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電腦程式（computer programming）是將特定任務轉換為電腦可以理解命令的過程，以便電腦執行所述任務。編寫程式是當今科技大趨勢的支柱；包括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數據科學、預測分析、區塊鏈和數字化轉型。而且這些新科技更可為人類創造巨大價值。根據麥肯錫估計，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會帶來約13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出，使全球生產總值每年提升約1.2%。另外，根據微軟2018年的估計，到2021年，數字化轉型將為印度貢獻1540億美元的生產總值，合計為亞太地區GDP貢獻超過1萬億美元的生產總值。

編程技能助鶴立雞群

編寫程式的技能對求職者而言也愈來愈重要。根據招聘網站Indeed的數據，以下涉及編寫程式的技能極為勞動市場所需：雲計算、人工智能、移動應用程式開發、區塊鏈。具有編寫程式能力的求職者將鶴立雞群，他們更容易受到僱主青睞，同時還可以賺取更高的收入。除了一般求職者，企業家也需要編寫程式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幫助他們開發應用程序（App）來服務客戶。

即使你的正職不是編寫程式，它仍可以給你帶來諸多便利，提高個人生產力。筆者身邊就有兩個例子：筆者於大學教未曾接觸編寫程式的MBA學生使用Python編寫程式，上一年其中一個學生的日常工作涉及搜尋和下載大量商業類新聞文章。自從該學生學了編寫程式後，他編寫了自己的網絡抓取程序（crawler），每天定時自動搜尋並下載相關文章，然後再自動轉發給自己，這讓他節省了大量時間。筆者的朋友最近編寫了一個程式來追蹤因預約取消而產生的COVID加强針空檔。他的程式幫助他找到三天後的空檔，比筆者沒有用程式直接在政府網頁所能找到的兩周後預約空檔要早不少。

編寫程式語言變得愈來愈強大，這要歸功於不斷發展的開源社區（opensource community），社區的貢獻者添加了愈來愈多強大但易於使用的庫（library）和包（package），為編寫程式語言提供了新的功能。根據編寫程式問答網站Stack Overflow的統計，當今最流行的編寫程式語言是Python。

編寫程式語言流行程度

來源: https://stackoverflow.com/ （該統計網站上針對每種語言提出的問題數量來推算編寫程式語言的流行程度。）

開源社區不僅讓Python等語言變得更加強大，同時也讓它們變得更易於學習。首先，開源社區提供的庫（library）可以讓用戶在不必編寫冗長而複雜程式的情況下完成所需的任務。其次，開源社區中有許多教程和視頻教市民大眾如何使用這些軟件包。對於不熟悉編寫程式的人而言，現在網上有許多免費的編寫程式課，其中一些更是由名校教師提供的，因此他們比以往更容易做到無師自通。

筆者不想誤導讀者低估學習編程的難度，要成為專業程式員，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學習。但是，由於Python等用戶友好的編寫程式語言變得如此容易學習，沒有編寫程式背景的初學者可以花很少的時間學會編寫很多簡單實用的小程式。例如，根據筆者的經驗，在導師指導下，一個初學者只需花15分鐘便可學會如何產生一個二維碼，來共享他/她的領英（LinkedIn）個人主頁。他們也可以用同樣的工具，花相若的時間學會產生二維碼，交換數字名片。有了這些工具，我們不再需要隨身攜帶任何實體名片。基礎程式設計變得這麼容易也是全靠網上有很多易於使用的庫和包可以下載。相比而言，若不經過幾個月的學習，一個人很難對一門人類所用的語言有一定的掌握和用它來進行基本的溝通。因此，學習一門編寫程式語言的門檻遠低於學習另一門人類語言，而前者的時間投入的回報率亦遠高於後者的回報率。

應制定高中Python課程

綜上所述，我建議香港教育局為高中生制定一套實用且易於學習的必修課程，讓所有高中生都能學習Python。為了讓學童為高中學習Python做好準備，學校應該考慮教年幼的孩子一種適合孩子的編寫程式語言。

在孩子年幼時，教所有孩子編寫程式也可以解決工程類專業中，女性比例較低的問題。例如，在2015年，超過一半的美國生物科學學士學位頒發給女性，但在電腦科學（18%）、工程學（20%）方面則要少得多。從就業市場而言，儘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女性佔美國勞動力的46.2%，但根據AnitaB.org研究所的數據，同年女性僅佔科技行業的勞動力的26.2%。Boardroom Insiders的報告也指出，在財富500強公司中，只有22%的技術領導職位由女性擔任。讓所有中小學生接受基本編寫程式培訓，將有助於鼓勵更多女性主修電腦科學或其他工程學科，並最終在科技領域建立成功的職業生涯。

雖然Python可以免費安裝，要編寫程式還需要一台電腦。鑑於編寫程式技能的重要性，筆者還會建議政府考慮資助來自貧困背景的學童，讓這些學生能擁有一台事先安裝了開源編寫程式軟體的電腦，降低他們學習編寫程式的成本。政府亦應該考慮到，學會編寫程式技能有助貧困學童日後獲得薪酬較高的與編寫程式相關的工作，有助他們擺脫貧困，降低香港貧富懸殊。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編寫程式的技能很有價值；但是對下一代來說，它是必不可少的。筆者相信社會有能力做到讓香港所有年輕人了解編寫程式的基礎，而且這樣做會帶來更加積極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提高了每個人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培訓了更多高技能程式員。我們亦可以藉此建立更強大的創業文化，令整個香港變得更具競爭力。受更強大的人才庫所吸引，更多跨國公司也將選擇在香港開展業務。這將會是一個多贏的局面。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中國經濟的角度而言，2021是具歷史意義的一年；若作一精簡總結，2021可謂中國經濟加強監管的一年。下文從三方面加以闡釋。

科網企業和數據安全

去年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監管行動可追溯至2020年年底，阿里巴巴擱置旗下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後，隨即被有關當局約談整改，並付之實行。螞蟻集團手上最具價值的逾10億消費者數據庫，將成立錢塘徵信公司，由螞蟻、浙江省旅遊投資集團各持股35%，11月底已向人民銀行遞交申請。

2021年6月30日，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兩日後卻傳來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宣布對其啟動網絡安全審查的新聞，期間禁止新用戶註冊，應用程式下架。滴滴掛牌半年股價大瀉，最近決定從美國退市，轉來香港上市。

滴滴事件引起中國監管部門關注數據出境問題，網信辦10月底發布意見稿，數據處理者須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此外，數據處理者在境外上市亦需審批。

數據安全是新興的監管問題，對於互聯網平台的監管，亦包括對企業壟斷行為的慣常調查。阿里巴巴和美團先後因「二選一」壟斷行為，遭市場監管總局調查，阿里最終被重罰182億元人民幣。2021年7月，市場監管總局責令騰訊解除網絡音樂獨家版權，降低市場進入門檻，騰訊音樂的獨家版權時代隨之告終。政府施壓下，騰訊宣布旗下微信開放外部鏈接訪問功能，阿里旗下餓了麼、優酷等平台，已經接入微信支付等等。

教培雙減

教育部去年7月發布文件，提出「雙減」政策，一方面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減少校內作業量，減輕學生負擔。另一方面是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全面規範。現有的學科培訓類機構重新審核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校外培訓機構不可提供境外的教育課程，不得佔用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組織培訓。

據《信報》網上新聞報道，中國教育部最近表示，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取得進展，學科類培訓大減，線下和線上校外培訓機構都已減超過八成；其餘部分機構轉為非營利性機構，實行政府指導價，提供公益服務，不適合「營轉非」的將被註銷。明年將繼續把「雙減」督導作為教育督導「一號工程」，以取得新成效。此外，各地各校普遍制定了作業管理辦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的學生佔比，由「雙減」前的46%，大大提升至目前逾90%。

由此觀之，「雙減」政策確實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雷厲風行背後是有代價的。限制補習活動，規定補習機構為非營利，被明令禁止的補習還是會出現的，比如由英語老師去做課外體育活動的導師，買一杯奶茶100元，送一小時與補習老師聊天等等。那些付得起錢的人仍然可以補習，然而，那些只能付出大眾化價錢的學生卻補習無門。換言之，交易成本上升了，教育的機會變得更不平等。再者，原本受僱於這個行業的補習老師和從業人員因而大批失業，對他們和他們家庭帶來的打擊，這都是「雙減」政策成效背後的成本。

傳播規限

根據「BBC中文網」，去年10月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了《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徵求意見稿）。

這份最新版的負面清單中，禁止進入事項的第六項：「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播相關業務」，不准非公有資本在中國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

2020年版的負面清單只是規定：「非公有資本不得介入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業務；任何組織不得設立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是次公布的2021版則再經細化為以下六條：

·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

·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通訊社、報刊出版單位、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廣播電視站以及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發布服務機構等；

·非公有資本不得經營新聞機構的版面、頻率、頻道、欄目、公眾賬號等；

·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大社會、文化、科技、衞生、教育、體育以及其他關係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等活動、事件的實況直播業務；

·非公有資本不得引進境外主體發布的新聞；

·非公有資本不得舉辦新聞輿論領域論壇峰會和評獎評選活動。

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在傳媒領域有廣泛的布局，不知道這個更為具體的限制會為其帶來如何的衝擊，甚至有不得不退出這敏感行業的風險。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媒體的監管有增無已。去年8月有政府背景的中國公司入股字節跳動擁有1%的股權（「黃金股」），中國投資字節跳動的公司名為網球中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又為中國國家機構所擁有。具有國資背景的網球中國在字節跳動擁有一個董事會職位。同樣做法更早之前在微博亦已經出現。以「黃金股」入股的方式，是容許政府對公司的運營有更直接的參與與監管。滴滴出行最近也與北京政府協商，讓政府以黃金股方式入股滴滴，對關鍵營運策略亦有否決權。

除了對互聯網企業的影響之外，這個負面清單若嚴格執行，則會大大壓縮互聯網博客和自媒體的活動空間，並限制有關公共事務的討論。

對中國來說，2021年是監管之年，也是關愛之年，幾乎所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議題，都得到政府的關顧：從用戶數據安全，企業壟斷行為，教育開支太大，功課壓力，年輕人打機時間過長，有害新聞，以至要求藝人做到德藝雙馨等，一一得到政府的關愛。

主要參考：

1. 〈內地監管風暴 震撼資本市場〉，《信報》，2021年12月23日

2. 〈中國嚴控非公資本涉足新聞 最新禁令會否引發行業震盪〉，「BBC中文網」，2021年10月13日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趙就琦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繼《2016年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再工業化」計劃，創新科技局翌年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至今香港工業化進展不大，市民對再工業化前景與政府的政策用心也不太了解。有見及此，筆者最近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撰寫《香港再工業化研究》報告，透過企業問卷調查及與業界代表焦點小組討論，以微觀數據分析製造業的當前挑戰，以及利用工業4.0技術升級轉型的潛力與困難，最後分析本港再工業化的可能性與政策期望。

2021年7月至9月期間，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訪問了超過200家總部設於香港的製造業公司，鎖定研究較具潛力的三大行業：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及綠色科技。

善用行業優勢

此三大行業所以入選，源於香港的軟實力與比較優勢，而又同樣必須面對科技轉型的大趨勢。於食品科技方面，「未來科技」包括不少利用合成生物製作的食物或物料，利用科研及創新思維製成食品之餘，亦可望解決環保問題。

儘管製造業增加值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自1990年代初迅速下降，食品、飲料和煙草製品業卻日形重要，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其增加值在香港製造業中的份額從1973年的4.4%升至2019年的 34.1%，就業人數亦從 2013年的30037人增加至2019年的34053人。在完善的食品安全監管系統下，「香港製造」的食品標籤象徵產品安全、品牌知名度和優質的美譽。業界持份者期望透過可提高生產力的新技術，包括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推動先進食品製造成為香港再工業化的引擎之一。

健康科技方面，香港不但具備世界級醫療團隊和基礎研發，更可利用中、西醫藥的獨特性，有利於藥品生產及生命科技發展。貿易發展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香港約有250家生物科技相關企業，160家醫療衞生設備製造商。同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生物科技及醫藥被列為大灣區新興支柱產業，相信在這些政策的助力之下，香港應能發揮在生物科技及醫藥的傳統優勢，把享譽世界的基礎科學研究轉化為產品，惠及全球用家。

香港是亞太區內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IPO）中心，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6月底，已有67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港上市，以IPO集資共2090億港元，見證本地生物科技生態系統的蓬勃和成熟。

話雖如此，特區政府在政策上無疑仍有加大力度的空間。根據香港經濟研究中心2017年一項調查，58%受訪企業表示在港招聘人才有困難，比國內高出17%，原因自然是香港工資以至住房補貼都高於內地；加上缺乏本地培養的研發人才，企業需從內地或海外進行招聘，況且國際科研人力資源競爭激烈，香港相關人才流失率亦因而提高。醫療人員供應短缺，初創企業更難聘得所需專才。要對症下藥，特區政府不妨參考研究團隊的焦點小組結論，多從「官產學研」界別通力合作入手。

至於綠色科技，就更是世界潮流，環保回收業重新備受關注，3Rs（Reduce、Reuse、Recycle）已變成5Rs（Refuse、Reduce、Reuse、Repair、Recycle）。廢物處理向來是香港的迫切問題，按環境保護署的統計資料，傾倒在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總量，自 2002年以來一直大幅下降，直至2011年以後才略見回升。為緩解堆填區壓力，特區政府積極倡導發展本地回收業，以延長廢物的使用壽命，將其轉化為有用的產品和材料，以供內銷甚至出口。

發展綠色科技不僅可以改善環境，還可增加就業多樣性。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2020年報告指出，可再生能源產業在全球創造多達1150萬個職位，並預測到2050年，就業人數將增至4200萬。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2019年在本港直接或間接參與環保回收活動者為數44670人，其在本地就業總人數中佔比，則從 2008 年的 0.9% 微升至2019 年的 1.2%。

由此可見，回收業機遇處處，香港若能成功解決廢物問題，就能把此一模式轉移到全國甚至世界各地。若計劃在全球綠色科技分一杯羹，首先要提升產業科技及產品增加值。港大研究團隊發現，超過六成綠色企業在港設立生產線所需空間超過1萬平方呎，反映回收業未有利用先進技術。如能善用科技，即可有效降低用地及生產成本。

綜合調查結果

基於以上的分析，研究團隊在三大聚焦行業中，以線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84家公司，發現90%、37%及22%的企業分別以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為目標市場。按行業來分：食品科技業集中在本港銷售，以香港為目標市場佔98%，只有28%以中國內地及20%以東南亞為目標市場。至於健康科技業，74%以香港為目標市場，以內地和歐洲為目標市場則分別佔49%和36%。綠色科技業與食品科技業類似，達90%公司以香港為目標市場，以內地和東南亞為目標市場的企業比率分別為39% 和24%。

透視企業所需

對於工業4.0技術（如物聯網、自動化、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等），半數企業表示有所認識；大多認為工業4.0主要能提升企業生產力、節省生產成本及增加營運彈性。其中 83%食品科技企業、64%健康科技企業及71%綠色科技企業均認為，應用工業4.0的首要原因是提升生產力。

研究報告亦涵蓋土地及廠房設備問題。 土地面積對很多廠商來說，不是一個關鍵問題，大約 30至40% 公司認為 1萬平方呎或以下的廠房面積就足夠了，其中44%食品科技企業、46%健康科技企業及38%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所需用地少於1萬平方呎。主要困難在於缺乏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例如卸貨區面積不足和樓底太低。可喜的是，52%企業計劃將生產線遷往或擴展至香港，特別是食品科技企業（佔74%；相對41%健康科技及62%綠色科技的受訪企業），筆者相信新落成的先進製造業中心及現有工業大廈可應付有關廠房需求，增強港商回流決心。

就有關研發方面，報告發現58%受訪企業有投入研發，其中73%屬食品科技業、50%屬健康科技業及75%屬綠色科技業；16%企業更表示有計劃將研發遷往或擴展至香港。至於企業選擇研發地區的關鍵因素，則包括當地是否有研發基礎設施（66%）、熟練科研人才（64%）、鄰近生產設施（62%），法規要求（54%）、資助（51%）等。當被問及為何選擇香港，企業看重的是高等教育機構（46%）、熟練本地科研人才（37%）、鄰近生產設施（36%），研發基礎設施（31%）、資助（29%）等。

有關人才短缺問題，只有28%受訪企業預期在未來一兩年可找到合適人才從事工業4.0相關工作，中長遠而言，只有33%及37%分別預期在未來三四年及五年可找到合適人才。

緊握轉型關鍵

整體而言，研究團隊探討的三大行業，都各自面臨挑戰，但同時亦有不少企業計劃回流香港生產或進行研發。要發展工業，歸根究柢，必先解決土地與人才問題。適當的政策配合，可令香港的軟實力變成硬實力。

隨着2019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轉變和疫後新常態，加上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新舉措，筆者認為這是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期待香港轉型成為國際科技和創新中心，從而帶動生產力而惠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並透過再工業化加強與區內供應鏈、創科鏈的連接互補。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網上流傳這樣一條選擇題：「疫情過後，誰在主導你公司業務的數碼轉型？」答案並非行政總裁或技術總監，而是2019冠狀病毒。這個答案雖聽上去頗具玩笑意味，但卻甚具現實意義。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對899位高管進行了調研，受訪者中絕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業務數碼化的催化劑，而數碼化進程也較之前的預期更快速。公共衞生危機尚未爆發之際，受訪者公司普遍以為「需超過一年時間才有望實現遠程工作」，但實際上疫情後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時代衝擊

回顧2019和2020年，在商業策略變化、消費行為擾動以及商業模式升級等方面，2019冠狀病毒病堪稱首要因素。事實上，踏入本世紀以來，擾動已經成為常態。黑莓（BlackBerry）和諾基亞（Nokia）等一度被視為無可替代的業界翹楚，均在與新進公司的競爭中失勢。雅虎（Yahoo）和通用電氣（GE）等雖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舊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產品/技術的用戶數量突破5000萬作為衡量進度的指標，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聯網和微信分別只用了7年和1年，而寵物小精靈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業的壽命並沒有因為其增長加速而得以延長。據顧問公司Innosight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公司的平均壽命僅約20年，反觀在1965年首度進行有關統計之際，公司平均壽命則超過30年。企業平均壽命縮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動互聯網的範式轉移

解釋之一是如今的營商環境更為瞬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錯綜複雜且邊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業的成敗，而這些因子正加速變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法律層面）分析營商環境，整個社會在方方面面中鬥爭巨變：從去全球化到通貨膨脹、從人口老化到數碼化，從全球暖化到反壟斷法等範疇。當下世界充滿着黑天鵝與灰犀牛。

觀乎各種變化，若論對世人生活影響最明顯深遠者，筆者認為首推智能手機。智能手機大行其道，個人掌握資訊的方法隨之徹底改變。現時美國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個小時使用手機，中國人略多一些，年輕人所花時間想必更長。雖然令人擔心玩手機或會成癮，不過智能手機也帶來莫大方便，讓大眾隨時隨地取得所需資訊。時至今日，除了電子書和網約車程式以外，一些餐廳甚至取消了菜單，因為它們默認顧客會有手機。智能手機，從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

隨着智能手機日趨普及，其收集的客戶資料也不斷增多，有利於向合適對象傳送廣告，甚或釐定適當貸款息率。資訊類別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動數碼革命，令全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因為供求兩方面同時轉變，套用庫恩（Thomas Kuhn）的說法，世人正經歷一次範式轉移。

源自優化顧客服務的顛覆

種種範式轉移意味着各項創新會隨之而來，對現有業務造成衝擊。成功的企業領袖能洞燭衝擊趨勢，強調變革之需；一般公司領導卻往往未能掌握先機。殼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總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當前的挑戰在於大家再也無法掌握未來去向。」這大概也是當前各行各業的處境。

即使未來難以預測，顛覆來自何方亦無法得知，然而企業應着眼於改善顧客服務，這點倒是清楚不過。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並未對四季酒店集團業務造成顛覆。顛覆其實來自顧客；為求滿足其漸變之需，顧客於是改變自身行為。」簡而言之，着眼點應在顧客。顧客價值鏈中的活動，僅有一部分具有價值，其餘部分反而有損價值。

聚焦有利創造價值的活動並非新概念。難處在於新的商業模式有時要對這類增值活動加以改變，由此引起的疑慮和抗拒心態，往往甚為普遍。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對作出改變反而有利。以學界為例，大學經常邀請海外學者親臨發表其研究成果，雖然講者長途跋涉，難免費時失事，但主辦單位和演講嘉賓始終認為，當面交流不可或缺。由於疫情蔓延全球，視像會議既已習以為常，今後大概仍將繼續採用。

要業務蒸蒸日上，關鍵在於真正了解顧客，並須檢視公司擅長提供何種足以創造價值的活動。在某程度上，這是價值鏈上的藍海策略。企業通過消除、減少、提升現有因素或創造新因素，重新設計產品，從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滿足不一樣的顧客需要。但藍海策略無形中假設價值鏈中各項主要活動已共冶一爐，在後疫情世界，還須特別留意如何重組價值鏈，務求讓更多顧客滿意。

時代衝擊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實際的問題是，企業如何組織架構，實施以顧客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為：第一，企業能收集和傳送快而準的資訊。其次，所獲資訊得以妥為核實，並制定良策。最後，計策得以有效實行。但實際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錯特錯，尤以大機構為然。

有關關鍵決策者為何未能取得適當資訊，思科（Cisco）前行政總裁錢伯斯（John Chambers）曾經寫道，他在IBM任職期間，指出公司所製微型電腦不易使用，既不受顧客歡迎，亦有損公司聲譽。可惜副總裁竟回覆說，公司對此寧願充耳不聞，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紅繫於產品銷路，所以錢伯斯應加倍努力促銷。

上述現象在大企業中是家常便飯，但它對面臨數碼潮流衝擊的企業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資訊在溝通過程中遺失？辦法之一是確保直接溝通途徑，管理高層應花時間聆聽年輕僱員心聲，並確保溝通途徑暢通無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盡量避免疊床架屋，以免拖慢處事速率。企業應考慮運用科技處理常規式任務，減輕中層管理人員的負擔。最後，還應加快回應效率；在不致引起無法彌補損失的情況下，將決策權下放。

第二，面臨衝擊之際，無疑難以評估形勢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鴨兔錯覺」圖像，亦鴨亦兔，撲朔迷離。一家公司業務的未來發展方向，說不定亦會出現如此錯覺，到底是「鴨」還是「兔」，也許取決於哪個影像較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質上是一種不完全又難掌握的藝術。企業有何妙法評估形勢？可行建議之一是強調「第一原則」，以理論為着眼點。雖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較為穩妥，但在波譎雲詭的環境中或會適得其反。建議之二，就是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多管齊下，然後擇優而從之。此外，還應腳踏實地，順應形勢。理論固然適宜精簡，實踐起來更應靈活，知所變通。

第三，在變幻莫測的時代，要有效執行更談何容易，因為多變帶來各式各樣挑戰，權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應對而又能從中獲益者，或會因為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寧取保守方案。至於可能在變化中受損者，更會因此抗拒改變，而以不確定性為藉口，堅稱變革並非良方。

顯而易見的一個可行方案，是獎勵創新者 ，無論成敗。如此一來，改變意願較高者就會獲得較大鼓舞。當改變正在進行，可透過輪替方式作出改變，藉此減輕拒變者的不滿和疑變者的顧慮。至於全無改變誘因者，則不妨以重組公司架構方式，緩和其對改變的消極情緒。

政府的角色

如何應對疫情後的挑戰，不僅是企業的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否抓住疫情後的機遇，與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關係。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個方面作出更積極的應對：基礎設施、規則制定、社會保障。

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它們產生正面界外效應（亦即具正面溢出效應）。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醫院、運輸。在數碼時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較佳基礎設施，以便互聯網服務更為快捷、穩定，這樣會降低企業向數字化轉型的成本，也方便讓企業實施員工在家辦公等創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資活動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說是制定各種規例，以便整體經濟適應變化。換言之，有關規則必須有利於適應環境轉變。改變規則容或出錯，但政府不能因噎廢食，其大原則理應在於先行制定便利初創企業和創新科技的規則；其次則在建立程序，以便對新資訊作出快速回應。毋庸置疑，改變規則的相關程序須具透明度，並取信於公眾。

最後，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失敗者定必較平時為多。今時今日，數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漸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會安全網的重新分配政策尤顯重要。這種政策的受惠者並不僅僅限於衝擊中的受損者；在社會安全網的有力保障下，個人和企業亦會減少對失敗的顧慮。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勇於創新和冒險更是社會成功的不二法門。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威脅與日俱增，醫療保健和生物科技業有何應對辦法，自然備受全球關注。生物科技的發展有助解決現存問題， 例如傳染病疫苗、老齡化社會以至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貢獻極大；但研發過程漫長，技術風險高，尤其需要長期投資和雄厚資本，以及上市前後的持續融資。

生態日趨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業為數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IPO）的熱門地點，世界排名第二，僅次美國。特區政府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已將生物科技定位為創新科技一大重點。

環顧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資活動都在加速增長，集資渠道包括創業投資、收購、合夥經營和IPO。據顧問公司麥肯錫分析【註1】，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業共籌集366億美元創業投資資金，較2019年增長45%；在公開市場則籌得343億美元，較2019年增幅高達186%。

美國方面，根據摩根大通的研究【註2】，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公司的投資額都創歷史新高，達成729宗創投融資，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創投融資總額超過1億美元。

廣開集資綠燈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規則》中引進了第18A章，涵蓋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來，醫療健康業生態圈逐漸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製藥和醫療器械，預計將擴展至新興生物科技子行業。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資總額達2090億港元，其中33家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億港元資金【圖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綜合行業指數（HSCI）允許根據第18A章上市的合資格醫療健康公司納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許此類公司納入其中。從【圖2】可見，恒生生物科技指數的表現，優於醫療保健、必需性消費、金融，以及資訊科技等各大行業指數。

資料來源: 雅虎財經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數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別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數變化分別為+3%–10%。

慎防急於求成

疫情期間，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資趨勢反而向上，18A公司更錄得超額認購，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為止，這類公司只有13家股價高於發行價，跌破發行價的則有27家，比例超過半數。跌幅最大的是歌禮製藥，從發行價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價3.13港元，跌幅高達78%；至於康希諾生物股價則比發行價大漲近600%。這類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資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資料來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規則將上市制度帶入新時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強研發，鞏固發展基礎；但亦有公司藉上市追求超級估值，以博宣傳，形成良莠不齊現象，跌穿發行價的公司也就屢見不鮮。

生物科技業面對四大挑戰。第一，研發需時，投資不穩定性及風險都偏高。第二，企業須不斷創新，確保在相關領域前沿佔一席位。第三，企業須不斷學習，並汲取其他科學領域的新發展成果，以豐富本身的知識庫。第四，確保知識產權受法律保障，並追上科技進步。此外，有賴大學、金融市場、政府政策、監管機構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業界豐收可期

中國內地人口老化一直是醫療業發展的一大動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內地60歲或以上人口達2.64億，佔總人口18.7%，而世界衞生組織估計，中國老年人口在2040年將達4.02億。按2021年3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內地將推動生物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醫藥及生物材料。相關投資活動明顯加快，科創板自2019年推出以來，已有66家生物醫藥企業在此上市。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業在科創板的新上市數目及募集資金總額名列第三，佔同年A股市場募集資金的13%。

香港擁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礎，透過日趨完善的生態系統，提供充沛的流動性，協助國內公司走向國際，亦吸引海外公司打進內地市場。2021年11月，特區政府與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以「強韌迎變 共塑可持續未來」為題，舉辦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創新研發日益蓬勃，結合大灣區的龐大市場及生產優勢，是理想的醫療科研、臨床、投融、商業化的一站式平台。筆者建議，本地大學應各展所長，參與多項前瞻性的生物醫學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融資渠道，足以進一步發展醫療及生物科技業的綜合生態系統，以培育本地初創企業，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負。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在上榜的132個經濟體中位列14，在創意成品方面更為世界之冠，在市場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於在創新集群一環，香港─深圳─廣州亦僅在東京─橫濱之後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林鄭月娥擬定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內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與健康相關的實驗室，推動特區發展成為國際級的醫療、生物科技及醫學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醫療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選點，亦能向這類公司提供與本地及國際不同類別的投資者連接的機會。再者，成熟的醫療系統及穩健的通訊基建，也是香港成為醫療及生物科技初創企業發展基地的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香港交易所與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動生物科技及醫療行業進一步發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發展局，2021年11月

【註1】：麥肯錫，《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還是低潮？》，2021年4月

【註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學展望：初創企業融資不斷變化》，2021年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威脅與日俱增，醫療保健和生物科技業有何應對辦法，自然備受全球關注。生物科技的發展有助解決現存問題， 例如傳染病疫苗、老齡化社會以至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貢獻極大；但研發過程漫長，技術風險高，尤其需要長期投資和雄厚資本，以及上市前後的持續融資。

生態日趨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業為數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IPO）的熱門地點，世界排名第二，僅次美國。特區政府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已將生物科技定位為創新科技一大重點。

環顧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資活動都在加速增長，集資渠道包括創業投資、收購、合夥經營和IPO。據顧問公司麥肯錫分析【註1】，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業共籌集366億美元創業投資資金，較2019年增長45%；在公開市場則籌得343億美元，較2019年增幅高達186%。

美國方面，根據摩根大通的研究【註2】，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公司的投資額都創歷史新高，達成729宗創投融資，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創投融資總額超過1億美元。

廣開集資綠燈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規則》中引進了第18A章，涵蓋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來，醫療健康業生態圈逐漸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製藥和醫療器械，預計將擴展至新興生物科技子行業。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資總額達2090億港元，其中33家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億港元資金【圖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綜合行業指數（HSCI）允許根據第18A章上市的合資格醫療健康公司納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許此類公司納入其中。從【圖2】可見，恒生生物科技指數的表現，優於醫療保健、必需性消費、金融，以及資訊科技等各大行業指數。

資料來源: 雅虎財經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數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別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數變化分別為+3%–10%。

慎防急於求成

疫情期間，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資趨勢反而向上，18A公司更錄得超額認購，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為止，這類公司只有13家股價高於發行價，跌破發行價的則有27家，比例超過半數。跌幅最大的是歌禮製藥，從發行價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價3.13港元，跌幅高達78%；至於康希諾生物股價則比發行價大漲近600%。這類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資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資料來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規則將上市制度帶入新時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強研發，鞏固發展基礎；但亦有公司藉上市追求超級估值，以博宣傳，形成良莠不齊現象，跌穿發行價的公司也就屢見不鮮。

生物科技業面對四大挑戰。第一，研發需時，投資不穩定性及風險都偏高。第二，企業須不斷創新，確保在相關領域前沿佔一席位。第三，企業須不斷學習，並汲取其他科學領域的新發展成果，以豐富本身的知識庫。第四，確保知識產權受法律保障，並追上科技進步。此外，有賴大學、金融市場、政府政策、監管機構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業界豐收可期

中國內地人口老化一直是醫療業發展的一大動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內地60歲或以上人口達2.64億，佔總人口18.7%，而世界衞生組織估計，中國老年人口在2040年將達4.02億。按2021年3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內地將推動生物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醫藥及生物材料。相關投資活動明顯加快，科創板自2019年推出以來，已有66家生物醫藥企業在此上市。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業在科創板的新上市數目及募集資金總額名列第三，佔同年A股市場募集資金的13%。

香港擁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礎，透過日趨完善的生態系統，提供充沛的流動性，協助國內公司走向國際，亦吸引海外公司打進內地市場。2021年11月，特區政府與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以「強韌迎變 共塑可持續未來」為題，舉辦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創新研發日益蓬勃，結合大灣區的龐大市場及生產優勢，是理想的醫療科研、臨床、投融、商業化的一站式平台。筆者建議，本地大學應各展所長，參與多項前瞻性的生物醫學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融資渠道，足以進一步發展醫療及生物科技業的綜合生態系統，以培育本地初創企業，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負。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在上榜的132個經濟體中位列14，在創意成品方面更為世界之冠，在市場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於在創新集群一環，香港─深圳─廣州亦僅在東京─橫濱之後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林鄭月娥擬定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內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與健康相關的實驗室，推動特區發展成為國際級的醫療、生物科技及醫學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醫療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選點，亦能向這類公司提供與本地及國際不同類別的投資者連接的機會。再者，成熟的醫療系統及穩健的通訊基建，也是香港成為醫療及生物科技初創企業發展基地的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香港交易所與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動生物科技及醫療行業進一步發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發展局，2021年11月

【註1】：麥肯錫，《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還是低潮？》，2021年4月

【註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學展望：初創企業融資不斷變化》，2021年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網上流傳這樣一條選擇題：「疫情過後，誰在主導你公司業務的數碼轉型？」答案並非行政總裁或技術總監，而是2019冠狀病毒。這個答案雖聽上去頗具玩笑意味，但卻甚具現實意義。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對899位高管進行了調研，受訪者中絕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業務數碼化的催化劑，而數碼化進程也較之前的預期更快速。公共衞生危機尚未爆發之際，受訪者公司普遍以為「需超過一年時間才有望實現遠程工作」，但實際上疫情後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時代衝擊

回顧2019和2020年，在商業策略變化、消費行為擾動以及商業模式升級等方面，2019冠狀病毒病堪稱首要因素。事實上，踏入本世紀以來，擾動已經成為常態。黑莓（BlackBerry）和諾基亞（Nokia）等一度被視為無可替代的業界翹楚，均在與新進公司的競爭中失勢。雅虎（Yahoo）和通用電氣（GE）等雖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舊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產品/技術的用戶數量突破5000萬作為衡量進度的指標，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聯網和微信分別只用了7年和1年，而寵物小精靈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業的壽命並沒有因為其增長加速而得以延長。據顧問公司Innosight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公司的平均壽命僅約20年，反觀在1965年首度進行有關統計之際，公司平均壽命則超過30年。企業平均壽命縮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動互聯網的範式轉移

解釋之一是如今的營商環境更為瞬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錯綜複雜且邊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業的成敗，而這些因子正加速變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法律層面）分析營商環境，整個社會在方方面面中鬥爭巨變：從去全球化到通貨膨脹、從人口老化到數碼化，從全球暖化到反壟斷法等範疇。當下世界充滿着黑天鵝與灰犀牛。

觀乎各種變化，若論對世人生活影響最明顯深遠者，筆者認為首推智能手機。智能手機大行其道，個人掌握資訊的方法隨之徹底改變。現時美國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個小時使用手機，中國人略多一些，年輕人所花時間想必更長。雖然令人擔心玩手機或會成癮，不過智能手機也帶來莫大方便，讓大眾隨時隨地取得所需資訊。時至今日，除了電子書和網約車程式以外，一些餐廳甚至取消了菜單，因為它們默認顧客會有手機。智能手機，從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

隨着智能手機日趨普及，其收集的客戶資料也不斷增多，有利於向合適對象傳送廣告，甚或釐定適當貸款息率。資訊類別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動數碼革命，令全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因為供求兩方面同時轉變，套用庫恩（Thomas Kuhn）的說法，世人正經歷一次範式轉移。

源自優化顧客服務的顛覆

種種範式轉移意味着各項創新會隨之而來，對現有業務造成衝擊。成功的企業領袖能洞燭衝擊趨勢，強調變革之需；一般公司領導卻往往未能掌握先機。殼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總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當前的挑戰在於大家再也無法掌握未來去向。」這大概也是當前各行各業的處境。

即使未來難以預測，顛覆來自何方亦無法得知，然而企業應着眼於改善顧客服務，這點倒是清楚不過。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並未對四季酒店集團業務造成顛覆。顛覆其實來自顧客；為求滿足其漸變之需，顧客於是改變自身行為。」簡而言之，着眼點應在顧客。顧客價值鏈中的活動，僅有一部分具有價值，其餘部分反而有損價值。

聚焦有利創造價值的活動並非新概念。難處在於新的商業模式有時要對這類增值活動加以改變，由此引起的疑慮和抗拒心態，往往甚為普遍。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對作出改變反而有利。以學界為例，大學經常邀請海外學者親臨發表其研究成果，雖然講者長途跋涉，難免費時失事，但主辦單位和演講嘉賓始終認為，當面交流不可或缺。由於疫情蔓延全球，視像會議既已習以為常，今後大概仍將繼續採用。

要業務蒸蒸日上，關鍵在於真正了解顧客，並須檢視公司擅長提供何種足以創造價值的活動。在某程度上，這是價值鏈上的藍海策略。企業通過消除、減少、提升現有因素或創造新因素，重新設計產品，從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滿足不一樣的顧客需要。但藍海策略無形中假設價值鏈中各項主要活動已共冶一爐，在後疫情世界，還須特別留意如何重組價值鏈，務求讓更多顧客滿意。

時代衝擊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實際的問題是，企業如何組織架構，實施以顧客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為：第一，企業能收集和傳送快而準的資訊。其次，所獲資訊得以妥為核實，並制定良策。最後，計策得以有效實行。但實際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錯特錯，尤以大機構為然。

有關關鍵決策者為何未能取得適當資訊，思科（Cisco）前行政總裁錢伯斯（John Chambers）曾經寫道，他在IBM任職期間，指出公司所製微型電腦不易使用，既不受顧客歡迎，亦有損公司聲譽。可惜副總裁竟回覆說，公司對此寧願充耳不聞，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紅繫於產品銷路，所以錢伯斯應加倍努力促銷。

上述現象在大企業中是家常便飯，但它對面臨數碼潮流衝擊的企業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資訊在溝通過程中遺失？辦法之一是確保直接溝通途徑，管理高層應花時間聆聽年輕僱員心聲，並確保溝通途徑暢通無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盡量避免疊床架屋，以免拖慢處事速率。企業應考慮運用科技處理常規式任務，減輕中層管理人員的負擔。最後，還應加快回應效率；在不致引起無法彌補損失的情況下，將決策權下放。

第二，面臨衝擊之際，無疑難以評估形勢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鴨兔錯覺」圖像，亦鴨亦兔，撲朔迷離。一家公司業務的未來發展方向，說不定亦會出現如此錯覺，到底是「鴨」還是「兔」，也許取決於哪個影像較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質上是一種不完全又難掌握的藝術。企業有何妙法評估形勢？可行建議之一是強調「第一原則」，以理論為着眼點。雖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較為穩妥，但在波譎雲詭的環境中或會適得其反。建議之二，就是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多管齊下，然後擇優而從之。此外，還應腳踏實地，順應形勢。理論固然適宜精簡，實踐起來更應靈活，知所變通。

第三，在變幻莫測的時代，要有效執行更談何容易，因為多變帶來各式各樣挑戰，權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應對而又能從中獲益者，或會因為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寧取保守方案。至於可能在變化中受損者，更會因此抗拒改變，而以不確定性為藉口，堅稱變革並非良方。

顯而易見的一個可行方案，是獎勵創新者 ，無論成敗。如此一來，改變意願較高者就會獲得較大鼓舞。當改變正在進行，可透過輪替方式作出改變，藉此減輕拒變者的不滿和疑變者的顧慮。至於全無改變誘因者，則不妨以重組公司架構方式，緩和其對改變的消極情緒。

政府的角色

如何應對疫情後的挑戰，不僅是企業的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否抓住疫情後的機遇，與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關係。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個方面作出更積極的應對：基礎設施、規則制定、社會保障。

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它們產生正面界外效應（亦即具正面溢出效應）。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醫院、運輸。在數碼時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較佳基礎設施，以便互聯網服務更為快捷、穩定，這樣會降低企業向數字化轉型的成本，也方便讓企業實施員工在家辦公等創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資活動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說是制定各種規例，以便整體經濟適應變化。換言之，有關規則必須有利於適應環境轉變。改變規則容或出錯，但政府不能因噎廢食，其大原則理應在於先行制定便利初創企業和創新科技的規則；其次則在建立程序，以便對新資訊作出快速回應。毋庸置疑，改變規則的相關程序須具透明度，並取信於公眾。

最後，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失敗者定必較平時為多。今時今日，數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漸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會安全網的重新分配政策尤顯重要。這種政策的受惠者並不僅僅限於衝擊中的受損者；在社會安全網的有力保障下，個人和企業亦會減少對失敗的顧慮。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勇於創新和冒險更是社會成功的不二法門。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迄今為止，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還遠未結束。儘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賴嚴格的旅遊限制和檢疫措施來阻止病毒變種的流入，但我們建議政府，應提早研究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並根據研究制定相關政策，從而讓本港經濟得益。

不少國家已有類似的計劃，例如新加坡成立了一個後疫情經濟復甦工作組。該工作組由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Desmond Lee）和PSA國際集團首席執行官Tan Chong Meng擔任主席，帶領來自公私營部門的21名成員為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提出建議。其中包括反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並特別強調新加坡須保持對全球人才和技能開放的態度。

疫後復甦 人才爭奪戰

全球經濟正轉型為以知識和創新為主導，各個國家對具備合適技能和創造力的人才需求日益俱增，因此世界各地對人才的搶奪正在加劇。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於2019/2020年第二期的研究簡報中指出，香港的人才引進計劃成效並不理想。報告提及，香港的高生活成本削弱了其所支付的高薪的競爭力：若將不同地區的薪酬按匯率轉換成美元來進行對比，香港高級專業人士的年薪在國際上並不特別有吸引力；若以所在地區的生活成本為參考，香港的薪酬甚至比內地和新加坡同行低。另一個阻礙人才來港的原因是，香港在各項全球宜居性調查中總體得分不高。其他因素包括環境質素、生活質素以及外籍人士配偶和子女能獲得的支援。因此我們建議香港政府提出政策以增加房屋供應，從而控制樓價和租金。這不僅有助吸引更多專業人士來港，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亦有助降低在港營運公司的薪酬成本。

疫情也改變了市民的工作方式。例如，愈來愈多公司允許員工遠程工作（例如在家工作），這意味着企業在香港招聘時亦要把那些不願搬遷至香港的外地求職者考慮在內。因此，我們不難想像，港企需要和其他地區的對手（例如新加坡）爭奪這一類人才。遠程工作的普及將改變城市爭奪人才的方式。

在新常態下，政府必須制定具體政策吸引人才來港工作，因為以這種模式工作在某些行業很常見。政府也須決定應否吸納大量選擇居住海外的人才為香港公司工作。

目的導向監管策略

過去十年，日新月異的技術已深刻改變我們的生活：以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長足進步，加強了公司了解並滿足客戶需求的能力。金融科技（FinTech）也顛覆了消費、傳統銀行業務、借貸和投資的運作方式。多年前政府出於善意而寫下的監管規則，到今時今日可能已成為絆腳石。因此，監管方式需要與時俱進。學院最近於《2021年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中，就強調了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制定以目的為導向（Fit-for-purpose）的監管法規的重要性。

據《南華早報》2019年3月21日的報道，2018年有關香港的士司機的投訴達到新高，超過11000宗，相較過去十五年多了超過一倍。我們認為，引入競爭可對的士司機施加壓力，是提高服務質素的有效途徑。儘管香港人口在過去26年增長了23.5%，但自1994年以來，香港政府並沒有頒發任何新的的士牌照，這意味着的士司機不需要改善服務質素，也能繼續接載乘客。若優步（Uber）等交通網絡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平台能進入市場，的士便需要面臨來自私家車的競爭。即使消費者委員會提出，「為了降低進入壁壘並促進創新，建議減少對網上叫車服務的規範要求。」但時至今日，私家車司機在香港提供收費服務仍屬違法。

為了增加的士與網上叫車服務之間的競爭，我們在政策綠皮書中提出的一項建議是，政府應出售經營交通網絡公司的特殊牌照，持有這類牌照的公司能合法地提供私家車乘車服務。為減輕它們與的士之間的衝突，政府可以限制每個公司旗下車輛的數目，每日乘車次數，或只允許旗下車輛於特定時間載客。銷售這些牌照的部分或全部收入可以轉給現有的士牌的持有者，以減輕這些公司對現有持牌人造成的損失。因此，網絡叫車服務所遇到的來自的士持牌人的阻力就會減少。如果交通網絡公司能為乘客和司機創造可觀的價值，那麼它們應在支付給予的士持牌人的補償後，依然保持盈利。筆者亦留意到近期，交通網絡行業出現了一些新的進展：2021年8月20日，優步宣布收購香港的士應用程式，收購後優步同時為的士和私家車司機提供服務。

我們堅信交通網絡公司、的士行業相關人士和消費者之間存在三贏。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制定政策把交通網絡公司合法化及加以規管，而不是將此事無限期地擱置。我們意識到下一個顛覆性的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政府應該在其出現之前，在監管方式上做出變革。例如，近年來，愈來愈多患者使用遠程會診或在線醫療諮詢。儘管患者並非與醫護人員共處一室，但其體驗可能未必遜於當面會診。鑑於香港醫生短缺，愈來愈多患者可能會從香港以外的地區獲取遠程會診服務。因此，對於海外醫生通過互聯網向香港居民提供諮詢甚至開藥方是否合法的問題，政府應盡早研究並採取行動。

我們會在後續文章繼續探討後疫情時代與經濟復甦有關的話題，並根據我們的見解提出其他政策。我們希望我們的政策建議有助於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使本港經濟在疫情後強勁復甦。

參考：

Commonwealth Enterprise & Investment Council, “Singapore’s post-COVID-19 recovery plan and Commonwealth,” 24 May 2021

HKU Business School,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1

Mayur Shetty, “Solve. Care partners HealthLink to bring cross-border telemedicin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17 Sep 2021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Research Brief Issue No. 2 2019 –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mplaints against Hong Kong’s taxi drivers hit record 11,000 in 2018 with bad driving, longer routes and overcharging among gripes,” 21 Mar 2019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政府如何干預經濟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教科書給出簡單的答案：只有在市場失靈或社會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經濟運作。反觀現實，恐怕沒有哪個政府如此「無甚作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遠不限於解決市場失靈或財富分配的問題。當下社會有一種聲音，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制定經濟政策，促進持續發展。

有為無為之辯

特區政府應該奉行無為而治還是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筆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的課堂提出這個問題，讓來自各行各業的學生各抒己見。一番熱烈討論後，少數學生堅持認為，政府現在已經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更加「無為」，才能讓本港保持國際認可的自由經濟地位；一部分學生針鋒相對，指出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大膽地作出干預，制定鮮明的產業政策，促進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大多數學生則認為，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無功無過，保持現狀才是穩妥之道。他們並非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可挑剔，而是覺得恰如其分的經濟干預異常困難。沒把握的有為而治，還不如低風險的無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適度的經濟干預為什麼那麼困難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1971年，芝加哥學派的頂樑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發表一篇題為〈經濟管制的理論〉的論文 【註1】，宣稱「作為一個普遍規則，政府管制是企業努力爭取的結果，其設計和操作皆服務於實業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糾正市場失靈，從而促進良性競爭，保障大眾利益。這位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卻痛陳管制的本質是政府與實業之間的利益交換，其結果是經濟機會不均以及大眾利益受損。

不難想像，此文引起軒然大波：喜之者認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醜陋面目，不愧是捍衞自由經濟的鬥士；惡之者則認為作者以偏概全，小題大做，逞妙筆生花之能，作嘩眾取寵之事。

毀譽之間，斯蒂格勒這篇力作成為產業經濟學過去50年間最有影響力的論文之一；其現實意義也毋庸置疑。美國的產業規管和商貿政策處處留下大企業在背後操縱的痕跡，而華盛頓的政治游說已經產業化，規模日漸龐大。不久前，在論文發表50周年之際，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特別舉辦一個研討會，探討美國的產業規管之路。儘管不少與會者認為論文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擔憂以大企業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對產業政策產生不良影響卻是共識。

當下，如何管制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是全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所面對的難題。自去年以來，北京政府對以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為依託的各類企業頻頻出手，管制招數層出不窮，引發市場震盪。互聯網巨頭對社會影響深遠，誠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內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業游說的結果。

主義凌駕問題

不可不察的是，每項管制政策都會帶來新一輪的利益分配，甚至強化某個集團的利益，反過來牽制政策的執行，並且可能改變政策的方向。這是斯蒂格勒論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對此必須有所警覺。

左右經濟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識形態。近幾年筆者跟美國的朋友談起經濟政治問題，聽到最多的憂慮就是，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是服從於某種主義。結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終受損的是公眾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種種衝突，便是主義凌駕問題的一個縮影。意識形態的尖銳衝突導致經濟政策舉步維艱，相信經歷了這幾年社會動盪的香港人深有體會。

意識形態的對立一旦消除，經濟良策是否就會自然出現？這卻也不盡然。這個問題可以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有些企業領導者刻意表現得極為偏執，認定了一個方向，就踩上油門直路行走。這樣有助於加強領導力，在企業風雨飄搖之時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確的作用。但這種偏執戰略會排除掉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弊端極為明顯，特別是在企業需要尋找新增長點的時候。

在公共政策領域，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項政策一旦貼上某某主義的標籤，就動彈不得。然而試驗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靈活性，所以強化主義必然會導致政策僵化；左搖右擺、相機而動則必然弱化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像當年胡適所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創意促發創新

政府要適度有為這麼難，但卻不能無所作為。好的政策從哪裏來呢？並非所有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經濟都持悲觀態度。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導有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當主意凌駕利益：偏好、世界觀以及政策創新〉的論文 【註2】，批評經濟學家長期對政策的理解過於狹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為空間。在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看來，政策也是一種生產技術，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並特別強調政策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跟科技創新不斷放寬企業的技術約束一樣，良策有利於放寬政治對經濟的約束，從而釋放經濟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創意來自政府官員的企業家精神、實踐中的經驗積累、應變危機的需要、政策突變以及參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儘管這一套理論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發展進程，羅德里克的觀點在內地頗受認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間，從最初開放市場，到企業產權改革，再到出口貿易融合外資以及現在的科技創新，全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相比之下，自由經濟體面臨的政治約束比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創新的動力。

香港經濟目前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難免面對經濟體制的諸多掣肘。特區政府在經濟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過政策創新為企業解決問題，推動經濟發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其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融匯整合本港與內地的資源。這不僅需要特區政府積極與內地政府互動，更有賴特區領導班子有膽有識地推動政策創新。

【註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註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政府如何干預經濟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教科書給出簡單的答案：只有在市場失靈或社會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經濟運作。反觀現實，恐怕沒有哪個政府如此「無甚作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遠不限於解決市場失靈或財富分配的問題。當下社會有一種聲音，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制定經濟政策，促進持續發展。

有為無為之辯

特區政府應該奉行無為而治還是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筆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的課堂提出這個問題，讓來自各行各業的學生各抒己見。一番熱烈討論後，少數學生堅持認為，政府現在已經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更加「無為」，才能讓本港保持國際認可的自由經濟地位；一部分學生針鋒相對，指出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大膽地作出干預，制定鮮明的產業政策，促進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大多數學生則認為，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無功無過，保持現狀才是穩妥之道。他們並非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可挑剔，而是覺得恰如其分的經濟干預異常困難。沒把握的有為而治，還不如低風險的無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適度的經濟干預為什麼那麼困難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1971年，芝加哥學派的頂樑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發表一篇題為〈經濟管制的理論〉的論文 【註1】，宣稱「作為一個普遍規則，政府管制是企業努力爭取的結果，其設計和操作皆服務於實業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糾正市場失靈，從而促進良性競爭，保障大眾利益。這位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卻痛陳管制的本質是政府與實業之間的利益交換，其結果是經濟機會不均以及大眾利益受損。

不難想像，此文引起軒然大波：喜之者認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醜陋面目，不愧是捍衞自由經濟的鬥士；惡之者則認為作者以偏概全，小題大做，逞妙筆生花之能，作嘩眾取寵之事。

毀譽之間，斯蒂格勒這篇力作成為產業經濟學過去50年間最有影響力的論文之一；其現實意義也毋庸置疑。美國的產業規管和商貿政策處處留下大企業在背後操縱的痕跡，而華盛頓的政治游說已經產業化，規模日漸龐大。不久前，在論文發表50周年之際，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特別舉辦一個研討會，探討美國的產業規管之路。儘管不少與會者認為論文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擔憂以大企業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對產業政策產生不良影響卻是共識。

當下，如何管制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是全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所面對的難題。自去年以來，北京政府對以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為依託的各類企業頻頻出手，管制招數層出不窮，引發市場震盪。互聯網巨頭對社會影響深遠，誠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內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業游說的結果。

主義凌駕問題

不可不察的是，每項管制政策都會帶來新一輪的利益分配，甚至強化某個集團的利益，反過來牽制政策的執行，並且可能改變政策的方向。這是斯蒂格勒論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對此必須有所警覺。

左右經濟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識形態。近幾年筆者跟美國的朋友談起經濟政治問題，聽到最多的憂慮就是，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是服從於某種主義。結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終受損的是公眾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種種衝突，便是主義凌駕問題的一個縮影。意識形態的尖銳衝突導致經濟政策舉步維艱，相信經歷了這幾年社會動盪的香港人深有體會。

意識形態的對立一旦消除，經濟良策是否就會自然出現？這卻也不盡然。這個問題可以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有些企業領導者刻意表現得極為偏執，認定了一個方向，就踩上油門直路行走。這樣有助於加強領導力，在企業風雨飄搖之時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確的作用。但這種偏執戰略會排除掉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弊端極為明顯，特別是在企業需要尋找新增長點的時候。

在公共政策領域，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項政策一旦貼上某某主義的標籤，就動彈不得。然而試驗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靈活性，所以強化主義必然會導致政策僵化；左搖右擺、相機而動則必然弱化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像當年胡適所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創意促發創新

政府要適度有為這麼難，但卻不能無所作為。好的政策從哪裏來呢？並非所有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經濟都持悲觀態度。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導有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當主意凌駕利益：偏好、世界觀以及政策創新〉的論文 【註2】，批評經濟學家長期對政策的理解過於狹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為空間。在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看來，政策也是一種生產技術，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並特別強調政策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跟科技創新不斷放寬企業的技術約束一樣，良策有利於放寬政治對經濟的約束，從而釋放經濟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創意來自政府官員的企業家精神、實踐中的經驗積累、應變危機的需要、政策突變以及參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儘管這一套理論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發展進程，羅德里克的觀點在內地頗受認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間，從最初開放市場，到企業產權改革，再到出口貿易融合外資以及現在的科技創新，全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相比之下，自由經濟體面臨的政治約束比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創新的動力。

香港經濟目前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難免面對經濟體制的諸多掣肘。特區政府在經濟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過政策創新為企業解決問題，推動經濟發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其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融匯整合本港與內地的資源。這不僅需要特區政府積極與內地政府互動，更有賴特區領導班子有膽有識地推動政策創新。

【註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註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