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武漢肺炎有時盡  禁言禍害無絕期 

當前「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下文簡稱「武漢肺炎」）肆虐，既有市民通宵排隊購買口罩，更有私家醫生因為沒有口罩而要停業。筆者從朋友傳來的視頻，看到醫護人員排隊買口罩，每次限買兩個，以供上班之用；某日又和一位小巴司機朋友閒聊，他的一個熟客在外國買了100盒口罩，送了他一盒。國內亂象就更多了，大小城市紛紛封城，又或實行所謂「小區管理」，地方政府沿途打劫運往外省的救援物資等等。一個國內朋友知道筆者缺口罩，說要寄一些給我，因為他們剛從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購了一批回來，感激之餘，我當然婉拒。

當大家都憂慮醫療物資不足的時候，這種憂慮迫使我們去爭奪存貨，令供不應求情況更為嚴重，這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好比銀行擠提一樣，原本銀行業務運作正常，但一旦出現群眾恐慌，以致存戶爭相提款，銀行沒有那麼多現金，周轉不靈的預測於是應驗！

武漢肺炎固然可怕，但民眾的恐慌和政府的政策失誤，恐怕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到底武漢肺炎有多嚴重？過去5年美國的流感死亡率為0.127%。武漢肺炎在中國內地的死亡率約為2.1%，其他國家及地區則為0.7%，分別為美國流感的15倍和7倍。以死亡率來說，武漢肺炎的殺傷力是流感的5.5倍和16.5倍。

有些評論認為，武漢肺炎並不嚴重，他們根據比較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截至2月10日為900多人）和美國流感每年的死亡人數（2018/19年度為34157人）下定論。美國流感死得人多，原因是感染的機會很高，上一年度（2018–2019）全美人口的感染率達10.8%。考慮到美國成年人中有一半預先打了流感防疫針，但針藥卻非百分之百有效這兩個相反的因素，筆者粗略估計，若果美國居民完全不打流感針，其患病率可高達14%的水平。假設中國內地人口有相同比率感染武漢肺炎，基於上述官方發布2.1%的死亡率，就可推算出今年因武漢肺炎死亡的人數應在420萬以上；若採用較低的海外死亡率（0.7%），估計死亡數字也會超過140萬，兩者都遠高於美國去年因流感死亡的3萬多人。

今次武漢肺炎在國內造成的傷亡應該遠高於官方數字。由於醫療人員設備和測試劑不足，估計許多武漢肺炎患者死了也得不到確認。一篇被廣泛流傳《財經》雜誌文章「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記者採訪了十多個病患家庭，對這個現象作出了很具體的描述。

「一位定點醫院的科室主任告訴《財經》記者，這兩天醫院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終被收住院。

『我們只能讓剩下75名收不進來的病患，回到家裏去。患者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該主任告訴《財經》記者。」

國內數字的不可靠，可見一斑。

這朵烏雲背後其實有一條銀絲。

相對於國內的數字，海外的數字應該可靠得多，因為外國醫療資源相對較充裕，也沒有造假的誘因。那麼國內這個我們覺得不可靠的死亡率，為我們帶來的其實是樂觀的啟示──它高估了這個病毒的禍害。這段期間，我們聽過許多香港醫護人員受感染的傳聞，但事實上，到現在也沒有一宗確診個案。我們在檢討自己是否過度恐慌的時候，也應該有信心，「一旦」醫療人手和設備數量充足，則武漢肺炎對人類的傷害也會比我們預期少。

當然這個「一旦」並不容易實現，以口罩為例，中國去年口罩生產量是全球一半，最近因應疫情產量進一步提高，達到每日2000萬個，但是這對於14.4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1月24日在《刺針》（The Lancet）發表的一篇關於武漢肺炎病人的研究，第一作者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該論文指出第一名患者沒有去過海鮮市場，而且首4名患者其中3人都沒有，說明海鮮市場不是武漢肺炎的第一個來源，市場內的野生動物也不是病毒的第一源頭。認為海鮮市場中的野生動物買賣，和中國人的飲食陋習是這次災難罪魁禍首的觀點，其實是轉移視線，出發點錯誤。

大眾媒體上已經有不少聲音，懷疑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人工改造而成，可能是武漢P4病毒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不少專家認為這種基因有很強的人工成分。第二，這所實驗室有製造這類新型病毒的能力和經驗。它的一名主管教授2018年在科學期刊《自然》發表一篇論文，闡述其研究團隊通過病毒基因重組技術，把原本對人類不具感染性的中國蝙蝠冠狀病毒，改造成為可以感染人類的呼吸道細胞，而且毒性相當高。第三，去年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便做了一次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演習。第四，武漢病毒實驗室在1月底捷足先登，為新藥瑞德西韋（Remdesivir）申請專利，說明這所實驗室對疫情極其關注，對病毒很熟悉，連解藥都知道。第五，該研究院剛剛才換了院長，新院長是解放軍少將，中國首席生化武器專家陳薇。這足見這研究院有解放軍背景，其任務包括研究生物化學武器。第六，到了今天，當疫情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當中，但中國仍然拒絕美國派專家來幫忙。

這些懷疑每一點可能都有合理的辯解，但是疑點同時出現，就很難解釋過去。新病毒是否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它是否經過人工加工的，對於這些問題必須有充分交代。政府最初隱瞞疫情，又沒有對病毒源頭進一步調查，惹人懷疑有不可告人的地方，必須交代。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記者會上，主動交代他不一早提出警告的原因，表示自己作為地方官員，已及時向有關當局作出交代，並沒有隱瞞，只是受到指示，不能自行公布而已。到底不批准周市長宣布疫情者是誰？為什麼要隱瞞？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也許答案是不重要的。中國官僚習慣隱惡揚善，不重視人民生命，缺乏擔當，是極其普遍的現象。要避免同類事件發生，並不是對個別犯錯的官員處分就算了事，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監管官僚體制，不能監管官僚體制，就難免釀成一次又一次的人為災難。

2月7日，李文亮醫生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不幸去世了，倘若當時李醫生和其他7名醫護人員不是被壓制，他們的呼聲能喚起其他武漢市民的注意，一場國難也許就能避免。中共官僚體系在上月底曾輕微放寬言論自由，但隨即又加強監管了。對於禁制言論自由所產生的種種惡果，官僚總以更大程度的禁制言論自由來處理之。香港特區政府以提升警暴來對付不滿警暴的市民大眾，就是對「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活生生的體現。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