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踏入2025年最後一季，中美經濟戰火重燃。當前全球經濟的焦點，落在本月底在南韓慶州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中。但在APEC會議舉行之前數天，在地球的另一邊，有另一事情也值得關注，那是10月26日阿根廷立法機關的中期選舉。

阿根廷經濟多年來屢次陷入困難甚至危機。2023年底總統大選時，有「狂人」之稱的哈維爾·米萊 (Javier Milei) 異軍突起，奪取了總統寶座。也許是阿根廷民眾厭倦了之前反覆失敗的各種經濟政策，所以願意給這位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 實施他信奉的經濟政策的機會。四年的總統任期很快已過了一半，在即將來臨的立法機關選舉中，有一半的下議院 (Chamber of Deputies) 和三分一的上議院 (Senate) 議員要換班。選舉結果直接反映阿根廷人對米萊政策的態度，也影響到有關政策在隨後兩年的延續性。按阿根廷的選舉規則，18至70歲的公民必須投票，而選票是以政黨而非候選人為基礎，政黨則按選票比例分配議席。

阿根廷的選舉結果也會帶來一定的國際影響。一來是阿根廷作為自由意志主義經濟政策的實驗室，無論結果如何，都可以作為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參考。二來是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是當前中美角力的一個場所。如米萊在上月暫停阿根廷大豆及一些穀物的出口稅，提高了阿根廷農民出口大豆到中國的收入。相比之下，美國農民在今年沒有收到中國購買大豆的任何訂單。

若要一言蔽之，阿根廷的核心經濟問題，在於政府多年來的過度開支。早期的財政赤字靠發行貨幣來支付，導致通貨膨脹。通脹促使多次貨幣改革，如改變貨幣單位，一單位新披索等於一千或一萬舊披索，以減少鈔票上“零”的數目。又如在經歷了3000%年通脹率後，在1991年引進貨幣發行局制度，將披索與美元掛鈎，借用美國的貨幣政策取代自己失當的貨幣政策。但政府開支沒有充分壓縮，財政赤字不能通過印鈔解決、便通過發債彌補，導致債臺高築。1956年至今，阿根廷動用了國際貨幣基金 (IMF) 21次緊急援助 (bailouts)，又自1951年起，已有6次主權債務違約。情況之嚴重及失控，可見一斑。此外，上述的貨幣發行局制度畢竟對政府財政約束太大，到2002年便被取締，阿根廷披索在央行管控下重新浮動，政府又可發行貨幣應付開支。

2023年下半年，阿根廷經濟面對的，仍然是持續數十年揮之不去的問題，包括三位數字的通脹率、連續六個季度的經濟收縮、司空見慣的財政赤字、所餘無幾的外匯儲備、備受貶值壓力的披索等等。當時米萊的競選政綱，包括多項激進的經濟改革。他主張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和人手、關閉一些政府部門 、放寬管制以減少官僚對商業的操控、把一些國有企業私有化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廢除中央銀行及美元化，即以美元替代披索作為阿根廷的流通貨幣。但政客上台後面對各種制約，競選時的承諾並不能一一兌現。米萊執政後，並沒有用美元取代披索，原因是阿根廷的美元儲備太少，及美元化會限制阿根廷經濟自主性，在國會中缺乏支持。在廢除中央銀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減稅及稅務改革等多方面，都因政治和立法上的阻力而沒有全面推行。

在今年二月美國的一次政治集會中，米萊和特斯拉的馬斯克在台上高舉電鋸歡呼，為阿根廷和美國大幅削減政府開支的做法站台。當時馬斯克還在負責特朗普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馬斯克的DOGE虎頭蛇尾，很快從新聞中消失；但米萊上任後半年，便減去政府開支達GDP的5.6%，下手不可謂不重。削減開支使阿根廷政府在2024年錄得財政盈餘，是123年以來的首次，年通脹率亦由去年4月近期高峰的290% 下跌至本年8月的33%。然而，削減的政府開支，主要在社會福利、補貼和環保方面，以及政府部門的大幅裁員，自然增加了貧富不均和社會張力。

無論是國家、企業或個人，過度開支不可持續，雖然短期內還可以借債度日，長遠而言必須緊縮開支(austerity)，除非有新的收入來源。在國民經濟層面，政府財政有濃厚的資源再分配結果，自然有各種政治考量。一方面的考量是如何取捨，壓縮開支從哪方面入手。上面提到米萊建議廢除或削減的政府部門，都是和文化、環保、性別多元性、教育等有關，這明顯反映出他極端保守的傾向，自然也招來相對左傾人士的批評和抗爭。另一方面的政治考量，是民眾的耐性。即使民眾對如何緊縮開支達成共識，但對艱苦日子的耐受力卻未必相同。民眾難以判斷政策最終是否有效，投票給米萊是希望他的政策成果符合自己的預期；但政策奏效需要時間，米萊亦可能在經濟重拾正軌之前已失去民眾的支持。

阿根廷GDP 在今年首季錄得 6% 的年增長率，算是不錯的成績；但隨後經濟重現困難，首先表現在披索的大幅貶值。事實上 ，在上述各項政策的背後，是透過外匯管制的穩定匯率。這只是短期權宜之計，並不符合米萊自由意志主義的思想，也和IMF提供援助的條件有一定差距。在財政盈餘、通脹受控和經濟增長之外，米萊想乘勝追擊，在四月中旬放寬外匯管制，卻導致披索一夜間貶值12%，粉碎了市場對阿根廷經濟僅有的信心。資金開始外逃，阿根廷央行要賣出所餘無幾的外匯儲備來維持披索匯率，情況就如1992年英國央行抗拒索羅斯炒賣英鎊的情況相若。米萊最終求救於特朗普，得到200億美元貨幣互換的救生圈。

然而，貨幣互換只是暫時貸款，若經濟情況沒有改善，貸款用完後，阿根廷仍然故態重現，貸款便變為壞帳。因此，特朗普為了幫助外國的政治盟友，在國內要承受「美國優先」(MAGA) 政治力量的壓力。此外，阿根廷早已和中國簽定了18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對中國而言，和外國央行的貨幣互換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一步。有報道說美國曾以阿根廷放棄和中國的有關安排，作為得到美國幫忙的條件，但遭米萊否認。更有趣的是，美國財長貝桑說會全力支持阿根廷捍衛披索匯率和金融穩定，卻忘記了1992年他作為索羅斯得力助手成功狙擊英鎊時，他正坐在賭桌的另一邊。

100年前，阿根廷的人均GDP 略高於當時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國。100年後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英國水平的四分之一。阿根廷的經濟困局為時已久、積重難返，同時亦派生出不同的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局限了經濟改革的空間，情況並不容易處理。也許要有一些瘋狂，才敢大刀闊斧。阿根廷人民給予米萊多少時間，大概月底的選舉便見分曉。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