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金融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各大經濟體逐步邁向數碼化轉型，我們預期在可見的未來，央行將由發行實體現金轉向發行數碼貨幣，並將其普及化。事實上，在近幾十年的批發性支付系統內，銀行接受央行數碼貨幣的情況已屢見不鮮。謝國生博士與何敏淙先生在2021年9月29日的〈龍虎山下〉專欄中撰文解釋了央行數碼貨幣（CBDC）的發展已經蓄勢待發，讀者可前往參考這篇富啟發性的文章。

目前，在多個大型央行的數碼貨幣計劃當中，中國的數碼人民幣項目或許最受矚目，該計劃正在試驗階段，國家亦逐步推廣中。根據新華社報道，截至今年5月底，數碼人民幣的累計交易金額已達到約830億元人民幣（約123.3億美元）。國內已開通了電子人民幣業務的營運單位達457萬個，而國外各大經濟體亦處於貨幣數碼化的過渡期。譬如在2017年，由於使用現金作零售支付的情況減少，瑞典央行開始試行一種名為「電子克朗」的央行數碼貨幣。在巴哈馬，由於地理原因使轉移實體現金的成本相對較高，推廣電子支付不僅可以降低金融服務成本，亦可以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與其他八十餘家央行類似，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研究推出數碼貨幣「電子港幣」（e-HKD）的可行性。種種跡象表明，央行數碼貨幣在不遠的未來將得到廣泛的推廣實施。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21年的資料，學術界已經針對引入央行數碼貨幣對宏觀經濟將可能產生的影響展開研究。此類學術研究主要圍繞發行央行數碼貨幣對於商業銀行的總體貸款及投資的影響、對於金融系統穩定性的影響，以及數碼貨幣作為新型貨幣政策的可能性。本文也將探討引進央行數碼貨幣對於宏觀經濟的影響，並重點討論其如何作為新型政策工具。

寬限期後貶值 刺激消費

筆者相信，當數碼貨幣實現完全程式化後，可以提高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率並減輕其副作用。假設政府通過發行政府債券或印鈔以籌集資金，並用這筆錢向其公民發放經濟補貼（stimulus check）；若要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該舉措有兩大潛在隱患：其一，人們可能並不願意立即花掉收到的補貼。其二，他們如若在收到補助後馬上消費，經濟將面臨通脹壓力。

現在假設有兩種版本央行數碼貨幣，為了論述方便，我們稱其為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和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與紙幣的匯率為一兌一。然而，公民收到的經濟補貼是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其內置程序如下：倘若接收方在收到貨幣後一定的寬限期內（比如兩周）進行消費，那麼該筆補貼可以按其面值接收。但是，如果接收方沒有在這段時間內使用，該筆補貼將在寬限期後開始貶值，比如以每周10%的比例貶值。該寬限期後自我貶值程序，旨在激勵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持有者在短期內進行消費。一旦商家接收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寬限期將重置為兩周。

由於商家可能並不想保留會自動貶值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它可以轉換為不貶值的數碼貨幣。為了達成這點，還需要建立一個實時數碼兌換系統，以供人們進行匯兌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與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

由於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在寬限期後自動貶值的特點，其匯率將不再是一兌一，而是由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實時供需決定。因此，以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計算的產品價格將會高於以實體貨幣或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計算。當下一組消費者收到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時，將再一次激勵他們在寬限期內使用該貨幣。由此，程序化的寬限期除了達到傳統刺激型補貼的效應外，更可額外刺激消費。隨着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持續由消費者轉手到商家，再由商家通過兌換市場回到消費者手中，這將會有效地持續刺激消費。

總額自動縮減 紓緩通脹

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具備另一優勢，在刺激同一消費水平的前提下，它將帶來相對較小的通脹壓力，因為總有部分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持有者無法在兩周寬限期內完全花光該筆數碼貨幣，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總額將逐步減少，直到政府注入更多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

倘若注入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並未達成促進消費的目的，也就意味數碼貨幣並未頻繁地轉手，同時貨幣持有者並未在寬限期內花光貨幣。在此情形下，該輪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將迅速縮減，通脹壓力極其有限。

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自動貶值寬限期，與香港政府發布消費券的有效期有類似的激勵機制。不同的是，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將通過兌換市場流通回到消費者手中，並將繼續激勵未來的貨幣持有者進行消費。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兩種數碼貨幣之間存在着兌換市場，且其中一種是可程式化的。

分析交易訊息 兼保私隱

讓中央銀行數碼貨幣程式化並不是嶄新的概念。例如，英倫銀行今年曾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到，這可以通過基於分布式分類賬技術（DLT）的智能合約來完成。

簡單而言，這些合同的邏輯就是「如果X發生，則將Y支付給Z」。本文提議的新概念，是將智能合約不限於為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編寫一個寬限期，還需要在每次消費行為產生之後重置寬限期，並建立兩種版本與實體貨幣非一比一固定匯率的央行數碼貨幣體系。

雖然筆者倡導央行考慮研究該種形式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我們也注意到建立該系統實際上存在尚未克服的技術問題。除了建立額外交易市場所涉及的技術問題以外，另有一個潛在問題是可能出現虛假交易以延長寬限期。

筆者相信此類問題會有相應對策，因為虛假交易可能會對提供此類服務的商家產生收入和稅收上的影響，而政府亦可立法規管此類虛假交易，防止有關問題發生。

在設計央行數碼貨幣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如何恰當利用用戶數據，以及需要保護私隱的數據級別。

國際清算銀行去年指出，私隱不等同於匿名，而通過利用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proof）的軟件系統，央行數碼貨幣系統可以在保護消費者私隱的前提下，分析匿名交易歷史以獲得更多的訊息。筆者在本文所提出的央行數碼貨幣設計特徵並沒有太多私隱問題，我們所需要跟蹤的是與每個數碼貨幣單位相關的交易歷史，而非每個用戶的交易紀錄。

結論

筆者相信，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發行，有助許多新的政策工具和商業用途的發展。在本文中，筆者僅是提出了一種利用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以實施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案例，央行數碼貨幣進行程式化將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章：

Bank of Engl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March 2022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otiv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 BIS Working Papers, No. 976, November 2021

〈數碼貨幣 蓄勢待發〉，謝國生、何敏淙，《信報》，2021年9月29日

Xinhua, “China’s digital yuan transactions hit 83 bln yuan”, english.news.cn, July 14, 2022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孟曉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教授（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年初歷經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計可能已有400萬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寬後，本地經濟逐步恢復，現在正是檢視防疫策略的好時機。綜觀國際，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確診，重點是減低確診個案，檢疫需時較長；二是隨機應變，按疫情起伏而增減防疫措施，盡量紓緩對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在「動態清零」與復興經濟的十字路口，究竟應如何抉擇？下文將以感染死亡率數據加以分析。

復甦流於片面

「動態」是視乎具體情況作出應變，以最小成本達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則將緩解疫情置於首位，結果嚴重窒礙經濟活動，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部分國家寧取「與病毒共存」方式，透過提升疫苗接種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體免疫減低對經濟、民生的影響。今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考慮到病毒現在的特性及對未來的預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續，尤其是目前對病毒的認識較深入，在已有多種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過渡到另一種策略。

2021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在訪港後公布評估，認為特區經濟雖然復甦強勁，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不一，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可見社交距離措施並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將香港今年GDP增長預測下調至2.5%。

收放因時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可分為疫苗供港前後兩個階段。美國衞生數據顯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間採取「清零」策略的國家（如中國、澳洲、紐西蘭）的死亡率明顯較採取緩疫策略的國家（如挪威、丹麥、英國、美國）為低，可見當時「清零」策略較具優勢。

當有效疫苗面世後，第三種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種疫苗比率，特別是最高風險的老弱社群，繼而利用防疫措施緩和最後一波疫情，邁向成為「受控的風土病」或「與病毒共存」。數據反映在疫苗面世後，推行「清零」為短期政策的國家，現在須着重提高疫苗接種率，以提高整體社會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種新冠疫苗供應，期間採取上述兩類防疫策略的國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國家的先前優勢已失，香港的累積死亡率尤其高，與採取自然免疫的國家大致相若【表1】。

資料來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前表示，根據數據可以肯定現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傳播力高，但殺傷力和死亡率都不及變種病毒Delta。美國的研究顯示，Omicron的輕症佔比為99.78%、重症佔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錄得9248宗死亡個案，從不同年齡組別和疫苗接種劑量的死亡率可見，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雜誌2021年2月發表一項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接受訪問的科學家都認為，新冠大流行最終將轉變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殺傷力也會逐漸減弱。

針對死亡率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爭取較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但到底並非長久之計，因感染風險永遠無法消除，只能減低。長遠而言，與全球接軌的本地行業（包括航運、外貿、金融）將受重創，亦會有損於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當下亟需更加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在保護醫療系統及醫護人員的同時，不致妨礙社會經濟活動。提高疫苗接種率，最終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看來是實際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

通關至關重要

上海得以實施嚴格防疫政策，關鍵之一是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給自足。無論是農產品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需市場的循環可用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則有所不同，作為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航運中心以及國際金融中心，都必須確保同時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

近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鑑於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較低時期，因而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合適時機，可容社區出現低度傳播，以便在冬季前達致較佳的疫苗接種和遭受感染產生「混合免疫屏障」，實現防疫措施「軟着陸」。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經驗；若香港完全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檢疫，則單日確診個案可能達到3000至2.1萬宗。專家顧問認為，圍封強檢的成本高，建議當局棄用；由於內地仍維持「清零」政策，顧問建議本港可先與海外通關，並提出相關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檢疫逐步轉為家居檢疫，抵港後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計劃在香港推出針對Omicron的疫苗，並稱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萬劑。雖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臨牀運籌學部門負責人帕格爾（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級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療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漸降低，但它對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較其他呼吸系統疾病來得嚴重，長期症狀發病率也較高。

至於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種和藥物研發外，市民還需要做什麼？帕格爾認為，新冠病毒在不斷變異的過程中日趨溫和，疫苗和治療方式應加以配合。此外，亦須建立相應的監測和防疫系統，重構生活方式，讓新冠病毒傳播得以有效控制，並強調疫苗雖可有效減低嚴重病症和死亡個案，但對防止感染和輕症則效力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確診的康復者面臨重複感染的風險。

務須計出萬全

全球醫學界已達成新冠病毒不會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識，社會必須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當大部分國家已經實行群體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對外開放，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寬防疫限制措施而導致確診病例再度激增的現象。

歸根究柢，因應上述疫情發展和環球趨勢，特區政府當務之急，在針對屢現變種病毒而制定可持續抗疫政策之餘，應有序恢復與內地和國際通關，從速提振本港開放型經濟。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過去一年，油價升勢不止。繼歐洲聯盟委員會於3月8日建議各國政府可就能源企業的收入進行徵稅後，美國國會上月推動對石油巨企開徵「石油暴利稅」（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總統經濟顧問Bharat Ramamurti提出應考慮徵收此稅的建議，拜登更公開批評埃克森美孚「今年賺錢多過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歐美加稅來由

無獨有偶，英國政府已於5月26日宣布，未來3年將向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徵收25%的能源利潤稅，同期出台一項150億英鎊的計劃，向難以承擔能源費用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援【註】。自能源價格開始飆升以來，保加利亞、意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等國已經對能源業加徵新稅。

正當世界經濟從疫情中逐漸恢復，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導致能源價格急升，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剛剛公布了6月的通貨膨脹，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來最大增幅。歐羅區的通貨膨脹率也較去年上升8.6%；該區能源消費價格指數則已達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每加侖的汽油平均價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達60%，對民眾的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窮人尤甚。這無疑是多國政府針對石油和天然氣巨企徵收暴利稅的一個主要原因。

決策中西有別

中國內地也有類似徵稅，名為「石油特別收益金」，即國內原油銷售價格超過一定水平之際，國家就按一定比例，對石油開採企業銷售原油所獲的超額收入加徵稅收。2015年，財政部將特別收益金起徵點提高到65美元，實行五級超額累進【表】。

石油特別收益金可以協調石油行業內部上下游利益。當原油價格高漲，對上游企業徵收特別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潤將調節至下游企業，均衡行業內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將原油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和英美及歐洲各國現在推出的暴利稅不同，中國的石油企業是否需要繳納特別收益金，以及繳納的數額，皆取決於原油價格，因此，相關企業大多可以做到預先籌謀。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稅則由國會或者立法機構提出，法例內容和徵收辦法受議員的經濟觀點與政治取向所影響，能源業難以事先估計。

「暴利」從何說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價格固然已為消費者帶來沉重負擔，但因此而決定徵收「石油暴利稅」是否合適呢？

所謂「暴利稅」，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筆不勞而獲的橫財，然而石油企業的「暴利」真的是不勞而獲嗎？石油行業生意得以好轉，乃是今年全球經濟復甦後出現的現象。事實上，包括石油行業在內的大多數行業，前兩年的業績都極為慘淡。2020年5月的紐約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為史上首次油價跌至負數。經營一盤生意，總難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業好景的時候對其徵收暴利稅，那麼在行業深陷谷底之時，又會否打算為其提供補貼呢？

若石油企業生意轉佳，就向其收取臨時特別收益金；如果製藥企業成功推出醫治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獲得了超額利潤，是否也應對其加徵疫苗暴利稅？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價格高漲，是受全球經濟復甦和俄烏戰爭影響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資本不願意流向化石能源行業，這會導致未來原油價格長期偏高。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來全球能源投資狀況【圖1】，能源投資從2017年漸趨下降。

此外，國際能源組織將2022年與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投資變化作一比較【圖2】。各國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都降低了對傳統石油和天然氣活動的投資。

當前各國紛紛提倡以綠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蘭法院下令要求荷蘭皇家蜆殼（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將全球淨碳排放量減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發表研究報告，預期國際能源巨企蜆殼、埃克森美孚、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會投入8570億歐羅於石油、天然氣開發。企業除了備受批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評論：投資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經濟上的瘋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問題癥結所在

一方面批評石油企業不增加供應，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產投資破壞環保，這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嗎？

其實，近期所謂的「油價飆升」，是否確切無誤？經濟學家克魯明（Paul Krugman）6月29日於推文中指出，近期油價雖較前幾年高，也不過是達到歷史高位。【圖3】中，縱軸是油價佔消費物價的百分點（100×油價/消費物價指數），以實際價格計算。藍色曲線顯示變化趨勢，紅線則是最近的指數。

油價雖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觸及20年來的歷史最高位。克魯明認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來的燃油價格為什麼偏低，而非油價現在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趙就琦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去年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業化與未來經濟轉型之路，研究瑞士當地的經濟社會情況和香港綠色產業。故筆者樂見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國際碳市場委員會，推動香港實現碳中和，及加快投入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圈。同時希望藉此文拋磚引玉，借鑑瑞士發展碳交易的過程，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在此方面的發展機遇。

碳交易可以分為合規或自願，概念源自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通過合法渠道，獲允許排放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的權利。時隔29年，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COP26）落幕，全球政府組織和企業共同制定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路徑，防止地球升溫超過1.5℃。根據數據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價格達每噸二氧化碳51.45美元。據估計，碳配額價格需要增加到每噸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滿足1.5℃的全球變暖限制。碳定價的潛力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開發，而且大多數碳價格因太低而無法推動大規模脫碳。目前政府和私營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和氣候政策仍遠遠落後於預期，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訂下的溫度目標。

世上碳稅最高國家之一瑞士，如何促進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種市場化的節能減排政策工具，旨在通過市場功能降低碳排放，減低能源消耗和大氣碳濃度，優化產業和能源結構。理論上，政府制定和控制總量和分配規則，企業可按規定獲得配額，並根據自身減排情況，決定在交易市場上增購或出售超額配額。如電動車龍頭Tesla今年雖然意外被剔出標普500指數，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總利潤為55.19億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積分便獲得14.65億美元，碳交易已經佔其總盈利四分之一。我們可以預見碳交易發揮資金引導和加速減碳的作用。

參考瑞士的經驗，瑞士採取了碳市場與碳稅相結合的雙軌政策，自2008年起對化石燃料徵收二氧化碳稅。其減碳和發展碳交易市場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歷時十數年。

階段（1）：2009年至2012年實施自願碳排放交易，目標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的碳排放。

階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轉為強制性碳交易體系，每年固定減少配額總量1.74%，預留5%予拍賣或新註冊公司，明確年度排放配額總量，減少減排信用額度。同時實行碳稅制度，納入碳交易的企業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徵碳稅。

階段（3）：瑞士碳市場自2020年起與歐盟碳市場掛鈎。

從瑞士的發展途徑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場之間建立聯繫，將帶來更多的交易機會。瑞士碳市場規模小和資本流動性相對歐盟為低，然而配額價格遠高於歐盟。瑞士通過與歐盟碳市場的合作，提升其競爭力。當一個碳市場的碳價格過高時，可以與其他碳市場合作，為企業創造綠色和便利的營商環境。

現時政府的減排政策主要基於2021年發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以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發電技術，抵消碳足跡以外作為主要戰略。除了現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香港將來在RCEP、大灣區以及中國的碳市場角色和定位。與此同時，與鄰近地區實行碳市場的制度互聯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為企業拆牆鬆綁的一個重要目標，增強特區在綠色金融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領導地位。

放水養魚，鼓勵市民和零售投資者參與碳市場

成熟經濟體和資本市場將可交易的碳權商品，轉化為零售可購買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例如其中一個最大的資產管理（AuM）自願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碼：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來，截至現時資產管理的淨值為11.78億美元，管理費為0.78%。兩年的基金價格升幅近250%，年複合增長率約58%。同期對比標普指數兩年升幅只有約20%，年複合增長率約9.5%，KRBN兩年回報與美國500強企業相比高出192%，前者回報驚人。從經濟學和資本的角度來看，當愈來愈多的資本流入碳金融產品時，就會有足夠的流動性，相當於間接參與碳定價，從長遠來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隻碳期貨ETF──中金碳期貨ETF（03060）（港元計價股票代碼），管理費為0.99%，而且暫時的資產管理規模不足一億元實屬不理想，如有價沒市。香港資本市場其實不乏具潛力參與碳交易的公司，當中有不少是領先世界的電動車、鋰業和新能源的公司。

暫時而言，參與碳交易和綠色金融的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和主權基金，以筆者所知，即使專業投資者對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資本市場如「水」，水清則無魚。綠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潤相對傳統基金並不高，而業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關綠色產品。坊間不少綠色金融課程門庭若市，然而百花齊放之際卻有良莠不齊之說。若要令香港成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須要有「水」有「魚」，讓普羅大眾認識到碳排放交易和參與自願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誘因令業界有「因」可以推廣，同時訂立指引和建設一套完善制度，給業界和有意修讀綠色金融課程的市民。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總裁去年承認碳價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綠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經濟體如歐洲已落後約十年，現在我們需急起直追。回歸祖國25年，香港經濟產業急需要轉型並多樣化，配合新時代的步伐，為下一代創機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進市場發展，共建可持續金融生態圈，鼓勵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和青年進入可持續金融行業，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魚得水【註】。

【註】：〈建設香港成為亞洲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都會 成就零碳綠色經濟〉，鄧希煒，林康聖，《信報》，2022年5月11日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訂租訂場地措施，目的是打擊康體設施的「炒場」活動。主要改動是透過網上訂場系統進行實名登記，已訂場地不得轉讓，訂場者必須親身簽到取場；同時讓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的市民優先訂場。電腦系統仍採用先到先得的租訂形式。不難想像，大部分場地在網上預訂階段已經一掃而空。

新措施雖然有效地打擊「真人排隊黨」，但「網上排隊黨」卻應運而生，不少場地流入二手市場（「炒場」活動），據報其中價格比實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價上升的主因相信是進一步收緊的實名制措施，迫使炒場者必須親身到場簽到，而加重有關營運成本。

治標還須治本

無奈當局似乎依然着力於優化訂場系統。6月15日，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以取代現有「康體通」電腦預訂系統，未來兩年將分階段投入運作。新系統將引進新一代的「抗機械人程式方案」，包括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如發現不尋常的預訂情況，可即時分析及攔截。新系統亦會在先到先得的原則下，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利用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使用新租訂系統，須實名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

筆者認為，單靠改善訂場系統打擊「炒場」活動，不但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事實上，「炒場」純屬供求失衡的一種現象。要是場地供不應求，「炒場」活動就會出現，關鍵繫於場地的供求情況。

要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當局應從價格和供應入手。求過於供，價格自然有上調壓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壓抑價格，供求失衡持續，自然產生二手市場。翻查紀錄，上一次康文署調整康體設施及服務的收費是2013年。當年作出修訂，目的是劃一市區及新界同類市政設施及服務收費水平，決定以較低者為準，結果是下調收費（2000年之前，康樂體育和文化藝術有關設施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設施通常收費較高）。以市區有空氣調節的羽毛球場繁忙時段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時59元。2008至2021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了約28%，人口增長了約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帶動了對康體設施的需求。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約40%，以此可計算出2021年的59元相當於2008年的41元，亦即場地的實質租金於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難有策可依

實質價格下降進一步刺激了需求。雖然2008至2021年有15間體育館落成，以十多年來「炒場」活動一直變本加厲的情況來看，供應量的增加明顯落後於需求。筆者建議，場地租金應該定期調整，最簡單而能獲大眾接受的莫過於每年或每兩年按通脹率調整。不過，要達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調整場租才行，這難免有違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體育運動，創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並不可行。

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增加供應量的方法。覓地和規劃興建體育館既需時，也要資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後公共財政日趨緊絀的情況下，並非上策。話說回來，在不建造體育館的情況下增加體育設施，其實並非無計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學閒置的運動場地設施。2016年，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委託浸會大學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更隨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推行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學校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可謂責無旁貸。除了極少量私立學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興建，交予辦學團體營運，日常營運資金也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在教育局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中，就有一項「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實可行，否則在有需要時，學校應把校舍及設施提供給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機構，以進行公開考試、暫時開辦其他學校，或舉辦教育、社區或其他活動。

由此可見，校方開放學校設施給公眾使用無疑是合情合理。

試想在體育設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當於400所中小學參與開放校內禮堂作羽毛球場用途，以一個禮堂能提供兩個羽毛球場計，頓時可增加800個羽毛球場；以一個體育館的主場一般有8個羽毛球場計，亦即增加了100個體育館主場（目前全港體育館總數約為110個）。體育設施的供應短缺問題可即時緩解，「炒場」活動自然消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推行至今，雖經反覆優化，開放學校設施的經濟誘因亦已加強，但大部分學校依然反應冷淡。2020至2021年度，參與學校只有60所，且開放時數甚少，對於解決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無異杯水車薪。

有賴政府統籌

學校的取態不難理解。校長和老師們都為教學、課外活動和各種校務疲於奔命，在學校財政未見緊絀的情況下，自然不願意為微薄的經濟誘因多費力氣。筆者幾年前在本欄的文章【註1】曾論述學校開放設施面對的隱藏成本，並建議讓校方與單一團體簽訂一份借用設施的長期合約。有關訂場安排、收費設定，以至場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辦。

不過，恐怕在完全自願參與的大前提之下，參與的學校大概不多。因此筆者建議，當局不妨統一規定學校開放設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開放禮堂140小時（相當於14天，每天10小時），以供市民大眾進行康體活動，既一盡其應有的義務，亦容許部分學校因應成本和經濟誘因的考量，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開放有關設施。

為便於校方專注於教學工作，開放場地的維修保養、保安、管理等問題，則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加以協助。為此，當局可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統籌，務求縮短部門之間協調上的延誤，如此則有望盡快紓緩體育設施供不應求的困局。作為第一步，不妨考慮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園設施閒置期）開始，日後視乎進度再擴展至其他時段。

【註1】：〈開放校舍　共享體育設施〉，王家富，《信報》，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MIRROR告訴我 一張門票值多少

男子組合MIRROR的演唱會即將開始，全城早已掀起搶票潮，粉絲卻苦於一票難求。即使另加兩場特別場，採用實名制售票，依然無法阻止黃牛黨瘋狂炒票。公開發售的門票瞬間售罄，有本地傳媒報道，二手市場上的黃牛票竟被炒到40多萬元，粉絲們自然叫苦連天。

事實上黃牛黨炒票不僅僅發生在演唱會，因應新冠疫情回穩，康文署上月重開康體設施時，也出現了「炒場」的情況。針對炒賣行為，該署職員通過抽查方式，以核實租用者為場地使用人。

物以罕為貴

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經濟學裏，供應和需求就如同蹺蹺板的兩邊，而調節平衡的就是價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當想買的人多於店內的貨量，手袋就會漲價，直到價格高到人們望「袋」興嘆的時候，需求和供應就平衡了。

雖然價格的調節功能強，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演唱會門票就屬特殊商品之列。與奢侈手袋不同，演唱會是一種體驗，其價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決定的。如果只聽音色，Apple Music也許更勝一籌；如果只為看明星，電視熒幕無疑清楚得多。演唱會的真正魅力，來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動，每場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場大合唱。所以無論是歌星或觀眾，都不希望看到場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場價格飆升，縱使供求平衡了，卻變成曲高和寡，拒粉絲於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因為有眾多粉絲的喜愛。這種死心塌地的支持給歌星帶來演唱會收入之餘，還包括廣告代言、音樂銷售、商場活動等進賬。如果演唱會的高票價傷了粉絲的心，粉絲也會棄之而去，歌星也將光環不再。要是歌手和主辦單位為了短期的演唱會收益，犧牲了長期的財源，豈不是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場不加價的成功特例

因此，雖然價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簡單直接地套在演唱會的門票銷售上。黃牛市場的炒票現象，不僅浪費了粉絲熬夜輪候的時間，對消費者不利，也損害了歌星和主辦單位的長期利益，釀成「三輸」局面。事實上，苦於黃牛炒風的不單是香港的粉絲，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黃牛炒票。

如何解決這個「國際性」問題呢？解鈴還須繫鈴人。要使失衡的蹺蹺板恢復平衡，可走的路無非兩條。一、增加供應，比如MIRROR增加演唱會的場次。而採用這個辦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國鄉謠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迴演唱會（覆蓋79個城市，一共390場演出），門票因定價低至70美元而供不應求；為了保證粉絲買到票，只要售出總票數80%，就會立刻多加場次。

粉絲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說：「我害怕沒有觀眾，也害怕全場爆滿。」上述為順應需求而增加供應的做法，被戲稱為「Garth模式」，他本人也藉此創下美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單人演唱會紀錄【註1】。當然，不是每個歌手都有精力和時間效法，因為除了表演，還有創作、宣傳、廣告代言、公益等眾多活動，實在難以面面俱到。

既然蹺蹺板裏供應一方難以解決問題，那麼另一邊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證粉絲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是一個怎樣識別誰是粉絲誰是黃牛的問題。兩者之間，一個追星，一個逐利，不僅買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為也大相逕庭。

粉絲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注歌星，購買專輯和有關商品，在各種網站上追蹤偶像的動態；黃牛則很少有這樣的行為。若能以此判斷購票人是否真粉絲，就可以有效防止門票落入黃牛手中，而這恰恰是美國最大演唱會門票銷售平台Ticketmaster所採用的粉絲查證（Verified Fan）系統。

2017年，Ticketmaster為了打擊二手門票市場，開發並採用這個系統。消費者在選定演唱會之後，需要註冊個人資料，以便系統通過一定的演算法，來判斷購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絲。一旦被認定是粉絲，買到票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雖然Ticketmaster並沒有披露粉絲查證系統的具體演算法，但就宣稱95%經此系統售出的門票，沒有流出二手市場【註2】。

許多歐美歌手都紛紛採用這個系統，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絲查證系統啟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舉行世界巡演，售出門票中有30%出現在二手市場；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運用了這個系統，最終只有5%的門票流出二手市場。雖然Ticketmaster的這套演算法並非完美，也不能保證每個粉絲都能買到票，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黃牛黨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會主辦單位經常採用其他方法來打擊黃牛黨。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動定價賣機票的方式，根據購票者的買票時間，愈接近演唱會的舉行時間，票價就愈低【註3】。這種浮動定價的策略讓提早用機器搶票的黃牛黨無利可圖，大大提升歌手和主辦單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間不斷發展的線上直播音樂會，也給歌手提供了一個增加演出的途徑。雖然這類音樂會不可媲美現場打成一片的互動，但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藝人時間和工作量的情況下，擴充供應，緩解眾多粉絲一票難求的煩惱。

再者，正因為線上音樂會不能完全取代實體音樂會，這種增加的供應不會過多地降低粉絲對實體演唱會的需求。

對於備受熱捧的歌星和忠實粉絲來說，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權宜之計。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新月異，線上音樂會也會讓屏幕另一邊的粉絲感受到更多的真實和互動。

解決一票難求的棘手問題，既有賴平衡供求的蹺蹺板原理，又繫於科學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IRROR粉絲們離偶像的距離可逐漸拉近。一票雖難求，擁戴價更高。

【註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註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註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高級講師（市場學）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於受疫情和供應鏈影響，校內摺椅短缺，要不是員工足智多謀，可能一半畢業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為比喻，目的是向畢業生提出希望和挑戰。

椅子代表職位、榮譽等有價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畢業生往往不愁沒有椅子，別人甚至會給他們讓座，或令他們誤以為坐上椅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向這群畢業生提出挑戰：在將來的日子裏也給別人留一張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機會供求的機制

經濟學強調市場，講究用價格機制調節需求和供給。用經濟學的邏輯，坐在地上的學生可以出高價來買坐上椅子的權利；如果最後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夠，只因不願意付這個價錢。當然，用價格機制來調節畢業禮椅子的分配並不合適。市場能否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部分取決於社會價值觀，部分取決於市場效率。當交易資訊不清楚透明，又或基於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市場效率，難免出現椅子供不應求的情況。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業機會可謂極其重要的一張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時得看運氣。以雙簧管演奏家為例，由於樂團職位有限，求職從來不易；但在2005年，當不少資深雙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騰了出來，無疑是從天而降的禮物，部分年輕雙簧管演奏家甚至獲得多家樂團的工作邀約。

觀乎今年在中國內地的畢業生，運氣恐怕就沒那麼好。受新冠疫情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就業機會相信比往年大為遜色，以致不少應屆畢業生一職難求，失業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整體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內捲以至躺平的隱憂

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學生畢業時遇上經濟蕭條，即使找到了工作，職業選擇也往往不盡人意。基於加拿大的數據，這些學生和畢業逢時的學生相比，不但起薪較低，就算10年之後，其工資還是低5個百分點。至於美國的數據則顯示，經濟蕭條年份畢業生的工資在15年之後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Paul Oyer發現，該校在經濟不景時期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更難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其職業生涯總收入因而減少大概150萬至500萬美元。

職場音樂椅的代價

另一個決定畢業生整個職業發展的因素，在於任職機構所提供的機會。年輕畢業生能否有良好的事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視乎晉升空間，如果機構不斷壯大和創造嶄新機會，員工亦可同步成長，就能實現雙贏。即使機構不再發展，但若有足夠多的員工退休，騰出足夠職位，年輕畢業生也可以逐步晉升，職業生涯可望穩定發展。否則，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年輕員工可能被迫彼此廝殺，拚命內捲，爭取有限的晉升機會。當他們發現這樣的內捲得不償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

雖然大眾媒體對內捲和躺平的討論多如牛毛，有關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卻相對匱乏，背後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個就是經濟學對於「椅子」（晉升機會）這個概念不甚重視。事實上，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機構內晉升空間的多少，對於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無甚影響。這雖然聽起來違反常識，但經濟學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機構的晉升機會少，員工可以另謀高就。在勞動力市場上，基於各機構之間對人才的競爭，畢業生不管在哪裏，都會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職業發展──金子無論在哪裏都會發光。

這個經濟學邏輯是否正確？事實上，出問題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基礎，也就是其中的假設：勞動力市場相對有效，員工轉職成本不高。然而這個假設是否適用，要視乎機構性質。比如說，在家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轉職到其他企業的成本恐怕不會小。至於對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個假設是否合適，機構內部的晉升機會對員工有沒有影響？這就需要由數據來說話。

可惜數據並不容易找，因為有關企業內部「椅子」多少對員工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內生性」問題，亦即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具體來說，問題的源頭是因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機構控制。當研究者發現在椅子少的機構裏，年輕員工晉升得慢，也許結論並非是椅子影響晉升，而是因為員工不特別在乎晉升，所以機構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筆者和合作者最近期獲《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納的論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適的數據，利用意大利社會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營企業的資料，研究了機構內部晉升機會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2011年，當時剛組閣的意大利政府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閃電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將退休的員工一下子不得不延遲退休，導致空出來的職位較預期為少。換句話說，在不受機構控制的情況下，椅子一下子變少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當退休年齡延長時，其他員工的收入的確會受到影響。以一間30人的小型企業為例，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兩年，其他員工每人每年的工資收入增長會降低2.7個百分點。在改革後的4年間，員工的總收入減少約800歐羅。這個數字也許不算很大，但若公司僱主本身增長緩慢，則員工所受影響會更大一些，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2000歐羅。至於55歲以上接近退休但沒有直接被改革影響的員工，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更大，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3600歐羅。此外，如果延遲退休的是管理人員，則其他員工的晉升概率每年下降約10個百分點。

為新血的前途鋪路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延遲退休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晉升機會變少，機構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會不會產生變化？從所得意大利的數據中，有關企業內部和企業表現的數據部分可惜不夠詳盡。但筆者和合作者2018年發表於《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論研究，就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晉升機會不夠之際，年輕基層人員士氣低下，為了加以激勵，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輕基層人員的工資；另一方面亦會刻意創造機會，晉升過多的員工。這些升職機會並不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創造椅子，讓年輕員工看到希望。但結果是，機構頭重腳輕，效率低下。我們的理論研究還發現，有些情況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齡。這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多的椅子騰出來，以激勵和吸引優秀的年輕員工，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少以人才為關鍵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夥人在60出頭就退休，即使他們還年富力強。不少大學也對教授的退休年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著名的布爾巴基數學學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規定成員不能超過50歲。

人才管理制度對於增長放緩的機構尤其重要。在創業初期，到處都是機會，業務在增長，員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當增長速度一旦慢下來，尤其是長期高速增長的機構，往往發現位高權重而又能力出眾的決策者還很年輕，遠遠未到退休年齡。這時候，怎樣找到好的機制來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晉升機會，怎樣吸引並激勵優秀的員工，對機構能否持續良好穩定運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種方法是靠機構文化，就像哈佛校長所說的，資深員工可以主動把椅子騰出來；另一種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騰出來。戰略學者重視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長盛不衰。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們才是機構長盛不衰的核心。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開宗明義，這個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點詩意的標題，不完全是筆者原創。《狗屁工作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竄紅的社會科學書，內容痛斥當下歐美社會衍生出無數可有可無卻又報酬豐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國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裏行間怒氣沖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幫閒（flunky）這些帶有羞辱性的詞彙。

至於華麗浪費（splendid waste）則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筆，這位名作家寫道：「人生在世……所作所為，無非華麗浪費」（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筆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費現象，比如文學博士畢業生在快餐店當服務生，科研人員跑到物流公司當倉務員。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職場，一方面則是大材小用，這雖談不上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困窘之處，不僅歐美特有，也是中國經濟和香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

反工作為何成潮流？

格雷伯這本暢銷書中，大的論調並無新意，沿用的還是新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資本和僱主對勞工的剝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異化；但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把炮火對準一個被罵為「沒有理想、不問價值、無助社會」卻又高薪優越的社會階層，認為這些人不僅是辛勤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敵人，亦是經濟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按照作者的定義，企業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員，甚至大學教授等，大都得打進「狗屁工」的行列。這就難免引起爭論，反擊格雷伯者毫不客氣，認為「狗屁工作」的論調無非是誇大其詞的叫囂。

《狗屁工作理論》的批判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背後有着深層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特別是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迎來黃金30年的經濟增長，勞工生產力與薪酬的增長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開始，勞工薪酬逐漸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彼此差距愈來愈大；到2000年以後，儘管生產力持續增長，勞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滯不前，整體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愈來愈低。與此同時，資本家、企業高管、金融法律等專業精英的收入卻連番上漲。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歐洲各國也湧現種種要求「均貧富」的聲音；中國的民眾相對溫和，但也不時鬧出大廠員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選擇「躺平」的風潮。

結構失調導致人才泡沫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美國政府採用大水漫灌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危機，企業則紛紛推行遠端工作模式，不料卻引發「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錢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艱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義；三是遠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樣性。自從疫災爆發，美國出現了「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業人手招聘不足，經濟恢復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漸受管控，美國勞工荒才得以稍微緩和，但新的勞資關係卻又應運而生。最近，許多大公司的工人紛紛以反剝削的名義組織工會，向企業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這將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儘管人工飛漲，美國企業在招聘人才方面還是困難，在中國則呈現相反現象：工人不斷降薪，還是難以找到工作。根據國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發布的資料，預計今年內地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歷史紀錄，高達1076萬。而繼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備受規範之後，整個互聯網行業也迎來寒冬，美團、小紅書、鬥魚、B站等知名網上大平台近期紛紛緊縮，動輒裁員兩三成，其他不少行業也凋敝不興。這樣的就業情況下，誰還有叫罵狗屁工作的底氣？怪不得出現高學歷人才屈尊低就的華麗浪費。去年，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爭搶中學教師職位的新聞，激發關於人才配置扭曲的熱烈討論；今年，內地頻頻出現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排隊應聘基層政府職位，高才低就已變成習以為常，不再是新聞了。

內地人才與職位匹配錯位，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無疑是綿綿不絕的疫情，加上政府嚴厲的管控措施，造成經濟緊縮，對人才需求劇降。隨着疫情減緩，近期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優惠措施紛紛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內緩和矛盾，然而導致人才就業失調的長期因素不容忽視。從供給角度，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規模龐大，最頂尖部分在過去20年突飛猛進，可惜不少地區性大學還是相當落後，培養出來的所謂高端人才難以從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爭搶普通的工作。從需求來看，疫情和地緣政治造成一些外國企業撤離中國，加上民營經濟受到一定擠壓，導致市場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不足。

一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錯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創造財富的機會不均。在這個意義上，外國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單純是生產效率的問題，而是為市民提供更多創業致富機遇的問題。在一個機會嚴重不均的社會，難免會造成在經濟好的時候，工作就成狗屁，經濟差之際，工作就成華麗浪費。

建設一座提供優質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優厚的職位集中在以金融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在貧富懸殊變本加厲的困局下，這個行業免不了被詬病為對實體經濟有害無益的寄生蟲、滿口謊言的老千，甚至有從業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市民自然沒底氣痛罵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來務實，人才流動性很強，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大致得當，還不至於出現華麗浪費。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特區經濟面對兩大轉型，一是所謂「脫虛入實」，加大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比重；二是融入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面向內地市場。由於大轉型仍處於說得多、做得少的階段，所以普羅大眾並未覺得有什麼震盪，一旦轉型進入實質性階段，勞動力市場勢將大洗牌。本地現有人才結構不足以支撐嶄新的經濟結構，人才職位錯配在所難免，造成華麗浪費也就不足為奇。

依筆者管見，香港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減少陣痛，成功升級換代，應當立足於建設一座提供優差的城市。所謂優差，除了待遇可觀之外，還要讓人能夠安心相待，滿懷希望。只要能夠創造出一大批這樣的工作，目前不少經濟難題和社會困境自會迎刃而解。如何建設這樣的香港？這是筆者近期的一個研究課題，歡迎有興趣、有洞見的讀者加入共同討論。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環球金融中心，近年備受各種因素影響，有黯然失色之虞。在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開啟新篇，一大挑戰是如何保持和發揚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競爭實力」作為四大施政綱領之一，列舉多項相關措施提升香港國際化優勢，可見對此高度重視。這一課題進程之艱巨、意義之重大，確是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必須認真思考和應對。

保持國際化對本港內地愈發重要

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香港作為聯繫中外的國際都會，其獨特作用和意義不會減弱，只會日漸加強。

中美競爭力比併和博弈現已成為世界政經主線，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構。上月中，美國總統拜登動作頻頻，先是召集東盟10國到華府開會，隨後出訪南韓日本，期間啟動印太經濟框架。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指明中國為該國的最大對手，「中國是全球唯一國家，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並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日益增強實力，而足以實現此一意圖」；講詞亦系統闡述了對華競爭戰略。

面對波詭雲譎的政經局勢，中國經濟的外循環和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都需要香港產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

國際化深植於香港基因之中，從歷史維度看，這座城市一直是聯通中外的重要橋樑，在很多特殊時期發揮了獨特的效果。無論是在冷戰期間中外隔絕時期，還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香港都順應時勢，成為中外資金、貿易及人員往來的通道，服務了國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貢獻之餘，亦從中受惠。

在新時代保持國際化特色，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對於特區而言，既是歷史性機遇，也是歷史性使命。若能貫徹「一國兩制」的穩健基礎，成功發揮聯通中外的橋樑作用，香港的前景就會光明寬闊。

香港的國際地位在於作為接通國家的橋樑，不管金融商業抑或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和內地的聯接愈緊密和通暢，其對國際的價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國際化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基於各種原因，香港回歸後在有些方面和內地的聯繫並沒有變得更緊密。與此同時，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內地直接聯繫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自然相對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剛教授等學者的研究顯示，由於對於內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過去20年本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口中，所佔份額持續縮減，錯過了借力內地進口蓬勃增長的良機。

因此，積極融入祖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深入理解不同層次的需求，不斷加強各種聯繫和合作，香港才能為世界各地聯通中國發揮更大功能，為其國際化增加價值。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對於國家的特殊意義，在於其接連全球的獨特優勢。香港保持國際化特色，成為中國經濟外循環的一個關鍵樞紐，以及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平台及視窗，足以對國家的發展貢獻所長，相信這個定位更將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發展，理應圍繞這個定位，在以國際化優勢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下，加強自身優勢，開拓嶄新領域，打造獨特的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須靠堅持完善「兩制」

在守牢「一國」底線的基礎上，香港保持國際化的關鍵，在於堅持完善「兩制」。香港國際化之所以能夠獨秀於亞洲，除了歷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國的地利外，仗賴的就是「兩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場。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證，自由市場則提供平等機會；兩者造就了本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香港得以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吸引各地人士定居發展，形成了國際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軌國際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加上機遇處處，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能夠長期閃耀於世界。

由於全球局勢變幻莫測，風險和不確定性驟然大增，人們紛紛尋找相對安全的地方避險。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遷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險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礎保持穩健，為市民提供穩定的預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動盪的歲月尤其重要。

在國際化領域更上層樓

一個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變，充滿各種不確定性，自會給人極大的不安全感，最終影響資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堅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場，香港才能鞏固國際化的既有優勢，在新時代提升國際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的原有優勢之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積極面對寰宇政經形勢的變化，加強國際推廣和宣傳，主動拓展合作和聯繫，銳意增強國際競爭力。至於着力重點，筆者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擴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力爭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中東國家的主要國際融資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場、國際化的優勢、地緣和經濟往來的基礎，都是拓展這些市場的有利條件。打進這些新市場將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過程中，開創國際化的新內涵，增加國際化的新內容。無論是創科還是文化領域，香港需要積極聯接中國內地和國際的資源，走出去，然後引進來，逐漸形成聚集效應，建成具備吸附力的開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學支持其經管學院在創業之國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維夫創新中心」，目標就是聯接香港、以色列、大灣區的創新創業資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創新創業生態。

三、 廣開門戶，凝聚國際優秀人才。紐約、倫敦之所以是舉世公認的國際大都會，在於能夠吸引全球傑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資源優勢有目共睹，雖也有各種優才計劃，但特區政府吸納人才的總體思路仍不夠清晰，部分獎勵措施也不夠精細。

舉例來說，香港縱有高品質的國際化大學，但在吸引亞洲區內的優秀年輕人留學方面卻乏善可陳：不僅不如美國、英國，也顯著落後於新加坡、澳洲等。特區政府對大學招收非本地學生的限額乃屬作繭自縛，理應盡快讓大學自主決定，因為非本地生絕大部分是自費，不僅並無造成公共財政負擔，反而可為本港增加資源，帶來各種經濟好處。

此外，香港應該積極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學的支持下，港大經管學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緊密的聯繫，為其培養國際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過和越南學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學和研究。通過融入越南社會，可望提升香港大學的聲譽，吸引當地優秀青年赴港升學。

為吸引國際上最優秀的學生前來留學，特區政府應結合社會力量，考慮設置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之類的獎勵項目，提供優厚的留學條件。再者，放寬工作簽證對於吸引國際優才也至關重要。

總括而言，若能以積極開放的方式，增強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讓特區成為國際人才求學和創業的上選之地，同時亦為本地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以確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競爭中不落人後，東方之珠就自會愈發璀璨。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針對金融業數碼化，以「智慧銀行新紀元」為題，推出多項倡議；隨後於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銀行業要以科技為基礎的未來，旨在促進銀行採用科技、增強數據基礎設施、支持不斷發展的數碼生態系統。繼2017年清晰表達把虛擬銀行引進本港之後，該局翌年即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虛擬銀行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規定，在合乎其運作性質及所承擔的銀行業風險情況下，維持最少3億元繳足款股本。

香港的虛擬銀行計劃別具特色，包括：一、規定銀行不設實體分支機構，所有服務以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途徑提供。二、促進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納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參與所有權結構。四、維持風險和技術中立的監管框架。

2020年，8家虛擬銀行在港全面營運【表】，令特區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時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總額約為158億元，佔銀行業存款總額的0.11%。虛擬銀行存款額中，以眾安銀行和Mox Bank佔比最大，分別為38%和33%。基於開業初期須投巨資於辦公設備、員工成本、資訊技術等，並以較高的存款利率招徠客戶，從【表】可見，虛擬銀行紛紛出現稅前虧損，但隨着客戶數量和存款總額增加，假以時日，可望達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資料來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畢馬威

勢頭冒現 由西至東

虛擬銀行熱潮始於歐洲和美國，至今席捲中國、日本、新加坡、南韓等亞洲地區。目前，中國內地有19家非國有銀行，其中一些沒有實體分行，因此被歸類為虛擬銀行；2020年，其總資產為1.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共佔高達52%的市場份額。

至於日本，虛擬銀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虛擬銀行卻並無完整的銀行執照，只能提供單一金融服務，例如借記卡、信用卡、匯款等，透過替代數據開發自身（或採用第三方）的創新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主要開發類似社交媒體或遊戲的應用程式，有別於2000年代所採用的傳統銀行核心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

時至今日，在某些地區，女性和年輕人仍是傳統銀行忽略的客戶群體，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虛擬銀行則可補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設有虛擬銀行的地區中，最大的用戶群體介乎25至34歲以及35至44歲，其中女性佔重要比例。以南韓為例，女性客戶比例為49%，而當地虛擬銀行Kakao的女性用戶佔比更達57%。

亞洲第一家數碼銀行Jibun Bank早於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戶在該國所有虛擬銀行總客戶中佔比超過三分之一，顯示虛擬銀行對年輕及女性用戶有一定吸引力。

創意服務 破舊立新

虛擬銀行借助科技無遠弗屆的優勢，向客戶提供全天候數碼化服務，一律在線進行。服務對象集中於零售業及中小企業，範圍涵蓋基本零售銀行服務、商業和個人客戶的存款和貸款。由於採用數碼技術，除可降低作業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競爭力。首先，既可根據平台上客戶的大數據調整產品，從而吸引新客戶，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戶介面。舉例來說，客戶可以使用支付處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線發送和接收款項，以及使用電子錢包（如支付寶、PayMe），通過掃描二維碼方式來增值和進行支付。這種在線接觸客戶的技術，將有助於金融業開拓新市場。

年輕一代熱中於探索新技術應用，無疑是虛擬銀行的潛在客戶群，因而產生不少相關促銷活動，以便及早鞏固其市場影響力。例如某大虛擬銀行的推廣計劃，可讓客戶優先訂購人氣男團MIRROR演唱會門票，就曾哄動一時。由於營運成本較低，虛擬銀行或會透過推出五花八門的優惠和高達幾厘的優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為本 以長補短

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其企業調查數據庫中的16.4萬家公司中，約有89%的公司在金融機構擁有支票或儲蓄賬戶，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擁有銀行貸款或信貸額度。經濟學指出，信貸市場經常出現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而傳統實體銀行往往要求貸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為貸款擔保。事實上，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全球數據庫的最新證據顯示，超過70%的受訪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從正規金融系統貸款。

若傳統實體銀行無法區分借款人的風險水平，則會以提高利率增加風險溢價，從而減低損失。優質借款人因借貸成本過高而卻步，便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惡果，市場只餘下高風險借款人，導致利率上升和貸款減少，銀行營運成本大增。

資訊不對稱和高昂的營運成本，亦窒礙傳統銀行向低利潤、高風險客戶提供服務。虛擬銀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機；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創造「資訊資本」，降低交易成本，並減輕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以及對有形抵押品的依賴。這亦有助於改善風險評估和監控，而小額融資亦可以更為靈活，可根據客戶的信貸狀況及需求而提供貼身服務。

認清隱患 前途可期

至於虛擬銀行控股公司的多樣性，參與銀行業的公司種類愈多，就愈須在促進創新和包容性之間取得平衡，在維護金融穩定及充分競爭的同時，又要保護客戶群權益和市場誠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機。其次，虛擬銀行既採用數據技術，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會偏見卻易於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壞金融系統的包容性，何況人工智能算法亦難以百分之百滿足「公平」原則。

目前設於香港的虛擬銀行與其他現有銀行接受相同的監管，須由本地註冊銀行營運。大股東須為信譽良好，並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關當局監管的銀行或金融機構，這有助於維持創新和競爭市場的環境，同時確保最終用戶不必承擔不當風險。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監管中採用以風險為本和技術中立的方法，着眼於促進金融包容性和創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戶體驗。因此，在實施監管框架時，如何認清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性質及風險至關重要。

展望未來，虛擬銀行將會繼續利用數碼技術優勢，開發多元化產品和服務以吸引客戶，例如財富管理服務、各類促銷計劃（如購物折扣），以及為客戶提供具競爭力的存款利率，與傳統銀行競爭。其目標客戶群亦將不只局限於年輕一代，進而包括積蓄較多並愈來愈樂於接受虛擬金融服務的長者。

參考文獻：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謝國生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