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中国经济正处于“供强需弱”的矛盾之中，在生产能力不断飞跃的同时，内需空间并未同步扩张。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至11月，中国贸易顺差已达到1.076万亿美元的新高。以出口疏压，曾是奏效的手段；然而今日的世界市场，已未必愿意持续吸纳如此庞大的增量。在这背后，固然反映的是中国制造的整体实力已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当过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他国，当地供应商的市场份额会被大幅挤出，而随之而来的是就业收缩与政治反弹。当关税、技术标准、补贴门槛被层层叠起，国际贸易自此不再自由，也难以发挥其“反内卷”的功能。

于是，“出海”的意义开始发生转换。它不再只是把商品推销得更远，而是探索在他国的土地上搭建一种全新的生态关系：在当地设厂、雇学徒、建服务网、育供应商，把供应链的部分增加价值留在当地经济之中，让GDP与就业在地呈现；而技术、品牌、运营与管治的价值则反映在出海企业的财务报表之中。在这种“在地共振”的结构中，出口产能不再只是一串数字，而是一套更为和谐的合作制度。

这条出海之路虽然看似美好，但并不易走。因为任何大规模的海外布局，短期内都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对国内经济和就业造成掣肘。当产线外移，留在本土的工人和配套如何安排？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新兴职业，能否及时填补国内就业需求的缺口？国内劳动人口掌握的技能，又是否能够满足市场提出的新需求？当然，如此种种的问题，大多都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在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情况下，只要付出耐心和努力，都是有信心能够解决的。相对于宏观经济层面的调适，企业的竞争时钟总是走得更快。这种时间差，使出海成了“愿景与现实”之间最难拿捏的距离。

对于中企出海而言，香港的位置耐人寻味。过去数十年来，香港一直是西方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窗口，扮演著“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撮合双方资金和项目。然而，国际局势早已发生转变，“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已成为不少中企出海的重点目的地。反观香港，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乃至金融等各方面，与“全球南方”的联系算不上紧密。再者，当全球供应链被地缘政治和规制切分为多个版图，纯粹的“联系”已不再足够。企业需要的不再只是一张名片，而是一套能落地、可扩张、抗风险的完整方案。因此，香港若要抓住这次中企出海的时代浪潮，必须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从联系窗口进化成为赋能平台，在撮合之馀附加额外增值。

所谓额外增值，其一是风控的增值。香港长于国际惯例的交界处，多法域的合约设计、仲裁安排、税务筹划与数据治理，本就是这个城市的日常。当一家内地企业走向东南亚或中东，面对的是各地不一的法规，从市场准入、投资审批、关税与原产地，到劳工法、环保标准、数据合规与税务协定等。若把这些法规前置为合约设计，而不是事后补救，商业的不确定性便可降低。香港的律所、谘询、仲裁机构，具备把法规翻译为流程的能力，为中企出海提供第一层保险。

其二是资本的增值。出海不仅是产线迁徙，更涉及业务扩张、融资与现金流管理。从贸易融资、订单回款，到绿地投资、租赁资产、并购、风险投资、股权融资、抵押融资等，归根究底是要盘活资产、丰富资金来源、整合资源，以及分散风险。香港的金融业向来熟悉以股债结合、保险与再保险、供应链金融与风险对冲，将政经环境与汇率的不确定转化为可计价的保单与期权。香港亦可通过资本市场的透明度，为企业品牌与管治背书；以专项基金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为在地化基建等重资产投资找到长钱。当资本工程与产业工程同步，中企出海的步伐才不会因等待资金周转而被迫放慢。香港的金融服务具备融资、资金管理、风险对冲等能力，为中企出海提供第二层价值。

其三是生态的增值。出海的关键约束不仅在于风控与资本，还在于能否有效率地搭建一套在地化网络。这套网络涵盖众多要素，包括原材料与服务供应商、生产与品质控制、销售渠道与售后服务、人才与管理梯队、政府与监管互动、公共关系，以及可核证的ESG绩效等等。香港的优势在于将这些分散要素“组装”为体系的平台功能。政府、行业协会、高校、展会与专业服务，能为企业出海提供经验分享和中介服务，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转化为标准化、模块化的解决方案，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加速企业在新法域的市场进入与能力移植。这种资源整合的服务，正是香港能为中企出海提供的第三重价值。

近年不少内地企业高管来港取经，寻求的不仅是联系窗口，更是整套“走出去”的作配套服务。香港需要把联系做成能力，把能力做成产品，当流量和功能二者叠加，才能形成极具增加价值的赋能平台。诚言，香港在协助企业出海方面已具备多年经验，特别是在金融基建、交通网络、中西文化融合等方面的优势甚为突出。与过往不同的是，香港或许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东盟、中东、东欧、中亚、南美等“全球南方”经济体深化交往，并用心打磨服务，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反内卷在于把竞争重心从成本转向标准，从价格转向质量；把产能的增长转化为品牌与制度的输出，将企业的成长与在地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香港所能贡献的，正是一种制度化的想像力，让中企出海，不仅能跨过关税与港口，也能跨过信任与治理的门槛。当这座城市在规则、资本与生态之间形成合力，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先生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