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ctions on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對反修例運動的一些思考
最近香港已經到了三日一示威，五日一遊行的地步。筆者早知香港民怨甚深，卻不知深到這個程度。有人把香港人的示威反抗歸咎於通識教育，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很次要的考慮。如果“洗腦”真是這麼容易的話，教會學校的學生一定都變成了教徒，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己之所欲 欲施於人
對於近期此起彼伏的遊行示威，筆者不禁聯想起自己在教授「博弈論」一門課時喜歡和同學討論的一個虛構的審判案例。假設某宗案件的審判結果只有三種：無罪釋放、終生監禁和死刑。有三位法官，他們對這宗案件各有各的看法，其中一位認為犯人根本沒有犯法，應該無罪釋放；但若在死刑與終生監禁之間，則寧選死刑，皆因這位法官熱愛自由，信奉“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freedom or give me death）的人生觀；筆者上課每次提到這點，同學就會哈哈大笑。
這個案例之所以耐人尋味，原因有二。第一，同一個犯人，同一類案件，同一批法官，在三種不同（均爲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裁決程序之下，竟然出現三種不同的結果，這不禁令人思索何謂公義。第二，在其中一種程序之下，上述那位法官起到關鍵作用，他雖然不能使那犯人無罪釋放，卻成功令他得到死刑，逃過終身監禁的厄運！這個法官基於對自由有崇高的理想，認為別人要接受自己的看法，變成好心做壞事。
聚焦目前香港社會，有示威者爲了迫使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誓不罷休，把運動升級，延伸到各個社區。他們要別人接受這種長期對抗的生活，這是否與他們原先標榜自由的目標背道而馳？事實上警民衝突隨之而不斷加深，這對別人是否公道？
報酬遞減法則
經濟學上有一個重要定律，叫報酬遞減法則。完成一件事情最後20%所付出的代價，往往要較完成開頭80%為大。考試成績達到80分不是很難，但是從80分提升到95分就很難了。把一件產品做到合乎規格、耐用美觀不難，把它提升至一級水平卻很費勁。身為學生，是否值得花時間把成績從80分提升到95分呢？身為商人，是否值得盡力做到精益求精，令產品更上一層樓呢？對於這些問題，答案其實並非必然，因爲其中所需的額外努力，也許可以花在別的用途上，帶來較大的收益。
回到反修例運動上，擱置修訂《逃犯條例》是個很大的成就，要給它一個分數的話，那至少值80分。筆者已在本欄上一篇文章中表示，當務之急是恢復秩序，從長計議，而不值得再把行動升級，去迫使對方做出更多的讓步。這兩三周的發展，亦證實了更多的群衆運動事實上會帶來更多的衝突（現在示威者和警方不僅對6.12事件中對方的行為不滿意，還對7.1攻佔立法會大樓事件，以致之後屯門，上水，沙田的遊行示威中對方的行為感到不滿意），如此下去，社會進一步撕裂，到了難以修補的地步。
當初政府要強勢通過修例的時候，站出來反對是勇氣的表現，但是當政府已經讓步，還要打落水狗的話，就是不知進退，貪勝不知輸，這是兵家大忌，亦有違中庸之道。
以情害意的謬誤
有一種叫「以情害意」的思考謬誤。許多概念都帶有貶義，如偷竊、殺人、縱火，一些人做出此等行為，背後可能有其「正當」的理由，因此就把偷竊說成不是偷竊，殺人不是殺人等等， 這正正犯了以情害意的謬誤。
西方有個俠盜羅賓漢的故事，他同情弱小，救助窮人，那是俠義表現；他打劫富人，是盜的一方面。俠盜是不一樣的盜賊，但始終也是盜賊，我們不會因爲欣賞這個人而忽略他的盜竊行為。鄧小平也說過黑社會也有愛國的，但是愛國的黑社會仍然是黑社會，不會因為他們愛國就不是黑社會，不然的話，「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就是一個僞命題。
反修例運動中，經常出現的口號是「沒有暴民，只有暴政」。7月1日強闖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的示威者當然是暴民，怎能說不是呢？你可以說他們有崇高理想，或者是不得已才這樣做，但是這群使用暴力的市民，為達目的而罔顧法紀，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否定這一點，既强詞奪理，也有推卸責任的嫌疑。他們最後會不會被判有罪，這是法庭的決定，我們既然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就交由法官裁決好了。
最優化決策中的約束條件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次逃犯條例修訂事件證明香港現有體制已經完全破產，要改變這個體制，並不是香港人自己可以説了算，必須得到中央政府同意才行。然而內地是個專制的政權，人權法治觀念薄弱，習近平上台以後，情況更加變本加厲，要説服北京接受香港重啟政治改革，殊非容易。再者，中國的經濟實力如日方中，而監管社會的能力日益强大，這個趨勢在今後二十年保持，應可算意料中事。以為把行動升級，就可以迫使內地領導讓步是非常冒險的想法。要取得對方同意，香港人如非必要，不應加以冒犯，必須令對方相信香港人是克制的、成熟的，即使民主化之後也不會出亂子。之前的百萬人和平行動，充分反映了大部分市民的素質。可惜其後出現的升級行動，特別是7月1日攻佔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卻大大損害香港人和平理性的美好形象。筆者認為，香港現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衝突，而是更多的冷靜思考，和友善的對話。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