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性、合乎逻辑，而且是经深思熟虑的，但现实上，我们的行为往往是「不经大脑」的，有许多盲点，甚至受到误导和操纵而不自知。

在丹尼尔．卡内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他提出了两种思考系统：「系统1」代表快速思考，「系统2」代表慢速思考：

系统1（快速思考）是我们的自动驾驶模式，它是直觉的、迅速的，并且不需要我们的意识努力。这种思考方式能帮助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状况，比如识别物体，理解简单语句，或者瞬间做出应对行为；

系统2（慢速思考）则是我们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需要我们的意识集中，并投入时间和精力。例如，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决定投资策略或者计划未来的路线。

快速思考的盲点

快速思考是一种解决问题或做出决定的快速、经验主导的策略或「心理捷径」。然而，这些心理捷径有时会导致认知偏误。

「可得性偏误」（availability bias）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捷径，我们往往依赖最近的或最突出的例子来评估某种情况的频率或可能性。

比如，看到新闻报道关于飞机失事，我们可能会过度估计飞行的危险性。在「可得性偏误」之下，我们过度依赖最近或最明显的讯息，而忽视其他重要的讯息。

「代表性偏误」（representative bias）则是我们依赖对类别典型性的判断来做出推断或决定。例如，我们看到一个戴着眼镜，喜欢读书的人，在图书管理员和农民之间，我们认为他是前者而非后者，殊不知他更有可能是后者，因为在这个国度，农民的人数远高于图书管理员。由于「代表性偏误」，我们过度依赖刻板印象，而忽视实际的数据。

这只是众多思考盲点的一部分，我们受到误导的日子比比皆是。

思考盲点的影响

英国一份有名的杂志曾刊登出一则订阅广告，提供以下3种订阅方式：

（1）网上版：年费59美元

（2）印刷版：年费125美元

（3）网上版和印刷版：年费125美元

你发现其中的独特之处了么？一位心理学家注意到第二个选择提供的货品比第三个选择要少，要价却完全相同，因此推断应该不会有人选择前者。他于是打电话向出版社咨询，为何要把这选择列出来，却不得要领。

该心理学家仍然好奇，于是进行了一个小实验，让学生从3个选择中挑选一个，结果16%的学生挑选了第一选择，余下的84%挑选了第三选择，第二选择果然无人钟意；接着他又找来另一批学生，这次只让他们在第一和第三选择之间挑选，结果有68%的人挑选了第一选择，只有32%的人选择了第三选择！换言之，第二选择本身虽然毫无吸引力，其出现与否，却可以影响人们对另外两个有效选择之间的比较！

这例子说明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若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相同的资讯，会导致我们做出不同的决策。这就是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对投资的影响

在投资领域，认识并理解这些思考盲点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过度自信偏误」（overconfidence bias）可能导致投资者过度评估自己的能力或讯息的准确性，从而承担过大的风险。认识到这一点，投资者可以更加谨慎地评估自己的决策，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同样，「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使我们倾向于寻找和记住符合我们现有观点的讯息，而忽略或忘记与之相反的讯息。这可能导致我们做出基于不全面或不平衡讯息的决定。它可能导致投资者过度重视符合他们投资理念的讯息，而忽视反对的证据。投资者因而坚持错误的投资策略，而不是根据新的讯息调整他们的策略。

此外，「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指人们对损失的反感远大于对同等大小的收益的喜爱。这可能导致投资者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过于保守，避免风险的同时也可能错过潜在的投资机会。

总的来说，认识并理解这些思考盲点可以帮助投资者改进他们的决策过程，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并最大化他们的投资回报。透过学习和练习，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并在面对重要决策时避免这些思考盲点。

器官捐赠

倘若订阅杂志只是无足轻重的事情，那么器官捐赠就应该严肃得多，至少对于等候器官的病人来说是如此。附【图】比较了11个欧洲国家参与器官捐赠计划的程度，左起的4个国家丹麦、荷兰，英国、德国的参与率明显较低，其中最高的比率也不到三成（荷兰）。相比较而言，右边的七个国家的参与率却高得多，最低水平亦有有八成多（瑞典），其他6国则更是接近全民参与。德国和奥地利作为同一民族，按理参与率应该十分接近；丹麦和瑞典同是北欧国家，参与率也应该十分接近，如此等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德国和丹麦的参与率分别远远低于奥地利和瑞典。

读者也许认为，如此重大的差别背后必定有着某种根深柢固的原因，诸如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等等，但真实原因其实十分简单。丹麦4国规定，每个国民必须表示参与才算参与，否则当作不参与论；其他七国则规定，其国民必须表示不参与，才算不参与，否则当作参与论。由此看来，即便如此严肃的问题，仅仅由于表格设计的细微差别，人们对同一问题竟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决定」！

也许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足轻重，就连在表格上打个钩的时间都不愿意花，以至于表格上的默认选择（default option）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另一种解释则是，由于上述问题太过复杂，人们情愿接受政府的建议，也不愿自己思索（default option可以理解为有关当局的建议）。

我们一般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感觉良好」，以为都是合理，甚至是明智之举，但往往实际上却刚好相反，充满着漏洞或是别人的操纵还懵然不知。总的来说，认识并理解这些思考盲点可以帮助投资者改进他们的决策过程，透过学习和练习，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并在面对重要决策时避免这些思考盲点。古人就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说法。即管如此，有贤能的政府也可对这些思考盲点加以利用，从而造福社会。

赵耀华博士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旨在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截至2023年7月16日，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运行已满两周年，累计交易额超过110亿元人民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2.399亿吨【注】。

如果按照覆盖的碳排放量计算，中国的碳市场已经超越欧盟碳市场，规模为全球之冠；惟若按交易量、流动性等指标衡量，中国碳市场规模仍远远未及欧盟碳市场。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在2013年就开始的试点碳市场，还是2021年推广的全国碳市场，企业参与碳交易的动机都不强；很多企业除了在履约期即将结束期间进行碳交易外，其余时间基本处于不活跃状态。与此同时，中国碳市场交易往往通过大宗买卖达成，碳市场本身未能有效地提供价格讯号。

以加法纳入更多交易主体

如何提升碳市场有效性，让碳市场在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刻不容缓的议题。笔者认为，为了激活碳市场，一方面应进行「加法」，积极增加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另一方面要施以「减法」，减少那些行政指令型的碳减排政策；更进一步的是运用「除法」，积极消除那些各自为战的碳中和口号与策略。下文将逐一探讨所需对策。

碳市场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资产进行交易，是一种典型的权证市场，本身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发展碳金融无疑是建设碳市场的关键。目前，中国碳市场仅允许控排企业参与碳交易，反观国际上较为成熟和活跃的碳市场中，金融机构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金融机构的加入可以提升碳市场的流动性，更有效地把价格讯号传递到高排放企业，从而倒逼企业检视自身碳资产，并进行绿色转型。碳市场设计者和监管机构需要正视金融机构在推动碳减排方面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动澄清常见误解，引入更多交易主体参与碳交易。

在各种研讨会中，笔者经常听到的一种误导性观点是：金融机构加入的主因是赚钱、「割韭菜」，或会有损控排企业。这种看法甚至在一些参与中国碳市场设计的一众专家之中也颇为常见，笔者对此却不以为然。

碳市场设立的目的在于让碳价格进入各交易主体的决策过程，而金融机构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能让价格讯号得以更高效地反映碳排放权的市场价值，从而推动企业重视其碳资产、激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目前中国碳市场不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金融机构和其他交易主体的参与、也不允许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一个缺乏激励的市场、不希望让人赚钱的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根本无法蓬勃健康地发展。

笔者经常听到的另一误导性见解是，中国碳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可能存在很多制度漏洞，因此不应轻易引入金融机构和相关衍生品。此说实在急需修正，原因有二：首先，中国试点碳交易项目已经在多个地区实施了长达十多年，全国碳市场也发展了两年，累积了大量营运经验和数据。如果至今仍未能发现显著漏洞，则可合理地作出推测，要么现有漏洞已经不多，要么碳市场参与方与设计者并无查找这些漏洞的能力。若属后者，则更须引入专业机构以寻找市场可能存在的缺陷，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再者，碳市场最终交易的碳配额由政府控制，即使出现问题（例如短期价格波动过大），政府也完全有能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在过程中，要防止利益集团用各种站不住脚的「漏洞」、「准备不周」的言论来绑架政策制定。

以减法撤销行政指令政策

除了需要澄清以上常见误解之外，监管机构还需要清晰认识到，很多企业缺乏管理其碳资产的专业能力。前面提到，当前碳市场的明显失灵是，很多企业都只在每个履约期的最后阶段才买卖碳配额，导致碳价格迅速上升，可见企业在履约初期弄不清楚所需碳配额，亦没有从过去碳价格的变化趋势中总结经验，而对其碳资产加以高效管理。

这些企业对碳市场的交易规则、策略和管理碳资产的方式，可能都非常陌生。透过金融机构的培训和咨询服务，相信企业能更好地理解市场，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此外，金融机构的参与有助高排放企业更加重视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因而倾向委托专业金融机构进行碳资产管理。

建设和发展碳市场的主要动机是通过碳交易，实现以较低成本减少整体社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其中经济学原理很简单：不同企业的减排成本不同，允许高成本的企业向低成本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就可降低社会的减排成本。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利用碳市场去激励企业减排以外，中国还存在很多行政指令型的碳政策、耗能政策。理论上，这些政策若持续存在并发挥主要功能，碳市场就很难发展起来。

笔者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碳市场功能，中央政府应逐步取消具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型减碳政策，因为企业必先完成这些政策的目标，才会考虑在碳市场交易碳排放权。由于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大量减排工作，企业进一步进行碳交易的意愿自然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行政指令型政策给企业制造巨大的隐形成本，有关成本却难以准确定价，导致内地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处于劣势。随着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ABM）在未来几年生效，必须尽快令这些隐形成本显性化、价格化。

以除法剔除各自为战策略

那么有何具体行动？笔者建议，在逐步减少行政指令型政策的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碳配额、提高碳价来限制总排放量，以达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既可稳定（甚至减轻）企业总体负担，亦能使碳市场逐渐成为减排的主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的碳价来显示企业面对的真实监管成本，有利于内地企业应对CABM，而在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中扩大发展空间。

实现碳中和目标，不是要求每个省份、每个城市、每个企业都达到碳中和。事实上，为了让全国碳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让减排成本高的地区和交易主体购买碳配额，让成本低的地区和交易主体出售碳配额。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全国碳市场的总体碳配额为零，社会实现了「净零排放」（即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树木等碳汇的吸收量正负抵消），正排放交易主体和负排放交易主体应在市场并存。在这个前提下，能通过林业碳汇、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等手段实现碳吸收的负排放交易主体，就可继续出售其碳配额给正排放的主体。

可惜笔者观察所得的现象是，各省市以至各企业目前都在各自制定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不但降低效率，亦有违经济原则。中央政府需要确立以全国统一碳市场为主的监管框架，扬弃各自为战的减排策略，才能达成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向实现双碳目标高效迈进。

【注】《人民日报》，2023年8月14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8/14/nw.D110000renmrb_20230814_2-18.htm）

鸣谢：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港大经管学院研究助理陈一诺予以协助，谨此致谢。

何国俊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ESG研究所所长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旨在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截至2023年7月16日，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运行已满两周年，累计交易额超过110亿元人民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2.399亿吨【注】。

如果按照覆盖的碳排放量计算，中国的碳市场已经超越欧盟碳市场，规模为全球之冠；惟若按交易量、流动性等指标衡量，中国碳市场规模仍远远未及欧盟碳市场。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在2013年就开始的试点碳市场，还是2021年推广的全国碳市场，企业参与碳交易的动机都不强；很多企业除了在履约期即将结束期间进行碳交易外，其余时间基本处于不活跃状态。与此同时，中国碳市场交易往往通过大宗买卖达成，碳市场本身未能有效地提供价格讯号。

如何提升碳市场有效性，让碳市场在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刻不容缓的议题。笔者认为，为了激活碳市场，一方面应进行「加法」，积极增加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另一方面要施以「减法」，减少那些行政指令型的碳减排政策；更进一步的是运用「除法」，积极消除那些各自为战的碳中和口号与策略。下文将逐一探讨所需对策。

以加法纳入更多交易主体

碳市场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资产进行交易，是一种典型的权证市场，本身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发展碳金融无疑是建设碳市场的关键。目前，中国碳市场仅允许控排企业参与碳交易，反观国际上较为成熟和活跃的碳市场中，金融机构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金融机构的加入可以提升碳市场的流动性，更有效地把价格讯号传递到高排放企业，从而倒逼企业检视自身碳资产，并进行绿色转型。碳市场设计者和监管机构需要正视金融机构在推动碳减排方面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动澄清常见误解，引入更多交易主体参与碳交易。

在各种研讨会中，笔者经常听到的一种误导性观点是：金融机构加入的主因是赚钱、「割韭菜」，或会有损控排企业。这种看法甚至在一些参与中国碳市场设计的一众专家之中也颇为常见，笔者对此却不以为然。

碳市场设立的目的在于让碳价格进入各交易主体的决策过程，而金融机构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能让价格讯号得以更高效地反映碳排放权的市场价值，从而推动企业重视其碳资产、激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目前中国碳市场不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金融机构和其他交易主体的参与、也不允许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一个缺乏激励的市场、不希望让人赚钱的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根本无法蓬勃健康地发展。

笔者经常听到的另一误导性见解是，中国碳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可能存在很多制度漏洞，因此不应轻易引入金融机构和相关衍生品。此说实在急需修正，原因有二：首先，中国试点碳交易项目已经在多个地区实施了长达十多年，全国碳市场也发展了两年，累积了大量营运经验和数据。如果至今仍未能发现显著漏洞，则可合理地作出推测，要么现有漏洞已经不多，要么碳市场参与方与设计者并无查找这些漏洞的能力。若属后者，则更须引入专业机构以寻找市场可能存在的缺陷，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再者，碳市场最终交易的碳配额由政府控制，即使出现问题（例如短期价格波动过大），政府也完全有能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在过程中，要防止利益集团用各种站不住脚的「漏洞」、「准备不周」的言论来绑架政策制定。

除了需要澄清以上常见误解之外，监管机构还需要清晰认识到，很多企业缺乏管理其碳资产的专业能力。前面提到，当前碳市场的明显失灵是，很多企业都只在每个履约期的最后阶段才买卖碳配额，导致碳价格迅速上升，可见企业在履约初期弄不清楚所需碳配额，亦没有从过去碳价格的变化趋势中总结经验，而对其碳资产加以高效管理。

这些企业对碳市场的交易规则、策略和管理碳资产的方式，可能都非常陌生。透过金融机构的培训和咨询服务，相信企业能更好地理解市场，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此外，金融机构的参与有助高排放企业更加重视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因而倾向委托专业金融机构进行碳资产管理。

以减法撤销行政指令政策

建设和发展碳市场的主要动机是通过碳交易，实现以较低成本减少整体社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其中经济学原理很简单：不同企业的减排成本不同，允许高成本的企业向低成本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就可降低社会的减排成本。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利用碳市场去激励企业减排以外，中国还存在很多行政指令型的碳政策、耗能政策。理论上，这些政策若持续存在并发挥主要功能，碳市场就很难发展起来。

笔者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碳市场功能，中央政府应逐步取消具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型减碳政策，因为企业必先完成这些政策的目标，才会考虑在碳市场交易碳排放权。由于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大量减排工作，企业进一步进行碳交易的意愿自然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行政指令型政策给企业制造巨大的隐形成本，有关成本却难以准确定价，导致内地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处于劣势。随着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ABM）在未来几年生效，必须尽快令这些隐形成本显性化、价格化。

那么有何具体行动？笔者建议，在逐步减少行政指令型政策的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碳配额、提高碳价来限制总排放量，以达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既可稳定（甚至减轻）企业总体负担，亦能使碳市场逐渐成为减排的主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的碳价来显示企业面对的真实监管成本，有利于内地企业应对CABM，而在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中扩大发展空间。

以除法剔除各自为战策略

实现碳中和目标，不是要求每个省份、每个城市、每个企业都达到碳中和。事实上，为了让全国碳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让减排成本高的地区和交易主体购买碳配额，让成本低的地区和交易主体出售碳配额。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全国碳市场的总体碳配额为零，社会实现了「净零排放」（即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树木等碳汇的吸收量正负抵消），正排放交易主体和负排放交易主体应在市场并存。在这个前提下，能通过林业碳汇、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等手段实现碳吸收的负排放交易主体，就可继续出售其碳配额给正排放的主体。

可惜笔者观察所得的现象是，各省市以至各企业目前都在各自制定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不但降低效率，亦有违经济原则。中央政府需要确立以全国统一碳市场为主的监管框架，扬弃各自为战的减排策略，才能达成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向实现双碳目标高效迈进。

【注】《人民日报》，2023年8月14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8/14/nw.D110000renmrb_20230814_2-18.htm）

鸣谢：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港大经管学院研究助理陈一诺予以协助，谨此致谢。

何国俊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ESG研究所所长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的现代化版本，自2013年由中国提出以来，已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典范；内容包括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部分，覆盖亚洲、欧洲和非洲大小各国和地区。倡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和共同协作，强化各地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合作。 2023年迎来这份蓝图的第10个年头以及崭新的发展机遇，预计将为全球经济治理产生更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推行至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一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并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在硬联通方面，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和「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发展迅速。在软联通方面，与共建国家深化规则标准等合作，签署了自贸协定、标准化合作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心联通方面，不断深化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促进沿线各国和民族的交流，互建友好关系。在贸易投资方面，与共建国家的贸易合作量增长稳定，双向投资成果丰硕，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企业相关投资一览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香港在这项发展策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本港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活动中表现活跃，实现了跨国投资的多元化。笔者从路孚特（Refinitiv）取得过去10年的相关数据，其中显示香港企业在伙伴国家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为数共达469宗，总额逾900亿美元；其中非上市企业主导的并购180宗（占比38.38%）、上市企业50宗（占比10.66%）、跨国子公司236宗（占比50.32%）、合资企业3宗（占比0.64%）。

至于并购数目在各国的分布，新加坡、南韩、马来西亚、印尼以及越南名列前茅。也就是说，有赖于地理和文化优势，东亚与东南亚依然是香港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首选。相较之下，非洲和南美洲的共建国家大都仅仅录得一两宗并购交易。按并购金额排序，排名第一的目标行业是制造业（279亿美元，共59宗），其中包括工业制造品、交通运输器材等。并购金额位居第二的是金融业（190亿美元，共82宗）。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跨境并购业务一环可为伙伴国家发挥桥头堡的功能。例如中信里昂（中信证券位于香港的海外业务平台）收购了「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家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提升了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国泰君安国际也通过收购越南的证券公司，以拓展在当地的业务范围。此外，香港企业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并购。在本港上市的腾讯控股收购了印度电商巨头Flipkart的部分股权，进一步拓展了其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香港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并购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化趋势，涵盖多个领域和产业，不仅有利于本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也有助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的中资企业在倡议的执行中，凭借自身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跨国企业区域化发展。中银香港成功完成了「一带一路」区域内的电讯、基建等多个重点行业项目，为倡议的金融大动脉提供了有力支援。华润金融与华润电力、水泥、置地、五丰等共同发起专项私募股权基金，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三方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散风险，推动金融业务整体创新发展。再者，仰赖香港被誉为世界著名航运中心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在港中资企业也参与了在沿线国家港口和工业园区的投资与建设，譬如招商局集团就已投资于东非的吉布提自贸区和白罗斯的中百工业园。

企业相关投资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香港企业在伙伴国家的投资空间更为广阔，尤见于以下五大亮点领域。

一、 金融服务：香港是环球顶尖金融中心之一，在此一范畴为沿线国家作出贡献，可谓不言而喻。本地企业可继续提供融资、保险、债券发行等服务，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并且可透过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展开紧密合作，致力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 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是倡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未来，香港公司将继续参与沿线国家的能源、交通、通讯等项目，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水平。同时，还可以借助自身专业服务强项，为伙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法律、会计、顾问等方面的专长，降低投资风险，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效率。

三、 实业投资：本港企业对此经验丰富，今后定将加大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力度，范围涵盖不同产业，例如能源、矿产、制造业、地产和旅游，助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通过直接投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以便香港公司与当地企业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四、 科技和创新：此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香港作为亚洲一大创新中心，可在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领域大展拳脚。本地企业不妨扩充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科技产业的发展；配合与对应的科研机构、高等教育院校等携手合作，共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升彼此的科技创新能力。

五、 绿色发展：基于这个「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香港企业可在沿线国家积极投资绿色产业，强化可持续发展。投资项目可遍及清洁能源、环保技术、循环经济等，足以协助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挑战。最后，本港企业更可通过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为各类项目集资，实现绿色发展与金融创新的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稳步推进，在一众伙伴国家衷诚合作下，堪称硕果累累。放眼未来，随着新项目相继落实，环球互联互通的格局更形巩固，经济共融亦将更上一层楼。香港立足亚洲，接轨世界，加上其健全制度、高效行政，以及国际化的竞争优势，相信定能进一步发挥所长，成为倡议中举足轻重的推动力。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的现代化版本，自2013年由中国提出以来，已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典范；内容包括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部分，覆盖亚洲、欧洲和非洲大小各国和地区。倡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和共同协作，强化各地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合作。 2023年迎来这份蓝图的第10个年头以及崭新的发展机遇，预计将为全球经济治理产生更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推行至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一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并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在硬联通方面，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和「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发展迅速。在软联通方面，与共建国家深化规则标准等合作，签署了自贸协定、标准化合作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心联通方面，不断深化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促进沿线各国和民族的交流，互建友好关系。在贸易投资方面，与共建国家的贸易合作量增长稳定，双向投资成果丰硕，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企业相关投资一览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香港在这项发展策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本港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活动中表现活跃，实现了跨国投资的多元化。笔者从路孚特（Refinitiv）取得过去10年的相关数据，其中显示香港企业在伙伴国家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为数共达469宗，总额逾900亿美元；其中非上市企业主导的并购180宗（占比38.38%）、上市企业50宗（占比10.66%）、跨国子公司236宗（占比50.32%）、合资企业3宗（占比0.64%）。

至于并购数目在各国的分布，新加坡、南韩、马来西亚、印尼以及越南名列前茅。也就是说，有赖于地理和文化优势，东亚与东南亚依然是香港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首选。相较之下，非洲和南美洲的共建国家大都仅仅录得一两宗并购交易。按并购金额排序，排名第一的目标行业是制造业（279亿美元，共59宗），其中包括工业制造品、交通运输器材等。并购金额位居第二的是金融业（190亿美元，共82宗）。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跨境并购业务一环可为伙伴国家发挥桥头堡的功能。例如中信里昂（中信证券位于香港的海外业务平台）收购了「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家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提升了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国泰君安国际也通过收购越南的证券公司，以拓展在当地的业务范围。此外，香港企业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并购。在本港上市的腾讯控股收购了印度电商巨头Flipkart的部分股权，进一步拓展了其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香港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并购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化趋势，涵盖多个领域和产业，不仅有利于本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也有助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的中资企业在倡议的执行中，凭借自身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跨国企业区域化发展。中银香港成功完成了「一带一路」区域内的电讯、基建等多个重点行业项目，为倡议的金融大动脉提供了有力支援。华润金融与华润电力、水泥、置地、五丰等共同发起专项私募股权基金，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三方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散风险，推动金融业务整体创新发展。再者，仰赖香港被誉为世界著名航运中心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在港中资企业也参与了在沿线国家港口和工业园区的投资与建设，譬如招商局集团就已投资于东非的吉布提自贸区和白罗斯的中百工业园。

企业相关投资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香港企业在伙伴国家的投资空间更为广阔，尤见于以下五大亮点领域。

一、 金融服务：香港是环球顶尖金融中心之一，在此一范畴为沿线国家作出贡献，可谓不言而喻。本地企业可继续提供融资、保险、债券发行等服务，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并且可透过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展开紧密合作，致力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 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是倡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未来，香港公司将继续参与沿线国家的能源、交通、通讯等项目，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水平。同时，还可以借助自身专业服务强项，为伙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法律、会计、顾问等方面的专长，降低投资风险，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效率。

三、 实业投资：本港企业对此经验丰富，今后定将加大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力度，范围涵盖不同产业，例如能源、矿产、制造业、地产和旅游，助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通过直接投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以便香港公司与当地企业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四、 科技和创新：此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香港作为亚洲一大创新中心，可在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领域大展拳脚。本地企业不妨扩充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科技产业的发展；配合与对应的科研机构、高等教育院校等携手合作，共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升彼此的科技创新能力。

五、 绿色发展：基于这个「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香港企业可在沿线国家积极投资绿色产业，强化可持续发展。投资项目可遍及清洁能源、环保技术、循环经济等，足以协助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挑战。最后，本港企业更可通过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为各类项目集资，实现绿色发展与金融创新的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稳步推进，在一众伙伴国家衷诚合作下，堪称硕果累累。放眼未来，随着新项目相继落实，环球互联互通的格局更形巩固，经济共融亦将更上一层楼。香港立足亚洲，接轨世界，加上其健全制度、高效行政，以及国际化的竞争优势，相信定能进一步发挥所长，成为倡议中举足轻重的推动力。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星期前，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增发一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所得款项于今年及明年全部转移给地方政府，作为各地在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及防灾工程之用。有关措施虽然针对自然灾害，也会在当前经济复苏时起到推进作用，体现出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捉襟见肘，需要中央政府的帮助。虽然一万亿元是个庞大数目，但中国的国债规模不大，约为GDP的20%，应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至于人民银行会否放宽流动性帮忙融资，须待观察，毕竟也要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弱势。

政府以发债融资来带动经济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例行公事。但债务是把双刃剑，适当的发债规模和所得资金的有效运用，可以带来更多更早的生产和消费，而错误的资金投放，特别在过度发债的情况下，不单浪费资源，亦会成为将来的负累。环顾全球经济，无论是债务总额或作为GDP的比例，在过去十多二十年都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中投下一个阴影。

美须发更多新债还息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注1】，全球各政府发行的、包括对内和对外的公债，在2022年达到92万亿美元，是2000年17万亿美元的5倍多，而2022年的全球GDP只是2000年的3倍，即公债对GDP的比例上升了三分之二。 92万亿美元公债中，由已开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行的比例分别为70%和30%。众所周知，美国发行的公债最多，占全球公债的34%，对全球的影响亦最为直接和深远。

凭着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政府可以恣意地欠债累累，到今年中已超过3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今年6月发表的报告，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由2023年占GDP的5.8%持续增加至2053年占GDP的10%，增加4.2个百分点。有趣的是，增加的百分点差不多全部来自利息支出。美国联邦政府今年支付的利息是GDP的2.5%，估计到2053年是当时GDP的6.7%，也是增加4.2个百分点。换句话说， 美国政府要发愈来愈多的新债来应付愈来愈多的利息支出。国债排挤了私营部门的活动，但却并非用在有建设性的项目上，对经济自然是弊多利少。同时，美国政府的发债会带动全球利率上升，导致其他地区的经济及债务困难。

除了美国外，好些已开发国家的公债占GDP比例也很高。最明显的是日本，约为260%，但日本的储蓄率远高于美国，而日本的金融市场相当内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应不会很大。此外，欧洲的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有相当规模的公债。在目前俄乌战争和中东危机的影响下，欧洲经济面对多方面的困难，过重的债务自然是个想扔掉的包袱。

和已开发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演变相对来说更值得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不难理解。她们的政府基于低生产水平的税务收入，自然不足以应付即使最基本的民生及建设开支，更遑论应付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费用。在2011年，公债高于GDP 60%的发展中国家只有22个，到2022年已迅速增加至59个。此外，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亦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难。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并不富裕，国内没有足够的资金，自然要向国外举债。但在国际市场上举债，债务自然以美元或欧罗等硬通货计算，亦需要以同样的货币偿还，而出口是赚取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从2010至2021年，发展中国家政府向外国借款额由她们国家GDP的19%增加至29%，而出口所得的外汇用于偿还外债的比例亦由3.9%增加至7.4%。若债务期间国内货币兑主要货币贬值，还款的负担亦随即上升。

发展中国家公债的另一个趋势是，私营债权人（如商业银行）的比例愈来愈高，由2010年的47%增加至2021年的62%。相反，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所占的比例则减小。私营债权人的贷款主要从商业角度出发，条件不如多边开发银行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般优惠。此外，债权人的多样性也增加了有需要时债务重组的复杂性，因而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和增加了欠债方的成本。简单来说，若只有一个债权人，通过债务重组提高欠债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会全数有利于该债权人。但若有多个债权人，他们都不会那么愿意重组债务，因为欠债方的仅余资金会先还给那些追讨最积极的债权人。换句话说，私营债权人的多样化导致的搭便车问题，妨碍了债务重组的谈判。

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远高于已开发国家。由于前者的违约风险较高，融资的成本也自然相应上升，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的资金。若比较今年上半年不同地区的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分别是11.6%、7.7%和6.5%，都大幅高于美国的3.1%和德国的1.5%。然而，这些收益率差别那么大，能否全由违约风险解释，值得探讨。

债务愈多和利率愈高，债务的利息负担就愈重。去年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利息就达到GDP的1.5%或政府收入的6.9%，占用了相当的财政空间。在2010至2021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利息增幅就高于医疗或教育开支的增幅。这情况和上文提到的美国相似，但发展中国家不能以自己的货币还债，因而债务的可持续性受到相当的约束。

总债务十年迅增50%

全球债务作为GDP比例的上升，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债务融资得来的款项，可以促进的生产愈来愈少。按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1971至2000年期间，全球的年均实质增长率是3.29%，而2000至2022年期间则为2.85%。后22年比前29年公债的发行量明显更多、增长更快，同时金融市场理应更有效率，但GDP的增长率却比较慢。大抵政府借来的资金，比较多用在消费性而非投资性的项目，又或用来偿还旧债利息而非带动经济活动。此外，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英、欧、日几家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十多年的极低利率环境。资金成本这么便宜，毋须将资金投放到特别高回报的项目上也有所得，效率也自然下跌。

上文讨论的债务、包括总数92万亿美元的都是政府发行的公债。按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报告【注2】，若包括企业和个人债务，全球总债务在今年中达到历史高峰的307万亿美元，比十年前迅速增加了100万亿美元或50%，增幅惊人。在目前有多方面不明朗的国际政经环境中，这么多和仍在快速增长的公债和私债，是未来经济走势的一大关注点。

【注1】 https://unctad .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注2】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currencies/global-debt-record-trillion-developed-economies-gdp-us-banks-iif -2023-9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星期前，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增发一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所得款项于今年及明年全部转移给地方政府，作为各地在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及防灾工程之用。有关措施虽然针对自然灾害，也会在当前经济复苏时起到推进作用，体现出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捉襟见肘，需要中央政府的帮助。虽然一万亿元是个庞大数目，但中国的国债规模不大，约为GDP的20%，应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至于人民银行会否放宽流动性帮忙融资，须待观察，毕竟也要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弱势。

政府以发债融资来带动经济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例行公事。但债务是把双刃剑，适当的发债规模和所得资金的有效运用，可以带来更多更早的生产和消费，而错误的资金投放，特别在过度发债的情况下，不单浪费资源，亦会成为将来的负累。环顾全球经济，无论是债务总额或作为GDP的比例，在过去十多二十年都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中投下一个阴影。

美须发更多新债还息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注1】，全球各政府发行的、包括对内和对外的公债，在2022年达到92万亿美元，是2000年17万亿美元的5倍多，而2022年的全球GDP只是2000年的3倍，即公债对GDP的比例上升了三分之二。 92万亿美元公债中，由已开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行的比例分别为70%和30%。众所周知，美国发行的公债最多，占全球公债的34%，对全球的影响亦最为直接和深远。

凭着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政府可以恣意地欠债累累，到今年中已超过3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今年6月发表的报告，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由2023年占GDP的5.8%持续增加至2053年占GDP的10%，增加4.2个百分点。有趣的是，增加的百分点差不多全部来自利息支出。美国联邦政府今年支付的利息是GDP的2.5%，估计到2053年是当时GDP的6.7%，也是增加4.2个百分点。换句话说， 美国政府要发愈来愈多的新债来应付愈来愈多的利息支出。国债排挤了私营部门的活动，但却并非用在有建设性的项目上，对经济自然是弊多利少。同时，美国政府的发债会带动全球利率上升，导致其他地区的经济及债务困难。

除了美国外，好些已开发国家的公债占GDP比例也很高。最明显的是日本，约为260%，但日本的储蓄率远高于美国，而日本的金融市场相当内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应不会很大。此外，欧洲的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有相当规模的公债。在目前俄乌战争和中东危机的影响下，欧洲经济面对多方面的困难，过重的债务自然是个想扔掉的包袱。

和已开发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演变相对来说更值得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不难理解。她们的政府基于低生产水平的税务收入，自然不足以应付即使最基本的民生及建设开支，更遑论应付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费用。在2011年，公债高于GDP 60%的发展中国家只有22个，到2022年已迅速增加至59个。此外，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亦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难。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并不富裕，国内没有足够的资金，自然要向国外举债。但在国际市场上举债，债务自然以美元或欧罗等硬通货计算，亦需要以同样的货币偿还，而出口是赚取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从2010至2021年，发展中国家政府向外国借款额由她们国家GDP的19%增加至29%，而出口所得的外汇用于偿还外债的比例亦由3.9%增加至7.4%。若债务期间国内货币兑主要货币贬值，还款的负担亦随即上升。

发展中国家公债的另一个趋势是，私营债权人（如商业银行）的比例愈来愈高，由2010年的47%增加至2021年的62%。相反，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所占的比例则减小。私营债权人的贷款主要从商业角度出发，条件不如多边开发银行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般优惠。此外，债权人的多样性也增加了有需要时债务重组的复杂性，因而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和增加了欠债方的成本。简单来说，若只有一个债权人，通过债务重组提高欠债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会全数有利于该债权人。但若有多个债权人，他们都不会那么愿意重组债务，因为欠债方的仅余资金会先还给那些追讨最积极的债权人。换句话说，私营债权人的多样化导致的搭便车问题，妨碍了债务重组的谈判。

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远高于已开发国家。由于前者的违约风险较高，融资的成本也自然相应上升，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的资金。若比较今年上半年不同地区的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分别是11.6%、7.7%和6.5%，都大幅高于美国的3.1%和德国的1.5%。然而，这些收益率差别那么大，能否全由违约风险解释，值得探讨。

债务愈多和利率愈高，债务的利息负担就愈重。去年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利息就达到GDP的1.5%或政府收入的6.9%，占用了相当的财政空间。在2010至2021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利息增幅就高于医疗或教育开支的增幅。这情况和上文提到的美国相似，但发展中国家不能以自己的货币还债，因而债务的可持续性受到相当的约束。

总债务十年迅增50%

全球债务作为GDP比例的上升，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债务融资得来的款项，可以促进的生产愈来愈少。按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1971至2000年期间，全球的年均实质增长率是3.29%，而2000至2022年期间则为2.85%。后22年比前29年公债的发行量明显更多、增长更快，同时金融市场理应更有效率，但GDP的增长率却比较慢。大抵政府借来的资金，比较多用在消费性而非投资性的项目，又或用来偿还旧债利息而非带动经济活动。此外，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英、欧、日几家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十多年的极低利率环境。资金成本这么便宜，毋须将资金投放到特别高回报的项目上也有所得，效率也自然下跌。

上文讨论的债务、包括总数92万亿美元的都是政府发行的公债。按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报告【注2】，若包括企业和个人债务，全球总债务在今年中达到历史高峰的307万亿美元，比十年前迅速增加了100万亿美元或50%，增幅惊人。在目前有多方面不明朗的国际政经环境中，这么多和仍在快速增长的公债和私债，是未来经济走势的一大关注点。

【注1】 https://unctad .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注2】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currencies/global-debt-record-trillion-developed-economies-gdp-us-banks-iif -2023-9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二十一世纪被誉为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海量的创新方法、突破性发现、层出不穷的新应用使我们目不暇接。

多少传统的商业模式、社交行为、资讯的获取方式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正面临革命性的改变，其中又以医疗领域尤其值得注意。

从家庭医生的日常看诊、专科医生的病情分析，到研究人员的药物研发，人工智能似乎都可以胜任有余。机器学习先驱、图灵奖得主辛顿（Geoffrey Hinton）指出：「现在已没有必要再培训放射科医生了。清晰可见的是，5年之内，深度学习将比他们做得更好。」正是对此一崭新发展的有力注脚。

然而，维珍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实地考察了人工智能在美国医院放射科的应用，在2022年发表的相关结果【注】显示，在肺癌、乳癌以及骨骼年龄判断3个实验组别中，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诊断资讯仅在诊治肺癌一组常获放射科医生接纳，其余两组则未获青睐。这种情况或可简单地理解为医疗设备不够匹配、医生医术未精等因素所致；但根据大量管理学、心理学研究文献，即使人工智能诊断比医生准确，医生仍对它有所保留。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工智能厌恶」（AI aversion）或「演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

「我比人工智能强」

我们如何能由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厌恶」现象？我们可否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找到方法来减低医生及其他决策者对人工智能的抗拒情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Öm）所提出的「事业前途顾虑」（career concerns），可说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解答的钥匙。一般来说，此概念指的是当个人能力难以直接观测时，希望通过特殊表现来印证一己能力的动机。假设某公司有两类雇员，一类能力高，一类则能力低，而能力高低只能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自信程度推测。一般来说，高能力的指标为工作表现佳、具自信心；低能力则与工作表现差、对上司唯唯诺诺挂钩。为求标榜自我能力，员工于是竭力提升个人工作表现，并且不轻易改变所作决策，以突显自信，甚至显得过度自信。

这样的行为往往坏事，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背负过多的成本压力。校内学生为了展现自己有天赋，期望在考试中拔得头筹，就得苦心钻研试题。无奈第一名只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激烈的考试竞争与时间浪费：学生的精力没有用于增长知识，而是花在追求一两分造成的名次差异；更牺牲了身心健康。至于在政坛上，政客为了展现自己高瞻远瞩，纵然可能自知有误，却不惜一错到底，连累市民平白受苦。又如上述放射科医生的例子，为了在人工智能面前不甘示弱，医生就可能我行我素，而摒弃人工智能的建议。有时难免令病人付出病情延误的代价。

解决办法：少即是多

自从提出「事业前途顾虑」以来，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由此产生集体低效的个案。当然，他们也提供了相应的出路。这些解决办法基于同一特别理念：少即是多。把看似有用的资讯藏在暗处，有时足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

这个理念其实并不陌生。 《道德经》第58章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里不妨把「闷」理解为昏昏昧昧，一种不求获取资讯的状态；而把「察」理解为事无巨细，一种尽量公开资讯的状态。很多学校正是采用前者这一降低资讯精细程度的思路，以减轻学生之间的过度竞争，比如不彻底区分不同分数，而是用ABCD等较广泛的档次去评核学生。既然在同一档次里，学生没有第一、第二之分，自然不必为多争一两分而过度努力了。那么，可否通过少即是多的思路，协助医生更好地接受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必先了解医生与人工智能互动的更多细节。

AI和我的智能有何矛盾？

假设一名放射科医生正在用X光检查机来诊断肺炎。他首先关心的是X光片上有没有出现白化、结节等异常迹象，这些病征在医学上早有定论。如有，医生就需要运用自己的主观理解，来断定这些迹象是否源于肺炎。最终，医生会按其医学知识和实际经验确定自己的看法，如果认为有来自于肺炎的异常迹象，便会作出肺炎的诊断；反之则会指出患者没有罹患肺炎。这样的诊断过程跟人工智能做预测的方法是相通的。

当人工智能与医生出现诊断上的分歧时，医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分歧进行归因，其中会权衡两种可能性：究竟是我漏眼还是我和人工智能对这些迹象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是前者，医生自然会大方地听从人工智能──毕竟，一时疏忽不属于医学本领的范畴；但若医生把分歧归因于理解上的偏差时，他就不会愿意听从人工智能了，以免暴露自己医术的短处，以免表明人工智能足以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为什么使用人工智能之际，有时候也可变为少即是多。在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的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揭示其诊断依据，医生有可能为了显示自己有足够能力独立诊断而不予以采纳。反过来说，如果人工智能并不出示它诊断的依据，只直接提供预测，医生便不能知道他们分歧的真正原因。在医生看来，人工智能可能注意到一个自己不小心忽略的异常迹象，形成彼此的诊断分歧。这种对分歧归因的方式，会让医生放下对自我专业形象的顾虑，而更心服口服地认同人工智能。简而言之，降低人工智能的资讯透明度，有助于医生主动地接受人工智能的建议。接受过程是医生自己通过对分歧进行归因，才得以实现。

关键系于归因与叙事

从广义上说，归因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叙事（narrative）。前者着重于道出事件或现象的缘起，后者则还涵盖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既然可透过医生对他和人工智能分歧的归因以减轻医生对人工智能的抗拒，从而加以接受，那么叙事作为一种说服方式，自然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

毋庸置疑，叙事在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从战争动员、宏观政策调整、政治倾覆，到产品推销、人际合作与冲突等等大小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叙事。

无怪乎诗人鲁基瑟（Muriel Rukeyser）的作品中有此名句：「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构成宇宙的是故事，可不是原子。」（Say it. Say it. 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 , not of atoms.）经济学的启示也都如是：让人们接受人工智能的不同意见，并不在于资讯的灌输，而在于让人们说出他们自己的归因，拥有自己的叙事。

【注】Lebovitz, S., Lifshitz-Assaf, H., & Levina, N. (2022). “To engage or not to engage with AI for critical judgments: How professionals deal with opacity when using AI for medical diagnosis”. Organization Science, 33(1), 126-148.

李韩哲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博士生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二十一世纪被誉为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海量的创新方法、突破性发现、层出不穷的新应用使我们目不暇接。

多少传统的商业模式、社交行为、资讯的获取方式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正面临革命性的改变，其中又以医疗领域尤其值得注意。

从家庭医生的日常看诊、专科医生的病情分析，到研究人员的药物研发，人工智能似乎都可以胜任有余。机器学习先驱、图灵奖得主辛顿（Geoffrey Hinton）指出：「现在已没有必要再培训放射科医生了。清晰可见的是，5年之内，深度学习将比他们做得更好。」正是对此一崭新发展的有力注脚。

然而，维珍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实地考察了人工智能在美国医院放射科的应用，在2022年发表的相关结果【注】显示，在肺癌、乳癌以及骨骼年龄判断3个实验组别中，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诊断资讯仅在诊治肺癌一组常获放射科医生接纳，其余两组则未获青睐。这种情况或可简单地理解为医疗设备不够匹配、医生医术未精等因素所致；但根据大量管理学、心理学研究文献，即使人工智能诊断比医生准确，医生仍对它有所保留。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工智能厌恶」（AI aversion）或「演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

「我比人工智能强」

我们如何能由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厌恶」现象？我们可否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找到方法来减低医生及其他决策者对人工智能的抗拒情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Öm）所提出的「事业前途顾虑」（career concerns），可说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解答的钥匙。一般来说，此概念指的是当个人能力难以直接观测时，希望通过特殊表现来印证一己能力的动机。假设某公司有两类雇员，一类能力高，一类则能力低，而能力高低只能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自信程度推测。一般来说，高能力的指标为工作表现佳、具自信心；低能力则与工作表现差、对上司唯唯诺诺挂钩。为求标榜自我能力，员工于是竭力提升个人工作表现，并且不轻易改变所作决策，以突显自信，甚至显得过度自信。

这样的行为往往坏事，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背负过多的成本压力。校内学生为了展现自己有天赋，期望在考试中拔得头筹，就得苦心钻研试题。无奈第一名只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激烈的考试竞争与时间浪费：学生的精力没有用于增长知识，而是花在追求一两分造成的名次差异；更牺牲了身心健康。至于在政坛上，政客为了展现自己高瞻远瞩，纵然可能自知有误，却不惜一错到底，连累市民平白受苦。又如上述放射科医生的例子，为了在人工智能面前不甘示弱，医生就可能我行我素，而摒弃人工智能的建议。有时难免令病人付出病情延误的代价。

解决办法：少即是多

自从提出「事业前途顾虑」以来，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由此产生集体低效的个案。当然，他们也提供了相应的出路。这些解决办法基于同一特别理念：少即是多。把看似有用的资讯藏在暗处，有时足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

这个理念其实并不陌生。 《道德经》第58章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里不妨把「闷」理解为昏昏昧昧，一种不求获取资讯的状态；而把「察」理解为事无巨细，一种尽量公开资讯的状态。很多学校正是采用前者这一降低资讯精细程度的思路，以减轻学生之间的过度竞争，比如不彻底区分不同分数，而是用ABCD等较广泛的档次去评核学生。既然在同一档次里，学生没有第一、第二之分，自然不必为多争一两分而过度努力了。那么，可否通过少即是多的思路，协助医生更好地接受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必先了解医生与人工智能互动的更多细节。

AI和我的智能有何矛盾？

假设一名放射科医生正在用X光检查机来诊断肺炎。他首先关心的是X光片上有没有出现白化、结节等异常迹象，这些病征在医学上早有定论。如有，医生就需要运用自己的主观理解，来断定这些迹象是否源于肺炎。最终，医生会按其医学知识和实际经验确定自己的看法，如果认为有来自于肺炎的异常迹象，便会作出肺炎的诊断；反之则会指出患者没有罹患肺炎。这样的诊断过程跟人工智能做预测的方法是相通的。

当人工智能与医生出现诊断上的分歧时，医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分歧进行归因，其中会权衡两种可能性：究竟是我漏眼还是我和人工智能对这些迹象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是前者，医生自然会大方地听从人工智能──毕竟，一时疏忽不属于医学本领的范畴；但若医生把分歧归因于理解上的偏差时，他就不会愿意听从人工智能了，以免暴露自己医术的短处，以免表明人工智能足以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为什么使用人工智能之际，有时候也可变为少即是多。在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的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揭示其诊断依据，医生有可能为了显示自己有足够能力独立诊断而不予以采纳。反过来说，如果人工智能并不出示它诊断的依据，只直接提供预测，医生便不能知道他们分歧的真正原因。在医生看来，人工智能可能注意到一个自己不小心忽略的异常迹象，形成彼此的诊断分歧。这种对分歧归因的方式，会让医生放下对自我专业形象的顾虑，而更心服口服地认同人工智能。简而言之，降低人工智能的资讯透明度，有助于医生主动地接受人工智能的建议。接受过程是医生自己通过对分歧进行归因，才得以实现。

关键系于归因与叙事

从广义上说，归因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叙事（narrative）。前者着重于道出事件或现象的缘起，后者则还涵盖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既然可透过医生对他和人工智能分歧的归因以减轻医生对人工智能的抗拒，从而加以接受，那么叙事作为一种说服方式，自然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

毋庸置疑，叙事在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从战争动员、宏观政策调整、政治倾覆，到产品推销、人际合作与冲突等等大小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叙事。

无怪乎诗人鲁基瑟（Muriel Rukeyser）的作品中有此名句：「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构成宇宙的是故事，可不是原子。」（Say it. Say it. 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 , not of atoms.）经济学的启示也都如是：让人们接受人工智能的不同意见，并不在于资讯的灌输，而在于让人们说出他们自己的归因，拥有自己的叙事。

【注】Lebovitz, S., Lifshitz-Assaf, H., & Levina, N. (2022). “To engage or not to engage with AI for critical judgments: How professionals deal with opacity when using AI for medical diagnosis”. Organization Science, 33(1), 126-148.

李韩哲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博士生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疫情过后，香港经济在开关初期的报复式消费推动下V形反弹，但随后便失去了增长动力，商界叫苦连天，市民只要到街上逛一逛，也能感受到零售业的水深火热。

目前经济难关的成因主要是「内忧外患」。外有环球经济供应链去库存、全球通胀持续、联储局继续加息，以及多国经济疲弱，加上环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内有国内房地产市场寒冬带来的经济涟漪，以及资本巿场成交枯竭。此外，香港近年的人口变化导致各阶层劳动力严重减少，令各行各业的人力成本上升，再加上疫情后消费习惯改变，市民境外旅游显著增加。

过去，香港一直是内地资金及对外贸易的桥梁，但随着中美经济不景气及关系持续紧张，其传统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本地四大支柱产业中，除了金融服务业以外的三大产业——贸易及物流、旅游及相关业务，以及专业服务业，多年来占香港GDP比例逐年下滑，国内外竞争对手的生产力持续增长，分薄了香港优势行业在全球巿场的占额。

港府需正视经济的核心及结构性问题，找出香港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经济战略，这才有效帮助香港经济转型，稳民心。

探索「金砖+」新型多边关系

未来十年，全球化的性质将全面改变，贸易会变得更数字化、区域化及服务化，各地政府亦着力构建具包容性但安全的经济发展（Inclusive Secure Economic Growth，ISEG）。为应对这些新全球化趋势，企业制定适合两个不同阵营的标准产品，并实施供应链「加一」战略。在这大环境下，东南亚和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等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占比将逐渐增加，尤其是亚洲的印度、印尼及越南，中南美洲的墨西哥、智利及巴西，以及中东的阿联酋及沙特阿拉伯，都因地缘政治局势改变而获益。

金砖国家（BRICs）今年第15次峰会落幕后将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引发了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新想像。成员国在人口、GDP、石油等方面所占全球比重较大，而6个新成员的全球GDP份额为11%，「金砖+」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也将上升至30%，占全球一半人口以上。

笔者认为「金砖+」的「人口+资金+资源」三头马车合作架构，将改变环球供应链的未来方向。香港需寻找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间人的新角色，在全球南方国家均缺乏平台下，充当其金融及贸易中心，突破西方金融世界秩序和体系，重塑金融及贸易「蓝海市场」。

有见及此，最近笔者就职的港大亚洲环球研究所就举办了第六届亚洲环球学人计划，致力培育未来领袖和决策者。

来自17个包括众多「一带一路」国家的精英，从8月底进行为期三个月在香港、曼谷、北京及广东省的研究、交流及访问，以亚洲视野讨论涵盖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及法律等领域的课题，并构建全球学人与香港及亚洲各地的长期网络。笔者鼓励港府及更多非政府组织促进与非西方国家的交流，推动香港连接更多元的世界，并推广香港品牌。

让「香港高端制造」走遍世界

近月港府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如夜市活化香港等，短期内对提振社会气氛的确有帮助。然而，笔者认为香港的竞争优势并不在传统旅游活动，长远而言，香港需走高增值产业发展路线，如医疗旅游、高端制造业、健康科技，大数据科技等。因篇幅所限，笔者先集中讨论瑞士模式，如何为当地创造高增值可持续。

瑞士拥有世界级的金融和制造业公司。该国科技精湛，产业集中于精细化和品牌化制造业，例如生物技术和制药、精密机械行业和钟表行业。由于可创造大量的附加值，奢侈品和高端制造业足以支撑该国的高工资。瑞士产品因经常带来「瑞士制造，高端优质」的印象，客户愿意为「瑞士制造」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企业亦想在其产品上使用「瑞士制造」标签，有见及此，瑞士政府要求企业需要在瑞士创造至少60%的附加值，产品才算是在瑞士生产。瑞士的成功，反映制造业在金融中心也可强大。

尽管瑞士收入水平高，劳动力市场也紧张，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其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已经放缓。有见及此，瑞士政府将工业4.0、数码化和各种新技术作为国家的新增长引擎，希望能够推动创新并提高产能。

笔者亦自2020年一直倡议香港新型工业化的健康科技、食物科技、绿色科技、农业科技及半导体，可通过推动产学研与销售互动，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之余，贡献大湾区经济发展：在上游做好零到一的知识及基础研发市场化；在下游瞄准销售「金砖+」成员国及东盟等日益扩大的市场。

香港要提升竞争力，需要推动创新发展，不只是技术创新，还需要商业及艺术创新。在保护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的前提下，特区政府亦应研究如何扩大自由的创作空间，人才及企业才可百花齐放，增加本港的经济活力及韧性。

对香港经济新定位的7大建议

香港毫无疑问可在全球金融及新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从中获益，推动本身经济发展。在新全球化的格局下，香港企业面对转型的挑战，特别是如何从过往专注西方市场及制度的国际化模式，转向其他市场，并填补新地缘政治领域缺失的业务空白。

笔者在此提出香港7大定位方向，愿与有心人共谋对策：

1. 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中心：香港应为愈趋区域化及亚洲化的贸易提供数字化、融资、保险及管理等服务，借此巩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功能，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及数字化。

2. 「港深研究，湾区开发，全球市场，国际融资」：港深优势需互补，共建创科生态系统，让香港成为大湾区创新集群的上游和下游。香港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汇聚全球顶尖学者及科学家，在上游研发方面具有强大优势，但应将上游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项目，并与区内中游企业合作，同时做好下游产品开发及推广，并创造更多投融资平台，帮助研究落地。

3. 人才中心：将大学纳入人才计划，行业与高等教育部门之间在课程发展方面加强合作，培训新一代创新人才；并发展可持续多元化的人才计划，吸引国内外精英来港之余，特别向「金砖+」及「一带一路」的人才提供培训，并加以吸纳。本港亦需更积极及人性化地解决海外人才来港遇到有关教育及住屋等问题。

4. 内地企业投资海外的主要通道：香港可利用其财务和法律优势帮助国家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合规成立生产线及投资拓展业务，特别在东盟，RCEP和「一带一路」经济体。

5. 新型金融业：利用本港金融业的优势及监管制度，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如区域绿色中心、知识产权、技术交易中心及连同深圳作全球创新中心，加上资本市场的广深度，增长金融链，以促进初创及创科公司在潜在IPO前的发展。

6. 文旅之都：吸引Z世代「体验型」高价值游客。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带领国际艺术管理者了解并交流香港及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探索各种跨区域合作的机会。

7. 数字经济中心：香港应争取参与区内的数码交付服务及数字贸易代理，并利用区块链技术帮助解决新兴国家普遍存在缺少认证纪录或数据不全等痛点。香港在电讯基建配套及国际频宽接驳方面，均达全球最先进水平，位列亚太区最具吸引力的数据中心选址前列，紧随新加坡、悉尼及东京。香港建立数据中心，可促进其智慧城市及数据科技产业发展。

国际形势风高浪急，现在是决定香港未来的关键时刻。香港必须迎难而上，巩固竞争优势并同时开拓新机遇，才能在时代洪流下屹立不倒。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经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