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

渣打集團上月中宣布計劃於2030年前削減逾15%的後勤及支援職位，受影響人數接近8,000。在投資者簡報會上，行政總裁溫拓思（Bill Winters）表示，銀行策略「並非單純削減成本」，而是在特定情況下，以金融資本與投資資本取代「低價值人力資本」。雖然他其後補充，銀行會為受影響員工提供再培訓、內部轉職等安排，強調削減職位只反映職能轉變，而非否定個人價值。

然而一言既出，負面印象難以一筆勾銷。新加坡前總統哈莉瑪（Halimah Yacob）就公開批評其冷漠用語令人不安。據報香港與新加坡的監管機構亦就裁員安排，要求銀行作出說明，包括企業是否以人工智能（AI）作為縮減人手的正當化理由。

這場爭議所以備受關注，在於它折射出AI不再只是提升效率的輔助工具，而是開始重塑招聘結構、職位層級與教育回報。

這種轉變對香港初階職位的影響尤其明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上月回覆立法會議員時指出，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已由2022年約8萬個，下跌至2025年約3.1萬個，跌幅約61%；其中行政、資訊科技及編程等職位減幅尤為顯著。

無庸置疑，AI引發的焦慮正由科技業廣泛擴散至白領與教育領域。過往需大量新人處理的文書整理、行政協調與初步分析工作，已漸由生成式AI完成。可見首當其衝擊就是原本讓年輕人投身工作的初級職位，如今正被重新設計或直接被系統吸收。

這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於2025年發表的《未來工作報告》，AI、資訊處理、機械人與自動化正同時在全球範圍創造與淘汰職位。其中增長最快的技能集中於AI與大數據、網絡安全及科技素養；而下降最快的則包括重複性行政類職位。

報告顯示，到2030年，約39%現有技能將被重塑或變得過時，約40% 僱主預計將在 AI 能自動化執行的領域縮減人手，但也有高達70%企業計劃招募具有 AI 新技能的員工。超過60% 僱主認為「技能缺口」（skills gap）是目前企業轉的最大障礙。AI真正改變的不只是職位數量，而是僱主衡量人才的準則，職場的核心競爭力變成能否提出關鍵問題、整合跨部門資訊，以及在不確定環境中作出判斷，而非單純執行既定程序的能力。

對畢業生而言，這亦意味着求職壓力來自「可替代性」上升的現實。當部分初級工作可由AI完成，企業招聘大學畢業生時，要求條件往往包括成熟的溝通、策劃與分析能力。職場學習曲線被提前至大學教育階段，學位不再等同就業保證，獲僱主青睞者須具備實習經驗、跨學科能力、國際視野，以及與科技協作的能力。

事實上，高等教育界正作出相應調整。在2025至2028年三年期內，8所資助大學將開辦約30項新課程，涵蓋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網絡安全、創意產業及可持續發展等新興領域，令課程設計與產業趨勢接軌。同時，教育局公布的2026/27學年指定課程名單中，不少院校在本科課程內，加入人工智能商業應用、智能資訊系統、創意媒體科技等元素，足見AI已全面向商業、傳播、創意及跨學科領域滲透。

即便如此，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亦同時浮現：教育應否只管追趕科技變化，還是應深思哪些能力難以被機器取代？

近年商業分析課程迅速崛起，逐步把傳統商科內容轉而結合Python、資料庫、統計與決策分析訓練，並設有AI相關選修方向，強調利用數據設計策略，聚焦塑造能夠「與AI協作」的人才。換言之，在AI發展一日千里的時代，商業分析正從一門專修技能，邁向商科教育重新界定就業能力的先決條件。

教學與評核方式無疑是不容忽視的另一環。以往一次性筆試、標準答案或學術論文為主的評核方式必須與時並進。高等教育勢必更重視口頭匯報、分階段作業與真實情境任務，以判斷學生的學習成果，而非只靠熟練使用AI輸出答案。至於教師的角色，亦將側重於引導學生提問、辨識錯誤、建立判斷框架，以及把零散資訊理出脈絡，達致深化理解。顯而易見，未來教育投資不應只管購買平台與軟件，更須仗賴師資培訓與倫理規範，否則只能提升課堂效率，教育意義卻蕩然無存。

AI普及化不一定表示人類能力被邊緣化。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指出，AI正使人類語言成為新程式語言，降低人機互動門檻，令職場競爭由編碼能力轉向問題表達、資訊整合與判斷能力。同時，Anthropic聯合創辦人阿莫迪（Daniela Amodei）認為，隨着AI能力提升，企業將更注重溝通、同理心與協作等人性能力，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將不減反增。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亦強調，機器難以完全複製人類的創造力與判斷力，在醫療分診或自動駕駛等涉及倫理與即時決策的情境尤其如此。

篇首所述的渣打事件，讓社會提前直接面對一個尖銳議題：在AI重塑經濟之際，究竟應由企業以效率與成本為價值標準，抑或由社會在制度與倫理層面辨清工作的意義？

未來職場將減少對重複性人手的需求，關鍵繫於哪些能力會被放大、哪些階梯會被抽走、哪些人可能在轉型中被邊緣化。明乎此，教育不應僅為市場輸送技能，更應以培養判斷力、適應力、溝通力與倫理意識為先。若企業只懂以成本與產出衡量人才，最先流失的恐怕不單是職位，而是制度對人的基本尊重。要是學校盲目追趕科技潮流，而忽略培養新時代所需的人文與批判能力，掌握新工具並無助於適應變局。

總而言之，這場有關企業部署的輿論激發出香港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在AI重塑經濟之際，我們是否已準備好重新定義工作、教育與人的本質？

謝國生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教學副教授、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經濟及商學學部助理學部主任、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