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结果，酿成国会山庄的暴动，当时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在国际事务波诡云谲之间，转瞬又是美国大选临近之日。这次选举甚具历史性，除了可能出现首位女性及少数族裔总统，或多年来首位前总统卷土重来的看点，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和国际局势均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未来数年危机四伏。

81%人视最重要议题

在刚过去的短短数年间，爆发了难以排解的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也出现了欧美40年来首见的高通胀，还有美国对中国的高压科技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歌猛进。这些演变也导致了各种应对和合纵连环。美国将由谁领导、做怎样的决策，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大概也在盘算如何对冲美国大选带来的风险。

美国选民关心的政策，主要是经济、医疗、移民、堕胎、枪械管制和外交等，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者重点又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上月初发表的调查报告【注】，经济是选民考虑的最主要议题，有81%选民认为非常重要，远高于排第二的医疗（65%）。至于国际关注的气候变化，则因特朗普支持者的冷淡而相对不受重视。

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影响着大选结果。最直接反映这一点的是1992年克林顿选举时的口号：“笨蛋，问题在经济！”（It is the economy, stupid）。翻开过去约一个世纪的美国选举历史，若果选举日之前两年内没有经济衰退，那么在任总统均顺利连任，这包括12个案例，近年的例子有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若两年内出现经济衰退，则全部连任失败，这情况有6个案例，包括较近年的卡特、老布殊和特朗普。若果以这个为唯一准则，拜登几可连任。但民主党阵前易帅，改由贺锦丽应战特朗普，之前的历史总结是否仍适用于同政党候选人，尚待5星期后检定。

当前美国的宏观经济情况，通胀已经放缓，逐渐接近联储局的2%目标，失业率约4%，属于历史上较低水平，表面上看相对稳妥，但也有人担心经济衰退已在酝酿，两星期前联储局开始了减息周期，减幅0.5厘，高于市场一般估计，或许反映经济放缓的速度比预期快。然而，选民不容易掌握未来的经济情况并以此作为投票参考，他们多半就个人的际遇来判断，这或许不利于贺锦丽。

选民更信任特朗普

拜登任内经历了美国40年来首次达到8%的高通胀。按照联储局经济数据库（FRED）的资料，从2021年首季到本年第二季，全职雇员的实质所得中位数只轻微下跌了0.8%。换句话说，期内的物价上升，差不多由工资上升所补偿。但选民仍会不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工资上升是自己应有的努力成果，而物价上升则因政策失误所致。现时通胀大约稳定下来，不过只要仍然是正数，平均价格仍然不会下落。选民在超市看到物价高于拜登上任前水平，很少会联想到工资是否也增加了。

这些情绪有多大程度从拜登转移到贺锦丽身上，并不清楚。或许贺锦丽一直都没有参与制定经济政策，选民不大会把通胀归咎于她，但反过来说，她在经济事务上的空白，亦是她的主要弱点。在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较多选民相信特朗普有较好的经济决策，与贺锦丽是55%与45%之比，特朗普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各项政策议题中比较大的一项。

在对外经贸方面，基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不难看出他会沿用数年前在任时的单边主义政策，以美国为唯一考虑主体，减少或退出多边经济合作关系。他的主要武器是关税，仍然坚持关税是对外国的惩罚，税项由外国承担。他曾明确指出，当选后会对中国所有产品征收60%及对其他国家产品征收10%关税，将被外国工人“偷取”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并以关税所得减少国民的入息税。

大加关税害苦百姓

特朗普在2017年初就任总统，到年底成功通过《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但其中一些入息税的削减，有效期只到2025年。特朗普希望长期维持较低的税率，并以关税所得弥补政府入息税所失，这明显是愚弄和收买人心。选民或会只看表面，认为降低入息税对自己明显有利，但没有考虑到加关税会提高自己购买外国产品的价格。特朗普最近又变本加厉，说可以对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关税由10%加至20%，以及对那些要去美元化的国家（自然包括中国）产品征收100%关税。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就特朗普的建议做了些数据分析，认为关税收入难以取代部分损失的入息税。美国政府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所得的款项，在2022年最高峰时，只及美国联邦政府总税收的1.2%，而中国已经是美国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美国从中国以外地区进口征收关税，因平均税率低于中国产品，款项亦不会太多。2023年，美国总关税收入只是联邦政府总税收的2%，而个人所得税则达到49%。特朗普即使大幅提高关税，也难以弥补削减个人或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损失。

PIIE的另一个计算是，根据特朗普建议，维持TCJA个人所得税较低的税率，但对中国产品关税提高至60%，以及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关税增加至20%。这样的话，一般家庭会继续缴付较低的入息税，但要付出较高价格购买外国产品，结果是得不偿失。一个在收入中位数水平的家庭，每年的净损失为2600美元，只有最高1%收入的家庭，因为入息税减免的数额较大，能够受惠于特朗普的建议。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贸易和税收方案，不但对绝大部分人有损无益，还会使收入分配恶化。

贺锦丽料萧规曹随

在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最高达25%。当时中国在以牙还牙之馀，仍希望维持一些双方谈判和管理纠纷的空间。犹记得当时双方政府高层经过多轮会议，最终在2020年1月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随后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国际贸易，拜登上台后又对中国不断加码打压，中美维持经济合作的空间愈来愈小。若美国把关税提升至60%甚至100%，并施于所有中国产品，中国自然会大力还击，两国经济全面脱钩的机会愈来愈大。还有，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其中不少供应链涉及多个第三方经济体，全球经贸将会因重新执位而增加成本。

至于贺锦丽的对外经贸政策，因她过往的工作不在有关范围，目前并不清晰。估计她在短期内离不开拜登或之前奥巴马的政策。前者的话，她会继续团结欧亚各盟友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但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衰弱，美国已逐渐有心无力，如拜登刻意推动、针对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及对非洲和拉美的拉拢，都没有什么成果。

贺锦丽在没有新思维的情况下，或会利用现有平台，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建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来是亚太区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最有前景的地区，脱欧后的英国在没有达成重要新贸易协议下，即使不在亚太区，亦已成为会员；二来，美国可以通过CPTPP平台重塑其作为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形象，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争取盟友和南方经济体的支持；三来又可以抵消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美国加入CPTPP或会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分庭抗礼。此外，中国也有申请加入CPTPP，若美国先成为会员，便多了掣肘中国的渠道。

美国总统选举决定于选举人票而非普选票，因此一些摇摆州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BEA）数天前发表各州在本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好几个摇摆州的表现都高于全国平均，特别是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若短期的经济表现真的转化为选票，贺锦丽便可轻松入主白宫了。

注：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9/09/issues-and-the-2024-election/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1年初，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结果，酿成国会山庄的暴动，当时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在国际事务波诡云谲之间，转瞬又是美国大选临近之日。这次选举甚具历史性，除了可能出现首位女性及少数族裔总统，或多年来首位前总统卷土重来的看点，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和国际局势均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未来数年危机四伏。

81%人视最重要议题

在刚过去的短短数年间，爆发了难以排解的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也出现了欧美40年来首见的高通胀，还有美国对中国的高压科技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歌猛进。这些演变也导致了各种应对和合纵连环。美国将由谁领导、做怎样的决策，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大概也在盘算如何对冲美国大选带来的风险。

美国选民关心的政策，主要是经济、医疗、移民、堕胎、枪械管制和外交等，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者重点又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上月初发表的调查报告【注】，经济是选民考虑的最主要议题，有81%选民认为非常重要，远高于排第二的医疗（65%）。至于国际关注的气候变化，则因特朗普支持者的冷淡而相对不受重视。

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影响着大选结果。最直接反映这一点的是1992年克林顿选举时的口号：“笨蛋，问题在经济！”（It is the economy, stupid）。翻开过去约一个世纪的美国选举历史，若果选举日之前两年内没有经济衰退，那么在任总统均顺利连任，这包括12个案例，近年的例子有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若两年内出现经济衰退，则全部连任失败，这情况有6个案例，包括较近年的卡特、老布殊和特朗普。若果以这个为唯一准则，拜登几可连任。但民主党阵前易帅，改由贺锦丽应战特朗普，之前的历史总结是否仍适用于同政党候选人，尚待5星期后检定。

当前美国的宏观经济情况，通胀已经放缓，逐渐接近联储局的2%目标，失业率约4%，属于历史上较低水平，表面上看相对稳妥，但也有人担心经济衰退已在酝酿，两星期前联储局开始了减息周期，减幅0.5厘，高于市场一般估计，或许反映经济放缓的速度比预期快。然而，选民不容易掌握未来的经济情况并以此作为投票参考，他们多半就个人的际遇来判断，这或许不利于贺锦丽。

选民更信任特朗普

拜登任内经历了美国40年来首次达到8%的高通胀。按照联储局经济数据库（FRED）的资料，从2021年首季到本年第二季，全职雇员的实质所得中位数只轻微下跌了0.8%。换句话说，期内的物价上升，差不多由工资上升所补偿。但选民仍会不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工资上升是自己应有的努力成果，而物价上升则因政策失误所致。现时通胀大约稳定下来，不过只要仍然是正数，平均价格仍然不会下落。选民在超市看到物价高于拜登上任前水平，很少会联想到工资是否也增加了。

这些情绪有多大程度从拜登转移到贺锦丽身上，并不清楚。或许贺锦丽一直都没有参与制定经济政策，选民不大会把通胀归咎于她，但反过来说，她在经济事务上的空白，亦是她的主要弱点。在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较多选民相信特朗普有较好的经济决策，与贺锦丽是55%与45%之比，特朗普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各项政策议题中比较大的一项。

在对外经贸方面，基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不难看出他会沿用数年前在任时的单边主义政策，以美国为唯一考虑主体，减少或退出多边经济合作关系。他的主要武器是关税，仍然坚持关税是对外国的惩罚，税项由外国承担。他曾明确指出，当选后会对中国所有产品征收60%及对其他国家产品征收10%关税，将被外国工人“偷取”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并以关税所得减少国民的入息税。

大加关税害苦百姓

特朗普在2017年初就任总统，到年底成功通过《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但其中一些入息税的削减，有效期只到2025年。特朗普希望长期维持较低的税率，并以关税所得弥补政府入息税所失，这明显是愚弄和收买人心。选民或会只看表面，认为降低入息税对自己明显有利，但没有考虑到加关税会提高自己购买外国产品的价格。特朗普最近又变本加厉，说可以对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关税由10%加至20%，以及对那些要去美元化的国家（自然包括中国）产品征收100%关税。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就特朗普的建议做了些数据分析，认为关税收入难以取代部分损失的入息税。美国政府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所得的款项，在2022年最高峰时，只及美国联邦政府总税收的1.2%，而中国已经是美国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美国从中国以外地区进口征收关税，因平均税率低于中国产品，款项亦不会太多。2023年，美国总关税收入只是联邦政府总税收的2%，而个人所得税则达到49%。特朗普即使大幅提高关税，也难以弥补削减个人或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损失。

PIIE的另一个计算是，根据特朗普建议，维持TCJA个人所得税较低的税率，但对中国产品关税提高至60%，以及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关税增加至20%。这样的话，一般家庭会继续缴付较低的入息税，但要付出较高价格购买外国产品，结果是得不偿失。一个在收入中位数水平的家庭，每年的净损失为2600美元，只有最高1%收入的家庭，因为入息税减免的数额较大，能够受惠于特朗普的建议。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贸易和税收方案，不但对绝大部分人有损无益，还会使收入分配恶化。

贺锦丽料萧规曹随

在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最高达25%。当时中国在以牙还牙之馀，仍希望维持一些双方谈判和管理纠纷的空间。犹记得当时双方政府高层经过多轮会议，最终在2020年1月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随后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国际贸易，拜登上台后又对中国不断加码打压，中美维持经济合作的空间愈来愈小。若美国把关税提升至60%甚至100%，并施于所有中国产品，中国自然会大力还击，两国经济全面脱钩的机会愈来愈大。还有，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其中不少供应链涉及多个第三方经济体，全球经贸将会因重新执位而增加成本。

至于贺锦丽的对外经贸政策，因她过往的工作不在有关范围，目前并不清晰。估计她在短期内离不开拜登或之前奥巴马的政策。前者的话，她会继续团结欧亚各盟友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但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衰弱，美国已逐渐有心无力，如拜登刻意推动、针对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及对非洲和拉美的拉拢，都没有什么成果。

贺锦丽在没有新思维的情况下，或会利用现有平台，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建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来是亚太区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最有前景的地区，脱欧后的英国在没有达成重要新贸易协议下，即使不在亚太区，亦已成为会员；二来，美国可以通过CPTPP平台重塑其作为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形象，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争取盟友和南方经济体的支持；三来又可以抵消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美国加入CPTPP或会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分庭抗礼。此外，中国也有申请加入CPTPP，若美国先成为会员，便多了掣肘中国的渠道。

美国总统选举决定于选举人票而非普选票，因此一些摇摆州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BEA）数天前发表各州在本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好几个摇摆州的表现都高于全国平均，特别是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若短期的经济表现真的转化为选票，贺锦丽便可轻松入主白宫了。

注：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9/09/issues-and-the-2024-election/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已成为全球趋势，如何在劳工权益、商业利益和科技进步之间取得微妙平衡，是全球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参考Statista的数据，零工工作者人数预计于2027年占美国劳动人口的51%。在香港，随着愈来愈多人从事短期合约和自由职业工作，传统的劳工保障制度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劳工权利、商业利益和科技之间的相互作用颇为复杂，政策制定者和产业领导者需要在跷跷板上寻找平衡。一方面，科技进步和廉价的零工成本，为平台经济提供繁荣发展的条件，而平台经济也确实创造出大量具灵活性和自由度的工种，为人们获取收入提供传统工作以外的渠道。另一方面，平台公司在市场中的强势地位使零工工作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只能接受平台公司单方面预设的待遇。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浅谈中国内地、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在劳工法例方面的转变，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发社会对零工经济更多的政策讨论。必须承认的是，世界各地面对的情况不尽相同，且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我们在参考外地经验的同时，应结合香港本地的实际情况，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以平衡商业创新发展和维护零工工作者权益的需要。

参考内地美英星洲经验

零工经济在中国内地发展蓬勃。据报道，美团CEO王兴在最近的内部信中透露，共有745万骑手于2023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报酬。除了外卖骑手外，网约车司机、内容创作者等零工工种在内地已十分普遍，社会愈来愈关注平台巨头在保障零工工作者权益方面的社会责任。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指导下，外卖平台饿了么于去年7月与300馀万名骑手签订行业首份全网集体合同，以回应骑手关注的劳动保障、保险福利、申诉通道等问题。目前，饿了么已在上海成立争议调解中心，以期优化内部的纠纷化解机制。

面对零工经济的扩张，中国政府在保障劳动权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人力资源与社会安全部于2024年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工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等一系列文件，主要从报酬待遇、休息时间、维权渠道三方面界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在报酬待遇方面，政策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适用于当地政府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如在法定假日工作，更应获得高于平日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为保障劳动者获得必要的休息时间，政策规定当劳动者工作时间达到上限时，平台应当停止向其推送订单一定时间。如果劳动权益遭受损害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亦可通过企业内部劳动纠纷化解、工会、相关部门机构权益维护服务等机制进行维权。

在美国，科技创新使企业能够利用数位平台拓展市场，而政府则在确保公平劳动实践方面发挥作用。一般而言，只有“雇员”受美国联邦和州立劳工法例保障，但美国一些较发达的州份已自行立法，尝试保障零工工人的权益。例如，纽约市于2023年通过“提高外送员最低工资标准”法案，将外送员的最低时薪从7.09美元大幅提升至17.96美元。然而，该法案引起业界强烈不满，包括Uber Eats、DoorDash和Grubhub在内的平台公司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平台公司把增加的薪资成本转嫁给餐厅和消费者，随着外送费增加，消费者开始减少在餐饮平台下单的频率，外卖骑手的就业也面临窘境。

在英国，劳动关系包括雇员、工人和自雇者3种身份。2016年，Uber司机向就业法庭提出诉讼，认为他们受雇于Uber，应享受带薪年假等福利和受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经历6年官司，英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Uber应把其平台的司机视为工人而非自雇者。尽管如此，Uber仍声称该裁决只适用于2016年使用其软件的司机，而非现时平台中的所有司机。近期，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其于选举中进取地提出“新政──使工作获合理回报的工党计划”（New Deal-Labour’s plan to make work pay），承诺取缔具剥削性的零工时合约，要求雇主以12周为参考期，为雇员提供可预测工时。然而，部分零工工作者或希望保留作为工人而非雇员的自由度，是否应该取消工人的中间就业分类，仍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新加坡以其亲商环境和创业精神而闻名，其重视科技发展，为平台经济奠定基础。为了保障劳工权利，新加坡近期通过《平台工人法案》，为当地约7万名平台工人提供保障。与英国类似，该法案将“平台工人”划分为介于雇员和自雇人士之间的独特法律类别，确保他们享有比现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与目前雇员、雇主之间的支付费用标准保持一致。该法案亦规定平台运营商须为平台工作人员提供与雇员同等水平的工伤赔偿保险。此外，该法案规定组建平台工作协会，以保障平台工人获得集体谈判的权利，包括与运营方谈判和签署具法律约束力的集体协议。据报道，新加坡于日后可能会考虑将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其他自由职业者。

虽然中国、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皆尝试推出政策措施，以保障零工工人权益，但当中仍存在差异。相对而言，中国和新加坡的政策经过劳资双方更多协商，美国和英国则相反，这或许亦是零工工人保障政策在美英两地引起较大反弹的原因。无论如何，保障零工工人权益的政策措施在各地均未成熟，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监管框架须灵活 助健康发展

如何监管平台经济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认为，监管应是为了壮大平台经济并促进其健康发展，而非为了使平台经济无以为继。因此，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平台经济治理机制，包括制定专门的系统性法规和明晰各部门的权责，以避免出现“运动式监管”和“监管竞争”的现象。此外，宜将“平台经济监管”和“反垄断”区分开来，避免过分干扰市场的正常运作：前者更多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常态行为，后者则是恢复市场效率的非常态行为。

平台经济的成功在于能够为企业和零工工作者创造合理收入，而消费者则受惠于高效的平台服务，最终达至三赢局面。有鉴于平台公司的强势地位，政府有必要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我们在劳工权益、商业利益和科技应用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不过，监管框架的灵活性是关键，因为过于严格的规则，可能会削弱平台平衡供需的有效性，最终反而导致企业、零工工作者和消费者的三输局面。在跷跷板上寻找平衡并非易事，如何为零工经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

参考资料︰
黄益平、邓峰、沈艳、汪浩（2022）〈超越“强监管”──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经理

张超艺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已成为全球趋势，如何在劳工权益、商业利益和科技进步之间取得微妙平衡，是全球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参考Statista的数据，零工工作者人数预计于2027年占美国劳动人口的51%。在香港，随着愈来愈多人从事短期合约和自由职业工作，传统的劳工保障制度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劳工权利、商业利益和科技之间的相互作用颇为复杂，政策制定者和产业领导者需要在跷跷板上寻找平衡。一方面，科技进步和廉价的零工成本，为平台经济提供繁荣发展的条件，而平台经济也确实创造出大量具灵活性和自由度的工种，为人们获取收入提供传统工作以外的渠道。另一方面，平台公司在市场中的强势地位使零工工作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只能接受平台公司单方面预设的待遇。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浅谈中国内地、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在劳工法例方面的转变，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发社会对零工经济更多的政策讨论。必须承认的是，世界各地面对的情况不尽相同，且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我们在参考外地经验的同时，应结合香港本地的实际情况，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以平衡商业创新发展和维护零工工作者权益的需要。

参考内地美英星洲经验

零工经济在中国内地发展蓬勃。据报道，美团CEO王兴在最近的内部信中透露，共有745万骑手于2023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报酬。除了外卖骑手外，网约车司机、内容创作者等零工工种在内地已十分普遍，社会愈来愈关注平台巨头在保障零工工作者权益方面的社会责任。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指导下，外卖平台饿了么于去年7月与300馀万名骑手签订行业首份全网集体合同，以回应骑手关注的劳动保障、保险福利、申诉通道等问题。目前，饿了么已在上海成立争议调解中心，以期优化内部的纠纷化解机制。

面对零工经济的扩张，中国政府在保障劳动权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人力资源与社会安全部于2024年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工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等一系列文件，主要从报酬待遇、休息时间、维权渠道三方面界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在报酬待遇方面，政策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适用于当地政府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如在法定假日工作，更应获得高于平日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为保障劳动者获得必要的休息时间，政策规定当劳动者工作时间达到上限时，平台应当停止向其推送订单一定时间。如果劳动权益遭受损害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亦可通过企业内部劳动纠纷化解、工会、相关部门机构权益维护服务等机制进行维权。

在美国，科技创新使企业能够利用数位平台拓展市场，而政府则在确保公平劳动实践方面发挥作用。一般而言，只有“雇员”受美国联邦和州立劳工法例保障，但美国一些较发达的州份已自行立法，尝试保障零工工人的权益。例如，纽约市于2023年通过“提高外送员最低工资标准”法案，将外送员的最低时薪从7.09美元大幅提升至17.96美元。然而，该法案引起业界强烈不满，包括Uber Eats、DoorDash和Grubhub在内的平台公司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平台公司把增加的薪资成本转嫁给餐厅和消费者，随着外送费增加，消费者开始减少在餐饮平台下单的频率，外卖骑手的就业也面临窘境。

在英国，劳动关系包括雇员、工人和自雇者3种身份。2016年，Uber司机向就业法庭提出诉讼，认为他们受雇于Uber，应享受带薪年假等福利和受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经历6年官司，英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Uber应把其平台的司机视为工人而非自雇者。尽管如此，Uber仍声称该裁决只适用于2016年使用其软件的司机，而非现时平台中的所有司机。近期，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其于选举中进取地提出“新政──使工作获合理回报的工党计划”（New Deal-Labour’s plan to make work pay），承诺取缔具剥削性的零工时合约，要求雇主以12周为参考期，为雇员提供可预测工时。然而，部分零工工作者或希望保留作为工人而非雇员的自由度，是否应该取消工人的中间就业分类，仍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新加坡以其亲商环境和创业精神而闻名，其重视科技发展，为平台经济奠定基础。为了保障劳工权利，新加坡近期通过《平台工人法案》，为当地约7万名平台工人提供保障。与英国类似，该法案将“平台工人”划分为介于雇员和自雇人士之间的独特法律类别，确保他们享有比现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与目前雇员、雇主之间的支付费用标准保持一致。该法案亦规定平台运营商须为平台工作人员提供与雇员同等水平的工伤赔偿保险。此外，该法案规定组建平台工作协会，以保障平台工人获得集体谈判的权利，包括与运营方谈判和签署具法律约束力的集体协议。据报道，新加坡于日后可能会考虑将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其他自由职业者。

虽然中国、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皆尝试推出政策措施，以保障零工工人权益，但当中仍存在差异。相对而言，中国和新加坡的政策经过劳资双方更多协商，美国和英国则相反，这或许亦是零工工人保障政策在美英两地引起较大反弹的原因。无论如何，保障零工工人权益的政策措施在各地均未成熟，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监管框架须灵活 助健康发展

如何监管平台经济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认为，监管应是为了壮大平台经济并促进其健康发展，而非为了使平台经济无以为继。因此，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平台经济治理机制，包括制定专门的系统性法规和明晰各部门的权责，以避免出现“运动式监管”和“监管竞争”的现象。此外，宜将“平台经济监管”和“反垄断”区分开来，避免过分干扰市场的正常运作：前者更多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常态行为，后者则是恢复市场效率的非常态行为。

平台经济的成功在于能够为企业和零工工作者创造合理收入，而消费者则受惠于高效的平台服务，最终达至三赢局面。有鉴于平台公司的强势地位，政府有必要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我们在劳工权益、商业利益和科技应用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不过，监管框架的灵活性是关键，因为过于严格的规则，可能会削弱平台平衡供需的有效性，最终反而导致企业、零工工作者和消费者的三输局面。在跷跷板上寻找平衡并非易事，如何为零工经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

参考资料︰
黄益平、邓峰、沈艳、汪浩（2022）〈超越“强监管”──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经理

张超艺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国总统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历来主张减税、增加军事支出及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势将大大提高政府财政开支。另一边厢，民主党的贺锦丽主张扩大社会计划，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主张加税，但若没有相应的收入增长，政府的债台只会愈来愈高。

过去5年，美国政府的财赤持续超过一万亿美元趋势，其债务水平居世界前列，两位候选人却未视之为优先事项，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经济前景是否已受制于债务炸弹，而使“西降”之说应验？

财政评估国际准则

在评估任何国家的财务状况时，必须了解债务是政府在任何特定时间点的总欠款，而赤字则指政府入不敷支，以致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和债务通常与本地生产总值（GDP）对照，因为GDP是衡量一个国家还债能力的粗略指标。

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收集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1946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44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债务比率与经济增长有重要的负面相关性。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中，债务对GDP比率超过90%的国家，其中位增长率相对负担较轻的经济体低约1.5%，平均增长率则低近3%之多。

至于政府的年度财赤对GDP的比率持续超过3%，都会令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感到担忧。以欧盟为例，其于1997年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旨在通过监督和限制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以维持财政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规定成员国的年度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其GDP的3%，而公债对GDP的比率应维持在60%以下。若采用此一准则来衡量美国财赤、债务居高不下的现况，难免令不少有识之士对其未来经济发展忧心忡忡。

受到近10年接近零利率和低债务成本的催化，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是全球性问题。2023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国会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暂停了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直到2025年1月为止。今年年初，联邦政府整体债务为33万亿美元，其中约28万亿美元由公众持有。

联邦政府债台高筑

【图1】显示，2023年公债与GDP的比率接近100%，总债务已超过120%，是自二战结束时103%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亦曾因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盈馀，在1974年降至23%。2001年克林顿总统离任时，该比率为32.8%，此后美国连续23年出现财赤。

事实上，目前债务对GDP的比率近乎100%不一定是问题，棘手的是日后的上升趋势。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此比率将于2034年达116%，2054年更将升至163%。持续下去，对美国的长远经济肯定会构成掣肘。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今年6月，CBO将2024年度财赤预测上调4000多亿美元，达到2万亿美元，对GDP的比率为7%【图2】。新冠疫情形成史上最大赤字，2020年为3.13万亿美元，2021年为2.78万亿美元，对GDP的比率分别为14.7%和11.8%。

根据CBO的数据，美国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90年代平均为1380亿美元，2000年代为3180亿美元，2010年代为8290亿美元，2020年代更高达2.23万亿美元。过去3年的庞大赤字在一个经济增长、失业率低、国防开支平稳的环境下产生，CBO认为这些赤字属结构性，2025年至2034年期间的累计赤字，料将高企于22.1万亿美元水平。

近期财赤源自高开支。自1974年以来，收入平均占GDP的17.3%，支出比率则平均约为21%，导致年均赤字对GDP的比率介乎3%与4%之间。同期，收入保持在近乎长期平均水平。现时支出对GDP的比率约为24%，CBO预计未来10年将保持在高水平，并于2034年接近25%，财赤对GDP比率则达7.7%。

为了弥补近2万亿美元的收支缺口，必须加税和节流双管齐下。按美国税务局最新的2021年数据，首5%的高收入富裕阶层缴交税款占所得税近三分之二，首25%的收入阶层缴交近90%的总税款，而最低收入阶层则有半数仅缴纳2.3%的总税款。由此可见，加税须具针对性，亦不应使经济投资失去动力。

特朗普在任总统时通过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法案中不小部分将在2025年年底到期。假设不会延期，CBO预测未来10年累计财赤22.1万亿美元，但若延期，则会再增加4万亿美元。

单靠加税难望收效

拜登总统已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家庭（占总数95%）加税，却有意向馀下的5%加税，以应付2017年法案一旦延长所需。然而欧洲的经验反映，加征富人税藉以平衡政府收支效果成疑。

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目前有80%属强制性，如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就是首两项最大开支；只有20%属可自由支配，例如国防、教育。排除国防一环，真正可自由支配的开支约7500亿美元。当前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18%，以致社保和医疗的年度支出有增无已。近20多年来，此两大项的开支未经国会审查，但预计在10年内同样面临资金耗尽的危机，要紧缩开支谈何容易。

高债务水平令联邦政府的利息成本上升，目前已成为政府第三大开支，平均利息成本对GDP的比率超过3%。CBO预测10年后的利息成本将达1.7万亿美元，影响其他政府机构的运作之馀，部分福利计划难免受到波及。

债务扩张如何收场

众所周知，美国国债是全球最大的债券资产类别，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举足轻重。财政部每年须把现有债务重新融资约三分之一，加上还须资助现行赤字，因此拍卖国债未必奏效，偶有闪失，更足以动摇整个发行市场的信心。美国国债已被标准普尔和惠誉下调评级；外国投资者拥有约25%的美国债务，因而或会施压，要求美国改变财政政策。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经有“债券义和团”（bond vigilantes）迫使克林顿总统在其最后任期内实现4次预算盈馀。

国际结算银行亦在其全球经济报告中警告，债务水平上升使各国政府面临类似2022年英国所经历的危机，当时投资者突然对英国国债敬而远之，导致借贷成本急剧上升，货币贬值，并使股市陷入混乱。

归根究柢，高财赤的可持续性系于经济增长率、利率、整体债务水平及货币稳定性。然而，在“东升西降”的形势之下，美国国力是否足以支撑无限量的债务扩张，当是下届政府需要面对的一大难关。

参考资料：

1. 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4,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24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个人和家庭的财务规划，到决策者制定持续改善民生的政策，市民的生活开支都是其中关键因素。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描述【注1】，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一个反映市民通常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的指标。当CPI上升，表示市民在开支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可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减少。换言之，CPI的变动反映消费者所面对的通货膨胀；但鉴于CPI在估算市民日常开支上往往出现偏差，本文除了探讨其局限外，亦建议采用日常物价指数（Everyday Price Index）。

现行指数有盲点

CPI是反映本港物价变动的主流指标。政府统计处每月均会公布按月的CPI变动，市民可透过新闻媒体得悉相关数据。但是，普罗大众对于CPI的了解每多流于片面，或会误以为在日常生活所见的价格变动理应完全反映其中。实际上，去年一则专题新闻报道就曾为读者拆解“低通胀之谜”。当中不少受访者大致根据自身日常生活经验，估算实际通胀率高于官方公布数字，并认为政府的数据“离地”【注2】。

客观而言，CPI的确存在一些盲点，因而并非一个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标。原因之一是在其构成部分中，支出频率较低的类别权数占比较大。参考统计处以2019/20年为基期的各商品或服务组别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CPI）开支权数【注3】，当中“住屋”类别的权数占比最高，超过四成【表】；而日常所需的食品和交通等开支，往往比非日常支出（如租金、家具）更为频繁，导致市民对通胀的观感较易受此影响。

以2019至2024年的数据为例【注4】，CCPI中住屋的物价指数按年变动百分率大致比食品、交通为低，基于住屋的权数占比最大【图1】，以致CPI受住屋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大，对食品、交通等日常开支的价格变动则较不敏感，而低估这段期间的日常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市民较在意商品和服务加价，对减价的印象则较浅或不以为意，属记忆偏见（memory bias）的一种。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不但支出频繁，其价格调整亦较频密。参考一项波兰消费者感知按年通胀率的学术研究【注5】，由2004年至2017年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竟有近99%受访者不为意历时28个月（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出现通缩【图2】，当中43%受访者认为物价不变，其馀53%更认为物价不跌反升【图3】。

此外，因基数效应（base effect）作祟，市民容易高估通胀。日常开支的基数较小，例如街市10元1斤的生菜仅加价1元，亦即10%升幅，容易令市民高估通胀。上述研究同时发现，即使受访者感知通胀（inflation perception）的方向与实际CPI通胀大致相同，却平均高估10个百分点【图2】。作者进一步指出CPI与波兰市民对通胀感受有所差距，与其他欧盟国情况相似，可见并非个别地区独有，亦反映CPI不能准确估算日常生活成本的变动。综合以上3点，CPI作为通胀的指标确实与市民日常生活体验颇有出入，难免予人“离地”之感。

日常物价指数背后

有鉴于CPI未能准确衡量日常生活成本水平变动，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引入并编制日常物价指数（EPI），作为更可靠的指标【注6】。与CPI不同的是，EPI只涵盖一些日常购买，且无法轻易延后或放弃购买的商品和服务。EPI统计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必须符合两项原则：一、须是大众恒常购买的（至少每月1次），不包括耐用物品（如家具、家电）。二、其价格不能透过合约等方式固定6个月或以上，受合约规范的租金等支出亦因而不被EPI计算在内【注7】。EPI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支出，比CPI更能准确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变动。事实上，EPI的编制方式简单直接，只需在编制CPI的基础上，将EPI不涵盖的项目剔除，并调整相应的开支权数即可。

透过参考EPI，相信普罗市民都可更有效地规划个人财务支出，而基层市民在争取工资调整的过程中，得以掌握更充分和客观的理据；政府亦可从EPI更了解民生。当前CPI作为物价指标为人诟病，在于市民心目中的“通胀”与实际通胀数字有极大落差。

虽然这可归咎于市民对通胀的组成认识不足，但CPI未能准确反映日常生活成本同样是毋庸置疑的。若政府只依赖此一工具，难免予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

从政策着手，政府可将EPI纳入福利调整的参考指标。目前恒常实施的公共福利金计划，如高龄津贴（生果金）及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因一直与CPI挂钩，津贴金额的调整幅度未达预期。EPI作为更“贴地”的指标，有关政策反而能收利民之效。

指数的局限与运用

当然，EPI并非完美，可能高估市民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市民见到部分商品加价，自会寻求替代品，故实际开支不一定增加。再者，不同人的消费习惯各有不同，EPI只供参考，市民仍须因应个人的消费习惯以估算开支变动。

另外，笔者必须强调EPI不能取代CPI，两者应该并存。EPI是反映民众日常生活恒常开支变动的指标，CPI则反映社会整体（包括恒常与非恒常）的消费物价变动，是世界各地主流使用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两个指标所达致的目的与作用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情况下应灵活运用及参考两项指标。

例如，对政府及学者而言，除恒常开支外，定期了解整体物价变动有助制定政策，以及作为比较各地物价的基础，因此CPI在此方面更为合适。然而，若论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方面，EPI则较准确地反映相关开支的变动，除了有利大众规划个人财务，对制定社会福利政策亦具参考价值。

最后，不同指标各有利弊，理想的指标固然应该简单易明，而使用者亦有责任了解指标的用途和限制，不能盲目甚或错误使用，否则即使设立千千万万种指标，也会无济于事。

正如本文开端所言，市民对CPI认识不深，以致容易误解数据的含义。政府在相关教育和宣传应更主动，除了因应社会需要另设反映生活成本变动的EPI外，亦须加强向公众讲解不同指标的用途，以消除误解。

【注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0021.pdf
【注2】： Now财经新闻，《经纬线》低通胀之谜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2qhhUQM2Y&t=525s（访问时段：08:36–10:32）
【注3】：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8XX0029&scode=270此外，自2024年4月的统计月份开始，统计处已更新消费物价指数开支权数的参照期至2023年全年。该次更新的开支权数，除实际数字有微细的差异外，并不影响本文对开支权数的描述。
【注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D5600001/att/D5600001B2024MM06B.xlsx
【注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549-019-00036-9
【注6】： https://www.aier.org/research/capturing-shifts-in-everyday-prices/
【注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WP004-EPI-Polina-Vlasenko-PV.pdf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荣誉副教授

刘彦彰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本科生

吴兆康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毕业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个人和家庭的财务规划，到决策者制定持续改善民生的政策，市民的生活开支都是其中关键因素。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描述【注1】，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一个反映市民通常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的指标。当CPI上升，表示市民在开支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可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减少。换言之，CPI的变动反映消费者所面对的通货膨胀；但鉴于CPI在估算市民日常开支上往往出现偏差，本文除了探讨其局限外，亦建议采用日常物价指数（Everyday Price Index）。

现行指数有盲点

CPI是反映本港物价变动的主流指标。政府统计处每月均会公布按月的CPI变动，市民可透过新闻媒体得悉相关数据。但是，普罗大众对于CPI的了解每多流于片面，或会误以为在日常生活所见的价格变动理应完全反映其中。实际上，去年一则专题新闻报道就曾为读者拆解“低通胀之谜”。当中不少受访者大致根据自身日常生活经验，估算实际通胀率高于官方公布数字，并认为政府的数据“离地”【注2】。

客观而言，CPI的确存在一些盲点，因而并非一个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标。原因之一是在其构成部分中，支出频率较低的类别权数占比较大。参考统计处以2019/20年为基期的各商品或服务组别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CPI）开支权数【注3】，当中“住屋”类别的权数占比最高，超过四成【表】；而日常所需的食品和交通等开支，往往比非日常支出（如租金、家具）更为频繁，导致市民对通胀的观感较易受此影响。

以2019至2024年的数据为例【注4】，CCPI中住屋的物价指数按年变动百分率大致比食品、交通为低，基于住屋的权数占比最大【图1】，以致CPI受住屋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大，对食品、交通等日常开支的价格变动则较不敏感，而低估这段期间的日常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市民较在意商品和服务加价，对减价的印象则较浅或不以为意，属记忆偏见（memory bias）的一种。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不但支出频繁，其价格调整亦较频密。参考一项波兰消费者感知按年通胀率的学术研究【注5】，由2004年至2017年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竟有近99%受访者不为意历时28个月（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出现通缩【图2】，当中43%受访者认为物价不变，其馀53%更认为物价不跌反升【图3】。

此外，因基数效应（base effect）作祟，市民容易高估通胀。日常开支的基数较小，例如街市10元1斤的生菜仅加价1元，亦即10%升幅，容易令市民高估通胀。上述研究同时发现，即使受访者感知通胀（inflation perception）的方向与实际CPI通胀大致相同，却平均高估10个百分点【图2】。作者进一步指出CPI与波兰市民对通胀感受有所差距，与其他欧盟国情况相似，可见并非个别地区独有，亦反映CPI不能准确估算日常生活成本的变动。综合以上3点，CPI作为通胀的指标确实与市民日常生活体验颇有出入，难免予人“离地”之感。

日常物价指数背后

有鉴于CPI未能准确衡量日常生活成本水平变动，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引入并编制日常物价指数（EPI），作为更可靠的指标【注6】。与CPI不同的是，EPI只涵盖一些日常购买，且无法轻易延后或放弃购买的商品和服务。EPI统计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必须符合两项原则：一、须是大众恒常购买的（至少每月1次），不包括耐用物品（如家具、家电）。二、其价格不能透过合约等方式固定6个月或以上，受合约规范的租金等支出亦因而不被EPI计算在内【注7】。EPI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支出，比CPI更能准确反映日常生活成本的变动。事实上，EPI的编制方式简单直接，只需在编制CPI的基础上，将EPI不涵盖的项目剔除，并调整相应的开支权数即可。

透过参考EPI，相信普罗市民都可更有效地规划个人财务支出，而基层市民在争取工资调整的过程中，得以掌握更充分和客观的理据；政府亦可从EPI更了解民生。当前CPI作为物价指标为人诟病，在于市民心目中的“通胀”与实际通胀数字有极大落差。

虽然这可归咎于市民对通胀的组成认识不足，但CPI未能准确反映日常生活成本同样是毋庸置疑的。若政府只依赖此一工具，难免予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

从政策着手，政府可将EPI纳入福利调整的参考指标。目前恒常实施的公共福利金计划，如高龄津贴（生果金）及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因一直与CPI挂钩，津贴金额的调整幅度未达预期。EPI作为更“贴地”的指标，有关政策反而能收利民之效。

指数的局限与运用

当然，EPI并非完美，可能高估市民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市民见到部分商品加价，自会寻求替代品，故实际开支不一定增加。再者，不同人的消费习惯各有不同，EPI只供参考，市民仍须因应个人的消费习惯以估算开支变动。

另外，笔者必须强调EPI不能取代CPI，两者应该并存。EPI是反映民众日常生活恒常开支变动的指标，CPI则反映社会整体（包括恒常与非恒常）的消费物价变动，是世界各地主流使用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两个指标所达致的目的与作用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情况下应灵活运用及参考两项指标。

例如，对政府及学者而言，除恒常开支外，定期了解整体物价变动有助制定政策，以及作为比较各地物价的基础，因此CPI在此方面更为合适。然而，若论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方面，EPI则较准确地反映相关开支的变动，除了有利大众规划个人财务，对制定社会福利政策亦具参考价值。

最后，不同指标各有利弊，理想的指标固然应该简单易明，而使用者亦有责任了解指标的用途和限制，不能盲目甚或错误使用，否则即使设立千千万万种指标，也会无济于事。

正如本文开端所言，市民对CPI认识不深，以致容易误解数据的含义。政府在相关教育和宣传应更主动，除了因应社会需要另设反映生活成本变动的EPI外，亦须加强向公众讲解不同指标的用途，以消除误解。

【注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0021.pdf
【注2】： Now财经新闻，《经纬线》低通胀之谜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2qhhUQM2Y&t=525s（访问时段：08:36–10:32）
【注3】：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8XX0029&scode=270此外，自2024年4月的统计月份开始，统计处已更新消费物价指数开支权数的参照期至2023年全年。该次更新的开支权数，除实际数字有微细的差异外，并不影响本文对开支权数的描述。
【注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D5600001/att/D5600001B2024MM06B.xlsx
【注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549-019-00036-9
【注6】： https://www.aier.org/research/capturing-shifts-in-everyday-prices/
【注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WP004-EPI-Polina-Vlasenko-PV.pdf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荣誉副教授

刘彦彰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本科生

吴兆康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毕业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为期三天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今天在北京启幕，是这个论坛24年来第四次以峰会形式举行。有报道指这是新冠肺炎后最多外国领导人同时到访北京的盛会。上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也在北京举行，那已经是2018年的事，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才刚开始，中国的电动车工业仍未广受关注，人工智能的威力只存在于想像中，没有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的生灵涂炭，当然也不知道全球会被新冠肺炎折腾三数载。

出口原材料农产品难致富

然而，时移世易，过去数年的风起云涌，迅速改变全球的格局，也使在国际政经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动的非洲，有机会稍为移向舞台的中央。比较明显的，是去年9月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成为20国集团（G20）的永久成员，代表众多非洲国家就国际事务发声。众所周知，G20集中了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占了全球85%的GDP和75%的贸易。在这之前，非洲在G20中只有南非一个代表。至于非洲联盟，则有五十多个非洲国家为其成员，差不多代表整个非洲，在G20中的角色相当于另一成员欧盟（European Union）。另一个例子是，在加沙冲突数个月后，南非在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一个小国在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国际事务上如此主动，在以前有些难以想像。此外，非洲可以提供的，除了大量的天然资源外，还有54个国家在联合国的票数。

地缘政治的演变提高了非洲的重要性，但非洲的经济表现总的来说仍然是差强人意。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洲，占地球陆地面积20%，人口也是第二大洲，按年龄中位数看是最年轻的，同时资源也相当丰富，但人均GDP却是最低的，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按世界银行的数字，在2023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4374美元，和高收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比较，只及后者的8.3%，即使和其他发展中地区比较，也只有拉丁美洲的22%和南亚的52%。199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的30%，到2023年只有21%。非洲的经济增长缓慢，而且和全球平均的差距愈来愈大。

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自然以亚洲表现最佳，平均增长率高于欧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而在亚洲，率先突破的是日本，继之是四小龙，随后是东南亚其他经济体。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中国大陆的表现更是无出其右。这些经济体发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加强贸易与世界经济接轨。若查看多年来贸易额最多的经济体，差不多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与贸易有高度正相关，一来是收入高了自然消费多了，包括消费外国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较多的进口，但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贸易充分利用相对优势、扩大市场和提高竞争带来的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非洲经济的发展缓慢，一个原因是它相对较小的贸易规模。

非洲贸易只占全球贸易的3%，相对于非洲的人口、面积和资源，这个比例相当低。拉丁美洲的发展过程中，倾向采用入口替代政策扶助本国工业，在2023年也占了全球贸易的7.3%，而采用促进出口政策的亚洲，占全球贸易的份额更高达48%。

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石油、矿产、农产品等，换取的是较高增值的商品，因此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并不有利，仍然是保留了殖民地时期的贸易形态，在国际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同时，当前全球贸易的70%是制造业产品中的价值链（value chains），以原材料和农产品为主要出口的非洲国家，可以参与的程度不高。此外，当国际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谈判失败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就更加困难。

倘行“欧盟模式”减5000万贫民

非洲不只占全球贸易很小的比例，非洲区内的贸易占非洲贸易总值的比例也很低，大约只有13%。换句话说，非洲国家和非洲以外的贸易，远多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这情况和其他洲不同。欧洲国家的贸易，有大约70%是欧洲区内贸易，亚洲贸易则有60%属区内贸易，而北美洲也有40%。非洲区内贸易占比较低，也是和上述与天然资源为主要出口的情况有关，除了石油和农产品外，非洲的矿物蕴藏量丰富，如钴、铬、锰、磷酸盐、白金、钻石等，都占全球的六、七成以上。这些产品的买家主要是高收入的工业国，产品也自然出口到非洲境外。此外，非洲区内的贸易成本很高，背后原因是落后的基础建设、低效率的海关运作、欠缺统一的产品标准等等。不过，也有论者指出，非洲的区内贸易数字被低估了，因为有相当的贸易没有通过海关，而是跨越长长的、缺乏管制的边界，避开关税和减少行政麻烦。有研究估计，非法的跨境贸易，使非洲区内贸易被低估了11%至40%。

然而，即使非洲区内贸易数值比官方数字为高，非洲仍须加大力度促进区内和与区外的贸易，以拉动经济发展。在世界贸易组织无能为力、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要提升贸易，只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合作。2019年生效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是这方面的努力成果，也是各方寄予厚望的合作。AfCTFA在原有的一些非洲区内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内容包括降低关税、订立产地来源规则、加强贸易支付系统等，和众多的贸易协议方向一致。更进一步的，是远景放在建立单一市场，使人联想到欧盟的前身。目前非洲已有接近50个国家参与AfCFTA，差不多涵盖整个非洲大陆。世界银行估计，若协定得到全面推行的话，非洲会到2035年时减少5000万极端贫穷人口，及增加9%的收入，可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多年来都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有援助非洲国家，较受关注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帮忙兴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的坦赞铁路。目前非洲已有52个国家签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随着这个计划的发展，中国在非洲参与的基础建设项目众多，希望这些项目有助打通非洲大陆的交通经脉，降低运输成本，进一步提升非洲国家的外贸。当然，非洲的经济发展，涉及到多个因素和挑战，但基于它庞大的面积和人口，成果不单惠及非洲人民，亦有利于全球发展。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为期三天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今天在北京启幕，是这个论坛24年来第四次以峰会形式举行。有报道指这是新冠肺炎后最多外国领导人同时到访北京的盛会。上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也在北京举行，那已经是2018年的事，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才刚开始，中国的电动车工业仍未广受关注，人工智能的威力只存在于想像中，没有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的生灵涂炭，当然也不知道全球会被新冠肺炎折腾三数载。

出口原材料农产品难致富

然而，时移世易，过去数年的风起云涌，迅速改变全球的格局，也使在国际政经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动的非洲，有机会稍为移向舞台的中央。比较明显的，是去年9月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成为20国集团（G20）的永久成员，代表众多非洲国家就国际事务发声。众所周知，G20集中了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占了全球85%的GDP和75%的贸易。在这之前，非洲在G20中只有南非一个代表。至于非洲联盟，则有五十多个非洲国家为其成员，差不多代表整个非洲，在G20中的角色相当于另一成员欧盟（European Union）。另一个例子是，在加沙冲突数个月后，南非在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控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一个小国在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国际事务上如此主动，在以前有些难以想像。此外，非洲可以提供的，除了大量的天然资源外，还有54个国家在联合国的票数。

地缘政治的演变提高了非洲的重要性，但非洲的经济表现总的来说仍然是差强人意。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洲，占地球陆地面积20%，人口也是第二大洲，按年龄中位数看是最年轻的，同时资源也相当丰富，但人均GDP却是最低的，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按世界银行的数字，在2023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4374美元，和高收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比较，只及后者的8.3%，即使和其他发展中地区比较，也只有拉丁美洲的22%和南亚的52%。199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的30%，到2023年只有21%。非洲的经济增长缓慢，而且和全球平均的差距愈来愈大。

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自然以亚洲表现最佳，平均增长率高于欧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而在亚洲，率先突破的是日本，继之是四小龙，随后是东南亚其他经济体。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中国大陆的表现更是无出其右。这些经济体发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加强贸易与世界经济接轨。若查看多年来贸易额最多的经济体，差不多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与贸易有高度正相关，一来是收入高了自然消费多了，包括消费外国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较多的进口，但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贸易充分利用相对优势、扩大市场和提高竞争带来的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非洲经济的发展缓慢，一个原因是它相对较小的贸易规模。

非洲贸易只占全球贸易的3%，相对于非洲的人口、面积和资源，这个比例相当低。拉丁美洲的发展过程中，倾向采用入口替代政策扶助本国工业，在2023年也占了全球贸易的7.3%，而采用促进出口政策的亚洲，占全球贸易的份额更高达48%。

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石油、矿产、农产品等，换取的是较高增值的商品，因此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并不有利，仍然是保留了殖民地时期的贸易形态，在国际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同时，当前全球贸易的70%是制造业产品中的价值链（value chains），以原材料和农产品为主要出口的非洲国家，可以参与的程度不高。此外，当国际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谈判失败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就更加困难。

倘行“欧盟模式”减5000万贫民

非洲不只占全球贸易很小的比例，非洲区内的贸易占非洲贸易总值的比例也很低，大约只有13%。换句话说，非洲国家和非洲以外的贸易，远多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这情况和其他洲不同。欧洲国家的贸易，有大约70%是欧洲区内贸易，亚洲贸易则有60%属区内贸易，而北美洲也有40%。非洲区内贸易占比较低，也是和上述与天然资源为主要出口的情况有关，除了石油和农产品外，非洲的矿物蕴藏量丰富，如钴、铬、锰、磷酸盐、白金、钻石等，都占全球的六、七成以上。这些产品的买家主要是高收入的工业国，产品也自然出口到非洲境外。此外，非洲区内的贸易成本很高，背后原因是落后的基础建设、低效率的海关运作、欠缺统一的产品标准等等。不过，也有论者指出，非洲的区内贸易数字被低估了，因为有相当的贸易没有通过海关，而是跨越长长的、缺乏管制的边界，避开关税和减少行政麻烦。有研究估计，非法的跨境贸易，使非洲区内贸易被低估了11%至40%。

然而，即使非洲区内贸易数值比官方数字为高，非洲仍须加大力度促进区内和与区外的贸易，以拉动经济发展。在世界贸易组织无能为力、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要提升贸易，只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合作。2019年生效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正是这方面的努力成果，也是各方寄予厚望的合作。AfCTFA在原有的一些非洲区内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内容包括降低关税、订立产地来源规则、加强贸易支付系统等，和众多的贸易协议方向一致。更进一步的，是远景放在建立单一市场，使人联想到欧盟的前身。目前非洲已有接近50个国家参与AfCFTA，差不多涵盖整个非洲大陆。世界银行估计，若协定得到全面推行的话，非洲会到2035年时减少5000万极端贫穷人口，及增加9%的收入，可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多年来都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有援助非洲国家，较受关注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帮忙兴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的坦赞铁路。目前非洲已有52个国家签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随着这个计划的发展，中国在非洲参与的基础建设项目众多，希望这些项目有助打通非洲大陆的交通经脉，降低运输成本，进一步提升非洲国家的外贸。当然，非洲的经济发展，涉及到多个因素和挑战，但基于它庞大的面积和人口，成果不单惠及非洲人民，亦有利于全球发展。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时至今日，社交媒体大行其道，人工智能与数码转型的发展一日千里，资讯的产生与传播有如脱缰野马，不但影响个人行为和投资决策，亦有机会造成社会及市场恐慌，引致信任危机。本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就将错误资讯（misinformation）和虚假资讯（disinformation）视为全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短期风险。

错误和虚假资讯的杀伤力何以如此惊人？皆因配以一套阴谋论，便可以提高其可信性，令普罗大众防不胜防。随着各地社会资讯泛滥，真伪难辨，而政治渐趋两极化，经济持续不振，像货币战争阴谋论以至美国登月纯属子虚乌有之说，种种传言与臆测不胫而走。

弄虚作假代价高昂

金融投资分秒必争，甚至在短至几毫秒之间，即时新闻和社交媒体帖文已能令市场价格产生波动。2019年，美国巴尔的摩大学商学院教授卡瓦佐斯（Roberto Cavazos）与网络安全公司CHEQ发表研究报告【注1】，其中指出假新闻资讯每年造成股市390亿美元的损失。投资者所作决定亦因受错误资讯影响，每年损失约170亿美元【图】。

至于受到针对性伪资讯攻击的公司，其每年在声誉管理方面的开支约达95.4亿美元，应对健康领域的错误资讯支出则约为90亿美元，在处理反疫苗运动和气候变化假新闻的开支就最多。由虚假资讯酿成的全球损失，总额更高达782亿美元。

唱高散货累人笔钱

众所周知，政治竞选也未能幸免。研究显示，每年约有3亿美元花在虚假政治广告上；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至少有2亿美元用于伪新闻。研究员还指出，他们的估计只反映出基本直接成本，背后的真正成本远超此数。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受访记者中有26%表示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报道过后来被发现包含虚假资讯的新闻，亦认为识别假消息的挑战与日俱增，人工智能技术的发达更有利于传播错误资讯。根据保险公司Nationwide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美国有34%年龄介乎18至54岁的非退休投资者曾基于网络或社交媒体上的误导性财经资讯（如“唱高散货”），而作出相应投资。不仅投资者蒙受损失，市场亦失去信誉。

2023年，Arcuri等在《经济与商业期刊》刊载的研究报告【注2】论及，有些投资者或因无法分辨新闻真伪，对公司的真实价值产生分歧，以致目标公司的股价对假消息作出反应。研究分析了2007至2019年期间，由国外发起而在美国和欧洲公布的假消息，发现对于股票报酬率而言，不利的假消息产生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而利好和中性的新闻则并无明显影响。

阴谋论渗入经济学

更有甚者，种种难以厘清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下，得以广为传播和认同。显例之一是某经济大国政府窜改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隐恶扬善，以唱好国内经济。然而这个荒谬想法其实不攻自破，只因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数据有严格的统计方法，涉及无数独立统计师和学者。

统计报告须通过全球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缜密审查，任何重大的造假行为根本极难隐瞒。投资者若堕进这类阴谋论的陷阱，而作出不理性的投资决策，如囤积商品或完全放弃股票市场，或会窒碍投资组合的长期增长。

此外，有阴谋论者声称，另一经济大国的中央银行背后隐藏不可告人的议程，凭借操纵利率和货币政策，为求让少数人得益，不惜牺牲大众利益。此一谣言的荒谬之处，在于该中央银行的运作备受监督，并极具透明度，详尽报告和会议纪录都属公开。所谓秘密议程的指摘完全缺乏证据，也不符合现行的问责机制。投资者要是误信流言而避开传统投资途径，或作出草率的决定，只会破坏整体金融稳定和增长。

观乎股票市场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之说，虽也甚嚣尘上，但先进市场的证券交易监管机构，往往致力打击这些行为。股票市场规模大兼复杂性高，少数个人进行系统性操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影响市场动态的因素不一而足，包括经济数据、企业表现和地缘政治风险，但受此说误导的投资者，或不再信任市场，甚或完全撤离投资活动。这无疑妨碍个人参与股市提供的创富机会，尤其是长期为资产增值的契机。

还有一种名为“金虫”（gold bugs）的阴谋论者，其论调在于传统法定货币（如美元）即将崩溃，经济衰退或恶性通胀随之出现，而黄金正是唯一真正的避风港。

此辈论者也认为中央银行和政府利用操纵方式压低金价，以防止大众放弃传统货币。事实上，黄金虽是一种有内在价值的资产，却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无法提供多元化投资所能提供的稳定回报。

这派论者显然忽略了金价受供求、投资者情绪、宏观经济状况等一篮子因素左右的事实。政府压低金价的观点，既缺乏可信证据，也无视黄金市场的透明度及其所受的监管程度。误信这套阴谋论的投资者因过度依赖黄金，未能分散投资，以致投资风险增高、潜在回报受限。

拨乱反正力保不失

只要有社交媒体或平台继续鼓励制造虚假资讯，而大众依然一窝蜂地对新闻反应过敏，环球经济就会继续面临受伪资讯蒙骗的风险。阴谋论制造者针对常人的恐慌情绪，削弱其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以致因受洗脑而轻信荒谬言论。所以每当我们看到任何文章藉骇人听闻的手法，意图操控读者情绪，例如标题带有“就在刚刚”、“突发”、“传疯了”这类但求推高点击率的夸张字眼，务必提高警觉，其中内容可能载有不怀好意的假消息。

“谎话说上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正因如此，明辨是非必须从个人做起；在转发之前，应先自行判断所接收资讯的来源是否可靠，内容是否合理、客观，其中观点是否有事实或科学理据支持。这些基本准则有助将杂乱无章的讯息去芜存菁，不但投资者受惠，虚假资讯对世界经济造成的重大损失亦能因而减低。

【注1】： Cavazos, R., and CHEQ. 2019. The Economic Cost of Bad Actors on the Internet: Fake News in 2019.
【注2】： Arcuri, M.C., Gandolfi, G., and Russo, T. May-June 2023. “Does fake news impact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US and EU stock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125-126.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