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近年好似雨後春筍般，已經無處不在。當眾人還分不清這3個字母順序的時候，ESG早已牽動無數跨國公司的重大決策，也深刻影響各國政府的監管決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個美好願景，讓資本向善，促進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反對力量群起攻之，紛紛質疑ESG口惠而實不至。

ESG究竟是稍縱即逝還是會持續不斷？筆者認為，其產生基於深層次的社會背景，並非偶然。只要ESG所針對的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ESG就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說是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為它的實踐提供了重要基礎。筆者發表在《行政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發現【註】，SRI在西方的起源與宗教、工會和政府密不可分，並且早在上個世紀就考量了環境、社會和公司管治的影響。然而作為一種獨特的投資理念，SRI一直處於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現。

聯合國為ESG的興起提供了概念的依託。2004年，聯合國在其《在乎者贏》（Who Cares Wins）報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並與全球多家金融機構攜手，提倡將ESG等因素用於投資考量，堅信「得ESG者得市場」。該報告問世後，曾經有好些年都風平浪靜，但約在2015年，形勢逐漸發生變化。

ESG得以迅速發展，以下幾個造王者實在功不可沒。麥肯錫（McKinsey）作為全球一大管理顧問公司，一直是商業熱詞的締造者，開始不斷推廣類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也是ESG的關鍵擁躉，行政總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開信中頻頻提及並推廣ESG。各地政府也落力為ESG助陣，挪威國家主權基金和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分別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萬億美元重資踐行ESG。一時間，ESG風行一時。投資機構趨之若鶩，廣納相關人才，香港特區政府亦不例外，專設ESG類別以招攬人才。

兩面受敵

熱潮之下卻存在暗湧。反ESG之聲四起，批評者分成左右兩大板塊。右派認為ESG的理念根本錯誤。美國不少共和黨人視ESG為毫無意義的「政治正確」；田納西州在2023年指控貝萊德的投資濫用ESG因素，違反了《消費者保護法》，其他共和黨州份的官員也將該公司列為撤資目標。諾貝爾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發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會責任是政府的事，應該「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達莫達蘭（Aswath Damodaran）也認為ESG是「無可救藥」，並且希望ESG能夠「安息」。

左派同樣不乏批評者。貝萊德前ESG投資專家Tariq Fancy揭老東家之短，痛斥ESG虛有其表，令傳媒嘩然。各國的監管者也紛紛調查「漂綠」行為。許多所謂綠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罰的德國資產管理公司DWS，其實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左派批評者支持ESG的願景，但詬病ESG的現行體系，認為ESG讓偽君子大行其道。ESG標準混亂、評分矛盾，使企業和投資者無所適從。為此，倫敦商學院金融學教授Alex Edmans就認為，投資應該關注企業如何創造長期價值，而不僅局限於所謂的ESG。

其來有自

多方夾擊之下，ESG是否會銷聲匿跡？筆者相信，縱使ESG有千百個問題，其根源深植於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宏觀背景，並不隨着批評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ESG是人類試圖修補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嘗試，只要資本主義本身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尚未解決，ESG就會東山再起。MSCI行政總裁費爾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諱，ESG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不然美國就會淪落到政府強制監管的社會主義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業的協助。人類面對氣候變化這樣的重大挑戰，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裏，企業不該加以插手，必須由政府負責。現實是，大部分政府對此束手無策，遑論解決其他跨國難題，例如空氣污染、跨國毒品貿易和電訊詐騙等。權力沒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勢不可擋。

其次，企業對於解決某些社會問題具備比較優勢。企業雖然逐利，但通過ESG也可協助政府解決社會難題，並從中獲利。無論是出於慈善的商譽，還是源於監管的壓力，耐克（Nike）和多個運動品牌都致力於解決跨國供應鏈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勞工問題，完成了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有心無力的未竟之功。隨着企業聲譽的提高，貨品銷量和公司盈利亦會相應增加。

最後，資本市場可受惠於長期主義，共生共贏的ESG理念。有別於過去的環保理念，ESG有一個扎根於資本市場的嶄新價值主張：普遍所有權（universal ownership）。許多養老投資基金和國家主權基金之所以青睞ESG，是因為持有整個股市之餘，亦看長期發展。這種普遍所有權，等同於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關心整體社會，鼓勵互惠互利。

遠離ESG，損人利己，固然可以贏得一時一地之利，但會製造污染等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幫排污企業節省排污費，卻削弱自然環境的價值，不利於勞工的生產力，導致其他公司以至未來的企業無資源可用。算完總賬，最終損害到普遍所有權持有人的資本利益。

何去何從

正如倫敦商學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當今世界問題的表象，就算沒有ESG，也會存在內核相似的倡議。

面對ESG，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應該另起爐灶搞全新概念？還是改善ESG這個已有基礎的共識，以免把「嬰兒和髒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簡單，但也容易陷入失敗的輪迴；後者艱難，但更需要社會的共識和一批先行者的堅持。

【註】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顏示硼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敬興懿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環球管理學碩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近年好似雨後春筍般，已經無處不在。當眾人還分不清這3個字母順序的時候，ESG早已牽動無數跨國公司的重大決策，也深刻影響各國政府的監管決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個美好願景，讓資本向善，促進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反對力量群起攻之，紛紛質疑ESG口惠而實不至。

ESG究竟是稍縱即逝還是會持續不斷？筆者認為，其產生基於深層次的社會背景，並非偶然。只要ESG所針對的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ESG就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說是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為它的實踐提供了重要基礎。筆者發表在《行政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發現【註】，SRI在西方的起源與宗教、工會和政府密不可分，並且早在上個世紀就考量了環境、社會和公司管治的影響。然而作為一種獨特的投資理念，SRI一直處於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現。

聯合國為ESG的興起提供了概念的依託。2004年，聯合國在其《在乎者贏》（Who Cares Wins）報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並與全球多家金融機構攜手，提倡將ESG等因素用於投資考量，堅信「得ESG者得市場」。該報告問世後，曾經有好些年都風平浪靜，但約在2015年，形勢逐漸發生變化。

ESG得以迅速發展，以下幾個造王者實在功不可沒。麥肯錫（McKinsey）作為全球一大管理顧問公司，一直是商業熱詞的締造者，開始不斷推廣類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也是ESG的關鍵擁躉，行政總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開信中頻頻提及並推廣ESG。各地政府也落力為ESG助陣，挪威國家主權基金和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分別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萬億美元重資踐行ESG。一時間，ESG風行一時。投資機構趨之若鶩，廣納相關人才，香港特區政府亦不例外，專設ESG類別以招攬人才。

兩面受敵

熱潮之下卻存在暗湧。反ESG之聲四起，批評者分成左右兩大板塊。右派認為ESG的理念根本錯誤。美國不少共和黨人視ESG為毫無意義的「政治正確」；田納西州在2023年指控貝萊德的投資濫用ESG因素，違反了《消費者保護法》，其他共和黨州份的官員也將該公司列為撤資目標。諾貝爾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發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會責任是政府的事，應該「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達莫達蘭（Aswath Damodaran）也認為ESG是「無可救藥」，並且希望ESG能夠「安息」。

左派同樣不乏批評者。貝萊德前ESG投資專家Tariq Fancy揭老東家之短，痛斥ESG虛有其表，令傳媒嘩然。各國的監管者也紛紛調查「漂綠」行為。許多所謂綠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罰的德國資產管理公司DWS，其實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左派批評者支持ESG的願景，但詬病ESG的現行體系，認為ESG讓偽君子大行其道。ESG標準混亂、評分矛盾，使企業和投資者無所適從。為此，倫敦商學院金融學教授Alex Edmans就認為，投資應該關注企業如何創造長期價值，而不僅局限於所謂的ESG。

其來有自

多方夾擊之下，ESG是否會銷聲匿跡？筆者相信，縱使ESG有千百個問題，其根源深植於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宏觀背景，並不隨着批評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ESG是人類試圖修補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嘗試，只要資本主義本身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尚未解決，ESG就會東山再起。MSCI行政總裁費爾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諱，ESG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不然美國就會淪落到政府強制監管的社會主義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業的協助。人類面對氣候變化這樣的重大挑戰，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裏，企業不該加以插手，必須由政府負責。現實是，大部分政府對此束手無策，遑論解決其他跨國難題，例如空氣污染、跨國毒品貿易和電訊詐騙等。權力沒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勢不可擋。

其次，企業對於解決某些社會問題具備比較優勢。企業雖然逐利，但通過ESG也可協助政府解決社會難題，並從中獲利。無論是出於慈善的商譽，還是源於監管的壓力，耐克（Nike）和多個運動品牌都致力於解決跨國供應鏈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勞工問題，完成了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有心無力的未竟之功。隨着企業聲譽的提高，貨品銷量和公司盈利亦會相應增加。

最後，資本市場可受惠於長期主義，共生共贏的ESG理念。有別於過去的環保理念，ESG有一個扎根於資本市場的嶄新價值主張：普遍所有權（universal ownership）。許多養老投資基金和國家主權基金之所以青睞ESG，是因為持有整個股市之餘，亦看長期發展。這種普遍所有權，等同於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關心整體社會，鼓勵互惠互利。

遠離ESG，損人利己，固然可以贏得一時一地之利，但會製造污染等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幫排污企業節省排污費，卻削弱自然環境的價值，不利於勞工的生產力，導致其他公司以至未來的企業無資源可用。算完總賬，最終損害到普遍所有權持有人的資本利益。

何去何從

正如倫敦商學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當今世界問題的表象，就算沒有ESG，也會存在內核相似的倡議。

面對ESG，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應該另起爐灶搞全新概念？還是改善ESG這個已有基礎的共識，以免把「嬰兒和髒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簡單，但也容易陷入失敗的輪迴；後者艱難，但更需要社會的共識和一批先行者的堅持。

【註】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顏示硼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敬興懿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環球管理學碩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23年9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指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維持第四位，整體評分為741分，較2022年上升19分，僅以1分之微落後於第三位的新加坡。香港的整體評分顯著上升，而且在營商環境、人力資本、金融業發展水平，以及聲譽和綜合等四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反映在新冠疫情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持久優勢和韌性均備受肯定。

同期，網上平台卻出現香港成為「金融中心遺址」的帖文；去年底穆迪把香港信貸評級展望下調，難免引致市場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顧慮。但香港金融市場是否光輝不再？可資參考的數據為何？

新港雙城之比 

一直以來，新加坡致力發展成為世界資金流的重要城市。根據新加坡中央銀行數據，資產管理行業管理的財富在短短6年間躍升至4萬億美元，其中約80%來自海外。一如瑞士，新加坡享有政治穩定、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等優厚條件，另具低利得稅率，而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則全免，是跨國公司設立亞洲總部的理想地點；2023年，億萬富豪Steven Cohen的Point72資產管理公司擴充其新加坡團隊規模逾50%。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數據顯示，對沖基金資產在2021年增長30%，達1910億美元，創下歷來最大的美元增幅。該局估計，新加坡家族辦公室將從2020年的400家跳升至2023年的1100家。

儘管如此，香港在多方面仍佔上風。首先，對於希望打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企業來說，香港肯定是首站。新加坡的經濟腹地為東南亞10個國家，人口6.8億，經濟總值3萬億美元，而香港背靠的中國內地則有14億人口，經濟總值高達18萬億美元。從Preqin公司的數據可知，雖然新加坡吸引不少中國投資，但香港仍然為銀行提供了大量高淨值客戶，亞洲近一半的對沖基金經理都長駐香港，甚至在新冠疫情嚴格限制期間移居新加坡的投資銀行家，亦正陸續回流香港；華爾街的銀行已將近一半先前離開的員工調回香港。

新加坡資本市場規模較小，難以在股票交易方面勝過香港。香港股市總市值約5萬億美元，是新加坡4000億美元的12倍多。2023年，新加坡首次公開招股集資不到2000萬美元，年減95%；香港即使按年下降68%，集資額卻接近60億美元。作為財富的避風港和資產管理公司的中心，新加坡雖有「亞洲瑞士」之稱，卻難以取代香港作為交易中心及全球銀行進軍內地的「超級聯繫人」地位。對於正計劃多元化或在中國以外發展亞洲業務基地的公司而言，新加坡則提供一個好選擇。

發揮「超級」角色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因素，計有「一國兩制」下的自由開放經濟、完善的普通法法制、行之有效的聯繫匯率制度、資訊及言論自由、資金自由流通，以及簡單的低稅率政策等。香港要更上層樓，進一步鞏固其超級聯繫人角色，須從以下各環節入手。

一、 修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鑑於香港賴以成功的一大要素是與英美等國的經濟互動，香港應致力予以修好，減少本地金融市場風險。

二、 加強經濟基本面：為保持強勁發展和經濟韌性，讓經濟基礎多元化，香港應透過促進科技、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等行業，創造可持續而更有活力的經濟，從而減少對特定行業或市場的依賴。特區政府亦宜通過融資、指導計劃和簡化監管等方式，協助中小企蓬勃發展，為整體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三、 推動區域合作：隨着近年中國和中東地區國家取得外交成果，香港不妨加大力度發展伊斯蘭金融【註】，創造更大機遇，並積極培育相關人才。此外，亦應善用與粵港澳大灣區及鄰近地區的策略性聯繫。香港可提供一個有效平台，方便進行大量外匯、跨境證券發行和交易，以及國際金融交易。

四、 鞏固監管框架：穩健的監管環境有助於促進市場透明度和保障投資者。建立獨立監管機構，確保金融機構合規，有利於增強市場信心，吸引投資者。同時亦應簡化監管流程，促進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測試與開發，並與國際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以拓展跨境業務。

五、 聚焦創新科技：投資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成立創新中心，吸引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投資金融科技，推動數字化轉型和支持研發，為相關研發提供財政優惠，如稅收減免；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以提高效率、安全性和客戶體驗。打造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和學術界之間的協作平台，鼓勵區塊鏈技術在安全透明交易方面的應用。

六、 累積人力資本：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於教育課程和培訓計劃，使金融從業員具備在不斷變化環境下所需的技能，包括金融科技專業知識、數據分析等；設立獎學金，以吸引本地和國際人才。此外，簡化入境簽證手續，提供更多國際交流計劃和借調機會，締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環境，藉以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港發展。

七、 深化國際協作：積極與國際金融、監管夥伴和行業協會合作，並透過全球金融論壇，加強與國際同業的關係，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和合作，增進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聯繫。

八、 推廣綠色金融：突出可持續金融及綠色金融產品，例如將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納入投資決策，既能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接軌，亦可吸引具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

大灣區國際金融中心優勢

在2019年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以把廣州、深圳、香港及澳門發展為區內四大核心城市為目標。觀乎香港的戰略性部署，在於必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可見香港的金融發展在大灣區發展藍圖中的關鍵角色。香港作為大灣區內的金融中心，今後更應為此進一步優化成為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融資及風險管理中心，而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及世界金融中心的聯繫亦須予以提升。

縱使香港經濟隨着環球經濟而面臨下行壓力與種種挑戰，但正所謂「辦法總比困難多」，為奠定本身固有的實力和優勢，香港今後亟須在上述各方面加倍努力，方可穩佔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註】〈加快搶攻 新興金融〉，謝國生、何敏淙，《信報》，2022年11月30日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23年9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指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維持第四位，整體評分為741分，較2022年上升19分，僅以1分之微落後於第三位的新加坡。香港的整體評分顯著上升，而且在營商環境、人力資本、金融業發展水平，以及聲譽和綜合等四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反映在新冠疫情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持久優勢和韌性均備受肯定。

同期，網上平台卻出現香港成為「金融中心遺址」的帖文；去年底穆迪把香港信貸評級展望下調，難免引致市場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顧慮。但香港金融市場是否光輝不再？可資參考的數據為何？

新港雙城之比 

一直以來，新加坡致力發展成為世界資金流的重要城市。根據新加坡中央銀行數據，資產管理行業管理的財富在短短6年間躍升至4萬億美元，其中約80%來自海外。一如瑞士，新加坡享有政治穩定、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等優厚條件，另具低利得稅率，而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則全免，是跨國公司設立亞洲總部的理想地點；2023年，億萬富豪Steven Cohen的Point72資產管理公司擴充其新加坡團隊規模逾50%。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數據顯示，對沖基金資產在2021年增長30%，達1910億美元，創下歷來最大的美元增幅。該局估計，新加坡家族辦公室將從2020年的400家跳升至2023年的1100家。

儘管如此，香港在多方面仍佔上風。首先，對於希望打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企業來說，香港肯定是首站。新加坡的經濟腹地為東南亞10個國家，人口6.8億，經濟總值3萬億美元，而香港背靠的中國內地則有14億人口，經濟總值高達18萬億美元。從Preqin公司的數據可知，雖然新加坡吸引不少中國投資，但香港仍然為銀行提供了大量高淨值客戶，亞洲近一半的對沖基金經理都長駐香港，甚至在新冠疫情嚴格限制期間移居新加坡的投資銀行家，亦正陸續回流香港；華爾街的銀行已將近一半先前離開的員工調回香港。

新加坡資本市場規模較小，難以在股票交易方面勝過香港。香港股市總市值約5萬億美元，是新加坡4000億美元的12倍多。2023年，新加坡首次公開招股集資不到2000萬美元，年減95%；香港即使按年下降68%，集資額卻接近60億美元。作為財富的避風港和資產管理公司的中心，新加坡雖有「亞洲瑞士」之稱，卻難以取代香港作為交易中心及全球銀行進軍內地的「超級聯繫人」地位。對於正計劃多元化或在中國以外發展亞洲業務基地的公司而言，新加坡則提供一個好選擇。

發揮「超級」角色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因素，計有「一國兩制」下的自由開放經濟、完善的普通法法制、行之有效的聯繫匯率制度、資訊及言論自由、資金自由流通，以及簡單的低稅率政策等。香港要更上層樓，進一步鞏固其超級聯繫人角色，須從以下各環節入手。

一、 修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鑑於香港賴以成功的一大要素是與英美等國的經濟互動，香港應致力予以修好，減少本地金融市場風險。

二、 加強經濟基本面：為保持強勁發展和經濟韌性，讓經濟基礎多元化，香港應透過促進科技、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等行業，創造可持續而更有活力的經濟，從而減少對特定行業或市場的依賴。特區政府亦宜通過融資、指導計劃和簡化監管等方式，協助中小企蓬勃發展，為整體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三、 推動區域合作：隨着近年中國和中東地區國家取得外交成果，香港不妨加大力度發展伊斯蘭金融【註】，創造更大機遇，並積極培育相關人才。此外，亦應善用與粵港澳大灣區及鄰近地區的策略性聯繫。香港可提供一個有效平台，方便進行大量外匯、跨境證券發行和交易，以及國際金融交易。

四、 鞏固監管框架：穩健的監管環境有助於促進市場透明度和保障投資者。建立獨立監管機構，確保金融機構合規，有利於增強市場信心，吸引投資者。同時亦應簡化監管流程，促進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測試與開發，並與國際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以拓展跨境業務。

五、 聚焦創新科技：投資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成立創新中心，吸引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投資金融科技，推動數字化轉型和支持研發，為相關研發提供財政優惠，如稅收減免；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以提高效率、安全性和客戶體驗。打造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和學術界之間的協作平台，鼓勵區塊鏈技術在安全透明交易方面的應用。

六、 累積人力資本：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於教育課程和培訓計劃，使金融從業員具備在不斷變化環境下所需的技能，包括金融科技專業知識、數據分析等；設立獎學金，以吸引本地和國際人才。此外，簡化入境簽證手續，提供更多國際交流計劃和借調機會，締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環境，藉以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港發展。

七、 深化國際協作：積極與國際金融、監管夥伴和行業協會合作，並透過全球金融論壇，加強與國際同業的關係，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和合作，增進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聯繫。

八、 推廣綠色金融：突出可持續金融及綠色金融產品，例如將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納入投資決策，既能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接軌，亦可吸引具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

大灣區國際金融中心優勢

在2019年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以把廣州、深圳、香港及澳門發展為區內四大核心城市為目標。觀乎香港的戰略性部署，在於必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可見香港的金融發展在大灣區發展藍圖中的關鍵角色。香港作為大灣區內的金融中心，今後更應為此進一步優化成為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融資及風險管理中心，而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及世界金融中心的聯繫亦須予以提升。

縱使香港經濟隨着環球經濟而面臨下行壓力與種種挑戰，但正所謂「辦法總比困難多」，為奠定本身固有的實力和優勢，香港今後亟須在上述各方面加倍努力，方可穩佔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註】〈加快搶攻 新興金融〉，謝國生、何敏淙，《信報》，2022年11月30日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美建交至今年元旦剛好45年，但當前的中美關係，大概是建交以來最惡劣的情況。就在一個月前，美國國會參議院一個特設委員會，推出一份如何讓美國贏得中美經濟競爭的報告，概括了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對中美經濟關係的主要觀點，並列舉一系列美國應採取的政策建議來對付中國。

這裏所說的是美國眾議院中美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U.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這個委員會剛好在一年前成立，由共和黨議員推動，包括就任議長不到十個月便被黨友罷免的麥卡錫（Kevin McCarthy）。

眾所周知，美國國內政治愈趨撕裂，兩黨在各項議題上的意見鴻溝均難以逾越，唯獨反中是各黨派政客的主要共識。因此，有關委員會也受到眾多民主黨議員支持，在議會內以365票對65票大比數通過成立。

侵略美國匪夷所思

特設委員會經過約一年的調查和聽證會後，在上月12日發表了題為〈重置、防止、建造：美國贏取和中國共產黨經濟競爭的策略〉的報告【註1】（以下簡稱報告），認為美國有需要重新評估及設定中美經濟關係以及有關的戰略問題，並列出130項具體的政策建議。這報告可說是美國國會對中國相對全面和詳細的表態，或會從中衍生出未來數年針對中國的新法案。篇幅所限，這裏只簡單討論報告中幾個較受關注的觀點。

先說美國國會對中國的看法。報告開宗名義指出，中國開展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經濟侵略，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並將美國經濟空洞化。報告的主體有50頁，其中「侵略」一詞出現了11次。2022年，美國的人均GDP為中國的6倍，即使以購買力平價的匯率計算，美國也是中國的3.6倍。除了偏見外，難以理解中國如何在經濟上侵略美國，特別是這已是數十年的運作（multidecade campaign）。相比前數世紀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和蹂躪，說中國經濟侵略美國，確實是匪夷所思。

此外，報告又認為中國加入WTO後沒有遵守有關協議，亦認為中國經濟有相當大的國有比例，制度上與WTO並不相容，同時危害到美國的經濟安全。類似的論調常有出現，但似乎難以達到確實的結論。

若以WTO體制內的貿易糾紛來看，中美是全球兩個貿易額最大的國家，自然涉及較多個案。按WTO的數據，中國有49個被投訴個案需要申辯，而美國則有158個。當然，美國在WTO的年期較長，在1995年1月成立時已是會員，面對的個案自然較多，而中國則在2001年12月才加入。但中美兩國的個案數目差別那麼大，難以說明中國特別多違反WTO守則。再看歐盟作為一整體而言，被投訴的個案也有93個。

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了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至2020年10月被WTO裁定為違反國際貿易規則，但美國依然故我，三年多以來有關的關稅絲毫未改。美國的說法是要就裁定上訴，但WTO的上訴機制曾被特朗普政府多次否定任用人選而癱瘓。

WTO早已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方面沒有建樹，在處理貿易糾紛方面曠日持久，對大型經濟體沒有明顯的約束力。或許要改變的是WTO本身，使之能適應當前全球的政經新環境，而非上世紀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格局和思維。

美國眾議院的報告也詬病中國廣泛利用產業政策來促進某些行業或企業的發展，如補貼、出入口限制等。然而，產業政策在全球比比皆是，如南韓在七十年代對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催谷。早期的產業政策，比較多是發展中國家用於保護國內企業，抗拒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但發達國家也日漸採納更多產業政策，如美國和歐盟多年來爭奪民用航機市場，分別或明或暗地補貼波音和空中巴士。最近幾年，在高科技產品或芯片市場上，情況尤為明顯，如拜登政府一年多前推出的《降低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一項就是補貼電動車的消費者，但補貼只適用於在北美洲組裝的電動車，及車內電池的礦物材料須來自美國或和美國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這明顯是針對來自其他地區特別是中國的電動車。

撤最惠國損人害己

無論正確與否，上述是美國眾議員對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要觀點。基於這些認知，他們在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政策來應對，主要包括收緊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加強出口管控以減少新科技流向中國、加強美國的科研安全及防止人才流失、以稅務優惠鼓勵投資於創新行業、加強和美國盟友的經濟合作，及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等，這些都不難想像。比較直接和明確的，是在短期內對中國分階段徵收新的關稅，包括一些目前沒有被貿易戰覆蓋的中國產品。據聞最初的想法更為激烈，就是取消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簡稱PNTR）。

PNTR原稱「最惠國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簡稱MFN）。有此待遇的國家，可在貿易上得到和其他最惠國相同的待遇，中國和英國都是美國的MFN，美國給予英國的低關稅也同時適用於中國。中國加入WTO之前，要按年由美國國會審議通過，才得到該年的MFN待遇，美國亦藉此對中國作各方面的刁難。中國加入WTO半年前，也獲得美國的PNTR，毋須按年批審。若果失去這個待遇，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平均關稅將會由19%大幅增加至61%。

然而，大幅提高關稅是損人而不利己的。數年前特朗普啟動貿易戰時，曾大言不慚地說「貿易戰是好的，並容易取勝」（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隨着中國的反制及貿易戰升級，雙方都有很大的損失。上述的特設委員會在去年開始運作後，大概已有傳聞美國可能取消中國的PNTR，同時一些共和黨總統參選人亦有提及。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遂委託了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有關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據後者的估計【註2】，在假設中國不報復的情況下，美國的GDP會在隨後5年內減少1.6萬億美元，而工作崗位會減少74萬個。高關稅減少了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和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因而降低經濟活動。若中國作出反制，將從美國入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由目前的21%提高至中國加入WTO前的38%，那美國GDP會減少1.9萬億美元及損失80萬個工作崗位。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估計拜登政府不會採取對經濟不利的政策，在現有的貿易戰上加碼挑釁中國。但部分美國政客對中國的偏見和敵意仍會存在甚至加深，中美關係在可預見的將來須艱苦經營。

【註1】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註2】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the_economic_impact_of_china_pntr_repeal.pdf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美建交至今年元旦剛好45年，但當前的中美關係，大概是建交以來最惡劣的情況。就在一個月前，美國國會參議院一個特設委員會，推出一份如何讓美國贏得中美經濟競爭的報告，概括了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對中美經濟關係的主要觀點，並列舉一系列美國應採取的政策建議來對付中國。

這裏所說的是美國眾議院中美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U.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這個委員會剛好在一年前成立，由共和黨議員推動，包括就任議長不到十個月便被黨友罷免的麥卡錫（Kevin McCarthy）。

眾所周知，美國國內政治愈趨撕裂，兩黨在各項議題上的意見鴻溝均難以逾越，唯獨反中是各黨派政客的主要共識。因此，有關委員會也受到眾多民主黨議員支持，在議會內以365票對65票大比數通過成立。

侵略美國匪夷所思

特設委員會經過約一年的調查和聽證會後，在上月12日發表了題為〈重置、防止、建造：美國贏取和中國共產黨經濟競爭的策略〉的報告【註1】（以下簡稱報告），認為美國有需要重新評估及設定中美經濟關係以及有關的戰略問題，並列出130項具體的政策建議。這報告可說是美國國會對中國相對全面和詳細的表態，或會從中衍生出未來數年針對中國的新法案。篇幅所限，這裏只簡單討論報告中幾個較受關注的觀點。

先說美國國會對中國的看法。報告開宗名義指出，中國開展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經濟侵略，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並將美國經濟空洞化。報告的主體有50頁，其中「侵略」一詞出現了11次。2022年，美國的人均GDP為中國的6倍，即使以購買力平價的匯率計算，美國也是中國的3.6倍。除了偏見外，難以理解中國如何在經濟上侵略美國，特別是這已是數十年的運作（multidecade campaign）。相比前數世紀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和蹂躪，說中國經濟侵略美國，確實是匪夷所思。

此外，報告又認為中國加入WTO後沒有遵守有關協議，亦認為中國經濟有相當大的國有比例，制度上與WTO並不相容，同時危害到美國的經濟安全。類似的論調常有出現，但似乎難以達到確實的結論。

若以WTO體制內的貿易糾紛來看，中美是全球兩個貿易額最大的國家，自然涉及較多個案。按WTO的數據，中國有49個被投訴個案需要申辯，而美國則有158個。當然，美國在WTO的年期較長，在1995年1月成立時已是會員，面對的個案自然較多，而中國則在2001年12月才加入。但中美兩國的個案數目差別那麼大，難以說明中國特別多違反WTO守則。再看歐盟作為一整體而言，被投訴的個案也有93個。

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了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至2020年10月被WTO裁定為違反國際貿易規則，但美國依然故我，三年多以來有關的關稅絲毫未改。美國的說法是要就裁定上訴，但WTO的上訴機制曾被特朗普政府多次否定任用人選而癱瘓。

WTO早已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方面沒有建樹，在處理貿易糾紛方面曠日持久，對大型經濟體沒有明顯的約束力。或許要改變的是WTO本身，使之能適應當前全球的政經新環境，而非上世紀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格局和思維。

美國眾議院的報告也詬病中國廣泛利用產業政策來促進某些行業或企業的發展，如補貼、出入口限制等。然而，產業政策在全球比比皆是，如南韓在七十年代對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催谷。早期的產業政策，比較多是發展中國家用於保護國內企業，抗拒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但發達國家也日漸採納更多產業政策，如美國和歐盟多年來爭奪民用航機市場，分別或明或暗地補貼波音和空中巴士。最近幾年，在高科技產品或芯片市場上，情況尤為明顯，如拜登政府一年多前推出的《降低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一項就是補貼電動車的消費者，但補貼只適用於在北美洲組裝的電動車，及車內電池的礦物材料須來自美國或和美國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這明顯是針對來自其他地區特別是中國的電動車。

撤最惠國損人害己

無論正確與否，上述是美國眾議員對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要觀點。基於這些認知，他們在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政策來應對，主要包括收緊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加強出口管控以減少新科技流向中國、加強美國的科研安全及防止人才流失、以稅務優惠鼓勵投資於創新行業、加強和美國盟友的經濟合作，及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等，這些都不難想像。比較直接和明確的，是在短期內對中國分階段徵收新的關稅，包括一些目前沒有被貿易戰覆蓋的中國產品。據聞最初的想法更為激烈，就是取消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簡稱PNTR）。

PNTR原稱「最惠國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簡稱MFN）。有此待遇的國家，可在貿易上得到和其他最惠國相同的待遇，中國和英國都是美國的MFN，美國給予英國的低關稅也同時適用於中國。中國加入WTO之前，要按年由美國國會審議通過，才得到該年的MFN待遇，美國亦藉此對中國作各方面的刁難。中國加入WTO半年前，也獲得美國的PNTR，毋須按年批審。若果失去這個待遇，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平均關稅將會由19%大幅增加至61%。

然而，大幅提高關稅是損人而不利己的。數年前特朗普啟動貿易戰時，曾大言不慚地說「貿易戰是好的，並容易取勝」（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隨着中國的反制及貿易戰升級，雙方都有很大的損失。上述的特設委員會在去年開始運作後，大概已有傳聞美國可能取消中國的PNTR，同時一些共和黨總統參選人亦有提及。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遂委託了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有關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據後者的估計【註2】，在假設中國不報復的情況下，美國的GDP會在隨後5年內減少1.6萬億美元，而工作崗位會減少74萬個。高關稅減少了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和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因而降低經濟活動。若中國作出反制，將從美國入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由目前的21%提高至中國加入WTO前的38%，那美國GDP會減少1.9萬億美元及損失80萬個工作崗位。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估計拜登政府不會採取對經濟不利的政策，在現有的貿易戰上加碼挑釁中國。但部分美國政客對中國的偏見和敵意仍會存在甚至加深，中美關係在可預見的將來須艱苦經營。

【註1】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註2】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the_economic_impact_of_china_pntr_repeal.pdf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最近上映的電影《奧本海默》，講述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彈研發成功之後，如何因為反戰立場和曾經的左傾活動而遭受迫害。 其實，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全體人類共同的悲劇。 核武的發明、擴散和競賽，讓這個世界變得極不安全。 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受挫之際，就曾多次暗示迫不得已時會使用核武。

美國的核戰計劃

上世紀冷戰結束，敵對陣營的劃分不如以前那麼清晰，核戰的風險似乎不如美蘇爭霸時那麼顯著。 其實，美蘇兩國當年的戰爭計畫存在重大漏洞，人類命運曾經懸於一線；這個世界並未毀滅，全靠運氣而已。 2017年出版的《末日機器》（The Doomsday Machine）披露了許多細節，而這本書的副標題正是「一個核戰策劃者的自白」。 作者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廣為人知的壯舉，是1971年向美國十幾家報紙披露絕密的「五角大樓文件」，揭發美國領導層和軍方明知越戰無法打贏而向公眾和國會隱瞞真相 。 此事成為後來美國從越南撤軍的重要誘因。 為此，基辛格曾經稱他為「地球上最危險的人」，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他發聲。

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埃爾斯伯格曾經主動參軍，帶兵海外，幾年後以海軍陸戰隊中尉的軍銜退役；完成博士學位後，於1958年受僱於著名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獲委派研究美國的核戰計劃，接觸到最高級的絕密文件，上至海軍司令、下至空軍飛行員，他都可以訪談、考察，其後又以蘭德研究員的身份在五角大樓工作，目睹 並協助高層決策，包括1962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古巴危機。

艾爾斯伯格揭露越戰的7000頁五角大樓文件，是偷偷影印的；他還複印了另外1.5萬頁關於美國核戰計劃的文件，本來也準備向公眾披露，但由於越戰吹哨而被起訴， 於是把核戰文件交付給哥哥，埋在地下，後來陰差陽錯，被暴風雨沖走，從此不見蹤影。

埃爾斯伯格發現，世界上所有決策、指令都有不確定性，但美國軍方的核戰計劃，恰恰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在敵對雙方白熱化的對抗中，極有可能擦槍走火， 導致全面核戰和人類毀滅。

名義上發動核武攻擊的大權只由美國總統掌握，電視上經常看到一個武官伴隨總統左右，手裡拎著一個俗稱“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的黑色公事包，據說裡面含有隻有總統才可以 發出的核攻擊指令，但這是做給大眾看的。 其實核攻擊的權力一路下放，從總統到戰區司令、艦隊、戰略空軍，不知有多少手指可以按下那個按鈕。 道理也非常簡單：如果指令只能由總統下達，對方先發制人，一個氫彈就可把華盛頓夷為平地，消滅美國政府幾乎所有高官，從而癱瘓其反擊能力。 稍有頭腦的人都會預先安排好，萬一自己有何不測，另外哪幾個人可以接過下達命令的權力。 可笑的是，美國一方面層層下放權力以避免被對方「斬首」，另一方面自己核戰計畫的核心就是斬首莫斯科，似乎從沒想過對方也會防此一著。 其實，博弈論指出，在大國對抗時，要特別保護對方的指令系統，確保敵方最高領導人安全，讓其指令得以順利下達。

1958年，埃爾斯伯格訪問南韓群山（Kunsan）美軍空軍基地，當地駐紮了12架F100遠程轟炸機，每架戰機攜帶氫彈。 指揮官明言，一旦通訊中斷（這種意外時有發生），又有核彈在基地爆炸（飛機在緊急時刻起飛，發生此類事故的機率頗高，因此在演習時從不帶著彈頭起飛）， 為保護下屬，他會自行決定下令核攻擊，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古巴危機

1962年古巴危機發生，艾斯伯格被召喚至五角大廈參與幕僚的討論與推演。 事過三、四十年，決策雙方才意識到，當時美、蘇之間離核戰只有一步之遙，之所以沒有打起來，實在有很大運氣的成份。 原本赫魯雪夫明令卡斯楚和駐古巴的蘇聯指揮官，如無最高當局的命令，絕對不得發動攻擊。 但是卡斯楚還是下令，擊中一架美國偵察機。 蘇軍指揮官眼見砲火紛飛，又與上級失去聯絡，以為大戰已經開始，所以用飛彈擊落一架美國U2高空偵察機。 赫魯雪夫立刻意識到，事情開始失控。

甘乃迪總統向赫魯雪夫發出最後通牒：假如美國軍機再受襲，美國必然攻入古巴。 美國並不知道，蘇聯已經在古巴駐軍4.2萬人，存有100多枚核彈頭。 這些短程戰術核武雖然打不到美國本土，但一旦美國入侵，必然會打在美國軍人身上，必然導致全面核戰。 所以赫魯雪夫急忙公開聲明，接受美國條件，立刻拆除安裝在古巴的飛彈，世界才避過一劫。

至於海上，同樣幾乎觸發核戰。 美國戰艦群與反潛直升機曾圍攻蘇聯一艘核潛艇，該潛艇攜有核魚雷，足可摧毀美方所有在場軍艦；當時潛艇艦長與政治委員已經決定發起核攻擊。 千鈞一發之際，碰巧艦隊的參謀長也在潛水艇，他不同意。 3名負責人最後決定克制，人類又躲過一劫。

古巴危機中，赫魯雪夫和甘乃迪都真心希望不打核戰，不想毀滅地球，卻差一點就打起來了。 然而在情緒緊張、高度對抗時，前線指揮官往往因誤判情勢或自作主張，把對壘局勢推到臨界點，一念之差就難免走上萬劫不復之路。

視億萬人如草芥

1945年原子彈研發成功，1952年美國第一次試爆氫彈。 到1986年高峰期，美國存有逾2萬枚核彈頭，蘇聯則有4萬枚。 氫彈的威力是原子彈的1千倍，而製造成本較低。 1枚氫彈可以有2500萬黃色炸藥的當量（這還不是最大的），其爆炸力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火力的總和。

1960年代初，埃爾斯伯格調查美軍的核戰計劃，發現其主導思想是先發制人，而非一般以為的維持二次反擊的能力，以進行核威懾。 華盛頓政府明知中蘇已經決裂，但總是將兩國綁在一起，並已制定轟炸中國每個大中城市的詳細計畫。 只要與蘇聯開戰，即使與中國完全無關，美國也會順手把中國滅了。 軍方對死亡人數的估計是：如果美國先對蘇聯下手，中蘇兩國會死3億人，加上核爆輻射粉塵，西歐、東歐以及鄰近的中立國家（如芬蘭、瑞典、奧地利、阿富汗 、印度、日本），會再死3億人。

當年美國高級將領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戰略空軍指揮部開會，談笑之間就決定地球上幾億人的生死，那些與美、蘇對抗並無直接關係的國家的平民就更無辜。 與會者中只有1人覺得不對勁：「1942年納粹的萬湖會議，討論如何科學、有效地殺死幾百萬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醜陋的一頁；可我們現在的做法， 比納粹邪惡、無恥何止百倍。」

史達林說：「死一個人，那是悲劇；死一百萬人，那只是個數字。」尼采說：「個人極少發瘋，可集體發瘋卻是常態。」美蘇軍方在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瘋狂製造核武、制定核戰計畫時，還不知道「核子冬天」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有科學家提出），仍未明白他們的計畫都是自殺的計畫。 當前俄烏戰爭、以巴衝突，數萬名無辜平民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已經是了不得的大事，可是和核戰相比，卻又微不足道。 核戰的瘋狂，出現在極權國家，也出現在號稱最人性、最善良的民主國家，豈不令人深思？ 今時今日的領導人，會比幾十年前的元首更理性、更有智慧嗎？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深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兼政治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以其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理論而聞名。他的著作《退出、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深入探討了企業、組織和國家面對衰退時的反應機制。

此著緣起於赫希曼在尼日利亞的經歷。赫希曼發現，即便面臨來自卡車和巴士服務的競爭，尼日利亞的國家鐵路服務質量仍非常糟糕。根據傳統經濟學的觀點，這一現象令人費解：競爭當能提高服務質量。然而，赫希曼的見解是，競爭還提供了替代選擇。當巴士和卡車服務成為可行選項時，即使鐵路服務質量下降，對乘客而言也不再那麼難以忍受，因為相較於鐵路獨佔長途運輸時，乘客現在有其他選擇。過去乘客或許會對鐵路服務質量的下降「發聲」抗議，現在他們則選擇「退出」，從而加速了服務質量的衰退。

從赫希曼的洞見中，我們能學到什麼呢？答案並不是經濟學本身有誤。經濟學並非無條件地認為競爭是有益的，單純宣稱競爭有益是壞的經濟學（更準確的說，那些只弘揚這一觀點的是壞經濟學家）。我們應該從中學到的是，運用經濟學推理時需要關注背景和細節。換句話說，好的經濟學必須是具體的。

經濟學的根本原則在於，是人在作出決策。要更深入地理解世界，我們需要研究的是有血有肉的作決策的人，而非抽象的符號。具體的經濟分析要求明確界定有哪些參與者，描述他們能做什麼，想要什麼，知道什麼，相信什麼。這為什麼重要呢？只有說清楚這些，經濟學分析才能更好地描繪出各式各樣參與者所面臨的激勵和限制。赫希曼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鐵路服務的經營者是公職人員。與私人企業主不同，他們的動機不是最大化利潤，而是追求無需面對顧客投訴的舒適生活。如果不說明這一點，分析的結果就會變成競爭提高（而非降低）質量。

能做什麼（可行的行為）

具體經濟學的首要要求是，要描述這些參與者可行的行爲。經濟學的核心是取捨：參與者無法魚與熊掌兼得。但當經濟分析流於抽象時，參與者的行為往往被過度簡化。以分析顧客為例：當服務不佳時，他們的唯一選擇似乎只是透過「用腳投票」的方式離開，尋找更好的服務提供者（如果有的話）。然而，赫希曼的關鍵貢獻在於指出，顧客的可行行動不止一種。除了選擇離開，顧客還可以選擇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發聲行為能夠幫助公共組織中的官員糾正他們的錯誤。

想要什麼 （偏好）

具體經濟學的又一核心要素是對個體偏好的深入理解。抽象的經濟分析通常會過於簡化偏好，只考慮個人對消費和休閑的追求。然而，日常經驗表明，個人（特別是那些在組織頂層的人）也重視一些更為非凡的要素，如權力、地位和人際關係，不一而足。

赫希曼強調，對組織的忠誠是構成偏好的重要部分。他把忠誠理解為一種退出組織的心理成本。這意味著，當組織深陷困境，按常理成員理應離開，但忠實的成員仍會選擇留守。忠誠對於組織的恢復力至關重要，因為它留住了成員，讓組織有機會東山再起。然而，忠誠同時也具有雙面性。過度的忠誠可能導致成員對組織的錯誤視而不見。

知道什麼 （資訊）

強調資訊，尤其是不完整和不對等資訊，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最重大的進步。遺憾的是，赫希曼撰寫他的著作的時間點位於資訊經濟學革命之前。如果考慮到資訊的不對稱性和不完整性，赫希曼必會對忠誠提出新的見解。

赫希曼假設組織領導層非常清楚成員的忠誠度和組織衰敗的程度。然而在實際情況中，成員對於自己的忠誠程度以及組織衰退的程度往往比領導層有更深入的瞭解。如果批評組織的表現被當作是不忠的跡象，組織成員可能就會避免使用「發聲」來指正組織的錯誤。更糟的是，他們可能會通過「唱讚歌」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忠誠，這樣做反而會混淆組織的真實狀態，並加快其衰敗。缺乏退出的選項，再加上資訊不對稱，導致的結果是有效的忠誠無法存在。

相信什麼（信念）

在穩定環境下，若個人可行的行動、偏好和資訊已知，則其行為變得可預測。然而，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個人的信念也對行為預測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赫希曼在其著作中詳細探討了越南戰爭期間的情況，指出詹森總統的政府官員們在私底下對官方政策持有異議，但他們因為擔心失去影響力而沒有（至少在公開場合上）發聲抗議。同時，這些官員也不願意選擇離開（辭職），因為他們相信留在體系內部默默努力對政策的形成影響力更大，而辭職則會導致他們失去進行政策建言的機會。這些信念是否正確？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問題是社會科學的中心議題，也是當代經濟學研究的重點話題之一。

赫希曼在其著作中寫到，信念通常具有很強的慣性。如果社會習慣通過退出機制來應對組織惡化，那麼它就會低估發聲的價值。如果一個組織總是選擇發聲，它可能會忽視退出的作用。信念的慣性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我們無法觀察到未被選擇的政策是否效：對那些未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持有任何看法，尤其是那些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看法。因此，即使世界和現實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我們仍可能堅持錯誤的信念。

不過，錯誤的信念最終難免在客觀現實面前碰壁。此時，劇烈的政策逆轉就會突然發生。此一劇變被稱為「間斷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推廣而流行。當然，長期的錯誤觀念和政策以及它們最終的突變，不只是學術討論的範疇，還可對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多樣性

除了單一參與者的可行的行為，偏好，資訊，和信念，具體經濟學亦須探討參與者之間的多樣性。赫希曼運用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框架，研究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的品質，並提醒在透過私校的競爭以改善公共教育方面，個體的多樣性（指人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對教育質量的偏好）或可構成障礙。

具體地說，私校透過提供更高品質的教育，吸引了那些更重視教育品質且有能力支付昂貴學費的家長。但正是這些家長，在使用「發聲」來提升公立學校品質方面最積極也最為有效。一旦他們選擇將孩子送往私校，公立學校便多留下那些對教育品質關心較少、也較無力發聲的學生家庭。這導致公立學校的質量逐漸下滑。對於那些關心教育品質但無力承擔私立學校學費的家長來說，此乃一大悲劇。

內生性

具體經濟學藉由納入相關背景訊息來增進對行為的瞭解。但有時如此詳盡的訊息會對經濟分析構成挑戰。例如，若個人面臨多個可供選擇的行動，行動之間便可產生各式各樣、錯綜複雜的互動。以退出和發聲為例，前述討論似乎暗示退出會使發聲多餘，因為一旦退出，個體就無需再發聲。然而，在其他情境下，退出可能助力發聲：人們正是因為知道情況若惡化，他們可以選擇退出，所以才更願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退出有助還是有礙於發聲？ 這個問題似乎令人困惑。但其實，這個問題本身有問題。因為退出和發聲均為內生（endogenous），也就是由給定環境之後的結果。區分哪些因素是外在給定的（exogenous）以及哪些是由參與者在給定環境中做出的選擇，是經濟分析幫助清晰思維的不二法門。在很大程度上, 經濟學分析的核心就是研究外在情況的改變如何影響內生後果。

退出行為是內生結果。退出成本才是外生因素。當退出成本低時，組織成員無需訴諸發聲，因為他可以簡單地選擇離開。相反地，當退出成本非常高時，組織成員也不會選擇發聲。因為如果發聲導致組織的報復或懲罰，組織成員還無法退出，下場將難以想像，保持沉默才是更安全的選擇。 但若退出成本不高不低，個人就會傾向發聲。一來退出代價不菲，二來亦毋須過份擔心因發聲而可能受罰（總有退出的後著）。換言之，發聲與退出成本之間的關係呈反Ｕ形曲線。

這一分析顯示，明確界定外生因素與內生行動可以釐清退出和發聲之間原本含糊的關係。不過，定奪哪些因素是外生，往往是藝術而非科學。

均衡反應

在赫希曼的著作中，他通常假設發聲是有效的，其隱含的前提是組織的高層會對這些發聲作出有益的反應。換言之，這本書大體上將高層官員的行為視作是外生的（也是不具體的）。

但在書中倒數第二章中引述的一個故事中，赫希曼提及高層怎樣通過將異見者馴化，而令其發聲失效。馴化的手段是給異見者編派「官方」角色。當異見者的立場變成意料中事，異見的意義就被削弱了。

故事作者為湯姆森（James Thomson），原載於《大西洋月刊》， 值得引述如下：

「一旦波爾先生表達疑慮，高層就向他熱烈招手，加以馴化：鼓勵他成為內部的越戰唱反調者。結果不出所料，逐步升級的過程令此君不時獲邀發表意見，我猜他定必得意洋洋（他正為正義而戰）；其餘袞袞諸公也得其所哉（全力作出傾聽和平主張的姿態）；雙方不快之情於是消弭於無形。」

這最低限度的不快之情，大致上是一種「均衡」狀態。當發聲引致不和，眾所共嫌，系統容易走向和諧的均衡。但如此均衡會產生不堪設想的結局。表面和諧往往猶如曇花一現，無助於解決深層次的矛盾。一個缺乏有效發聲機制的組織，遲早會漸趨衰敗而沒落。

好的經濟學必須具體，而實踐具體必先瞭解參與者。在個人層面，各參與者有何可行的行動、偏好、資訊、信念？整體而言，有關分析能否充分顧及參與者的多樣性、內生性，以及均衡反應？這七大元素是好的經濟學的基本清單。它們既是經濟學的支柱，也是撥亂反正的武器。 經濟體的發展可以有南北之分，但經濟學元素並不分東西。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此為更新版本）

深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兼政治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以其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理論而聞名。他的著作《退出、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深入探討了企業、組織和國家面對衰退時的反應機制。

此著緣起於赫希曼在尼日利亞的經歷。赫希曼發現，即便面臨來自卡車和巴士服務的競爭，尼日利亞的國家鐵路服務質量仍非常糟糕。根據傳統經濟學的觀點，這一現象令人費解：競爭當能提高服務質量。然而，赫希曼的見解是，競爭還提供了替代選擇。當巴士和卡車服務成為可行選項時，即使鐵路服務質量下降，對乘客而言也不再那麼難以忍受，因為相較於鐵路獨佔長途運輸時，乘客現在有其他選擇。過去乘客或許會對鐵路服務質量的下降「發聲」抗議，現在他們則選擇「退出」，從而加速了服務質量的衰退。

從赫希曼的洞見中，我們能學到什麼呢？答案並不是經濟學本身有誤。經濟學並非無條件地認為競爭是有益的，單純宣稱競爭有益是壞的經濟學（更準確的說，那些只弘揚這一觀點的是壞經濟學家）。我們應該從中學到的是，運用經濟學推理時需要關注背景和細節。換句話說，好的經濟學必須是具體的。

經濟學的根本原則在於，是人在作出決策。要更深入地理解世界，我們需要研究的是有血有肉的作決策的人，而非抽象的符號。具體的經濟分析要求明確界定有哪些參與者，描述他們能做什麼，想要什麼，知道什麼，相信什麼。這為什麼重要呢？只有說清楚這些，經濟學分析才能更好地描繪出各式各樣參與者所面臨的激勵和限制。赫希曼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鐵路服務的經營者是公職人員。與私人企業主不同，他們的動機不是最大化利潤，而是追求無需面對顧客投訴的舒適生活。如果不說明這一點，分析的結果就會變成競爭提高（而非降低）質量。

能做什麼（可行的行為）

具體經濟學的首要要求是，要描述這些參與者可行的行爲。經濟學的核心是取捨：參與者無法魚與熊掌兼得。但當經濟分析流於抽象時，參與者的行為往往被過度簡化。以分析顧客為例：當服務不佳時，他們的唯一選擇似乎只是透過「用腳投票」的方式離開，尋找更好的服務提供者（如果有的話）。然而，赫希曼的關鍵貢獻在於指出，顧客的可行行動不止一種。除了選擇離開，顧客還可以選擇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發聲行為能夠幫助公共組織中的官員糾正他們的錯誤。

想要什麼 （偏好）

具體經濟學的又一核心要素是對個體偏好的深入理解。抽象的經濟分析通常會過於簡化偏好，只考慮個人對消費和休閑的追求。然而，日常經驗表明，個人（特別是那些在組織頂層的人）也重視一些更為非凡的要素，如權力、地位和人際關係，不一而足。

赫希曼強調，對組織的忠誠是構成偏好的重要部分。他把忠誠理解為一種退出組織的心理成本。這意味著，當組織深陷困境，按常理成員理應離開，但忠實的成員仍會選擇留守。忠誠對於組織的恢復力至關重要，因為它留住了成員，讓組織有機會東山再起。然而，忠誠同時也具有雙面性。過度的忠誠可能導致成員對組織的錯誤視而不見。

知道什麼 （資訊）

強調資訊，尤其是不完整和不對等資訊，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最重大的進步。遺憾的是，赫希曼撰寫他的著作的時間點位於資訊經濟學革命之前。如果考慮到資訊的不對稱性和不完整性，赫希曼必會對忠誠提出新的見解。

赫希曼假設組織領導層非常清楚成員的忠誠度和組織衰敗的程度。然而在實際情況中，成員對於自己的忠誠程度以及組織衰退的程度往往比領導層有更深入的瞭解。如果批評組織的表現被當作是不忠的跡象，組織成員可能就會避免使用「發聲」來指正組織的錯誤。更糟的是，他們可能會通過「唱讚歌」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忠誠，這樣做反而會混淆組織的真實狀態，並加快其衰敗。缺乏退出的選項，再加上資訊不對稱，導致的結果是有效的忠誠無法存在。

相信什麼（信念）

在穩定環境下，若個人可行的行動、偏好和資訊已知，則其行為變得可預測。然而，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個人的信念也對行為預測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赫希曼在其著作中詳細探討了越南戰爭期間的情況，指出詹森總統的政府官員們在私底下對官方政策持有異議，但他們因為擔心失去影響力而沒有（至少在公開場合上）發聲抗議。同時，這些官員也不願意選擇離開（辭職），因為他們相信留在體系內部默默努力對政策的形成影響力更大，而辭職則會導致他們失去進行政策建言的機會。這些信念是否正確？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問題是社會科學的中心議題，也是當代經濟學研究的重點話題之一。

赫希曼在其著作中寫到，信念通常具有很強的慣性。如果社會習慣通過退出機制來應對組織惡化，那麼它就會低估發聲的價值。如果一個組織總是選擇發聲，它可能會忽視退出的作用。信念的慣性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我們無法觀察到未被選擇的政策是否效：對那些未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持有任何看法，尤其是那些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看法。因此，即使世界和現實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我們仍可能堅持錯誤的信念。

不過，錯誤的信念最終難免在客觀現實面前碰壁。此時，劇烈的政策逆轉就會突然發生。此一劇變被稱為「間斷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推廣而流行。當然，長期的錯誤觀念和政策以及它們最終的突變，不只是學術討論的範疇，還可對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多樣性

除了單一參與者的可行的行為，偏好，資訊，和信念，具體經濟學亦須探討參與者之間的多樣性。赫希曼運用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框架，研究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的品質，並提醒在透過私校的競爭以改善公共教育方面，個體的多樣性（指人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對教育質量的偏好）或可構成障礙。

具體地說，私校透過提供更高品質的教育，吸引了那些更重視教育品質且有能力支付昂貴學費的家長。但正是這些家長，在使用「發聲」來提升公立學校品質方面最積極也最為有效。一旦他們選擇將孩子送往私校，公立學校便多留下那些對教育品質關心較少、也較無力發聲的學生家庭。這導致公立學校的質量逐漸下滑。對於那些關心教育品質但無力承擔私立學校學費的家長來說，此乃一大悲劇。

內生性

具體經濟學藉由納入相關背景訊息來增進對行為的瞭解。但有時如此詳盡的訊息會對經濟分析構成挑戰。例如，若個人面臨多個可供選擇的行動，行動之間便可產生各式各樣、錯綜複雜的互動。以退出和發聲為例，前述討論似乎暗示退出會使發聲多餘，因為一旦退出，個體就無需再發聲。然而，在其他情境下，退出可能助力發聲：人們正是因為知道情況若惡化，他們可以選擇退出，所以才更願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退出有助還是有礙於發聲？ 這個問題似乎令人困惑。但其實，這個問題本身有問題。因為退出和發聲均為內生（endogenous），也就是由給定環境之後的結果。區分哪些因素是外在給定的（exogenous）以及哪些是由參與者在給定環境中做出的選擇，是經濟分析幫助清晰思維的不二法門。在很大程度上, 經濟學分析的核心就是研究外在情況的改變如何影響內生後果。

退出行為是內生結果。退出成本才是外生因素。當退出成本低時，組織成員無需訴諸發聲，因為他可以簡單地選擇離開。相反地，當退出成本非常高時，組織成員也不會選擇發聲。因為如果發聲導致組織的報復或懲罰，組織成員還無法退出，下場將難以想像，保持沉默才是更安全的選擇。 但若退出成本不高不低，個人就會傾向發聲。一來退出代價不菲，二來亦毋須過份擔心因發聲而可能受罰（總有退出的後著）。換言之，發聲與退出成本之間的關係呈反Ｕ形曲線。

這一分析顯示，明確界定外生因素與內生行動可以釐清退出和發聲之間原本含糊的關係。不過，定奪哪些因素是外生，往往是藝術而非科學。

均衡反應

在赫希曼的著作中，他通常假設發聲是有效的，其隱含的前提是組織的高層會對這些發聲作出有益的反應。換言之，這本書大體上將高層官員的行為視作是外生的（也是不具體的）。

但在書中倒數第二章中引述的一個故事中，赫希曼提及高層怎樣通過將異見者馴化，而令其發聲失效。馴化的手段是給異見者編派「官方」角色。當異見者的立場變成意料中事，異見的意義就被削弱了。

故事作者為湯姆森（James Thomson），原載於《大西洋月刊》， 值得引述如下：

「一旦波爾先生表達疑慮，高層就向他熱烈招手，加以馴化：鼓勵他成為內部的越戰唱反調者。結果不出所料，逐步升級的過程令此君不時獲邀發表意見，我猜他定必得意洋洋（他正為正義而戰）；其餘袞袞諸公也得其所哉（全力作出傾聽和平主張的姿態）；雙方不快之情於是消弭於無形。」

這最低限度的不快之情，大致上是一種「均衡」狀態。當發聲引致不和，眾所共嫌，系統容易走向和諧的均衡。但如此均衡會產生不堪設想的結局。表面和諧往往猶如曇花一現，無助於解決深層次的矛盾。一個缺乏有效發聲機制的組織，遲早會漸趨衰敗而沒落。

好的經濟學必須具體，而實踐具體必先瞭解參與者。在個人層面，各參與者有何可行的行動、偏好、資訊、信念？整體而言，有關分析能否充分顧及參與者的多樣性、內生性，以及均衡反應？這七大元素是好的經濟學的基本清單。它們既是經濟學的支柱，也是撥亂反正的武器。 經濟體的發展可以有南北之分，但經濟學元素並不分東西。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此為更新版本）

在過去三年外需不足及地緣政治風險增加的影響下，許多跨國公司選擇將總部遷出香港。 根據特區政府數據，近年本港企業總部數量及相關就業人數均明顯減少【圖1】，最多的專業服務界別在10年之間有53間公司總部撤離香港【圖2】。 許多總部離開香港後選擇遷往新加坡，其中包括聯邦快遞（FedEx）等知名跨國企業。

圖1  2012–2022年香港地區總部數量及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圖2  2012和2022年香港按主要業務劃分的地區總部數量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即便如此，香港仍是亞洲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金融及銀行業總部集聚的中心。

相較於2012年，中國內地、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和英國等企業在港設立的總部數量均呈現向上趨勢，其中內地公司由2012年的106家增至2022年的251家。 繼早前國際生物製藥公司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決定在港設立研發中心後，中國新能源車電池企業寧德時代亦決定在香港科技園設立國際總部，進一步強化各界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作為發展產業鏈和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新經濟模式，總部經濟（Headquarters Economy）有利於帶動區域分工協作，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 基於環球地緣政治新格局，香港亟須重振總部經濟，以增強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總部經濟的集聚優勢

總部經濟的發展，足以發揮「集中」與「首位」的特色。 總部集聚所產生的正面界外效應，如投入共享、知識外溢等，有利於實現規模收益遞增，訊息交換的模式也愈趨專業化，並可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經濟效率。 以下從兩個角度分析：

一、規模經濟

總部經濟集中了企業價值鏈中知識含量最高的環節，香港可藉此發揮其專業化服務和便利性；降低成本之餘，亦可結合豐富的創新要素，進一步吸引外來人才、資本和訊息，提升 自身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群聚效應與經濟總量。

二、分工合作

企業總部的集聚便利各企業在知識、技術和管理的合作，促進勞動力和知識的專業化分工，加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市場發展成熟，供應鏈管理完善，加上資本充足和流動性強，驅動總部經濟可為其他企業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營造研發創新的環境；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更可令整體經濟 提質擴容。

可資借鑒的中外先例

毋庸置疑，香港現正處於功能轉型的關鍵時期。 下文透過深入比較西雅圖和上海的成功案例，為特區政府發展總部經濟、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提供政策建議。

汽車產業的龍頭供應商博世（Bosch）在上海成立其亞太總部，並於2022年底在浦東設立研發中心。 此一產業既需創新功能、金融功能和貿易功能，還需靠樞紐城市加以融會貫通。 上海集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大強項於一身，具備博世落戶最適合的條件。

除各類產業政策，為有潛力的公司總部提供資助、獎勵和稅收優惠之外，上海憑藉其獨特的跨境資金集中運營和結算模式，為外商的投融資提供政策支持。 此外，諾和諾德、百事食品、特斯拉均在上海經營業務。

放眼美國，亞馬遜的成功與其總部選址西雅圖關係密切。 除了航空和海運基建，該市也是國際貿易和物流樞紐，對快速發展的零售業不可或缺。 微軟、波音、Google等大型企業進駐其中，亦帶動西雅圖的經濟發展，加上新來的高科技企業和新創企業，形成了一個繁榮的科技生態系統。

隨著其位於維吉尼亞州水晶城（Crystal City）的第二總部在本年啟用，亞馬遜既能擴大市場佔有率，也透過業務多元化降低了營運風險。 水晶城接近華盛頓特區，技術人才充裕，方便亞馬遜與政府機構交流。 預計該公司可為當地創造逾2.5萬個高薪職位，不僅可帶動稅收和消費的成長，也會吸引更多科技公司、企業家流入，對當地經濟自然有所裨益。

上海、西雅圖和香港有許多共同點。 首先，三地都是國際都會，對人才有強烈的吸引力。 良好的教育制度和優質的教育資源，為當地的製造、科技和金融貿易產業培養了源源不絕的高質人才。

其次，三地亦是重要的金融貿易中心，開放的政策和優越的營商環境深獲各國企業和投資者青睞。 然而，在吸引總部進駐的政策一環，香港仍不如上海和西雅圖，皆因低稅率和零關稅政策正在全球貿易愈加開放的情況下漸進優勢。 香港的科技業和製造業基礎薄弱，對相關企業未夠吸引力；加上經濟去全球化和供應鏈多元化的背景，特區長期作為中間樞紐，難以幫助企業總部分散風險。

自2012至2022年，香港總部經濟格局呈現明顯變化：美國公司總部逐漸外移，內地公司總部則迅速增加【圖3】。 同期，香港資訊科技服務業和製造業總部數量漲幅分別為1%和2%，成長率相對緩慢【圖4】。

圖3

圖4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雖然佔本地生產總值近四分之一，但就業貢獻率不足一成；特區政府於2009年明確提出推動6項優勢產業發展，但至2020年僅貢獻了全港 14%的就業。 有鑑於此，香港應積極發展總部經濟優勢，吸引跨國企業總部前來，為產業多元化開路；為此更應深化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透過區域協作提升本港 的經濟實力和區域影響力。

借力優厚條件的重點措施

香港特區享有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安排，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 筆者建議，一方面利用本港固有的國際金融、運輸、貿易及航空樞紐實力，吸引相關總部進駐，向特定的產業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如重點產業的獎勵計劃），同時藉助大灣區優勢 促進國內外市場互聯互通，為海外公司進駐香港以至大中華區市場提供較好的跨境投融資服務。 再者，不妨制定一些足以留住公司總部的持續性激勵措施，包括技術創新政策、人才引進政策和實體業務增資政策。

另一方面，主動調整香港總部經濟結構。 透過北部都會區建設，積極推動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落地，以本地優勢為各行業的企業總部提供配套服務 ，吸引科創型企業、高端製造業等企業總部來港。 利用好香港的人才和訊息流優勢，從科技研發、服務經濟和對外開放三個向度，吸引和接合全球創新資源。

最後，有關當局更可考慮以下各項措施，從速推動總部經濟。 一、為需要的資本項目提供便利的投資安排；二、為北部都會區的策略科技產業（strategic technology industries）引進優先政策，招攬科技型和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總部在港集聚；三、加強信貸 稅收支持力度，依經濟貢獻、就業貢獻等給予相應獎勵；四、致力吸引重點領域人才，提供相關出入境便利政策以及住房、家庭照顧、教育的配套設施。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