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内循环 人才外循环
笔者三个月前在本栏撰文 【注1】，倡议「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国内地学生来港求学，从而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才流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业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颇感兴趣，致电商讨。一位朋友特别前来香港大学，跟笔者探讨教育和人才问题。寒暄几句后，他便单刀直入：「你提出的观点，无非是把香港当作内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后走内销的道路。这对你们搞教育的当然是一盘好生意，但对香港又有什么『着数』呢？」此问乍听突兀，细想却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内销 人才输出
诚然，笔者前文不无把香港当作一个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广东的金银首饰店甚少手艺精湛的师傅，不得不把产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经香港师傅之妙手，再拿回当地市场便可高价卖出。教育加工，说白了也大致如此。与金银首饰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对象是人力资本，是来港求学生活的人。
不难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带动高等教育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笔者有时在港大经管学院数码港的教学楼执教，眼见来往其中的内地学子，数码港平添热闹之余，更颇有人才摇篮之势，不由心生喜悦。
教育加工带来的也许是蝇头小利，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然而，当教育加工变成人才输出，意义显然大不一样。本地有名的珠宝品牌，譬如周大福、谢瑞麟，无论是中国内地的游客来港购买，还是把分店开到内地去，都是港产输出，港资赚钱。教育也是如此。一个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往内地就业，或者是一个内地人来港念书，再回内地就业，乃至内地人求学于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设于内地的分校，对香港来说，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术输出。本港的教育输出模式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场需求，巩固优势，形成规模，便可给教育产业开辟巨大空间，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输出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人才流动。港粤之间人才缺乏流动是大湾区经济融合的一大障碍。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说，年轻人不愿到内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广州的说法则是，就算香港青年愿意前往内地工作，他们能否胜任也成疑问。撇开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人才缺乏流动的尴尬状况，部分源自港产教育在内地城市缺乏网络效应。试想如果在深广两地工作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随处可见，校友网络广阔，学弟学妹到内地求职也就不愁门路。能否觅得理想职位，办事是否有人照应，容易结交新朋友与否，这些都是港人移居内地实际考虑的问题。港产教育的输出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效果应远胜金钱补贴和励志宣传。
窒碍香港与内地人才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确不少，对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来说不足为奇。在成熟的社会生态中寻求大规模的人群流动，谈何容易！通过港式教育内销来刺激人才流动，算是笔者抛砖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后小心求证。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湾区人才流动加快，香港势将面临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战。大体上说，有意在中国内地市场发展的销售、专业人才或从事制造业者，会选择离港北上，而志在参与外循环及金融行业的内地人才，则会乐于来港打拚。这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使然，不难预测。大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出现金融强化、商业淡化、制造业弱化、高科技分化。这样一来，整个大湾区的经济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却可能因此承受经济结构失调的风险，甚至国际竞争力备受削弱，长远而言并不可取。笔者以为，要避免这样的局面，人才战略至关重要。
在经济的常规运作中，大方向总是人随事走。毕竟大多数人求职，无非为了金钱回报。然而战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规，既不能事事顺水推舟，有时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香港仗赖内地的内循环而寻求经济发展，实乃大势所趋；在人才战略上，香港却须坚守走外循环之路，加强人才的国际接轨和全球融合。
经济内循环，人才外循环，看似互相矛盾，实是应有之义。中央政府近年大讲经济内循环，意在加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要走的是「双循环」策略。笔者这几年与内地的企业家多有交流，不少人还是更愿意从事出口贸易，因为欧美商家订单规模大，产品标准明确，合同规范，交付准时，而一旦转战内销市场，状况便大不一样，企业往往为了打进一个小市场争得一地鸡毛。因此，香港熟悉国际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在参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格局下，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湾区，并不意味滚滚商机扑面而来。除了在金融业上香港确实有内地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其他行业，深圳、广州以至东莞、佛山都是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胜出一筹，在金融业以外的行业恐怕要在竞争中弱化。与内地相比，香港的人才优势全在其国际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储备实在不敷应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盘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笔者认为，香港采取人才外循环的策略，不但应当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更应该是特区政府经济规划的重中之重。
当前外资在香港的进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关注议题。上月香港美国商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在325家受访成员机构中，42%考虑离开香港。上周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有关外资在港的去留问题 【注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国际商界人士，表示特区政府一直打出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定位，现在面临新加坡和上海的极大挑战，形势不容乐观。文章特别提到，从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有45家关闭总部或办事处；与此同时，来港开办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的内地中资企业为数63家。此消彼长，中环区的高楼大厦还不至于人去楼空，但人才流动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变化。这一点，特区政府不仅应关注事态发展，更须积极地去吸纳全球精英，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人才中心的地位。
【注1】：〈湾区争雄重育才 融汇中西港占优〉，吴延晖，《信报》，2021年3月10日
【注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