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香港一直面对分间楼宇单位（俗称「劏房」）激增的困局。 穷等人家蜗居在拥挤不堪的非人居住环境，此等影像令人心痛，亦有损香港声誉。

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已提出解决方案，可惜执行需时，并且所费不菲。 简约公屋计划将为受困住户建造短期单位，长久之计在于新建公共屋村，增加资助房屋单位；期间公屋轮候时间则依然漫长。

基于房屋政策及趋势的通盘经济分析，笔者在本文提出两项政策改革建议，将有助于从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并且一举解决劏房问题。 从经济分析可见，本地劏房危机根源不在房屋供应不足，而始于公营房屋系统中定价不当。

要纠正此一弊病，只须向公屋富户加租，并且减低居屋和租置屋业主须补地价的金额。 拨乱反正之后，将可消除高收入公屋住户本来宁享廉租而不愿提升至高质私人住宅楼宇（下称「私楼」）的心态；居于劏房的低收入家庭则可入住公屋。 有关措施并不会加重政府财赤。

公屋租金须与住户收入相称

公屋「富户政策」制定于1987年，旨在鼓励公屋富户腾出单位，以维护公屋资源的合理分配。 按此政策规定，超出入息限额的租户须缴付倍半至双倍租金。 目前，月入2万元的非长者3人公屋住户，每月租金约为2000元，相当于月入10%左右。 若住户收入达10万元，则月租约为4000元，相当于月入4%左右。 月入高于12.2万元的住户则须迁出单位。

时移世易，政策内容已不再切合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居住条件与公屋相若的私楼单位，现时月租动辄在一万元以上。 随着私楼租金近20年来持续飙升，公屋富户也就更不愿意放弃现居单位。

正如【表1】显示，家庭实质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额两倍的公屋富户，由2006年为数18900个跃升至2021年共51580个。 同期，家庭实质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额1至2倍的公屋租户，更由137080个增至244860个。 此15年期间，公屋租户的平均实质收入升幅达25%。

公屋租金低廉，富户并无诱因舍弃现居单位而迁往私楼，以致贫苦家庭难望入住公屋，而被迫居于空间狭窄、租金昂贵、安全设施欠奉的劏房。 从【表2】可见，家庭实质收入在2021年公屋入息限额以下的私楼租户，由2006年为数104860个增至2021年共165620个。 2011至2023年年底，公屋轮候时间则由2年延长至5.6年。

笔者建议的改革方案，将公屋租金在住户入息中占比提高至10%，而低收入住户的租金则维持不变。 以月入10万元的非长者3人公屋住户为例，月租将调高至1万元，接近市值租金，亦即不再受政府大幅资助而低至4000元。

这有助于促使公屋富户交还单位，流入私人住宅市场，而让公屋轮候名册的申请家庭得以上楼。 不仅公屋轮候时间会因而缩短，劏房需求亦将随之减低，低收入私楼租户所支付的租金同样会下跌。 如此低成本兼具效益的措施，足可立竿见影，为本港社会的弱势社群纾困解难。

在协助现居租户适应加租措施方面，当局可考虑发放现金补贴，通过递减形式为期数年。 若住户改为决定迁出，其所享福利亦不致大为减损。

至于公屋富户，则不必提供现金赔偿。 这类住户对于是否留在现居细小但廉租的公屋单位，抑或迁往环境较佳、租金较高的私人住宅居所，本来并无所谓。 加租只会诱使他们放弃公屋单位，却不会招致损失，所以毋须给予赔偿。

鼓励公屋富户在房屋阶梯拾级而上，难免引致中级私人住宅的租金和楼价向上，反过来又会削弱现居公屋租户的迁出诱因。 可幸的是，通过笔者下列第二部分的建议措施，有关问题就可加以抵消，令私楼楼价维持稳定。

即使将现金补贴计算在内，调整公屋租金亦不会对政府造成重大财政压力。 公屋富户流失，来自其单位租金的政府收入势将减少，皆因新租户收入较低，所付租金亦相应较低。 另一方面，留下的租户所付租金则会增加。 此消彼长之下，预期当局的净收入降幅有限，甚至有所增加。

下调居屋与租置计划补价

无论如何，以此方式收回公屋单位，必定较新建公屋进度快而成本低。 新建公屋不但单位成本高达约100万元，而且耗时经年。 本文倡议的改革可立即上马之余，亦可随政府适度分阶段实行；其中涉及的成本有限，更可透过笔者以下建议措施轻易抵消。

「居者有其屋」（居屋）计划资助中等收入家庭自置居所，购买计划下的新建房屋单位。 「租者置其屋」（租置）计划则可让部分公屋租户以大幅折让价购买现居单位。 两项计划都旨在促进住户在房屋阶梯向上流动。

然而，居屋业主必须补地价35%至50%，才可将其单位放租或出售。 由于补价金额不菲，总数达351000个居屋单位之中，仅有22%已完成补价。

同样，租置计划单位亦须先缴付补价，然后才可租售，补价率更高达82%至86%。 根据香港屋网（28Hse.com），一个租置计划单位市价约为200万元，亦即业主完成补地价程序，在公开市场售出单位后，仅得大约30万元。 收益如此之低，难怪总数达152000的已售租置单位中，已缴付补价者不足2%。

补价金额偏高令劏房危机加剧。 假使租置计划及居屋计划业主收入有所增加，高补价率却有碍其将单位转售或出租，因而不愿换购较高质单位，造成可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小型单位供应 不足，而低档住宅市场供求失衡的困境不断恶化。 笔者在此提出第二部分建议：将资助自置居所计划规定的补价减半。

此一变革将带来多方好处。 首先，这将便于业主将单位转让或出租。 即使业主无意出售，物业亦较易用作投资或创业活动的抵押品。

第二，在收入较高住户愿意换购较高质单位的情况下，市面上的低档住宅供应将随之增加，楼价就会面临下行压力。 至于中型住宅如居屋单位，楼价下行压力将抵消上述第一部分建议中，公屋租金调整所致的楼价上行压力，楼价稳定性因而得以维持。 由于缺乏楼价上行压力加以抵消，与公屋相若的小型住宅楼价与租金无疑将随之下跌，此亦有助于特区政府实现为低收入市民提供可负担房屋的目标。

第三，随着较高收入住户换购较高质房屋，有关变革将在高档物业市场产生楼价上行压力，可抵消利率飙升而形成的楼价下行压力。 特区政府因而较能在高档物业市场达致楼价的稳定性。

第四，变革将为政府库房带来进账。 政府虽对缴付补价有所规定，但现时从中所得极微。 若降低补地价比率，反能令有意补价的业主增多，而惠及政府收入。

至于补价折扣率如何厘定，则可基于政府进账多多益善为原则。 举例来说，假使将居屋补价率由35%至50%降至20%之后，而补价居屋单位占整体居屋数量的比例随之增加20%；根据香港屋网，一般居屋 单位售价约为400万元，按此计算，政府库房可获560亿元额外进账，借此可新建5.6万个公屋单位，甚至轻易抵消公屋租金调整的财政成本，而公共财政盈余仍 甚为可观。

最后，在当前市道低迷情况下，通过激活楼宇买卖交易，亦能为地产从业员注入强心针。 总括而言，上述变革建议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宏观政策影响

本文倡议当局调整公屋租金与资助置业计划的补价率，从而鼓励高收入公营房屋住户换购较高质私人住宅，将有利于低收入家庭脱离现居劏房的困境。 有关变革既能提升低档楼市的可负担程度，亦能抵消高档楼市因利率攀升与宏观经济环境不利而面对的楼价下行压力，况且亦不会加重政府财赤。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指出，2049年前香港要告别劏房；若推行笔者提出的变革措施，就能远在此期限之前解决相关问题。 房屋阶梯运作得以改善，无疑有助挽留人才，振兴经济增长，并减轻政治怨气。

鉴于上述变革险小利大，特区政府宜认真考虑予以落实。 当局若能提供相关行政数据，学界研究人员可据之计算其中涉及的效益和成本。

王柏林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经过两次大战的生灵涂炭，欧洲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把精力用在经济合作，一来有利于发展经济，二来防止再度战争。数十年来，欧洲的经济整合缓慢但稳步发展，从五十年代只有6个成员的欧洲共同市场，发展到今天27个成员的欧盟，而合作的内容，从开始时的煤炭和钢铁，到今天20个成员共用的欧罗。

欧罗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刚好四分一世纪。当时11个参与国之间相互固定了汇率，以欧罗为计算价值单位，并共同把货币政策交给半年前成立的欧央行。至2002年1月，欧央行开始发行欧罗钞票及硬币，欧罗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马克等，成为市民日常行使的货币。刚好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颁给了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欧罗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蒙代尔特别看好欧罗及使用单一货币的欧洲，他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继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及1971年尼克逊总统取消美元和黄金挂钩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他估计欧罗区将会大于美元区，欧罗会与美元分庭抗礼，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格局，因此影响更为深远。多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已朝着单一市场的方向发展，在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金可以自由流通后，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是更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毕竟欧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国马克为主导，其他货币与马克维持固定汇率。从稳定的固定汇率到使用同一货币，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遥。

区内海啸后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货币联盟及欧罗存疑。最明显的考虑是成员国要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把有关决策托付给欧央行，但后者的政策目标，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员国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成员国之间的不和，特别在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情况下。持这些反对意见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总裁及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来，欧洲推动货币联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经济考虑。货币联盟只是为将来的政治联盟铺路，欧洲进一步统一和强大，会在国际政经事务上较为独立自主，不一定对美国言听计从，因而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增加地缘政治的风险。最后这个结论，显然和今天众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想法不同。

事实证明，上述两方面的预期都不准确。欧罗面世首十年，欧罗区经济表现还算可以，但并不特别优异。按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欧罗区在1999至2008年期间的GDP平均增长率为2.1%，稍低于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成员国面对不同程度的经济金融困难，却有同样的欧央行低息货币政策，使得较为弱势的国家过度依赖借债度日。当欧盟及欧央行表示不会为这些国家还债时，有关国家的利息随即迅速上升，引发欧债危机，使2009至2018年欧罗区的增长率平均只得0.8%。货币政策方面，欧央行的目标比较明确，是维持中期通胀率约2%。除了金融海啸、欧债危机及俄乌战争期间，通胀目标都能达到。

国际支付占比遭美元抛离

1999年欧罗刚出现，欧罗区和美国分别占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关的数字分别是14%和25.1%。随着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冒起，欧罗区和美国占世经济的比例同时下跌，这不足为奇，但欧罗区和美国的差距愈来愈大，并非蒙代尔所预期，而欧洲在国际事务上仍然对美国亦步亦趋，没有出现费尔德斯坦担忧的情况。

至于作为国际货币，欧罗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占47.5%，欧罗则占22.4%，这是把欧罗区成员国之间的支付都算进去。因为20个欧洲国家都用欧罗，自然提高欧罗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欧罗区成员之间的交易，那美元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便高达59.7%，而欧罗只有12.6%。此外，按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22年4月的调查，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美元占88.3%，欧罗占30.5%。由于外汇市场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所以总值是200%而非100%。至于两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占59.2%，欧罗占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视乎该国的经济规模、与外国经济交易总量、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关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深度等等。欧罗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差距，有相当大程度源于两地政府的财政安排。美国是统一的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有关的财政，因财政赤字庞大而发债量多，形成一个流动性高和相对安全的市场，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欧罗区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涉及多个国家和多种政府债券，每种债券的规模均小于美国国债，不同债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和风险，减少了欧罗的吸引力。

俄乌以巴烽烟碍经济发展

此外，欧罗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为本位的法定货币，要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带来的经济问题，政府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政纪律，不能过度挥霍。欧罗区的政府名义上都需要面对分别是GDP 3%和60%的财赤和债务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员国都曾经用不同原因绕过这些限制，使有关规则形同虚设。欧罗区作为一整体而言，从欧罗面世开始，政府债务就一直高于GDP的60%，在金融海啸及新冠疫情期间更高于90%。这是欧罗区的情况，其中一些国家自然高于这些比例。问题严重的话，市场自然会关注其他国家或欧央行会否采取什么行动。某个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可以给欧罗区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情况在民粹思潮高涨时出现的机会更大。

多年来，欧罗区的经济表现并不特别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别受到欧债危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以巴战争、通胀、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响，经济前景并不乐观，欧罗亦难有发展空间。欧罗是一个重要而罕有的经济政策实验，而欧罗区给予成员国一个高度合作应付经济困难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总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根据环境保护署公布的2022年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本港每天人均垃圾产量为1.51公斤，不仅高于台湾台北的0.37公斤【注1】和日本东京的0.89公斤【注2】，也没有达到特区政府2013年提出的10年减废目标（0.8公斤以下）。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政府计划今年8月1日全面实行城市固体垃圾按量征费。

难求一步到位

对垃圾征费最简单的理解是，只要污染者的经济成本增加，产生的废物自然会减少；但事实真的如此简单么？

对垃圾以量征费的国家地区虽然不多（例如台湾、日本、南韩和德国），但从这些先行者的经验却可看出，垃圾征费政策从实施到取得成效都经历漫长时间，无一例外。

早在1950至1980年，日本就已立法规管废物处置，真正见效却足足历经了10年。从1988年至2000年分类普及期迈向2000年至2006年的3R原则（即减少、再用、回收）推进期，直到2006年才全国推行垃圾征费。在立法初期，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产量非降反升，由1985年的0.95公斤迅速增至1988年的1.06公斤，增幅为11.6%；主因是战后该国经济腾飞，执法效果亦欠佳。

及至2006年全面推行垃圾征费后，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产量才显著减少，从2005年的1.13公斤跌至2017年的0.92公斤，降幅为18.6%，每名市民每年所负担成本也从1998年的125.9元下调至2012年的27.6元。

废物回收窍门

为什么仅仅依靠垃圾征费不能保证达到减废的环保目标呢？让我们一起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吧。

首先，打开一包家庭垃圾，里面五花八门，不加分类就丢弃，势必增加回收再用、循环再造的难度。但是，我们是否知晓怎么正确分类呢？垃圾分为资源型（可被循环再造，如纸张、塑胶瓶和玻璃容器）、厨余（有机废物，如水果皮、菜叶、过期食品和咖啡渣），以及其他一般垃圾（通常不能被回收） 。

这个分类看似简单，却有诸多细节需要认真分辨。比如普遍认为纸张可以循环再造，但很多纸制品由于用了不同纸张纤维，或者加入了其他材料（如塑胶），导致很多看似是纸的物品不能回收。比如装鸡蛋的纸盒，由于混合了较短的纸纤维，就不能被化为纸浆重新利用。至于常用的纸杯，因为加入了防水防漏的塑胶，同样无法循环再用。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这些垃圾分类的细节不可能一天就学会，要养成习惯更需长期教育推广，配合赏罚措施

第二，垃圾妥善分类后应该送到哪里？名为「绿在区区」的全港社区回收网络涵盖逾170个公共收集点【注3】，接收市民提交的回收物，平均约4万人共用一个回收点。

香港30%的固体垃圾是厨余，但有厨余回收设施的公共屋村只有91个【注4】，平均约8万人共用一个屋村内的收集设施。

收集点有限，好不容易做好分类的市民，就要拎着垃圾走到不近家居的回收点。对于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人来说，非常不便利，势必打击市民分类回收垃圾的积极性。

放眼海外，标兵台北市如何回收垃圾？当地采用分天、分类回收方式，比如每逢周一、周五回收平面类资源物（如干净的旧衣物和废纸），垃圾车会在指定时间开到各个社区收集。

民众也可以通过手机程式追踪垃圾车的时刻表，以免错过。垃圾车的回收措施，令台湾的家居垃圾回收率在2018年就达到了52%【注5】，远远高于2022年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中所述的32%。

成本决定效益

第三，经过分类的垃圾运到回收站，会被怎么利用呢？垃圾分类回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源，但要再生资源被大众接受，仅仅靠环保教育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让再生材料产生高于原材料的经济价值。

如果再生材料的成本高于原材料，再生资源的企业就无法长期生存。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材料的再生成本已经大大低于原材料。比如清华大学和澳洲麦觉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显示，从废弃的手机、冰箱等电子用品中提取一公斤黄金的成本是2000美元，等于从矿产中提取同样重量黄金的成本的5% 【注6】。当前人人喊打的塑胶制品正是因为制造成本低，回收成本高而陷入一个污染的恶性循环。若要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必须依靠在回收一环善用科技，而政府政策和资助无疑至关重要。

垃圾征费是香港迈向环保城市的第一步，然而垃圾变废为宝不是单一的垃圾征费就可实现。迈出第一步不易，但更不易的是要坚持前行。减废环保不仅需要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减少浪费，也有赖政府和社群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让我们共同的香港更加美好。

【注1】 ：平安环保公用行业深度报告

【注2】：https://www.env.go.jp/en/press/press_01276.html

【注3】：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overview（检索于2024年1月28日）

【注4】：https://www.foodwasterecycling.hk/wp-content/uploads/2024/01/Smart-Bin-locations_0131-1.pdf

【注5】：A Load of Rubbish，《经济学人》，2018年9月29日

【注6】：Modern-day Alchemy，《经济学人》，2018年9月29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近年好似雨后春笋般，已经无处不在。当众人还分不清这3个字母顺序的时候，ESG早已牵动无数跨国公司的重大决策，也深刻影响各国政府的监管决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个美好愿景，让资本向善，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对力量群起攻之，纷纷质疑ESG口惠而实不至。

ESG究竟是稍纵即逝还是会持续不断？笔者认为，其产生基于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并非偶然。只要ESG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ESG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说是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为它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笔者发表在《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发现【注】，SRI在西方的起源与宗教、工会和政府密不可分，并且早在上个世纪就考量了环境、社会和公司管治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投资理念，SRI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现。

联合国为ESG的兴起提供了概念的依托。 2004年，联合国在其《在乎者赢》（Who Cares Wins）报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并与全球多家金融机构携手，提倡将ESG等因素用于投资考量，坚信「得ESG者得市场」 。该报告问世后，曾经有好些年都风平浪静，但约在2015年，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ESG得以迅速发展，以下几个造王者实在功不可没。麦肯锡（McKinsey）作为全球一大管理顾问公司，一直是商业热词的缔造者，开始不断推广类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也是ESG的关键拥趸，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开信中频频提及并推广ESG。各地政府也落力为ESG助阵，挪威国家主权基金和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分别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万亿美元重资践行ESG。一时间，ESG风行一时。投资机构趋之若鹜，广纳相关人才，香港特区政府亦不例外，专设ESG类别以招揽人才。

两面受敌

热潮之下却存在暗涌。反ESG之声四起，批评者分成左右两大板块。右派认为ESG的理念根本错误。美国不少共和党人视ESG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田纳西州在2023年指控贝莱德的投资滥用ESG因素，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他共和党州份的官员也将该公司列为撤资目标。诺贝尔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会责任是政府的事，应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也认为ESG是「无可救药」，并且希望ESG能够「安息」。

左派同样不乏批评者。贝莱德前ESG投资专家Tariq Fancy揭老东家之短，痛斥ESG虚有其表，令传媒哗然。各国的监管者也纷纷调查「漂绿」行为。许多所谓绿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罚的德国资产管理公司DWS，其实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左派批评者支持ESG的愿景，但诟病ESG的现行体系，认为ESG让伪君子大行其道。 ESG标准混乱、评分矛盾，使企业和投资者无所适从。为此，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Alex Edmans就认为，投资应该关注企业如何创造长期价值，而不仅局限于所谓的ESG。

其来有自

多方夹击之下，ESG是否会销声匿迹？笔者相信，纵使ESG有千百个问题，其根源深植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宏观背景，并不随着批评者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ESG是人类试图修补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尝试，只要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解决，ESG就会东山再起。 MSCI行政总裁费尔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讳，ESG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不然美国就会沦落到政府强制监管的社会主义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业的协助。人类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挑战，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里，企业不该加以插手，必须由政府负责。现实是，大部分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遑论解决其他跨国难题，例如空气污染、跨国毒品贸易和电讯诈骗等。权力没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势不可挡。

其次，企业对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具备比较优势。企业虽然逐利，但通过ESG也可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难题，并从中获利。无论是出于慈善的商誉，还是源于监管的压力，耐克（Nike）和多个运动品牌都致力于解决跨国供应链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劳工问题，完成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有心无力的未竟之功。随着企业声誉的提高，货品销量和公司盈利亦会相应增加。

最后，资本市场可受惠于长期主义，共生共赢的ESG理念。有别于过去的环保理念，ESG有一个扎根于资本市场的崭新价值主张：普遍所有权（universal ownership）。许多养老投资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之所以青睐ESG，是因为持有整个股市之余，亦看长期发展。这种普遍所有权，等同于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关心整体社会，鼓励互惠互利。

远离ESG，损人利己，固然可以赢得一时一地之利，但会制造污染等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帮排污企业节省排污费，却削弱自然环境的价值，不利于劳工的生产力，导致其他公司以至未来的企业无资源可用。算完总账，最终损害到普遍所有权持有人的资本利益。

何去何从

正如伦敦商学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当今世界问题的表象，就算没有ESG，也会存在内核相似的倡议。

面对ESG，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另起炉灶搞全新概念？还是改善ESG这个已有基础的共识，以免把「婴儿和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简单，但也容易陷入失败的轮回；后者艰难，但更需要社会的共识和一批先行者的坚持。

【注】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颜示硼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敬兴懿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环球管理学硕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3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指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维持第四位，整体评分为741分，较2022年上升19分，仅以1分之微落后于第三位的新加坡。香港的整体评分显著上升，而且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声誉和综合等四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反映在新冠疫情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持久优势和韧性均备受肯定。

同期，网上平台却出现香港成为「金融中心遗址」的帖文；去年底穆迪把香港信贷评级展望下调，难免引致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顾虑。但香港金融市场是否光辉不再？可资参考的数据为何？

新港双城之比

一直以来，新加坡致力发展成为世界资金流的重要城市。根据新加坡中央银行数据，资产管理行业管理的财富在短短6年间跃升至4万亿美元，其中约80%来自海外。一如瑞士，新加坡享有政治稳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等优厚条件，另具低利得税率，而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则全免，是跨国公司设立亚洲总部的理想地点；2023年，亿万富豪Steven Cohen的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扩充其新加坡团队规模逾50%。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对冲基金资产在2021年增长30%，达1910亿美元，创下历来最大的美元增幅。该局估计，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将从2020年的400家跳升至2023年的1100家。

尽管如此，香港在多方面仍占上风。首先，对于希望打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来说，香港肯定是首站。新加坡的经济腹地为东南亚10个国家，人口6.8亿，经济总值3万亿美元，而香港背靠的中国内地则有14亿人口，经济总值高达18万亿美元。从Preqin公司的数据可知，虽然新加坡吸引不少中国投资，但香港仍然为银行提供了大量高净值客户，亚洲近一半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长驻香港，甚至在新冠疫情严格限制期间移居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亦正陆续回流香港；华尔街的银行已将近一半先前离开的员工调回香港。

新加坡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难以在股票交易方面胜过香港。香港股市总市值约5万亿美元，是新加坡4000亿美元的12倍多。 2023年，新加坡首次公开招股集资不到2000万美元，年减95%；香港即使按年下降68%，集资额却接近60亿美元。作为财富的避风港和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心，新加坡虽有「亚洲瑞士」之称，却难以取代香港作为交易中心及全球银行进军内地的「超级联系人」地位。对于正计划多元化或在中国以外发展亚洲业务基地的公司而言，新加坡则提供一个好选择。

发挥「超级」角色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因素，计有「一国两制」下的自由开放经济、完善的普通法法制、行之有效的联系汇率制度、资讯及言论自由、资金自由流通，以及简单的低税率政策等。香港要更上层楼，进一步巩固其超级联系人角色，须从以下各环节入手。

一、 修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鉴于香港赖以成功的一大要素是与英美等国的经济互动，香港应致力予以修好，减少本地金融市场风险。

二、 加强经济基本面：为保持强劲发展和经济韧性，让经济基础多元化，香港应透过促进科技、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创造可持续而更有活力的经济，从而减少对特定行业或市场的依赖。特区政府亦宜通过融资、指导计划和简化监管等方式，协助中小企蓬勃发展，为整体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三、 推动区域合作：随着近年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取得外交成果，香港不妨加大力度发展伊斯兰金融【注】，创造更大机遇，并积极培育相关人才。此外，亦应善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邻近地区的策略性联系。香港可提供一个有效平台，方便进行大量外汇、跨境证券发行和交易，以及国际金融交易。

四、 巩固监管框架：稳健的监管环境有助于促进市场透明度和保障投资者。建立独立监管机构，确保金融机构合规，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吸引投资者。同时亦应简化监管流程，促进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测试与开发，并与国际监管机构紧密合作，以拓展跨境业务。

五、 聚焦创新科技：投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成立创新中心，吸引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投资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支持研发，为相关研发提供财政优惠，如税收减免；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以提高效率、安全性和客户体验。打造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学术界之间的协作平台，鼓励区块链技术在安全透明交易方面的应用。

六、 累积人力资本：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于教育课程和培训计划，使金融从业员具备在不断变化环境下所需的技能，包括金融科技专业知识、数据分析等；设立奖学金，以吸引本地和国际人才。此外，简化入境签证手续，提供更多国际交流计划和借调机会，缔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环境，借以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来港发展。

七、 深化国际协作：积极与国际金融、监管伙伴和行业协会合作，并透过全球金融论坛，加强与国际同业的关系，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和合作，增进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联系。

八、 推广绿色金融：突出可持续金融及绿色金融产品，例如将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纳入投资决策，既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接轨，亦可吸引具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

大湾区国际金融中心优势

在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以把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发展为区内四大核心城市为目标。观乎香港的战略性部署，在于必须「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可见香港的金融发展在大湾区发展蓝图中的关键角色。香港作为大湾区内的金融中心，今后更应为此进一步优化成为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系的融资及风险管理中心，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及世界金融中心的联系亦须予以提升。

纵使香港经济随着环球经济而面临下行压力与种种挑战，但正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为奠定本身固有的实力和优势，香港今后亟须在上述各方面加倍努力，方可稳占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注】〈加快抢攻 新兴金融〉，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2年11月30日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中美建交至今年元旦刚好45年，但当前的中美关系，大概是建交以来最恶劣的情况。就在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特设委员会，推出一份如何让美国赢得中美经济竞争的报告，概括了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对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美国应采取的政策建议来对付中国。

这里所说的是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U.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这个委员会刚好在一年前成立，由共和党议员推动，包括就任议长不到十个月便被党友罢免的麦卡锡（Kevin McCarthy）。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政治愈趋撕裂，两党在各项议题上的意见鸿沟均难以逾越，唯独反中是各党派政客的主要共识。因此，有关委员会也受到众多民主党议员支持，在议会内以365票对65票大比数通过成立。

侵略美国匪夷所思

特设委员会经过约一年的调查和听证会后，在上月12日发表了题为〈重置、防止、建造：美国赢取和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策略〉的报告【注1】（以下简称报告），认为美国有需要重新评估及设定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有关的战略问题，并列出130项具体的政策建议。这报告可说是美国国会对中国相对全面和详细的表态，或会从中衍生出未来数年针对中国的新法案。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讨论报告中几个较受关注的观点。

先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看法。报告开宗名义指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并将美国经济空洞化。报告的主体有50页，其中「侵略」一词出现了11次。 202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中国的6倍，即使以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美国也是中国的3.6倍。除了偏见外，难以理解中国如何在经济上侵略美国，特别是这已是数十年的运作（multidecade campaign）。相比前数世纪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蹂躏，说中国经济侵略美国，确实是匪夷所思。

此外，报告又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没有遵守有关协议，亦认为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国有比例，制度上与WTO并不相容，同时危害到美国的经济安全。类似的论调常有出现，但似乎难以达到确实的结论。

若以WTO体制内的贸易纠纷来看，中美是全球两个贸易额最大的国家，自然涉及较多个案。按WTO的数据，中国有49个被投诉个案需要申辩，而美国则有158个。当然，美国在WTO的年期较长，在1995年1月成立时已是会员，面对的个案自然较多，而中国则在2001年12月才加入。但中美两国的个案数目差别那么大，难以说明中国特别多违反WTO守则。再看欧盟作为一整体而言，被投诉的个案也有93个。

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了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至2020年10月被WTO裁定为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但美国依然故我，三年多以来有关的关税丝毫未改。美国的说法是要就裁定上诉，但WTO的上诉机制曾被特朗普政府多次否定任用人选而瘫痪。

WTO早已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建树，在处理贸易纠纷方面旷日持久，对大型经济体没有明显的约束力。或许要改变的是WTO本身，使之能适应当前全球的政经新环境，而非上世纪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思维。

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也诟病中国广泛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发展，如补贴、出入口限制等。然而，产业政策在全球比比皆是，如南韩在七十年代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催谷。早期的产业政策，比较多是发展中国家用于保护国内企业，抗拒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但发达国家也日渐采纳更多产业政策，如美国和欧盟多年来争夺民用航机市场，分别或明或暗地补贴波音和空中巴士。最近几年，在高科技产品或芯片市场上，情况尤为明显，如拜登政府一年多前推出的《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一项就是补贴电动车的消费者，但补贴只适用于在北美洲组装的电动车，及车内电池的矿物材料须来自美国或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这明显是针对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

撤最惠国损人害己

无论正确与否，上述是美国众议员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要观点。基于这些认知，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一系列政策来应对，主要包括收紧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加强出口管控以减少新科技流向中国、加强美国的科研安全及防止人才流失、以税务优惠鼓励投资于创新行业、加强和美国盟友的经济合作，及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等，这些都不难想像。比较直接和明确的，是在短期内对中国分阶段征收新的关税，包括一些目前没有被贸易战覆盖的中国产品。据闻最初的想法更为激烈，就是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

PNTR原称「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简称MFN）。有此待遇的国家，可在贸易上得到和其他最惠国相同的待遇，中国和英国都是美国的MFN，美国给予英国的低关税也同时适用于中国。中国加入WTO之前，要按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才得到该年的MFN待遇，美国亦借此对中国作各方面的刁难。中国加入WTO半年前，也获得美国的PNTR，毋须按年批审。若果失去这个待遇，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平均关税将会由19%大幅增加至61%。

然而，大幅提高关税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数年前特朗普启动贸易战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贸易战是好的，并容易取胜」（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随着中国的反制及贸易战升级，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上述的特设委员会在去年开始运作后，大概已有传闻美国可能取消中国的PNTR，同时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亦有提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遂委托了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有关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据后者的估计【注2】，在假设中国不报复的情况下，美国的GDP会在随后5年内减少1.6万亿美元，而工作岗位会减少74万个。高关税减少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降低经济活动。若中国作出反制，将从美国入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目前的21%提高至中国加入WTO前的38%，那美国GDP会减少1.9万亿美元及损失80万个工作岗位。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估计拜登政府不会采取对经济不利的政策，在现有的贸易战上加码挑衅中国。但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仍会存在甚至加深，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须艰苦经营。

【注1】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注2】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the_economic_impact_of_china_pntr_repeal.pdf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最近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讲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弹研发成功之后，如何因为反战立场和曾经的左倾活动而遭受迫害。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全体人类共同的悲剧。核武器的发明、扩散和竞赛，让这个世界变得极不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受挫之际，就曾多次暗示迫不得已时会使用核武。

美国的核战计划

上世纪冷战结束，敌对阵营的划分不如以前那么清晰，核战的风险似乎也不如美苏争霸时那么显着。其实，美苏两国当年的战争计划存在重大漏洞，人类命运曾经悬于一线；这个世界并未毁灭，全靠运气而已。2017年出版的《末日机器》（The Doomsday Machine）披露了很多细节，此书的副标题正是「一个核战策划者的自白」。作者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广为人知的壮举，是1971年向美国十几家报纸披露绝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揭发美国领导层和军方明知越战无法打赢而向公众和国会隐瞒真相。此事成为后来美国从越南撤军的一个重要诱因。为此，基辛格曾经称他为「地球上最危险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发声。

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埃尔斯伯格曾经主动参军，带兵海外，几年后以海军陆战队中尉的军衔退役；完成博士学位后，于1958年受雇于著名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获委派研究美国的核战计划，接触到最高级的绝密文件，上至海军司令、下至空军飞行员，他都可以访谈、考察，其后又以兰德研究员的身份在五角大楼工作，目睹并协助高层决策，包括1962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危机。

埃尔斯伯格揭露越战的7000页五角大楼文件，是偷偷复印的；他还复印了另外1.5万页关于美国核战计划的文件，本来也准备向公众披露，但由于越战吹哨而被起诉，于是把核战文件交付给哥哥，埋于地下，后来阴差阳错，被暴风雨冲走，从此不见踪影。

埃尔斯伯格发现，世界上所有决策、指令都有不确定性，但美国军方的核战计划，恰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敌对双方白热化的对抗中，极有可能擦枪走火，导致全面核战和人类毁灭。

名义上发动核武器攻击的大权只由美国总统掌握，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个武官伴随总统左右，手里拎着一个俗称「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的黑色公事包，据说里面含有只有总统才可以发出的核攻击指令，但这是做给公众看的。其实核攻击的权力一路下放，从总统到战区司令、舰队、战略空军，不知有多少个手指可以按下那个按钮。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指令只能由总统下达，对方先发制人，一个氢弹就可把华盛顿夷为平地，消灭美国政府几乎所有高官，从而瘫痪其反击能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预先安排好，万一自己有何不测，另外哪几个人可以接过下达命令的权力。可笑的是，美国一方面层层下放权力以避免被对方「斩首」，另一方面自己核战计划的核心就是斩首莫斯科，似乎从没想过对方也会防此一着。其实，博弈论指出，在大国对抗时，要特别保护对方的指令系统，保证敌方最高领导人安全，让其指令得以顺利下达。

1958年，埃尔斯伯格访问南韩群山（Kunsan）美军空军基地，当地驻扎了12架F100远程轰炸机，每架战机携带氢弹。指挥官明言，一旦通讯中断（这种意外时有发生），又有核弹在基地爆炸（飞机在紧急时刻起飞，发生此类事故的概率颇高，因此在演习时从不带着弹头起飞），为保护下属，他会自行决定下令核攻击，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古巴危机

1962年古巴危机发生，埃尔斯伯格被召至五角大楼参与幕僚的讨论和推演。事过三四十年，决策双方才意识到，当时美、苏之间离核战只有一步之遥，之所以没有打起来，实在有很大运气的成份。本来赫鲁晓夫明令卡斯特罗和驻古巴的苏联指挥官，如无最高当局的命令，绝对不得发动攻击。但是卡斯特罗还是下令，击中一架美国侦察机。苏军指挥官眼见炮火纷飞，又与上级失去联络，以为大战已经开始，所以用导弹击落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赫鲁晓夫立刻意识到，事情开始失控。

甘乃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假如美国军机再受袭，美国必然攻入古巴。美国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在古巴驻军4.2万人，存有100多枚核弹头。这些短程战术核武器虽然打不到美国本土，但一旦美国入侵，必然会打在美国军人身上，必然导致全面核战争。所以赫鲁晓夫急忙公开声明，接受美国条件，立刻拆除安装在古巴的导弹，世界才避过一劫。

至于海上，同样几乎触发核战。美国战舰群与反潜直升机曾围攻苏联一艘核潜艇，该潜艇携有核鱼雷，足可摧毁美方所有在场军舰；当时潜艇舰长与政治委员已经决定发起核攻击。千钧一发之际，碰巧舰队的参谋长也在潜艇，他不同意。3名负责人最后决定克制，人类又躲过一劫。

古巴危机中，赫鲁晓夫和甘乃迪都真心希望不打核战，不想毁灭地球，却差一点就打起来了。然而在情绪紧张、高度对抗时，前线指挥官往往因误判形势或自作主张，把对垒局势推到临界点，一念之差就难免走上万劫不复之路。

视亿万人如草芥

1945年原子弹研发成功，1952年美国第一次试爆氢弹。到1986年高峰期，美国存有逾2万枚核弹头，苏联则有4万枚。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1千倍，而制造成本更低。1枚氢弹可以有2500万黄色炸药的当量（这还不是最大的），其爆炸力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火力的总和。

1960年代初，埃尔斯伯格调查美军的核战计划，发现其主导思想是先发制人，而非一般以为的维持二次反击的能力，以进行核威慑。华盛顿政府明知中苏已经决裂，但总是将两国绑在一起，并已制定轰炸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详细计划。只要与苏联开战，即使与中国完全无关，美国也会顺手把中国灭了。军方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如果美国先对苏联下手，中苏两国会死3亿人，再加上核爆辐射粉尘，西欧、东欧以及邻近的中立国家（如芬兰、瑞典、奥地利、阿富汗、印度、日本），会再死3亿人。

当年美国高级将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战略空军指挥部开会，谈笑之间就决定地球上几亿人的生死，那些与美、苏对抗并无直接关系的国家的平民就更无辜。与会者中只有1人觉得不妥：「1942年纳粹的万湖会议，讨论如何科学、有效地杀死几百万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丑陋的一页；可我们现在的做法，比纳粹邪恶、无耻何止百倍。」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那是悲剧；死一百万人，那只是个数字。」尼采说：「个人极少发疯，可集体发疯却是常态。」美苏军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疯狂地制造核武器、制定核战计划时，还不知道「核冬天」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有科学家提出），仍未明白他们的计划都是自杀的计划。当前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几万名无辜平民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已经是了不得的大事，可是和核战相比，却又微不足道。核战的疯狂，出现在极权国家，也出现在号称最人性、最善良的民主国家，岂不令人深思？今时今日的领导人，会比几十年前的元首更理性、更有智慧吗？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兼政治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以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理论而闻名。他的著作《退出、发声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深入探讨了企业、组织和国家面对衰退时的反应机制。

此着缘起于赫希曼在尼日利亚的经历。赫希曼发现，即便面临来自卡车和巴士服务的竞争，尼日利亚的国家铁路服务质量仍非常糟糕。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这一现象令人费解：竞争当能提高服务质量。然而，赫希曼的见解是，竞争还提供了替代选择。当巴士和卡车服务成为可行选项时，即使铁路服务质量下降，对乘客而言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因为相较于铁路独占长途运输时，乘客现在有其他选择。过去乘客或许会对铁路服务质量的下降「发声」抗议，现在他们则选择「退出」，从而加速了服务质量的衰退。

从赫希曼的洞见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答案并不是经济学本身有误。经济学并非无条件地认为竞争是有益的，单纯宣称竞争有益是坏的经济学（更准确的说，那些只弘扬这一观点的是坏经济学家）。我们应该从中学到的是，运用经济学推理时需要关注背景和细节。换句话说，好的经济学必须是具体的。

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在于，是人在作出决策。要更深入地理解世界，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有血有肉的作决策的人，而非抽象的符号。具体的经济分析要求明确界定有哪些参与者，描述他们能做什么，想要什么，知道什么，相信什么。这为什么重要呢？只有说清楚这些，经济学分析才能更好地描绘出各式各样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和限制。赫希曼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铁路服务的经营者是公职人员。与私人企业主不同，他们的动机不是最大化利润，而是追求无需面对顾客投诉的舒适生活。如果不说明这一点，分析的结果就会变成竞争提高（而非降低）质量。

能做什么（可行的行为）

具体经济学的首要要求是，要描述这些参与者可行的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取舍：参与者无法鱼与熊掌兼得。但当经济分析流于抽象时，参与者的行为往往被过度简化。以分析顾客为例：当服务不佳时，他们的唯一选择似乎只是透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寻找更好的服务提供者（如果有的话）。然而，赫希曼的关键贡献在于指出，顾客的可行行动不止一种。除了选择离开，顾客还可以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发声行为能够帮助公共组织中的官员纠正他们的错误。

想要什么 （偏好）

具体经济学的又一核心要素是对个体偏好的深入理解。抽象的经济分析通常会过于简化偏好，只考虑个人对消费和休闲的追求。然而，日常经验表明，个人（特别是那些在组织顶层的人）也重视一些更为非凡的要素，如权力、地位和人际关系，不一而足。

赫希曼强调，对组织的忠诚是构成偏好的重要部分。他把忠诚理解为一种退出组织的心理成本。这意味着，当组织深陷困境，按常理成员理应离开，但忠实的成员仍会选择留守。忠诚对于组织的恢复力至关重要，因为它留住了成员，让组织有机会东山再起。然而，忠诚同时也具有双面性。过度的忠诚可能导致成员对组织的错误视而不见。

知道什么 （资讯）

强调资讯，尤其是不完整和不对等资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最重大的进步。遗憾的是，赫希曼撰写他的著作的时间点位于资讯经济学革命之前。如果考虑到资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整性，赫希曼必会对忠诚提出新的见解。

赫希曼假设组织领导层非常清楚成员的忠诚度和组织衰败的程度。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成员对于自己的忠诚程度以及组织衰退的程度往往比领导层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批评组织的表现被当作是不忠的迹象，组织成员可能就会避免使用「发声」来指正组织的错误。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通过「唱赞歌」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样做反而会混淆组织的真实状态，并加快其衰败。缺乏退出的选项，再加上资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有效的忠诚无法存在。

相信什么（信念）

在稳定环境下，若个人可行的行动、偏好和资讯已知，则其行为变得可预测。然而，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人的信念也对行为预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赫希曼在其著作中详细探讨了越南战争期间的情况，指出詹森总统的政府官员们在私底下对官方政策持有异议，但他们因为担心失去影响力而没有（至少在公开场合上）发声抗议。同时，这些官员也不愿意选择离开（辞职），因为他们相信留在体系内部默默努力对政策的形成影响力更大，而辞职则会导致他们失去进行政策建言的机会。这些信念是否正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也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话题之一。

赫希曼在其著作中写到，信念通常具有很强的惯性。如果社会习惯通过退出机制来应对组织恶化，那么它就会低估发声的价值。如果一个组织总是选择发声，它可能会忽视退出的作用。信念的惯性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我们无法观察到未被选择的政策是否效：对那些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持有任何看法，尤其是那些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看法。因此，即使世界和现实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仍可能坚持错误的信念。

不过，错误的信念最终难免在客观现实面前碰壁。此时，剧烈的政策逆转就会突然发生。此一剧变被称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North）推广而流行。当然，长期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以及它们最终的突变，不只是学术讨论的范畴，还可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多样性

除了单一参与者的可行的行为，偏好，资讯，和信念，具体经济学亦须探讨参与者之间的多样性。赫希曼运用发声与退出的理论框架，研究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的品质，并提醒在透过私校的竞争以改善公共教育方面，个体的多样性（指人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对教育质量的偏好）或可构成障碍。

具体地说，私校透过提供更高品质的教育，吸引了那些更重视教育品质且有能力支付昂贵学费的家长。但正是这些家长，在使用「发声」来提升公立学校品质方面最积极也最为有效。一旦他们选择将孩子送往私校，公立学校便多留下那些对教育品质关心较少、也较无力发声的学生家庭。这导致公立学校的质量逐渐下滑。对于那些关心教育品质但无力承担私立学校学费的家长来说，此乃一大悲剧。

内生性

具体经济学藉由纳入相关背景讯息来增进对行为的了解。但有时如此详尽的讯息会对经济分析构成挑战。例如，若个人面临多个可供选择的行动，行动之间便可产生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互动。以退出和发声为例，前述讨论似乎暗示退出会使发声多余，因为一旦退出，个体就无需再发声。然而，在其他情境下，退出可能助力发声：人们正是因为知道情况若恶化，他们可以选择退出，所以才更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退出有助还是有碍于发声？这个问题似乎令人困惑。但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因为退出和发声均为内生（endogenous），也就是由给定环境之后的结果。区分哪些因素是外在给定的（exogenous）以及哪些是由参与者在给定环境中做出的选择，是经济分析帮助清晰思维的不二法门。在很大程度上, 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就是研究外在情况的改变如何影响内生后果。

退出行为是内生结果。退出成本才是外生因素。当退出成本低时，组织成员无需诉诸发声，因为他可以简单地选择离开。相反地，当退出成本非常高时，组织成员也不会选择发声。因为如果发声导致组织的报复或惩罚，组织成员还无法退出，下场将难以想像，保持沉默才是更安全的选择。但若退出成本不高不低，个人就会倾向发声。一来退出代价不菲，二来亦毋须过份担心因发声而可能受罚（总有退出的后着）。换言之，发声与退出成本之间的关系呈反Ｕ形曲线。

这一分析显示，明确界定外生因素与内生行动可以厘清退出和发声之间原本含糊的关系。不过，定夺哪些因素是外生，往往是艺术而非科学。

均衡反应

在赫希曼的著作中，他通常假设发声是有效的，其隐含的前提是组织的高层会对这些发声作出有益的反应。换言之，这本书大体上将高层官员的行为视作是外生的（也是不具体的）。

但在书中倒数第二章中引述的一个故事中，赫希曼提及高层怎样通过将异见者驯化，而令其发声失效。驯化的手段是给异见者编派「官方」角色。当异见者的立场变成意料中事，异见的意义就被削弱了。

故事作者为汤姆森（James Thomson），原载于《大西洋月刊》， 值得引述如下：

「一旦波尔先生表达疑虑，高层就向他热烈招手，加以驯化：鼓励他成为内部的越战唱反调者。结果不出所料，逐步升级的过程令此君不时获邀发表意见，我猜他定必得意洋洋（他正为正义而战）；其余衮衮诸公也得其所哉（全力作出倾听和平主张的姿态）；双方不快之情于是消弭于无形。」

这最低限度的不快之情，大致上是一种「均衡」状态。当发声引致不和，众所共嫌，系统容易走向和谐的均衡。但如此均衡会产生不堪设想的结局。表面和谐往往犹如昙花一现，无助于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一个缺乏有效发声机制的组织，迟早会渐趋衰败而没落。

好的经济学必须具体，而实践具体必先了解参与者。在个人层面，各参与者有何可行的行动、偏好、资讯、信念？整体而言，有关分析能否充分顾及参与者的多样性、内生性，以及均衡反应？这七大元素是好的经济学的基本清单。它们既是经济学的支柱，也是拨乱反正的武器。经济体的发展可以有南北之分，但经济学元素并不分东西。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此为更新版本）

在过去三年外需不足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影响下，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将总部迁出香港。据特区政府数据，近年本港企业总部数量和相关就业人数均明显减少【图1】，最多的专业服务界别在10年之间有53间公司总部撤离香港【图2】。很多总部离开香港后选择迁往新加坡，其中包括联邦快递（FedEx）等知名跨国企业。

图1  2012–2022年香港地区总部数量及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政府统计处

图2  2012和2022年香港按主要业务划分的地区总部数量

即便如此，香港依然是亚洲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金融及银行业总部集聚的中心。

相比于2012年，中国内地、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和英国等企业在港设立的总部数量均呈向上趋势，其中内地公司由2012年的106家增至2022年的251家。继早前国际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决定在港设立研发中心后，中国新能源车电池企业宁德时代亦决定在香港科技园设立国际总部，进一步强化各界对香港未来的信心。

作为发展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新经济模式，总部经济（Headquarters Economy）有利于带动区域分工协作，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基于环球地缘政治新格局，香港亟须重振总部经济，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部经济的集聚优势

总部经济的发展，足以发挥「集中」和「首位」的特色。总部集聚所产生的正面界外效应，如投入共享、知识溢出等，有利于实现规模收益递增，讯息交换的模式也愈趋专业化，并可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以下从两个角度分析：

一、规模经济

总部经济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环节，香港可借此发挥其专业化服务和便利性；降低成本之余，亦可结合丰富的创新要素，进一步吸引外来人才、资本和讯息，提升自身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和经济总量。

二、分工合作

企业总部的集聚便利各企业在知识、技术和管理的合作，促进劳动力和知识的专业化分工，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香港市场发展成熟，供应链管理完善，加上资本充足和流动性强，驱动总部经济可为其他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营造研发创新的环境；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更可令整体经济提质扩容。

可资借鉴的中外先例

毋庸置疑，香港现正处于功能转型的关键时期。下文通过深入比较西雅图和上海的成功案例，为特区政府发展总部经济、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提供政策建议。

汽车产业的龙头供应商博世（Bosch）在上海成立其亚太总部，又于2022年底在浦东设立研发中心。此一行业既需创新功能、金融功能和贸易功能，还需靠枢纽城市加以融会贯通。上海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大强项于一身，具备博世落户最合适的条件。

除各类产业政策，为有潜力的公司总部提供资助、奖励和税收优惠之外，上海凭借其独特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和结算模式，为外商的投融资提供政策支持。此外，诺和诺德、百事食品、特斯拉均在上海经营业务。

放眼美国，亚马逊的成功与其总部选址西雅图关系密切。除了航空和海运基建，该市也是国际贸易和物流枢纽，对迅速发展的零售业不可或缺。微软、波音、谷歌等大型企业进驻其中，亦带动西雅图的经济发展，加上新来的高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形成了一个繁荣的科技生态系统。

随着其位于弗吉尼亚州水晶城（Crystal City）的第二总部在本年启用，亚马逊既能扩大市场占有率，也通过业务多元化降低了营运风险。水晶城临近华盛顿特区，技术人才充裕，便于亚马逊与政府机构交流。预计该公司可为当地创造逾2.5万个高薪职位，不但可带动税收和消费的增长，亦会吸引更多科技公司、企业家流入，对当地经济自然有所裨益。

上海、西雅图和香港有不少共同点。首先，三地均是国际化都会，对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良好的教育制度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当地的制造、科技和金融贸易产业培养了源源不绝的高质人才。

其次，三地亦是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开放的政策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深获各国企业和投资者青睐。然而，在吸引总部进驻的政策一环，香港仍不及上海和西雅图，皆因低税率和零关税政策正在全球贸易愈加开放的情况下渐失优势。香港的科技业和制造业基础薄弱，对相关企业未够吸引力；加上经济去全球化和供应链多元化的背景，特区长期作为中间枢纽，难以帮助企业总部分散风险。

自2012至2022年，香港总部经济格局呈现明显变化：美国公司总部逐渐外移，内地公司总部则迅速增加【图3】。同期，香港资讯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总部数量涨幅分别为1%和2%，增速相对缓慢【图4】。

图3

图4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虽然占本地生产总值近四分之一，但就业贡献率不足一成；特区政府于2009年明确提出推动6项优势产业发展，但至2020年仅贡献了全港14%的就业。有鉴于此，香港应积极发展总部经济优势，吸引跨国企业总部前来，为产业多元化开路；为此更应深化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通过区域协作提升本港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

借力优厚条件的重点措施

香港特区享有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安排，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笔者建议，一方面利用本港固有的国际金融、运输、贸易及航空枢纽实力，吸引相关总部进驻，向特定的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如重点产业的奖励计划），同时借助大湾区优势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为海外公司进驻香港以至大中华区市场提供更好的跨境投融资服务。再者，不妨制定一些足以留住公司总部的持续性激励措施，包括技术创新政策、人才引进政策和实体业务增资政策。

另一方面，主动调整香港总部经济结构。通过北部都会区建设，积极推动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落地，以本地优势为各行业的企业总部提供配套服务，吸引科创型企业、高端制造业等企业总部来港。利用好香港的人才和讯息流优势，从科技研发、服务经济和对外开放三个维度，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

最后，有关当局更可考虑以下各项措施，从速推进总部经济。一、为需要的资本项目提供便利的投资安排；二、为北部都会区的策略科技产业（strategic technology industries）引进优先政策，招揽科技型和高附加值制造业总部在港集聚；三、加强信贷税收支持力度，按经济贡献、就业贡献等给予相应奖励；四、致力吸引重点领域人才，提供相关出入境便利政策以及住房、家庭照顾、教育的配套设施。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日香港超市售卖的新鲜猪腩肉每500克90元（港元．下同），远超深圳市21元的售价。香港的鲜肉完全从内地进口，没有进出口关税，为什么会这么贵？

深圳今年的猪肉价格比去年大降，生猪到货价与猪肉零售价分别下降四成与三成，香港的价格则不降反升。据本年出版的《香港统计年刊》，2012年香港猪扒的零售价为生猪批发价的3倍，2019年为4倍，2022年进一步上涨至超过5倍。相比之下，中国内地2023年1月的后腿肉价格仅为生猪批发价的两倍。

活猪有市有价

香港市面供应的猪肉分为新鲜猪肉、冰鲜猪肉和冷藏猪肉3类，在2010年进口总量中分别占43.6%、5.8%和50.6%；而从内地进口的比例则分别为100%、97 %和49%。冷藏猪肉从巴西、德国、荷兰、中国内地、波兰等地进口，以零下20至25度急冻、储存。冰鲜猪肉在屠宰后立即预冷处理，并保持摄氏0至4度，保质期一周，输港最多的依次为泰国、中国内地、澳洲、巴西、荷兰。急冻猪肉及冰鲜猪每500克的售价分别为47元及62元，相对新鲜猪肉便宜两至三成，甚至一半，所以香港猪肉贵，主要贵在未经冷藏、冷冻的活猪。

1988年以前，内地、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等地都有出口生猪到本港，本地农场也一直有生猪供应。后来随着市场竞争，仅余来自内地和本地的生猪。 2006年，特区政府为减少猪场引起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问题，推行退还牌照计划，本地生猪供应持续减少。截至2023年10月，香港市场供应的生猪90%来自内地，其余则为本地农场饲养。

回溯1962年，为确保供港鲜活食品运输，内地开通了专门供应香港的「三趟快车」，其中753次专列由上海新龙华站始发，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在新龙华设立专门的科室，这就是五丰行的前身。 2007年前，五丰行一直是内地鲜活冷冻食品在港的唯一代理商，亦拥有中港联合生猪有限公司（负责看管抵港后的内地生猪）51%股权，及全资拥有向百佳超级市场供应新鲜猪肉的成利行。

屠房垄断瓶颈

在此期间，广东省出口的鲜活产品，由粤海广南行负责，接受五丰行统一协调。 2007年后，为开放活猪供港市场及引入竞争，食物及卫生局与国家商务部给予广南行、香港农业专区与五丰行同等的代理权。根据立法会2016年文件，五丰行、广南行、农业专区输入活猪数量比例为46：45：9，与2023年官方公布数据大致相同。

昔日坚尼地城、长沙湾、元朗、荃湾等区曾经设有公营屠房，属于公务员编制，成本居高不下，长期经营不善，一度累计亏损一亿多元。无奈之下，1987年行政局批准将坚尼地城屠场转为私营。五丰行凭借供应活猪、参股屠房的丰富经验，于1990年接手营办坚尼地城屠场；经大刀阔斧整顿，第二年就开始有盈利增长。

1996年，立法局财务委员会批准拨款18亿元兴建上水屠房，设计产能每日5000头，以取代坚尼地城、长沙湾和元朗的屠房。自上水屠房建成之日起，五丰行便与政府订立了管理合约，获得独家经营权，并每年向政府缴交3300万元的特权税。目前本港屠房仅剩上水屠房和荃湾屠房两家，屠宰量约为9：1。上水屠房配备现代化设施，整个屠宰大堂均设有冷气、全机械化牲畜屠宰线及机械化屠体卸载设施，相比之下，荃湾屠房的设施过时，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所在位置又人口稠密。荃湾屠房由私营公司拥有及经营，五丰行占30%股份。

破特权、利民生

根据近3年市场及供应商数据，中国外经贸部决定每年输往香港的猪只出口配额。本港日均输入生猪，在2000年为6310只，2017年4270只，2023年首10个月为3110只，只占出口配额约85%。在供应链上的生猪数量并不是瓶颈，因为数量取决于消费量，消费者想买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因为肉价太贵而购买量偏低，导致每日进口量远低于进口配额以及屠房的容量。按照经济学理论，垄断者一定会设法大幅提高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生猪供应存在竞争，只有屠房是唯一垄断的瓶颈，五丰行几乎不面临任何竞争。

五丰行是华润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1995年在香港挂牌上市；2000年，华润对五丰行重新私有化。当时五丰行账上现金及存款高达24亿元，华润创业的每股盈利因此增加11%，股本增加9%。 2011年五丰行的屠宰费涨价，每只猪早屠收费144元，日屠108元，每日单是屠宰活猪已有逾60万元收入，一年更高达2.3亿元【注】。早屠与日屠的成本不应该有太大差别，而实际收费差距相当大，显然是因为市场对鲜猪肉的大部分需求，依赖夜间屠宰工作应对，屠房因需求特高而坐地起价。

同样是内地进口，牛肉和蔬菜的价格就不像猪肉这样贵得离谱。过去10年间，本地牛腩的零售价一直稳定在活牛批发价的两倍。活牛全部由内地供应，虽然也经上水屠房屠宰，但每日供应只有30头左右，只占牛肉消费总量的1%；输港牛肉来源地之中，内地活牛只占第10位（最大来源地为巴西、美国和印度），所以五丰行的垄断地位对牛肉价格影响不大。至于香港市场的蔬菜，从内地进口多达九成。 2023年10月，本港番茄批发价为每500克4.7元，在百佳超市的零售价为9.8元，为批发价的两倍。油麦菜批发价为4.2元，在惠康超市的售价为10.8元，为批发价的2倍半。

早在2002年5月的立法会特别会议上，香港猪会就提出，五丰行在本地新鲜猪肉供应链上多个环节有控制权，上水屠房不应由五丰行经营，以免巩固该公司垄断市场的优势。 2016年，立法会讨论屠房垄断一事，特别关注屠房收费。

虽然政府声称五丰行的收费须经食物环境卫生署批准，但就像电费一样，既然没有竞争对手，政府完全被对方挟制，毫无还价、控价能力。与电力、巴士、渡轮等所谓自然垄断的情形不同，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会说生猪屠宰必须独家经营。

中央要求特区政府关注民生。在住房方面，囿于条件，当局难以大有作为，但解除五丰行的垄断地位，降低猪肉价格，去暴利、得民心，虽然库房收入稍降，但惠及普罗大众，何乐不为？相信中央政府应该也乐见其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政府公开招标，免除特权税。选取优胜者的标准，不是看谁交的特权税最高，而是在保证质素的情况下，谁收的屠宰费最低。这有一点像大学食堂的招标。

笔者简单估算，如果因此而肉价减半，每名香港居民每年可节省1800元。假使碍于与五丰行签订的长期合约而不便推倒重来，可由竞争事务委员会出面，调查活猪市场是否存在垄断的问题。

【注】https://hk.news.yahoo.com/屠宰費增-鮮豬料加價10-221052460.htm

邹弘哲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硕士生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