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渣打集团上月中宣布计划于2030年前削减逾15%的后勤及支援职位，受影响人数接近8,000。在投资者简报会上，行政总裁温拓思（Bill Winters）表示，银行策略“并非单纯削减成本”，而是在特定情况下，以金融资本与投资资本取代“低价值人力资本”。虽然他其后补充，银行会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再培训、内部转职等安排，强调削减职位只反映职能转变，而非否定个人价值。

然而一言既出，负面印象难以一笔勾销。新加坡前总统哈莉玛（Halimah Yacob）就公开批评其冷漠用语令人不安。据报香港与新加坡的监管机构亦就裁员安排，要求银行作出说明，包括企业是否以人工智能（AI）作为缩减人手的正当化理由。

这场争议所以备受关注，在于它折射出AI不再只是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而是开始重塑招聘结构、职位层级与教育回报。

这种转变对香港初阶职位的影响尤其明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上月回复立法会议员时指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已由2022年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约3.1万个，跌幅约61%；其中行政、资讯科技及编程等职位减幅尤为显著。

无庸置疑，AI引发的焦虑正由科技业广泛扩散至白领与教育领域。过往需大量新人处理的文书整理、行政协调与初步分析工作，已渐由生成式AI完成。可见首当其冲击就是原本让年轻人投身工作的初级职位，如今正被重新设计或直接被系统吸收。

这亦非香港独有的现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5年发表的《未来工作报告》，AI、资讯处理、机械人与自动化正同时在全球范围创造与淘汰职位。其中增长最快的技能集中于AI与大数据、网络安全及科技素养；而下降最快的则包括重复性行政类职位。

报告显示，到2030年，约39%现有技能将被重塑或变得过时，约40% 雇主预计将在 AI 能自动化执行的领域缩减人手，但也有高达70%企业计划招募具有 AI 新技能的员工。超过60% 雇主认为“技能缺口”（skills gap）是目前企业转的最大障碍。AI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职位数量，而是雇主衡量人才的准则，职场的核心竞争力变成能否提出关键问题、整合跨部门资讯，以及在不确定环境中作出判断，而非单纯执行既定程序的能力。

对毕业生而言，这亦意味着求职压力来自“可替代性”上升的现实。当部分初级工作可由AI完成，企业招聘大学毕业生时，要求条件往往包括成熟的沟通、策划与分析能力。职场学习曲线被提前至大学教育阶段，学位不再等同就业保证，获雇主青睐者须具备实习经验、跨学科能力、国际视野，以及与科技协作的能力。

事实上，高等教育界正作出相应调整。在2025至2028年三年期内，8所资助大学将开办约30项新课程，涵盖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网络安全、创意产业及可持续发展等新兴领域，令课程设计与产业趋势接轨。同时，教育局公布的2026/27学年指定课程名单中，不少院校在本科课程内，加入人工智能商业应用、智能资讯系统、创意媒体科技等元素，足见AI已全面向商业、传播、创意及跨学科领域渗透。

即便如此，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亦同时浮现：教育应否只管追赶科技变化，还是应深思哪些能力难以被机器取代？

近年商业分析课程迅速崛起，逐步把传统商科内容转而结合Python、资料库、统计与决策分析训练，并设有AI相关选修方向，强调利用数据设计策略，聚焦塑造能够“与AI协作”的人才。换言之，在AI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商业分析正从一门专修技能，迈向商科教育重新界定就业能力的先决条件。

教学与评核方式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另一环。以往一次性笔试、标准答案或学术论文为主的评核方式必须与时并进。高等教育势必更重视口头汇报、分阶段作业与真实情境任务，以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果，而非只靠熟练使用AI输出答案。至于教师的角色，亦将侧重于引导学生提问、辨识错误、建立判断框架，以及把零散资讯理出脉络，达致深化理解。显而易见，未来教育投资不应只管购买平台与软件，更须仗赖师资培训与伦理规范，否则只能提升课堂效率，教育意义却荡然无存。

AI普及化不一定表示人类能力被边缘化。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指出，AI正使人类语言成为新程式语言，降低人机互动门槛，令职场竞争由编码能力转向问题表达、资讯整合与判断能力。同时，Anthropic联合创办人阿莫迪（Daniela Amodei）认为，随着AI能力提升，企业将更注重沟通、同理心与协作等人性能力，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将不减反增。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亦强调，机器难以完全复制人类的创造力与判断力，在医疗分诊或自动驾驶等涉及伦理与即时决策的情境尤其如此。

篇首所述的渣打事件，让社会提前直接面对一个尖锐议题：在AI重塑经济之际，究竟应由企业以效率与成本为价值标准，抑或由社会在制度与伦理层面辨清工作的意义？

未来职场将减少对重复性人手的需求，关键系于哪些能力会被放大、哪些阶梯会被抽走、哪些人可能在转型中被边缘化。明乎此，教育不应仅为市场输送技能，更应以培养判断力、适应力、沟通力与伦理意识为先。若企业只懂以成本与产出衡量人才，最先流失的恐怕不单是职位，而是制度对人的基本尊重。要是学校盲目追赶科技潮流，而忽略培养新时代所需的人文与批判能力，掌握新工具并无助于适应变局。

总而言之，这场有关企业部署的舆论激发出香港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在AI重塑经济之际，我们是否已准备好重新定义工作、教育与人的本质？

谢国生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学副教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经济及商学学部助理学部主任、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