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東亞國家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發展。雁行理論指出，作為「領頭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業化，並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帶動其他國家發展，令東亞經濟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梯度推進的產業分工體系，其結構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論在二戰後幾十年的經濟實踐中得到驗證，日本企業全球擴張的策略不但塑造了東亞製造業的格局，也成為後來中國、南韓等國家企業全球化之範本。

放眼今日的世界，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產業政策和政府干預的重要性，激烈的競爭帶來國家在商業和技術上的互相防備，這個重要的理論看似已經不再符合現時經濟局勢。當前世界經濟再次面臨變革關口，自動化、人工智能、地緣政治衝突和供應鏈重組正在重塑全球製造業的版圖；曾經主導產業轉移的「雁行理論」是否仍然適用, 對我們了解今日中國經濟轉型，及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互動，又有甚麼參考作用？

1985 年，面對美元利率上揚及持續升值，美國召集當時的五國集團（美、日、英、法、西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訂影響深遠的《廣場協議》，通過對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引導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貶值。日本所受影響最大，兩年間日元升值超過1倍，令日本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嚴重打擊該國出口，尤其是汽車與電子產品等行業。

面對匯率衝擊和國內成本上升，日本企業隨之展開史無前例的海外生產轉移浪潮，汽車、電子、家電等行業的龍頭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遷往亞洲各地，尤其是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即後來的亞洲四小龍。此舉不僅是為了規避匯率波動，更是基於雁行理論的邏輯：日本企業在本國完成產業升級後，將低附加值製造環節搬到成本較低的地區，而這些後發經濟體在承接日本產業的過程中，也逐步實現自身工業化。到1990年代初，隨着四小龍經濟水平提升，日本製造業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展。地理位置臨近，且有政策支持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成為新的目的地。

以豐田在北美市場的策略為例，通過建立生產基地和進行本土研發的方式融入美國的產業鏈。1980年代在美國首先推出的Camry房車，不但在北美市場廣受歡迎，也成為豐田打開國際市場的一款旗艦型號。2000年代初，豐田超越福特，並在2008年超越通用汽車（GM），成為全球銷量第一的汽車製造商，可見注重品牌建設策略所帶來的高回報。

日本企業雖然通過全球化獲得新的發展機會，但日本經濟卻為這一輪全球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於大量企業將生產線外移，該國製造業逐步「空心化」（hollowing out）。就業機會減少，製造業投資停滯，生產總值增長陷入長期低迷，日本經濟進入「迷失的十年」。日本企業因而開始反思成本驅動型全球化策略的可持續性。踏入21世紀，日本企業的全球化策略隨着世界經濟格局改變而發生變化，尤其關注品牌的塑造，並與聚焦技術獲取（technology acquisition），表現為大規模的海外併購和研發投入。

近年來，對外面對美國持續打壓，對内面對市場增速放緩，中國内地企業也一如40年前的日本企業，處於必須求變的關鍵時刻。然而今天的環球經濟與1980年代相比已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雁行理論是否依然適用？内地企業又是否能與上次一樣成爲領頭雁，為亞洲帶來另一次突破的機會呢？

值得留意是，1980年代的雁行模式源於非常獨特的歷史時期。首先，此理論所描述的「梯度推進」結構有賴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大盛時的國際合作，不但講求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互信合作，更要放下競爭和敵意。在逆全球化聲勢日益凌厲的今天，貿易保護主義和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會令產業和技術的轉移舉步維艱。

2010年代以後，曾為「領頭雁」的日本亦因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而開始對全球化策略進行結構性調整，各大企業甚至出現產業鏈回歸及再本土化的趨勢。2022年，索尼就宣布將與台積電合作，在九州興建芯片工廠。本應將資源投入下一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動產業鏈回歸或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管理產業鏈的抗風險性。正在苦等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的衆多發展中國家，則眼見經濟發展機會愈來愈少。

科技進步及自動化生產的大規模應用也是雁行理論受質疑的另一原因。自動化生產可令勞動密集型商品的成本大幅降低，切斷維持雁行機制運轉的主因：若機械人可以替代廉價勞動力，企業就不再需要將生產鏈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世界銀行一項研究發現，國家的工業機械人數量超過某一臨界值後，其數目與該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就成負相關關係。換言之，自動化生產愈發達的國家， 在其他國家投資進行產業轉移的動力就愈低。

中國内地企業「出海」重新演繹「雁行模式」

中美競爭雖為國際貿易平添重重障礙，但也為多年未見變化的環球經濟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國政府透過各種政策控制中國經濟崛起，導致企業紛紛開始採用所謂「中國+1」的策略，在保全中國市場和生產基地的同時也尋求位於中國周邊第三方國家的供應商，以分散地緣政治風險，愈來愈多中小型经济体因而得以參與全球供應鏈。其中以越南、泰國、印尼等東盟國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部分中南美國家獲益最多。以東盟國家為例，2023年中國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總額超過250億美元，按年增長34.7%。長期被幾大貿易國主導的供應鏈變得多元化，有助於建立多元的國際規則及體制。

中國内地企業「出海」也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嶄新商業模式。哈佛商學院教授喬許·勒納（Josh Lerner）等人在最新研究中發現【註1】，中國企業在近20年來壯大的同時，其商業模式也漸對新興市場帶來正面影響。中國的風險投資者在全球投資中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新興市場的投資也大幅增加。又因為這些投資通常傾向於進入由中國企業主導的行業，包括教育科技、數碼科技及金融科技等，導致這些行業在全球新興市場當中的發展明顯快於其他行業。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企業主導的行業中，新興市場的本土投資者也開始借用中國企業投資和商業模式來進行投資，加大創業創新力度，勒納的研究總結中國對外投資，對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對比日本企業外移時期向周邊國家進行企業轉移，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在全球化過程中，對新興市場帶來資金和商業模式改變，未嘗不是對雁行理論的全新詮釋。儘管時代不斷變化，但國際合作既仍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元素，未來的環球經濟亦勢將朝着更多元化和科技主導的方向邁進，不同規模的國家，不同行業的企業都會有更多機會參與全球供應鏈。

不過多元化并非自然發生，而需要不同國家通力合作。近期特朗普新政府對貿易夥伴甚至盟友的重關稅政策，有機會會引起覆蓋全球的貿易戰。一旦環球經濟陷入貿易戰，多邊貿易成本變得更高。各國為了保障自身利益，或會選擇縮減海外投資和合作。長此以往，只會動搖各國對合作的信心，令中低收入國家的發展難上加難。

註1: Lerner, Josh, Junxi Liu, Jacob Moscona, David Y. Yang (2024) “Appropri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