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艰难 《夜王》照行
本年贺岁片《夜王》自大年初一2月17日在香港上映，短短一个月，名利双收，叫好又卖座。以本地收入超过9000万元的佳绩，《夜王》既成为香港史上贺岁电影开画票房冠军，亦登上港产片票房第五位。
凭借幽默的风格，吸引眼球的题材，加上累积的口碑，《夜王》从原定计划中的两广地区，在2月23日扩大到全国公映，内地票房至今已冲破1.5亿元人民币。
《夜王》的成功之所以值得庆祝，不仅是因为其票房收入远超制作成本和宣传开支，而是能够在整体疲软、竞争异常激烈的市道中表现突出，实属难能可贵。随着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体盛行，全球消费者愈来愈远离电影院。按2024年总入场人次与年中人口估算，香港人在年内平均只进电影院看2.5场电影；无独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在2025年平均只观影2.2次。如何争取成为消费者手中的这两张戏票，是世界各地电影业都面对的棘手难题。
这边厢是持续疲弱的市场需求，那边厢却是白热化的业界竞争。与《夜王》同期上映的贺岁片除了另一港产片《金多宝》，还有来自内地的《镖人》、《飞驰人生3》和《惊蛰无声》等。竞争对手来势汹汹，不仅资金多、排片广，甚至明星阵容都大大超过了《夜王》。反观2025年的全球电影市场，票房名列前茅的影片几乎都来自耳熟能详的知识产权（IP）角色，比如《疯狂动物城2》，《Minecraft：我的世界大电影》，《魔法坏女巫：第二章》。
既没有顶流IP助力，亦欠缺巨额资金投入，《夜王》的异军突起，不禁让人对近年没落的港产片重拾旧望。1980至90年代，香港曾经是仅次于荷里活与宝莱坞的世界第三大电影产地，但随着电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串流媒体兴起和观众口味转变，香港电影业渐走下坡。
抚今追昔，有意重整旗鼓的片商又能从中借鉴到什么呢？
自1960年代开始，香港已是东亚重要的电影出口中心，到1980至90年代的黄金时代，孕育出包括《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警察故事》、《重庆森林》、《春光乍泄》，以及周星驰所代表的“无厘头”系列等佳作。1982年起，港产片首次在票房上压过进口片，1993年全年产量多达186部，影响力亦同步飙升。
香港电影当年的辉煌成就归功于影片高度商业化，明星演员与知名导演相得益彰，以及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一方面，业界透过制片、发行、放映的高效率协同，并结合完善的东南亚发行网，促成标准化生产和影片类型快速迭代，既实现了规模经济，又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口味。
另一方面，高度商业化促成人才培养。黄金年代的演员培训制度造就了周润发、周星驰、张曼玉、梁朝伟等影帝影后，在王家卫、许鞍华、吴宇森、徐克等顶级导演的加持下，本地作品不单有了量更有了质。明星扩大电影的社会号召力，导演提升国际影展给予的评价，双管齐下，香港电影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而香港独特的历史和移民都市文化，加上粤语俚语的流行，让本地影片将“东方式表达”与“西方式叙事”一炉共冶，浑然天成，既能在全球华人中产生共鸣，也能与欧洲影展和北美市场沟通无阻。
纵使目前电影业的峥嵘岁月已成历史，但是《夜王》的票房成绩似乎可以让我们看到港产片的出路。首先，剧本十分引人入胜，尤其对中国内地的观众而言，夜总会的故事可谓极具香港特色；但如何让这种“有味”题材登上大雅之堂呢？细想戏中情节，不难发现其实夜场的商业管理和职场分别不大，无论是满足老板的业绩要求，还是激励鞭策员工，甚至对客户的个人化服务，即使从未去过夜场的观众亦一看便懂。
其次，《夜王》是粤语片，不少金句只有用广东话俚语才能充分表达意思，像“葵芳”这样的笑梗，也只有熟悉香港地名的观众才会捧腹大笑。在某程度上，这种方言和本地文化为《夜王》的爆火带来一定阻碍，毕竟内地大部分观众对粤语十分陌生，对香港大多数地名亦一无所知。离开了语境文化，《夜王》的魅力便可能大打折扣，这正是本来计划只在港澳和两广地区公映的原因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影片巧妙地扭转劣势。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在市民大众购票前，就已破解戏中金句的语言障碍，更让观众体会到广东话俚语的创意巧思和香港文化的生动有趣。戏中女公关葵芳一句“四舍五入，我今年19岁”，马上使葵芳地铁站变成网红打卡点，也让人联想到石澳健康院的大树和都爹利街煤气灯曾因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一炮而红。
《夜王》里的欢哥说：“世界艰难，但我哋无惊过，我哋从来都未容易过嘅，系咪？但系如果一定要熄灯，我哋一定饮到最后。”港产片的世界同样艰难，笔者却深信有香港特色的电影一定不会熄灯——愈行愈难，愈难愈行！这就是香港精神。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