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绿赏，如何“赏”？ 数据驱动社区回收转型
环顾全球，垃圾分类回收已成为城市管治不可回避的一环。过去10年，特区政府通过“绿在区区”计划和“绿绿赏”积分制度，在全港建立起社区回收网络，推动市民把回收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本年4月1日，“绿绿赏”将全面电子化，并接入更多市场奖赏平台，但这次升级能否真正促进回收系统从“称重积分”走向“价值激励”？
数据向好 结构未变
在都市固体废物按量收费仍未全面实施的情况下，“绿在区区”及其配套的“绿绿赏”计划，在鼓励市民培养回收习惯、构建社区网络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自2018年全面推行以来，全港已设立12个回收环保站、82个回收便利点及约600个回收流动点。电子化升级后，市民可通过手机应用程式管理积分、兑换奖赏，政府和营运机构也得以收集更精细的参与数据，为将来优化政策提供基础。
香港的资源回收率近年有所改善，整体都市固体废物回收率由2020年约28%回升至2024年的34%，但仍显著低于《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的约55%中期目标，以至欧盟2023年约48%的都市废物平均回收率【注1】。更为关键的是，香港约八成回收物料仍依赖出口作循环再造【注2】，可见本地回收业支撑不足。
图1 2020-2024 年都市固体废物、家居废物及工商业废物回收率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署
为何积分升级难以一劳永逸？必须审视回收行为的经济逻辑。
一、回收的正面界外效应仍未真正内部化。市民花时间分类、送往回收点，带来的是减少填埋压力、节约资源和减缓污染等社会收益，但实际获得的回报有限且分散，长期激励不足，随手丢弃反而来得省事。垃圾征费计划迟迟未落实，也是市民对回收“热度消退”的原因。
二、激励本身存在“价值错配”和“形式错配”的双重问题。积分计划以重量计算【图2】，而非与环境价值挂钩。纸张与金属的减碳减污效益差异巨大，而不同电器对环境的边际影响不一，但积分几乎相同，很难吸引市民优先回收高环境效益物料。再者，礼品选择有限、兑换流程不够透明，也削弱了积分计划的吸引力。
图 2 “绿绿赏”积分计划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署
三、资讯不透明侵蚀了公众信任。前端分类规则复杂，后端处理过程对市民而言却是“黑箱”；回收物是否真被再造以至最终去向，均欠清晰描述。看不到实在结果，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容易被视为“沉没成本”，久而久之自然影响参与意愿。
简言之，积分设计未能有效反映环境价值，更未能与制度、产业和资讯透明度形成合力。
在日本，《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通过生产者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明确要求包装生产和流通企业须支付再商品化的相关费用。在严格源头分类配合下，日本指定塑胶瓶再商品化率长期维持在约85%的高位，实现了从产品设计到资源再生的闭环。
台湾的“四合一”模式，将政府、社区、回收商与基金串联起来。上游生产商按规则缴费，基金用于补贴下游回收及处理环节，减轻对财政长期补贴的依赖。
德国在塑胶瓶和铝罐采用押金退还安排则通过简单直接的经济信号将“瓶子有没有拿去退”变成一目了然的选择题，回收率因此长期维持在约九成的高水平，并与生产者责任制度结合，推动发展高品质的闭环回收产业链。
综观上述各地的经验，回收率可通过各种措施，让环境价值在各个环节被看见、被计算、被分享。
“绿绿赏”全面电子化升级，有助香港探索“价值激励”，尤其可在下列四大层面推动转型。
首先，以社区为基础，打造普惠的行为激励计划，并进一步增加回收站点密度，进一步延长日常开放时间。在源头，应通过与学校、屋苑及社福机构合作，将垃圾分类教育常态化，并结合实际回收活动。电子化转型亦须兼顾长者及不熟悉数字工具人士，提供所需协助。
借助电子平台数据，可为市民推送个性化减废减碳报告、展示社区排名与成绩徽章等；“助推”策略有利于将积分从单一奖励转化为持续反馈，使回收内化为日常习惯。
其次，用环境价值重塑积分规则，精准引导回收行为。应摆脱单纯按重量计分，建立基于环境效益的差异化积分计划。不妨引入环境效益系数，综合考虑物料的碳足迹、本地再生价值和处理成本，为不同回收品类设定不同积分，让高碳排、可再利用价值高的物料（如塑胶瓶、金属及特定电器）获得更吸引的积分回报。由此既可引导市民调整回收优先顺序，也能量化市民绿色行为的生态价值，日后与碳减排核算对接。
第三，构建开放的绿色积分与责任机制，联通消费场景和生产端。“绿绿赏”应从封闭式礼品兑换走向开放式绿色积分生态，一方面拓展与超市、公共交通等日常消费场景对接，提升积分的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探索与绿色生活奖赏平台（如“碳钱包”）本地机制及碳普惠平台互联互通，参考内地城市记录社区回收行为对应的减排量，为未来参与更广泛的绿色金融与碳市场活动预留接口。
再者，可针对塑胶瓶、铝罐等高价值、高流通物料，试点生产者延伸责任与押金退还措施，由行业负责运营，政府负责标准和监管，更可为回收再造业提供稳定、优质的再生原料。
最后，以数据和科技重塑管治模式，提升透明度与信任。可考虑将部分合约与资助安排，从“购买服务量”转向“购买行为改变成果”，把人均回收量、高价值物料占比以及稳定参与者比例等结果性指标纳入绩效评估，设立专项奖励，鼓励营运方开展数据驱动的社区干预实验。选择部分重点回收物品，运用溯源与可视化工具追踪其从投放、运输到回收再造的路径，并结合“垃圾的一生”等参观及教育活动，让市民直观了解回收物被“用到哪里去”，通过线上数据透明加线下体验的方式，巩固公众对回收系统的信任。
“绿在区区”的下一站，不应仅仅着眼于回收更多，而是通过更精细的激励设计、更开放的积分生态、更透明的运作流程和更注重成效的营运模式，让回收真正成为连接市民、社区与绿色产业的焦点。
从“称重积分”走向“价值激励”，意味着不单把回收视为被动的“减害行为”，而是将其纳入香港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布局。全面电子化既是科技升级，也是数据积累与行为研究的新起点。若能善用这一机会，香港有望在社区回收这一看似琐碎的领域，订立一套兼具环境效益、社会信任与社区参与的长期机制，为“资源循环、迈向零废”的愿景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注1： https://www.eea.europa.eu/en/analysis/indicators/waste-recycling-in-europe
何国俊教授
香港大学赛马会基金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芑丹女士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