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香港全年貨品出口總額錄得10.3%的實質跌幅，進口量也較2022年下跌8.5%。今年上半年進出口雖然整體上顯著提升，但對歐、美、日、韓等重要出口目的地的貨物量仍有下降。以往作為香港主要經濟活動之一的轉口貿易，規模漸見萎縮，難免令國際轉口貿易港的地位受到威脅。

經濟轉型勿再拖延

關於轉口貿易功能弱化和貿易港轉型的討論，早已展開多時。本世紀初，內地各大港口不斷發展，尤其以廣州和深圳的港口發展最快，內地通過香港轉口的貨物佔比逐漸降低。2008年金融危機嚴重打擊本地出口，貿易港的地位及貿易轉移成為香港經濟政策的一大熱門議題。

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特區政府提出了新的轉型方案，目標是利用多年積累的貿易根基，以塑造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的角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除了完善的硬件設施，香港兼具充足的人才和全面的專業配套服務。對於希望「走出去」而缺乏海外經驗的內地企業而言，一直充當內地與國際市場超級聯繫人角色的香港，當能提供最合適的方案。

是次轉型既是多方壓力下的當務之急，也是香港搶先出擊的難得機遇。一方面地緣政治日趨緊張，全球供應鏈愈發割裂，為應對高關稅和各種貿易障礙，中國採取「間接出口」模式，將半成品出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並在當地完成組裝及出口，毋須經過香港。這種轉變令香港轉口貿易的需求進一步降低，香港轉型可謂刻不容緩。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迅速發展，各國都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內地企業更需前往其他國家投資、生產，而對相關貿易服務的需求，也相應有增無減。香港正好利用自身優勢，緊握貿易轉型期的黃金機會，以加速經濟轉型。

本港強項與底氣

政府致力建構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既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所當然的目標，也是香港較其他亞洲港口城市擁有的顯著優勢，包括下列三大範疇。

一、多元的貿易融資選擇。本港不但金融基建完善穩健，市場規模宏大而且充滿活力，為企業提供多種融資途徑，並具完善的法治制度和多年運作暢順的經驗可資保證。

至於貿易融資和跨境支付方面，金融管理局及金融業界持續創新，例如該局近年來積極探索在港發行央行數碼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的相關方案，並與阿聯酋、泰國及內地中央銀行共同開發CBDC跨境支付的mBridge項目。本港幾家大銀行也個別或攜手利用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推出數碼化保障，以及加速貿易融資、供應鏈融資、跨境融資的各類新方案。

憑藉活躍穩健的金融市場，香港足可建設供應鏈管理中心，區內其他港口在短期內也難以望其項背。融資的便利是過去幾十年吸引貿易的重要條件，若特區能一直維持金融市場穩定、政策透明、法治健全，未來將繼續吸引貿易企業前來落戶。

二、周全的配套專業服務。要令企業及投資者樂於以香港為供應鏈管理的基地，除了資金充裕，貿易和管理相關服務自然也不可或缺。多年來仗賴貿易中心發展起來的一系列配套專業服務，計有法律、會計、投資、保險、航運，乃至商業策略、翻譯，都已成為傳統優勢行業；在這些行業，香港公司既有人才，也具經驗。

在法律及商業一環，本港沿用國際標準，因而成為區內處理國際仲裁、貿易合規、標準認證方面的首選之都。貿易仲裁方面，本港一直扮演亞洲國際仲裁中心的角色。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數據，2023年所處理的案件中，超過七成屬國際案件，當事人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檢測及標準認證方面，本港已建立成熟的產業，超過900家專業機構在製造業、出口業及供應鏈各環節向各地區買家提供認證及檢測服務，其採納的標準廣獲全球100多個經濟體認可。

一如金融基建，專業服務產業在培訓人才和制定標準的周期需時，無法一蹴而就。財政司司長已指出，香港可以建成一站式供應鏈管理中心，世界各地相關企業所需的各式服務，在此一應俱全。加上其他港口不易在短期內超越香港，只要善加利用這些條件，並適度發展，將可提升社會整體競爭力。

三、高質素的人力資本。無論如何發展，如何轉型，最關鍵的資本繫於人才。本地營商環境及人才培訓制度，可確保在供應鏈管理方面的高質人才供應源源不絕。金融、商業及法律人才也許世界各地皆有，但同時掌握多種語言，適應不同文化背景，富有國際經驗及國際事業的專才並不多見，而這些能力素來是香港教育中的重點內容，也是港人的獨特優勢。

外圍挑戰來勢洶洶

香港縱然佔有先機，但同時面臨的挑戰絕對不容忽視，主要來自不斷加碼的地緣政治壓力。在供應鏈全球化的時代，貿易行業對地緣政治的敏感度極高，而風險承受能力則相對較低，即使貿易政策上的微調也可大幅擾亂供應鏈運作。在中美角力、保護主義抬頭及各亞洲市場競爭激烈等形勢下，香港近年來屢受衝擊。在可見的未來，地緣政治很可能繼續升級；如何平衡各方壓力，維持金融穩定和法治透明，減少對商界的震盪，是當局應先處理的問題。

其次，香港在傳統發達國家的市場步向弱化；近年政府頻頻出訪東盟、南美及中東國家，為的正是主動探索新市場。當前新市場縱然有新機遇，但其政治、文化、經濟狀況趨於複雜，本港的人才和經驗未必完全奏效。若要提供協助企業出海的服務，香港需要深入了解新環境和新市場，既要與當地或來自其他地區的對手競爭，又要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難度之高，也許不亞於從零開始發展一個全新行業。

最後，供應鏈管理中心從建立到運作管理，其過程相當漫長，在轉型期間，務須盡快確定未來方向及出路。在特區政府目前的規劃之中，供應鏈管理中心主要甚至唯一服務對象是需要出海的內地企業。要建設國際性的供應鏈管理中心，就必須令不同國家或地區，以及各行各業的客戶都有選擇香港的需求。

根據供應鏈經濟學中的微笑曲線（Smile Curve）分析，供應鏈在不同階段的收益各異，一般而言，上游研發、設計及下游營銷、出口的利潤高於中間的生產階段。要在主要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城市名片加上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必先認清哪些產業的上、下游擁有比較優勢。政府也不妨考慮按行業及服務所需來分類，使服務多樣化和專業化。分散服務對象的來源，可以提高服務的專業程度，避免同行經常為同一批客戶彼此競爭；此亦有利於香港分散風險，抵抗地緣政治或由其他因素所引發的衝擊。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23年，香港全年貨品出口總額錄得10.3%的實質跌幅，進口量也較2022年下跌8.5%。今年上半年進出口雖然整體上顯著提升，但對歐、美、日、韓等重要出口目的地的貨物量仍有下降。以往作為香港主要經濟活動之一的轉口貿易，規模漸見萎縮，難免令國際轉口貿易港的地位受到威脅。

經濟轉型勿再拖延

關於轉口貿易功能弱化和貿易港轉型的討論，早已展開多時。本世紀初，內地各大港口不斷發展，尤其以廣州和深圳的港口發展最快，內地通過香港轉口的貨物佔比逐漸降低。2008年金融危機嚴重打擊本地出口，貿易港的地位及貿易轉移成為香港經濟政策的一大熱門議題。

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特區政府提出了新的轉型方案，目標是利用多年積累的貿易根基，以塑造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的角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除了完善的硬件設施，香港兼具充足的人才和全面的專業配套服務。對於希望「走出去」而缺乏海外經驗的內地企業而言，一直充當內地與國際市場超級聯繫人角色的香港，當能提供最合適的方案。

是次轉型既是多方壓力下的當務之急，也是香港搶先出擊的難得機遇。一方面地緣政治日趨緊張，全球供應鏈愈發割裂，為應對高關稅和各種貿易障礙，中國採取「間接出口」模式，將半成品出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並在當地完成組裝及出口，毋須經過香港。這種轉變令香港轉口貿易的需求進一步降低，香港轉型可謂刻不容緩。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迅速發展，各國都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內地企業更需前往其他國家投資、生產，而對相關貿易服務的需求，也相應有增無減。香港正好利用自身優勢，緊握貿易轉型期的黃金機會，以加速經濟轉型。

本港強項與底氣

政府致力建構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既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所當然的目標，也是香港較其他亞洲港口城市擁有的顯著優勢，包括下列三大範疇。

一、多元的貿易融資選擇。本港不但金融基建完善穩健，市場規模宏大而且充滿活力，為企業提供多種融資途徑，並具完善的法治制度和多年運作暢順的經驗可資保證。

至於貿易融資和跨境支付方面，金融管理局及金融業界持續創新，例如該局近年來積極探索在港發行央行數碼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的相關方案，並與阿聯酋、泰國及內地中央銀行共同開發CBDC跨境支付的mBridge項目。本港幾家大銀行也個別或攜手利用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推出數碼化保障，以及加速貿易融資、供應鏈融資、跨境融資的各類新方案。

憑藉活躍穩健的金融市場，香港足可建設供應鏈管理中心，區內其他港口在短期內也難以望其項背。融資的便利是過去幾十年吸引貿易的重要條件，若特區能一直維持金融市場穩定、政策透明、法治健全，未來將繼續吸引貿易企業前來落戶。

二、周全的配套專業服務。要令企業及投資者樂於以香港為供應鏈管理的基地，除了資金充裕，貿易和管理相關服務自然也不可或缺。多年來仗賴貿易中心發展起來的一系列配套專業服務，計有法律、會計、投資、保險、航運，乃至商業策略、翻譯，都已成為傳統優勢行業；在這些行業，香港公司既有人才，也具經驗。

在法律及商業一環，本港沿用國際標準，因而成為區內處理國際仲裁、貿易合規、標準認證方面的首選之都。貿易仲裁方面，本港一直扮演亞洲國際仲裁中心的角色。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數據，2023年所處理的案件中，超過七成屬國際案件，當事人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檢測及標準認證方面，本港已建立成熟的產業，超過900家專業機構在製造業、出口業及供應鏈各環節向各地區買家提供認證及檢測服務，其採納的標準廣獲全球100多個經濟體認可。

一如金融基建，專業服務產業在培訓人才和制定標準的周期需時，無法一蹴而就。財政司司長已指出，香港可以建成一站式供應鏈管理中心，世界各地相關企業所需的各式服務，在此一應俱全。加上其他港口不易在短期內超越香港，只要善加利用這些條件，並適度發展，將可提升社會整體競爭力。

三、高質素的人力資本。無論如何發展，如何轉型，最關鍵的資本繫於人才。本地營商環境及人才培訓制度，可確保在供應鏈管理方面的高質人才供應源源不絕。金融、商業及法律人才也許世界各地皆有，但同時掌握多種語言，適應不同文化背景，富有國際經驗及國際事業的專才並不多見，而這些能力素來是香港教育中的重點內容，也是港人的獨特優勢。

外圍挑戰來勢洶洶

香港縱然佔有先機，但同時面臨的挑戰絕對不容忽視，主要來自不斷加碼的地緣政治壓力。在供應鏈全球化的時代，貿易行業對地緣政治的敏感度極高，而風險承受能力則相對較低，即使貿易政策上的微調也可大幅擾亂供應鏈運作。在中美角力、保護主義抬頭及各亞洲市場競爭激烈等形勢下，香港近年來屢受衝擊。在可見的未來，地緣政治很可能繼續升級；如何平衡各方壓力，維持金融穩定和法治透明，減少對商界的震盪，是當局應先處理的問題。

其次，香港在傳統發達國家的市場步向弱化；近年政府頻頻出訪東盟、南美及中東國家，為的正是主動探索新市場。當前新市場縱然有新機遇，但其政治、文化、經濟狀況趨於複雜，本港的人才和經驗未必完全奏效。若要提供協助企業出海的服務，香港需要深入了解新環境和新市場，既要與當地或來自其他地區的對手競爭，又要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難度之高，也許不亞於從零開始發展一個全新行業。

最後，供應鏈管理中心從建立到運作管理，其過程相當漫長，在轉型期間，務須盡快確定未來方向及出路。在特區政府目前的規劃之中，供應鏈管理中心主要甚至唯一服務對象是需要出海的內地企業。要建設國際性的供應鏈管理中心，就必須令不同國家或地區，以及各行各業的客戶都有選擇香港的需求。

根據供應鏈經濟學中的微笑曲線（Smile Curve）分析，供應鏈在不同階段的收益各異，一般而言，上游研發、設計及下游營銷、出口的利潤高於中間的生產階段。要在主要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城市名片加上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必先認清哪些產業的上、下游擁有比較優勢。政府也不妨考慮按行業及服務所需來分類，使服務多樣化和專業化。分散服務對象的來源，可以提高服務的專業程度，避免同行經常為同一批客戶彼此競爭；此亦有利於香港分散風險，抵抗地緣政治或由其他因素所引發的衝擊。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生物多樣性風險（biodiversity risk）和氣候風險（climate risk）都是環境問題，但兩者關注的領域和影響因素各有不同。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物種類、基因和生態系統的豐富程度；是生態系統健康、可持續性和抵禦外來干擾的基礎。生物多樣性風險是指人類活動或自然現象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可能性，可能源於生態破壞、氣候變遷、污染、過度開發和入侵物種等。此類風險足以嚴重影響人類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如糧食安全、水資源和藥物研發。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以降低生物多樣性風險，對全球可持續發展具重要意義。

至於氣候風險，則來自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而導致全球氣候暖化、極端氣候事件頻率和強度增加，亦包括海平面上升、洪水、乾旱、食物和水資源減少。

儘管這兩種風險聚焦的領域不同，但其中仍存在一定關聯。氣候變遷可能加劇生物多樣性風險，導致物種分佈、生態系統結構和生物相互作用出現變化。同時，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或會削弱生態系統對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

訊息披露法規現況

儘管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備受全球關注，各國政府卻尚未出臺強制要求企業披露生物多樣性影響的法規。當前不少監管機構已制定關於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披露的指南和政策，生物多樣性通常作為環境因素的一部分被納入其中。譬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倡議上市公司披露對其業務具有重大影響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當中可能包括關乎生物多樣性的問題。

此外，美國一些行業和非政府組織也宣導企業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提供關於生物多樣性的資訊。雖然並非強制性，但公司為了提高透明度和滿足持份者的要求，每多自願披露相關資料。同時，不少國家和地區鼓勵企業遵循國際性的ESG披露框架，如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這些框架中通常也包含了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披露要求。

企業應對風險策略

由於生物多樣性風險的廣泛影響及披露倡議，愈來愈多企業開始未雨綢繆，積極實行保護措施。以下為美國和本港兩大上市企業的典型案例，以資讀者參考。

為了應對生物多樣性風險對農作物的潛在危害，星巴克與保護國際（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組織合作，推出「咖啡與農民的公平實踐」（C.A.F.E. Practice）計畫，以確保咖啡農場遵守保護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核心準則。該計畫臚列農業規範和環境措施，旨在有效管理廢物和農藥的使用、節約能源和保護水質，以維護生物多樣性。截至2015年，星巴克已實現超過99%的咖啡豆通過此一嚴格篩選程式。

作為港企龍頭之一的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將生物多樣性風險納入其企業風險管理系統，並積極識別和評估潛在風險。該集團制定了以下各項生物多樣性政策：一、透過環境影響評估，以減輕其集團業務對自然棲息地的負面影響。二、積極與持份者合作，以互相增強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三、減少業務運營和建築專案對環境的污染，包括減少空氣、噪音和光污染。同時，在現有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如Northumbrian Water、UK Power Networks）中，採取措施減少產生廢棄物和碳排放，以保護自然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資本市場綠色機遇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可能引發一系列連鎖影響，世界經濟論壇估計，世界經濟有一半以上依賴自然。有鑑於此，不僅企業在探索有利生物多樣性的新商業模式，投資者也開始關注並投資保護世界生物多樣性，為市場帶來新投資機會。

目前，市場上專注於生物多樣性的股票基金數量不斷增加。許多投資機構利用專業知識，將資產分散投資於最有潛力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公司，推出多樣化的投資組合，供投資者選擇。例如，安盛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的投資產品主要集中在可持續材料、土地和動物保護、水生態系統等領域。富達基金的最新產品也專注于投資致力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的頂尖公司，涵蓋污染治理、土地和海洋利用變化、直接開採等主題。

這些股票基金不僅支持保護生物多樣性，且符合聯合國提出的「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為投資者創造長期穩定的潛在投資價值。然而，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投資者需仔細評估相關風險，包括行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土地利用變化及供應鏈等間接因素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政府相關政策展望

香港給人的印象是個繁華熱鬧的大都會，但這片彈丸之地也富於自然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為市民帶來四季分明的景致。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於這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等挑戰日益嚴峻的情況下，社會上下都必須共同努力，保護寶貴的自然遺產。2016年，特區政府公佈首份城市級《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旨在深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支持本港的可持續發展。展望未來，除了加強本地教育，當局更應著力擴展在區域及國際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在區域層面，特區政府可與珠三角地區攜手合作，共同應對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育問題。例如透過設立跨境自然保護區、合作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等方式，共同保護跨境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區域合作有助於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整體效果，進一步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

國際方面，特區政府可繼續與聯合國環境署、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等國際環保組織加強合作，共同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研究、政策制定和技術交流。在此大前提之下，當局亦宜鼓勵本港科研機構與國際研究機構合作，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及應用研究。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江梓茵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生物多樣性風險（biodiversity risk）和氣候風險（climate risk）都是環境問題，但兩者關注的領域和影響因素各有不同。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物種類、基因和生態系統的豐富程度；是生態系統健康、可持續性和抵禦外來干擾的基礎。生物多樣性風險是指人類活動或自然現象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可能性，可能源於生態破壞、氣候變遷、污染、過度開發和入侵物種等。此類風險足以嚴重影響人類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如糧食安全、水資源和藥物研發。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以降低生物多樣性風險，對全球可持續發展具重要意義。

至於氣候風險，則來自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而導致全球氣候暖化、極端氣候事件頻率和強度增加，亦包括海平面上升、洪水、乾旱、食物和水資源減少。

儘管這兩種風險聚焦的領域不同，但其中仍存在一定關聯。氣候變遷可能加劇生物多樣性風險，導致物種分佈、生態系統結構和生物相互作用出現變化。同時，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或會削弱生態系統對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

訊息披露法規現況

儘管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備受全球關注，各國政府卻尚未出臺強制要求企業披露生物多樣性影響的法規。當前不少監管機構已制定關於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披露的指南和政策，生物多樣性通常作為環境因素的一部分被納入其中。譬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倡議上市公司披露對其業務具有重大影響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當中可能包括關乎生物多樣性的問題。

此外，美國一些行業和非政府組織也宣導企業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提供關於生物多樣性的資訊。雖然並非強制性，但公司為了提高透明度和滿足持份者的要求，每多自願披露相關資料。同時，不少國家和地區鼓勵企業遵循國際性的ESG披露框架，如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這些框架中通常也包含了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披露要求。

企業應對風險策略

由於生物多樣性風險的廣泛影響及披露倡議，愈來愈多企業開始未雨綢繆，積極實行保護措施。以下為美國和本港兩大上市企業的典型案例，以資讀者參考。

為了應對生物多樣性風險對農作物的潛在危害，星巴克與保護國際（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組織合作，推出「咖啡與農民的公平實踐」（C.A.F.E. Practice）計畫，以確保咖啡農場遵守保護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核心準則。該計畫臚列農業規範和環境措施，旨在有效管理廢物和農藥的使用、節約能源和保護水質，以維護生物多樣性。截至2015年，星巴克已實現超過99%的咖啡豆通過此一嚴格篩選程式。

作為港企龍頭之一的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將生物多樣性風險納入其企業風險管理系統，並積極識別和評估潛在風險。該集團制定了以下各項生物多樣性政策：一、透過環境影響評估，以減輕其集團業務對自然棲息地的負面影響。二、積極與持份者合作，以互相增強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三、減少業務運營和建築專案對環境的污染，包括減少空氣、噪音和光污染。同時，在現有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如Northumbrian Water、UK Power Networks）中，採取措施減少產生廢棄物和碳排放，以保護自然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資本市場綠色機遇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可能引發一系列連鎖影響，世界經濟論壇估計，世界經濟有一半以上依賴自然。有鑑於此，不僅企業在探索有利生物多樣性的新商業模式，投資者也開始關注並投資保護世界生物多樣性，為市場帶來新投資機會。

目前，市場上專注於生物多樣性的股票基金數量不斷增加。許多投資機構利用專業知識，將資產分散投資於最有潛力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公司，推出多樣化的投資組合，供投資者選擇。例如，安盛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的投資產品主要集中在可持續材料、土地和動物保護、水生態系統等領域。富達基金的最新產品也專注于投資致力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的頂尖公司，涵蓋污染治理、土地和海洋利用變化、直接開採等主題。

這些股票基金不僅支持保護生物多樣性，且符合聯合國提出的「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為投資者創造長期穩定的潛在投資價值。然而，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投資者需仔細評估相關風險，包括行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土地利用變化及供應鏈等間接因素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政府相關政策展望

香港給人的印象是個繁華熱鬧的大都會，但這片彈丸之地也富於自然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為市民帶來四季分明的景致。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於這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等挑戰日益嚴峻的情況下，社會上下都必須共同努力，保護寶貴的自然遺產。2016年，特區政府公佈首份城市級《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旨在深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支持本港的可持續發展。展望未來，除了加強本地教育，當局更應著力擴展在區域及國際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在區域層面，特區政府可與珠三角地區攜手合作，共同應對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育問題。例如透過設立跨境自然保護區、合作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等方式，共同保護跨境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區域合作有助於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整體效果，進一步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

國際方面，特區政府可繼續與聯合國環境署、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等國際環保組織加強合作，共同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研究、政策制定和技術交流。在此大前提之下，當局亦宜鼓勵本港科研機構與國際研究機構合作，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及應用研究。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江梓茵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上月中，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總值約18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包括電動車、電池、半導體和醫療用品等。雖然受影響的商品價值佔出口美國的比例不大，卻加劇了6年前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使中美貿易局面惡化。數天後，拜登在美國「世界貿易周」（World Trade Week）活動開幕時表示，對華新關稅為其貿易成就之一，用以「保護」美國工人及企業。

二戰後的美國曾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鼓勵其他國家降低貿易壁壘，互相開放國內市場，推動多邊貿易協議，並反對保護主義。然而，無論是2017年的特朗普還是今天的拜登，都是利用貿易政策掩蓋各種反自由貿易的措施。

對華打關稅戰得不償失

眾所周知，特朗普政府的對外關係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政策在貿易上的具體表現是不受多邊或複邊的貿易協議掣肘，例如藐視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的裁定，甚至打壓破壞有關機制。即使有貿易談判，也以雙邊為主，以便美國用強大的經濟力量脅迫對方。在貿易政策上，關稅是特朗普應對盟友和對手的主要招數。經過數年的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沒有減少，關稅亦沒有如特朗普所言由中國承擔，而是由美國消費者承擔。

與此同時，中國採取反制措施，減少從美國進口農產品，這使經濟受損的美國農民需要美國政府補貼。換句話說，美國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多付的費用，便經美國政府轉而用於補貼美國農民。

總體而言，美國在關稅戰中得不償失。此外，特朗普出任總統時施行的貿易政策，不但開了全球貿易的倒車，亦使其他國家噤若寒蟬。若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大選捲土重來，各國紛紛表示將考慮不同的應變計劃。

拜登就任總統不久，便對歐洲盟友表示「美國回來了」（America is back），並擺出帶領美國重啟國際合作的姿態。拜登作為比較接受國際貿易的民主黨成員，曾支持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亦贊成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

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用魯莽（reckless）、破壞性（damaging）和災難性（disastrous）來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然而，拜登已執政超過3年，期間並沒有撤銷相關關稅法案，反而變本加厲。深究其因，是因為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貿易政治生態，令美國難以回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

很多人認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獲勝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強調全球化對美國尤其是製造業工人的負面影響。特朗普擺出保護美國製造業工人就業的姿態，此舉為其爭取到不少選票，特別是來自中西部搖擺州的選票。特朗普批評二戰後的貿易協議對美國工人不利，認為美國應該退出相關協議。特朗普類似的論述對製造業工人極具吸引力。

現任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琦認為，希拉莉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輸給特朗普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選舉政治的氛圍籠罩下，貿易協議和貿易議題成為美國政客避之惟恐不及的對象，拜登既不敢撤銷特朗普制定的關稅政策，亦不敢回到前身為TPP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拜登想將多邊主義及國際合作重新納入美國的對外關係，有別於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但又不能回到新自由主義的做法。他的團隊，包括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貿易代表戴琦在內的官員，推出所謂的「中產階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class）和「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y），作為新貿易政策的基礎。簡單來說，自由貿易看重生產成本，如美國成本高、競爭力低的製造業，會面臨外國產品的競爭，以及美國勞工失業的困境。無獨有偶，由於外國僱主維持低成本生產，外國勞工將因此缺乏工作權益的保障。戴琦將此現象稱為「逐底競爭」（a race to the bottom）。「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重點關注作為製造業的工人，保護本國和外國工人包括工作條件、待遇、工會權益在內的勞工權益，從而免受剝削。提高一國的勞工權益，亦會帶動其他盟國勞工權益的發展和進步，這是所謂的「力爭上游」（a race to the top）。

降關稅開放市場非選項

然而，滿足條件並願意合作，有意通過貿易提高雙方勞工權益的夥伴寥寥無幾。傳統上貿易合作基於互利的前提，會同時降低關稅或同時開放市場。但對美國當下政治環境而言，這兩者都不是選項。自拜登執政3年多以來，美國的外貿措施並無改善，甚至已陷入困境，美國積極推動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實例。特朗普於2017年上任後隨即將美國從TPP撤出。

隨着印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向前推進，美國只能袖手旁觀。除此之外，美國對中日韓、東盟和紐澳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是冷眼旁觀。拜登政府認為美國推動的IPEF是其重新參與塑造印太地區經濟秩序的機會，也是證明其以工人為中心的政策可以取得成果的一種方式。

IPEF的成員包括美國、印度、印尼、日本、越南和澳洲在內的14個國家。IPEF旨在加強國家的綠色轉型，促進成員國有關反腐敗、供應鏈等領域的合作。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希望通過IPEF的合作提高環境水平和勞工待遇，減少其他成員國的競爭優勢，從而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拜登政府只是模糊地承諾參與國可從西方金融機構獲得氣候和基礎設施的融資作為合作的回報，而這樣的合作條件並不對等。此外，拜登政府推動IPEF時，是以「執行協議」（executive agreement）的形式和其他國家談判，而非通過美國國會投票決議。這意味着它的命運可能跟TPP一樣，有機會被下一任總統撤銷。

去年11月，在拜登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前一天，IPEF成員國在三藩市聚齊，試圖就IPEF框架的四大支柱達成協定。成員國在供應鏈、清潔能源投資和反腐敗的合作方面取得了進展，但美國代表卻在洽談貿易合作環節時退席。究其原因，是該架構遭到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民主黨參議員的強烈反對。這些議員今年須面對競選連任的壓力，他們認為IPEF可能會損害美國工人利益，從而影響他們的連任機會。IPEF的會議草草收場，極度影響了美國的國際信用和其秉持的全球領導者的形象。

難斷言是全球化受害者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拜登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勢必會提高生產成本、減少企業儲蓄並增加政府財赤。受惠的工人或許因待遇的改善而增加儲蓄，但個人儲蓄的增值並不足以抵消政府財赤的增加。與之相反，國民儲蓄的減少則會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的貿易數十年來均錄得逆差，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改善政策未見實效。不過，對美國來說，能夠開動印鈔機就能收割外國商品，因此難以斷言美國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受害者。

目前，離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只有5個月的時間。無論鹿死誰手，美國都不會重施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美國是全球商品及服務的第一貿易國，其貧乏的貿易政策將直接阻礙全球貿易的發展。若利用得當，貿易可作為國家間和平的基石。如經過兩次大戰洗禮的歐洲，在痛定思痛後，成立了歐洲共同市場，由此開啟歐洲經濟整合的第一步。在國際政治波譎雲詭的今天，美國需要重審自己的貿易政策，以保障全球貿易的持續增長以及全球化的向前推進。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上月中，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總值約18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包括電動車、電池、半導體和醫療用品等。雖然受影響的商品價值佔出口美國的比例不大，卻加劇了6年前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使中美貿易局面惡化。數天後，拜登在美國「世界貿易周」（World Trade Week）活動開幕時表示，對華新關稅為其貿易成就之一，用以「保護」美國工人及企業。

二戰後的美國曾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鼓勵其他國家降低貿易壁壘，互相開放國內市場，推動多邊貿易協議，並反對保護主義。然而，無論是2017年的特朗普還是今天的拜登，都是利用貿易政策掩蓋各種反自由貿易的措施。

對華打關稅戰得不償失

眾所周知，特朗普政府的對外關係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政策在貿易上的具體表現是不受多邊或複邊的貿易協議掣肘，例如藐視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的裁定，甚至打壓破壞有關機制。即使有貿易談判，也以雙邊為主，以便美國用強大的經濟力量脅迫對方。在貿易政策上，關稅是特朗普應對盟友和對手的主要招數。經過數年的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沒有減少，關稅亦沒有如特朗普所言由中國承擔，而是由美國消費者承擔。

與此同時，中國採取反制措施，減少從美國進口農產品，這使經濟受損的美國農民需要美國政府補貼。換句話說，美國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多付的費用，便經美國政府轉而用於補貼美國農民。

總體而言，美國在關稅戰中得不償失。此外，特朗普出任總統時施行的貿易政策，不但開了全球貿易的倒車，亦使其他國家噤若寒蟬。若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大選捲土重來，各國紛紛表示將考慮不同的應變計劃。

拜登就任總統不久，便對歐洲盟友表示「美國回來了」（America is back），並擺出帶領美國重啟國際合作的姿態。拜登作為比較接受國際貿易的民主黨成員，曾支持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亦贊成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

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用魯莽（reckless）、破壞性（damaging）和災難性（disastrous）來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然而，拜登已執政超過3年，期間並沒有撤銷相關關稅法案，反而變本加厲。深究其因，是因為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貿易政治生態，令美國難以回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

很多人認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獲勝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強調全球化對美國尤其是製造業工人的負面影響。特朗普擺出保護美國製造業工人就業的姿態，此舉為其爭取到不少選票，特別是來自中西部搖擺州的選票。特朗普批評二戰後的貿易協議對美國工人不利，認為美國應該退出相關協議。特朗普類似的論述對製造業工人極具吸引力。

現任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琦認為，希拉莉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輸給特朗普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選舉政治的氛圍籠罩下，貿易協議和貿易議題成為美國政客避之惟恐不及的對象，拜登既不敢撤銷特朗普制定的關稅政策，亦不敢回到前身為TPP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拜登想將多邊主義及國際合作重新納入美國的對外關係，有別於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但又不能回到新自由主義的做法。他的團隊，包括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貿易代表戴琦在內的官員，推出所謂的「中產階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class）和「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y），作為新貿易政策的基礎。簡單來說，自由貿易看重生產成本，如美國成本高、競爭力低的製造業，會面臨外國產品的競爭，以及美國勞工失業的困境。無獨有偶，由於外國僱主維持低成本生產，外國勞工將因此缺乏工作權益的保障。戴琦將此現象稱為「逐底競爭」（a race to the bottom）。「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重點關注作為製造業的工人，保護本國和外國工人包括工作條件、待遇、工會權益在內的勞工權益，從而免受剝削。提高一國的勞工權益，亦會帶動其他盟國勞工權益的發展和進步，這是所謂的「力爭上游」（a race to the top）。

降關稅開放市場非選項

然而，滿足條件並願意合作，有意通過貿易提高雙方勞工權益的夥伴寥寥無幾。傳統上貿易合作基於互利的前提，會同時降低關稅或同時開放市場。但對美國當下政治環境而言，這兩者都不是選項。自拜登執政3年多以來，美國的外貿措施並無改善，甚至已陷入困境，美國積極推動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實例。特朗普於2017年上任後隨即將美國從TPP撤出。

隨着印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向前推進，美國只能袖手旁觀。除此之外，美國對中日韓、東盟和紐澳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是冷眼旁觀。拜登政府認為美國推動的IPEF是其重新參與塑造印太地區經濟秩序的機會，也是證明其以工人為中心的政策可以取得成果的一種方式。

IPEF的成員包括美國、印度、印尼、日本、越南和澳洲在內的14個國家。IPEF旨在加強國家的綠色轉型，促進成員國有關反腐敗、供應鏈等領域的合作。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希望通過IPEF的合作提高環境水平和勞工待遇，減少其他成員國的競爭優勢，從而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拜登政府只是模糊地承諾參與國可從西方金融機構獲得氣候和基礎設施的融資作為合作的回報，而這樣的合作條件並不對等。此外，拜登政府推動IPEF時，是以「執行協議」（executive agreement）的形式和其他國家談判，而非通過美國國會投票決議。這意味着它的命運可能跟TPP一樣，有機會被下一任總統撤銷。

去年11月，在拜登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前一天，IPEF成員國在三藩市聚齊，試圖就IPEF框架的四大支柱達成協定。成員國在供應鏈、清潔能源投資和反腐敗的合作方面取得了進展，但美國代表卻在洽談貿易合作環節時退席。究其原因，是該架構遭到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民主黨參議員的強烈反對。這些議員今年須面對競選連任的壓力，他們認為IPEF可能會損害美國工人利益，從而影響他們的連任機會。IPEF的會議草草收場，極度影響了美國的國際信用和其秉持的全球領導者的形象。

難斷言是全球化受害者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拜登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勢必會提高生產成本、減少企業儲蓄並增加政府財赤。受惠的工人或許因待遇的改善而增加儲蓄，但個人儲蓄的增值並不足以抵消政府財赤的增加。與之相反，國民儲蓄的減少則會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的貿易數十年來均錄得逆差，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改善政策未見實效。不過，對美國來說，能夠開動印鈔機就能收割外國商品，因此難以斷言美國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受害者。

目前，離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只有5個月的時間。無論鹿死誰手，美國都不會重施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美國是全球商品及服務的第一貿易國，其貧乏的貿易政策將直接阻礙全球貿易的發展。若利用得當，貿易可作為國家間和平的基石。如經過兩次大戰洗禮的歐洲，在痛定思痛後，成立了歐洲共同市場，由此開啟歐洲經濟整合的第一步。在國際政治波譎雲詭的今天，美國需要重審自己的貿易政策，以保障全球貿易的持續增長以及全球化的向前推進。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本月上映的香港動作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本地票房已突破7000萬元，內地票房超過5.5億元人民幣，躋身香港電影史上華語片總票房排名榜前列。當觀眾驚嘆於城內錯綜複雜的江湖傳奇，沉浸於巨星和新星的連場激鬥，甚至期待已宣布開拍的前傳和續集時，不妨探究一下這部電影的來歷。

余兒的《九龍城寨》小說在2008年出版，大獲好評；2010年由司徒劍僑改編為同名漫畫，比小說更受歡迎，並獲「第七屆日本國際漫畫賞受賞作品」。2016年，無限動力公司購買小說版權，經過3年左右拍攝，終於在2024年將小說搬上大銀幕。

同樣的城寨，同樣的人物，同樣的故事，由小說到漫畫再到電影，受眾愈來愈廣泛，商業價值也逐漸攀升。類似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商業運作在迪士尼、環球影業、索尼等全球娛樂巨頭比比皆是，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莫過於漫威（Marvel）。成立於1939年的漫威擁有蜘蛛俠、鐵甲奇俠、變形俠醫等4700多個知識產權。

這些知識產權不僅在漫畫、電影、電視、電子遊戲中登場，還出現在兒童玩具、食品、衣服等消費品中。漫威在影視知識產權方面的成功運作，不僅反映在跨界領域，更體現於同一個知識產權所打造的不同商業模式，如何相輔相成，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持續發展的商業生態。

以家喻戶曉的蜘蛛俠系列為例，作為漫威最成功的知識產權，這位超級英雄從1977年起上映了11部電影，貢獻了接近90億美元全球票房收入。蜘蛛俠的影響力遠不止於影院，透過發展漫畫周邊產品，如蜘蛛俠的玩具，乃至印有蜘蛛俠的服裝、食品、文具，都讓漫威賺到盤滿缽滿。在商業知識產權層出不窮、消費者喜好難以預測的今天，漫威是如何令這個長者級知識產權保持年輕的呢？

漫畫作為研發搖籃

蜘蛛俠在1962年7月31日出版的漫畫書Amazing Fantasy裏首次亮相，從此蜘蛛俠漫畫就一直刊載，從未停止。雖然漫畫書市場非常小眾，消費者通常是年齡13至23歲的男性，年銷售額大約1億美元，但漫畫市場作為漫威的新產品研發中心，作用無可替代。

隨着消費者喜好的改變，蜘蛛俠的故事也要順應潮流。故事裏的新情節、新角色，在漫威投入更多資源搬上電影銀幕之前，都是通過成本風險較低的漫畫市場來先測試水溫。即便新情節、新角色失敗了，漫畫市場的損失也相對有限；一旦成功，漫威則可以放心大舉投資。

電影作為推廣跳板

大眾熟知的蜘蛛俠大多來自電影，每年夏天，電影院都少不了蜘蛛俠的影子。其實電影最大的投資方倒不是漫威，皆因對這家公司來說，蜘蛛俠電影的投資成本和風險過大，據報2023年《蜘蛛俠：飛躍蜘蛛宇宙》的攝製預算是1億美元，而市場推廣又用上1億多美元【註1】。因此，早在1999年，漫威就以700萬美元把蜘蛛俠的電影版權賣給索尼；從2016年開始，迪士尼也加入到拍攝蜘蛛俠電影的行列。

儘管漫威未必能從蜘蛛俠電影中分到最大一塊蛋糕，但是每一輪電影的宣傳活動，每一次蜘蛛俠電影票房大賣，都為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做足了廣告，更維持了蜘蛛俠知識產權的熱度。

蜘蛛俠真正為漫威帶來巨大收益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消費品，包括玩具、食品、服裝、飾物等。但凡消費品上印有蜘蛛俠的形象，用到Spider-Man的名稱，漫威就要收取8%至30%的版權費。2003年，漫威在消費品上收取的版權費佔其總版權費的50%，平均每個消費品的版權為漫威帶來超過30萬美元的進賬【註2】。

周邊產品作為賺錢機器

漫威從未生產過任何消費品，但為了保障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所有消費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提交有關產品的設計，以供審核。漫威在通過消費品實現一本萬利的同時，也保證了蜘蛛俠知識產權不被錯用或濫用。

不難發現，漫畫、電影和消費品這3大領域各司其職，亦即新產品研發中心、營銷宣傳中心和利潤中心，功效相得益彰。

只要新情節在漫畫市場受到歡迎，就被帶上大銀幕吸金；而電影宣傳又促使蜘蛛俠的知識產權大熱，從而增加了漫威在消費品上的版權收入。通過積極保障蜘蛛俠知識產權，漫威得以保持這個超級英雄長青不老。

美國有風靡世界的蜘蛛俠，冀望香港也能有立足於世的知識產權。九龍城寨電影的龍頭人物龍捲風，也許可以從蜘蛛俠身上借鑑知識產權商業運作的經驗，不僅在電影銀幕上帶火昔日的九龍城寨，更有機會重新引領香港獨特的文化席捲亞洲，甚至廣傳世界每一角落。

【註1】 ： https://www.animationmagazine.net/2023/06/sonys-spider-man-across-the-spider-verse-passes-the-500-million-benchmark-worldwide/

【註2】 ： Elberse, Anita (2011), “Marvel Enterprises, Inc. (Abridged)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本月上映的香港動作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本地票房已突破7000萬元，內地票房超過5.5億元人民幣，躋身香港電影史上華語片總票房排名榜前列。當觀眾驚嘆於城內錯綜複雜的江湖傳奇，沉浸於巨星和新星的連場激鬥，甚至期待已宣布開拍的前傳和續集時，不妨探究一下這部電影的來歷。

余兒的《九龍城寨》小說在2008年出版，大獲好評；2010年由司徒劍僑改編為同名漫畫，比小說更受歡迎，並獲「第七屆日本國際漫畫賞受賞作品」。2016年，無限動力公司購買小說版權，經過3年左右拍攝，終於在2024年將小說搬上大銀幕。

同樣的城寨，同樣的人物，同樣的故事，由小說到漫畫再到電影，受眾愈來愈廣泛，商業價值也逐漸攀升。類似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商業運作在迪士尼、環球影業、索尼等全球娛樂巨頭比比皆是，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莫過於漫威（Marvel）。成立於1939年的漫威擁有蜘蛛俠、鐵甲奇俠、變形俠醫等4700多個知識產權。

這些知識產權不僅在漫畫、電影、電視、電子遊戲中登場，還出現在兒童玩具、食品、衣服等消費品中。漫威在影視知識產權方面的成功運作，不僅反映在跨界領域，更體現於同一個知識產權所打造的不同商業模式，如何相輔相成，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持續發展的商業生態。

以家喻戶曉的蜘蛛俠系列為例，作為漫威最成功的知識產權，這位超級英雄從1977年起上映了11部電影，貢獻了接近90億美元全球票房收入。蜘蛛俠的影響力遠不止於影院，透過發展漫畫周邊產品，如蜘蛛俠的玩具，乃至印有蜘蛛俠的服裝、食品、文具，都讓漫威賺到盤滿缽滿。在商業知識產權層出不窮、消費者喜好難以預測的今天，漫威是如何令這個長者級知識產權保持年輕的呢？

漫畫作為研發搖籃

蜘蛛俠在1962年7月31日出版的漫畫書Amazing Fantasy裏首次亮相，從此蜘蛛俠漫畫就一直刊載，從未停止。雖然漫畫書市場非常小眾，消費者通常是年齡13至23歲的男性，年銷售額大約1億美元，但漫畫市場作為漫威的新產品研發中心，作用無可替代。

隨着消費者喜好的改變，蜘蛛俠的故事也要順應潮流。故事裏的新情節、新角色，在漫威投入更多資源搬上電影銀幕之前，都是通過成本風險較低的漫畫市場來先測試水溫。即便新情節、新角色失敗了，漫畫市場的損失也相對有限；一旦成功，漫威則可以放心大舉投資。

電影作為推廣跳板

大眾熟知的蜘蛛俠大多來自電影，每年夏天，電影院都少不了蜘蛛俠的影子。其實電影最大的投資方倒不是漫威，皆因對這家公司來說，蜘蛛俠電影的投資成本和風險過大，據報2023年《蜘蛛俠：飛躍蜘蛛宇宙》的攝製預算是1億美元，而市場推廣又用上1億多美元【註1】。因此，早在1999年，漫威就以700萬美元把蜘蛛俠的電影版權賣給索尼；從2016年開始，迪士尼也加入到拍攝蜘蛛俠電影的行列。

儘管漫威未必能從蜘蛛俠電影中分到最大一塊蛋糕，但是每一輪電影的宣傳活動，每一次蜘蛛俠電影票房大賣，都為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做足了廣告，更維持了蜘蛛俠知識產權的熱度。

蜘蛛俠真正為漫威帶來巨大收益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消費品，包括玩具、食品、服裝、飾物等。但凡消費品上印有蜘蛛俠的形象，用到Spider-Man的名稱，漫威就要收取8%至30%的版權費。2003年，漫威在消費品上收取的版權費佔其總版權費的50%，平均每個消費品的版權為漫威帶來超過30萬美元的進賬【註2】。

周邊產品作為賺錢機器

漫威從未生產過任何消費品，但為了保障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所有消費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提交有關產品的設計，以供審核。漫威在通過消費品實現一本萬利的同時，也保證了蜘蛛俠知識產權不被錯用或濫用。

不難發現，漫畫、電影和消費品這3大領域各司其職，亦即新產品研發中心、營銷宣傳中心和利潤中心，功效相得益彰。

只要新情節在漫畫市場受到歡迎，就被帶上大銀幕吸金；而電影宣傳又促使蜘蛛俠的知識產權大熱，從而增加了漫威在消費品上的版權收入。通過積極保障蜘蛛俠知識產權，漫威得以保持這個超級英雄長青不老。

美國有風靡世界的蜘蛛俠，冀望香港也能有立足於世的知識產權。九龍城寨電影的龍頭人物龍捲風，也許可以從蜘蛛俠身上借鑑知識產權商業運作的經驗，不僅在電影銀幕上帶火昔日的九龍城寨，更有機會重新引領香港獨特的文化席捲亞洲，甚至廣傳世界每一角落。

【註1】 ： https://www.animationmagazine.net/2023/06/sonys-spider-man-across-the-spider-verse-passes-the-500-million-benchmark-worldwide/

【註2】 ： Elberse, Anita (2011), “Marvel Enterprises, Inc. (Abridged)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年環球市場對可持續投資的需求有增無減，反映氣候變化和環保的議題備受重視；與此同時，亦令人關注「漂綠」（greenwashing）問題，其中包括企業為求吸引消費者和投資者、提升商譽，在宣傳與行銷過程中，過度誇大產品或服務的環保成效。漂綠行為通常透過誤導或虛假的陳述、廣告或標籤，使消費者和投資者誤以為某產品或服務對環境有益，儘管事實並非如此。放眼全球，企業漂綠事件屢見不鮮。為防被誤導，我們應關注產品的實際環保效果，而非只專注於廣告和宣傳。

中外企業漂綠案例

歐洲最大汽車製造商福士（Volkswagen，內地稱大眾汽車）在2014年推出了氫燃料電池車，贏得業界的廣泛讚譽。然而，一次廢氣排放測試的結果揭示有異常情況，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為此作出調查，發現大眾汽車在全球1100萬輛柴油車中安裝了減效裝置，可自動偵測車輛是否正在接受環保測試，並相應地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以符合環保標準。實際上，這些車輛的廢氣排放量竟高出美國標準40倍，足以致命。

最終，福士因欺詐被聯邦法院罰款28億美元，並須回收所有涉案車輛。這宗造假醜聞曝光後，該公司股價暴跌30%，市值縮水350億歐羅，不但嚴重損害企業形象和聲譽，也大大削弱消費者的信心。福士聲稱出廠綠色產品，其實以偽造數據欺騙公眾，此舉隨後成為企業漂綠的經典例子。

至於作為世界五百強之一的建築公司，中國中鐵（00390）不僅獲得了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評級的AAA級，並獲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選為ESG最佳實踐案例。其業務項目多與環保有關，更投入大筆資金研發綠色科技，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使命。可惜現實偏偏相反，中鐵經常收到環境罰單，更在2022年因違法使用和破壞林地，被罰款約65萬元人民幣；同年，中鐵子公司也因排污和噪音問題違規，罰款逾160萬元人民幣。

確立綠色認證標準

歐洲方面，為了打擊企業漂綠行為，歐盟議會在本年1月17日正式通過《為綠色轉型賦權消費者指令》（The Directive on 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ECGT）。這項指令作為歐盟循環經濟計劃的一部分，旨在透過取締誤導性產品資訊和籠統環境聲明，協助消費者作出較佳購買選擇。

這項新法例的重點，是在當前歐盟的綠色轉型過程中，保障消費者免受有害商業行為的侵害。因此，ECGT將尋求禁止未經驗證計劃支持的籠統環境聲明、基於排放抵消計劃的環境聲明、毫無根據的耐用性聲明，以及其他廣泛的漂綠營銷行為。

ECGT透過確保行銷方面的產品綠色聲明更加透明可靠，以便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購得真正更耐用、可維修和可持續的產品。含糊的綠色承諾也將受到限制；只有當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產品更環保，並通過像歐盟生態標籤這樣可靠的認證時，生產商才能將產品標記為「生態友善」或「綠色」。此外，如果產品或企業只是在某一細微部分變得比較永續，也不能將產品或企業宣傳為「綠色」。

除此之外，ECGT也透過規管永續標籤用途來實現這一目標，使它們更可信有效。為了提高生態標籤的可信度，該指令將禁止使用籠統的環境聲明（如「環保」、「可生物降解」、「氣候中性」和「生態友善」），若能證明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版本更環保，則不在此列。在推行時，這意味着歐盟產品上的生態標籤需要通過批准的認證計劃或認可機構的獨立驗證。

至於中國內地，儘管目前沒有專門立法機關監管漂綠的不實廣告，但現存多項法規足以保障消費者和投資者。假使企業塑造虛假的綠色形象，企圖欺騙消費者，監管機構可按《廣告法》規管的虛假廣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管的損害消費者權益、《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管的虛假商業宣傳，以及《產品品質法》規管的偽造和冒用認證標誌等法例加以起訴。違法者輕則被罰款並須作出賠償，重則或被吊銷營業執照，而且須承擔刑事責任。

加強資訊法規保障

針對不實披露環境資訊的情況，中國自2016年簽署《巴黎協定》以來，已經根據協定的綠色分類目錄來評估業界的綠色行為，涉及案例多達100萬宗。隨着綠色行為日漸普及和社會關注度提升，2021年中國修訂了《上市公司資訊披露管理辦法》，要求公開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隨後一年實施《企業環境資訊依法披露管理辦法》，規定企業披露相關資訊，以確保環境資訊的明確性。

今年，國務院最新頒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對不實、偽造、篡改環境資訊和資料等行為設定罰款，並要求排放單位公開環境資料，這大大增加了對企業漂綠行為的威懾力和進一步預防漂綠行為。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葉梓淇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年環球市場對可持續投資的需求有增無減，反映氣候變化和環保的議題備受重視；與此同時，亦令人關注「漂綠」（greenwashing）問題，其中包括企業為求吸引消費者和投資者、提升商譽，在宣傳與行銷過程中，過度誇大產品或服務的環保成效。漂綠行為通常透過誤導或虛假的陳述、廣告或標籤，使消費者和投資者誤以為某產品或服務對環境有益，儘管事實並非如此。放眼全球，企業漂綠事件屢見不鮮。為防被誤導，我們應關注產品的實際環保效果，而非只專注於廣告和宣傳。

中外企業漂綠案例

歐洲最大汽車製造商福士（Volkswagen，內地稱大眾汽車）在2014年推出了氫燃料電池車，贏得業界的廣泛讚譽。然而，一次廢氣排放測試的結果揭示有異常情況，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為此作出調查，發現大眾汽車在全球1100萬輛柴油車中安裝了減效裝置，可自動偵測車輛是否正在接受環保測試，並相應地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以符合環保標準。實際上，這些車輛的廢氣排放量竟高出美國標準40倍，足以致命。

最終，福士因欺詐被聯邦法院罰款28億美元，並須回收所有涉案車輛。這宗造假醜聞曝光後，該公司股價暴跌30%，市值縮水350億歐羅，不但嚴重損害企業形象和聲譽，也大大削弱消費者的信心。福士聲稱出廠綠色產品，其實以偽造數據欺騙公眾，此舉隨後成為企業漂綠的經典例子。

至於作為世界五百強之一的建築公司，中國中鐵（00390）不僅獲得了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評級的AAA級，並獲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選為ESG最佳實踐案例。其業務項目多與環保有關，更投入大筆資金研發綠色科技，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使命。可惜現實偏偏相反，中鐵經常收到環境罰單，更在2022年因違法使用和破壞林地，被罰款約65萬元人民幣；同年，中鐵子公司也因排污和噪音問題違規，罰款逾160萬元人民幣。

確立綠色認證標準

歐洲方面，為了打擊企業漂綠行為，歐盟議會在本年1月17日正式通過《為綠色轉型賦權消費者指令》（The Directive on 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ECGT）。這項指令作為歐盟循環經濟計劃的一部分，旨在透過取締誤導性產品資訊和籠統環境聲明，協助消費者作出較佳購買選擇。

這項新法例的重點，是在當前歐盟的綠色轉型過程中，保障消費者免受有害商業行為的侵害。因此，ECGT將尋求禁止未經驗證計劃支持的籠統環境聲明、基於排放抵消計劃的環境聲明、毫無根據的耐用性聲明，以及其他廣泛的漂綠營銷行為。

ECGT透過確保行銷方面的產品綠色聲明更加透明可靠，以便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購得真正更耐用、可維修和可持續的產品。含糊的綠色承諾也將受到限制；只有當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產品更環保，並通過像歐盟生態標籤這樣可靠的認證時，生產商才能將產品標記為「生態友善」或「綠色」。此外，如果產品或企業只是在某一細微部分變得比較永續，也不能將產品或企業宣傳為「綠色」。

除此之外，ECGT也透過規管永續標籤用途來實現這一目標，使它們更可信有效。為了提高生態標籤的可信度，該指令將禁止使用籠統的環境聲明（如「環保」、「可生物降解」、「氣候中性」和「生態友善」），若能證明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版本更環保，則不在此列。在推行時，這意味着歐盟產品上的生態標籤需要通過批准的認證計劃或認可機構的獨立驗證。

至於中國內地，儘管目前沒有專門立法機關監管漂綠的不實廣告，但現存多項法規足以保障消費者和投資者。假使企業塑造虛假的綠色形象，企圖欺騙消費者，監管機構可按《廣告法》規管的虛假廣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管的損害消費者權益、《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管的虛假商業宣傳，以及《產品品質法》規管的偽造和冒用認證標誌等法例加以起訴。違法者輕則被罰款並須作出賠償，重則或被吊銷營業執照，而且須承擔刑事責任。

加強資訊法規保障

針對不實披露環境資訊的情況，中國自2016年簽署《巴黎協定》以來，已經根據協定的綠色分類目錄來評估業界的綠色行為，涉及案例多達100萬宗。隨着綠色行為日漸普及和社會關注度提升，2021年中國修訂了《上市公司資訊披露管理辦法》，要求公開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隨後一年實施《企業環境資訊依法披露管理辦法》，規定企業披露相關資訊，以確保環境資訊的明確性。

今年，國務院最新頒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對不實、偽造、篡改環境資訊和資料等行為設定罰款，並要求排放單位公開環境資料，這大大增加了對企業漂綠行為的威懾力和進一步預防漂綠行為。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葉梓淇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