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大战的生灵涂炭，欧洲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把精力用在经济合作，一来有利于发展经济，二来防止再度战争。数十年来，欧洲的经济整合缓慢但稳步发展，从五十年代只有6个成员的欧洲共同市场，发展到今天27个成员的欧盟，而合作的内容，从开始时的煤炭和钢铁，到今天20个成员共用的欧罗。

欧罗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刚好四分一世纪。当时11个参与国之间相互固定了汇率，以欧罗为计算价值单位，并共同把货币政策交给半年前成立的欧央行。至2002年1月，欧央行开始发行欧罗钞票及硬币，欧罗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马克等，成为市民日常行使的货币。刚好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颁给了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欧罗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蒙代尔特别看好欧罗及使用单一货币的欧洲，他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继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及1971年尼克逊总统取消美元和黄金挂钩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他估计欧罗区将会大于美元区，欧罗会与美元分庭抗礼，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格局，因此影响更为深远。多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已朝着单一市场的方向发展，在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金可以自由流通后，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是更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毕竟欧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国马克为主导，其他货币与马克维持固定汇率。从稳定的固定汇率到使用同一货币，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遥。

区内海啸后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货币联盟及欧罗存疑。最明显的考虑是成员国要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把有关决策托付给欧央行，但后者的政策目标，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员国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成员国之间的不和，特别在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情况下。持这些反对意见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总裁及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来，欧洲推动货币联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经济考虑。货币联盟只是为将来的政治联盟铺路，欧洲进一步统一和强大，会在国际政经事务上较为独立自主，不一定对美国言听计从，因而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增加地缘政治的风险。最后这个结论，显然和今天众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想法不同。

事实证明，上述两方面的预期都不准确。欧罗面世首十年，欧罗区经济表现还算可以，但并不特别优异。按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欧罗区在1999至2008年期间的GDP平均增长率为2.1%，稍低于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成员国面对不同程度的经济金融困难，却有同样的欧央行低息货币政策，使得较为弱势的国家过度依赖借债度日。当欧盟及欧央行表示不会为这些国家还债时，有关国家的利息随即迅速上升，引发欧债危机，使2009至2018年欧罗区的增长率平均只得0.8%。货币政策方面，欧央行的目标比较明确，是维持中期通胀率约2%。除了金融海啸、欧债危机及俄乌战争期间，通胀目标都能达到。

国际支付占比遭美元抛离

1999年欧罗刚出现，欧罗区和美国分别占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关的数字分别是14%和25.1%。随着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冒起，欧罗区和美国占世经济的比例同时下跌，这不足为奇，但欧罗区和美国的差距愈来愈大，并非蒙代尔所预期，而欧洲在国际事务上仍然对美国亦步亦趋，没有出现费尔德斯坦担忧的情况。

至于作为国际货币，欧罗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占47.5%，欧罗则占22.4%，这是把欧罗区成员国之间的支付都算进去。因为20个欧洲国家都用欧罗，自然提高欧罗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欧罗区成员之间的交易，那美元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便高达59.7%，而欧罗只有12.6%。此外，按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22年4月的调查，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美元占88.3%，欧罗占30.5%。由于外汇市场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所以总值是200%而非100%。至于两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占59.2%，欧罗占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视乎该国的经济规模、与外国经济交易总量、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关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深度等等。欧罗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差距，有相当大程度源于两地政府的财政安排。美国是统一的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有关的财政，因财政赤字庞大而发债量多，形成一个流动性高和相对安全的市场，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欧罗区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涉及多个国家和多种政府债券，每种债券的规模均小于美国国债，不同债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和风险，减少了欧罗的吸引力。

俄乌以巴烽烟碍经济发展

此外，欧罗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为本位的法定货币，要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带来的经济问题，政府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政纪律，不能过度挥霍。欧罗区的政府名义上都需要面对分别是GDP 3%和60%的财赤和债务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员国都曾经用不同原因绕过这些限制，使有关规则形同虚设。欧罗区作为一整体而言，从欧罗面世开始，政府债务就一直高于GDP的60%，在金融海啸及新冠疫情期间更高于90%。这是欧罗区的情况，其中一些国家自然高于这些比例。问题严重的话，市场自然会关注其他国家或欧央行会否采取什么行动。某个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可以给欧罗区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情况在民粹思潮高涨时出现的机会更大。

多年来，欧罗区的经济表现并不特别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别受到欧债危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以巴战争、通胀、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响，经济前景并不乐观，欧罗亦难有发展空间。欧罗是一个重要而罕有的经济政策实验，而欧罗区给予成员国一个高度合作应付经济困难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总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经过两次大战的生灵涂炭，欧洲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把精力用在经济合作，一来有利于发展经济，二来防止再度战争。数十年来，欧洲的经济整合缓慢但稳步发展，从五十年代只有6个成员的欧洲共同市场，发展到今天27个成员的欧盟，而合作的内容，从开始时的煤炭和钢铁，到今天20个成员共用的欧罗。

欧罗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刚好四分一世纪。当时11个参与国之间相互固定了汇率，以欧罗为计算价值单位，并共同把货币政策交给半年前成立的欧央行。至2002年1月，欧央行开始发行欧罗钞票及硬币，欧罗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马克等，成为市民日常行使的货币。刚好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颁给了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欧罗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蒙代尔特别看好欧罗及使用单一货币的欧洲，他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继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及1971年尼克逊总统取消美元和黄金挂钩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他估计欧罗区将会大于美元区，欧罗会与美元分庭抗礼，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格局，因此影响更为深远。多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已朝着单一市场的方向发展，在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金可以自由流通后，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是更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毕竟欧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国马克为主导，其他货币与马克维持固定汇率。从稳定的固定汇率到使用同一货币，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遥。

区内海啸后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货币联盟及欧罗存疑。最明显的考虑是成员国要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把有关决策托付给欧央行，但后者的政策目标，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员国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成员国之间的不和，特别在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情况下。持这些反对意见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总裁及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来，欧洲推动货币联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经济考虑。货币联盟只是为将来的政治联盟铺路，欧洲进一步统一和强大，会在国际政经事务上较为独立自主，不一定对美国言听计从，因而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增加地缘政治的风险。最后这个结论，显然和今天众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想法不同。

事实证明，上述两方面的预期都不准确。欧罗面世首十年，欧罗区经济表现还算可以，但并不特别优异。按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欧罗区在1999至2008年期间的GDP平均增长率为2.1%，稍低于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成员国面对不同程度的经济金融困难，却有同样的欧央行低息货币政策，使得较为弱势的国家过度依赖借债度日。当欧盟及欧央行表示不会为这些国家还债时，有关国家的利息随即迅速上升，引发欧债危机，使2009至2018年欧罗区的增长率平均只得0.8%。货币政策方面，欧央行的目标比较明确，是维持中期通胀率约2%。除了金融海啸、欧债危机及俄乌战争期间，通胀目标都能达到。

国际支付占比遭美元抛离

1999年欧罗刚出现，欧罗区和美国分别占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关的数字分别是14%和25.1%。随着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冒起，欧罗区和美国占世经济的比例同时下跌，这不足为奇，但欧罗区和美国的差距愈来愈大，并非蒙代尔所预期，而欧洲在国际事务上仍然对美国亦步亦趋，没有出现费尔德斯坦担忧的情况。

至于作为国际货币，欧罗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占47.5%，欧罗则占22.4%，这是把欧罗区成员国之间的支付都算进去。因为20个欧洲国家都用欧罗，自然提高欧罗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欧罗区成员之间的交易，那美元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便高达59.7%，而欧罗只有12.6%。此外，按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22年4月的调查，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美元占88.3%，欧罗占30.5%。由于外汇市场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所以总值是200%而非100%。至于两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占59.2%，欧罗占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视乎该国的经济规模、与外国经济交易总量、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关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深度等等。欧罗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差距，有相当大程度源于两地政府的财政安排。美国是统一的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有关的财政，因财政赤字庞大而发债量多，形成一个流动性高和相对安全的市场，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欧罗区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涉及多个国家和多种政府债券，每种债券的规模均小于美国国债，不同债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和风险，减少了欧罗的吸引力。

俄乌以巴烽烟碍经济发展

此外，欧罗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为本位的法定货币，要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带来的经济问题，政府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政纪律，不能过度挥霍。欧罗区的政府名义上都需要面对分别是GDP 3%和60%的财赤和债务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员国都曾经用不同原因绕过这些限制，使有关规则形同虚设。欧罗区作为一整体而言，从欧罗面世开始，政府债务就一直高于GDP的60%，在金融海啸及新冠疫情期间更高于90%。这是欧罗区的情况，其中一些国家自然高于这些比例。问题严重的话，市场自然会关注其他国家或欧央行会否采取什么行动。某个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可以给欧罗区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情况在民粹思潮高涨时出现的机会更大。

多年来，欧罗区的经济表现并不特别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别受到欧债危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以巴战争、通胀、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响，经济前景并不乐观，欧罗亦难有发展空间。欧罗是一个重要而罕有的经济政策实验，而欧罗区给予成员国一个高度合作应付经济困难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总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根据环境保护署公布的2022年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本港每天人均垃圾产量为1.51公斤，不仅高于台湾台北的0.37公斤【注1】和日本东京的0.89公斤【注2】，也没有达到特区政府2013年提出的10年减废目标（0.8公斤以下）。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政府计划今年8月1日全面实行城市固体垃圾按量征费。

难求一步到位

对垃圾征费最简单的理解是，只要污染者的经济成本增加，产生的废物自然会减少；但事实真的如此简单么？

对垃圾以量征费的国家地区虽然不多（例如台湾、日本、南韩和德国），但从这些先行者的经验却可看出，垃圾征费政策从实施到取得成效都经历漫长时间，无一例外。

早在1950至1980年，日本就已立法规管废物处置，真正见效却足足历经了10年。从1988年至2000年分类普及期迈向2000年至2006年的3R原则（即减少、再用、回收）推进期，直到2006年才全国推行垃圾征费。在立法初期，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产量非降反升，由1985年的0.95公斤迅速增至1988年的1.06公斤，增幅为11.6%；主因是战后该国经济腾飞，执法效果亦欠佳。

及至2006年全面推行垃圾征费后，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产量才显著减少，从2005年的1.13公斤跌至2017年的0.92公斤，降幅为18.6%，每名市民每年所负担成本也从1998年的125.9元下调至2012年的27.6元。

废物回收窍门

为什么仅仅依靠垃圾征费不能保证达到减废的环保目标呢？让我们一起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吧。

首先，打开一包家庭垃圾，里面五花八门，不加分类就丢弃，势必增加回收再用、循环再造的难度。但是，我们是否知晓怎么正确分类呢？垃圾分为资源型（可被循环再造，如纸张、塑胶瓶和玻璃容器）、厨余（有机废物，如水果皮、菜叶、过期食品和咖啡渣），以及其他一般垃圾（通常不能被回收） 。

这个分类看似简单，却有诸多细节需要认真分辨。比如普遍认为纸张可以循环再造，但很多纸制品由于用了不同纸张纤维，或者加入了其他材料（如塑胶），导致很多看似是纸的物品不能回收。比如装鸡蛋的纸盒，由于混合了较短的纸纤维，就不能被化为纸浆重新利用。至于常用的纸杯，因为加入了防水防漏的塑胶，同样无法循环再用。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这些垃圾分类的细节不可能一天就学会，要养成习惯更需长期教育推广，配合赏罚措施

第二，垃圾妥善分类后应该送到哪里？名为「绿在区区」的全港社区回收网络涵盖逾170个公共收集点【注3】，接收市民提交的回收物，平均约4万人共用一个回收点。

香港30%的固体垃圾是厨余，但有厨余回收设施的公共屋村只有91个【注4】，平均约8万人共用一个屋村内的收集设施。

收集点有限，好不容易做好分类的市民，就要拎着垃圾走到不近家居的回收点。对于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人来说，非常不便利，势必打击市民分类回收垃圾的积极性。

放眼海外，标兵台北市如何回收垃圾？当地采用分天、分类回收方式，比如每逢周一、周五回收平面类资源物（如干净的旧衣物和废纸），垃圾车会在指定时间开到各个社区收集。

民众也可以通过手机程式追踪垃圾车的时刻表，以免错过。垃圾车的回收措施，令台湾的家居垃圾回收率在2018年就达到了52%【注5】，远远高于2022年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中所述的32%。

成本决定效益

第三，经过分类的垃圾运到回收站，会被怎么利用呢？垃圾分类回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源，但要再生资源被大众接受，仅仅靠环保教育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让再生材料产生高于原材料的经济价值。

如果再生材料的成本高于原材料，再生资源的企业就无法长期生存。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材料的再生成本已经大大低于原材料。比如清华大学和澳洲麦觉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显示，从废弃的手机、冰箱等电子用品中提取一公斤黄金的成本是2000美元，等于从矿产中提取同样重量黄金的成本的5% 【注6】。当前人人喊打的塑胶制品正是因为制造成本低，回收成本高而陷入一个污染的恶性循环。若要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必须依靠在回收一环善用科技，而政府政策和资助无疑至关重要。

垃圾征费是香港迈向环保城市的第一步，然而垃圾变废为宝不是单一的垃圾征费就可实现。迈出第一步不易，但更不易的是要坚持前行。减废环保不仅需要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减少浪费，也有赖政府和社群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让我们共同的香港更加美好。

【注1】 ：平安环保公用行业深度报告

【注2】：https://www.env.go.jp/en/press/press_01276.html

【注3】：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overview（检索于2024年1月28日）

【注4】：https://www.foodwasterecycling.hk/wp-content/uploads/2024/01/Smart-Bin-locations_0131-1.pdf

【注5】：A Load of Rubbish，《经济学人》，2018年9月29日

【注6】：Modern-day Alchemy，《经济学人》，2018年9月29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近年好似雨后春笋般，已经无处不在。当众人还分不清这3个字母顺序的时候，ESG早已牵动无数跨国公司的重大决策，也深刻影响各国政府的监管决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个美好愿景，让资本向善，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对力量群起攻之，纷纷质疑ESG口惠而实不至。

ESG究竟是稍纵即逝还是会持续不断？笔者认为，其产生基于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并非偶然。只要ESG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ESG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说是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为它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笔者发表在《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发现【注】，SRI在西方的起源与宗教、工会和政府密不可分，并且早在上个世纪就考量了环境、社会和公司管治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投资理念，SRI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现。

联合国为ESG的兴起提供了概念的依托。 2004年，联合国在其《在乎者赢》（Who Cares Wins）报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并与全球多家金融机构携手，提倡将ESG等因素用于投资考量，坚信「得ESG者得市场」 。该报告问世后，曾经有好些年都风平浪静，但约在2015年，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ESG得以迅速发展，以下几个造王者实在功不可没。麦肯锡（McKinsey）作为全球一大管理顾问公司，一直是商业热词的缔造者，开始不断推广类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也是ESG的关键拥趸，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开信中频频提及并推广ESG。各地政府也落力为ESG助阵，挪威国家主权基金和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分别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万亿美元重资践行ESG。一时间，ESG风行一时。投资机构趋之若鹜，广纳相关人才，香港特区政府亦不例外，专设ESG类别以招揽人才。

两面受敌

热潮之下却存在暗涌。反ESG之声四起，批评者分成左右两大板块。右派认为ESG的理念根本错误。美国不少共和党人视ESG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田纳西州在2023年指控贝莱德的投资滥用ESG因素，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他共和党州份的官员也将该公司列为撤资目标。诺贝尔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会责任是政府的事，应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也认为ESG是「无可救药」，并且希望ESG能够「安息」。

左派同样不乏批评者。贝莱德前ESG投资专家Tariq Fancy揭老东家之短，痛斥ESG虚有其表，令传媒哗然。各国的监管者也纷纷调查「漂绿」行为。许多所谓绿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罚的德国资产管理公司DWS，其实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左派批评者支持ESG的愿景，但诟病ESG的现行体系，认为ESG让伪君子大行其道。 ESG标准混乱、评分矛盾，使企业和投资者无所适从。为此，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Alex Edmans就认为，投资应该关注企业如何创造长期价值，而不仅局限于所谓的ESG。

其来有自

多方夹击之下，ESG是否会销声匿迹？笔者相信，纵使ESG有千百个问题，其根源深植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宏观背景，并不随着批评者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ESG是人类试图修补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尝试，只要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解决，ESG就会东山再起。 MSCI行政总裁费尔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讳，ESG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不然美国就会沦落到政府强制监管的社会主义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业的协助。人类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挑战，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里，企业不该加以插手，必须由政府负责。现实是，大部分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遑论解决其他跨国难题，例如空气污染、跨国毒品贸易和电讯诈骗等。权力没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势不可挡。

其次，企业对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具备比较优势。企业虽然逐利，但通过ESG也可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难题，并从中获利。无论是出于慈善的商誉，还是源于监管的压力，耐克（Nike）和多个运动品牌都致力于解决跨国供应链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劳工问题，完成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有心无力的未竟之功。随着企业声誉的提高，货品销量和公司盈利亦会相应增加。

最后，资本市场可受惠于长期主义，共生共赢的ESG理念。有别于过去的环保理念，ESG有一个扎根于资本市场的崭新价值主张：普遍所有权（universal ownership）。许多养老投资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之所以青睐ESG，是因为持有整个股市之余，亦看长期发展。这种普遍所有权，等同于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关心整体社会，鼓励互惠互利。

远离ESG，损人利己，固然可以赢得一时一地之利，但会制造污染等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帮排污企业节省排污费，却削弱自然环境的价值，不利于劳工的生产力，导致其他公司以至未来的企业无资源可用。算完总账，最终损害到普遍所有权持有人的资本利益。

何去何从

正如伦敦商学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当今世界问题的表象，就算没有ESG，也会存在内核相似的倡议。

面对ESG，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另起炉灶搞全新概念？还是改善ESG这个已有基础的共识，以免把「婴儿和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简单，但也容易陷入失败的轮回；后者艰难，但更需要社会的共识和一批先行者的坚持。

【注】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颜示硼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敬兴懿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环球管理学硕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近年好似雨后春笋般，已经无处不在。当众人还分不清这3个字母顺序的时候，ESG早已牵动无数跨国公司的重大决策，也深刻影响各国政府的监管决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个美好愿景，让资本向善，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对力量群起攻之，纷纷质疑ESG口惠而实不至。

ESG究竟是稍纵即逝还是会持续不断？笔者认为，其产生基于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并非偶然。只要ESG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ESG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说是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为它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笔者发表在《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发现【注】，SRI在西方的起源与宗教、工会和政府密不可分，并且早在上个世纪就考量了环境、社会和公司管治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投资理念，SRI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现。

联合国为ESG的兴起提供了概念的依托。 2004年，联合国在其《在乎者赢》（Who Cares Wins）报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并与全球多家金融机构携手，提倡将ESG等因素用于投资考量，坚信「得ESG者得市场」 。该报告问世后，曾经有好些年都风平浪静，但约在2015年，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ESG得以迅速发展，以下几个造王者实在功不可没。麦肯锡（McKinsey）作为全球一大管理顾问公司，一直是商业热词的缔造者，开始不断推广类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也是ESG的关键拥趸，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开信中频频提及并推广ESG。各地政府也落力为ESG助阵，挪威国家主权基金和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分别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万亿美元重资践行ESG。一时间，ESG风行一时。投资机构趋之若鹜，广纳相关人才，香港特区政府亦不例外，专设ESG类别以招揽人才。

两面受敌

热潮之下却存在暗涌。反ESG之声四起，批评者分成左右两大板块。右派认为ESG的理念根本错误。美国不少共和党人视ESG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田纳西州在2023年指控贝莱德的投资滥用ESG因素，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他共和党州份的官员也将该公司列为撤资目标。诺贝尔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会责任是政府的事，应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也认为ESG是「无可救药」，并且希望ESG能够「安息」。

左派同样不乏批评者。贝莱德前ESG投资专家Tariq Fancy揭老东家之短，痛斥ESG虚有其表，令传媒哗然。各国的监管者也纷纷调查「漂绿」行为。许多所谓绿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罚的德国资产管理公司DWS，其实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左派批评者支持ESG的愿景，但诟病ESG的现行体系，认为ESG让伪君子大行其道。 ESG标准混乱、评分矛盾，使企业和投资者无所适从。为此，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Alex Edmans就认为，投资应该关注企业如何创造长期价值，而不仅局限于所谓的ESG。

其来有自

多方夹击之下，ESG是否会销声匿迹？笔者相信，纵使ESG有千百个问题，其根源深植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宏观背景，并不随着批评者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ESG是人类试图修补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尝试，只要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解决，ESG就会东山再起。 MSCI行政总裁费尔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讳，ESG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不然美国就会沦落到政府强制监管的社会主义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业的协助。人类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挑战，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里，企业不该加以插手，必须由政府负责。现实是，大部分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遑论解决其他跨国难题，例如空气污染、跨国毒品贸易和电讯诈骗等。权力没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势不可挡。

其次，企业对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具备比较优势。企业虽然逐利，但通过ESG也可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难题，并从中获利。无论是出于慈善的商誉，还是源于监管的压力，耐克（Nike）和多个运动品牌都致力于解决跨国供应链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劳工问题，完成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有心无力的未竟之功。随着企业声誉的提高，货品销量和公司盈利亦会相应增加。

最后，资本市场可受惠于长期主义，共生共赢的ESG理念。有别于过去的环保理念，ESG有一个扎根于资本市场的崭新价值主张：普遍所有权（universal ownership）。许多养老投资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之所以青睐ESG，是因为持有整个股市之余，亦看长期发展。这种普遍所有权，等同于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关心整体社会，鼓励互惠互利。

远离ESG，损人利己，固然可以赢得一时一地之利，但会制造污染等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帮排污企业节省排污费，却削弱自然环境的价值，不利于劳工的生产力，导致其他公司以至未来的企业无资源可用。算完总账，最终损害到普遍所有权持有人的资本利益。

何去何从

正如伦敦商学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当今世界问题的表象，就算没有ESG，也会存在内核相似的倡议。

面对ESG，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另起炉灶搞全新概念？还是改善ESG这个已有基础的共识，以免把「婴儿和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简单，但也容易陷入失败的轮回；后者艰难，但更需要社会的共识和一批先行者的坚持。

【注】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颜示硼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敬兴懿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环球管理学硕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3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指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维持第四位，整体评分为741分，较2022年上升19分，仅以1分之微落后于第三位的新加坡。香港的整体评分显著上升，而且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声誉和综合等四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反映在新冠疫情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持久优势和韧性均备受肯定。

同期，网上平台却出现香港成为「金融中心遗址」的帖文；去年底穆迪把香港信贷评级展望下调，难免引致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顾虑。但香港金融市场是否光辉不再？可资参考的数据为何？

新港双城之比

一直以来，新加坡致力发展成为世界资金流的重要城市。根据新加坡中央银行数据，资产管理行业管理的财富在短短6年间跃升至4万亿美元，其中约80%来自海外。一如瑞士，新加坡享有政治稳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等优厚条件，另具低利得税率，而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则全免，是跨国公司设立亚洲总部的理想地点；2023年，亿万富豪Steven Cohen的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扩充其新加坡团队规模逾50%。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对冲基金资产在2021年增长30%，达1910亿美元，创下历来最大的美元增幅。该局估计，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将从2020年的400家跳升至2023年的1100家。

尽管如此，香港在多方面仍占上风。首先，对于希望打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来说，香港肯定是首站。新加坡的经济腹地为东南亚10个国家，人口6.8亿，经济总值3万亿美元，而香港背靠的中国内地则有14亿人口，经济总值高达18万亿美元。从Preqin公司的数据可知，虽然新加坡吸引不少中国投资，但香港仍然为银行提供了大量高净值客户，亚洲近一半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长驻香港，甚至在新冠疫情严格限制期间移居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亦正陆续回流香港；华尔街的银行已将近一半先前离开的员工调回香港。

新加坡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难以在股票交易方面胜过香港。香港股市总市值约5万亿美元，是新加坡4000亿美元的12倍多。 2023年，新加坡首次公开招股集资不到2000万美元，年减95%；香港即使按年下降68%，集资额却接近60亿美元。作为财富的避风港和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心，新加坡虽有「亚洲瑞士」之称，却难以取代香港作为交易中心及全球银行进军内地的「超级联系人」地位。对于正计划多元化或在中国以外发展亚洲业务基地的公司而言，新加坡则提供一个好选择。

发挥「超级」角色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因素，计有「一国两制」下的自由开放经济、完善的普通法法制、行之有效的联系汇率制度、资讯及言论自由、资金自由流通，以及简单的低税率政策等。香港要更上层楼，进一步巩固其超级联系人角色，须从以下各环节入手。

一、 修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鉴于香港赖以成功的一大要素是与英美等国的经济互动，香港应致力予以修好，减少本地金融市场风险。

二、 加强经济基本面：为保持强劲发展和经济韧性，让经济基础多元化，香港应透过促进科技、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创造可持续而更有活力的经济，从而减少对特定行业或市场的依赖。特区政府亦宜通过融资、指导计划和简化监管等方式，协助中小企蓬勃发展，为整体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三、 推动区域合作：随着近年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取得外交成果，香港不妨加大力度发展伊斯兰金融【注】，创造更大机遇，并积极培育相关人才。此外，亦应善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邻近地区的策略性联系。香港可提供一个有效平台，方便进行大量外汇、跨境证券发行和交易，以及国际金融交易。

四、 巩固监管框架：稳健的监管环境有助于促进市场透明度和保障投资者。建立独立监管机构，确保金融机构合规，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吸引投资者。同时亦应简化监管流程，促进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测试与开发，并与国际监管机构紧密合作，以拓展跨境业务。

五、 聚焦创新科技：投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成立创新中心，吸引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投资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支持研发，为相关研发提供财政优惠，如税收减免；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以提高效率、安全性和客户体验。打造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学术界之间的协作平台，鼓励区块链技术在安全透明交易方面的应用。

六、 累积人力资本：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于教育课程和培训计划，使金融从业员具备在不断变化环境下所需的技能，包括金融科技专业知识、数据分析等；设立奖学金，以吸引本地和国际人才。此外，简化入境签证手续，提供更多国际交流计划和借调机会，缔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环境，借以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来港发展。

七、 深化国际协作：积极与国际金融、监管伙伴和行业协会合作，并透过全球金融论坛，加强与国际同业的关系，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和合作，增进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联系。

八、 推广绿色金融：突出可持续金融及绿色金融产品，例如将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纳入投资决策，既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接轨，亦可吸引具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

大湾区国际金融中心优势

在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以把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发展为区内四大核心城市为目标。观乎香港的战略性部署，在于必须「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可见香港的金融发展在大湾区发展蓝图中的关键角色。香港作为大湾区内的金融中心，今后更应为此进一步优化成为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系的融资及风险管理中心，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及世界金融中心的联系亦须予以提升。

纵使香港经济随着环球经济而面临下行压力与种种挑战，但正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为奠定本身固有的实力和优势，香港今后亟须在上述各方面加倍努力，方可稳占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注】〈加快抢攻 新兴金融〉，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2年11月30日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3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指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维持第四位，整体评分为741分，较2022年上升19分，仅以1分之微落后于第三位的新加坡。香港的整体评分显著上升，而且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声誉和综合等四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反映在新冠疫情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持久优势和韧性均备受肯定。

同期，网上平台却出现香港成为「金融中心遗址」的帖文；去年底穆迪把香港信贷评级展望下调，难免引致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顾虑。但香港金融市场是否光辉不再？可资参考的数据为何？

新港双城之比

一直以来，新加坡致力发展成为世界资金流的重要城市。根据新加坡中央银行数据，资产管理行业管理的财富在短短6年间跃升至4万亿美元，其中约80%来自海外。一如瑞士，新加坡享有政治稳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等优厚条件，另具低利得税率，而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则全免，是跨国公司设立亚洲总部的理想地点；2023年，亿万富豪Steven Cohen的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扩充其新加坡团队规模逾50%。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对冲基金资产在2021年增长30%，达1910亿美元，创下历来最大的美元增幅。该局估计，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将从2020年的400家跳升至2023年的1100家。

尽管如此，香港在多方面仍占上风。首先，对于希望打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来说，香港肯定是首站。新加坡的经济腹地为东南亚10个国家，人口6.8亿，经济总值3万亿美元，而香港背靠的中国内地则有14亿人口，经济总值高达18万亿美元。从Preqin公司的数据可知，虽然新加坡吸引不少中国投资，但香港仍然为银行提供了大量高净值客户，亚洲近一半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长驻香港，甚至在新冠疫情严格限制期间移居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亦正陆续回流香港；华尔街的银行已将近一半先前离开的员工调回香港。

新加坡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难以在股票交易方面胜过香港。香港股市总市值约5万亿美元，是新加坡4000亿美元的12倍多。 2023年，新加坡首次公开招股集资不到2000万美元，年减95%；香港即使按年下降68%，集资额却接近60亿美元。作为财富的避风港和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心，新加坡虽有「亚洲瑞士」之称，却难以取代香港作为交易中心及全球银行进军内地的「超级联系人」地位。对于正计划多元化或在中国以外发展亚洲业务基地的公司而言，新加坡则提供一个好选择。

发挥「超级」角色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因素，计有「一国两制」下的自由开放经济、完善的普通法法制、行之有效的联系汇率制度、资讯及言论自由、资金自由流通，以及简单的低税率政策等。香港要更上层楼，进一步巩固其超级联系人角色，须从以下各环节入手。

一、 修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鉴于香港赖以成功的一大要素是与英美等国的经济互动，香港应致力予以修好，减少本地金融市场风险。

二、 加强经济基本面：为保持强劲发展和经济韧性，让经济基础多元化，香港应透过促进科技、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创造可持续而更有活力的经济，从而减少对特定行业或市场的依赖。特区政府亦宜通过融资、指导计划和简化监管等方式，协助中小企蓬勃发展，为整体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三、 推动区域合作：随着近年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取得外交成果，香港不妨加大力度发展伊斯兰金融【注】，创造更大机遇，并积极培育相关人才。此外，亦应善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邻近地区的策略性联系。香港可提供一个有效平台，方便进行大量外汇、跨境证券发行和交易，以及国际金融交易。

四、 巩固监管框架：稳健的监管环境有助于促进市场透明度和保障投资者。建立独立监管机构，确保金融机构合规，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吸引投资者。同时亦应简化监管流程，促进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测试与开发，并与国际监管机构紧密合作，以拓展跨境业务。

五、 聚焦创新科技：投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成立创新中心，吸引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投资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支持研发，为相关研发提供财政优惠，如税收减免；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以提高效率、安全性和客户体验。打造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学术界之间的协作平台，鼓励区块链技术在安全透明交易方面的应用。

六、 累积人力资本：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于教育课程和培训计划，使金融从业员具备在不断变化环境下所需的技能，包括金融科技专业知识、数据分析等；设立奖学金，以吸引本地和国际人才。此外，简化入境签证手续，提供更多国际交流计划和借调机会，缔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环境，借以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来港发展。

七、 深化国际协作：积极与国际金融、监管伙伴和行业协会合作，并透过全球金融论坛，加强与国际同业的关系，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和合作，增进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联系。

八、 推广绿色金融：突出可持续金融及绿色金融产品，例如将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纳入投资决策，既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接轨，亦可吸引具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

大湾区国际金融中心优势

在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以把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发展为区内四大核心城市为目标。观乎香港的战略性部署，在于必须「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可见香港的金融发展在大湾区发展蓝图中的关键角色。香港作为大湾区内的金融中心，今后更应为此进一步优化成为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系的融资及风险管理中心，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及世界金融中心的联系亦须予以提升。

纵使香港经济随着环球经济而面临下行压力与种种挑战，但正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为奠定本身固有的实力和优势，香港今后亟须在上述各方面加倍努力，方可稳占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注】〈加快抢攻 新兴金融〉，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2年11月30日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中美建交至今年元旦刚好45年，但当前的中美关系，大概是建交以来最恶劣的情况。就在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特设委员会，推出一份如何让美国赢得中美经济竞争的报告，概括了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对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美国应采取的政策建议来对付中国。

这里所说的是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U.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这个委员会刚好在一年前成立，由共和党议员推动，包括就任议长不到十个月便被党友罢免的麦卡锡（Kevin McCarthy）。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政治愈趋撕裂，两党在各项议题上的意见鸿沟均难以逾越，唯独反中是各党派政客的主要共识。因此，有关委员会也受到众多民主党议员支持，在议会内以365票对65票大比数通过成立。

侵略美国匪夷所思

特设委员会经过约一年的调查和听证会后，在上月12日发表了题为〈重置、防止、建造：美国赢取和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策略〉的报告【注1】（以下简称报告），认为美国有需要重新评估及设定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有关的战略问题，并列出130项具体的政策建议。这报告可说是美国国会对中国相对全面和详细的表态，或会从中衍生出未来数年针对中国的新法案。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讨论报告中几个较受关注的观点。

先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看法。报告开宗名义指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并将美国经济空洞化。报告的主体有50页，其中「侵略」一词出现了11次。 202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中国的6倍，即使以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美国也是中国的3.6倍。除了偏见外，难以理解中国如何在经济上侵略美国，特别是这已是数十年的运作（multidecade campaign）。相比前数世纪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蹂躏，说中国经济侵略美国，确实是匪夷所思。

此外，报告又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没有遵守有关协议，亦认为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国有比例，制度上与WTO并不相容，同时危害到美国的经济安全。类似的论调常有出现，但似乎难以达到确实的结论。

若以WTO体制内的贸易纠纷来看，中美是全球两个贸易额最大的国家，自然涉及较多个案。按WTO的数据，中国有49个被投诉个案需要申辩，而美国则有158个。当然，美国在WTO的年期较长，在1995年1月成立时已是会员，面对的个案自然较多，而中国则在2001年12月才加入。但中美两国的个案数目差别那么大，难以说明中国特别多违反WTO守则。再看欧盟作为一整体而言，被投诉的个案也有93个。

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了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至2020年10月被WTO裁定为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但美国依然故我，三年多以来有关的关税丝毫未改。美国的说法是要就裁定上诉，但WTO的上诉机制曾被特朗普政府多次否定任用人选而瘫痪。

WTO早已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建树，在处理贸易纠纷方面旷日持久，对大型经济体没有明显的约束力。或许要改变的是WTO本身，使之能适应当前全球的政经新环境，而非上世纪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思维。

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也诟病中国广泛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发展，如补贴、出入口限制等。然而，产业政策在全球比比皆是，如南韩在七十年代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催谷。早期的产业政策，比较多是发展中国家用于保护国内企业，抗拒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但发达国家也日渐采纳更多产业政策，如美国和欧盟多年来争夺民用航机市场，分别或明或暗地补贴波音和空中巴士。最近几年，在高科技产品或芯片市场上，情况尤为明显，如拜登政府一年多前推出的《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一项就是补贴电动车的消费者，但补贴只适用于在北美洲组装的电动车，及车内电池的矿物材料须来自美国或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这明显是针对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

撤最惠国损人害己

无论正确与否，上述是美国众议员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要观点。基于这些认知，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一系列政策来应对，主要包括收紧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加强出口管控以减少新科技流向中国、加强美国的科研安全及防止人才流失、以税务优惠鼓励投资于创新行业、加强和美国盟友的经济合作，及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等，这些都不难想像。比较直接和明确的，是在短期内对中国分阶段征收新的关税，包括一些目前没有被贸易战覆盖的中国产品。据闻最初的想法更为激烈，就是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

PNTR原称「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简称MFN）。有此待遇的国家，可在贸易上得到和其他最惠国相同的待遇，中国和英国都是美国的MFN，美国给予英国的低关税也同时适用于中国。中国加入WTO之前，要按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才得到该年的MFN待遇，美国亦借此对中国作各方面的刁难。中国加入WTO半年前，也获得美国的PNTR，毋须按年批审。若果失去这个待遇，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平均关税将会由19%大幅增加至61%。

然而，大幅提高关税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数年前特朗普启动贸易战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贸易战是好的，并容易取胜」（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随着中国的反制及贸易战升级，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上述的特设委员会在去年开始运作后，大概已有传闻美国可能取消中国的PNTR，同时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亦有提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遂委托了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有关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据后者的估计【注2】，在假设中国不报复的情况下，美国的GDP会在随后5年内减少1.6万亿美元，而工作岗位会减少74万个。高关税减少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降低经济活动。若中国作出反制，将从美国入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目前的21%提高至中国加入WTO前的38%，那美国GDP会减少1.9万亿美元及损失80万个工作岗位。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估计拜登政府不会采取对经济不利的政策，在现有的贸易战上加码挑衅中国。但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仍会存在甚至加深，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须艰苦经营。

【注1】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注2】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the_economic_impact_of_china_pntr_repeal.pdf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中美建交至今年元旦刚好45年，但当前的中美关系，大概是建交以来最恶劣的情况。就在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特设委员会，推出一份如何让美国赢得中美经济竞争的报告，概括了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对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美国应采取的政策建议来对付中国。

这里所说的是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U.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这个委员会刚好在一年前成立，由共和党议员推动，包括就任议长不到十个月便被党友罢免的麦卡锡（Kevin McCarthy）。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政治愈趋撕裂，两党在各项议题上的意见鸿沟均难以逾越，唯独反中是各党派政客的主要共识。因此，有关委员会也受到众多民主党议员支持，在议会内以365票对65票大比数通过成立。

侵略美国匪夷所思

特设委员会经过约一年的调查和听证会后，在上月12日发表了题为〈重置、防止、建造：美国赢取和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策略〉的报告【注1】（以下简称报告），认为美国有需要重新评估及设定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有关的战略问题，并列出130项具体的政策建议。这报告可说是美国国会对中国相对全面和详细的表态，或会从中衍生出未来数年针对中国的新法案。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讨论报告中几个较受关注的观点。

先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看法。报告开宗名义指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并将美国经济空洞化。报告的主体有50页，其中「侵略」一词出现了11次。 202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中国的6倍，即使以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美国也是中国的3.6倍。除了偏见外，难以理解中国如何在经济上侵略美国，特别是这已是数十年的运作（multidecade campaign）。相比前数世纪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蹂躏，说中国经济侵略美国，确实是匪夷所思。

此外，报告又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没有遵守有关协议，亦认为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国有比例，制度上与WTO并不相容，同时危害到美国的经济安全。类似的论调常有出现，但似乎难以达到确实的结论。

若以WTO体制内的贸易纠纷来看，中美是全球两个贸易额最大的国家，自然涉及较多个案。按WTO的数据，中国有49个被投诉个案需要申辩，而美国则有158个。当然，美国在WTO的年期较长，在1995年1月成立时已是会员，面对的个案自然较多，而中国则在2001年12月才加入。但中美两国的个案数目差别那么大，难以说明中国特别多违反WTO守则。再看欧盟作为一整体而言，被投诉的个案也有93个。

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了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至2020年10月被WTO裁定为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但美国依然故我，三年多以来有关的关税丝毫未改。美国的说法是要就裁定上诉，但WTO的上诉机制曾被特朗普政府多次否定任用人选而瘫痪。

WTO早已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建树，在处理贸易纠纷方面旷日持久，对大型经济体没有明显的约束力。或许要改变的是WTO本身，使之能适应当前全球的政经新环境，而非上世纪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思维。

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也诟病中国广泛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发展，如补贴、出入口限制等。然而，产业政策在全球比比皆是，如南韩在七十年代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催谷。早期的产业政策，比较多是发展中国家用于保护国内企业，抗拒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但发达国家也日渐采纳更多产业政策，如美国和欧盟多年来争夺民用航机市场，分别或明或暗地补贴波音和空中巴士。最近几年，在高科技产品或芯片市场上，情况尤为明显，如拜登政府一年多前推出的《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一项就是补贴电动车的消费者，但补贴只适用于在北美洲组装的电动车，及车内电池的矿物材料须来自美国或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这明显是针对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

撤最惠国损人害己

无论正确与否，上述是美国众议员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要观点。基于这些认知，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一系列政策来应对，主要包括收紧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加强出口管控以减少新科技流向中国、加强美国的科研安全及防止人才流失、以税务优惠鼓励投资于创新行业、加强和美国盟友的经济合作，及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等，这些都不难想像。比较直接和明确的，是在短期内对中国分阶段征收新的关税，包括一些目前没有被贸易战覆盖的中国产品。据闻最初的想法更为激烈，就是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

PNTR原称「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简称MFN）。有此待遇的国家，可在贸易上得到和其他最惠国相同的待遇，中国和英国都是美国的MFN，美国给予英国的低关税也同时适用于中国。中国加入WTO之前，要按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才得到该年的MFN待遇，美国亦借此对中国作各方面的刁难。中国加入WTO半年前，也获得美国的PNTR，毋须按年批审。若果失去这个待遇，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平均关税将会由19%大幅增加至61%。

然而，大幅提高关税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数年前特朗普启动贸易战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贸易战是好的，并容易取胜」（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随着中国的反制及贸易战升级，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上述的特设委员会在去年开始运作后，大概已有传闻美国可能取消中国的PNTR，同时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亦有提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遂委托了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有关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据后者的估计【注2】，在假设中国不报复的情况下，美国的GDP会在随后5年内减少1.6万亿美元，而工作岗位会减少74万个。高关税减少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降低经济活动。若中国作出反制，将从美国入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目前的21%提高至中国加入WTO前的38%，那美国GDP会减少1.9万亿美元及损失80万个工作岗位。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估计拜登政府不会采取对经济不利的政策，在现有的贸易战上加码挑衅中国。但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仍会存在甚至加深，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须艰苦经营。

【注1】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注2】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the_economic_impact_of_china_pntr_repeal.pdf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最近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讲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弹研发成功之后，如何因为反战立场和曾经的左倾活动而遭受迫害。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全体人类共同的悲剧。核武器的发明、扩散和竞赛，让这个世界变得极不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受挫之际，就曾多次暗示迫不得已时会使用核武。

美国的核战计划

上世纪冷战结束，敌对阵营的划分不如以前那么清晰，核战的风险似乎也不如美苏争霸时那么显着。其实，美苏两国当年的战争计划存在重大漏洞，人类命运曾经悬于一线；这个世界并未毁灭，全靠运气而已。2017年出版的《末日机器》（The Doomsday Machine）披露了很多细节，此书的副标题正是「一个核战策划者的自白」。作者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广为人知的壮举，是1971年向美国十几家报纸披露绝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揭发美国领导层和军方明知越战无法打赢而向公众和国会隐瞒真相。此事成为后来美国从越南撤军的一个重要诱因。为此，基辛格曾经称他为「地球上最危险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发声。

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埃尔斯伯格曾经主动参军，带兵海外，几年后以海军陆战队中尉的军衔退役；完成博士学位后，于1958年受雇于著名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获委派研究美国的核战计划，接触到最高级的绝密文件，上至海军司令、下至空军飞行员，他都可以访谈、考察，其后又以兰德研究员的身份在五角大楼工作，目睹并协助高层决策，包括1962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危机。

埃尔斯伯格揭露越战的7000页五角大楼文件，是偷偷复印的；他还复印了另外1.5万页关于美国核战计划的文件，本来也准备向公众披露，但由于越战吹哨而被起诉，于是把核战文件交付给哥哥，埋于地下，后来阴差阳错，被暴风雨冲走，从此不见踪影。

埃尔斯伯格发现，世界上所有决策、指令都有不确定性，但美国军方的核战计划，恰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敌对双方白热化的对抗中，极有可能擦枪走火，导致全面核战和人类毁灭。

名义上发动核武器攻击的大权只由美国总统掌握，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个武官伴随总统左右，手里拎着一个俗称「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的黑色公事包，据说里面含有只有总统才可以发出的核攻击指令，但这是做给公众看的。其实核攻击的权力一路下放，从总统到战区司令、舰队、战略空军，不知有多少个手指可以按下那个按钮。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指令只能由总统下达，对方先发制人，一个氢弹就可把华盛顿夷为平地，消灭美国政府几乎所有高官，从而瘫痪其反击能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预先安排好，万一自己有何不测，另外哪几个人可以接过下达命令的权力。可笑的是，美国一方面层层下放权力以避免被对方「斩首」，另一方面自己核战计划的核心就是斩首莫斯科，似乎从没想过对方也会防此一着。其实，博弈论指出，在大国对抗时，要特别保护对方的指令系统，保证敌方最高领导人安全，让其指令得以顺利下达。

1958年，埃尔斯伯格访问南韩群山（Kunsan）美军空军基地，当地驻扎了12架F100远程轰炸机，每架战机携带氢弹。指挥官明言，一旦通讯中断（这种意外时有发生），又有核弹在基地爆炸（飞机在紧急时刻起飞，发生此类事故的概率颇高，因此在演习时从不带着弹头起飞），为保护下属，他会自行决定下令核攻击，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古巴危机

1962年古巴危机发生，埃尔斯伯格被召至五角大楼参与幕僚的讨论和推演。事过三四十年，决策双方才意识到，当时美、苏之间离核战只有一步之遥，之所以没有打起来，实在有很大运气的成份。本来赫鲁晓夫明令卡斯特罗和驻古巴的苏联指挥官，如无最高当局的命令，绝对不得发动攻击。但是卡斯特罗还是下令，击中一架美国侦察机。苏军指挥官眼见炮火纷飞，又与上级失去联络，以为大战已经开始，所以用导弹击落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赫鲁晓夫立刻意识到，事情开始失控。

甘乃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假如美国军机再受袭，美国必然攻入古巴。美国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在古巴驻军4.2万人，存有100多枚核弹头。这些短程战术核武器虽然打不到美国本土，但一旦美国入侵，必然会打在美国军人身上，必然导致全面核战争。所以赫鲁晓夫急忙公开声明，接受美国条件，立刻拆除安装在古巴的导弹，世界才避过一劫。

至于海上，同样几乎触发核战。美国战舰群与反潜直升机曾围攻苏联一艘核潜艇，该潜艇携有核鱼雷，足可摧毁美方所有在场军舰；当时潜艇舰长与政治委员已经决定发起核攻击。千钧一发之际，碰巧舰队的参谋长也在潜艇，他不同意。3名负责人最后决定克制，人类又躲过一劫。

古巴危机中，赫鲁晓夫和甘乃迪都真心希望不打核战，不想毁灭地球，却差一点就打起来了。然而在情绪紧张、高度对抗时，前线指挥官往往因误判形势或自作主张，把对垒局势推到临界点，一念之差就难免走上万劫不复之路。

视亿万人如草芥

1945年原子弹研发成功，1952年美国第一次试爆氢弹。到1986年高峰期，美国存有逾2万枚核弹头，苏联则有4万枚。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1千倍，而制造成本更低。1枚氢弹可以有2500万黄色炸药的当量（这还不是最大的），其爆炸力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火力的总和。

1960年代初，埃尔斯伯格调查美军的核战计划，发现其主导思想是先发制人，而非一般以为的维持二次反击的能力，以进行核威慑。华盛顿政府明知中苏已经决裂，但总是将两国绑在一起，并已制定轰炸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详细计划。只要与苏联开战，即使与中国完全无关，美国也会顺手把中国灭了。军方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如果美国先对苏联下手，中苏两国会死3亿人，再加上核爆辐射粉尘，西欧、东欧以及邻近的中立国家（如芬兰、瑞典、奥地利、阿富汗、印度、日本），会再死3亿人。

当年美国高级将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战略空军指挥部开会，谈笑之间就决定地球上几亿人的生死，那些与美、苏对抗并无直接关系的国家的平民就更无辜。与会者中只有1人觉得不妥：「1942年纳粹的万湖会议，讨论如何科学、有效地杀死几百万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丑陋的一页；可我们现在的做法，比纳粹邪恶、无耻何止百倍。」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那是悲剧；死一百万人，那只是个数字。」尼采说：「个人极少发疯，可集体发疯却是常态。」美苏军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疯狂地制造核武器、制定核战计划时，还不知道「核冬天」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有科学家提出），仍未明白他们的计划都是自杀的计划。当前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几万名无辜平民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已经是了不得的大事，可是和核战相比，却又微不足道。核战的疯狂，出现在极权国家，也出现在号称最人性、最善良的民主国家，岂不令人深思？今时今日的领导人，会比几十年前的元首更理性、更有智慧吗？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