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經濟學、社會科學，以及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應該以事實為基礎，無論是從實驗室取得的數據，抑或從現實中觀察所得的數據，都要務求全面準確，如果這些數據資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虛假，得出來的結論就毫不可靠，即所謂「進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對資訊抱懷疑精神6點考慮

力求精準不僅是研究人員所要面對的問題，普通人亦如是。假設一個自稱來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攏你合夥營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選政客提出一個宏大的政策建議，這是否符合選民的利益？醫生建議你做一個昂貴的檢查，這是否有必要？大學研究院招生，收到給某個入學申請人的推薦信，當中含有多少水份？

筆者開列六方面供讀者考慮。

有懷疑，核實之

首先要培養懷疑精神。對於你所取得的資訊，收到的業務合作建議等，要是覺得對自己有用，就應認真進行核實，又或者委託可靠的第三方代勞。不要輕信陌生人；對於來自熟悉渠道的資訊，雖然可信度應較高，但仍需帶點懷疑。

一隻鵝每天伸長頸項，張開嘴巴，愛護牠的主人都會餵牠吃東西，直至要把鵝屠宰為止。來自以為可靠來源的資訊，其實可能是最危險的。回顧1915年的中國，各界人士紛紛煽動大總統袁世凱恢復帝制，他兒子袁克定為了慫恿父親做皇帝，竟偽造另一版本的《順天時報》（日商在華出版的中文報紙），刊載擁護恢復帝制的假新聞，每天提供給袁世凱閱讀！因此，「有懷疑，核實之」的重點，更在於萬勿輕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論。

注意「可靠」的訊號

經濟學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場訊號」（market signalling）模型聞名於世，更因在相關研究的貢獻於2001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年輕時候的斯彭斯注意到當時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MBA）的名校畢業生，收入明顯高於同輩中沒有讀過MBA的學生。他出於好奇作出假設：MBA並無提高學生生產力的作用，但它卻是一個很好的篩選工具，只有那些學習能力最高、最有紀律、最合群的學生，才能進入名校進修MBA和成功畢業。大企業看到這一點，選擇聘用這批人，其待遇自然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環租用了一個2萬呎的寫字樓，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訊號──他是個有錢人，因為一個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級寫字樓的高昂租金並不難，然而一般騙子卻無能為力。這倒不是說他的生意一定能賺錢，也不是說他一定不是騙子，只是說即使他是騙子，也肯定資金雄厚。

同樣道理，詳實的推薦信比過於簡略的推薦信值得信納，而具體的描述會比空洞的讚揚可靠。寫一封詳實的推薦信自然較為費時，但也較為有力。再者，同樣是兩頁紙書信，根據所了解的真實情況而寫，總會比憑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為可信。

這當然也有例外，納殊（John Nash）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時，提交了一封推薦信，篇幅之短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中只有四個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訊息者的立場

一般來說，一項主張與主張者的原先立場愈遠，就愈值得重視。他提出這個意見的心理阻力相對較大，而且人是社會性動物，這樣也會令他與其所屬群體產生嚴重衝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說上帝存在，並沒有什麼價值；若他說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視。同樣道理，大學校長主張削減大學開支，國防部長主張裁軍等，也都值得重視。

美國尼克遜總統在任期間，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這與他作為堅定反共分子的立場嚴重牴觸，所以此舉對他來說需要極大勇氣。反過來說，這也足以證明他真心相信，這項政策對美國的確有重大好處。相反，如果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共產主義擁護者，那麼與中國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關訊息的發放對象

有些國家的大學研究院規定，申請人有權閱讀推薦人的信件，有些國家則要求申請人須事先選擇是否保留閱讀推薦信的權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薦信是對申請人保密的話，推薦人就可以比較自由地發揮；若果信件是向申請人公開的話，那麼推薦信一般比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現實，作為校方取錄學生的參考價值也就較低。

同樣道理，兩個國家進行外交會談，通常有一部分是公開進行的，有傳媒出席的；兩國代表的言論未必是向對方表達的，而是向公眾表達的，這些言論與其說是他們真心所想，不如說只是他們期望公眾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單全收。

了解發訊息者的心理狀態

傳送訊息者是否受貪婪、恐懼、癡迷所影響？只要察覺可能如此，儘管對方不是存心欺騙，都不要信以為真。

回說1900年晚清時期，因為義和團殺害傳教士引起外交紛爭，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國宣戰。但是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卻與在南方的外國勢力簽署了《東南互保條約》，在當地不執行慈禧太后對外國宣戰的國策，免受戰火的蹂躪。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決定是「亂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沒有充分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應該執行。

注意自己接收訊息時的心理狀態

接收訊息時，有否受貪婪、恐懼、癡迷所影響？我們買保險的時候，可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因此有冷靜期的安排。百貨公司一般都有售後短期內退回或交換貨物的服務，這些現代文明社會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費者權益，卻也令我們減低戒心。

袁世凱當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稱帝，也就不會受到他兒子的擺布。不走灰色地帶，就不會受灰色地帶誘惑。控制好情緒，有利於避免一時衝動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總括而言，以上六點是筆者就本文主題的一孔之見。歸根究柢，對意見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見，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懷疑。讀完這篇文章，你大概會覺得我誤導了你，因為篇目看似關於愛情；其實這正好充分點題──教我如何相信他！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三個月前在本欄撰文 【註1】，倡議「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國內地學生來港求學，從而促進香港和內地的人才流動，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業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頗感興趣，致電商討。一位朋友特別前來香港大學，跟筆者探討教育和人才問題。寒暄幾句後，他便單刀直入：「你提出的觀點，無非是把香港當作內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後走內銷的道路。這對你們搞教育的當然是一盤好生意，但對香港又有什麼『着數』呢？」此問乍聽突兀，細想卻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內銷 人才輸出

誠然，筆者前文不無把香港當作一個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聽老一輩的人說，廣東的金銀首飾店甚少手藝精湛的師傅，不得不把產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經香港師傅之妙手，再拿回當地市場便可高價賣出。教育加工，說白了也大致如此。與金銀首飾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對象是人力資本，是來港求學生活的人。

不難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個高層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帶動高等教育以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筆者有時在港大經管學院數碼港的教學樓執教，眼見來往其中的內地學子，數碼港平添熱鬧之餘，更頗有人才搖籃之勢，不由心生喜悅。

教育加工帶來的也許是蠅頭小利，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貢獻微不足道。然而，當教育加工變成人才輸出，意義顯然大不一樣。本地有名的珠寶品牌，譬如周大福、謝瑞麟，無論是中國內地的遊客來港購買，還是把分店開到內地去，都是港產輸出，港資賺錢。教育也是如此。一個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學畢業後往內地就業，或者是一個內地人來港念書，再回內地就業，乃至內地人求學於香港大學、科技大學、中文大學設於內地的分校，對香港來說，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術輸出。本港的教育輸出模式目前仍處於初步階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場需求，鞏固優勢，形成規模，便可給教育產業開闢巨大空間，成為特區經濟增長的一大亮點。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輸出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人才流動。港粵之間人才缺乏流動是大灣區經濟融合的一大障礙。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說，年輕人不願到內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廣州的說法則是，就算香港青年願意前往內地工作，他們能否勝任也成疑問。撇開政治、社會、生活方式等因素，單從經濟角度考慮，這種人才缺乏流動的尷尬狀況，部分源自港產教育在內地城市缺乏網絡效應。試想如果在深廣兩地工作的香港大學畢業生隨處可見，校友網絡廣闊，學弟學妹到內地求職也就不愁門路。能否覓得理想職位，辦事是否有人照應，容易結交新朋友與否，這些都是港人移居內地實際考慮的問題。港產教育的輸出恰恰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效果應遠勝金錢補貼和勵志宣傳。

窒礙香港與內地人才流動的社會因素的確不少，對研究社會流動的學者來說不足為奇。在成熟的社會生態中尋求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談何容易！通過港式教育內銷來刺激人才流動，算是筆者拋磚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後小心求證。

毋庸置疑的是，隨着大灣區人才流動加快，香港勢將面臨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戰。大體上說，有意在中國內地市場發展的銷售、專業人才或從事製造業者，會選擇離港北上，而志在參與外循環及金融行業的內地人才，則會樂於來港打拚。這是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使然，不難預測。大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香港經濟出現金融強化、商業淡化、製造業弱化、高科技分化。這樣一來，整個大灣區的經濟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卻可能因此承受經濟結構失調的風險，甚至國際競爭力備受削弱，長遠而言並不可取。筆者以為，要避免這樣的局面，人才戰略至關重要。

在經濟的常規運作中，大方向總是人隨事走。畢竟大多數人求職，無非為了金錢回報。然而戰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規，既不能事事順水推舟，有時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香港仗賴內地的內循環而尋求經濟發展，實乃大勢所趨；在人才戰略上，香港卻須堅守走外循環之路，加強人才的國際接軌和全球融合。

招賢納士 全球戰略

經濟內循環，人才外循環，看似互相矛盾，實是應有之義。中央政府近年大講經濟內循環，意在加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不意味着要淡化對外貿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參一再強調，中國經濟要走的是「雙循環」策略。筆者這幾年與內地的企業家多有交流，不少人還是更願意從事出口貿易，因為歐美商家訂單規模大，產品標準明確，合同規範，交付準時，而一旦轉戰內銷市場，狀況便大不一樣，企業往往為了打進一個小市場爭得一地雞毛。因此，香港熟悉國際業務的各種專業人才，在參與中國經濟雙循環的格局下，還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灣區，並不意味滾滾商機撲面而來。除了在金融業上香港確實有內地難以比擬的優勢，在其他行業，深圳、廣州以至東莞、佛山都是香港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勝出一籌，在金融業以外的行業恐怕要在競爭中弱化。與內地相比，香港的人才優勢全在其國際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儲備實在不敷應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賢納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盤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筆者認為，香港採取人才外循環的策略，不但應當成為各界人士的共識，更應該是特區政府經濟規劃的重中之重。

當前外資在香港的進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關注議題。上月香港美國商會發布一份調查報告，稱在325家受訪成員機構中，42%考慮離開香港。上周的《華爾街日報》就報道有關外資在港的去留問題 【註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國際商界人士，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打出的「亞洲國際都會」品牌定位，現在面臨新加坡和上海的極大挑戰，形勢不容樂觀。文章特別提到，從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間，在香港的美國公司有45家關閉總部或辦事處；與此同時，來港開辦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內地中資企業為數63家。此消彼長，中環區的高樓大廈還不至於人去樓空，但人才流動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變化。這一點，特區政府不僅應關注事態發展，更須積極地去吸納全球精英，並且借助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人才中心的地位。

【註1】： 〈灣區爭雄重育才 融匯中西港佔優〉，吳延暉，《信報》，2021年3月10日

【註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在本欄4月的文章，指出影響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管治理念，間接導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社會缺乏向上流機會，認為現在是時候改弦易轍，另覓有效的方法以協助創造多元化的產業及勞工職位。本文將從以下三大範疇，探討在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推動下，為何未來數年是本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工業化換代

首先，筆者認為現時是本港以產學研互動及高端工業帶動的經濟轉型最可能成功的時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以來，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工業佔比仍然少於1%，相比分別透過不同高端製造業而使GDP中工業佔比超過20%的亞洲另外三小龍──新加坡、南韓及台灣，香港再工業化仍大有空間發展，進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資訊科技帶動，讓生產鏈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給外國供應商，使全球分工更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國經濟開始對外迅速開放，多年來經濟改革也令生產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香港廠商自然把握時機，把大部分生產線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高峰期，香港廠商在當地僱用超過300萬名員工，實現所謂「前店後廠」的生產模式，同時逐漸地把香港工業掏空。

即便如此，過去數年以物聯網 （IoT）智能生產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協助香港實現再工業化。

廠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3D 打印等技術，發掘更具靈活性的產品服務化機會，提升生產效率，減低生產及庫存成本，克服多年來因租金及工資成本高昂而未能發展高科技工業的障礙。依賴貫穿供應鏈夥伴流程的「工業4.0」技術，中小企業便能參與全球更精密的生產分工。

舉例來說，廠商可考慮運用智能生產技術，製造在港研發的高增值產品，如有矯形作用的眼鏡片、智能手錶、醫療器材及用品，目標是走高質量路線，迎合國內及亞洲區內日益擴大的中產市場。當需要提升產量的時候，還可利用物聯網技術，聯繫區內其他生產基地，有彈性地增加供應，滿足市場需要。

在區內，香港優勢在於擁有大量基礎研發人才及經驗、較穩健的保障知識產權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運及空運設施。

港商可憑仗這些優勢，參與全球高端產品生產鏈上游研發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後組裝部分，利用物聯網智能生產技術，靈活地出口全球。

繼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支持香港在區內發揮其現有優勢，如金融、航運、貿易，亦強調再工業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在國家政策及工業4.0科技創造的協同效應下，筆者對香港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持續的形勢下，地緣政治仍會充滿不確定性。加上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後，各國政府將施行政策，加強必需品及關鍵零部件供應的抵禦性。在敏感科技領域方面（如5G），亦相信會在不同地區出現各自不同的標準。基於全球新常態，企業須為未來自然災害或國際關係惡化所帶來的衝擊作好準備，因此會更着重產地分散，減少因降低生產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產。因此，環球貿易將會變得區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各地中小企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反而增加；香港的廠商亦應會受惠於這貿易鏈重組的過程。

至於不少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及科研人才，或會因針對華人的偏頗性執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對待，而打算重回亞洲工作。特區政府應把握此一機會，增加誘因，積極成立招攬人才計劃，吸引這批境外傑出人才來港工作，貢獻本地及區內的科研發展以至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年內將撥款支持大學招聘國際創科人才；毗鄰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快將為創科社群提供低於市價但具備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協作空間，都是值得鼓舞的開始，成功的話可考慮加強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為迎接這些新時代挑戰，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中強調雙循環經濟政策。在內循環方面，政策會加強內需及生產鏈完整性；在外循環方面，將鞏固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商貿關係，特別是去年11月由15個亞太地區國家共同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議，預計10年內可創造一個在亞洲超過10億人口的中產消費市場。相信雙循環會為作好準備的本港企業及人才帶來莫大機遇，而香港的貿易格局及形勢將有重大轉變，有關當局應協助港商有效轉型，打進新興市場。

新經濟政策思維

最近筆者重讀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書，合著者是8位來自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接受香港商界邀請，在1995至96年期間訪問了為數共350名商家及機構，然後執筆為香港經濟進行分析及獻計。筆者認識多年的美國經濟學家Andrew Bernard，就親自透露為了這項研究，短短兩年從波士頓來港達20次。

研究針對六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電子、資訊科技、成衣及紡織、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製造業。8位學者都認定香港需要加強工業發展，走高技術知識型工業路線，並提出六大建議：

1）香港經濟須加強在產品及生產工序的創新能力，工業界應與大學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業界均須大幅增加研發的投資水平，特別是在應用研究方面。

2）為提升香港工業勞動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應着力培訓應用科學及產品研發、設計人才，並提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

3）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機構，鼓勵本地及外國企業在港從事科研及創新。

4）鼓勵創辦新技術型企業，特別建議當時還在構思階段中的科學園，應為初創及早期發展技術型企業，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網絡。

5）讓更多技術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輪流機制，聘請業界及學界專家擔任政府設立的臨時但全職行政職位。

6）加強吸引國內和海外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資助外來專業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議，在今天香港不單適用，更是急需。無奈地，麻省理工團隊期待香港出現的經濟轉型並無發生，因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雖歷經多次波動，但仍長期受惠於各種全球政經改變所帶來的紅利。首先是1978年前內地經濟尚未完全開放時，香港擔當中西橋樑的紅利。隨後在中國逐漸開放的同時，香港作為中間人所抽取的國際紅利，包括外資在1990年代初，透過本港打入國內市場的紅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貿易紅利；以及過去十多年國內資金經香港「走出去」的紅利。

在大時代的巨輪下，加上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論及，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大刀闊斧、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區域」。然而，當香港經濟面臨近20年來出現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產業單一之際，社會各界（包括一些財經界精英）也開始公開承認，「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因此，筆者對香港經濟出現第三次轉型抱有希望。

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信連卓有遠見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時移世易，香港當前的經濟政策不但應配合中國整體經濟規劃，更須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產生協同及回補作用，締造雙贏局面。

但在這些基本原則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議，雖大都未獲特區決策者積極採納，卻仍具劃時代意義，足以啟發如何設計香港經濟轉型的藍圖。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11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大局漸成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由於本地經濟模式已走到盡頭，當前亟須轉型尋找出路。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以往對國家五年規劃的態度截然不同，這次社會各界都在積極思考，如何從「十四五」規劃中理解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進而順勢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確實會非常深遠。然而，由於本港經濟形態特殊，而對國家經濟運行又缺乏足夠了解，要準確理解「十四五」規劃及其對香港的意義，並非易事。

新規劃打造新契機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程。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屬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五年計劃」，逐漸演變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引導作用的「五年規劃」，成為政府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點在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和理念，明確發展方針和主線，部署有全局意義的戰略任務。

作為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藍圖，五年規劃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個引領全國的行動綱領，也需要有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並有很高的統籌協調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戰略體系，更經過各方充分研究討論，除了整體規劃外，還包括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年度規劃，從不同層面分解落實到位。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所編著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對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多角度作出深入闡釋，甚具參考價值。【註】

「十四五」規劃是中國政府面臨百年未見之變局，針對未來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謀劃與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國家發展規劃的精髓，借助此一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轉型，香港特區必先從下列三大範疇入手。

思維須轉型

本地經濟一直以來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預的經濟模式，對經濟長期發展自然缺乏系統性戰略思考。然而，舊的經濟形態和模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理應承擔起經濟轉型的領軍責任，對長期經濟發展具備戰略性思維，此為政府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5月14日港大經管學院舉辦的「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中，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題演講中指出，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政府都應該發揮更強而有力的作用，這正在成為全球的共識。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管治哲學，已無法應對當代全球重要挑戰，必然會被逐漸摒棄。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及嘉賓對此表示認同和支持，認為特區政府確需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藍圖，體現了全局戰略的系統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國發展戰略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檢視，主動策劃適合本港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些都有賴管治團隊具有全局戰略的思維，但也正是特區政府長期受制於舊有管治模式下嚴重缺乏的一環。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要是依然慣性地「長於執行、疏於思考，徒有戰術、缺乏戰略」，甚至「無勇無謀」地無為而治，則香港經濟轉型就毫無希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後，國內省市各部門都根據規劃精神，逐級制定切合自身情況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如果未能結合國家的全局發展戰略拿出「香港方案」，歷史性機遇難免淪為歷史性遺憾。

組織須轉型

在一貫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部門，基本上都是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反觀內地，「十四五」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然後與眾多相關經濟發展部門和各級研究組織反覆討論磋商。其他經濟戰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改委同樣擔當統籌協調規劃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國務院還有更高層面的政策協調機制，來統領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國家層面有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級智庫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於部委層面，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都設有相應的組織架構。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政策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架構。以美國為例，經濟政策由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統籌，該會主任往往是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副總統及各主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另外設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為政府提供專業、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時協調各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整體實力強大，聯邦儲備局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強、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負責反壟斷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聘用相當數量的優秀經濟學家。

聚焦香港的經濟政策研究，無論政府內外都相當薄弱。本地各大學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多，而公營架構內高質量的經濟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協調和戰略的制定可謂乏善足陳，並無相應的組織架構和機制。

放眼未來，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另設一個高水平的「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有了這種組織架構的支撐，才足以構建戰略性思維，而有望對接國家規劃。

人才須轉型

新型戰略思維和管治模式轉型，還需以大量專業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經濟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斷代、後繼無人的現象，務須從三方面彌補。第一，積極確保高等院校重視和優化經濟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備良好學術訓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機構。第三，加強培育本地優秀經濟學人。

在經濟管治人才方面，應着重培養戰略思維、全局眼光、專業能力和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對現有優秀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專業培訓，並提升其領導能力。政府一度設想的政府官員培訓機構和計劃，似乎未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本港的國際化優勢，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吸納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團隊。這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推行「政府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每年定量選拔傑出青年到國際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按規定回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工作。

特區管治班子常被詬病為缺乏擔當勇氣、創新意識和戰略思維。香港能否抓住時代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並走出社會和經濟的困局，重塑東方之珠的輝煌經濟，都全繫於能否從速培養出一批新型經濟管治人才。

註：徐憲平等，《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提振經濟不易

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消費者支出的調查【表】，綜觀三輪紓困措施，美國消費者平均會將35.2%的援助金用作償還債務，38.4%作為儲蓄，用作消費的只佔26.5%。2020年美國信用卡債務減少近830億美元，跌幅佔全國信用卡債務12%。儘管2021年1月消費支出按月增長2.4%，為7個月來最大增幅，但同期個人收入已增長10.1%，可見該國消費還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紀一遇的疫災令消費者趨向謹慎。

表：美國家庭從經濟刺激方案獲派款項用途

資料來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預期調查

更有甚者，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或為經濟帶來長期損失。其主要爭議之一是方案將減低產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潛在GDP與實際出現GDP之差），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認為，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09至2019年這10年間，經濟復甦步伐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最慢。他最近又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正當美國經預期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仍未復元，私人儲蓄更大量過剩之際，9000億和1.9萬億美元的兩項刺激經濟計劃實在過於龐大。另一邊廂，拜登政府則顯然主張刺激經濟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遠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疫情爆發時的預測。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強勁的經濟增長，GDP的產出缺口估計約為GDP的4%。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並無否定需要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但須考慮數額、時機和性質等因素。在疫後經濟繼續復甦的大前提下，1.9萬億美元的方案已佔美國GDP的9%，遠超出了4%的產出缺口。事實上，高於4%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脹壓力。

提防通脹隱憂

聯儲局在2020年8月調整通脹政策，把過往2%的長遠通脹目標，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亦即通脹率可在2%水平上下調節。至於有關維持此一平均通脹目標的具體時段，聯儲局則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針。

聯儲局近期似乎已經擺脫了對通脹的擔憂。2021年3月，聯儲局將本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去年12月的4.2%上調至6.5%，並將通脹預期上調至2.2%，失業率則從5%下調至4.5%；同時預測2022年經濟增長達3.3%、通脹率2%、失業率3.9%。由於近10年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故此聯儲局也不太顧慮失業率下降導致工資上漲。

鑑於估計經濟快速復甦，即使2021年通脹加速，聯儲局仍不打算收緊貨幣政策，並計劃直至2024年將利率目標維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論點是會導致長期通脹緊縮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和全球化等，仍在發揮作用。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並不擔心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指出這類債券的表現似乎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日益樂觀。

但與此同時，M2貨幣供應量由2010至2019年期間，每年以5.8%增長，自2020年2月以來，則已飆升27%至4.2萬億美元。這是1943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3.3萬億美元。目前的M2貨幣供應速度仍然處於歷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貨幣供應速度加快，則會導致通脹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貨膨脹亦正加劇。疫情令生產能力降低，工廠難以交付貨物，供應鏈投入價格因原材料短缺、運輸成本上升和商品價格攀升而上揚，導致今年1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漲了1.3%，將12個月的增幅推高至5%，為10年來增幅之冠。企業亦逐漸通過向消費者提高價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應需求驅動而供應緊張的經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

赤字預算作風

商界及金融市場普遍認為疫情不可能於短期內完全消失，但專業投資者當前所憂慮的市場風險並非疫情，而是通貨膨脹。債券投資者恐怕債券價格下跌，而不分青紅皂白拋售債券，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近期暴漲。雖然是次債券危機並未如2013年債券恐慌時嚴重；當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個月內就已攀升到1.2%，債券增長速度更為劇烈，反觀目前國債收益率升至1.37%，則歷時近7個月。

在疫災或會重燃的陰影下，美國股市亦在聯儲局4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發布後大幅下跌，恐慌指數一度飆升20%。聯儲局部分官員似乎已準備在經濟復甦加快速度下，考慮改變貨幣政策，調整資產購買的步伐。

對於近年來背負廉價債務借款人，尤其是主權政府和企業而言，高利率都將構成負擔。2020年，各國政府因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財政債務達16.3萬億美元，增幅為20%。同年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亦上升3萬億美元以上，佔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輪的1.9萬億美元方案，GDP佔比更達130%，為二戰後的最高水平（二戰以來的75年間，美國政府有63年出現預算赤字）。

長遠而言，美國難免因債務負擔沉重的趨勢而引起經濟隱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至2051年，單是聯邦政府的債務將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發以來，該國企業承擔的新債務共1.5萬億美元。2020年，基於房屋按揭、學生和汽車貸款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增長2.9%至14.6萬億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尚見強勁。

面對頗大的利率和通脹風險，關鍵在於通脹上升屬暫時性、周期性抑或結構性。雖然通脹趨升足以令債務貶值，可用較便宜的美元還債，但高利率卻會增加借款人及企業的再融資成本，並削弱其融資能力，對經濟前景自然構成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及當前疫症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都有賴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貨膨脹帶來的高利率卻會窒礙復甦。為應對冠狀病毒病造成的經濟災難，美國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方案。方案雖對重啟經濟能收一時之效，但債務上升、公共財政惡化，以及通脹壓力等長期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隨着時代發展，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容易變得過時，同時互聯網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未來的教育會是怎麼樣的？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書中，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假設情景給我們思考。第一是假設未來形勢基本不變，正規教育繼續擴張，配合其他方面的轉變。另外三種假設情景就較為新穎，甚至帶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學校轉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隨時學習（learn-as-you-go）；這意味着傳統的學校制度瓦解，學習變得多樣化、個人化。到底香港未來的教育會變成怎樣？這是一個與當前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

5月14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合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五大範疇，筆者負責主持最後有關教育、社會平等及流動性的討論環節，由黃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陳易希先生和院長蔡洪濱教授先後發言。雖然歷時短短一個小時，內容卻極其豐富，筆者在這裏作一個扼要的介紹，並分享一些個人感想。

時代變了

黃英琦女士指出，過去和未來的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第一，生育率下降導致老年化，社會的需求隨人口結構改變，人要為壽命延長後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氣候突變改變全球。第三就是我們將永遠處於beta狀態，猶如電腦軟件的試用版（beta version），許多事情都變動不居，難以定格。第四，舊工作消失，新工作隨之出現。

黃女士提出應該尊重學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以後大學聯招的名額應該大為削減，騰出名額招收來自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要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還須靠相關活動帶動，目前她就正在進行一項由賽馬會贊助的項目，培訓一批休學10星期的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在教學上加以創新。

程介明教授補充解釋學習和教育的區別，學習（learning）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則是西方工業化後的產物，是社會為個人而設的。時代變了，教育也應該改變。現在教育有待改進的地方，首先是沒有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可惜大學當局和老師抱持的卻仍是二十世紀的思維，而家長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紀！

知行之別

陳易希先生介紹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小時候學業成績十分差勁，但是特具好奇心，對發明很感興趣。在開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師鼓勵下，參與各種比賽，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包括怎樣通過親身經歷去提高能力，例如在發明過程中發現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鍛煉溝通技巧，把腦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別人表達等等，而不是僅僅學習學校規定的課程，這也許就是程教授所說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別，教育應要幫助學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幫他們「知」，畢竟今時今日，同學用谷歌在網上搜尋一番，就已幾乎無所不知。

蔡洪濱院長表達了他對本地教育和整體社會的樂觀看法，不過他也慨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發展方面仍遠遠及不上國際水平。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低於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發開支更只佔GDP的0.8%，反觀以色列的相應佔比高達4.5%。鑑於以色列與香港相比，同樣天然資源不足，人口規模亦相若，他深信若當局能增撥教育和研發經費，定當有利於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筆者對於當日各嘉賓表現出的熱誠十分佩服，也極為贊同他們的看法，這裏補充幾點個人的意見。第一，多樣化是好的，但這些改變往往對資源充足者裨益較大。互聯網的發達，的確讓一些有準備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學習知識，但是對於條件不足者，這些變化會否拉闊貧富學生之間在學習表現的差別？通過12年學校教育，再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進入大學，仍然是家境清貧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於HKDSE成績取錄的大學名額大幅縮減，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須考慮的。

第二，筆者設想，未來的香港教育界仍將有一批主流學校，其中雖然都會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課程和教授方式大概與以往相近，而同時增加的非主流學校，其課程和辦學方式，卻可能會與主流學校相當不同。筆者認為教育改革宜「貪新不忘舊」，「貪新」指勇於大膽嘗試，「不忘舊」就是不必一窩蜂革新，值得保留的舊方法就應該加以保留，同時認真研究怎樣在已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第三，筆者十分認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認為也應該重視培養健全人格。生命中難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純屬不幸，而一般來說，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沒有應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遠。此外，我們也須具備知難而退的智慧，雖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數人從定義上來說都是平庸的，舉例說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卻有成為偉大音樂家的心願，要社會上設法成全我這個夢想，就是一種浪費，對我也是一種誤導。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條腿，那麼健康的心理質素和智慧則是另一條腿，我們靠兩條腿才能走路，一條腿是走不遠的。

未來的教育將會是怎樣的？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會加入很多新成份，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也肯定會增加。程教授根據自己的發現，呼籲與會者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作出貢獻，本文讀者也不妨細想他的心聲。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疫情已經肆虐了一段時間。儘管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增感染個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形勢令人擔憂。若要復甦經濟和消滅病毒，我們必須依靠疫苗。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來壓制病毒的傳播，既不現實，也難以讓市民無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為標準，有14種疫苗獲至少一個國家批准使用，可進行大規模接種（如【圖1】）。數據顯示，幾款疫苗都能達到60%以上的保護率 【註1】：在美國獲批的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產生的有效性高於90%；根據這份報告 【註2】，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經從接種開始時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個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傳染給0.5個人。這個數字反映，廣泛接種疫苗有助對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產能無法跟上需求，那麼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間，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達12萬億美元，平均每月GDP損失5000億美元。據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 【註3】表示，目前年產量為30億劑疫苗的產能可為全球帶來17.4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平均每劑的效益高於5800美元。如果擴大產能，使年產量增加至10億劑，每劑疫苗的額外效益能達到989美元，遠遠高於只有40美元的疫苗價格。與病毒造成的全球經濟停滯和生產力下降相比，製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產能和製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讓足夠多的人口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那麼我們就可以擺脫疫情。筆者認為人類已經有所需的資源對付新冠肺炎，接下來應從激勵供需入手，在保證產量充足的同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增加疫苗供應

【圖1】新冠肺炎疫苗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筆者建議，擴大疫苗供應的第一步是放寬疫苗原材料的貿易。疫苗的生產是複雜而全面的，需要多種技術和原材料。目前，超過69個國家已限制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出口。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內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供應，但這種做法不僅傷害進出口商，也阻礙疫苗的生產，所以最終仍會損害該國的利益。

第二個重點是，鼓勵廠商開放專利。目前，世貿組織正在就疫苗專利豁免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部分國家支持開放疫苗專利，但部分藥廠則認為疫苗供應的瓶頸並不在於專利本身，所以拒絕開放相關專利。實際上，筆者也理解藥廠憂慮開放專利會帶來損失，因此以「瓶頸不在專利本身」作為藉口拒絕開放疫苗專利。筆者認為有一種解決方案不單可確保製藥公司獲得利潤，同時也願意暫時開放專利。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府可提出與藥廠簽訂大規模訂單，為低收入國家換取短期專利豁免權。從【圖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臨床研究，據彭博報道，到今年年底，將有六到八種新的疫苗可能會完成臨床研究並接受監管審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藥廠應該意識到現時的壟斷局面很快會被新的競爭者打破。新的疫苗會隨着時間逐漸出現，若果現階段的疫苗廠商能未雨綢繆，趁仍有壟斷地位時確保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訂單，則其日後要面對的競爭將會減少。只要少數疫苗龍頭願意開放專利，即可達成這個目標。

增加需求

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的考驗都不一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於2月26日正式啟動，5月7日 【註4】前接種量已達1662100劑。但按比例來計，只有13.41%的市民接種了第一針，遠低於英國的51.46%，也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圖2】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因此，對接種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戰。

【圖2】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

新冠肺炎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接種計劃的目的是建立和維持群體免疫力，這是一重要公共資源，保護相關人群因過敏等原因無法接種（Dawson，2004）【註5】。接種疫苗後，個體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個群體中染病的人數減少，無法接種者接觸到病患的概率因而減低。假設沒有政府干預，接種的費用與副作用將會由接種者承擔。因為當個人在選擇接種時多數只考慮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會考慮社會中那些無法接種者，也會忽略疫情對別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願意接種的人數可能就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數目。要增加接種人數，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為個人得益與社會總體利益之間有顯著的差別（經濟學家稱之為正外部性），福利經濟學家建議應該為這種行為提供補貼，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6】。以色列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鼓勵措施包括允許已接種的人進入餐廳、酒店甚至出國。除了國家給予獎勵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補貼鼓勵公眾接種。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長莫西．萊昂（Moshe Leon）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人的接種獎勵計劃，為11至12年級的學生舉行「接種疫苗比賽」，勝出學校可以免費獲得文化體育活動門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向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稅」，提高其生活和活動成本。雖然接種本應是公眾的自願行為，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盧德市市長威脅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為他們提供服務，禁止其子女上學，限制他們進入市場。

社交媒體在接種疫苗的議題上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關疫苗接種的謠言。謠言和誇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註7】因此以色列衞生部成立了數位工作組打擊錯誤訊息，防止虛假資訊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身先士卒，成為全以色列首名接種者。【註8】此後，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跟隨總理接種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建議政府，邀請流行歌手姜濤呼籲公眾接種疫苗。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參與，若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爭做疫苗大使，以通過接種疫苗和分享接種經驗鼓勵親友接種疫苗，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

企業方面，僱主可以通過提供半天有薪假，讓員工接種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民眾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險公司也可向這些民眾提供續保折扣。這些措施可以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增加額外營業，讓企業也能從中得益。

政府應盡快加強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也可以放寬已接種者的社交距離限制。筆者不是醫療專家，不宜提出具體方案。但我堅信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激勵措施，香港就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何栢良醫生也強調唯有提供誘因令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斷反反覆覆的惡性循環。

結論

我們以經濟學提供戰勝疫情的解決方案。在供應方面，透過交換條件說服廠商開放專利，並放寬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時擴大產能，向全球民眾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應該盡快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優惠，KOL可以身體力行，呼籲公眾接種，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疫苗大使。

人類能徹底戰勝病毒的時間不多，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根據生物學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說法，現時人類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數百萬種渠道從人轉移到動物身上。若病毒擴散到野生動物身上，則人類將無法根除它 【註9】。

【註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註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註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註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註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註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註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註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註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本地人口結構正經歷人口老化的轉變，特區政府估計20年後，每3個香港人中，約有1人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而長者人口增長的一個特點就是，80歲及以上的增幅在未來40年間尤為顯著。2021年80歲及以上人口約為40萬（5.3%），到2040年會倍增至接近99萬（12.2%），2060年更將跳升到125萬（16.3%）【表1】。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由此衍生不少經濟問題，包括勞動市場受壓、生產力下降、納稅基數下跌、工資上漲、競爭力減弱等。

由於邁向高齡階段，長者雖具備豐富工作和人生經驗，但卻往往不獲認同，反而與弱勢社群混為一談。究竟銀髮族是香港社會的資產抑或是負資產？高齡化社會對資源運用及經濟發展有何影響？政府該如何應對相關挑戰？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歲及以上長者快速增多，將對社會、經濟甚至政治方面產生莫大影響，有關當局為因應所需加以支援，可從以下幾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選擇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參與社區及個人社交活動。中國傳統一般認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長者的生活意義，把長者隔離到退休社區（如老人院）則難免被視為憾事。

長者得以安全、自主生活，並盡可能長時間維持促進身心健康的各類活動，以建立社會聯繫、自主感和家庭舒適感。晚年生活的質素與他們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是，長者可依靠什麼資源來實現這個目標呢？

由於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供不應求，居家安老預計將成為今後趨勢。但若靠家人護理，既易生摩擦，亦會產生勞動無償、經濟生產力低、工資損失、時間分配失衡和醫療費用增加等一籃子問題，對整體社會亦構成經濟包袱。故此，本港亟須推行可持續的社會護理系統，配備足夠和專業的護理人員。

掌握健康風險

其次，人口老化與長者健康問題無疑息息相關。在香港人口中，長者受到慢性疾病的影響不成比例。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總數為48706宗，當中39264宗為65歲及以上長者，佔80.6%。因心臟病而死亡的人數為6096宗，其中更有82.5%為65歲及以上長者。導致長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還包括肺炎（94.3%）、腦血管病（83.8%）、腎病（90.3%）、認知障礙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敗血症（84.9%）。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但話說回來，這不代表銀髮族必定有健康問題。參照【表1】的數據，2021年年中人口預測為758萬，65歲及以上為數近145萬人，佔總人口約19.1%。假設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則65歲及以上長者的死亡宗數約為39264，死亡率僅為2.71%，雖然難免受到傷殘或慢性頑疾的困擾，但大部分長者仍然相當健康。

人口老化亦會增加醫療保健需求壓力，醫療設施和醫護人手短缺，都會導致醫療費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財政預算壓力，而須千方百計擴闊稅收來源，否則為了要應付不斷上漲的醫療開支，難免要減少其他福利開支甚或拖慢經濟復甦。

聚焦問題癥結

社會對長者的認可，無論通過社交網絡積極參與社會、就業、志願服務、學習抑或教學，對長者健康生活都有積極作用。無理的負面標籤只會令長者感到孤立無援，身心受壓，從而增加社會的整體醫療成本。

此外，不少中低收入階層的長者因面對財務困難，而需延遲退休計劃。即使有能力退休，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義，也希望在工作崗位上繼續作出貢獻。但非專業執業或非自僱人士或會面對年齡歧視，或受退休制度規限。

為了維持日益昂貴的生活開支，長者更會容易墮入投資騙局的圈套，以致把畢生積蓄拱手給不法之徒。社會日漸高齡化，長者騙案恐怕只會有增無減。至於富裕的長者，則或因坐擁巨資，而成為家族中人衝突或爭產的導火線。

由此可見，長者對專業理財及投資服務需求勢將與日俱增。

追上時代要求

基於教育程度、專業背景、健康狀況以及人生經歷各有不同，對於一眾年長人士，亦不宜處處視同一律。

成長於不同年代的長者，其文化口味或會南轅北轍，例如現時成長於上世紀早年的香港人，每多為傳統粵劇的捧場客；成長於1950至1960年代粵語片黃金時期，或受到張瑛、白燕、呂奇、陳寶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後的一代則對Beatles、Bee Gees和許冠傑的歌曲耳熟能詳，堪稱中西流行文化兼收並蓄。

另一方面，隨着社會繁榮進步，教育漸趨普及，今時今日許多長者具高學歷和知識水平，人生目標不一定是吃喝玩樂，而是追求終身學習，務求與時並進。

縱使長者的身體機能隨着年月衰退，然而科技應用足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故此，支援長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關產品，尤其是針對患有殘疾者，理應不愁銷路。

數據顯示愈來愈多長者使用個人電腦：2020年，65歲及以上長者曾使用個人電腦的百分比為39.1%，較2018年的35.7%為高 【註】。

其實接受數碼技術的長者亦不斷增多，對新產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長者個人生活、促進護理，並改善服務的技術研發，實在刻不容緩。能滿足長者需要的具體技術領域包括電子醫療和健康記錄與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援語音與感官和運動的輔助技術、連接互聯網設備的智能感測器、自動駕駛汽車甚至機械人等。此等樂齡科技在本港極具市場潛力，只待政府當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動。

釐定周全方案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必須及時正視，萬勿掉以輕心。綜觀上述各點，人口老齡化一方面在個人及家庭層面構成不少經濟問題，但另一方面亦帶來不少商機。

當務之急，特區政府必須為應對人口老化制定一套長遠完備的政策，發揮各相關部門所長，以推動醫療及科技發展，強化福利制度、護理服務、居家安老、長者文化活動及教育項目。

為應對有關產品及服務的市場需求，設備研發、製造商、安老院和保險公司等企業、民間組織、政府決策者和學術界務須攜手合作，在開發銀髮經濟之餘，更將長者多元價值觀和個別需求納入解決方案之中。

註：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73號報告書》，政府統計處，2021年4月15日

自從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特區進入了一國兩制2.0階段，香港人有需要進一步認識國情，現在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追本溯源，究竟社會主義如何來到中國？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一個狂熱青年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打死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引起一連串強烈反應，最終演變成全面戰爭，參戰國分成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陣營（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實為事後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當時在中國則稱為「歐戰」）。同盟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保加利亞，而協約國則包括英國、法國、俄羅斯、意大利、美國、塞爾維亞以及日本、中國。

抵抗外敵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分別打敗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之後，對中國和西太平洋仍虎視眈眈。歐戰爆發之後，日本以曾簽訂英日同盟條約為由參加協約國陣營，並於1914年8月27日向德國宣戰，向山東青島（即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軍港）發動戰爭。同年11月7日，德軍投降，日本佔領膠州灣。

中國的北洋政府隨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從青島撤軍的要求，不僅不得要領，反遭日本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18日，向總統袁世凱提出了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中國進一步賦予日本在華的影響力，削弱中國的主權。北洋政府最後簽署的是《二十一條》輕量版的《中日民四條約》。事件曝光以後，舉國嘩然，抗議不斷。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談判過程中，事情逐漸透露出來，有說是北洋政府有意為之，希望列強能夠干預，使得日本不能得逞。這甚有可能，因為事實上有例在先，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馬關條約》，須將遼東割讓給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國干預之下，日本把遼東交還中國，亦即「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北洋政府於1917年4月15日加入協約國，向同盟國宣戰。中國士兵雖然沒有實際參戰，只是提供後勤補給，亦得以戰勝國身份，參與1919年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巴黎和會。可惜事與願違，和會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卻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交了給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學生上街抗議，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大舉逮捕涉事大學生，隨即演變成全國抗議運動，展開有名的「五四運動」。（在美國的調停下，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七個國家在1922年美國華盛頓開會達成協議，將青島歸還中國，不過這已是後話。）

反傳統思潮

五四運動爆發前幾年，中國思想界已出現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對婦女纏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劃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當時又以《新青年》雜誌為文化運動的核心。該雜誌既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四支健筆，而魯迅的短篇小說影響力也很大。毛澤東幾年後回憶五四運動，亦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俄羅斯羅曼諾夫帝國是西方列強中的一個後進國家，到了1917年初，由於連年戰爭，疲憊不堪，士兵厭戰，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仍然繼續尼古拉二世的戰役，民怨持續發酵，終於爆發另一場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那就是舉世聞名的俄國十月革命。領導革命的是列寧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俄語多數派的意思，實際上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的一次黨大會中分裂出來，以列寧為首的那一派。）

李大釗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大力歌頌。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被捕入獄，李大釗既奔走營救，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又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術研究會，系統地介紹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筆者重讀這些文章，覺得並非有特別深度，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得以受到當時知識界和年輕人關注，我覺得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蘇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後在俄國成立的政權，不但聲稱代表勞苦大眾，還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過《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布俄羅斯境內各個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決，包括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對於備受列強壓迫的中國，特別有吸引力。

其後俄羅斯與其他幾個爆發了革命的鄰近政權，在1922年組成蘇聯，以憲法規定加盟共和國有權獨立出去，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既屬蘇聯的一部分，卻都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其會員資格一直維持至今，這都說明當時的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和蘇聯對民族，主權，國家等等範疇的特殊觀點。

和中國相關的事件則牽涉中國東方鐵路（不同時期有不同名字）。1896年（光緒22年），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從西伯利亞通過中國東三省建設一條鐵路到海參崴，鐵路原本由兩國政府合辦，但清廷積弱，實際上由俄國管理，於是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一個規模遠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國管轄的國中之國。

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革命政權，不僅沒有宣布繼承沙俄的權利，反而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俄國在華的特權，包括無條件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這種做法都使得中國有識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後成立的俄國和後來成立的蘇聯，能夠為提供強大的財政、物資，以至軍事上的幫助，以便中國尋求統一和獨立自主。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會面，發表聯合聲明，開始聯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國共產黨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這一切都是為北伐和統一中國作準備。

孫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總理遺囑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來到中國的，「平等待我」就是關鍵所在。至於布爾什維克黨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真心相信的原則立場，又是否陳義過高，不切實際？那就是另一個課題了。

已故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所倡議的不干預政策（non-interventionism），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為香港經濟政策的核心價值，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他任內曾反對為莘莘學子提供免費教育，更反對政府對經濟作詳細統計及研究，以免政府基於數據而對經濟作出干預！這種今天看來顯得極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方針，卻因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廣被視為最適用於香港這個開放型小經濟體。

自由放任非萬應靈丹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財政司夏鼎基為此經濟政策冠以「積極」一詞。正如夏鼎基多次澄清，其意思並非「積極地不干預」，而是積極地權衡社會及經濟的利害後，選擇性地參與經濟活動，特別是基建投資；期間的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以及地鐵興建工程，都是最佳例子。嚴格來說，不干預自由放任的施政理念，早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已在香港名存實亡。無奈地，在回歸後還有不少人認為，要維持自由經濟市場有效地運作，特區政府仍然應「積極地不干預」市場。

美國傳統基金會對如此理解自由經濟應會大表支持。最近基金會將香港從其《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除名，引起坊間及政府官員熱烈討論，不少香港人感到惋惜。但筆者認為，從經濟長遠發展而言，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作為全球貧富最懸殊城市之一，擁有最高房價的香港，過去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價，來捍衞「最自由經濟體」這一光環？

根據傳統基金會的排名準則，幾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包括稅收和再分配，政府穩定政策以及公共壟斷），都屬不利經濟發展的因素。但須知遇到市場失效，政府理應作出合理干預，此實為經濟學常識。

以新冠肺炎大流行為例，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初以為不用政府規管，亦能達致群體免疫，但後來面對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時，也不得不承認政府還須大力干預。控制傳染病牽涉公共利益，不能單靠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接種疫苗，亦因牽涉到集體行動的困難，而引致市場失效，可見個體理性不一定能在集體行為中體現。

新冠肺炎重創全球經濟，世界各地政府及時推出紓緩經濟措施，若按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標準而言，國際社會都難免因窒礙自由經濟而遭詬病。

自由市場的正常運作，有賴健全的監管制度，以及各種應對市場失靈的政策工具。當前不少發達國家的政府，正研究疫後的社會新契約，尋求在國家與公民之間更公平的風險分配，以及推行迫切的福利調整。不少西方學者已廣泛討論，認為自八十年代，歐美帶領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潮流下，新自由主義共識瀰漫全球，社會不均隨之加劇，個人在健康和退休保障等領域承擔過大風險。這些現象（包括自英國殖民時代以來，香港一直受其熏陶的自由主義）早應加以糾正，無奈正當本地經濟水深火熱，一個美國智庫的過時指數仍然受市民大眾注目。

矯枉過正有利有弊

同屬開放型小經濟體的新加坡，近二十多年勝過香港表現的經濟環節，幾乎都跟「大政府」的積極干預有關。例如新加坡不但有更卓越的公共住房計劃，經濟也更多元化，其中高端製造業（包括電子、製藥、航空航天工程）佔該國GDP的18%。

但話說回來，過度干預市場會令市場效率下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謝長泰在1998年發表的研究就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增長，不單遠低於另外三個亞洲小龍，更為負數，意味着政府過分干預可能導致其生產率偏低，某些行業更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

反之，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香港政府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其經濟亦能高速增長，但實情與中國及全球政經大氣候變化有着密切關係。香港在七十年代先取得內地經濟還未市場化的紅利，及後則受惠於國內經濟改革開放。其後20年，環球處於「超全球化」的階段。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抗衡前蘇聯，在七十年代中與中國重新建交，雙方關係一直改善，至千禧年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達至高峰。在這全球政經背景下，低稅率及不干預政策，自然有利於香港扮演中國及區內對外貿易及資產流動的超級中介角色。

經濟策略亟待改變

然而正因這種看似順理成章的不干預思維，香港政府一直忽視長遠經濟規劃，缺乏人才、人口及產業三方面的政策。本港很多廠家因市場推動，已把大部分工業生產，甚至研發，轉移到珠江三角洲（現時屬粵港澳大灣區），以致工業在香港GDP及就業中佔比均下跌至不足2%；缺乏工業活動，一方面限制了技術和研發成果向市場轉移，未能惠及市民及加強香港競爭力，另一方面令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貿易，使香港經濟更易受到外圍經濟環境波動影響。

過往特區政府所強調的四大經濟支柱，除金融外，其餘行業佔香港整體的就業百分比大多逐年下降；離職者不少投身到低工資的服務行業。這些服務行業也因未能為新入職者提供在職培訓及技術積累的機會，削弱其向上流動的潛力，令貧富懸殊加劇。

即使是在過去數十年絕少提及工業政策的美國，情況也出現變化。美國總統拜登和國會雙方都已開始提出產業政策，尤其是在半導體領域。例如今年年初，美國國會頒布法例，配合地方政府對半導體建廠、研發和人員培訓的激勵措施。拜登亦宣布會監察半導體、電池和製藥等行業的供應鏈漏洞。類似這些針對高科技工業的政策，其實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Jonathan Gruber 及Simon Johnson 早在年前合著的Jump-starting America 一書中已提到。

始於九十年代初、持續十多年的「超全球化」太平盛世下，源自港英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不干預的管治原則對於香港當時的經濟發展，還可算合適。但時移世易，環球經濟已經歷超過10年的「逆全球化」洗禮，加上中美角力，以及內地經濟、金融市場持續開放，香港要繼續依靠超級中介活動來推動經濟發展，談何容易。

正如筆者去年10月在本欄〈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一文中論及，香港必須進行經濟轉型，善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以及國家雙循環策略帶來的機遇。特區政府應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機會為核心，有系統地推出政策，為足以對社會產生明顯正面溢出效應的公司和個人提供誘因，從而帶動包容性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近年對高科技產業的關注、對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訓本地科技人才的決心，以及啟動再工業化的舉措，都是好的開始，令人鼓舞。但要做到經濟有效轉型，政府決策者及市民必先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理念，是否依然適合現時香港的經濟形勢；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是否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平衡。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