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稅制能否改善財富不均?
困擾香港特區的貧富懸殊問題揮之不去，令人憂慮，但究竟何謂富人？根據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現代財富調查 【註】，2021年美國人對富有的定義是資產淨值達190萬美元。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全球財富報告估計，2020年全球有5610萬人的個人資產逾100萬美元，其中約2000萬人居住在美國，而當中700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21.5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
在社會經濟或個人健康受到衝擊時，財富固然能提供安全網，亦能在經濟穩健時為營商和事業發展提供資本，但貧富差距加劇卻有損社會穩定。最近有報道指出，新加坡正研究透過稅制改革收窄財富差距。
按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每季度估算，2020年美國家庭淨資產（不包括16.6萬億美元債務）為130.2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加11.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以資產計，有養老基金和存款（70%）、房產（25%）以及其他有形資產（5%）；債務中，抵押貸款約佔三分之二，學生債務佔10%。若按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2020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淨資產為101萬美元，而個人平均淨資產約為39.3萬美元。
然而平均財富與現實的財富分布卻大相逕庭。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分析，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79%以及經濟收入的35%；其他國家的對應比率則分別為52%和24%。
在2021年6月，皮格提（Thomas Piketty）和李揚在世界財富與收入分布數據庫WID.World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自踏入本世紀以來，收入不均情況嚴重加劇。過去20年間，資本佔比和頂尖財富佔比大幅攀升，資本增至佔國民收入的45%，相當於高收入國家資本份額的1.5倍以上；而頂尖財富佔比（首0.001%）現更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收入最高的1%組別，在工資總額中佔比高於收入最低的50%的一群，與特區回歸前正好相反。在1981至2018年間，收入最高1%組別的工資佔全港收入的比率，從10.7%升至16.3%；而最低50%組別則由18.7%降至11.6%，可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收入不均一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因。以美國為例，收入最低的90%美國人平均開支佔其稅後收入的99%，反觀收入最高的10%美國人的同項佔比僅為64%。美國富人有充裕的資金投資金融產品，令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勝整體經濟。在1981年，美國金融資產為本地生產總值的2.3倍，到了2020年已增至6.1倍。這亦印證了皮格提在其經典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的論點：當資本回報率大於經濟增長，金融資產增長就會快於經濟，形成財富不均。
其實美國財富不均的情況，在1910至1950年間有所下降，直到1980年亦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其後卻大幅增加。過去40年來，聯儲局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加上利率持續下降，一直是驅動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使財富不均持續惡化。隨着利率下降，長期國債和大額資本化普通股的年均回報率分別為9.4%和11.5%。樓價不斷上漲，同樣加劇貧富懸殊。再者，儲蓄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令小存戶備受金融壓制。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就加徵財富稅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從23.8%增至43.4%，並追溯到2021年4月。另一項建議則把免稅遺產值由1170萬美元降至350萬美元；觀乎目前70歲或以上的美國人，合共擁有35萬億美元財富之多，這無疑是龐大的稅收來源。另一引發廣泛討論的建議，是將公司稅率提高到28%。
一些經濟學家就曾警告，提高公司稅率恐會促使企業利用加價方式，把稅務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公用事業公司則可透過法律框架提高水電費，以彌補稅務成本，以致中下階層消費者蒙受損失。至於財富稅，在九十年代，尚有10多個歐洲國家加以徵收，但如今只有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三國維持這項稅收，而起步稅率均不足1%，預計稅收只有6位數，對國庫幫助不大。
財富稅難以在歐洲有效實施，皆因資產價值難以估算，有些更可隨時移動。瑞典即使財富稅率較低，已促使部分非常富有的公民（如宜家的創辦人）遠走他方，瑞典政府於是在2007年廢除個人財富稅。至於法國，從《新世界財富》的數據可知，自2000年以來，約有7萬名百萬富翁遠走他國避稅，因此法國亦於2017年步瑞典後塵。在1991年，奧地利亦取消徵收了長達數十年的財富稅，理由是計算徵稅的行政負擔過重。
提高公司稅率會直接影響企業收益、現金流和獲利回報率，繼而降低風險資本的稅後回報。直接打擊風險投資動機，對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構成重大影響，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近數十年來，科技進步和自動化技術取代了美國的半熟練技工。企業把大量低技術的工序搬遷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並致力發展高科技及專業服務。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的薪酬得以水漲船高，低技術工人則面臨減薪或裁員的危機，令這兩類工人的貧富差距有增無已。
缺乏反壟斷法保障，資訊技術和通訊服務等領域的大企業，可通過併購初創企業和開發新技術打擊潛在競爭對手。由於市場競爭有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一直高企，這尤其影響到資金供應有限的經濟階層。
美國在反壟斷法方面正處於十字路口。最近拜登宣布了一項促進競爭和減輕主要行業壟斷的行政命令，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美國政府處理谷歌和臉書等技術主導平台的方法備受投資者關注，皆因此等龍頭企業一旦分拆，其價值可能高於當前市值，投資者更有望富者愈富。
財富不均問題錯綜複雜，要有效解決殊非易事，政治上亦極富爭議。除了要拆解深層原因，亦須透徹分析各種辦法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經濟歷史學就滿載着公共政策事與願違的結局。
如前所述，恰當穩健的稅收政策固然可作為解決之道，其他可行方案包括通過教育投資、醫療保障和完善退休金制度，應足以對財富不均現象產生較持久的正面影響。
【註】： Charles Schwab Modern Wealth Survey 2021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