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宗有关足球运动的新闻，大概受到不少球迷关注。其一是以球王美斯为主力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在两周前第三度赢得世界杯，16年后再将大力神杯从欧洲捧回南美洲。其二是为巴西三夺世界杯的另一球王比利在上星期因病离世。对一些香港人来说，足球是南美洲的主要联想；对南美洲、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来说，足球是国家的骄傲；对当地很多青少年来说，足球是个人前途和家人生活的主要出路。但南美洲足球运动的蓬勃，或许掩盖了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现实。

为方便讨论，这里将南美洲扩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作为一个区域列出。按有关资料，这地区在2021年占全球人口的8.3%及GDP的7.7%，即人均收入略低于全球的平均值。

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增加生产和收入，发展的快慢可以以人均收入是否接近或追上高收入国家（如美国）的水平为指标，即有没有与后者「趋同」（convergence）。若果以此为指标，以购买力恒等的汇率来计算，拉美经济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改善，甚至有些下滑。

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注】的数据，在186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6%，但随后一直低于30%，在上世纪八十及九十年代更接近20%。这个比例没有改变，不等于没有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步伐与美国相同，没有拉近和美国的差距。这个比例下跌，则表示与美国的经济距离愈来愈远。还好，拉美经济在本世纪有些少好转，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该区的人均收入在2021年稍为升至美国的25%水平。

阿根廷堕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33个国家，它们的经济表现自然有一定的参差，但总的来说，除了个别几个国家之外，人均收入与美国水平相比，多年来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经是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国家，从十九世纪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50%至60%，也是巴西的4倍到5倍。但自经济大萧条后，阿根廷的经济有些一蹶不振，平均收入和美国比较逐步下跌，最近几十年都在美国的30%上下，没有什么进步，可以说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明显例子。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国家是智利，它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代初是美国的40%，随后下跌至九十年代初的20%，然后再回升至近十年的40%。智利的经济发展有一段特别的插曲，就是社会党在1970年选举获胜，领导人阿连德（Allende）成为智利第28任总统，是拉丁美洲首位通过民选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上任后实施企业国有化及价格管制等政策。在美国的后院搞社会主义，自然不容于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幕后策划和协助，智利军人皮诺契特（Pinochet）在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并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

皮诺契特上台后重用一些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者主理经济事务，后者被统称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众所周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导思想为自由市场，政府在经济活动的角色应减至最低，因此智利的经济政策在数年内出现了180度的改变。

由阿连德上台的1970年到皮诺契特下台的1990年，智利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比较，主要趋势都是下降。在军政府统治期间，一方面市场是开放了，但另一方面，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愈趋严重，很多以前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落到和政府有关的人手上。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没有很快的推动经济，要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智利的经济才拾级而上，成为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亚太人均收入追贴美国

和拉丁美洲不同，亚太区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持续上升，也就是愈来愈追上美国的水平。以亚洲四小龙为例，四个经济体合起来计算的人均收入在1950年只达到美国的12%，但到2012年已经上升至78%。其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经和美国差不多，有些年份还超过美国。

拉丁美洲和亚太区经济表现的不同，背后的原因很多，亦相当复杂。简单来说，首先是发展策略的不同。二战后至八十年代，拉美经济体比较多依靠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来发展国内产业，而亚太区则以出口导向为主。比较两种策略，后者更着重市场力量，汰弱留强、提升效率。

第二个主要分别，是拉丁美洲的宏观调控政策常有失误，导致通胀高企、汇率波动及债务危机等，给经济带来震荡和不确定性。虽然亚洲在上世纪末也出现过金融风暴，但总的来说，数十年来宏观经济的表现优于拉丁美洲。以1987至2021年的平均通胀为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通胀率比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高63%。

「华盛顿共识」推行自贸

说到拉丁美洲的宏观调控，自然要提及「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拉美经济经历过数十年宏观失控的折腾、特别是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后，逐渐接受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 1989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出十项有关政策，并统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包括自由贸易、容许外资进入、国企私有化、保护产权、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及严谨控制政府财政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政策，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思想。威廉姆森的原意是描述性的，以华盛顿共识这个名词去概括上述政策，但这个名词很快就变成指导性的，即经济发展必须依据这些政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共识」似乎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方程式。其后，由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跟从「华盛顿共识」，有外国学者抛出「北京共识」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政策，但中国政府和学界都不用这个名词。

九十年代至今已三十多年，拉丁美洲的经济或许比以前采用更多有关的建议。比如开放贸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外贸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增加至2021年的55%，和东亚及太平洋的56%相若，但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和美国维持原有的差距，即长期停留在美国水平的20%至30%。

除了上述的发展策略和宏观调控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还受制于很多其他因素，如区内的整合不足、出口产品单调、强烈的民粹主义、严重的收入不均等。迈入2023年，在众多负面因素下，全球经济不容乐观，在缺乏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拉丁美洲亦难独善其身。

【注】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一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卡塔尔仍成功主办举世瞩目的世界杯，令全球观众尽情投入一股足球热潮。观乎今届赛事，亚洲球队如日本和南韩表现出色，香港足球发展却停滞不前，相形见绌。特区政府必须提供更多诱因，吸引投资者注入更多资源，才有望为本地足运带来生机。香港理应乘此热潮，追上体育产业化的国际潮流，达致相关产品多元化和效益最大化。

体育发展指标

政府近年来一直积极推动体育发展，2021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加强落实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2022年10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的《施政报告》中，亦将「推动体育发展」列作建设「健康活力香港」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启德体育园项目预期在2023年底竣工；这是本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体育基建，面积约28公顷，耗资约300亿港元，提供世界级的多用途设施，包括5万座位的主场馆以及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的公众运动场，足以举办各式各样世界级的活动。

2021年12月，香港青年协会旗下的「青年创研库」发表「促进产业化推动体育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本港体育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资源，不足以应付大规模发展的需要。若能运用市场资源，令体育事业和产品产生协同效应，效益更大，长远能促进市民健康和带动经济增长。报告认为，政府应将体育产业纳入资历架构，并透过过往资历认可机制，确立体育产业从业员的专业性，以提升人才发展。

以日本为例，自本世纪开始，体育资助制度趋向双轨化，来自私人机构的资金有增无减；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摘下27枚金牌，成绩仅次于中美两国。同年该国的体育厅向选定的体育总会推出配对计划，物色合适的企业作为伙伴，从而建立商业网络和进行市场推广工作。

经济得失启示

2020年，全球体育赞助市场价值估计为570亿美元，预计2027年将增至近900亿美元（Gough, 2021）。在体育赞助中产生最大收入的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技术和汽车行业。就区域而言，北美洲更制造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体育赞助收入。

话说回来，世上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而成本超支在主办国际盛事的城市中亦已成为常态【表】，牛津大学的Bent Flyvbjerg和Allison Stewart对举办奥运会成本超支的研究发现，成本超支情况极为严重。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成本近140亿美元，超支352%；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原耗资218.9亿美元，超支289%；2012年伦敦奥运会则略低于150亿美元，超支76%。估计东京奥运会因延迟一年举行，使日本损失28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公共资金支付。申办委员会当初预计成本为73亿美元，但最终巨额超支，成本高达220亿美元。

各主办国在奥运会结束后出现庞大财政赤字和数十年债务，已属司空见惯。既然如此，各国为何还要争相申办奥运？

【表】成本超支的奥运会

资料来源：Statista, Bent Flyvbjerg and Allison Stewart

国际品牌效应

主办奥运会可以为国家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而且体育运动早已深入人心，是个人、组织、城市和国家风采的一种表现方式，也可以作为国际间的外交途径。2022年体育全球市场报告提及，世界体育市场总值预计将从2021年的3549.6亿美元升至2022年的5014.3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41.3%。增长主要是由于商业机构重新安排业务，并从新冠肺炎的影响中恢复过来；预计到2026年总值将达7078.4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9%。

全球化进程和相关研究加强了公共外交和国家品牌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从历史上看，举办此类世界体育盛事是国家荣誉，并可作为新兴大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标志。世界体育盛事是中心舞台，不仅让职业运动员代表国家在比赛中追求卓越，更为主办国向外国宣传其民族身份和文化。国际足球协会（FIFA）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机构经常强调，体育公认在改善金融增长和国际关系方面有积极贡献。国家品牌有助于构建人们对有关国家的观感，可与外交相连；品牌够吸引，外交政策自然可事半功倍，足以为该国打造有说服力的正面形象，进而带动旅游和商业发展。

「体产」并驾齐驱

毋庸置疑，香港具备举办国际比赛的经验与优势，例如赛马会本月举办的浪琴香港国际赛事，总奖金高达1.1亿港元，吸引了45匹来自本港、日本、法国、德国、爱尔兰、澳洲及新加坡等7个地区的良驹参赛，香港赛驹在其中3项一级赛夺冠。事实上，本地赛驹的数目只占全球0.8%，能够取得如此佳绩，证明水准已臻精英化，可与赛马强国的赛驹一较高下。

浪琴香港国际赛是全球马坛一年一度的盛事之一，在各地赛马界及马迷心中享有崇高地位。过去两年的香港国际赛并未受新冠疫情影响，依然如常举行，今年更受惠于特区政府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规模尤其盛大，吸引了4.5万名观众入场，创出3年以来新高，投注额达17.29亿港元。体育足以发挥的经济效益绝对不容忽视。

早前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就建设体育强国列为2035年总目标之一，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国务院今年7月发布全民健身计划，表明2025年要带动国家体育产业总规模达5万亿元人民币，即全国生产总值的5%。

新一年即将到临。展望未来，香港将与澳门及广东省携手举办2025年的全运会，这是让香港体育产业化更上层楼的重要契机。同时，特区政府应制定具体的长远体育发展策略，吸引更多机构及私人投资，令体育界和产业界齐头并进。

参考文献：
Flyvbjerg, B., and Stewart, A., “Olympic Proportions: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Olympics 1960-2012”,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SSRN Journal. (2012) Sai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Gough, C. (2021), “Sports sponsorship – 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ia, October 1, 2021.

Sports Global Market Report 2022,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February 2022.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章颖芝女士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提高社会福利的活动，一直是公共政策领域和金融市场上的热门话题。过去十年，企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治理与责任研究所（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指出，在2020年，92%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报告，而在2011年却少于20%。

根据《2022年普华永道资产和财富演变进程》报告显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在ESG相关的资产管理规模（AUM）于2021年间高达18.4万亿美元，并预计在2026年增加至33.9万亿美元。 ESG资产有望在五年内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总额的21.5%。此外，目前有超过3000家机构投资者和服务供应商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在香港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发行人需要发布ESG报告，其中包括董事局对ESG问题的监督、管理ESG的策略，以及披露对ESG相关目标的审查进度。

一个有关ESG的经济问题是，公司在对社会做「好事」的同时，能否做一盘「好」的生意？这篇文章将提出一个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并引用研究结果及案例，来证实这个论点。

行善经济能否做好生意

情景1：想像在一个不追求ESG的营商环境下，消费者、投资者和其他持份者并不关心行善或环境保护，那么公司将资源投放在ESG是一个两难的取舍，因为用于为社会做善事或者环境保护上的资源，可以选择分配给持份者，例如：公司可调低价格让消费者受惠、提高员工薪酬和福利或者向股东支付更多股息。在这个情况下，对股东负责的管理层会选择以最低的成本，来满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基本要求，或者应对公众的压力。

情景2：各持份者对社会公益和环境保护有强烈的诉求，公司在追求社会公益及环境保护时，和公司利益没有根本的冲突，这个营商环境便有利于ESG。假设公司有1000个具社会责任感和在意企业有否行善的潜在消费者，公司若从这群消费者中的每人收取额外1美元，并花费800美元为这些消费者做「好事」，基于规模经济，这项投资极有可能比1000个消费者每人单独花1美元取得更好成果。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公司获得额外200美元的利润，同时满足了消费者对「行善」的诉求。此外，这个活动可为公司吸引更多有心「行善」的潜在客户。同样的逻辑，对ESG充满热情的员工愿意在ESG表现突出的公司以较低的报酬工作，追求ESG的投资者也愿意接受投资较低回报的公司。

根据以上简单的分析，如果政府要推广ESG，应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推动大众对ESG的关注，让他们以消费者、员工或投资者的身份，来鼓励企业追求ESG。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有探讨参与ESG是否能帮助公司取得更好的业绩。这些研究各有差异，根据Rockefeller资产管理公司和纽约大学Stern可持续商业中心的联合研究，58%的研究证实可持续发展投资对企业财务业绩（运营指标，如ROE或ROA）具正面影响，而只有13%和8%的研究记录了中性或负面影响。当涉及到对投资绩效的影响时（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如夏普比率），大约有一半的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投资有积极或中性的作用，28%的研究记录了不明确的结果，只有不到15%的研究声称是负面影响。

除了运营和财务成本效益分析，投资ESG可能为公司带来其他有利的方面。例如，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参与善举可能对人才战略产生积极影响，可能有助于公司雇用、保留和激励员工。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88%的千禧一代会根据ESG/CSR的表现是否优秀来选择雇主，如果公司的ESG/CSR表现不符合他们的期望，86%的人将考虑离开。 Mercer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的一项研究显示，公司若拥有卓越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相比这方面较弱的公司，享有更多优势，例如：55%的公司士气更好、43%的公司业务流程更有效率、43%的公司公众形象更好及38%的公司员工忠诚度更高。

以上各项研究结果表明，现时的商业环境比较有利于EGS，而ESG的举措确实可以实现双赢。

追求融合抑或战略性ESG

如果公司决心发展ESG，应如何制定战略？借鉴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l E. Porter和Mark R. Kramer于2006年撰写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企业对ESG的追求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和战略性的，这样才能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创造双赢。

具体来说，战略性的ESG是指公司的ESG战略应该与其核心商业目标和核心竞争力相结合，业务可同时创造商业价值和积极的社会变革，并融入日常的商业文化和运营中。

这里有两个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融合的ESG战略。首先是「由内而外的策略」，公司要识别关键利益相关者真正关心的事，透过改革价值链活动而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近年，欧盟提出的回圈经济正和这种战略提倡的相符合，为了保护环境而提倡资源回圈使用、减少浪费及降低碳排放。以优衣库为例，公司在其核心业务中瞄准了回收和延长产品寿命的战略，因而制定了一个向下回收的计划，以「关闭回圈」。当优衣库生产新羽绒服时，它重新思考了设计（哪些原材料可以被回收）、所有权（从「消费者」转变为「使用者」）和材料走向。优衣库开发了一种移除羽绒的方法，并加工制成新的羽绒商品，有别于传统的羽绒回收的方法，主要是去除和重新使用被子中的羽绒。优衣库花了6年时间使旧羽绒服回收得以大规模实现，并于2020年11月在日本市场推出「再生羽绒服」，其中的羽绒及羽毛，全部来自2019年起在日本回收的62万件羽绒商品。除此之外，由内而外的战略为企业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开始着手发展ESG。企业首先要确定运营在主要活动（如进货和出货的物流、运营、市场和销售、售后服务）和支持活动（如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等）中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然后企业可以在整个活动中清除消极影响并加强积极影响。很明显，优衣库致力于在售后服务方面清除其浪费。

另一种是「由外而内的策略」。这种策略可以带来积极的社会变化，同时也能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在这里，这些社会问题是指外在环境中一些对公司在其经营地竞争力的基本驱动力有显著影响的问题。公司可以通过Michael Porter提出的四个相关条件来发展他们的竞争优势，包括投入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条件、当地需求条件以及公司战略和竞争条件。例如，由特斯拉和优步等牵头的零排放运输协会（Zero Emission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旨在提高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奖励，鼓励汽油动力汽车退役，并提倡更严格的排放和性能标准。这就是一个同时为减少碳排放做出贡献，亦为自己创造更好竞争条件的例子。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打算对ESG作出贡献的企业不需要解决所有的社会与环境问题，而应该关注创造共享价值的领域。其他的问题，留给更能创造共享价值的企业去帮忙解决 。

虽然ESG在企业中很流行，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能力在ESG上作比较显著的贡献，特别是以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为目标客户的公司。消费者行为中的「意图-行动差距」研究表明，很少消费者对环保产品和服务持积极态度，并坚持不懈地掏腰包。例如，快时尚公司Shein，其模式中根深柢固的做法就是浪费，但可以带来最低的价格，许多年轻消费者还没有准备好减少购买量，并为每件产品支付更多费用以减轻对环境的危害。这类公司处于情景1，因此他们在ESG上的支出是一个两难选择，Shein讲述的ESG故事是一个单薄的策略。除非它转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吸引不一样的顾客群，否则不可能走出这个困境。

有公司纳入业务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也有比较少数从一开始就以目标为导向的公司。这些公司将其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使命置于其业务战略的核心，并将其完全融入到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 Patagoni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多年的经营，它为自己创造了情景2。 Patagonia不仅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责任方面长期开辟新领域，而且还吸引了一批真正关心环境而庞大的稳定粉丝群。关于其宗旨和消费者基础，生态行动主义始终是Patagonia宗旨的核心，并且毫不犹豫地一直坚持「可持续创新」的立场。可以佐证的一个例子是，在2011年的感恩节，该品牌制作了一个名为「不要买这件夹克」的广告，旨在让客户了解时装业对环境的影响，关注过度消费问题。 Patagonia的另一个广告教育名为「Crude Awakening（粗暴的唤醒）」，它呼吁客户为2015年在加州Refugio State Park附近的漏油事件采取行动，使用#CrudeAwakening来宣传这个问题。它的宣传有助于加州三项新法案的通过，以防止海上钻探。

此外，Patagonia的创始人Yvon Chouinard自1973年创立以来，一直将可持续发展放在品牌的首位。他最近捐出了价值30亿美元的公司持有权，该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宣布今后Patagonia的所有利润，每年约1亿美元，将用于资助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荒野保护的工作。两者都证明他对ESG的追求是以目的为导向，并能够创造出比那些只响应社会号召或只为满足监管要求而做的事情，带来更大的影响。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孟晓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研究助理教授

余雪霏女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系在读博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受俄乌战争及全球通胀升温等因素影响，各国能源价格不断飙升。在11月22日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中电）及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进行了周年电费检讨，2023年本地电价将大幅上涨。供应九龙、新界等地区电力的中电每度电价格增至1.54元，较2022年1月的电价上涨19.8%；供应港岛等地区电力的港灯更将电价按年上调45.6%，增至每度电1.97元。

电价大幅上涨引发争议

正当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两大电力公司作为公共事业机构的加价方案，难免引发社会的激烈争议，尤其是将高额成本转嫁给用户的这一行为，更惹来市民极度不满。

香港电价由「基本电价」和「燃料调整费」两部分组成，因基本电价保持不变，电价上涨主要由燃料调整费增加所致。能源咨询委员会前委员、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骋曾表示，由于产油国减产和俄乌军事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两家电力公司的燃料收入无法抵消燃料开支升幅，合计共需垫付数十亿元，造成燃料调整费按月升势自本年持续至2023年。

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则批评，能源紧张和国际形势触发的电力成本上升，已经通过不断上调的燃料调整费悉数转嫁给市民：港灯的燃料调整费由2022年1月的0.273元/度升至12月的0.801元/度，中电的燃料调整费由2022年1月的0.386元/度升至12月的0.573元/度【图】。现行制度下，电力公司毋须承担燃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政府补贴与电力公司持续涨价的现象已是畸形。事实上，电力公司应负起社会责任，与市民共同分担燃料调整费的上调幅度。

高昂能源价格的健康代价

能源和电价显著上涨，除了影响民生之外，还会产生什么其他重要的影响？最近的两项经济学实证研究探讨了其中不可忽视的健康代价：更多人将死于极端气温。

首先介绍一项关于天然气价格与冬季低温死亡的研究。澳洲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Janjala Chirakijja、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Seema Jayachandran以及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Pinchuan Ong研究了美国家庭供暖价格死亡率的影响【註1】。众所周知，身处寒冷环境是美国冬季死亡率达到峰值的原因之一，较高的供暖价格则会增加人们处于低温致命的风险。此外，高昂的能源费用还会通过减少其他促进健康的开支而影响健康。三位研究人员分析了从2000至2010年，作为家庭供暖主要能源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在美国不同区域的变化，发现较高的供暖价格会显著提高冬季的死亡率，其主要影响是导致更多由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美国在2000年前后天然气价格较低，是项研究发现期间每年避免了超过1.1万人死于寒冷。

与美国相比，香港冬季较短，严寒情况亦较少出现，死于极端低温的个案并不算多，因此Chirakijja等人的研究发现也许对香港借鉴意义有限，但夏天炎热，极端高温导致死亡则较常见。究竟有没有关于电价与高温死亡的研究呢？

笔者与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Takanao Tanaka合作的一篇论文，对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註2】。研究以日本为对象，发现在福岛核事故后，由于公众对核能的恐慌，日本政府关停了所有核电站，导致全国大规模电力短缺。夏季是日本的用电高峰，为了避免电网断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少民众用电的政策，包括显著提高电价，并通过各种宣传呼吁大众节约用电，尤其是要减少空调的使用。通过分析日本各个地区节能目标和电价的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节能政策导致日本每年过早死于高温的人数增加了超过7700人，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成本。

相较于日本，香港的夏季温度更高，持续时期更长，因此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也更大。可以预见，如果电价上涨导致民众不得不减少夏季制冷用电，在香港的高温下，社会的健康风险将大幅提升。届时很可能出现因极端高温导致的死亡大幅增加。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这一现象或更为严重。

由于电力公司的燃料调整费是与香港特区政府商讨的结果，电力公司也是在法理框架下运作，很难改变现状。如果电价持续上涨，政府必须持续为市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

现行电费补贴计划将持续至2023年5月，这一计划已经持续3年，但补贴数额自2021年起至今一直维持不变（首11个月每月80元、第12个月120元）。相较于不断增长的电价，不变的补贴数额在未来对升斗市民的帮助将愈来愈小。

多渠道应对电价上涨

至于政府自2019年起为期60个月的电费纾缓计划，也将于2023年12月结束，如果不再延续，用电成本将会更加沉重。因此，为了降低高额电价带来的健康风险，政府应考虑将已有的电费补贴计划加以调整，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高的电费补助。

然而，提高补贴只能短期解决能源和电力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问题。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做到开源节流。从开源的角度，虽然国际形势导致的供电成本上升不可避免，但中电和港灯也可以主动寻求其他获取电力渠道。多年来，香港电力约80%自行生产，剩下部分从内地进口。如果供电成本持续上升，那么从经济角度考虑，通过多渠道进口电力等降低成本措施，对香港社会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随着内地稳步推进碳中和计划，清洁能源将成为发电的主要来源，而且清洁电力价格会比传统电力更加低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进口更多清洁电力来替代目前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发电，也会是更佳的选择。除此之外，应大力拓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在海浪发电、太阳能发电等领域进行规模化研究和拓展，多方面保障能源安全。

节流方面，香港应该首先解决在很多行业都普遍存在的能源浪费现象。例如，诸多报道曾指出，很多场所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过低，造成了大量的电力浪费。一些大型商场室内温度长期低于摄氏18度，甚至令人不适；有人于是调侃香港能够被称为购物天堂是有理由的：商场有这么充足的空调，连结账都必须跑起来才不会血液凝固。对此，香港可考虑通过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益（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对不同机构实施差异化定价、对高耗电用户征收附加费等手段，促使商业机构和企业合理用电、节约用电。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则要引导大家多用节能电器（可提供相应政策支持或者直接补贴），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的能源使用效率。长期来看，补贴和推广节能电器的使用，亦是比直接补贴电费更好的政策选择。主要原因是中低收入家庭通常会因为预算有限而更多地购买高能耗电器（因高耗能电器价格相对节能电器较低），但这类电器的长期使用成本反而更高。

【註1】Janjala Chirakijja, Seema Jayachandran, and Pinchuan Ong. Inexpensive heating reduces winter
mortality. No. w2568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9.

【註2】 He, Guojun, and Takanao Tanaka. “Energy Saving Can Kill: Evidence from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何国俊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去年9月，美、英两国为了抑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表示会帮助澳洲发展8艘核动力潜艇，澳洲遂取消了原本向法国购买660亿美元潜艇的订单，美、法两国因此闹得不愉快。俄乌战争后，北约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欧洲须向美国购入天然气，但价格却是美国境内的4倍，法国总理马克龙曾因此猛烈抨击美国从盟友身上发战争财。至上星期，马克龙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国会图书馆会见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时，再度批评美国，但这次是针对拜登在8月16日签署生效的《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下称IRA）。

美国的IRA引起一些盟友极为不满，并非因为美国要加息抗通胀，带动美元升值，吸取了其他地方的资金。事实上，IRA并不涉及联储局和货币政策。这个法案对外国的影响，主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总的来说，IRA反映出美国高度的保护主义，其程度使马克龙形容为对外国有「超级侵略性」（Super Aggressive）。

促进高增值产业

IRA可以说是拜登于2021年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下称BBB）的缩减版。拜登在2020年竞选总统时已有BBB的口号，上任后亦提出BBB法案，涉及2万亿美元，投资在基础建设、环保及其他社会项目。规模之大，被认为是自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新政后最大的美国重建计划。这个法案先于去年11月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本来亦可在参议院由作为主席的副总统投下决定性的赞成票通过，但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突然反对，使BBB法案胎死腹中。由于参议院内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50席，Manchin的倒戈使人认为这个法案难以翻身。然而，今年7月突然传出曼钦与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秘密磋商并且达成共识，将原先的BBB法案裁减和修订，演变成如今的IRA，而IRA亦迅速在两院通过，并由拜登签署。

IRA包罗的范畴甚广，包括促进美国高增值产业的投资、激发尖端科技的研发、应付气候变化、减少联邦政府财赤、降低处方药物价格等等。这个法案在各行业的投资总额达到3937亿美元，其重点放在绿色能源上，单是这一项已占了2506亿美元。这些投资可以减低能源价格和增加绿色能源的生产，使美国在203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约40%。各项投资加上其他开支，总额达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IRA将为美国政府带来7370亿美元的收入，有助减少财赤达2370亿美元。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通过改革处方药物的定价机制，减少医疗补助计划的开支；第二是向利润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征收最低15%的税收，如果有关企业本来就缴付这个税率便不受影响；第三是加强税局执法和征税的效率。

拜登政府宣称IRA是美国历史上在气候和能源方面最大的投资，这个法案也算是拜登在内政上的一项成就，使他在民意支持率持续偏低的情况下扳回些少分数，甚至是上个月中期选举中没有出现所谓共和党红色浪潮（Red Wave）的一个原因。然而，民主党在是次选举中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拜登在余下的任期内要通过另一个重要的法案并不容易，因此IRA很可能是他任内最主要的立法。

IRA是名为降低通胀的法案，法案内有可能降低物价或通胀的渠道，包括上面提到的改革处方药物价格、发展绿色能源、和减少财赤，但这些措施加起来对通胀的影响成疑。如财政赤字，最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赤每年均高于一万亿美元，去年更高于两万亿，而IRA整个计划运作约十年才减少财赤达2370亿美元，对通胀的影响轻微。按宾夕法尼亚大学禾顿商学院的财政预算模型（Penn-Wharton Budget Model）的预测，IRA会在首十年中期减少通胀0.1%，但这个估算在统计上与零并无差别。法案对通胀没有什么影响，但仍然以降低通胀为名，可能是年中时美国通胀已迅速上升，拜登政府为了表示有所作为，忽悠国民而不理会法案名不符实。

重设先进制造业

IRA的一个核心考虑是重设美国境内的先进制造业，以配合新时代对高科技和低碳的需求。但在发展电动汽车方面，则引起一些美国盟友的不满。美国虽然有特斯拉（Tesla）在电动车行业早着先机，但美国消费者采用电动车的比例不高。这或许与美国消费者偏好大型汽车和多作长途驾驶，以及美国汽油价格相对其他国家便宜有关。去年美国汽车销售总数中，电动车只占5%，而在中国及欧洲，这个比例均接近17%。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也补贴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鼓励由旧能源汽车过渡至电动车。每辆电动车的补贴额最高可达7500美元，而每家制造商有出售20万辆电动车的补贴上限。美国的制造商如特斯拉和通用汽车，早已用尽配额，而欧洲和南韩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数量较少，本应还有配额继续获得补贴，提高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不过，IRA出台后，情况便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取消了每家制造商的补贴上限，其次是补贴只适用于在北美洲组装的电动车。这样，外国制造商即时丧失了剩余的配额，若要继续取得相关补贴，便需在美国设厂生产。

此外，美国政府对电动车的补贴，还有汽车电池原材料的规定。电池中的矿物材料，如锂、钴、镍等，须来自美国或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而电池的零件如电极等，须来自北美洲。中国现时供应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电动车电池，但中美两国并没有自由贸易协议，IRA的有关部分明显是抑制中国在电动车行业的发展，同时亦为其他制造商增添困难。

向盟友威逼利诱

相对欧洲而言，或许南韩对IRA更为不满。一个原因是，南韩除了IRA外，还受到拜登另一个法案的严重影响，就是《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美国通过这个法案，对南韩及其芯片公司威逼利诱，为美国利益服务。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和南韩有自由贸易协议，而IRA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中的「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后者指南韩的产品到了美国，应该和美国产品得到同样待遇。若美国的电动车有补贴，南韩的也应该有。按美国贸易代表官方网页上的资料，欧盟或其成员国和美国都没有自由贸易协议。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并不多，南韩是其中少数之一，英国和日本都没有。

美国现时的工业政策甚为明显，就是将影响未来大国竞争的高科技尽收国内，及打压和收窄中国发展有关科技的空间。目前中美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的关系有着微妙的演变。欧洲已因俄乌战争被美国主导的北约拉进水深火热之中，IRA严重地加深了美欧之间的嫌隙。另一方面，中美间的对抗在习拜会谈后表面上稍为降温。同时，更多欧洲领导人表示不会和中国经济脱钩。传闻马克龙会在明年初访问中国，成果如何，值得关注。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金融市场表现出色，截至2021年底，在港管理的资产总值4.5万亿美元；私募基金资产达1800亿美元，在亚洲区内规模仅次于内地。然而在金融市场产品方面，香港仍侧重股票，缺乏多元化发展，为加强产品及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以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妨从新兴领域入手。

新领域新规则

显著例子是伊斯兰金融，其中涵盖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债券（sukuk）、伊斯兰保险（Takaful）、基金管理，以及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公司（Shariah-compliant Corporate Sector）五大范畴。其整体规模虽然不大，但波斯湾地区（尤其是沙地阿拉伯）的地位，在全球伊斯兰金融市场中将更举足轻重。

投资伊斯兰金融产品时必须遵守伊斯兰投资原则，不得违反伊斯兰教法（Shariah），其中有三大投资规则：

一、禁止收取利息（riba）。货币应被视作交易媒介，但收取利息却意味货币为商品，而且属不劳而获，有违伊斯兰教教义。不过，伊斯兰金融体制容许银行通过投资赚取利润。 「利润」的概念与「利息」不同，银行赚取的利润经过买卖双方同意，一旦出现任何资产风险，银行与客户必须共同承担。这种直接赚取价差，不以「金钱赚取金钱」的交易方式，符合伊斯兰金融「盈亏共享」的核心价值。

二、禁止具风险或不确定的交易（gharar）。当买卖双方无法确知所交易商品的特质，例如买方事前无法检视商品或卖方在交易时未持有该商品，为免交易不公平而引起争议，具有风险或不确定的交易一律被禁止。

三、禁止从事赌博活动（maysir）。由于赌博被视为零和游戏，不能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必有一方蒙受损失，获利一方则不劳而获，结果可能衍生贫穷、欺诈等社会问题。

稳投资建平台

伊斯兰金融采用以实际资产支持的伊斯兰债券，作为传统金融体系中证券融资的代替品。伊斯兰债券以有形资产为基础，任何商业行为不能单纯为了金钱而存在；强调对支持债券等实际资产的所有权，并不承诺对未来的回报和利润分配。此外，伊斯兰金融不准对现金流、按揭担保和资产进行分拆或证券化，以确保发行债券的高透明度和对风险的正确评估，有利于管理投资风险。

由于伊斯兰金融的性质异于西方金融体制，所以彼此足以互补。原则上，伊斯兰金融重视实体经济的平等和投资，为投资市场提供稳定和具成效的环境。相对其他风险资产而言，伊斯兰金融坚守极低风险，以2008年金融海啸为例，期间次级贷款问题导致西方传统银行及金融机构损失惨重，反观伊斯兰金融的融资方式则能提供所需安全性。究其原因，按照西方传统融资方式，融资机构对有关资产既无收益权，亦毋须分担损失，只会按时收回贷款并获取约定的利息。伊斯兰金融则并非以利息为基础，而建基于风险共担、公平伙伴的关系上。因此，融资提供者就必须认真分析借款者的投资意向、偿付能力、首期付款及违约风险等，大大有助于避免次级贷款危机之类风险。

伊斯兰金融产品具备分担风险的机制，同样受到非伊斯兰教背景的投资者和发行机构欢迎。早于2007年8月，马来西亚丰隆银行获香港金融管理局批准开设伊斯兰银行窗口。 2007年11月，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批准恒生伊斯兰中国指数基金，并向个人投资者发售，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亦同时推出伊斯兰基金系列。及至2010年，为加快促进香港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发展，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署声明，落实互相认可伊斯兰集体投资计划的安排。香港亦先后于2014年、2015年及2017年发行3批美元伊斯兰债券，市场反应热烈，并同时于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的Bursa Malaysia（Exempt Regime）及杜拜的Nasdaq Dubai上市。

优势相得益彰

香港的伊斯兰金融业务以伊斯兰债券为主，在发售及交易平台方面极具潜力。特区政府发售的伊斯兰债券吸引了各国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其中中东和欧洲投资者占比高达57%。香港更是全球首个获得AAA发债评级的政府，未来可望招徕更多发债机构到此发行伊斯兰债券。

此外，世界各地近年来积极提倡绿色金融和可持续投资，即透过投资为环境和社会带来正面效益。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以及社会责任投资均成投资界新宠儿。资料显示，去年全球发行的绿色债券及批出的绿色贷款已达2690亿美元。即使受到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香港绿色债券发行金额合共20.9亿美元，虽按年减少18%，但绿色融资宗数则创新高，符合国际定义的绿色债券共有15宗，绿色贷款1宗，反映在特区发展绿色金融仍有不俗成绩。

顾名思义，伊斯兰绿色债券结合了伊斯兰债券及绿色债券两者的特色。 2017年，国际上第一批伊斯兰绿色债券由中资Edra Power Holdings Sdn Bhd旗下的Tadau Energy Sdn Bhd在马来西亚发行，名为Green SRI Sukuk Tadau，价值2.5亿美元，是一种永续责任投资（Sustainable Responsible Investment）债券。伊斯兰绿色债券市场将是伊斯兰金融未来的重点项目，香港应致力掌握先机，为迎来新发展做好一切基本配套。

部署如箭在弦

纵使环球商贸在过去3年备受疫情严重打击，各地投资者仍在注视中国的市场商机。香港特区其实有条件成为伊斯兰金融中心，除了法制稳健、货币稳定、外汇市场开放、规管制度及结算系统完善，其运作灵活的金融架构有利于发展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各类创新金融产品。再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本港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协助推广伊斯兰金融产品，以满足内地企业和中东投资者的需要。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亦是全球首个获AAA发债评级并发售伊斯兰债券的政府，作为发售及交易以人民币定价的伊斯兰债券平台，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过往已有两宗来自马来西亚而以人民币计价的伊斯兰点心债在香港发行。事实上，伊斯兰债券早在1983年在马来西亚首次发行，该国目前亦拥有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市场。

伊斯兰债券市场相继在其他国家开始发展，例如新加坡（2009年）、英国（2014年）、香港（2014年）。香港背靠祖国，理应善用自身的独特优势，采取可持续的进取策略扩展此一市场；特区政府及金融业界若能携手合作，推出以人民币定价的伊斯兰债券及绿色伊斯兰债券，相信不难吸引更多发债机构在本港发行伊斯兰债券。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无论是投资者或是经营者，都希望自己参与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间公司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其维持自由现金流的能力。能做到历久不衰、长期获利的企业，通常都具备可持续竞争优势（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也就是毕非德（Warren Buffett）口中的「经济护城河」（economic moat）。正如一座城堡需要护城河抵御敌人的来犯，一间公司在面对竞争对手时，也有赖一道宽而深的经济护城河，以稳守公司在市场上的定价能力（pricing power）。当竞争优势遭到侵蚀，甚至陷入竞争劣势时，就是企业由盛转衰的开始。

根据企业战略理论，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一，在于该企业的内在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与外部环境中的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是否相配。一间企业失去竞争优势，有时是因为管理层未能持续投资于公司的核心能力，结果被对手赶上。不过一个更难察觉的隐形杀手，则是常被忽视的外部环境转变。若外部关键成功因素发生改变，企业却未能随之调整内部资源分配，那么其核心能力最终将与竞争环境脱节，而落入能力陷阱（competency trap）。

昔日王者 成功有道

以智能手机行业为例，如今鲜为人知的HTC，早年曾经一度抛离三星，与苹果一较高下。在仍以诺基亚手机主导的年代，擅长硬件研发的HTC几乎与苹果同时推出轻触式屏幕，更推出第一款设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第三代流动电话，成为行业中硬件创新的领跑者。之后HTC又推出市面上第一款安卓（Android）智能手机，因而声名大噪。

2011年，HTC一度抢占全球手机市场高达8.8%的份额。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大量竞争对手的涌现，HTC的业务急转直下，到2015年市占率只剩下1.4%，公司市值更在短短4年内蒸发超过90%。

HTC的大起大落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解。很多分析将其失败归咎于营销策略失误和竞争对手的凌厉攻势；但细想之下，不难发现HTC的高层在产业价值链方面，从一开始就策略性地选择专注于硬件研发，却未能觉察外部竞争环境已悄悄发生变化。

早年将HTC从代工厂打造成为国际品牌的功臣周永明，在发展初期为公司确立「谦和智慧」（quietly brilliant）的定位，偏重产品的质料和性能优异，却忽视软件开发与品牌营销。在下属眼里，周永明迷恋硬件设备，对细节要求更是严苛到近乎完美。这样的经营策略也恰恰迎合了早期消费者的需求。当时手机产品类型有限，品质参差，因此消费者在作出选择时，尤其关注硬件参数。大屏幕、高像素镜头，以及稳定的性能成为高档手机的象征，消费者也乐意为此支付较高价格。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本身就拥有硬件研发优势的HTC，更受益于台湾完备的电子产业供应链，可谓如鱼得水。

市场转势 成败拐点

HTC虽然缺乏在软件研发和产品推广的能力，却懂得利用自身优势，吸引供应链上下游的龙头与之结盟，借力打力。在上游，HTC借助微软和谷歌，先后推出第一款配备视窗（Windows）和安卓作业系统的智能手机。在下游，HTC凭借灵活快速的产品定制，建立了与T-Mobile、Verizon和Vodafone等欧美电讯商的的合作关系，成功打开国际市场的通路。短短5年内，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HTC摇身成为和苹果平起平坐的安卓之王。

然而随着供应链的不断发展，手机制造业的入场门槛也大幅降低。进入成熟期的手机产业开始出现商品化（commoditization）的趋势，HTC却未能意识到危机四伏。中兴、华为、小米等中国手机厂商相继涌现，开始通过供应链取得标准化的晶片、镜头、屏幕，迅速提升产品的硬件质素。消费者自此对高档手机不只讲求高端硬件，更同时考虑操作系统以及品牌形象，作为用户体验的要素。

当消费者眼中的安卓手机显得同质化，HTC就难再单凭硬件以实现产品差异化。再者，主打低端市场的内地厂商开始蚕食HTC的市场份额，就连昔日的电讯商伙伴也转投其他品牌。 HTC在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因而逐渐消失，「谦和智慧」的品牌价值已不合时宜。

2013年，节节败退的HTC高层决心作出最后反击，推出经3年精心研发的高端手机New One。这款主打金属机身兼具超高像素镜头的新手机，虽在推出前深受业内人士好评，并获不少奖项，但时移世易，高端用户更重视软件和品牌，New One迅即被三星的S4击垮。 2018年，HTC最终将手机研发部门以11亿美元卖给谷歌，从此由盛转衰。

反观HTC的老对手苹果和三星，却能因应市场发展，利用调整资源分配而取得新的竞争优势。原本就已拥有品牌优势的苹果，透过打造自家的iOS生态系统（ecosystem）以增加产品差异化，进而提升用户黏性。以2021年第二季度为例，苹果以区区13%的手机付运量，赚取了整体市场75%的利润。

至于不遑多让的三星，则依靠规模优势和雄厚资本，持续投入品牌营销，提升用户的认知品质（perceived quality）。单单2016年，三星的市场营销投入就超过100亿美元，反而HTC自2011年以后的营销投入却逐年下滑，2013年更跌破10亿美元之数，不及对手的十分之一。三星近年研发的折叠手机，尽管有华为、小米和维沃移动（vivo）紧紧追赶，却依然能够处变不惊，坚持高定价策略；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星有一群忠实用户，愿意支付较高的品牌溢价。

刚柔并济 致胜关键

HTC的兴衰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管理层执着于公司的核心能力，却被企业的竞争优势蒙蔽，漠视市场环境的演变。在成立初期，HTC对于硬实力的专注正好迎合消费者的偏好，业务发展迈向巅峰。随着外部关键成功要素变得与内部核心能力不一致，死守硬实力的策略却终使HTC从高峰滑落。相较之下，透过打造软实力的苹果和三星，在产业变革之际得以立于不败。

其实行业演变并非手机市场独有，HTC的盛衰也绝非偶然。今时今日的电动车行业，从特斯拉到「蔚小理」（蔚来、小鹏和理想），无不充满了投资者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一间公司即使享有行业龙头地位，只要稍有差池，就可能重蹈HTC的覆辙。决策者必须持续观察业内趋势，因应市场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公司资源的分配。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取得平衡，才能让企业屹立不倒。

《道德经》有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无论是投资者或是经营者，若想为企业建成「经济护城河」，不妨参考历久弥新的老子智慧。

严峥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高级研究助理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八十年代开始持续三十年的超全球化日子一去不复返，发达经济体面临自七十年代来最严峻的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发展也减速，全球低增长年代正式来临。

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已阐述，上一代香港人赶上了香港经济起飞青云路，累积了不少财富，面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新一代相对缺乏机会，常感出头无期。香港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特别是房地产及金融，已发展成熟，香港劳动力市场向上流机会相比以往确实低了。

新一代更看重工作意义

同时，年轻一代对职业的看法可与上一代不同，着重工作意义及与生活取得平衡，不认为赚钱是头等大事，也不像上一代般期望一份稳定工作做到老。但又同时受许多社交媒体创造者鼓励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对高等教育及个人学习的用处产生怀疑。

再加上各地经济及生产力放缓，很多都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中产职位空心化，社会欠缺向上流动的发展空间，并趋向横向发展。未来经济不确性，加上工作模式及工时灵活化，衍生了多工的聘任模式，更多人从事非正规职位，形成零工经济。

疫情加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指出，疫情导致工作场所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闭措施，安排在家或混合模式工作，全球工时大减之余，员工却更有弹性地选择工作时间及地点。环球经济和贸易链受到冲击，企业因应难以预测供求，难以扩大规模，导致工时不定、放无薪假、停薪留职成为劳动市场的新常态。

相比传统劳动市场，零工经济可制造更广泛更自由的工作，透过互联网，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以自由职业者的方式产生收入。但在经济不景气时，非正规职位往往优先被裁，反映了就业市场处于结构性的转变。根据香港青年协会研究访问，在疫情期间曾遇过就业问题的18至34岁青年占55%，最多青年反映面对「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占22%；「工时减少」及「放无薪假」分别占17.8%及17.5%。

数据未反映实际就业情况

疫情不但加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更推进了平台经济的增长。许多工作在疫情时转向远程工作，让更多工人从事自由职业，甚至同时拥有多项工作。根据欧洲工会研究所研究，17%的欧洲人在过去12个月中为互联网经济工作，而29%曾在某个时候尝试过。这表明了零工和互联网经济的共同发展下，企业许多时要管理身兼多职的员工，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疏离了，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也下降了，导致管理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常面对人才荒。

零工经济亦暴露了就业数据不能反映就业市场的问题，当愈来愈多人选择零工经济就业的时候，就业数据仍沿用传统的方法去计算失业及就业不足率，未能反映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

例如，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政府通过大量纾困措施及量化宽松政策，造成财富效应，致部分市民缺乏工作意欲。如是者虽然疫情时期非农业就业工作职位下降，但因愿意上班的劳动人口也大幅下降，所以失业率变化不大。但在疫后，西方多间央行收水加息，金融市场动荡，以致部分人的退休大计受影响。更甚者企业瘦身裁员以致减少员工人数，斜杠一族的的「饭碗」更首当其冲，不少市民希望重出正规就业市场工作，此时劳动人口突然大幅上升，导致失业率飙升。

可见如政策制定者只按照传统的失业和就业率制定劳工政策，便会出现误判和滞后效应。旧有的劳动市场统计数据，可误导公共政策的策划，包括教育、人才，以至税收及福利政策。因此，必须重新检视劳动市场统计数据，与时并进。

制定与时并进的人才政策

特首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抢人才、抢企业」措施，这是香港过去两年人口下跌及人才流失必须的政策。但政策成效有赖政策能否回应劳工市场新常态。留住人才，要令香港成为宜居、宜业的「家」之余，亦需改革就业、创业、人才及青年政策，配合零工经济新时代就业人口的期望与需求。

传统行业难以吸引新一代入行，如何发展创意工业及增加下一代的创意力，这是未来教育改革应考虑的重要一环。至于科技工业，如笔者一直认为香港有潜力发展的健康科技、农业科技、绿色科技、食品科技和半导体3.0（「五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科技人才，还需要了解该行业的管理及领导人才，进行战略规划。例如，领先半导体企业台积电，用高薪聘请国际关系学人才，协助其处理地缘政治研究，以及对供应链营运有经验的人才，这些需要多种技能如零工经济常用的数码技能，及文化商数（CQ）等。参考以色列，透过创业活动和具有挑战性的研发活动培育出发展全面的年轻人才。接受培训的人才在离开机构后，在各行各业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提升应用创科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与商界更紧密合作，策略性培育年轻人才、装备他们与经济相关，以及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能力，以促进本土创新，并确保我们的义务教育、持续教育和行政人员培训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具有竞争力。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可考虑重启「旋转门」，制定恒常制度让政务官到商界、智库、创科和社福界等工种得以获取与时并进的行业知识。

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能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高端人才和企业机构在港汇聚。但大前提是政策制定者，须明白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市场新常态，并了解未来多变的劳动力供求情况。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资本市场近来风雨飘摇，恒生指数一度跌破15000点的回归前水平。长期坚挺的楼市今年以来也开始下行，表现渐呈疲软。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外贸和经济增长乏力；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也似乎失却优势，人才外流有恶化之象。新加坡和香港此消彼长，更引起对香港的普遍担忧。总之，对特区经济的悲观情绪正不断蔓延。

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确实严峻，但香港经济是否就此沉沦下去？前景变得暗淡无光？

核心优势仍在

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本文用意不在预测股市、楼市何时利空出尽、触底反弹，也并非无视经济低迷的困局。观乎目前的至暗时刻，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易受忽略，但事实上，香港的核心优势依然坚固，在新时代更显巨大发展潜力。

香港特区的核心优势为何？一言以蔽之，在于其独特的制度。「一国两制」之下，「一国」的基础筑牢后，就需要充分发挥「两制」的特色。法治、自由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稳健制度的三个支柱。只要致力坚守，不断予以完善和巩固，就能保障经济增长。过去几年，尽管本港经历了不少风雨，港大经管学院依然每年在全球招聘15至20位优秀学者，而吸引他们前来发展的就是这三个政策支柱；加上超低税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香港确实是亚洲其他地方难以媲美的宜居城市。

潜力蓄势待发

以下勾勒本港经济发展潜力的几个范畴。

首先，融入国家「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为香港提供无穷商机。香港一直满足于担任外贸和金融的中介角色，对于内地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趋势缺乏深刻理解，可幸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专业和商界人士对于了解内地情况的兴趣正逐步提高。香港大学北京中心成立一年半以来的活动中，踊跃参与活动的港大校友和香港商界人士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内地对香港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亦即从2019年之后的负面印象转为正面积极；举个例子，近两年内地学生井喷式报考港大及特区其他高等学府，今年还会大幅增加。

虽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需要透过重大调整和转型升级，迈向持续增长，但整体经济规模庞大，双循环发展战略中有很多领域可让香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明显的是大湾区发展，一方面香港具备独特优势，可以多作贡献；另一方面也为特区自身发展，提供一连串战略机遇。刚刚成立的港大经管学院深圳校区，内设创业及创新孵化中心，众多初创企业者热烈申请加入，他们大多是到大湾区创业的香港学生和毕业生。得享香港赋予的国际化视野和资源之余，又有当地的技术力量和市场资讯，配合良好的创业土壤，假以时日，这些兼具港深两地优势的初创幼苗，完全有机会成长为企业界的参天大树。

大都会展鸿图

其次，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对香港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大国博弈之中，本港难免深受冲击，前路荆棘满途。然而危中有机，无论从政治或经济角度看来，都应该得出这个判断：香港别树一帜的地位，未来将成为中国联通世界更为重要的视窗，为国家的外循环发挥关键作用。香港自身的国际化，也正在从被动变为主动。昔日香港总是利用自身国际化环境，以招徕海外资本和人才，不过时移世易，守成的做法无法维持其国际化地位和形象。

特区政府最近一轮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为恢复与增强国际联系创造了必要条件，市民大众都希望能尽快落实彻底开放的安排。官员最近也纷纷走出去，积极向各国推广香港、寻求拓展机会，这种「主动国际化」的作为很有必要，也值得赞赏。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本月初刚在港圆满举行，超过200名世界金融领袖克服阻力出席，充分展现了香港的国际吸引力。

与此同时，各界和民间也应积极主动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为本港国际化增添活力。港大经管学院今年暑假组成代表团，前赴越南胡志明市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市进行学术交流和教育合作，并参加香港大学设于两地的中心的相关活动。当地业界同仁表示，疫情爆发之后，这是他们迎来的第一个香港代表团，冀望能尽快恢复与香港的交流协作。由此足见特区的「主动国际化」策略大有可为。

最后，香港内在的经济转型和升级值得期待。在上月宣读的《施政报告》中，特首李家超除了在民生和管治能力提升等主要环节，提出不少有新意的针对性举措，在人才政策和以创科为经济引擎的北部都会区发展上，更有一些大胆政策突破和设想。「南金融、北创科」的愿景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扩展，也令人对香港的前景充满憧憬。

在港大经管学院9月发表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2》中，王于渐教授提出香港足以成为1000万人口的大都会，广泛吸引全球多元化人才，以利于经济转型和升级。当然，相关政策的实施尚需时日，实现上述愿景的过程也必会遇上各种挑战，但寻求变革和突破已经逐渐成为特区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力量已经在积聚，变化一定会发生。有为又有限的政府，高效而包容的市场，两者在香港结合，必将驱动未来经济走向长期繁荣。

在局势变幻莫测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坚韧和适变，而这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精髓。历史上每一次香港陷于危机，最终看好香港的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笔者寄望也相信这一次奇迹会如常再次出现。

蔡洪滨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转眼已4年多，到今天仍然处在胶着状态。中美在2020年初签订第一阶段协定后，并无进一步的实质磋商。拜登上台后进一步打压中国，并拉拢盟友发动更凌厉的科技战和晶片战，加上新冠肺炎的出现和地缘政治的急速演变，使曾经困扰中美政府和金融市场的贸易战变得无关宏旨，鲜有媒介提及。

从表面论述来看，贸易战源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朗普及其幕僚从错误的重商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美国的外贸逆差会减少美国的生产和就业；而中国的顺差，是采用不公平贸易政策让中国工人取去美国工人饭碗而达致的。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就是要减少美国从中国进口，将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工人。

对华贸易战无助扭转逆差

人民币汇率曾经是美国多次提及的不公平贸易政策之一。美国认为人民银行操纵汇率以降低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中国曾在九十年代初期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那是在汇率改革之前，汇率制度仍有计划经济的影子。随后多年来，中国都不符合美国自己制定的汇率操纵的3个准则。此外，在2005至2015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已上升了47%。但在贸易战中人民币处于弱势，在贬值至兑美元破7后，即使仍未符合美国所谓汇率操纵的准则，美国仍然随即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而，人民币或其他美国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并不影响美国总体贸易逆差。

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一个经济体在储蓄与投资上的差距，就等于外贸顺差。简单而言，若果储蓄多于投资，储蓄下来的资源没有全部在本地运用，那自然是给外国使用了，表现出来的就是出口高于进口，也就是贸易顺差，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反过来说，若储蓄少于投资，当地的资源不足以应付投资需求，便得从外国进口，表现出来就是外贸逆差，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

假设人民币升值，又或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因而减少美国与中国贸易的逆差。然而，人民币的汇率与关税都不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储蓄和投资，因而也不影响美国与外国的总贸易逆差。逆差总数不改，但与中国的逆差减少，美国与其他地方的逆差必然增加了。换句话说，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或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等政策，只会使美国消费者由从中国进口改为从其他地方进口。美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不改变，工作岗位也不会回流到美国。

基于有关的国民收入核算，美国若要缩减外贸逆差总数，一是增加储蓄，一是减少投资。美国的外贸逆差这么庞大，反映出美国的储蓄远低于投资。从政策的角度看，很少会建议减少投资的，因此有关外贸逆差的分析，重点便放在储蓄上。储蓄率低的经济体，便容易出现贸易逆差。

布雷顿森林制度瓦解所致

众所周知，美国人的消费偏向甚高，或储蓄偏向甚低，加上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有贸易逆差不足为奇。然而，根据美国政府数据，美国的商品贸易在1971年之前都是顺差的。但从1971年至今，除1973年外，美国每年都录得外贸逆差，这大概和布雷顿森林制度的瓦解有关。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后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行美元，而且得到全球接受。这自然大大方便了美国的进口，而外国得到的美元则转过来投放在美元资产，如美国政府债券。美国的外贸总逆差在1971年只有13亿美元，到去年已大幅增加至845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由1975年6月的660亿美元，大幅增加至本年6月的74300亿美元。可以说，如果布雷顿森林制度得以维持，美国不能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外国进口，美国的外贸逆差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庞大。

这里先稍作总结。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一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必然等于其储蓄高于或低于投资的数值。贸易的逆差与否，受到国内宏观行为的规范。一些试图减少贸易逆差的政策，如汇率或关税，都不能改变总贸易逆差，最多只会改变总逆差在不同贸易伙伴间的分布。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美国较低的储蓄率及美元的国际地位，要减少逆差，须提高美国的储蓄率。

然而，上述只是理解有关问题的一个常见角度，但并不是唯一的角度。从国民收入核算得到的是一个会计结果，是经济活动结束后的观察，并不能说明经济活动进行时的考虑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在论述中，美国的储蓄和投资行为是主导因素，外国被动地配合，出口到美国去弥补美国因储蓄太少导致资源的不足，随后持有的美元资产只反映美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

海外资金主动流入美国

可是，今天的国际资金流动远高于外贸所需。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每3年一次的调查，在今年4月，全球的外汇成交总额为每天7.5万亿美元，而去年全球的贸易总额为28.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外汇市场仅4天的交投量，便足以应付全球整年的贸易所需，余下来360天的外汇买卖，主要反映国际投资和外汇炒卖的活动。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资金流动早超越贸易考虑。因此，海外资金可以是主动地流入美国，从而带动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以上论述作比较，就是因果转换。

这后者的看法并不新鲜。刚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前联储局主席贝南奇早在2005年便有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经常账出现愈来愈高赤字的说法。储蓄率高的地方自然是亚洲和石油输出国，这些经济体持有美元资产作为储蓄组合的一部分，是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的全球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理应为能够吸引这些外来资金而高兴，并通过外贸逆差暂时购入较多的外国产品，最好能通过政策缓和贸易带来的收入不均，而非对外国发动贸易战。

按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计算，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7月启动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随即下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与贸易战开始时相比减少了22%，随后慢慢回升，到本年3月才回复2018年7月的水平，但仍然未追上贸易战前的上升趋势。相反，美国从其他地方的进口，除了新冠肺炎的短暂影响外，则大幅上升，今年8月与贸易战开始时增加了38%。这些数字，一方面符合上面所说，贸易战只是转移美国的贸易逆差来自哪些贸易伙伴，而不会怎样影响逆差的总值。另一方面，这几年的演变，背后不纯粹是贸易战的作用。除了关税外，中美脱钩、新冠肺炎、地缘政治等因素都带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新组合，因而也改变了中美贸易的形态。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