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

2025年，被業界稱為「Agent元年」。 AI正在從輔助工具變成能自主決策的「虛擬合夥人」：過去需要團隊協作完成的代碼開發、設計、文案等工作，現在可以由創始人編排一組AI Agent來完成。 與此同時，另一組數據同樣醒目：「結構性替代」正在發生，當下企業在逐步調整人力模型：用AI做更多事、用更少的人完成標準化流程。 隨著Claude Code、Qwen Code等AI自動化程式設計工具被廣泛使用，基層程式師崗位需求驟減。

裁員潮催生了創業潮。 根據Carta 2025年的數據，獨立創始人創立公司的比例從2019年的23.7%躍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36.3% ，六年間增長了53%。 在國內，2025年上半年一人公司新注冊數同比增長47%。 從上海臨港到北京中關村、從蘇州工業園到廣東佛山，各地政府爭相出臺扶持政策，打造OPC （One Person Company）專屬創業園區。 今年全國兩會上，「智慧經濟新形態」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一人公司正從邊緣現象走向政策聚光燈下。

一人公司的核心魅力在於效率槓桿。 以往需要10個人做一周的工作，在24小時待機的AI智慧體助力下，只需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即可完成。 根據麥肯錫2025年報告，未來一個典型團隊可能只包含2至5名核心成員，卻能同時管理50至100個AI智慧體。 創業的啟動成本也前所未有地低，90%一人公司創業者的啟動資金低於500美金。 一個人、一台筆記本電腦，便可完成從產品設計、代碼開發到市場推廣的全鏈路閉環。

這一切聽起來令人振奮，但經濟學的冷水不得不潑一潑。

問題的關鍵在於：AI工具是普惠的。 你能用AI Agent搭建一間虛擬公司，別人同樣可以。 當技術工具變成人人可得的基礎設施，它降低的就不僅僅是你的成本，而是整個市場的進入門檻。 AI已經將創建和運營一家科技公司的關鍵生產要素商品化了。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正是完全競爭市場的經典特徵：大量賣者提供同質化產品，進入和退出幾乎無壁壘。 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中，短期利潤會吸引新進入者，供給增加推動價格下降，直到均衡利潤趨近於零。 這就是大家口中的「內卷」。 不是因為大家不夠努力，而是市場結構決定了努力的回報被無限稀釋。 數據也印證了這一擔憂：創業成功率大約只有10%，80%的創業公司生存時間不超過3年。 AI並不改變這一鐵律。

因此，一人公司的勝負手不在於「能不能用AI」，而在於「能不能用AI做別人做不到的事」。 經濟學告訴我們，超額利潤只能來自差異化和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護城河。 這可以是獨特的行業知識與數據壁壘，可以是垂直領域的品牌信任，也可以是難以被模仿的創意能力。 北京中關村一位創業者研發的「AI+動畫」工具上線不到一年，憑藉差異化的AI工具配置，在與美、日同類產品競爭中佔據優勢。 關鍵不在於「一個人幹完所有活」，而在於「一個人知道什么值得幹」 。

各地扶持政策已經在起步。 北京中關村提供拎包入駐、租金減免、彈性算力等支援; 蘇州提出到2028年打造OPC社區超30個; 上海臨港推出辦公、住宿雙免的創新魔坊社區。 上海浦東新區提出針對新註冊一人公司提供最高30萬元的免費算力。 這些措施解決了「從零到一」的問題，但還不夠。

完全競爭市場的解法只有兩條路：要麼退出，要麼製造差異。 政策的角色，正是幫助創業者走第二條路。 要真正降低內卷，政策需要從三個方向發力。 第一，促進差異化而非同質化競爭。 各地紛紛啟動的OPC社區在結構和服務上高度趨同，未能基於各自優勢差異化發展。 政府應引導不同城市聚焦不同垂直賽道，避免千城一面。 第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 在數位經濟時代複製極為容易，需要建立區塊鏈可追溯的成果保護機制。 沒有產權保護，創新者的超額利潤會被瞬間抹平。 第三，搭建協作生態而非孤立工位。 當前政策幾乎都停留在「基礎配套」，沒有推動OPC與本地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 一人公司需要的不僅是一張辦公桌，更是訂單、場景和上下游資源的連接。

一人公司是AI時代最激動人心的組織實驗，但它不是烏托邦。 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不會因為技術革命而失效，而一人公司最終比拼的，不是誰的 Agent 跑得更快，而是誰對「什麼值得做」看得更準。 當人人都能低成本創業，真正的競爭才剛剛開始。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載于《FT中文網》「明德商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