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现代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消费者数据，并对消费者进行个性化定价。与此同时，消费者可以利用各种手段篡改数据来诓骗公司，以获取更优惠的价格。我们研究当消费者可以收集数据时企业应当如何收集消费者数据以及应否向消费者披露数据收集情况。研究考虑一个企业可以收集消费者数据以识别不同消费者的类型，并进行个性化定价，而消费者可以篡改数据。我们发现，当公司不向消费者披露数据收集范围时，它会收集更多消费者数据；当公司披露数据收集范围时，公司所收集的数据则会减少。消费者篡改数据可能对公司和消费者都不是一件好事。此外我们发现，公开数据收集范围可以增加公司利润、消费者盈余及社会福利。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应根据消费者操纵数据的成本和需求异质性，来调整数据收集范围和价格。公共政策应要求公司披露其数据收集范围，以增加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即使没有强制披露数据的政策，企业也应该自愿披露其数据收集范围以增加利润。此外，为消费者篡改数据提供便利最终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和公司的利益。

消费者经常需要规划不同的活动。采用时钟时间作规划方式的消费者会根据外部时间线索（例如时钟）决定何时从一项活动过渡到下一项活动，而采用事件时间作规划方式的消费者倾向于执行每项活动，直到他们内心觉得活动已完成。是项研究指出消费者的日程规划方式（时钟时间方式对比事件时间方式）会影响他们对重复消费的满足感。四项涉及不同领域（如音乐、艺术品、食物）的实际消费研究发现，采用事件时间作规划方式比采用时钟时间作规划方式会更快令消费者在重复消费中感到厌倦，因为采用事件时间规划方式的消费者更关注自我感受。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当消费者分神或得悉其他影响消费刺激的线索时，会减弱日程规划方式在重复消费方面所带来的厌倦感。

信息集、个人期望和喜好都是政客作出政治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能被直接观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横跨二十年，期间美国众议院对是否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进行了多次投票。我们对国会议员掌握的信息集进行弱假设，并采用矩不平等的方法分析相关数据，确保估算一致。这种研究方法能可靠地测试政客在决策时所掌握的资讯，并估计选民、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对政策制定和投票时的影响力。

透过把中国一级土地市场的土地交易数据与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详细履历作出配对，我们发现地方官员与公司之间存在「旋转门」交易模式。地方官员以折扣价出售土地予此等上市公司，随后在其退休时获这些公司任命加入董事会作为报酬。具体来说，与没有帮助公司取得低廉土地交易的董事会成员相比，这些「旋转门官员」获「交易公司」聘为董事会成员的可能性高达三倍，薪酬则高出23%，而持有公司的股份更高出81%。然而，上述情况均以交易公司能够获得价格折扣为大前提。一般而言，公司可享平均19.4%的买地折扣。但在突击审计期间，旋转门官员无法提供价格折扣，其获聘为董事会成员的可能性亦会减半，而双方分别获得的价格折扣和额外补偿亦会完全消失。透过提供互惠互利的实证，我们发现「旋转门」在内地被用作「支付」而非「拉关系」的工具。

在现今社会，愈来愈多的人以独立生产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零工经济的规模和社会影响逐渐扩大。我们研究在中文小说写作平台上，产品竞争如何影响零工工作者的努力和创意。小说作者与写作平台按营利共享或按字计酬的合约方式，逐个篇章创作及售卖他们的作品。我们的研究利用政府对平台管理的一项新规则，来检验市场竞争对不同合约方式下作者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政府强制关闭一批专门从事爱情小说创作的不规范平台，导致创造爱情小说的作者转移到管理规范的综合性创作平台，从而加剧了综合性平台上爱情类小说之间的产品竞争。其它类型的小说（例如科幻小说）不受此影响，可以作为有效的控制群来帮助因果推断。我们发现，竞争加剧会令作者加快创作内容的速度，但对小说内容的新颖性影响微弱。然而，与按字计酬方式创作的小说相比，以营利共享方式创作的小说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则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内容更为新颖。此外，对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初期的书籍，竞争对小说内容的新颖性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写作平台在推广合约书籍的努力，在竞争加剧之后，则大幅倾向于以按字计酬方式创作的书籍，从而大大提高这类书籍的点击和订阅率。此项研究有助于探讨市场结构对零工经济的影响，也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有借鉴意义。

先前关于角色一致性理论的文献主要围绕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期望展开。此文献多聚焦与不同角色的规范性期望不匹配而导致的角色不一致性。在本研究中，作者不再传统地关注角色之间的不一致性，而是探索了另一种的角色不一致性来源，即基于职能期望的内部角色不一致性是如何被语言表达所触发的。通过对2003年至2018年中的7649笔合同债务以及公司电话会议记录的分析， 作者发现当财务总监（CFO）的语言表达与针对其职能期望不一致时，银行会采用更多的债务合同契约条款。作者认为这是因为CFO的职能角色不协调会令银行感知到更多的风险。此外，通过调查相应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语言表达和媒体舆情的调节效应，我们展示了社会背景和对公司的舆情是如何影响这种负面的不一致性效应。我们从理论层面讨论了角色不一致性来源和合同设计前因之前的关系，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员工对于工作时间过得快或慢的感受，是工作的一种基本体验。研究发现「时间可预测性」和「任务可分割性」这两个新的工作时间设计特征，能令员工认为工作时间过得较快。具有高度时间可预测性的工作，能避免员工经历进行下一个任务前不确定的等待。以时间标记来把一大段的工作时间分割成多个小段，即为具有任务可分割性的工作。我们测试了一个研究模型，显示时间可预测性和任务可分割性均会影响员工对于工作时间过得快或慢的感受，以及其工作绩效。研究涵盖五项研究：两项实验建立了时间可预测性和任务可分割性的有效性（研究1a和1b）；在一家工厂进行实地研究，调查不同时间工作设计所导致的自然结果（研究2）；建立一个以员工及其主管为主的抽样模型，进行企业内部实地研究（研究3）；使用网上调查来连系我们的研究模型与其他工作设计文献（研究4）。总括而言，以上的各项研究均支持以一种新的时间方式来设计和规划工作内容。

团队研究公司的信息披露政策如何影响投资者从市场中获取专业知识，以及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我们区分投资者的两种不同信息优势：从优越的渠道而获得的信息优势或因拥有卓越的信息处理能力而享有的信息优势。我们发现，与公开披露或非针对性选择性信息披露相比，针对向经验丰富的投资者的选择性信息披露能鼓励投资者获取更多专业知识，并提高价格的信息含量；当中，如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能以较低成本获得独家信息，便能实现专业知识价值最优使用。研究结果解释了为何美国证监会在通过《公平揭露规则》后，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非公开信息交流仍然存在，为监管机构释除公众对《公平揭露规则》日益增加的疑虑及执法安排提供启示。

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管理层倾向以不按比例的方式，汇报略高于以十进制作为单位的总收入（例如 1,000 万、3,000 万、10 亿），并审视这种行为的动机和后果。聚焦研究以十进制表述收入有其重要之处，原因是尽管这种做法在高管薪酬合同、分析师预测和管理预测的目标收入设定中十分普遍，但过去从未有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亦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压力为以十进制单位来汇报收入的做法提供了一种解释。然而，这些激励效应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因为即使没有这些明确的目标，仍会以十进制单位作为达标门槛。我们进一步发现，当公司首次达到以十进制单位的门槛时，不论有否达到其他目标，其新闻报导篇幅、机构持份、流动性和分析师关注度都会有所增加。这些结果表明，管理层会为了提高公司的整体知名度来达成以十进制作为单位的目标。总体而言，研究显示了对本质上没有经济意义的十进制数字的偏好，并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具有可衡量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为以往尚未探索过的一系列管理目标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