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企共同主演的全球化时代经已来临
过去逾半个世纪的全球商业史，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 一是通用汽车、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耐克、苹果、特斯拉等美企席卷全球; 二是丰田、索尼、迅销等日企在海外市场攻城掠地。 如今，比亚迪、宁德时代、字节跳动 （TikTok）、拼多多（Temu） 等中企，正掀起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尽管时代不同，中企全球化的内驱力，与美企和日企有相似之处。 中、美、日三国均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足以让本国企业发展壮大。 当国内市场阶段性饱和，本国企业便向外发展。 三国企业除拓展海外市场外，还输出供应链，包括品牌、技术、管理及生产等。 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生产要素是共同动机; 另一方面，中企与日企也需要规避关税。
在晋身成为跨国企业的过程中，三国企业均得益于其产业优势。 在战后乃至全球化高峰时期，美企凭借标准化管理制度，以及科技与文化实力，率先占据全球市场。 上世纪90年代，日企则凭借精益生产，后发制人。 到今天，中企依托母国强大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得以提供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备受全球消费者喜爱。
本国企业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美企长期主导研发、设计、品牌、智慧财产权等高增值环节，将制造等低增值环节外包，在全球范围内赚取丰厚利润。 这些收益为美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提供巨大优势，并在金融业的杠杆效应下不断扩大。 而日企的全球化，则使其走出本国红海市场，在海外觅得良好投资管道。 在这个过程中，日企将庞大的海外收益回流，支撑著本国的总部经济。 中企“出海”的得益或许与日企更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内需市场远大于日本，中企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所反哺的国内品牌价值，或许更为重大。
诚言，企业全球化难免对母国经济与社会造成冲击。 例如美国的铁锈地带与贫富差距，以及日本在“消失的三十年”中的产业空洞化，均与之有一定关联。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进出口业的萎缩更多是由于《广场协定》及后来日圆的暴涨，而金融和房地产出现泡沫并破灭也有经济政策施行不当的原因。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虽然人民币正面对升值压力，但中国对美国具备议价实力，正有效管控汇率，持续支撑本国的出口。 此外，尽管全球企业将制造基地分散布局，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制造基地。 考虑到中国蓝领就业需求十分庞大，关系到国计民生，中国政府一直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
无论如何，中企全球化是中国国力上升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中企将面对一些新机遇与新挑战。
第一，自由主义的高峰期已过，今天的世界不但讲求效率，还讲求更广泛的国家安全。 美日企业出海的时代，正值自由贸易多边体制走向巅峰。 当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方努力下，全球贸易壁垒逐年降低。 而今天中企的全球化，需要面对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 在移动互联网及人工智慧时代下，贸易摩擦不但包括传统的关税与配额壁垒，还延伸至供应链审查、数据安全合规，以及技术转让限制等。
第二，中企在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过程中，无可避免要在品牌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强大企业进行激烈竞争。 这与美企全球化之初甚为不同，当时包括中企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更多只是为美企代工，双方品牌竞争并不普遍。 尽管如此，相对于美企的全球化，今天中企的全球化有更大的增长潜力，这主要是由于今天的美国市场远比从前的中国市场大，而今天的全球南方市场也远大于从前。
中企的全球扩张，标志著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出现新局面。 过去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全球化的成功之道，在于相容性和在地化。 面对出海挑战，预料中企将仿效成功经验，积极创造在地化价值，以实现受欢迎的海外业务扩张。 这包括与当地持份者构建互利共嬴的合作生态，为目标国创造更多就业和税收，并融合当地文化等。 在数据安全高度敏感的今天，中企或须探索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以满足合规要求。
无论如何，中企已从全球化舞台的幕后走到前台，一个由中企共同主演的全球化时代经已来临。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载于《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