外，彼此地理位置相對較近，鐵礦石的另一大出口國巴西，就距離中國很遠。近年來，中國佔澳洲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包括94%的木材和龍蝦、76%的羊毛，以及71%的棉花。相比之下，澳洲佔中國出口份額只有3%。

一旦確定打擊目標，中國下一步需要決定打擊澳洲的哪一類出口貨品；貿易戰從來都是既損人又損己，所以要尋找損人大而損己小的產品。根據澳洲統計局數據，2017至2019年間，澳洲輸華的物資，依價值計算從大到小依次為鐵礦石、煤、金、羊毛、牛肉、銅、鋁、鋅、藥品、羊肉、葡萄酒、棉花、原油及天然氣、龍蝦、原木和大麥。礦石對國民經濟影響較大，所以中國先從消費品入手：葡萄酒、龍蝦、大麥、牛肉，棉花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例如原木有蟲害、肉類加工廠出現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等，甚至指稱對方傾銷、補貼。半年下來，澳洲似乎還能撐得住，沒有讓步，所以最近中國開始打擊更重要的貨品，即煤炭。澳洲煤炭在中國總消費量中佔比很小，而且國內煤炭進口不乏其他來源。

互鬥轉機何在？

中國一直不動澳洲輸華的最大項，即鐵礦石，因為這個對本國的打擊太大。那麼，澳洲會不會以限制鐵礦石出口來反擊中國？澳洲政府已表明不會，因為對該國的打擊也太大。再者，以貿易戰為理由限制私人企業出口盈利，名不正言不順，不像美國以國家安全做幌子，限制私人企業向中國出口，至少有法律依據。

美國和其他盟國又會否搭救澳洲？雖然五眼聯盟2020年年底公開支持澳洲與中國的貿易對抗，但只是徒託空言，許多西方國家其實乘機與中國做生意，比如法國就多賣葡萄酒給中國，加拿大則憧憬向中國出口煉焦煤。

媒體曾經報導，中國列出澳洲的「不當」行為有14項之多【註】，包括在香港、新疆、南海等問題上指責中國，以至阻止中國在澳洲基礎建設及農業的投資等。其實有關立場與其他西方國家並無二致；2018年，澳洲率先禁止華為參與5G招標，比美國還早，但這並不妨礙中澳之間的貿易持續、快速增長。2020年，中國從澳洲進口的鐵礦石、天然氣、煤炭三大項，全都創歷史新高。

回溯兩國關係趨於緊張，導火線始於2020年4月，澳洲一口咬定中國應為新冠疫情負責，這是在特朗普之外唯一擺明與中國為敵的國家。11月，中國外交部稱澳方「屢屢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採取錯誤言行，主動挑起挑釁性、對抗性行動。」12月，外長王毅說：「中國到底是澳方的威脅還是夥伴？如果澳方把中國視為威脅，中澳關係如何得以改善？」澳方的反應是：「在核心價值觀上我們絕不讓步。」上升到「價值」層面固然冠冕堂皇，但卻無助於解決問題。以澳洲國內政治而言，執政黨也難以像台灣的蔡英文那樣，以反華作為其國策而得保權位。

世事如棋局局新，箇中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敵人；國際經濟、政治局勢波詭雲譎，各國關係發展總是變幻莫測。美國候任總統拜登即將入主白宮，讀者不妨靜觀其變，澳洲又會否審時度勢，對其「反中」策略加以調整。

註：〈中列澳大利亞「14罪狀」澳總理拒絕屈服〉，《德國之聲》，2020年11月19日

周文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研製而成的兩種疫苗（Pfizer-BioNTech和Moderna），近日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批准，得以在美國廣泛使用；與此同時，其他疫苗的研發也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可以預見，不久將有更多疫苗獲批面市。疫苗研發成功固然是好消息，但要戰勝病毒、重啟經濟，前路依然漫長。

美國NBC新聞早前進行了一項有關政府批核疫苗的調查【註1】，結果顯示在接近3萬名受訪者中，僅有44%的美國成年人表示會接種疫苗，22%表示不會，另有32%則表示不確定。現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Anthony Fauci認為，可能需要接近90%的人口具有2019冠狀病毒免疫力，才能遏制疫情【註2】（因為疫苗不是百分百有效，意味着接種疫苗人口比率可能需要超過90%）！然而，美國疫情又最為嚴峻，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為全球之冠。若美國推廣接種疫苗計劃失敗，未能在病毒變異前達致群體免疫，其他國家的抗疫進程都會受到打擊。因此，釋除民眾的疑慮，讓他們願意接種，對遏制全球疫情至關重要。

金錢誘因 利弊互見

對於這一問題，著名經濟學家Gregory Mankiw和Robert Litan都主張利誘方式（monetary incentive），即以獎金鼓勵市民接種疫苗。Mankiw引用經濟學上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概念，以支持自己的觀點：如果一個市場的參與者會對市場外的人產生影響，單憑市場的調節作用，未能為整體社會帶來最佳效益；此時，政府應通過課稅或補貼來調節市場，藉以提升社會福祉。舉個例子，工廠生產若不考慮對社會的影響，則過量的廢料排放會造成污染環境；因此政府應徵收排放稅，控制污染量。同理，個人接種疫苗會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可惠及他人，因此政府應發放補貼，鼓勵市民大眾接種。

上述提議看似合理，但也有不足之處。George Loewenstein和Cynthia Cryder本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人類並非如動物般頭腦簡單，純以利誘可能會適得其反，人們因而思索酬金背後的含義，很自然就假設是風險的代價，並以金額多少來衡量接種疫苗的風險。歸根究柢，真正值得做的事，毋須付錢也會有人願意參與。誘之以利或會導致人們對接種疫苗效益產生疑慮，最終參加接種的人反而減少，實屬下策。

兩位作者亦曾就誘之以利反見風險的現象進行研究【註3】，參加者可透過參與3個醫療實驗獲得不同數額的酬金。根據研究結果，在有關實驗內容和步驟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參加者認為酬金數額愈高，其中涉及的風險就愈大。由此可見，若以金錢回報鼓勵接種疫苗，部分人反會因懷疑風險較大而不願接種。

出奇制勝 價高者得

Loewenstein和Cryder在文章進一步提出，將接種疫苗與金錢回報扯上關係，也會削弱利他主義者的參與意願。試想，要是一個人原本出於無私的崇高目的參與其事，但得知事後可獲金錢，則或會因擔心別人有所誤會，以為他只為酬金，非求「正義」，而可能會放棄或延遲接種。為了化解這個矛盾，兩位作者主張改以非金錢的回報為誘因，為市民提供簡單直接的動機，例如規定必須持有疫苗接種證明，才可乘坐國際航班；既為接種疫苗加入個人優惠，又可免與貪念掛鈎，可謂一舉兩得。

此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ichard Thaler本月也在《紐時》發表的文章中建議，在早期疫苗供應不足的時候，可採用「慈善拍賣」（charity auction）方式，將一部分疫苗的優先接種名額向專業體育界或影藝界拍賣（有關機構都最有動機全面復工），然後將拍賣所得款項用以援助受疫情影響最大的弱勢社群，以助渡過難關。

表面看來，拍賣疫苗似乎於理不合，但Thaler的論據有三。首先，拍賣可達致財富再分配，有利於社會公平。其次，就算以非價格競爭手段決定接種的優先次序，難免產生黑市；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創造一個市場，讓交易資金能有一個好去處。第三，在資本主義社會，富人享有更多的醫療資源是事實，儘管也許不合理，卻不容否認，而拍賣只不過體現這一事實而已，並非偏袒富人。此外，Thaler認為體育和電影明星對大眾也有引導作用，如果他們願意為疫苗支付可觀金額，普羅大眾也會隨之認同疫苗的價值，對推廣接種疫苗足以發揮積極作用。

靈活分配 效益倍增

綜合上文各種觀點，筆者建議，可將Thaler的拍賣方案略作調整，並加以補充，改為「慈善配對捐助」（charity matching donation）：任何團體可保證向指定慈善機構（如新冠疫情支援基金）捐出固定款項，而獲得分配疫苗，並為其成員接種。如此一來，「有條件接種」就能肯定疫苗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價值，與慈善掛鈎，亦即將接種疫苗等同善舉。同時，捐款更會撥歸慈善機構，以供協助有需要的群眾，堪稱「一石三鳥」。慈善配對捐助亦可根據對象調整捐助金額，擴大靈活性，從行業巨頭到民間團體，都可藉此途徑獲得接種機會；長遠而言，意義同樣重大。

縱然疫苗研發成功，假使欠缺良好分配機制，恐怕難以奏效。各國政府不妨借鑑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審慎制定有關政策，早日推廣疫苗，期望最終戰勝病毒。

註1： “Poll: Less than half of Americans say they’ll get a coronavirus vaccine”, Ben Kamisar and Melissa Holzberg, NBC News, 18 August 2020

註2： “How Much Herd Immunity Is Enough?”, Donald G. McNeil J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2020

註3： Cryder, C. E., London, A. J., Volpp, K. G., & Loewenstein, G. (2010). “Informative inducement: Study payment as a signal of ris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3), 455–464.

程騰歡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牟昊鑫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歷史上很少有哪一年不到年中便已確定寫入史冊，成為歷史長河的分水嶺。2020年就是這樣的一年，而我們都身處其中、親歷其境。

一年前疫情還未出現的時候，全球經濟已受到好幾方面的趨勢影響。比較直接的是美國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的保護主義，具體表現在中美貿易戰上。但特朗普政府針對的不單是中國，還有其他貿易夥伴，甚至是以美國為首所建立的全球自由主義貿易體系。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因為美國屢次反對有關候選人的提名，目前既無總幹事又無貿易爭端上訴機構成員，偌大的國際組織形同虛設。

人口老化氣候變化影響大

另一個趨勢是，金融海嘯以來，美國、英國、歐羅區和日本都紛紛採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全球持續處於低利率環境。利率低企，投資回報主要基於資產增值。大量資金流到金融市場，帶動金融資產價格上升。有能力持有金融資產的人，財富呈現增長，而只能把少有的積蓄存在銀行的，回報幾近於零，貧富差距因而擴大。

全球化也是收入不平均的一個原因。發展中國家自從八十年代加入全球化過程後，通過國際市場競爭和國際分工獲取了發達國家內中、低收入階層的工作崗位，使後者的生活水準多年來沒有改善，因而敵視全球化和外來競爭，並導致民粹主義的抬頭。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台，都直接和這些演變有關。此外，科技的突飛猛進、或所謂工業革命4.0，如水銀瀉地般迅速滲入各種經濟活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改寫了收入分配。

除上述外，長遠地影響到全球經濟演變的，還有人口老化和氣候變化。人口老化方面，65歲或以上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已由2000年的6.8%上升至去年的9.1%。一些經濟體的人口老化來得比較早，日本是眾所皆知的例子。在香港，65歲或以上佔人口的比例在去年已經高達17.5%。至於氣候變化，則是刻不容緩需要國際間攜手合作應付的重要議題。

上面種種，已為全球經濟帶來不同的挑戰。新冠肺炎的出現，更迅速地破壞全球經濟，亦加強了上述趨勢的影響。篇幅有限，這裏談談新冠肺炎和外貿。

從二戰後到金融海嘯的數十年間，全球貿易的增長都高於GDP的增長。貿易額對GDP比例的上升，可視為全球化的一個簡單明顯的指標。但金融海嘯後，全球貿易增長已慢下來。2008至2018期間，貿易和GDP都同時增加了26%，亦即是全球化沒有更上一層樓。由於服務貿易增長快於商品貿易，所以商品貿易的增長低於GDP的增長。

商品貿易增長較慢，一個原因是技術進步、如人工智慧及機械人的發展，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生產商可以減少因需利用外國的廉價勞動力而將部分生產外移，因而也減少了零部件或最終產品的進進出出。

另一個原因是，隨着經濟水平上升，服務業佔經濟活動的比例愈來愈大，在去年已佔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但比起農業和工業產品，服務業的可貿易性較低。像工業產品可以由一個經濟體出口到另一個經濟體加工，然後再出口。來來回回，貿易數值自然較大。相反，服務業一般不可能轉口。此外，過去十多年，並沒有什麼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時期的多邊貿易協議簽訂，也沒有如中國的大型經濟進行外貿改革開放市場，去推動貿易增長。

總在爭奪與分享之間糾纏

全球貿易本來已在快速演變，估計新冠肺炎過後，不會回到之前的情況。一個原因是疫情會改變消費者的消費形態，如居家工作會變得更普遍，這自然減少了對交通工具和上班衣服的需求，但同時增加了對電子設備和便服的需求，因而影響有關產品及其零部件的進出口。

另一個原因是新冠肺炎使企業重新計算成本效率和可控性之間的平衡。現代科技容許企業將生產分割到不同地點及各供應鏈即時到位的管理，把生產成本降至最低。但新冠肺炎導致交通運輸的不確定性，使企業作出即使成本稍高但比較靠譜的供應鏈安排；又或者在本土生產，以科技取代外地的勞動力，加快所謂工業化4.0的步伐。

在疫情之前，美國已將從中國進口的部分商品改為從墨西哥、越南等國家進口。這雖然和貿易戰有關，但事實上，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生產成本亦隨着上升，有關的轉移早已逐漸出現，中國也慢慢從價值鏈的低端上升。

貿易戰開始後，美國即重拳出擊，但美國的外貿逆差總的來說不跌反升。原因無他，貿易逆差歸根究柢反映一個經濟體的儲蓄和投資行為。儲蓄少投資多，即等於用去大量資源、包括外國的資源，後者自然表現在進口上。特朗普上任後一年的減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赤字，等於減少政府的儲蓄和提高外貿逆差。疫情期間，即使美國人民的儲蓄上升，但不足以抵消美國政府為挽救經濟而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赤字大規模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難以下跌，除非美國境內的投資活動減弱。

若說特朗普掀起貿易戰是要取回美國貿易逆差背後失去的工作崗位來爭取選民，貿易逆差沒有改善甚至上升，那有關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拜登上台後仍然要面對這方面的壓力，難以扭轉美國保護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中國於本年7月底推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發展策略，相信其中一個考慮是礙於國際環境充滿敵意，而這情況在新冠肺炎後變本加厲，因而在經濟運作上減少對外國的依賴。中美兩國是全球第一第二大貿易國，總貿易額佔全球四分之一，若中美兩國都轉向國內，加上有關商品在第三國的供應鏈，全球貿易增長定然受到很大影響。WTO預測今年全球貿易額會下跌9.2%，雖然明年反彈7.1%，但仍然不能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2020年提醒我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不過，既是同天，便會有兩種取態，一是爭奪、一是分享。數千年來，人類都在爭奪與分享之間糾纏。「凡是過去、皆為序章」。2021年將至，期待好好總結經驗，明年大步踏前。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08年10月，一個名叫中本聰的作者，將一篇論文傳到一個密碼學的電郵名單，其中詳細解釋如何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數字資產。2009年1月，第一批這樣的資產誕生了，正是今天鼎鼎大名的比特幣。

比特幣在誕生早期價格非常廉宜，曾經有用5000個比特幣購買一個意大利薄餅的紀錄。這個食客現在一定會後悔，本文執筆之時，每個比特幣價值約為19000美元，那個薄餅現價相當於7.4億港元！

比特幣有兩個優點。第一，它的總數是有一個數學上限的，並不如政府發行的貨幣沒有上限；政府濫發貨幣後果可大可小，輕則侵蝕貨幣的價值，重則引發經濟危機，甚至產生戰亂。第二，比特幣以匿名方式持有和使用，這固然會吸引犯罪分子，但同時也會是熱愛自由和重視保護私有產權的人所嚮往。

加密貨幣的弊端

筆者一直對比特幣抱持懷疑的態度。第一，就是對其背後的技術所知有限，信心不足，事實上，加密的方法層出不窮，至今加密貨幣已有幾千種，所以雖然比特幣供應量有限，加密貨幣的總供應量未必真的有上限。

第二，就是不肯定政府對它的態度。如果政府加以全面取締，它的接受程度就會只限於小眾之間，其價格自然從天堂掉落凡間，肯定是災難。

第三，它有可能被永久丟失的風險。因為一旦遺失私人密碼，就沒有任何辦法證明你是持有人；同樣道理，一旦身故，若果沒有把私人密碼事先交給承繼者，從此就沒有人可認領，這些比特幣也會永久丟失。這和銀行存款不一樣，你丟失了賬戶密碼，經過手續確認身份之後，可以獲得新密碼；你一旦身故，繼承人仍然可以取回那些存款。

加密幣獲得承認

最近Paypal公司提供平台，讓美國用戶買賣包括比特幣在內的4種加密貨幣，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可使用比特幣購買平台中的商戶產品，這是加密貨幣廣受承認和普及化的重要里程碑。這個平台容許用戶買賣分數值的比特幣，而毋須逐個購買，用戶也毋須擔心丟失私人密碼，因為他們並不直接擁有比特幣，而是通過Paypal這個中介平台而持有。至於Paypal這個平台是否值得信任，又或會否構成風險，倒是用戶應考慮的問題；但話說回來，即使銀行也會倒閉，以致存戶亦有存款化為烏有的風險。

投資界名宿達利奧是橋水公司的創辦人，之前一直懷疑比特幣作為流通貨幣的可行性，最近也承認可能有思慮不周的地方。此外，隨着陸續有傳統基金開始接受數碼貨幣作為投資資產，可見加密貨幣漸獲普遍承認，至少在美國的情況如此。比特幣原本是小眾所接受的去中心化的交易工具，但是比特幣今天日趨普及，甚至獲得主流金融機構的承認，而且吸引了無數投機者參與買賣，實在始料不及。不過，對於比特幣的投資者，看見比特幣價格飆升，也就樂觀其成。到底比特幣有沒有形成泡沫，筆者不得而知，投資涉及風險，明年今天比特幣的價值未必會較今天高，當然也不一定較低，筆者見過最樂觀的估計，是明年比特幣會升至10萬美元一個！

數字人民幣將國力推向極致

最近各國都討論發行虛擬的數字貨幣。中國就已經開始發行數字人民幣，筆者認為，中國的數字人民幣和比特幣之類的加密貨幣完全不同，打個比喻，就像寶蓮燈和阿拉丁神燈。儘管兩者都屬於虛擬貨幣，但比特幣這類虛擬貨幣並不是政府發行，其出現原因正正是要避免政府的干預。這些加密貨幣也以匿名方式持有，交易時不着痕跡。數字人民幣則是由政府發行，而且是實名制的（對小額賬戶而言，名義上雖然並非如此，但其身份仍可以追蹤到）。換言之，你擁有多少數字貨幣，如何運用，交易方是誰，政府是知道的，而且都有記錄。數字人民幣的普遍使用，當然會令貪污非法行為如洗黑錢等活動，難以進行，但同時也會使得公民社會的空間收窄，極端情況下，就連行乞或在街頭賣藝，都必須事先得到許可才行。

在貨幣研究中有一種叫「貨幣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的現象，指一個國家的國民不使用本國貨幣，而選用另外一個國家的貨幣去交易；又或者不僅使用本國貨幣，還廣泛使用另一個國家的貨幣進行交易。拉丁美洲國家就普遍使用美元，東南亞國家在旅遊景點也會使用美元。近年人民幣用途日廣，隨着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美國相對衰落，人民幣在海外的流通量只會愈來愈大。

如果中國政府願意推廣數字人民幣在海外的用途，更會使人民幣在國際上更廣受承認，但也無可避免會左右各國對各自貨幣政策的自主權。此外，海外使用者既須遵行實名制，中國政府自然就能掌握其個人資料和消費行為，而在政治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雖已在美國成為一個重要的投資類別，然而未必足以左右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反觀數字人民幣的普及，卻可能加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衰落。西方的加密貨幣和中國的數字人民幣兩種虛擬貨幣今後如何發展，對美元又會構成何等威脅，實在值得密切觀察；這裏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對研究者來說無疑是個寶藏。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銀髮經濟現生機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2016年公布的人口預測，香港人口老化在未來20年將加快步伐。2018至2038年，老年人口的數字和比率將分別從127萬和17.9%增至244萬和31.9%。換言之，在2038年，幾乎每3個香港人中，就有1人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

長者議題一般與貧困、危疾和社會福利扯上關係。究竟長者是香港的資產抑或負資產？人口老化對社會資源的運用及經濟有何影響，而政府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又有何對策？

高齡化壓力與動能

香港人口老化主因有三：壽命延長、生育率下降、生育率降幅超過死亡率降幅。醫療保健系統、房屋需求、公共福利金計劃和公共債務管理，一一面臨人口老化的挑戰。紓緩人口老化須靠經濟增長，增長可帶來收入，以應付長者房屋需求和醫療保健開支，並且減輕公共財政壓力及未來的赤字預算。

人口老化也是本地生產總值（GDP）和人均GDP下降的一大因素。隨着生育率持續下降，勞動市場的生力軍不足以彌補退休長者。勞動人口日減，退休人口反而日增，人均GDP走勢自然向下。公共福利金和長者保健開支佔GDP比重卻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蠶食了基礎設施和教育等長線投資。勞動人口萎縮亦變相推高平均工資水平。

統計處的數據亦顯示，長者勞動力近年有增長的趨勢【圖】，15歲以上勞動人口中，長者佔比從2000年的6%增加到2018年的12.4%，增幅超過1倍。同期長者的勞動參與率亦由1.3%升至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020至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表明，鑑於經濟和就業情況不斷惡化，每年將額外撥款3000萬元，以加強勞工處的就業計劃，進一步鼓勵僱主聘用長者、青年和殘疾人士，可見長者繼續就業已成為趨勢。

若能通過提升剩餘勞動人囗的生產力，即使活躍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下降，GDP和人均GDP仍可望維持不變。但經濟增長有賴創新，問題是老齡化社會能否持續創新。

創業晚成現象

創業精神講求活力，各地社會往往標榜年輕創業家的成功故事。人口老化一般被視為有礙社會創新，但一項就1960至2012年間33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調查顯示，人口老化與發明活動彼此關係呈駝峰狀：勞動人口平均每100人之中，老年人數目介乎24至27之間時，經濟中的創新發明活動最活躍。

創業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還包括教育背景和專業及工商界網絡。歐美的研究指出，長者更有可能成功創業，而且50歲或以上創業者的失敗率也最低。不過許多長者創業卻受制於金融產品的年齡限制和較高的貸款利率，甚或購買僱員補償保險被拒。因此，政府應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一份由麻省理工學院、華盛頓大學、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在2018年共同發表的調查報告，其中涵蓋2007至2014年間合共270萬名創業者，結果發現成功的新創企業創辦人的平均年齡介乎42至45歲，而50至60歲組別的成功比例，更比20至30歲的創業者高出2.5倍。無論是高科技或軟體產業，最初5年成長率最高的公司、透過首次公開招股或併購獲利的公司，創辦人的平均年齡也在40與45歲之間。

市場及政策新路向

縱使人口老化會帶來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要是企業能夠審時度勢作出調整，以迎合銀髮市場的需求，亦可創造商機。老齡社會對醫療保健、長期護理、退休計劃和休閒用品等產品與服務的需求愈來愈大，而對幼兒教育、育兒和傳統銀行服務等需求則顯著減少。

企業的生產重點應隨人口老化而修訂。例如製藥企業可將部分研發資源，從兒科疾病藥物轉移到長者疾病藥物；人口老化也會刺激非處方藥物、高級食品和營養補充劑的銷量。面對市場整體需求因人口老化而放緩，企業可因應情況，轉為滿足銀髮消費需求而加以對沖，近年日本的成人紙尿褲銷量，就已超過嬰兒紙尿片。

銀行業務方面，可將資源投放重點從傳統以及投資服務轉向退休年金、退休計劃以及長者財富管理等等。銀髮一族資產增加，也可能導致對某些高端產品和優質服務的需求上升，其消費力不容低估。在美國，2010年50歲或以上者的消費較年輕人多出約10000億美元。在英國，戰後嬰兒潮一代持有80%的金融資產。在歐洲，65歲的年齡組別所擁有的資產價值超過3000億歐羅。

商界應多花時間和金錢來詳細分析年長消費者的行為及需要，並採用更具包容性的產品開發策略和行銷方法，以兼顧不同年齡組別的消費者，擴大產品範圍，將年長消費者的需求納入其中。

退而不休與經濟向上

OECD曾經估計，女性的退休年數平均為21至28年，男性則為14至24年。可見退休人士仍可選擇繼續工作頗長時間，由此維持勞動人口，以助經濟增長。

2011年，英國政府發布一項研究報告，若把人均勞動時間增加1年，實質GDP水平可提高約1%。故此，讓仍然具有生產能力的長者選擇繼續工作，並且加大足以提升生產力的人力資本投資，政府和企業就可透過創造就業機會，推進經濟發展。

要避免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造成衝擊，其實特區政府和商界可以攜手採取主動，讓長者盡量繼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這意味着須改革有礙他們留在勞動大軍中的制度和措施，例如撤銷提前退休的規定，或推行鼓勵老年人工作的稅務優惠等。

化潛能為動力

香港作為一個知識型經濟體，長者繼續工作的潛能和對經濟的潛在貢獻，無疑較一般傳統勞動力市場為高。

應對長者問題，不應簡單化地視之為扶貧和福利問題，要釋放年長人口的生產力，社會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老齡化社會實在需要一套前瞻性政策，配合《聯合國老年人原則》中確立的5項標準：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充實和尊嚴，為長者謀求福祉之餘，讓他們在新經濟中繼續發揮所長，甚至投入創新活動。

2016年《施政報告》中提及，「新一代的長者將更健康和更有活力，教育程度也較高，足可繼續為社會貢獻力量。政府將繼續建構長者友善城市，推廣積極樂頤年。」政策不能空談，當局務須積極推行有利長者就業和終身學習的措施，以利本港經濟復甦。

歐美各國和日本近年投放大量資源於樂齡科技（gerontechnology）的研究，當中如綠色環境、能源、保健和醫療等領域的發展，都能夠改善老齡化社會的生活質素。面對世界人口老化持續，為長者開發各類前端產品方面，香港的基礎科研再配合深圳的創新及科技，無疑潛力無限。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

香港經濟長期以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經貿、金融自由開放，加上低稅率，為特區經常贏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積極不干預」政策延續殖民政府期間經濟管治思維，貨幣政策專注於捍衞聯繫匯率制度，財政政策側重於維持保守的政府開支和盈餘理財。這樣的經濟模式與其傳統的經濟結構（以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中介產業為支柱）和經濟形態（低技能低端服務業為主）是匹配的，切合過去整體經濟發展需要，並且創造了繁榮輝煌的歷史里程。

改弦更張的十字路口

然而，當前本地經濟正處於亟需轉型的關鍵時刻，論者普遍認為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經濟形態有待提升，但尚未形成共識的是，經濟模式也必須作出相應轉變。假若希望建立一個以高端專業服務行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國際教育中心、國際研發中心、國際文創中心等）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高技能、高教育水準、高增值），就絕不能抱殘守缺、疏於求變。除金融和貿易之外，香港在醫療、教育、建造等多項專業領域限制極多，准入門檻奇高，管制嚴苛繁瑣，令行業發展困難。

另一方面，面對國際競爭和本港轉型需要，無論是在高端專業服務行業的發展，還是在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上，都有賴特區政府積極引導、鼓勵支援，投入必要資源，協同所有持份者的力量，攜手建造基礎設施和創造良好條件。「積極不干預」年代的管治邏輯，顯然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的需要，不及時改變，將導致香港錯失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性機遇。

當務之急是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培育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堅守法治制度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石，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的獨特競爭優勢。

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

二十世紀人類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毋庸置疑的證明，計劃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死路，由政府強勢主導的經濟最終必然活力盡失。然而，市場經濟形態多樣，市場經濟國家各自的經濟表現也大相逕庭，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是沿用某種程度的混合經濟模式。市場原教旨主義所信奉的完全自由放任經濟，在現實中鮮有被採用。而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普遍認識到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往往並不成立，壟斷和不對稱資訊等因素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進而導致市場失靈。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福大學的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兩位教授，將其對拍賣理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無線波段等重要的市場設計中，也說明現代市場自身有時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存在改善的空間。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西方社會興起了對於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日益惡化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分化和固化，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存在矛盾等等問題，推動人們思考改良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

有效的市場一定是鼓勵充分競爭的自由經濟。香港應保持現有金融、貿易市場的自由，同時在規管過度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全面檢視，能拆牆鬆綁的就大膽放開，可以簡化的就盡量簡化。通過放寬規管，在可能的行業和領域，放鬆准入，減低管制，促進競爭，提升活力。

在自然壟斷行業以及公共產品部門（公共事業、公共交通、公共衞生等），應實施合理有效的管制，以確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被寡頭或少數既得利益者謀取不當利潤，而有損社會福祉。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府

有效的市場並非簡單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競爭不能保持社会最優的結果。對由於各種原因而處於競爭劣勢的群體，在一段時間內給予適度的扶持，不僅是體現社會「整體溫度」的公平原則，也是維持長期經濟活力所必須。對於本地中小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以及勞工和青年人，給予一定的支援和優惠，是社會和諧發展的現實必要。一個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既要保持充分競爭，也應鼓勵參與謀求共贏；既要注重金融穩定經濟增長，也應重視提升長期經濟活力，大力投資教育研發；既要追求經濟效率，也須正視社會公平，避免貧富懸殊惡化。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於政府應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在良好運作的時候不作不必要的干預；同時，政府在現今市場經濟中，肩負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以良好的管治及政策，確保合理的市場規則，妥善修正市場失靈；建造高效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以提供健全的市場環境；穩健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金融穩定、經濟健康；積極降低貧富差距，提升社會福利，以維護社會公平。此外，在應對重大危機、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形態升級等範疇，政府應表現出積極有力的承擔。

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因其經濟發展水準、經濟社會條件不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為自然有所不同。特區政府在殖民時期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符合港英時代的執政目標，也順應和推動了當時以貿易和金融為主的中介經濟。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定位和責任、市民大眾的期望、中國內地和世界經濟的格局，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當局仍然無視時代的變化，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則難免讓人認為是以「積極不干預」為名，行懶政為實，漠視社會上各種問題不斷日積月累，經濟只會陷入深淵。

縱使特區政府近年在經濟施政上試圖作出調整，但整體思路仍然不夠清晰。在有所不為方面，政府應保持現有的自由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自由開放，堅決避免由政府強勢主導經濟，以作為最後防線。至於在此基礎上有所作為方面，當局責無旁貸，必須勇於改革，大膽創新。在房屋、經濟不均等積重已久的問題上實現突破；大幅加大教育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機會和希望；加強投入研發，為發展科技創新奠定基礎；積極協調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凡此種種領域，特區政府應當大有可為。

堅守法治保障市場經濟

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保障。市場經濟依靠競爭，而競爭必須有公平合理的規則。法律制度提供了關於產權保護、契約履行等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規則體系。法治還提供權利保障和安全感，讓市民安心進行各種市場活動。此外，法治提供穩定的預期和長遠的信心，有利於長期投資創業和創新。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財富，是經濟發展最關鍵的制度紅利。堅守法治，維護和捍衞法治精神，保持和發揚法治意識和觀念，本地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競爭優勢

香港作為亞洲一大國際化都市，多元化和開放型是其社會文化的特色，也是其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中西交匯，聯通世界，不僅為香港帶來貿易和資金流動的源源商機，也讓香港在吸引國際人才、激發觀念和思想碰撞的層面，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後者對於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形態提升更至關重要。

保持國際化、多元化和開放型的特殊優勢，無疑是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不容忽視的焦點。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CEP、CPTPP 與 WTO

經過八年的努力，在上周末的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峰會中，15個亞太地區國家的有關官員通過視像共同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15個成員包括了東盟十國和中日韓澳紐，在人口、生產總值和貿易總額三方面都佔了全球約30%，而製造業的生產更是全球的一半以上，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此外，RCEP的涵蓋範圍很廣泛，協定書有20章，分別談及商品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電子商貿和產地來源等等。

合作比對抗空間大

亞太地區國家推動經濟合作和外貿，可以說是過去數十年有關政策的延續。二戰後，從日本到四小龍、東盟、及經濟改革後的中國內地，都是以外貿作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成為全球化的得益者。多年來，有關的經濟體已達成了眾多不同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東盟本身，和東盟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及澳紐的協定。RCEP是以這些「東盟加一」協定為基礎的更上一層樓，代表了亞太經濟希望在過去成功經驗上的邁進。

RCEP成員國中，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佔的經濟比重自然最高，主導性亦較強，因此即使RCEP由東盟發起，也被視為中國的經濟勢力範圍。然而，基於歷史及地緣政治等原因，中國與RCEP其他成員國的關係會轉為冷淡甚至緊張，特別是當中美關係惡化期間。RCEP的成功簽署，反映出有關國家認為合作比對抗的空間為大，甚至希望通過經濟合作來紓緩政治上的衝突。

以RCEP經濟規模之大來看，美國是比較明顯的缺席者。眾所周知，二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主要由美國策劃和制定準則，而這有助美國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盟主。當時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及其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都是美國主導。但到了RCEP，美國只能做旁觀者。事實上，RCEP及其他類似的大型貿易協定的冒起，與WTO的衰落有關。

WTO作為推動全球貿易和解決貿易糾紛的功能，已日漸失效，甚至不能正常運作。這裏舉出幾個明顯事例作為說明。首先是貿易自由化的推動，GATT曾經成功達成了多個回合的貿易協定，促進了全球經貿，但在1994年烏拉圭回合後便無以為繼，討論多年的多哈回合亦胎死腹中。1995年WTO取代GATT後，沒有新的自由貿易協定，並逐漸退化成只為會員國解決貿易糾紛的平台。但即使這樣，也在過去四年因特朗普政府的刻意阻撓而難以勝任。

WTO的「爭端解決機構」設有「上訴機構」，成員國可以就WTO對貿易糾紛的仲裁結果提出上訴。正常來說，「上訴機構」有7位成員，任期4年。但特朗普上台後，屢屢反對新成員的委任，以致2016年年底起便沒有新的成員。隨着舊成員的離任，到今天，「上訴機構」只餘下一人，那是中國的趙宏女士，而她的任期到這個月底便結束。趙女士上任已差不多4年，期間美國還不斷地懷疑她的就任資格。

世貿組織無所作為

不單如此，WTO總幹事的任命也出現很多波折。現任巴西籍的Roberto Azevedo因WTO無所作為而意興闌珊，在數個月前宣布提早一年結束第二屆任期，即於本年8月辭職。經過一輪篩選，WTO提名了尼日利亞籍的Ngozi Okonjo-Iweala接任，已獲得包括中國、日本和歐盟等眾多成員國的支持，但卻因為美國反對而未能確實。有關討論本來訂於本月9日繼續，但會議卻在三天前取消。

WTO的亂象反映出全球政治經濟的亂局，使人對WTO難有憧憬，因而另起爐灶。RCEP是其中之一，另外是美國和歐盟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簡稱TTIP）及美國和亞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

TPP包括美洲和亞洲太平洋邊緣的12個國家，其中有RCEP的成員。TPP是奧巴馬政府所謂重返亞洲的一項部署，但談判時沒有包括中國，若與TTIP同時執行，可將中國局限於全球餘下的40%經濟活動中。

然而，特朗普認為以前的多邊和區域性貿易協定都不利於美國。他喜歡單對單和另一個國家談判，以美國經濟龐大的優勢使對方就範。但他可能更不喜歡奧巴馬，因此在2017年1月上任總統後第三天即宣布美國退出TPP。在群龍無首的情況，餘下的11個國家決定繼續談判，並於2018年3月簽訂修改後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

各國接受程度有異

和CPTPP相比，RCEP的涵蓋範圍較廣，但成員間的經濟整合程度較低，如在勞工權益、環保和知識產權等對成員國的要求不及CPTPP高。一個考慮是貿易協定可以對成員國的國內政策造成多少掣肘，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在WTO框架下沒有達成新的多邊貿易協定，某個程度是這個原因導致。另一個考慮是RCEP成員之間的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水平比較參差，難以達到CPTPP成員間的深入整合程度。印度自2012年開始一直都有參與RCEP的談判，但卻在一年前宣布退出，原因是不希望開放國內13億人口的大市場給外國商品，寧願放棄了自己商品進入其他國家市場的機會。印度政府似乎沒有信心掌握新形勢下國際分工更替所帶來的機遇。在各國經濟力量還很參差的情況下，要求深度的經濟整合，自然曲高和寡。

目前美國既非RCEP成員，也非CPTPP成員，對全球經貿的發展漸漸失去了話語權，亦不能很好地分享預期中的亞洲發展成果。因此有論者建議美國在拜登上任後重返CPTPP。但拜登將要面對一大堆的問題，估計重回CPTPP不會是政策上的優先考慮。即使有意願這樣做，也只會在國內政治局面穩定下來才啟動。

全球經貿重要基石

拜登政府首先要急速處理近在眉睫的新冠肺炎和經濟復甦，但可能沒有國會大多數的支持而舉步維艱。此外，特朗普的下台不等於特朗普主義的消失。美國社會已嚴重撕裂，投票支持特朗普的7100萬選民都會對拜登的施政作有理或無理的批判，而政客們或已對兩年後的國會中期選舉和四年後的總統選舉作出部署。在民主黨初選期間，拜登的政策觀點還會受到一些黨內其他參選者的質詢。但當他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後，與特朗普爭奪白宮寶座的道路上，傳媒和社會的注意力都放在特朗普的負面言行和倒行逆施的政策上。拜登只要不犯大錯，便容易獲得良好印象。但當他入主白宮後情況便會大不相同。經過特朗普和他的幕僚四年來的論述，無論內容是對是錯，估計美國人已不熱中於自由貿易，更不在乎加入CPTPP與否了。

基於RCEP的規模和亞太區經濟發展的動力，RCEP很可能是未來數十年全球經貿格局中一塊重要基石。RCEP協議達成於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處於高峰、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關係惡劣、WTO體系面臨瓦解、全球化受到嚴重質疑的年代。「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2020年畢竟是奇幻的一年。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