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流傳這樣一條選擇題：「疫情過後，誰在主導你公司業務的數碼轉型？」答案並非行政總裁或技術總監，而是2019冠狀病毒。這個答案雖聽上去頗具玩笑意味，但卻甚具現實意義。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對899位高管進行了調研，受訪者中絕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業務數碼化的催化劑，而數碼化進程也較之前的預期更快速。公共衞生危機尚未爆發之際，受訪者公司普遍以為「需超過一年時間才有望實現遠程工作」，但實際上疫情後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時代衝擊

回顧2019和2020年，在商業策略變化、消費行為擾動以及商業模式升級等方面，2019冠狀病毒病堪稱首要因素。事實上，踏入本世紀以來，擾動已經成為常態。黑莓（BlackBerry）和諾基亞（Nokia）等一度被視為無可替代的業界翹楚，均在與新進公司的競爭中失勢。雅虎（Yahoo）和通用電氣（GE）等雖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舊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產品/技術的用戶數量突破5000萬作為衡量進度的指標，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聯網和微信分別只用了7年和1年，而寵物小精靈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業的壽命並沒有因為其增長加速而得以延長。據顧問公司Innosight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公司的平均壽命僅約20年，反觀在1965年首度進行有關統計之際，公司平均壽命則超過30年。企業平均壽命縮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動互聯網的範式轉移

解釋之一是如今的營商環境更為瞬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錯綜複雜且邊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業的成敗，而這些因子正加速變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法律層面）分析營商環境，整個社會在方方面面中鬥爭巨變：從去全球化到通貨膨脹、從人口老化到數碼化，從全球暖化到反壟斷法等範疇。當下世界充滿着黑天鵝與灰犀牛。

觀乎各種變化，若論對世人生活影響最明顯深遠者，筆者認為首推智能手機。智能手機大行其道，個人掌握資訊的方法隨之徹底改變。現時美國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個小時使用手機，中國人略多一些，年輕人所花時間想必更長。雖然令人擔心玩手機或會成癮，不過智能手機也帶來莫大方便，讓大眾隨時隨地取得所需資訊。時至今日，除了電子書和網約車程式以外，一些餐廳甚至取消了菜單，因為它們默認顧客會有手機。智能手機，從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

隨着智能手機日趨普及，其收集的客戶資料也不斷增多，有利於向合適對象傳送廣告，甚或釐定適當貸款息率。資訊類別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動數碼革命，令全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因為供求兩方面同時轉變，套用庫恩（Thomas Kuhn）的說法，世人正經歷一次範式轉移。

源自優化顧客服務的顛覆

種種範式轉移意味着各項創新會隨之而來，對現有業務造成衝擊。成功的企業領袖能洞燭衝擊趨勢，強調變革之需；一般公司領導卻往往未能掌握先機。殼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總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當前的挑戰在於大家再也無法掌握未來去向。」這大概也是當前各行各業的處境。

即使未來難以預測，顛覆來自何方亦無法得知，然而企業應着眼於改善顧客服務，這點倒是清楚不過。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並未對四季酒店集團業務造成顛覆。顛覆其實來自顧客；為求滿足其漸變之需，顧客於是改變自身行為。」簡而言之，着眼點應在顧客。顧客價值鏈中的活動，僅有一部分具有價值，其餘部分反而有損價值。

聚焦有利創造價值的活動並非新概念。難處在於新的商業模式有時要對這類增值活動加以改變，由此引起的疑慮和抗拒心態，往往甚為普遍。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對作出改變反而有利。以學界為例，大學經常邀請海外學者親臨發表其研究成果，雖然講者長途跋涉，難免費時失事，但主辦單位和演講嘉賓始終認為，當面交流不可或缺。由於疫情蔓延全球，視像會議既已習以為常，今後大概仍將繼續採用。

要業務蒸蒸日上，關鍵在於真正了解顧客，並須檢視公司擅長提供何種足以創造價值的活動。在某程度上，這是價值鏈上的藍海策略。企業通過消除、減少、提升現有因素或創造新因素，重新設計產品，從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滿足不一樣的顧客需要。但藍海策略無形中假設價值鏈中各項主要活動已共冶一爐，在後疫情世界，還須特別留意如何重組價值鏈，務求讓更多顧客滿意。

時代衝擊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實際的問題是，企業如何組織架構，實施以顧客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為：第一，企業能收集和傳送快而準的資訊。其次，所獲資訊得以妥為核實，並制定良策。最後，計策得以有效實行。但實際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錯特錯，尤以大機構為然。

有關關鍵決策者為何未能取得適當資訊，思科（Cisco）前行政總裁錢伯斯（John Chambers）曾經寫道，他在IBM任職期間，指出公司所製微型電腦不易使用，既不受顧客歡迎，亦有損公司聲譽。可惜副總裁竟回覆說，公司對此寧願充耳不聞，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紅繫於產品銷路，所以錢伯斯應加倍努力促銷。

上述現象在大企業中是家常便飯，但它對面臨數碼潮流衝擊的企業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資訊在溝通過程中遺失？辦法之一是確保直接溝通途徑，管理高層應花時間聆聽年輕僱員心聲，並確保溝通途徑暢通無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盡量避免疊床架屋，以免拖慢處事速率。企業應考慮運用科技處理常規式任務，減輕中層管理人員的負擔。最後，還應加快回應效率；在不致引起無法彌補損失的情況下，將決策權下放。

第二，面臨衝擊之際，無疑難以評估形勢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鴨兔錯覺」圖像，亦鴨亦兔，撲朔迷離。一家公司業務的未來發展方向，說不定亦會出現如此錯覺，到底是「鴨」還是「兔」，也許取決於哪個影像較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質上是一種不完全又難掌握的藝術。企業有何妙法評估形勢？可行建議之一是強調「第一原則」，以理論為着眼點。雖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較為穩妥，但在波譎雲詭的環境中或會適得其反。建議之二，就是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多管齊下，然後擇優而從之。此外，還應腳踏實地，順應形勢。理論固然適宜精簡，實踐起來更應靈活，知所變通。

第三，在變幻莫測的時代，要有效執行更談何容易，因為多變帶來各式各樣挑戰，權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應對而又能從中獲益者，或會因為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寧取保守方案。至於可能在變化中受損者，更會因此抗拒改變，而以不確定性為藉口，堅稱變革並非良方。

顯而易見的一個可行方案，是獎勵創新者 ，無論成敗。如此一來，改變意願較高者就會獲得較大鼓舞。當改變正在進行，可透過輪替方式作出改變，藉此減輕拒變者的不滿和疑變者的顧慮。至於全無改變誘因者，則不妨以重組公司架構方式，緩和其對改變的消極情緒。

政府的角色

如何應對疫情後的挑戰，不僅是企業的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否抓住疫情後的機遇，與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關係。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個方面作出更積極的應對：基礎設施、規則制定、社會保障。

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它們產生正面界外效應（亦即具正面溢出效應）。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醫院、運輸。在數碼時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較佳基礎設施，以便互聯網服務更為快捷、穩定，這樣會降低企業向數字化轉型的成本，也方便讓企業實施員工在家辦公等創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資活動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說是制定各種規例，以便整體經濟適應變化。換言之，有關規則必須有利於適應環境轉變。改變規則容或出錯，但政府不能因噎廢食，其大原則理應在於先行制定便利初創企業和創新科技的規則；其次則在建立程序，以便對新資訊作出快速回應。毋庸置疑，改變規則的相關程序須具透明度，並取信於公眾。

最後，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失敗者定必較平時為多。今時今日，數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漸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會安全網的重新分配政策尤顯重要。這種政策的受惠者並不僅僅限於衝擊中的受損者；在社會安全網的有力保障下，個人和企業亦會減少對失敗的顧慮。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勇於創新和冒險更是社會成功的不二法門。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威脅與日俱增，醫療保健和生物科技業有何應對辦法，自然備受全球關注。生物科技的發展有助解決現存問題， 例如傳染病疫苗、老齡化社會以至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貢獻極大；但研發過程漫長，技術風險高，尤其需要長期投資和雄厚資本，以及上市前後的持續融資。

生態日趨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業為數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IPO）的熱門地點，世界排名第二，僅次美國。特區政府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已將生物科技定位為創新科技一大重點。

環顧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資活動都在加速增長，集資渠道包括創業投資、收購、合夥經營和IPO。據顧問公司麥肯錫分析【註1】，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業共籌集366億美元創業投資資金，較2019年增長45%；在公開市場則籌得343億美元，較2019年增幅高達186%。

美國方面，根據摩根大通的研究【註2】，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公司的投資額都創歷史新高，達成729宗創投融資，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創投融資總額超過1億美元。

廣開集資綠燈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規則》中引進了第18A章，涵蓋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來，醫療健康業生態圈逐漸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製藥和醫療器械，預計將擴展至新興生物科技子行業。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資總額達2090億港元，其中33家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億港元資金【圖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綜合行業指數（HSCI）允許根據第18A章上市的合資格醫療健康公司納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許此類公司納入其中。從【圖2】可見，恒生生物科技指數的表現，優於醫療保健、必需性消費、金融，以及資訊科技等各大行業指數。

資料來源: 雅虎財經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數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別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數變化分別為+3%–10%。

慎防急於求成

疫情期間，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資趨勢反而向上，18A公司更錄得超額認購，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為止，這類公司只有13家股價高於發行價，跌破發行價的則有27家，比例超過半數。跌幅最大的是歌禮製藥，從發行價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價3.13港元，跌幅高達78%；至於康希諾生物股價則比發行價大漲近600%。這類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資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資料來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規則將上市制度帶入新時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強研發，鞏固發展基礎；但亦有公司藉上市追求超級估值，以博宣傳，形成良莠不齊現象，跌穿發行價的公司也就屢見不鮮。

生物科技業面對四大挑戰。第一，研發需時，投資不穩定性及風險都偏高。第二，企業須不斷創新，確保在相關領域前沿佔一席位。第三，企業須不斷學習，並汲取其他科學領域的新發展成果，以豐富本身的知識庫。第四，確保知識產權受法律保障，並追上科技進步。此外，有賴大學、金融市場、政府政策、監管機構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業界豐收可期

中國內地人口老化一直是醫療業發展的一大動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內地60歲或以上人口達2.64億，佔總人口18.7%，而世界衞生組織估計，中國老年人口在2040年將達4.02億。按2021年3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內地將推動生物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醫藥及生物材料。相關投資活動明顯加快，科創板自2019年推出以來，已有66家生物醫藥企業在此上市。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業在科創板的新上市數目及募集資金總額名列第三，佔同年A股市場募集資金的13%。

香港擁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礎，透過日趨完善的生態系統，提供充沛的流動性，協助國內公司走向國際，亦吸引海外公司打進內地市場。2021年11月，特區政府與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以「強韌迎變 共塑可持續未來」為題，舉辦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創新研發日益蓬勃，結合大灣區的龐大市場及生產優勢，是理想的醫療科研、臨床、投融、商業化的一站式平台。筆者建議，本地大學應各展所長，參與多項前瞻性的生物醫學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融資渠道，足以進一步發展醫療及生物科技業的綜合生態系統，以培育本地初創企業，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負。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在上榜的132個經濟體中位列14，在創意成品方面更為世界之冠，在市場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於在創新集群一環，香港─深圳─廣州亦僅在東京─橫濱之後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林鄭月娥擬定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內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與健康相關的實驗室，推動特區發展成為國際級的醫療、生物科技及醫學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醫療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選點，亦能向這類公司提供與本地及國際不同類別的投資者連接的機會。再者，成熟的醫療系統及穩健的通訊基建，也是香港成為醫療及生物科技初創企業發展基地的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香港交易所與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動生物科技及醫療行業進一步發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發展局，2021年11月

【註1】：麥肯錫，《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還是低潮？》，2021年4月

【註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學展望：初創企業融資不斷變化》，2021年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威脅與日俱增，醫療保健和生物科技業有何應對辦法，自然備受全球關注。生物科技的發展有助解決現存問題， 例如傳染病疫苗、老齡化社會以至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貢獻極大；但研發過程漫長，技術風險高，尤其需要長期投資和雄厚資本，以及上市前後的持續融資。

生態日趨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業為數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IPO）的熱門地點，世界排名第二，僅次美國。特區政府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已將生物科技定位為創新科技一大重點。

環顧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資活動都在加速增長，集資渠道包括創業投資、收購、合夥經營和IPO。據顧問公司麥肯錫分析【註1】，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業共籌集366億美元創業投資資金，較2019年增長45%；在公開市場則籌得343億美元，較2019年增幅高達186%。

美國方面，根據摩根大通的研究【註2】，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公司的投資額都創歷史新高，達成729宗創投融資，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創投融資總額超過1億美元。

廣開集資綠燈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規則》中引進了第18A章，涵蓋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來，醫療健康業生態圈逐漸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製藥和醫療器械，預計將擴展至新興生物科技子行業。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資總額達2090億港元，其中33家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億港元資金【圖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綜合行業指數（HSCI）允許根據第18A章上市的合資格醫療健康公司納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許此類公司納入其中。從【圖2】可見，恒生生物科技指數的表現，優於醫療保健、必需性消費、金融，以及資訊科技等各大行業指數。

資料來源: 雅虎財經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數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別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數變化分別為+3%–10%。

慎防急於求成

疫情期間，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資趨勢反而向上，18A公司更錄得超額認購，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為止，這類公司只有13家股價高於發行價，跌破發行價的則有27家，比例超過半數。跌幅最大的是歌禮製藥，從發行價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價3.13港元，跌幅高達78%；至於康希諾生物股價則比發行價大漲近600%。這類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資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資料來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規則將上市制度帶入新時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強研發，鞏固發展基礎；但亦有公司藉上市追求超級估值，以博宣傳，形成良莠不齊現象，跌穿發行價的公司也就屢見不鮮。

生物科技業面對四大挑戰。第一，研發需時，投資不穩定性及風險都偏高。第二，企業須不斷創新，確保在相關領域前沿佔一席位。第三，企業須不斷學習，並汲取其他科學領域的新發展成果，以豐富本身的知識庫。第四，確保知識產權受法律保障，並追上科技進步。此外，有賴大學、金融市場、政府政策、監管機構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業界豐收可期

中國內地人口老化一直是醫療業發展的一大動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內地60歲或以上人口達2.64億，佔總人口18.7%，而世界衞生組織估計，中國老年人口在2040年將達4.02億。按2021年3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內地將推動生物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醫藥及生物材料。相關投資活動明顯加快，科創板自2019年推出以來，已有66家生物醫藥企業在此上市。2020年，醫療及生命科學業在科創板的新上市數目及募集資金總額名列第三，佔同年A股市場募集資金的13%。

香港擁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礎，透過日趨完善的生態系統，提供充沛的流動性，協助國內公司走向國際，亦吸引海外公司打進內地市場。2021年11月，特區政府與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以「強韌迎變 共塑可持續未來」為題，舉辦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創新研發日益蓬勃，結合大灣區的龐大市場及生產優勢，是理想的醫療科研、臨床、投融、商業化的一站式平台。筆者建議，本地大學應各展所長，參與多項前瞻性的生物醫學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融資渠道，足以進一步發展醫療及生物科技業的綜合生態系統，以培育本地初創企業，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負。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在上榜的132個經濟體中位列14，在創意成品方面更為世界之冠，在市場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於在創新集群一環，香港─深圳─廣州亦僅在東京─橫濱之後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林鄭月娥擬定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內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與健康相關的實驗室，推動特區發展成為國際級的醫療、生物科技及醫學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醫療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選點，亦能向這類公司提供與本地及國際不同類別的投資者連接的機會。再者，成熟的醫療系統及穩健的通訊基建，也是香港成為醫療及生物科技初創企業發展基地的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香港交易所與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動生物科技及醫療行業進一步發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發展局，2021年11月

【註1】：麥肯錫，《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還是低潮？》，2021年4月

【註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學展望：初創企業融資不斷變化》，2021年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網上流傳這樣一條選擇題：「疫情過後，誰在主導你公司業務的數碼轉型？」答案並非行政總裁或技術總監，而是2019冠狀病毒。這個答案雖聽上去頗具玩笑意味，但卻甚具現實意義。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對899位高管進行了調研，受訪者中絕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業務數碼化的催化劑，而數碼化進程也較之前的預期更快速。公共衞生危機尚未爆發之際，受訪者公司普遍以為「需超過一年時間才有望實現遠程工作」，但實際上疫情後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時代衝擊

回顧2019和2020年，在商業策略變化、消費行為擾動以及商業模式升級等方面，2019冠狀病毒病堪稱首要因素。事實上，踏入本世紀以來，擾動已經成為常態。黑莓（BlackBerry）和諾基亞（Nokia）等一度被視為無可替代的業界翹楚，均在與新進公司的競爭中失勢。雅虎（Yahoo）和通用電氣（GE）等雖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舊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產品/技術的用戶數量突破5000萬作為衡量進度的指標，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聯網和微信分別只用了7年和1年，而寵物小精靈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業的壽命並沒有因為其增長加速而得以延長。據顧問公司Innosight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公司的平均壽命僅約20年，反觀在1965年首度進行有關統計之際，公司平均壽命則超過30年。企業平均壽命縮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動互聯網的範式轉移

解釋之一是如今的營商環境更為瞬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錯綜複雜且邊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業的成敗，而這些因子正加速變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法律層面）分析營商環境，整個社會在方方面面中鬥爭巨變：從去全球化到通貨膨脹、從人口老化到數碼化，從全球暖化到反壟斷法等範疇。當下世界充滿着黑天鵝與灰犀牛。

觀乎各種變化，若論對世人生活影響最明顯深遠者，筆者認為首推智能手機。智能手機大行其道，個人掌握資訊的方法隨之徹底改變。現時美國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個小時使用手機，中國人略多一些，年輕人所花時間想必更長。雖然令人擔心玩手機或會成癮，不過智能手機也帶來莫大方便，讓大眾隨時隨地取得所需資訊。時至今日，除了電子書和網約車程式以外，一些餐廳甚至取消了菜單，因為它們默認顧客會有手機。智能手機，從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

隨着智能手機日趨普及，其收集的客戶資料也不斷增多，有利於向合適對象傳送廣告，甚或釐定適當貸款息率。資訊類別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動數碼革命，令全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因為供求兩方面同時轉變，套用庫恩（Thomas Kuhn）的說法，世人正經歷一次範式轉移。

源自優化顧客服務的顛覆

種種範式轉移意味着各項創新會隨之而來，對現有業務造成衝擊。成功的企業領袖能洞燭衝擊趨勢，強調變革之需；一般公司領導卻往往未能掌握先機。殼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總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當前的挑戰在於大家再也無法掌握未來去向。」這大概也是當前各行各業的處境。

即使未來難以預測，顛覆來自何方亦無法得知，然而企業應着眼於改善顧客服務，這點倒是清楚不過。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並未對四季酒店集團業務造成顛覆。顛覆其實來自顧客；為求滿足其漸變之需，顧客於是改變自身行為。」簡而言之，着眼點應在顧客。顧客價值鏈中的活動，僅有一部分具有價值，其餘部分反而有損價值。

聚焦有利創造價值的活動並非新概念。難處在於新的商業模式有時要對這類增值活動加以改變，由此引起的疑慮和抗拒心態，往往甚為普遍。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對作出改變反而有利。以學界為例，大學經常邀請海外學者親臨發表其研究成果，雖然講者長途跋涉，難免費時失事，但主辦單位和演講嘉賓始終認為，當面交流不可或缺。由於疫情蔓延全球，視像會議既已習以為常，今後大概仍將繼續採用。

要業務蒸蒸日上，關鍵在於真正了解顧客，並須檢視公司擅長提供何種足以創造價值的活動。在某程度上，這是價值鏈上的藍海策略。企業通過消除、減少、提升現有因素或創造新因素，重新設計產品，從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滿足不一樣的顧客需要。但藍海策略無形中假設價值鏈中各項主要活動已共冶一爐，在後疫情世界，還須特別留意如何重組價值鏈，務求讓更多顧客滿意。

時代衝擊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實際的問題是，企業如何組織架構，實施以顧客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為：第一，企業能收集和傳送快而準的資訊。其次，所獲資訊得以妥為核實，並制定良策。最後，計策得以有效實行。但實際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錯特錯，尤以大機構為然。

有關關鍵決策者為何未能取得適當資訊，思科（Cisco）前行政總裁錢伯斯（John Chambers）曾經寫道，他在IBM任職期間，指出公司所製微型電腦不易使用，既不受顧客歡迎，亦有損公司聲譽。可惜副總裁竟回覆說，公司對此寧願充耳不聞，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紅繫於產品銷路，所以錢伯斯應加倍努力促銷。

上述現象在大企業中是家常便飯，但它對面臨數碼潮流衝擊的企業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資訊在溝通過程中遺失？辦法之一是確保直接溝通途徑，管理高層應花時間聆聽年輕僱員心聲，並確保溝通途徑暢通無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盡量避免疊床架屋，以免拖慢處事速率。企業應考慮運用科技處理常規式任務，減輕中層管理人員的負擔。最後，還應加快回應效率；在不致引起無法彌補損失的情況下，將決策權下放。

第二，面臨衝擊之際，無疑難以評估形勢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鴨兔錯覺」圖像，亦鴨亦兔，撲朔迷離。一家公司業務的未來發展方向，說不定亦會出現如此錯覺，到底是「鴨」還是「兔」，也許取決於哪個影像較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質上是一種不完全又難掌握的藝術。企業有何妙法評估形勢？可行建議之一是強調「第一原則」，以理論為着眼點。雖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較為穩妥，但在波譎雲詭的環境中或會適得其反。建議之二，就是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多管齊下，然後擇優而從之。此外，還應腳踏實地，順應形勢。理論固然適宜精簡，實踐起來更應靈活，知所變通。

第三，在變幻莫測的時代，要有效執行更談何容易，因為多變帶來各式各樣挑戰，權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應對而又能從中獲益者，或會因為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寧取保守方案。至於可能在變化中受損者，更會因此抗拒改變，而以不確定性為藉口，堅稱變革並非良方。

顯而易見的一個可行方案，是獎勵創新者 ，無論成敗。如此一來，改變意願較高者就會獲得較大鼓舞。當改變正在進行，可透過輪替方式作出改變，藉此減輕拒變者的不滿和疑變者的顧慮。至於全無改變誘因者，則不妨以重組公司架構方式，緩和其對改變的消極情緒。

政府的角色

如何應對疫情後的挑戰，不僅是企業的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否抓住疫情後的機遇，與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關係。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個方面作出更積極的應對：基礎設施、規則制定、社會保障。

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它們產生正面界外效應（亦即具正面溢出效應）。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醫院、運輸。在數碼時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較佳基礎設施，以便互聯網服務更為快捷、穩定，這樣會降低企業向數字化轉型的成本，也方便讓企業實施員工在家辦公等創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資活動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說是制定各種規例，以便整體經濟適應變化。換言之，有關規則必須有利於適應環境轉變。改變規則容或出錯，但政府不能因噎廢食，其大原則理應在於先行制定便利初創企業和創新科技的規則；其次則在建立程序，以便對新資訊作出快速回應。毋庸置疑，改變規則的相關程序須具透明度，並取信於公眾。

最後，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失敗者定必較平時為多。今時今日，數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漸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會安全網的重新分配政策尤顯重要。這種政策的受惠者並不僅僅限於衝擊中的受損者；在社會安全網的有力保障下，個人和企業亦會減少對失敗的顧慮。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勇於創新和冒險更是社會成功的不二法門。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迄今為止，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還遠未結束。儘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賴嚴格的旅遊限制和檢疫措施來阻止病毒變種的流入，但我們建議政府，應提早研究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並根據研究制定相關政策，從而讓本港經濟得益。

不少國家已有類似的計劃，例如新加坡成立了一個後疫情經濟復甦工作組。該工作組由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Desmond Lee）和PSA國際集團首席執行官Tan Chong Meng擔任主席，帶領來自公私營部門的21名成員為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提出建議。其中包括反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並特別強調新加坡須保持對全球人才和技能開放的態度。

疫後復甦 人才爭奪戰

全球經濟正轉型為以知識和創新為主導，各個國家對具備合適技能和創造力的人才需求日益俱增，因此世界各地對人才的搶奪正在加劇。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於2019/2020年第二期的研究簡報中指出，香港的人才引進計劃成效並不理想。報告提及，香港的高生活成本削弱了其所支付的高薪的競爭力：若將不同地區的薪酬按匯率轉換成美元來進行對比，香港高級專業人士的年薪在國際上並不特別有吸引力；若以所在地區的生活成本為參考，香港的薪酬甚至比內地和新加坡同行低。另一個阻礙人才來港的原因是，香港在各項全球宜居性調查中總體得分不高。其他因素包括環境質素、生活質素以及外籍人士配偶和子女能獲得的支援。因此我們建議香港政府提出政策以增加房屋供應，從而控制樓價和租金。這不僅有助吸引更多專業人士來港，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亦有助降低在港營運公司的薪酬成本。

疫情也改變了市民的工作方式。例如，愈來愈多公司允許員工遠程工作（例如在家工作），這意味着企業在香港招聘時亦要把那些不願搬遷至香港的外地求職者考慮在內。因此，我們不難想像，港企需要和其他地區的對手（例如新加坡）爭奪這一類人才。遠程工作的普及將改變城市爭奪人才的方式。

在新常態下，政府必須制定具體政策吸引人才來港工作，因為以這種模式工作在某些行業很常見。政府也須決定應否吸納大量選擇居住海外的人才為香港公司工作。

目的導向監管策略

過去十年，日新月異的技術已深刻改變我們的生活：以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長足進步，加強了公司了解並滿足客戶需求的能力。金融科技（FinTech）也顛覆了消費、傳統銀行業務、借貸和投資的運作方式。多年前政府出於善意而寫下的監管規則，到今時今日可能已成為絆腳石。因此，監管方式需要與時俱進。學院最近於《2021年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中，就強調了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制定以目的為導向（Fit-for-purpose）的監管法規的重要性。

據《南華早報》2019年3月21日的報道，2018年有關香港的士司機的投訴達到新高，超過11000宗，相較過去十五年多了超過一倍。我們認為，引入競爭可對的士司機施加壓力，是提高服務質素的有效途徑。儘管香港人口在過去26年增長了23.5%，但自1994年以來，香港政府並沒有頒發任何新的的士牌照，這意味着的士司機不需要改善服務質素，也能繼續接載乘客。若優步（Uber）等交通網絡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平台能進入市場，的士便需要面臨來自私家車的競爭。即使消費者委員會提出，「為了降低進入壁壘並促進創新，建議減少對網上叫車服務的規範要求。」但時至今日，私家車司機在香港提供收費服務仍屬違法。

為了增加的士與網上叫車服務之間的競爭，我們在政策綠皮書中提出的一項建議是，政府應出售經營交通網絡公司的特殊牌照，持有這類牌照的公司能合法地提供私家車乘車服務。為減輕它們與的士之間的衝突，政府可以限制每個公司旗下車輛的數目，每日乘車次數，或只允許旗下車輛於特定時間載客。銷售這些牌照的部分或全部收入可以轉給現有的士牌的持有者，以減輕這些公司對現有持牌人造成的損失。因此，網絡叫車服務所遇到的來自的士持牌人的阻力就會減少。如果交通網絡公司能為乘客和司機創造可觀的價值，那麼它們應在支付給予的士持牌人的補償後，依然保持盈利。筆者亦留意到近期，交通網絡行業出現了一些新的進展：2021年8月20日，優步宣布收購香港的士應用程式，收購後優步同時為的士和私家車司機提供服務。

我們堅信交通網絡公司、的士行業相關人士和消費者之間存在三贏。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制定政策把交通網絡公司合法化及加以規管，而不是將此事無限期地擱置。我們意識到下一個顛覆性的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政府應該在其出現之前，在監管方式上做出變革。例如，近年來，愈來愈多患者使用遠程會診或在線醫療諮詢。儘管患者並非與醫護人員共處一室，但其體驗可能未必遜於當面會診。鑑於香港醫生短缺，愈來愈多患者可能會從香港以外的地區獲取遠程會診服務。因此，對於海外醫生通過互聯網向香港居民提供諮詢甚至開藥方是否合法的問題，政府應盡早研究並採取行動。

我們會在後續文章繼續探討後疫情時代與經濟復甦有關的話題，並根據我們的見解提出其他政策。我們希望我們的政策建議有助於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使本港經濟在疫情後強勁復甦。

參考：

Commonwealth Enterprise & Investment Council, “Singapore’s post-COVID-19 recovery plan and Commonwealth,” 24 May 2021

HKU Business School,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1

Mayur Shetty, “Solve. Care partners HealthLink to bring cross-border telemedicin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17 Sep 2021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Research Brief Issue No. 2 2019 –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mplaints against Hong Kong’s taxi drivers hit record 11,000 in 2018 with bad driving, longer routes and overcharging among gripes,” 21 Mar 2019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政府如何干預經濟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教科書給出簡單的答案：只有在市場失靈或社會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經濟運作。反觀現實，恐怕沒有哪個政府如此「無甚作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遠不限於解決市場失靈或財富分配的問題。當下社會有一種聲音，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制定經濟政策，促進持續發展。

有為無為之辯

特區政府應該奉行無為而治還是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筆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的課堂提出這個問題，讓來自各行各業的學生各抒己見。一番熱烈討論後，少數學生堅持認為，政府現在已經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更加「無為」，才能讓本港保持國際認可的自由經濟地位；一部分學生針鋒相對，指出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大膽地作出干預，制定鮮明的產業政策，促進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大多數學生則認為，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無功無過，保持現狀才是穩妥之道。他們並非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可挑剔，而是覺得恰如其分的經濟干預異常困難。沒把握的有為而治，還不如低風險的無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適度的經濟干預為什麼那麼困難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1971年，芝加哥學派的頂樑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發表一篇題為〈經濟管制的理論〉的論文 【註1】，宣稱「作為一個普遍規則，政府管制是企業努力爭取的結果，其設計和操作皆服務於實業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糾正市場失靈，從而促進良性競爭，保障大眾利益。這位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卻痛陳管制的本質是政府與實業之間的利益交換，其結果是經濟機會不均以及大眾利益受損。

不難想像，此文引起軒然大波：喜之者認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醜陋面目，不愧是捍衞自由經濟的鬥士；惡之者則認為作者以偏概全，小題大做，逞妙筆生花之能，作嘩眾取寵之事。

毀譽之間，斯蒂格勒這篇力作成為產業經濟學過去50年間最有影響力的論文之一；其現實意義也毋庸置疑。美國的產業規管和商貿政策處處留下大企業在背後操縱的痕跡，而華盛頓的政治游說已經產業化，規模日漸龐大。不久前，在論文發表50周年之際，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特別舉辦一個研討會，探討美國的產業規管之路。儘管不少與會者認為論文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擔憂以大企業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對產業政策產生不良影響卻是共識。

當下，如何管制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是全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所面對的難題。自去年以來，北京政府對以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為依託的各類企業頻頻出手，管制招數層出不窮，引發市場震盪。互聯網巨頭對社會影響深遠，誠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內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業游說的結果。

主義凌駕問題

不可不察的是，每項管制政策都會帶來新一輪的利益分配，甚至強化某個集團的利益，反過來牽制政策的執行，並且可能改變政策的方向。這是斯蒂格勒論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對此必須有所警覺。

左右經濟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識形態。近幾年筆者跟美國的朋友談起經濟政治問題，聽到最多的憂慮就是，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是服從於某種主義。結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終受損的是公眾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種種衝突，便是主義凌駕問題的一個縮影。意識形態的尖銳衝突導致經濟政策舉步維艱，相信經歷了這幾年社會動盪的香港人深有體會。

意識形態的對立一旦消除，經濟良策是否就會自然出現？這卻也不盡然。這個問題可以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有些企業領導者刻意表現得極為偏執，認定了一個方向，就踩上油門直路行走。這樣有助於加強領導力，在企業風雨飄搖之時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確的作用。但這種偏執戰略會排除掉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弊端極為明顯，特別是在企業需要尋找新增長點的時候。

在公共政策領域，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項政策一旦貼上某某主義的標籤，就動彈不得。然而試驗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靈活性，所以強化主義必然會導致政策僵化；左搖右擺、相機而動則必然弱化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像當年胡適所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創意促發創新

政府要適度有為這麼難，但卻不能無所作為。好的政策從哪裏來呢？並非所有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經濟都持悲觀態度。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導有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當主意凌駕利益：偏好、世界觀以及政策創新〉的論文 【註2】，批評經濟學家長期對政策的理解過於狹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為空間。在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看來，政策也是一種生產技術，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並特別強調政策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跟科技創新不斷放寬企業的技術約束一樣，良策有利於放寬政治對經濟的約束，從而釋放經濟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創意來自政府官員的企業家精神、實踐中的經驗積累、應變危機的需要、政策突變以及參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儘管這一套理論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發展進程，羅德里克的觀點在內地頗受認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間，從最初開放市場，到企業產權改革，再到出口貿易融合外資以及現在的科技創新，全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相比之下，自由經濟體面臨的政治約束比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創新的動力。

香港經濟目前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難免面對經濟體制的諸多掣肘。特區政府在經濟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過政策創新為企業解決問題，推動經濟發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其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融匯整合本港與內地的資源。這不僅需要特區政府積極與內地政府互動，更有賴特區領導班子有膽有識地推動政策創新。

【註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註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政府如何干預經濟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教科書給出簡單的答案：只有在市場失靈或社會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經濟運作。反觀現實，恐怕沒有哪個政府如此「無甚作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遠不限於解決市場失靈或財富分配的問題。當下社會有一種聲音，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制定經濟政策，促進持續發展。

有為無為之辯

特區政府應該奉行無為而治還是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筆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的課堂提出這個問題，讓來自各行各業的學生各抒己見。一番熱烈討論後，少數學生堅持認為，政府現在已經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更加「無為」，才能讓本港保持國際認可的自由經濟地位；一部分學生針鋒相對，指出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大膽地作出干預，制定鮮明的產業政策，促進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大多數學生則認為，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無功無過，保持現狀才是穩妥之道。他們並非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可挑剔，而是覺得恰如其分的經濟干預異常困難。沒把握的有為而治，還不如低風險的無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適度的經濟干預為什麼那麼困難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1971年，芝加哥學派的頂樑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發表一篇題為〈經濟管制的理論〉的論文 【註1】，宣稱「作為一個普遍規則，政府管制是企業努力爭取的結果，其設計和操作皆服務於實業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糾正市場失靈，從而促進良性競爭，保障大眾利益。這位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卻痛陳管制的本質是政府與實業之間的利益交換，其結果是經濟機會不均以及大眾利益受損。

不難想像，此文引起軒然大波：喜之者認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醜陋面目，不愧是捍衞自由經濟的鬥士；惡之者則認為作者以偏概全，小題大做，逞妙筆生花之能，作嘩眾取寵之事。

毀譽之間，斯蒂格勒這篇力作成為產業經濟學過去50年間最有影響力的論文之一；其現實意義也毋庸置疑。美國的產業規管和商貿政策處處留下大企業在背後操縱的痕跡，而華盛頓的政治游說已經產業化，規模日漸龐大。不久前，在論文發表50周年之際，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特別舉辦一個研討會，探討美國的產業規管之路。儘管不少與會者認為論文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擔憂以大企業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對產業政策產生不良影響卻是共識。

當下，如何管制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是全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所面對的難題。自去年以來，北京政府對以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為依託的各類企業頻頻出手，管制招數層出不窮，引發市場震盪。互聯網巨頭對社會影響深遠，誠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內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業游說的結果。

主義凌駕問題

不可不察的是，每項管制政策都會帶來新一輪的利益分配，甚至強化某個集團的利益，反過來牽制政策的執行，並且可能改變政策的方向。這是斯蒂格勒論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對此必須有所警覺。

左右經濟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識形態。近幾年筆者跟美國的朋友談起經濟政治問題，聽到最多的憂慮就是，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是服從於某種主義。結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終受損的是公眾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種種衝突，便是主義凌駕問題的一個縮影。意識形態的尖銳衝突導致經濟政策舉步維艱，相信經歷了這幾年社會動盪的香港人深有體會。

意識形態的對立一旦消除，經濟良策是否就會自然出現？這卻也不盡然。這個問題可以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有些企業領導者刻意表現得極為偏執，認定了一個方向，就踩上油門直路行走。這樣有助於加強領導力，在企業風雨飄搖之時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確的作用。但這種偏執戰略會排除掉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弊端極為明顯，特別是在企業需要尋找新增長點的時候。

在公共政策領域，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項政策一旦貼上某某主義的標籤，就動彈不得。然而試驗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靈活性，所以強化主義必然會導致政策僵化；左搖右擺、相機而動則必然弱化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像當年胡適所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創意促發創新

政府要適度有為這麼難，但卻不能無所作為。好的政策從哪裏來呢？並非所有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經濟都持悲觀態度。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導有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當主意凌駕利益：偏好、世界觀以及政策創新〉的論文 【註2】，批評經濟學家長期對政策的理解過於狹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為空間。在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看來，政策也是一種生產技術，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並特別強調政策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跟科技創新不斷放寬企業的技術約束一樣，良策有利於放寬政治對經濟的約束，從而釋放經濟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創意來自政府官員的企業家精神、實踐中的經驗積累、應變危機的需要、政策突變以及參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儘管這一套理論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發展進程，羅德里克的觀點在內地頗受認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間，從最初開放市場，到企業產權改革，再到出口貿易融合外資以及現在的科技創新，全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相比之下，自由經濟體面臨的政治約束比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創新的動力。

香港經濟目前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難免面對經濟體制的諸多掣肘。特區政府在經濟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過政策創新為企業解決問題，推動經濟發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其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融匯整合本港與內地的資源。這不僅需要特區政府積極與內地政府互動，更有賴特區領導班子有膽有識地推動政策創新。

【註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註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國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世貿）。也許西方輿論當時仍然聚焦在3個月前發生的911事件上，相對於隨後全球政經局勢因而產生的劇變，中國入世沒有受到相應的關注。但回顧過去20年，中國入世對全球政經的影響不亞於911事件。這導致在今天的國際政治氣氛下，一些西方評論已在懷疑當時讓中國加入世貿是否一個錯誤的決定。

世貿的前身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稱關貿）。二次大戰後全球經濟重建，貿易體系亦須重新構建，由英美兩國主導，以1947年成立的關貿為平台。關貿的一個重要考慮，是要避免重蹈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各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的覆轍，因此背後的主導思想是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關貿好幾個回合的貿易協議都有一定的成果，對戰後經濟復甦和推動全球貿易，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前身關貿 制衡蘇聯

貿易政策是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的一個環節。在冷戰期間，關貿除了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外，還是西方國家對付當時蘇聯集團的一項武器。關貿在1966年至1973年間，先後接納了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為會員。當時這些國家實施的並非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但由於經濟規模不大，不怎樣影響關貿的運作，卻可以撬蘇聯的牆腳。

關貿在1995年被世貿取代，成為一個組織性更強的國際機構。但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方面則逐漸舉步維艱。貿易是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在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後，以前和外國無關的本地經濟運作，也可能涉及甚至違反與外國的貿易協議，如有關環保、勞工、農業補貼和知識產權等政策。到了一定程度後，各國需要在開放貿易和維持政策主權之間取得平衡，不輕易接受貿易協議中影響國內決策的一些條文。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和開放貿易的步伐不一致，難以同時接受較高要求的貿易規範。加上世貿的決策又需要全體164個會員同意才可通過，這些都導致世貿在本世紀促進貿易方面乏善可陳。

世貿的決策平台是大約每兩年舉行一次的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由於上述原因，剛好20年前在卡塔爾啟動的多哈回合，經過多年來的談判仍沒有什麼主要成果，儼然胎死腹中。在目前全球經濟和貿易低迷的情況下，輿論都關注原定昨天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12屆世貿部長級會議，但由於新冠疫情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世貿總理事會在上周五宣布無限期押後會議。

中國是關貿在1947年成立時的締約國之一，但隨後因國內政權更替而暫停會籍，到1986年才爭取恢復有關地位。但經過20次談判，至1995年關貿被世貿取代時仍未成功，隨後再經過18輪談判才最終入世。中國要到1986年才開始爭取復關，按當時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今年一個回顧入世20年的會議上表示，是之前的思想不夠解放，認為關貿只是富有國家的俱樂部，中國加入與否並不是那麼重要。

雙軌制度 引發糾紛

眾所周知，中國加入世貿後貿易額大增，促進了中國和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增長，也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上述世貿的多哈回合沒有什麼重要成果，全球貿易增長便主要來自中國和其他前計劃經濟的改革開放，而中國因其龐大的勞動力和購買力自然貢獻最多。然而，作為一個龐大而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中國在加入世貿後自然引起不少貿易糾紛，特別是中國經濟的雙軌制，國家（the state）和市場同時支配着經濟活動。

關貿和世貿都是英美主導，基於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貿易框架，之前接納為會員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等都是小型經濟體。西方國家接受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加入世貿，認為經濟制度的差別不是什麼一回事，一來是垂涎中國龐大的市場，二來是中國在1979至2000年改革開放後，經濟和外貿愈趨市場化的表現。1992年鄧小平南巡，進一步確定了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中國也在九十年代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表現出國際大家庭中一個成員國應有的責任感。不過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前蘇聯解體和計劃經濟失敗，塑造了經濟發展只有按照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條可行道路的印象。歷史既然終結，發展中經濟體的前進方向便毋庸置疑，差別只是先後快慢而已。

然而，中國一直沒有說過要走歐美自由經濟體系的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摸索中前進，沒有預先規劃的藍圖，過程中與「市場」這個概念糾纏不休、爭議甚多。直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自此以後，中國的經濟制度一直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

違規與否 爭論甚多

由於經濟體制的差別和經濟體系的龐大，中國在入世後常被西方國家指為違反世貿協議，製造不公平貿易。今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一本有關書籍 【註】，在這方面有一定的闡述。兩位作者分別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教授。按他們的分析，現在世貿的框架主要在關貿時期的各個回合構建，當時並沒有考慮到像中國現時的經濟體制，如世貿協議中並沒有涉及國有企業的條款，因此沒有清晰的制約措施。此外，中國入世的「加入協議」（Protocol of Accession），其中的條款主要是要求中國盡力而為，甚少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反映出當時外國對中國朝着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方向邁進的一廂情願。基於這些原因，中國是否違反世貿協議、進行不公平貿易，自然爭論甚多。

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最龐大的貿易國，而美國對中國有長期和巨額的貿易逆差，貿易戰和新冠肺炎亦沒有改變這個情況。美國政客常以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理由，指控中國竊取了美國工人的飯碗來爭取選票。貿易糾紛本來可由世貿的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來處理，但由於上文提及世貿協議中，有關中國經濟體制的條文不多也不明確，美國認為這個機制對其不利，不單沒有運用，反而刻意癱瘓世貿的「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 ，使世貿的仲裁功能停擺。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6年已經反對一名韓國籍的上訴機構成員續任，特朗普上任後繼續為難世貿。在正常情況下，上訴機構有7名成員，處理每一宗上訴案例需要至少3名成員。由於舊成員期滿離任，新提名的成員又每次都被美國否決，到2019年12月，上訴機構只餘下一人，只能停止運作。現任拜登政府口說繼續對世貿及多邊主義的承諾，但做法上只是蕭規曹隨，和前朝沒有多大改變，他的政府仍然繼續否決上訴機制人選的任命。

美國恃強 壓迫他國

目前全球貿易體系，一來群龍無首，二來亦沒有理念共識，加上新冠肺炎的蹂躪，全球貿易體制何去何從，難以辨識。美國數十年來領導全球經濟，如今影響力江河日下，不能寄予厚望。拜登政府上台差不多一年，仍未有明確的貿易政策。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更加旗幟鮮明地走單邊主義，以美國的強大經濟實力，壓迫其他個別經濟體。說不定兩三年後共和黨又重新執政，繼續之前摒棄多邊主義的政策。

中國一貫堅持國際事務上的多邊主義，外交部長王毅曾明確指出，世貿是國際貿易的基石，強調必須堅持世貿的核心作用。中國經濟數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加上在全球金融海嘯和目前新冠肺炎衝擊下，經濟表現較為優異，自然不會接受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 由於經濟理念有別於西方主流，短期內難以號令天下。全球貿易的構建和改革，需要中美兩國高度合作，在目前的國際氛圍下，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註】：Mavroidis, P.C. and A. Sapir（2021）, China and the WTO: Why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簡稱SPAC）早於1990年代已在美國出現。以SPAC融資 上市雖非主流，但對比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IPO），SPAC能提供更快捷的途徑進入公開市場，尤其便於初創公司。

SPAC是一種殼股公司，創辦人或投資者通常是資深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評估這類公司的投資價值，可考慮股東 背景及管理團隊往績。SPAC本身並無業務，透過IPO集資，以期在上市後（一般在兩年內）物色有前景而未上市的企 業作為併購目標。併購完成後，目標公司即能上市。

由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持有的Artisan Acquisition Corporation，是一家在美國納斯特上市的SPAC公司 ，剛在9月宣布與基因及診斷檢測公司Prenetics協議合併，令Prenetics成為本港首家在公開市場上市的獨角獸企業 。

美國的SPAC經驗

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3月透露，特區政府已要求香港交易所（港交所）研究推動SPAC在港上市後，港交所隨即於 9月17日刊發市場諮詢文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支持港交所進一步改善SPAC上市機 制。

美國至今最大的SPAC併購交易，是2021年初Gores Holding IV收購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作價160億美元 。

SPAC從各行各業不斷尋找有利可圖的併購目標，對較為成熟的未來科企需求尤為強烈，例如電動汽車、醫療保健 、金融科技以及其他消費技術企業。截至本月11日，美國536個SPAC併購目標之中，480個屬科技相關領域（佔比高 達九成），其中68個在醫療保健、55個在金融科技、36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圖1】。

【圖1】 SPAC 併購目標分類

資料來源：SPAC Track （https://spactrack.net/stats/ ，檢索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

根據港交所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諮詢文件，美國上市SPAC的IPO集資額，由2019年的136億美元激增至2020年的834億 美元。在2021年上半年，當地SPAC新股總數為358，IPO所得款額達1110億美元，已超過2020年全年數字。

【圖2】顯示，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環球股市大幅波動。在這個時期，美國SPAC新股 佔整體新股的比例偏高，可見經濟動盪和失業率高企都可能促使公司加快集資，以維持償債及變現能力。

【圖2】 2005–2021 年上半年 SPAC佔全部美國新股百分比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Statista

美國SPAC在2020及2021年間非常蓬勃，主因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為應對疫情作出了大量金融流動操作。在債券 收益率低迷之際，投資者尋求SPAC以提高回報，或利用SPAC的結構性贖回權作為低風險的投資工具。投資者可選擇 在業務合併前贖回投資，或在評估目標業務的潛在回報後繼續投資，其靈活性可見一斑。

SPAC上市比傳統IPO更省時、更具成本效益。隨着知名藝人、商界巨頭紛紛推出個人SPAC，此舉吸引了不少實力雄 厚的投資者，一般投資者亦趨之若鶩。

 熱潮中的隱憂

不過，SPAC往往出現發起人與股東之間的利益矛盾，亦出於為求達成交易的經濟誘因而犠牲併購質量。其中一個 矚目的例子是在2020年6月，被SPAC VectoIQ併購的初創企業尼古拉公司（Nikola）被其股東指控。股東們聲稱，他 們在受公司誤導的情況下作出錯誤的投資決定。事緣在2020年9月，通用汽車宣布將收購尼古拉20億美元股份，但尼 古拉公司的電動汽車技術及後被指涉及欺詐。兩個月後，通用汽車放棄入股協議，尼古拉的股價從2020年6月 93.99美元的高點，跌至2021年3月19日的15.42美元，投資者的訴訟亦隨之而來。

由於SPAC的投資者要面對上述風險，無論在物色收購目標，還是作出合併上市的決定時，政府當局都必須確保妥監管，以保障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SPAC是反向合併（reverse merger）的集資方法之一。但不可不察，根據有關反向合併周期的研究，投資泡沫的 形成往往涉及市場對相關交易手法的接受程度。當反向合併交易逐漸普及，會引發相繼模仿而進一步成為熱潮。與 此同時，隨着反向合併勢頭過猛，投資者和媒體未免會對此有所保留。當交易涉及低聲譽企業的比例日增，疑慮就 會進一步加劇，導致反向合併的市場估值下滑低企。再加上媒體的負面報道，信譽良好的公司亦會敬而遠之。

在傳統IPO上市過程中，申請人須提供財務報表、潛在風險和歷史經營業績等資料，但對並無實際商業運營的 SPAC而言，就會出現訊息披露的問題。

回報預期的落差

SPAC的估值取決於能否覓得目標併購企業，鎖定後若遇競爭對手，能否以高價及具吸引力條件獲得目標青睞？併 購成功後，其投資管理層又能否和被併購企業的務實管理層創造雙贏局面？受制於這些未知之數，SPAC在併購前的 表現往往遠遜於傳統新股公司的上市表現【圖3】。

【圖3】 2015–2020 年上市 SPAC 與傳統新股上市首月平均回報率 (%)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Dealogic、彭博

下【表】列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間，47家美國上市SPAC在合併後的平均回報。SPAC於合併後的投資表現 ，跟發起人的質素有莫大關係：高質素和非高質素SPAC發起人的12個月平均回報，分別是虧蝕6%及57%，總計損失約 35%。

【表】SPAC 在合併後的平均回報

註：「高質素」SPAC 發起人指與名列 PitchBook、管理資產總值達 78 億港元或以上的基 金相關人士，或者是財富 500 強公司的前總裁/高級管理人員。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在2021年3月，在利率上升和通脹預期影響下，投資者以破紀錄的速度，將目標從高增長的科技股轉向周期性價值 股及SPAC。隨着投資潮延伸到SPAC，投資者亦重新審視可能出現的泡沫風險，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也指出 ，研究表明SPAC的投資表現與大多數投資者的憧憬不符。

至於最大的風險，莫過於以巨額資金追逐數量有限的高質量併購目標、過於進取的投資項目及其估值，以及保薦 人和股東之間的不協調等。

對香港的啟示

《經濟學人》今年初就50項近期完成或有待落實SPAC交易的公司作出統計，發現大約一半公司的盈利預測為虧損 。這50家公司目前的每年營業利潤總額約為10億美元，但公司管理層卻向投資者表示，預測營業利潤將於2023年出 現奇蹟，躍升至150億美元。這究竟是空頭支票抑或投資泡沫使然，就要考驗投資者的膽量和智慧。

根據Dealogic及標普智匯，截至2021年7月13日，有25家總部位於大中華區的SPAC在美國上市，IPO集資共約42億 美元（331億港元），當中20家總部設於香港，5家設於中國內地。若香港市場允許企業透過SPAC上市，或更有助爭 取大中華公司來港上市。
SPAC為公眾投資者提供機會，透過股份和權證與專業的SPAC發起人一同投資，如同投資私募基金一樣，卻毋須支 付這類基金的高昂管理費用。然而，由於一般本地散戶投資者對SPAC認識不深，實有必要在這方面加強公眾教育。

SPAC上市在美國引發熱潮，早已吸引了亞洲地區部分政府的目光。SPAC在亞洲具有發展的潛力，香港應從中掌握 機遇。在本地資本市場推廣SPAC具有價值和意義，因為SPAC上市享有自身優勢，為發行人提供一種替代上市方式。 香港作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資本市場深度廣度兼備，而且雲集了不少機構投資者及專業人才，加上世界級監管 制度，足以為SPAC的發展提供有利環境。

參考文獻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諮詢文件，香港交易所，2021年9月

SPAC spectacle，《經濟學人》，2021年4月24日

The SPAC Bubble is About to Burst，《哈佛商業評論》，2021年2月18日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峰會。有人可能認為中美關係會出現新轉機，但有鑑雙方基本態勢依舊，中美戰略對抗的格局不會因為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面而產生重大改變。

要準確預判中美之爭的未來走勢、鹿死誰手，有兩個誤區必先克服。首先我們要有大局觀，切忌被一招半式的局部得失所迷惑。就像弈棋一樣，一方步步進逼，另一方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但是一日之長短並不足以奠定最後的勝利。在步步進逼之下，往往是柳暗花明的先兆、海闊天空的契機。高手的狠招，表面上不動聲色、好整以暇，卻能使對手的生存空間愈縮愈小。如不立刻應對，下一步就是死棋。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就是這個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招招看似雷霆萬鈞，但實際殺傷力有限。如果關稅令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損害的倒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權益。

理念之爭還是實力之爭

兩國之間的較量，決勝關鍵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實力。美國指摘中國侵犯人權、侵佔南海等藉口，無不冠冕堂皇，似乎站穩道德高地。不過美國自己的歷史也不見得光彩。坊間普遍認為，美伊關係是從1979年的伊朗人質事件開始持續緊張，但其實美伊交惡的導火線，早於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軍事政變，在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時已經埋下。特朗普上台前後，美國媒體大肆報道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使當時美國國內人人義憤填膺。但某位美國高官卻一語道破：「要說干預別國大選，我們可是精於此道！」

現時中國共產黨在國人心中地位崇高，新世代的年輕人早已不再崇洋，故西方的人權牌絕不足以打敗中國。從文化角度出發，在2013年前，全國電影票房的三甲均由荷里活大片如《阿凡達》、《變形金剛：黑月降臨》以及《鐵達尼號》等佔據。但去年全國電影票房的前十名全是國產電影。可見可口可樂、麥當勞、星巴克這些西方品牌在中國年輕人眼裏已光彩不再。

上世紀冷戰時期，美國應對蘇聯的戰略是建基於「圍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於1947年發出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其核心思路，顧名思義是，以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堵為主。但即使後來中央情報局訴諸暴力和陰謀，凱南亦不以為然。可見民主國家的決策者也知道單憑漂亮的言詞贏不了冷戰。蘇聯垮台，不是因為美國站穩道德高地，而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率低，未能與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競爭，最終被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拖垮。

合縱與連橫

當前中美新冷戰中，美國的策略有三：通過技術封鎖和美元霸權削弱中國；聯合盟友進行外交圍堵；以及提振自身實力。第一項現時最有效，但中國也有應對之方，長久下去，其效力就會逐漸下降。

中國目前在外交上相對孤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與歐洲、亞洲盟友的經濟實力佔全球GDP六成；中國外交部則反駁說，美、英、加三國人口僅佔全球5.7%，加上歐盟亦只達11%。而中國人口則佔全球五分之一。其實兩者都沒有說到重點：人多未必能贏。1644年滿清入關，以不足30萬兵力打敗了明朝一億多人；戰國末年，秦國統一天下，論人口、幅員、軍隊、人才，六國加在一起比秦國強得多。但六國是聯盟，秦國則是單一決策。聯盟永遠繞不開各懷異心這個致命弱點。中國和俄羅斯的最大敵人都是美國，這本來是中俄聯盟的良好基礎。可是兩國走得並不近，就是因為彼此存在不少利益衝突。

布林肯訪歐，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明歐洲與美國的利益不同，外交政策各異。歐盟內部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利益與訴求自然南轅北轍。在財政政策、疫苗政策等重要議題上，27個成員國很難達成一致共識。歐盟這個經濟體發展得愈大，內部就愈不平衡，愈有利中國逐一擊破。比如歐盟內許多外交政策需要全體成員國一致贊成才能通過，中國只要能夠拉攏一兩個成員國，就足以瓦解歐盟對中國的圍堵，而中國的鐵桿盟友都是歐盟內的邊緣國家，如匈牙利、葡萄牙、希臘等。

合縱與連橫的博弈同樣體現於國際貿易上。中國憑藉巨大市場的優勢，讓海外公司互相競爭，坐擁漁人之利。許多美國公司認為，美國限制中國，反倒讓歐洲公司乘虛而入；中國與澳洲的貿易戰，反過來又讓美國、加拿大的公司有機可乘；拜登政府與澳洲的核潛艇交易，損害法國利益，又讓中國有機可乘。歐美指摘中國強制轉移技術，其實不論中國強制與否，只要有競爭，外國公司就會主動向北京政府提供技術轉讓。高鐵、核能開發等技術都是例子。

中美之間的新冷戰與美蘇的舊冷戰不同。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與國際貿易都佔世界很小份額。西方陣營與蘇東陣營之間，經濟上相互獨立、軍事上壁壘分明、敵我界限很容易劃分，所以當年西方能團結抗蘇。今日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各不相同，正有利於分而治之。

體制之爭

中美之爭，終究是實力之爭。一般人看見中國崛起，常常歸因於美國的天真、戰略失誤，或是中國使詐。這些觀點難免流於皮相之見。大國實力之爭，不宜看策略，宜看體制。事情都有內在的規律和前進的慣性。雙方各有套路，盡其所能。美國歷屆總統並不是大儍瓜，但問題是，眼看中國實力漸強，美國能做什麼？

回溯美國立國，建基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這裏不妨把它簡稱為「自由體制」。中國則是政府積極干預經濟，就是所謂「舉國體制」，其具體做法有二。第一，借助政府力量在商業運作上暗地裏打擊外國企業，同時扶植本國企業。但在這方面美國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美國在芯片行業贏不過日本，就借助政治和外交優勢加以壓迫。現在美國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進行打壓，都屬同一性質。

第二，政府透過對一些戰略行業進行補貼和支持，具體表現為「中國製造2025」計劃。但美國其實也是一丘之貉。波音與空中巴士的補貼戰，官司打了十幾年，世界貿易組織早有判決。雙方都有錯，大家都在做手腳。

理論上，自由體制有很大活力，是資本主義繁榮的根本動力。反觀昔日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缺乏效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現在美國要改弦更張，能否做得好，還是個天大的疑問。官僚的決策相比於市場，常常來得遲緩、低效、失誤率高。私人企業追求私利，美國政府不如中國政府強勢，未必能指揮國內企業。如派發補貼，大家會搶着申請；但若限制企業出口，卻會遇上極大阻力。舉個例子，雖然中美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全面對立，但美國的私人投資卻大量湧入內地和香港。

美國一方面指摘北京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卻依樣畫葫蘆，怎能令人心服口服？政府干預市場，與自由體制的哲學格格不入，美國的相關經驗也不如中國。在決定補貼什麼行業、哪些公司時，難道美國就能獨擅勝場，優於中國？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大約3萬億美元的政府撥款，這些錢從哪來？這些問題都令人深思。

歸根究柢，從外交圍堵和體制之爭兩方面看，美國並無特別勝算，東升西降的趨勢料將持續。至於中美之間會否兵戎相見，端視台灣問題如何發展。

周文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