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do Chinese companies overcome challenges for global expansion
如何應對中國企業在一球兩制下的困惑
近日最矚目的國際新聞，莫過於特朗普總統頒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國國民和企業在45天後停止與TikTok和騰訊微信的交易。此前國務卿蓬佩奧已提出了對中國的「清潔網絡」行動。
TikTok讓用戶分享短視頻，其母公司為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在內地經營抖音和今日頭條。TikTok是抖音的國際版，在美國市場就有一億名用戶。騰訊更是無人不知，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遊戲經營商，它的微信集合了臉書的分享和WhatsApp的通訊功能，還可以進行電子支付。由於國內限制使用外國公司開發的社交媒體和通訊工具，在美華人一旦停止使用微信，他們跟國內的家人朋友通訊和生活分享，就會大受阻礙。
中國有全球最大型、最蓬勃的社交媒體市場，各式各樣的平台都有。舉例說，藍城兄弟公司旗下的Blued於7月初在美國納斯特上市。它是內地LGBTQ同志社群的一個社交平台，創立於2012年，在全球擁有4900萬個註冊用戶，每月活躍用戶數達600萬，其中49%在海外市場。根據英國專營企業顧問兼資產管理業務的公司LGBT Capital的估計，2009年年底，中國內地總人口中，同志數量達7470萬人【註】，蘊含龐大商機，市場潛力非同小可。中國容許這類社交平台存在，實在功德無量。
筆者對bilibili（簡稱B站）亦頗感興趣，它是一家以中國Z世代（1990至2000年期間出生）的年輕人為對象的次文化社交平台，提供內容包括動畫、漫畫、遊戲和小說等等，2018年在美國上市。除了主動製作和購入的內容，平台容許會員成為up主，在網站中上傳影片、音信和其他資源，賺取收入，類似YouTube上的YouTuber。2020年4月「老番茄」成為首位擁有超過一千萬名粉絲的up主。
想成為B站正式會員，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100條選擇題問答，到目前為止，測試過關的正式會員數達到8200萬，第12個月留存率超過80%。B站正在努力「出圈」，即在保留Z世代為核心用戶的同時，不斷擴大服務對象；但公司業務仍在虧損之中，若出圈未能收到預期效果，更有兩面不討好之虞。
中國的社交媒體多姿多采，固然可喜可賀，但正當要衝出中國內地，走向全世界之際，卻遇到美國橫加阻撓。
特朗普總統以侵犯美國用戶隱私，危害該國國家安全為由，提出取締TikTok和微信。筆者認為，即使有關公司侵犯隱私的理由得以成立，亦不一定須在短期內賣給美國公司，以免割價求售，既對TikTok的創辦人和股東不公，更可視為對外國投資的侵權行為；倒不如讓有關公司交代如何改善情況，然後再作打算。有報道指TikTok打算為此對美國政府興訟，筆者相信這不失為可行之法，亦是企業在文明社會中解決糾紛的正當手段。
筆者覺得，北京政府可以在兩方面應對。第一，就是開放內地市場，讓外國的社交媒體如臉書、WhatsApp、谷歌等進入。否則美國取締微信和TikTok之舉，將被視為對中國現行政策的反制，也就無可厚非。要是中國開放社交媒體市場，美國卻仍對微信和TikTok設限，那麼道理自然在中方。
無獨有偶，攜程旅行網聯合創辦人梁建章，最近就在一篇在社交媒體中瘋傳的文章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題為〈以「開放」對「封閉」可以助贏中美外交戰〉說到：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開放谷歌、臉書、LINE等網站，反倒是美國封鎖了微信，或者TikTok，結論就是中國創造出比美國更開放的媒體環境。這對美國一向標榜的自由、開放和法治的國際形象會形成極大打擊……將為中國在國際形象戰中扭轉局勢，打壓中國的所謂正義性也將蕩然無存。」
另一項措施，就是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缺乏法治觀念，人權保護不足的印象。事實上不得不承認，相對於在過去40年來的驚人經濟發展，中國同期在促進人權與保障法治方面的進展卻遠遠落後，實須急起直追。
近期國內的社交媒體廣泛報道了張玉環的冤案，事緣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有兩名小童死亡，當地警方懷疑當時26歲男子張玉環為兇手，1995年初審即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張不服上訴，2001年再審，判詞指證據確鑿，沒有疑點，維持原判。然而身在獄中的他仍不放棄，幾乎每周寫一封請願信，前後發出了一千封。最近法院終於重審，8月4日宣判張玉環無罪，當庭釋放。
他在出獄後透露，有一次偵查人員帶了兩隻狼狗，要他簽署認罪書。張不服，竟出現了一場用活人餵狗的酷刑逼供。雖然事過境遷，但談起這番經歷，張玉環依然猶有餘悸，更憤憤不平。
假使沒有堅如鋼鐵的意志，假使身體早已支撐不住，假使欠缺家人的信任和長期支持，這宗26年的冤案就沒有今天水落石出的一日。到底全中國有多少個張玉環呢？又有多少嚴刑逼供的冤案並未獲得平反呢？此事實在值得大家深思。
冤假錯案全世界都有。處理張玉環案件的偵查人員有可能真的相信張是殺人犯，因此用了非常手段對付他。然而，一個國家的執法人員和官員自以為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做事毫無底線，不擇手段，豈不令人極度擔憂？此亦是中國難獲國際社會信任的一個原因。相反，若官員和執法人員能克己守法，尊重人權，自會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中國政府實在應該在這方面加倍努力。
現在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要衝出中國，走向世界，卻因為中國自身市場封閉和對人權尊重不足而受到歧視。在「一個地球，兩種制度」之下，這些企業難免要在放慢或停止國際市場發展，分拆國際業務，甚至是離開中國之間做困難的選擇。筆者相信，若中國政府能在以上兩方面努力，則將來一旦再次發生美國壓制微信和TikTok的類似事件，問題亦會簡單得多。中國不能決定外國怎樣相待它，卻可以視逆境為時機，自我提升。
註： “Estimated LGBT Purchasing Power: LGBT–GDP data as of year-end 2019”, LGBT Capital, 2020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