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有效

香港當前抗爭運動的一個主要爭議，在於它對示威者的暴力該有多大容忍度，撇除道德和法治的考量，這主要取決於暴力抑或非暴力抗爭較能達到運動目標。 為解答此一問題，筆者最近參閱兩位美國學者Erica Chenoweth 和Maria J. Stephan的有關研究《為何非暴力抗爭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覺得頗有收穫。早前香港教育大學趙明明教授已在《明報》介紹這項研究，珠玉在前，筆者在此就將認為有趣的地方與讀者分享一下，希望對處於困局中的香港人有點幫助。

這個研究的起源頗有趣味；2006年，該書第一作者Chenoweth不過20來歲，博士學位還沒完成，作為狂熱的暴力抗爭支持者，她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暴力抗爭為何出現和如何取得成功》。那年她在一個會議遇上一個行家的挑戰，對方問：「妳既然認為暴力抗爭比非暴力抗爭有效，能用客觀數據證明給我們看嗎？」她才醒覺到，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政治學家所依據的只是自己熟悉的個別案例，而非大規模統計學分析。

出於好奇心，也為了說服對方，Chenoweth便和那位批評者（亦即日後該書的另一作者Stephan）決定攜手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她們收集了自1900年以來試圖推翻政府或領土解放的重大非暴力和暴力運動的數據，範圍涵蓋世界各地，據觀察所得，由為數至少1,000名參加者組成的每個已知運動，總共有323個案例。研究結果與Chenoweth原先的看法剛好相反。從1900年到2006年，全球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是暴力叛亂的兩倍。同樣重要，過去的50多年來，公民抵抗不僅愈來愈頻繁也越來越有效，而暴力叛亂不僅愈來愈罕見也越來越無效。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指出即使在極度專制的環境中，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有效的結論仍然成立。

大型抗爭佐證

上述結論從研究範圍內最大規模的25次抗爭運動中也得到印證。下【表】列出參與人數最多的25個運動的資料，其中5個屬暴力一類，成功個案只得兩個（成功率為40%）。非暴力抗爭20個，成功個案卻達14個（成功率70%）。換言之，在這些大規模抗爭運動中，非暴力抗爭運動成功的機會遠超暴力抗爭運動。

想深一層，就會發現這類研究如何艱巨。首先，一個運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何謂成功，以至最多參與人數如何界定，必須有客觀的標準，更要小心核實；作者在研究中都有令人信服的說明，筆者在此也就從略。然而，從圖表可見一些值得本港和國內讀者注意的地方。

這25個運動中有5個在中國發生，包括規模最大的抗日戰爭；這場抗日運動在研究中被界定為失敗，對此兩位作者沒有另作解釋，反而對另一個案的闡釋（希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對納粹佔領運動）則解說清楚。一場運動的目標即使最終達到，但若非運動本身所致，其實也算不上成功。日本向中國投降是因為遭美國打敗，而不是在戰場上敗於中國之手，所以在此項研究中不算成功。第二，香港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最大型的活動有兩百萬人參加，足以打入這個頭25位排名榜，但究竟是喜是哀，則是見仁見智。

究竟為何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成功的機會大得多呢？根據書中統計分析，關鍵正正在於參與人數（【圖】），數目愈多，運動成功的機會愈大。暴力參與者在體能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很高，因此註定參與人數不及非暴力抗爭。此項研究發現，只要有3.5％的人口積極參與其中，沒有任何一場抗爭會失敗，而且許多成功抗爭的參與比例都低於此。再者，每一項參與人數超過3.5％門檻的運動都屬非暴力性質。實際上，非暴力抗爭的平均最多參與人數為暴力抗爭的四倍。

人數關鍵門檻

在非暴力抗爭的情況下，諸色人等都能參與其中，包括長者、傷健人士、婦女、兒童。這樣有幾個好處。第一，抗爭會更具創新性。以反修例運動為例，民間在文宣工作方面很有創造性，如構想在海外刊登廣告，且廣告設計出色；有優秀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每晚在指定時間喊口號等等。第二，這種運動在受到打擊之後不會完全崩潰。第三，管治者及其支持者並非活在真空之中，這些各種各樣的參與者和他們都有某種關係，甚或是他們的家人，這樣就較容易使得他們倒戈，或者整體上改變意見。第四，這些反對者比較友善，是比較可靠的談判對象，而不像暴力抗爭者那樣你死我亡。上述兩位作者的數據也顯示，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更有可能引入民主制度，而非暴力抗爭成功的國家再次陷入內戰的可能性亦降低了15％。

誠如李嘉誠先生所言，香港正處於日本佔領時期之後最大的危機，如何保護香港的新生力量，避免無謂犧牲，無疑變得格外重要。《為何非暴力抗爭有效》這部著作很有系統地整理出一些未廣為人知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非暴力抗爭在道德上更為可取之餘，也更見成效，實在值得香港人認真深思。

書中唯一不足之處（也因而可能產生誤導），在於並沒有研究抗爭如何啟動，怎樣從星星之火變為具備足夠規模，而可以與作者研究的案例相比較。缺乏這方面的總結，有關經驗對於仍在初始階段的運動未必有很大的啓發。這就好比聚焦公司上市之後的發展經驗，對只聘用10多人的微型公司未必合用一樣。對中國內地而言，這個考慮可說尤其關鍵。

參考文獻：
1.    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抗爭者應好好思考未來路向》，趙明明，《明報》，2019年8月21日

【表】        1900–2006年期間25個最大規模抗爭運動

資料來源：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圖】    參與人數對運動成功概率的效應

資料來源：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廿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保險業的發展機遇及戰略

香港作為國際一流的綜合性金融中心，保險業是其金融服務業的要素，也是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重點產業之一。根據2019年3月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香港位列第三，僅次於紐約和倫敦，與同一指數中保險業分項的排名相同。2018年，香港的保險密度（人均保費支出）為8,320美元，排名亞洲第一、世界第三；保險滲透率（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8%，高踞亞洲首位、世界第二。同年新加坡的保險密度與滲透率分別為6,440美元及7%，行業排名世界第四。

香港保險業主要有兩類業務：一是一般業務（例如意外及健康業務），主要滿足本地需求，故保費規模及增幅較小，2018年毛保費約為536億港元；二是長期業務（例如退休計劃業務），同年長期業務的毛保費額約為4,782億港元，佔比高達90%。個人人壽及年金業務為最主要的保險業務類別，保費收入約為4,313億港元，其中非投資相連業務以年付為主，佔新保單額的61%，其次為整付業務，佔比27%；至於投資相連業務中，整付與年付合計佔比約11%。

綜觀發展歷程

香港個人人壽保險業務集中在美元和港幣兩類。美元保險發展尤為迅速，2013年後迅速增加，2016年達到頂峰，新保單額為1,361億港元（佔市場份額74%）；2018年則降至1,133億港元（市場份額70%）。港幣保險一直穩中有增，2018年新保單額達435億港元（市場份額27%）。人民幣保險自2013至2017年間，保費規模持續下降（市場份額由13%大幅下滑至1%），但2018年新保單額激增，達44億港元（市場份額回升至3%）。人民幣保險產品在港發展欠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內地客戶對人民幣保險產品需求較小，他們偏好美元和港幣保險產品，並以前者為甚，可見投資者對與美元掛鈎的港幣仍缺乏信心。二是香港保險公司以英美集團為主，專攻海外市場投資，對人民幣資產投資並不擅長。

目前，香港境內共有162間獲授權保險公司，其中50間經營長期保險業務。個人人壽保險業務方面，友邦、滙豐（包括恆生保險）、保誠三大巨頭鼎足而立。2018年，友邦業務額佔年度新保單總額的22%；滙豐保險由於銀行的渠道優勢，穩佔16%；保誠佔比為13%，其餘依次為宏利人壽保險（國際）、中國人壽（香港）、中銀人壽。至於保險產品類型，友邦在整付與年付業務上均有絕對優勢，宏利的整付業務量僅次於友邦，而保誠、滙豐和中銀人壽則在年付保險方面有比較優勢。幣種方面，友邦、保誠及滙豐在美元保險上享有明顯優勢，宏利與中國人壽的港幣保險業務量較大，中銀人壽則在三個幣種的業務發展均衡，在人民幣業務方面更一家獨大。

2001至2016年，香港保險業毛保費增長近六倍，個人人壽業務保單額更激增11倍，主要受益於近20年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來自內地的個人人壽業務保單額跳升近40倍。2005年，來自內地的個人人壽業務新保單額為18億港元，佔年度新保單額的比例不足5%；2016年已高達727億港元，佔比40%。新加坡保險業發展與香港相類，人壽業務新保單額由2000年約40億港元增至2018年約198億港元，增幅近5倍；不同的是，新加坡的離岸保險比重較輕，2010年佔比曾達11%，至2018年跌至3%，對外資的依賴度相對較低。

2016年後，香港個人人壽保險業務一度進入寒冬，內地業務量逐年下降，2018年新保單額為476億港元，佔比降至30%，原因在於內地加強外匯管制（每人每年限額5萬美元），以及銀聯限制購買有儲蓄、分紅性質的香港保險，內地客戶購買美元保險大幅下跌。2019年上半年，內地新保單額約為263億港元，佔比降至26%；近期社會局勢導致內地遊客減少，預計將進一步影響保險銷售和「保險通」的開通。

保持優勢關鍵

對內地客戶而言，香港保險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以下三個範疇：

一、保險服務全球化，海外投資優勢明顯，投資收益較高。香港保險公司多為規模較大、發展成熟的跨國集團，分支機構遍布世界各地，在全球化和多幣種資產配置上尤具優勢，並勇於尋求高收益投資標的。反觀內地保險公司則受投資範圍所限，以固定收益類資產為主（如貨幣基金），權益類產品佔比不得超過30%，以致內地保險產品的分紅收益率遠不如香港。

二、香港保險從業員及客戶素質較高，保險持牌人必須通過嚴謹資格認證，且規定每年持續進修，因此誠信度較高而流動性較低；保險經紀與代理人的學歷不乏大學研究生水平，並在內地擁有較強人脈關係。不言而喻，高素質的從業員可選擇高素質的內地客戶，其中中產及以上家庭才具備赴港購買保險的經濟能力和在港投資的需求。優質客戶可減少保險的理賠成本，有助良性循環。

三、理賠方便且保障範圍較廣。香港保險公司實行嚴進寬出政策，理賠時審核較鬆，並在全球都可理賠；香港重疾險覆蓋的病種普遍多於內地，包括輕疾和個別兒童疾病。

放眼發展前景

針對香港保險業面臨的內地業務的挑戰，筆者提出三點策略性建議：

首先，大力發展人民幣保險產品，提高人民幣資產投資能力。香港作為最主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發展人民幣保險產品能避免內地外匯政策變化帶來的風險。2016年外匯管制加強後，內地客戶對香港提供人民幣保險產品的需求增加；然而本地保險業龍頭均為外資集團，不擅長投資人民幣資產，以致這方面收益偏低。業界若能增聘有關人才，足可提高相關投資能力和競爭力。

其次，適當調整產品類型，以發展年付非投資相連保險產品為主（如終身壽險），滿足內地客戶日益增加的保險投資需求之餘，可避免因內地政策變化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如整付大額保單減少或終止保單），以保持業務增長。

最後，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深化粵港澳保險合作。近年來內地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問題備受關注，中央政府鼓勵購買商業保險作為補充，正是香港保險業拓展內地市場的良機。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的保險密度和滲透率分別只得約1,000 美元和6%，遠低於香港，潛力巨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及「有序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銀行、保險機構在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設立經營機構」等內容。結合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提出的建設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和「保險通」的長期目標，將大力促進本地業界在大灣區內發展，吸引更多內地客戶。

龐大的內地市場既促成了香港保險業近20年的輝煌成績，也是保險業務永續發展的動力泉源。展望未來，借助大灣區發展的東風，配合上文深入剖析的策略部署，香港保險業定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

（資料來源：保險業監管局）

陶志剛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難分真偽  讓子彈飛

香港自6月開展的示威活動，情況持續惡化，警方動用了催淚彈和布袋彈，展開拘捕行動，還替政府做公關面對傳媒；但政府持續緘默及「讓子彈飛」的處理手法，卻助長謠言滿天飛，種種陰謀論在社交媒體上散播，進一步分裂群眾，令社會裂痕難以修復。

8月19日，Twitter表示暫停近千個中國帳戶，並禁止國有媒體機構刋登廣告，理由是散播香港示威抗議虛假資訊的帳戶，都由有國家背景的機構操作。Facebook則已刪除5個假帳戶、7個專頁和3個群組。兩大社交媒體首次公開認定，散播有關示威活動虛假資訊的始作俑者，具有國家背景；此舉不禁使人聯想到香港近年的社運，的確有外國官方勢力參與其中。

一般人往往按自身經濟條件和人生經歷，對政治事件普遍都有既定立場，接收資訊無論真假，只要立場相近，便一律全盤接受，視為「真理」。

資訊科技戰場

「和理非」的示威活動每日都有來自雙方的資訊及「新聞」，通過社交媒體和手機應用程式發放，圖文並茂、似是而非、和平理性、暴力格鬥、收錢派錢或疑似「官方」，共冶一爐。令人倍感不安的是，許多散播、轉發資訊的群體，都對各自的內容絕對肯定，令已經嚴重分裂的香港社會，更形水深火熱。

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發展迅速，亦為顛覆性活動和輿論操縱創造空間。 顛覆性活動可以從中鎖定容易受動搖的目標群體，發放認受性高的資訊，再利用如 Facebook 這類大眾社交平台，把所要宣揚的資訊對準目標受眾，加以輻射廣傳。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資訊技術既可用於推動社會發展，又可用於社會運動，甚或供政府用以對付社運分子，包括追查網上活動或監控手機；利用數碼媒體的匿名隱蔽性，則可發放虛假資訊或發動宣傳攻勢，詆毀抗議者。另一方面，移動錄影設備配合互聯網的應用，可監察警察使用武力，或讓社運組織招募新成員，2010年12月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即屬一例。

當反政府運動在中東及非洲地區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執政者又認識到武力鎮壓未必奏效，埃及官方便以數碼平台、資訊科技及虛假消息向各示威群體發動資訊戰。首先是穆巴拉克政府於2011年1月28日全面限制互聯網、Facebook、Twitter和手機服務，並封鎖由政府控制的半島電視台衛星。

隨後數周，抗爭群體與執政當局進行網絡戰，社運召集人鼓勵運動參與者使用Twitter，以偽名及設置地理位置功能，繞過封鎖；普羅大眾則利用Google的「向推文說話」(Speak To Tweet) 服務，與外界保持連繫。另一邊廂，執政當局通過社交媒體提供的匿名操作，散播虛假資訊，例如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曾進入在被警方拘留期間喪命的哈立德·賽義德的Facebook專頁，添加抹黑抗爭者的貼文和留言，要求給予穆巴拉克繼續執政的機會，並聲稱原訂的抗爭活動將被取消。英國沃達豐（Vodafone）集團則應穆巴拉克政府要求，關閉埃及境內的手機網路；該網路其後恢復運作，以發送支持穆巴拉克的宣傳訊息。

國際風雲媒體    

新媒體在社運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讓示威者可以過濾及加入自己一方對行動實況的表述，然後轉發給外界，並在過程中向國際社會請求支援。示威群眾可把現場視像直接上載到YouTube、互聯網與社交網站上，而無須通過傳統媒體的編輯或阻撓，藉此反駁政府抹黑他們的言論。

對社運抗爭者而言，單靠傳統媒體來傳播有關示威的資訊未免不足。首先是主流媒體通常側重示威者的暴力，變相詆毀社會運動的本質。 再者，大部分媒體受國家或商業機構控制，往往會選擇性地忽略挑戰當權者或既得利益者的事實。某些商業媒體則聚焦富娛樂性事件而忽略整個運動的真相。以佔領華爾街為例，傳媒報導呈現三分鐘熱度狀況，每當社會運動進入部署時刻，報導就立即冷卻下來。

顯而易見，社運拖得愈久，會因抗爭缺乏明確方向而令群眾失去興趣，媒體關注程度亦日趨下降。資訊一旦欠缺透明度，種種謠言及陰謀論也就隨之而來。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可以算歷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說明Facebook使用者何其容易受輿論操控及資訊誤導。競選期間，假新聞充斥 Facebook 和其他重要社交媒體，較突出例子是謠傳民主黨候選人希拉利在首都華盛頓一家比薩店的地下室經營戀童癖色情場所，一名持槍歹徒更受煽動而親自到場「調查」。 事件中幸而沒有人受傷，但由此可見政治假新聞足以在社會上引起嚴重後果。

透過互聯網，一般人都可以發佈內容，由此接觸大眾；「人人是記者」，卻降低了資訊的問責和可信程度。新聞聚合器和搜尋引擎的運算操作，亦毋須考慮新聞是否準確或查有實據。

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同樣改變了新聞界的格局，大大拓展了專業記者和非專業記者傳播準確或誤導性資訊的途徑，針對性地向目標群眾發放特定的新聞故事，社交媒體用戶往往無法確定內容的真實性和新聞來源的合法性。

識破謠言須知

據研究假新聞的學者分析，假新聞大致可分為諷刺、新聞模仿、新聞捏造、照片竄改和宣傳五大類，其中共通點是令接收者難辨資訊真偽，從而塑造其合法性與可信度。假新聞最常見的形式是諷刺，一般以幽默或誇張手法傳遞內容。新聞模仿與諷剌都靠幽默感吸引公眾關注，模仿主流新聞媒體，通過編造虛構的新聞故事來突出問題。新聞揑造指沒有事實依據但以新聞形式發布，以創造看似合情合理的報導，一般會在各網站、博客或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表，務求製造一個廣為大眾接受的假象，以增加其認受性。隨着數碼照相技術提升和圖像處理軟件的開發，照片竄改變得愈加容易和普遍。宣傳則指政治團體為了影響公眾認知而製作虛假或歪曲事實的報導，爭取大眾對有關公眾人物、政治組織或政府的最大支持，或針對某敵對政治人物或組織全力打擊。

虛假資訊可能對公眾的態度和行為產生不良影響，以致其思考和行動方式異於尋常，或對政治情況及形勢產生誤判。一旦虛假資訊氾濫，更會造成社會分裂，對整體和諧構成威脅。

當市民經常接觸錯誤或歪曲資訊時，最少有四種情況值得關注。首先，一般人甚至飽學之士，接收到虛假資訊之初，往往易於入信。雖然謊言說上千遍未必就會變成「真理」，但當大眾沒有能力加以識破時，就會信以為真。 第二，網絡上及社交媒體的資訊五花八門，不一定經過來源查證或內容核實，以致這類媒體變成播毒媒介，久而久之對社會遺害不淺。 第三，一旦廣泛曝光的錯誤資訊已被公認為「真理」，要加以打擊或矯正就必須動用龐大資源，社會亦須付出沉重代價。第四，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里，立心不良的機構若加以利用，再配合虛假資訊、駭客攻擊，其結果輕則可以引致股災和金融市場動盪 ，重則可以顛覆國家，甚或觸發國際危機、挑起戰爭，後果不堪設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後在2017及2018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創新及科技發展乃香港多元經濟的重要一環。綜合以上考慮，筆者建議政府在推動創新及科技項目中，投放資源開發可以「明辨善惡是非」的人工智能，以核實資訊來源及內容真偽，打擊謠言散播，以保障香港社會免墮進假資訊的深淵。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貿易戰到貨幣戰?

持續了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最近一個月的發展，是雙方在上海談判沒有新進展後，美方於8月1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餘下3000億美元商品也徵收關稅。中方在8月23日反擊，向750億美元美國商品徵收關稅，而美方隨即於翌日在原有對華商品關稅基礎上再加徵5%。

在關稅你來我往之際，人民幣的滙率於8月5日開始跌破1美元兌7元人民幣的心理關口，美國亦隨即宣布中國為貨幣操縱國。過去一個月來，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了大約4%。人民幣兌美元的滙價破7、和美國宣布中國是貨幣操縱國，促使不少輿論認為中美雙方已經從貿易戰和科技戰發展到貨幣戰，並因此表示憂慮。事實上，印度、泰國和紐西蘭也迅速在8月7日減息以應對環球經濟的變化。

30年代競爭貶值引發大蕭條

貨幣戰一般指將貨幣貶值以促進出口和帶動本地生產。但由於滙率是相對的，將自己的貨幣貶值等於間接把貿易夥伴的貨幣升值，自己的出口增加等於對方的進口也增加，而自己生產的提高等於對方生產的減少；若對方不滿意這個情況，也可以貶值貨幣來回應，若然涉及多個經濟體，便會有一連串互相競爭的貨幣貶值。著名前劍橋經濟學者羅賓遜夫人把貨幣戰形容為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

現時有些論者談貨幣戰色變，可能是對上世紀30年代的貨幣戰猶有餘悸。19世紀末，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都以黃金為本位，故此相互間是固定滙率。滙率的穩定促進了國際貿易，因而有人認為這是近代史上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波。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政府要為戰爭融資，不想黃金儲備限制了貨幣發行，便暫時放棄了黃金本位，貨幣增長因而遠超過黃金儲備的增加。但戰後要重回黃金本位制度時，貨幣與黃金的兌換價如何重新釐定，便成為一大難題。

若要維持戰後的黃金儲備和貨幣供應，便等於貨幣相對黃金貶值、或金價比戰前上升；若要維持戰前的兌換價，便須減少貨幣供應。如果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做法，便等於彼此間的貨幣出現大幅升值或貶值。當時法國的選擇是前者，而英國恰恰是後者。這等於英鎊相對法郎升值，給英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困難。英國遂於1931年將英鎊貶值，企圖使生產從外國轉至英國，而這又引發了1933年的美元貶值、及1936年英鎊和法郎的進一步相繼貶值。

在30年代的貨幣戰期間，除貨幣貶值之外， 各國政府還採取其他政策以保護本國利益，如德國的外滙管制、美國的關稅、加拿大的反傾銷法等等。美國在1930年通過了影響深遠的Smoot-Hawley關稅法案，向二萬種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平均稅率達到42%，並在兩年內減少了美國一半的進口，但同時也帶來全球貿易的萎縮。

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面對的最嚴峻挑戰。就以勞動力市場為例，當時美國的失業率高至25%，遠超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高的10%。而經濟大蕭條的背後，是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和各國的保護主義政策，難免論者將30年代和今天的情況對比。然而，在警惕貨幣戰對全球經濟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同時，也要了解今天的情況和30年代的不同。

一個明顯的分別，是當前的主要貨幣都是採用浮動滙率而非固定滙率制度。雖然有所謂「骯髒浮動」，但央行一般並不直接干預外滙市場來控制滙率，因而通過貶值發動或延續貨幣戰的能力有限。像目前主要的中央銀行中，日本銀行和歐央行都是以2%通脹率為貨幣政策目標。至於聯儲局，則有所謂「雙重使命」，即貨幣政策須維持物價穩定和最高就業。這些央行在一般情況下都不會以穩定貨幣滙價為政策目標。

全球化下難以鄰為壑

聯儲局或許不直接干預美元滙率，但美國政府財政部則有可能這樣做。事實上，財政部持有一個「外滙穩定基金」，正是為了幫助穩定美元滙價。但細看本年5月底的數字，這個基金的資產總值約940億美元，其中505億是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225億是美國政府債券，其餘則為歐羅和日圓資產。若要在貨幣戰中將美元貶值，最多是將全部政府債券變賣為美元，再在外滙市場出售。但225億美元，相比於每天在外滙市場兌換的2.2萬億美元（國際結算銀行2016年4月數字）只是杯水車薪，難以對美元滙率有什麼影響。

另一個分別是，30年代的國際分工，多半以商品為基礎，即某一件商品，差不多全部都在某一個國家生產。而今天的國際分工，則多半以零部件為基礎，即商品的出口都有一定的進口成分。因此，即使同一個幅度的貨幣貶值會導致同樣的出口增加，但對本地經濟帶來的刺激作用比以前減少了。在全球貿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貨幣戰傷害敵人保護自己的效果不若以前涇渭分明，因此通過貨幣貶值來以鄰為壑的誘因也較少。

此外，由於美元是全球主要貨幣，當經濟不景時，投資者對美元仍有一定的需求甚或更大的需求。舉個例子，2008年的金融海嘯源自美國，而美國亦因此而陷入經濟衰退，但美元滙價指數卻從2008年7月到翌年2月升值了17%，至聯儲局實施量化寬鬆後數月，美元才開始轉弱。換句話說，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國際地位，增加了美國政府在貨幣戰中弱化美元的困難。

上述討論的，主要是通過直接干預外滙市場影響滙率的貨幣戰，但央行通過一般的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經濟，也會間接地影響滙率。事實上，「貨幣戰」的英文名詞出自2010年巴西財政部長Guido Mantega口中，表達他對當時情況的不滿。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低迷，各國均通過減息來刺激經濟。先有美國、英國、日本和歐羅區的量化寬鬆政策，再有歐羅區和日本的負利率政策。低利息將資金轉移到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使當地貨幣升值、抑制出口。

中美皆無足夠政策空間

特朗普上台後明顯地走弱化美元政策，但聯儲局在體制上獨立於白宮，特朗普可以做的只是對聯儲局主席施加壓力迫使他減息、及在聯儲局安插親信，但成效並不能立竿見影，有時亦會受到約束。上月初，4位前聯儲局主席便罕見地聯合署名發表文章，呼籲聯儲局保持獨立性，不要受短期政治壓力的影響。

由於美國從中國進口多於中國從美國進口，在貿易戰中美國可以對較多的中國產品制裁，因而有更大的主動性。但在貨幣戰中，中國的主動性則更大。由於人民幣還沒有百分百自由兌換，中國可同時調控利率和滙率。基於上述討論，美國政府對美元滙價的影響有限。不過，這並不代表中國會將人民幣大幅或持續地貶值。一來是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會增加那些有美元債務的中國企業的困難；二來是市場若持久地對人民幣有貶值的預期，會導致資金外流和減少外資在華投資。

總的來說，無論是美國和中國，都沒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工具去打貨幣戰。中美兩國只會在其他戰場繼續角力。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誰焦頭爛額? 誰束手無策?

許多時候，主觀感覺與客觀情況出入很大。舉例說，當我們遇到失敗挫折，有時會視而不見，反而認為自己成功在握。最近看到一段討論關於反修例運動的視頻，兩個嘉賓都反對設大台，但是引起筆者注意的，卻是他們對運動成果的總結。他們多次提到中共現已「焦頭爛額 」，對他們已「束手無策 」等等。筆者認為這與事實有頗大的落差。

誰吃了大虧

認為中央政府在這事件上焦頭爛額，那並不符合事實。筆者覺得焦頭爛額的，反而其實是香港人自己。這篇文章執筆之時，已經有800多人因為近期的衝突而被捕，並有一定數目的示威者嚴重受傷，多名示威者亦因經常吸入催淚氣體，構成長遠的健康風險；一些大企業也相繼辭退曾經參與非法集會和發表過激言論的僱員。超過30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以致遊客減少，消費行業萎縮和裁員，可說是意料中事。

單單是被捕800多人，已佔香港人口的萬分之一，同一比率在中國內地相當於10多萬人；試問內地有沒有10多萬人（武警、軍人等等）因為反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而受到嚴重打擊呢？而那些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的國家，可有同樣向中國內地發出旅遊警示呢？誰焦頭爛額不就是清楚不過嗎？

就算中央對反修例運動無計可施（筆者並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們也不應該沾沾自喜。對於社會現狀真正無可奈何的，其實是香港的普羅大眾，他們既不能迫使林鄭政府接受運動的訴求，又不能阻止激進示威者各種擾亂社會秩序的行動。

誰無計可施

激進示威者固然是香港的持份者，但是那些在最大型遊行才出現、為數更多的市民，同樣是香港的持份者，他們會贊成示威者去機場阻止旅客登機嗎？他們會贊成對可疑人物禁錮、濫行私刑嗎？會否贊成暴力攻入立法會大樓？又會否贊成破壞國徽及圍堵中聯辦、警局？

回顧這幾個月的社會運動，能得到國際的廣泛注意和同情，筆者認為有三點原因：參與人數眾多，而且和平、持久。示威者有沒有被警察打，這並不是重點，因為反政府示威者被警察打，世界各地都有，但是連番出現參與者佔總人口六分之一的和平抗議活動，卻真是史無前例。

顯而易見，示威者的激烈行動並無提高香港民主運動的國際聲望，更會有負面影響，而且正在慢慢浮現，只待時間的發酵。這些激烈行動的確可以產生一些和平示威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就是迫使對手犯錯，進一步暴露其「邪惡」一面，使民眾變得情緒化，更包容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然而這能否逼使林鄭最終讓步，筆者不得而知；縱使政府真的就範，這種通過提升暴力，散播仇恨的處事方式，必定後患無窮。今天的因，會造成明天的果。

筆者留意到同情示威活動的評論，鮮有論及以下關鍵問題：如果特首一直沒有提供滿意答覆，示威者的暴力是否要不斷加強？市民對這種暴力的容忍度，是否也要相應提高？極限何在？是否要等到有五千人被捕才罷手？抑或失業率高至10%才停止？這是所有香港人的問題。香港人不願意命運受林鄭擺佈，難道就要接受激進示威者擺佈嗎？

暴力弄巧反拙

抽離一點看局勢：今日的五大訴求早在6月底就已經提出來，當時要釋放的被捕者只有6月12日示威衝突中二、三十人，但是今天被捕的已有800多人。換言之，我們為了拯救這數十人，卻多「犧牲」約800個被捕者，甚至更多傷者，還要引來30多個國家的旅遊警示⋯⋯除非為搞事而搞事，否則不得不承認，這兩個月的行動是失敗的，更遠離了原本的目標。相反，若能在過去兩個月堅定維持「和理非」，傷害就一定少得多。

數年前，筆者一次在校內學生餐廳吃下午茶時，注意到鄰座坐着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稍為年長用拐杖的男子，氣氛異常沈重。原來他們是一對兄弟，哥哥說：「你回來香港，為什麼不找姐姐和我呢？我們都很掛念你呢。」弟弟憤然說：「我都不想見你們了，我年輕的時候誤入歧途，你們那時放縱我，從沒有提點過我；我真後悔走了太多冤枉路。」

這番話讓我思考良久，還寫了篇短文與家人分享。這男子是對的。當一個人犯錯或者有犯錯的想法的時候，他的親友師長是應該加以明確指出，特別是這種想法會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和終生前途，絕不應跟對方說：「你既是成人，行為應已經過深思熟慮，就跟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又或礙於對方的玻璃心而默不作聲。

這裏不妨假設如下情景。30年後同一個學生餐廳，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男子與他衣冠楚楚的哥哥相聚。哥哥問弟弟為甚麼10多年都沒有聯絡，弟弟憤然說： 「我不想見到你們，在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中，你是『和理非』，愛在示威衝突最後一排叫口號；我是勇武派，不顧安危，但你不但沒有阻止我，還對我的勇武行動讚賞有加。我更自恃是學界武術比賽冠軍，對抗尤其激烈，結果被判較長刑期；捱了整整八年鐵窗生涯，還盲了一隻眼睛。你卻能置身事外，後來更成為城中名人⋯⋯」

示威真正出路

激進示威者是時候收手了。在「凡敵人反對的，我就贊成；凡敵人贊成的，我就反對」這種叛逆心理驅使下，官員和警方對他們的警告，對他們是不中聽的。因此，最有可能令他們臨崖勒馬的，就只有那些他們比較信任的人，而泛民陣營中的立法會議員及元老，作為反對派的社會領袖，更屬責無旁貸。

要處理當下的危機，最簡單的就是特首作出較大的讓步，如宣布撤回修例，把元朗某個指揮官調職（例如守水塘）。這樣一來，相信大部份不滿的群眾都會收貨。與此同時，我們在態度和立場上要保持堅定，行動上必須克制而成熟。對於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樣的對手（是對手，不是敵人），暴力是港人的弱點，不是強項；激進示威者將暴力升級，既是自暴其短，又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下下之策。

既然大家都很珍惜連儂牆，竭盡全力保護它，何不靜心細聽約翰連儂以下給示威者的建議？

「真要動起手來，你就等於也來玩建制的把戲。到時建制派就會激怒你——捋你的鬚、彈你的臉——總之千方百計使你動粗！因為一旦能令你採用暴力，他們就有辦法收拾你。唯有非暴力和幽默感，才能夠令他們束手無策。」

（”When it gets down to having to use violence, then you are playing the system’s game. The establishment will irritate you – pull your beard, flick your face – to make you fight. Because once they’ve got you violent, then they know how to handle you. The only thing they don’t know how to handle is non-violence and humor.”－John Lennon.）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廿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確認偏見」——由黃台之瓜說起

李嘉誠先生日前以「一個香港市民」的名義，在多份報章頭版刊登兩款全版廣告。一款廣告為「正如我之前講過：『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另一款廣告正中位置印有反暴力標誌，上方是「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右邊寫「愛中國 · 愛香港 · 愛自己」，左邊寫「愛自由 · 愛包容 · 愛法治」，下方是「以愛之義 止息怒憤」。

是次報章廣告為李嘉誠對近期香港局勢首度公開表態，即時引起社會各界及市民的不同解讀，第一款尤甚。如反修例者認為第一款廣告的對象是政府，把李先生的表態當作為他們發聲，請政府克制，別對激進示威者趕盡殺絕。對立一方的解讀卻正好相反，認為第一款廣告的對象是激進示威者，李先生希望激進示威者不要再將抗爭升級，以免政府作出極端回應。

李嘉誠很快透過發言人回應社會的迴響，表示刊登兩款廣告，是因為目前香港形勢複雜，難以用單一語言或溝通方式回應，形容「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之說法」。至於對政府有何看法，發言人形容，現時年輕人給政府的聲音和訊息震耳欲聾，政府已在絞盡腦汁。在談到對年輕人的看法時，發言人呼籲：「不要讓今天的激情，成為明天的遺憾」。

減偏見縮分歧

本文並非解讀李先生的廣告和回應，只是藉此帶出不同人對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解讀，其實十分普遍；此現象在行為經濟學上稱為「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確認偏見」的成因之一是模棱兩可的信息，可作不同的解讀，用以支持各自的信念。上述「黃台之瓜」廣告就是個好例子，不但因信息模棱兩可而無助收窄分歧，更因「確認偏見」，令分歧進一步加深。

政府在「反修例」風波中雖然讓步，但堅持只「暫緩」修訂《逃犯條例》草案，而決不按照法律清晰地「撤回」草案，以致回應變得模糊，無助收窄與反對陣營彼此之間的分歧。如果政府依法「撤回」草案，相信有利於收窄雙方分歧。

當然，「確認偏見」不是那麽容易消除，因為它還有兩大成因。第一，人們往往對與自己信念相反的信息不以為然，卻樂於接受與一己信念相同的信息。例如反修例者不在意建制派媒體和社交網絡的資訊，相反建制派的注意力卻集中在這些資訊上。換句話說，建制派接收政府信息易，反修例者接收政府信息難。要處理相關問題，政府一方面須向反修例者加強宣傳、溝通和對話（技術上不難，視乎政府是否願意付出而已）；另一方面，政府和建制派須承認自己也有「確認偏見」，從而作出糾正。

「確認偏見」的第二個成因，就是人們往往對接受（不單是接收）與信念相反和相同的信息抱持雙重標準；兩者之間，相反的標準遠高於相同的標準。舉例來說，建制派接受「暫緩」修例和「撤回」草案差不多，因為特首林鄭月娥說它們的效果差不多，他們便相信如此；反修例者的標準遠高於此，甚至要求特首「完全撤回」草案，才算符合他們的標準。

要處理相關問題，特首須檢討她的回應有否足夠說服力。到目前為止，特首還在逃避她是否有權「撤回」草案的問題。到底這是法律問題抑或政治問題？如果是法律問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應該可以給市民一個肯定的答案，讓特首可以依法回應「撤回」草案的訴求。若然是政治問題，特首應趁機解釋清楚，讓公眾明瞭如何正確理解「一國兩制」。

避免雙重標準

反對聲音的另一訴求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特首的回應同樣欠缺說服力。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8月7日在深圳舉行香港局勢座談會。消息指，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會上表示，在事件平息後則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既然張主任也認為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委員會，特首為何仍是一口拒絕，抹煞成立獨立委員會的可能性？張主任在座談會開場發言時說：「中央高度關注香港局勢，正從戰略等角度研判事件⋯⋯」希望特首也從戰略角度回應訴求，改善回應，提高說服力，以化解現時僵局。

糾正「確認偏見」有助收窄雙方分歧，然而究竟有何妙法？上文提到，政府須加強宣傳、溝通和對話，讓對方取得政府的信息；但接收不等於接受，政府務必加強說服力，信息才會被接納。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信息一定要清晰，若模棱兩可，徒添不同解讀，讓雙方把信息各自解讀為支持己方的信念，彼此間的分歧只會愈來愈大。

另一方面，政府和建制派也須自我糾正「確認偏見」，走出自己的安舒區，聆聽非建制派媒體和社交網絡聲音；但光是聆聽絕不足夠，政府還須克服雙重標準，別要把接受非建制派意見的標準，定得遠高於對建制派意見的標準。若信息有模糊之處，政府和建制派應該主動澄清，而不是任由別人隨意解讀信息，自欺欺人。縱然這些建議都是說易行難，但收窄分歧從來不易，政府必須身體力行，只說不做實在意義全無。

歸根究柢，收窄分歧倚仗雙方的付出。反修例者除了要努力糾正政府的「確認偏見」，也得努力通過進行自省而自我糾正：是否有偏聽、偏看？對政府和建制派是否持有雙重標準？是否任意把信息解讀為對己有利？是否嚴人寬己？

套用李嘉誠先生所登一款廣告模式，謹此以八字作結：「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租置計劃有助縮窄貧富懸殊

本年7月初，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正籌劃重推1998年首度實施的「租者置其屋計劃」（簡稱租置計劃），出售約4萬個單位，供公屋租戶購買。此消息未受太大關注，況且負面評論也較多，例如政府未有積極覓地興建公屋，反而把公屋資源私有化；陳局長於2018年底才表明過，因混合業權產生複雜的管理問題，重推租置計劃不可行，現在竟又出爾反爾。

整體置業偏低

房屋既是土地資源、住房，也是投資產業。相對於金融產品，房地產價值較難衡量。住房屬市民基本需要，如何分配有限的土地資源於不同用途上，往往在社會上備受爭議。作為投資工具，樓價隨經濟條件變化而波動。樓價大跌，業主會埋怨政府；有能力而尚未置業者，又不敢貿然入市。房價大幅上漲，業主可享財富増長效應，未置業者則抱怨樓價升至超出負擔能力，歸咎於政府。香港地少人多，房屋政策從來是直接影響民生的燙手山芋。

2008年金融風暴爆發，香港整體置業自住率從53.6%下降至2018年的49.2%；其中私人市場的置業率由69.7%下滑至63.6%，公共房屋則由34.9%跌至31.8%。如【圖1】所示，自住置業率在2000年後改善不大，大致上處於52%。相對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新加坡和中國內地分別高企於91%及90%，而香港的49.2%則是眾多地區中最低（【圖2】）。雖然香港的按揭利率於2010年間減至罕見低位，但置業率卻持續下滑。這是否因市民置業意欲減低，令經濟行為受影響？

置業夢想難圓

置業雖是許多人的重要人生目標，但選擇租賃或購買物業並無劃一準則，取捨因素包括婚姻狀況、財政負擔能力以及投資取向。社會文化方面，置業乃置富之道，無樓一族常被稱為「無殼蝸牛」，反映置業能力某程度上亦視為社會地位象徵。

自2010年起，置業率走勢一直向下，目前已跌至18年來新低，主因有三：（1）整體房屋供應落後於需求；（2）為打擊熱錢湧港炒賣房地產，政府曾推出一系列印花稅措施（如額外印花稅）；（3）金管局收緊銀行按揭成數。

2018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就市民對置業態度的意見調查，結果發現18歲以上受訪者中，有75%認為置業需要作出許多犧牲（如推遲結婚）；超過67%則認為要安居，就要有自置物業；高於53%認為置業乃人生重要目標。由此可見，置業是大部分市民的願景。

可惜對許多年青人來說，置業目標已遙不可及，因而被迫放棄。住屋問題嚴重影響他們的人生規劃以及生活質素。久而久之，年青人對社會的認同與歸屬感只會每況愈下。

置業困難，可從監督及技術工人的月薪及私人住宅樓價的升幅可知。辦公室及行政主管的平均月薪由1990年的9,938元漲至2018年的23,559元，增幅為2.37倍（【圖3】），平均每年加薪3.13%。同期樓價升幅為8.57倍，平均每年升值8%。在2018年底，新界區ABC類私人住宅的平均呎價為$12,982，400平方呎單位的樓價超過519萬，以7成按揭計算，3成首期已超過155萬。

假設一個年青行政主管，每月節衣縮食，把月薪23,559元的一半儲起做首期，從下【表】可見，若未來樓價零增長，那麼2027年便可達標。若未來樓價每年升幅3.13%，則要到2031年才可置業。若樓價增長比工資快，置業希望頓變渺茫；年青人缺乏政府政策的協助，實在難望置業。

【表】   私人儲蓄與私人樓宇價格對照

貧富差距主因

根據特區政府的統計資料，2017年生活於貧窮線下的家庭共594,000戶，涉及貧窮人口超過137萬，貧窮率達20.1%，是自2010年以來最高水平。經過政府的福利政策介入後，貧窮家庭數目下降至308,000，而貧窮人口則下調至72萬，但貧窮率仍超過10%。

導致貧富差距問題持續擴大的一大因素，大概與置業相關。例如香港的A類私人住宅單位（即實用面積少於400平方呎），2018 年底的平均呎價為17,500元，單位樓價即為700萬，7成按揭。假設某君30歲，有210萬元儲蓄，買樓的按揭供款與租樓的租金相若，那麼置業與否對其財富增長有何影響？

物業估價處的資料顯示，A類住宅價格從1998到2018年每年升幅為6.17%，而從2008到2018年每年升幅則是12.2%。按升值6.17%的保守估計，30年後到60歲退休，今天700萬元的物業到其時的價值應為4,200萬元。假若現在不置業，把原本置業首期的210萬元用作投資，假設低風險投資回報為每年2%，30年後可以累積到380萬元。若投資於風險較高的股票市場，以恒生指數從1998到2018年每年回報為5%計算，30年後的股票市值則為910萬元。置業相對於不置業情況下兩種投資方式，財富差距分別為11倍和4.6倍。

私人住宅租金和工資的走勢，則可反映普羅大眾的租金壓力。從1997到2007年，私樓租金平均每年增長2.46%，而行政主管、會計主管及物業服務主任的月薪平均每年分別只上升1.57%、1.55%及1.91%。2008至2018年，租金每年平均增長6.55%，而上述三類職位工資分別只有2.45%、2.25%及3.49%的增長；足見工資升幅落後於租金。租金只是消費開支，並不會累積財富。置業的按揭供款部分可視為利息支出，部分則為強迫性儲蓄，令財富增長。若將上述有儲蓄者與草根階層互比，顯見貧富懸殊日趨嚴重。

不過，置業某程度上也難免經濟和價格波動的風險。舉例來說，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到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期間，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超過10萬；但長線而言，物業回報始終凌駕短期風險。

租置計劃效益

提升置業率可助長經濟效益和創造就業機會，原因是業主會更樂意為居所添置家具電器，同時裝修，有關活動都會為經濟上行帶來乘數效應。

租置計劃讓公屋租戶以低廉價錢購買現居單位，可以釋放更多勞動力，有利於低收入家庭脫貧。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黃乾亨黃英豪基金教授（政治經濟學）王于漸教授近期發表有關租置計劃對勞動市場影響的硏究，文章指出2001至2016年租置計劃住戶中，適齡工作（18至64歲）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相對純出租公屋屋邨住戶分別平均高出0.8%和1.6%；同期男女失業率則分別下降0.5%和0.1%。文中數據分析顯示，「租置計劃屋邨的適齡工作男女居民，都錄得顯著較高勞動參與率和較低失業率」。

總括而言，提升置業率帶來的社會效益遠超純經濟效益。美國有研究發現，相對於租戶，業主一般願意在物業管理、維修等方面多作投資，通過改善居住環境以提升物業市值。硏究亦發現，在擁有大量置業人士的社區，犯罪率和毒品問題嚴重程度會較低。有待更新加入硏究論點的是，業主住戶的子女學業成績會較好，原因是隨着樓價上升，財富效應有助提升孩子的學習條件。置業也可加強住戶對社區的歸屬感，從而減少反社會行為。

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已提出四個房屋政策元素，其中第二個是「以置業為主導，讓市民安居，樂以香港為家，政府會致力建立置業階梯，為不同收入的家庭重燃置業希望」。近期政府重推租置計劃，正配合此一承諾。房屋問題繋於土地供應，而未發展土地超過7成位於新界，相信政府會致力覓地建屋；但礙於近來社會動盪情況愈演愈烈，恐怕任何新政策難免遇到立法會及民間團體的龐大阻力。為今之計，政府在施政方面應先易後難，故此租置計劃值得支持。

【圖1】香港置業率1985-2018 (%)

【圖2】主要國家地區的置業率 (%)

【圖3】月薪及物業價格指數升幅

注釋：【圖1】，【圖2】，【圖3】，工資，樓價和租金資料皆出自香港政府統計處。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世貿組織與發展中國家地位

中美貿易戰開展一年多以來，雙方一邊談判，一邊讓貿易戰升級。當經過了大約十輪的談判，市場以為差不多要達成協議的時候，特朗普突然在今年5月初宣布，將從中國進口的2500億（美元．下同）商品關稅由10%提高至25%，談判因而停頓。至6月底，中美兩國元首利用在日本開G20峰會的見面機會，同意重啟貿易談判。兩國代表遂於7月30日首次在北京與華盛頓以外的上海開會，並公布在9月繼續。怎料上海會議後不足兩天，特朗普即單方面宣布徵收另外3000億元中國商品10%的關稅，於9月1日生效，並威脅可能將這稅率提升至25%，與現有進口美國2500億中國商品的關稅看齊。

特朗普劍指港澳星洲

特朗普上任後多方面顛覆了世界貿易的秩序。他在對中國3000億元商品徵收關稅前的數天，便發表總統備忘錄，批評一些經濟體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在貿易中取得非應有的優勢，對組織內其他成員、特別是美國，並不公平。備忘錄中提及多個世貿成員，包括香港、澳門和新加坡，都享有發展中國家地位。但備忘錄主要針對的，自然是中國大陸。其中提到中國龐大的本地生產、出口、外國直接投資等數值，旨在說明中國不應該繼續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備忘錄又責成美國貿易代表在60天內向特朗普滙報情況，若在90天內沒有滿意進展便實施一系列有關政策。

世貿組織並不將成員國界定為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由成員國自行聲明。組織的成員數目在2016年達到164個，其中約三分之二自我宣布為發展中國家，包括36個按聯合國定義劃分為低度發展國家的成員。作為發展中國家，成員國可享有所謂「特殊與差別待遇」，例如有較長時間過渡至加入組織時達成的協議、獲得豁免某些世貿組織的要求、和得到更多的貿易機會等等。不過，世貿組織也容許發達國家作單方面的外貿措施，像在貿易戰初期，美國便以「國家安全」為由，向從包括中國的多個國家進口的鋼材和鋁材徵收關稅。

世貿原則互惠非歧視

事實上，美國早在本年2月已向世貿組織提出建議，停止讓一些國家繼續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G20的成員、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的國家及在世界商品貿易中佔半個百分點以上的國家。若把有關名單羅列出來，共有33個經濟體。其中以中國、印度和南非為首的10個國家隨即作出反對，強調發展水平主要看人均數值而非總數值。

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是一個多邊主義下的國際經濟安排， 其中兩個主要運作原則是互惠和非歧視。互惠指有關雙方同時讓步、減少對對方的貿易壁壘，而非單一方面的開放。非歧視則指若對某國作一個開放貿易的政策，該政策亦須對其他成員國同時適用。然而實施起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兩個原則並不容易跟進。一來是發展中國家的起點較低，因而需要一定的寬鬆處理，起碼在經濟起飛前如此。二來是發展中國家或規模較小的經濟體在與發達國家或規模較大的經濟體作互惠談判時，可以拿出來作談判籌碼的不多。

當發展中國家還在起步階段時，在全球貿易中佔的比例不大，因而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也不多，而同時發達國家亦有足夠空間給予發展中國家特別優惠。但當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產總值和貿易額的比例愈來愈大，原有的貿易體系便容易產生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摩擦，特別是像金磚五國等較大的發展中國家。數據顯示，在1992年，貿易中有一方或雙方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只佔全球總貿易額的35%。到了2017年，這個比例已增加至53%。

中國崛起歐美感壓力

表面看來，中美貿易戰源於特朗普的外貿政策。但事實上，中國自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總值及外貿盈餘均迅速上升，給歐美等地的產業帶來不少壓力。對西方國家來說，要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抑制中國並不容易。美國在奧巴馬當總統時便大力推動不包括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只是特朗普比他的前任更不相信多邊主義下的貿易協議、和更不怕撕破臉皮而已。

對美國來說，難以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去約束中國的外貿發展，因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比較獨特，不單在重要經濟領域有很大比例的國有企業，在經濟管理和調節上除了有明顯的法例和約章外，同時亦有較為含蓄的運作準則。另一方面，世貿組織的規則主要在二十多年前制訂，當時中國仍沒有在國際經濟上冒起，規則難以包括今天中國的經濟的特徵。此外，世貿組織處理貿易糾紛的仲裁程序費時和僵化，亦沒有對重施故伎的違規者有很好的處理方法。

特朗普明顯不喜歡之前美國簽訂的多個多邊貿易協議，也許更不喜歡奧巴馬，所以在入主白宮後的第三天便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之後他採取雙邊談判的模式，一對一和個別國家談判，以龐大的經濟力量，索取美國的最大利益。不單在貿易方面如此，在其他國際事務亦如此。就在數月前，美國便以關稅來恐嚇墨西哥。由於有相當多的中美洲難民通過墨西哥走向美墨邊境，若墨西哥不想辦法堵截，美國便會對全部墨西哥進口貨物徵收5%關稅，其後會上調到25%。墨西哥只能匆匆就範。關稅已成為現時美國的外交工具。特朗普自己也曾明言：「我乃關稅人是也」。但中國經濟的底氣與墨西哥的畢竟不同。美國現時對額外3000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的成效如何，還得看兩個大國的角力，甚至是長期的角力。

香港世貿從未收投訴

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就購買力平價滙率來計算，已超過美國的水平，可以說香港早已邁進發達經濟體行列，但在世貿組織中仍算是發展中國家。這或許因為香港早在1986年已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成員，因而也是後來世貿組織的創始會員。

不過由於香港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所以在世貿組織中無論是發達經濟體或發展中經濟體的地位，都沒有什麼影響。查看一下世貿組織會員間貿易糾紛的檔案，香港只有一個在1996年投訴土耳其的，而對香港投訴的則沒有。如今全球經濟山雨欲來，香港則風雨飄搖，美國要在上述的總統備忘錄90天後如何處理香港及其他高收入經濟體在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對香港來說，已不是什麼重要的議題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表述效應」與林鄭風格

行為經濟學中，有一理論名為「表述效應」（framing effects）。此理論由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所創（Kahneman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很可惜，Tversky早於1996年已經去世），經典例子是他們提出的「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試想像某國正為一種異常亞洲疾病爆發作準備，預計此疾病將導致600人死亡。以下是兩個可考慮的應對方案：
•    如果採用方案一，將有200人得救。
•    如果採用方案二，600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無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就以上兩個方案進行意見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受訪者選擇方案一。
然後向另一組別參與者重複以上意見調查，兩個方案改為：
•    如果採用方案甲，將有400人死亡。
•    如果採用方案乙，無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600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指出方案甲和方案一所描述的後果相同，方案乙和方案二的後果亦一樣；但在聚焦預期死亡人數的方案甲和乙之間，絕大多數受訪者都選擇方案乙，和第一組別的調查結果剛好相反！

根據以上結果，Kahneman和Tversky提出「表述效應」理論，指出一般人對某一件事的看法，很容易受該事件如何被表述所影響。

「表述」掩人耳目
「表述效應」不單止可用來理解經濟行為，也可以應用到公共政策方面；如政府推動政策時強調政策的好處，爭取公衆支持。反對派卻把公衆視線轉移至政策的壞處，令政府不能成功推動對他們不利的政策。現在令人擔憂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運動，便是一個很清晰的例子。

嚴格來說，Kahneman和Tversky的「亞洲疾病問題」用了兩種「表述效應」。第一種「表述效應」是「同一個」意見調查，經過巧妙的不同表述，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後來有人指出方案甲其實和方案一並不相同，原因是「將有400人死亡」不等於「將有200人得救」，例如另外200人可能變成植物人。

第二種「表述效應」是兩位學者巧妙地把兩個不同方案（方案甲和方案一）表述為「同一個」方案。第二種「表述效應」應用較少，因為它比較難用；此點可用以下例子解釋。
加工肉類可被形容為「90%無脂肪」或「10%脂肪」。對一般消費者而言，「90%無脂肪」的敍述比「10%脂肪」吸引，這是第一種「表述效應」。第二種「表述效應」是把近似但不同的加工肉類形容為同樣吸引。雖然「(90 + X)%無脂肪」的加工肉類比「90%無脂肪」吸引，但把「(90 + X)%無脂肪」形容為「(10 – X)%脂肪」會引致該加工肉類吸引力下降。要符合第二種「表述效應」，「(10 – X)%脂肪」的效果需要等同於「90%無脂肪」的敍述。

第二種「表述效應」的應用比第一種難，因為需要準確量化X的數值，而數據充足與否是基本的要求。由此可見，應用第二種「表述效應」不能單靠直覺判斷；現在的「反修例」運動正是一個現成例子。

民意不可迴避
「反修例」運動原本只有一個訴求：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林鄭由起初完全漠視民意到後來「暫緩」該草案，意圖把「暫緩」修例演繹成「撤回」修例，屬於第二種「表述效應」。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首先，「暫緩」和「撤回」在意義上有明顯分別。「暫緩」的意思含糊不清，更可以是短暫安排，不排除特首可以隨時恢復修例。相比之下，「撤回」比較實在，政府必須從立法會撤回該草案，有實際行動。「暫緩」修例不足以回應「撤回」修例訴求不難理解。

一天後，林鄭回應遊行，聲明已停止修例工作。政府消息指「停止」修例和「暫緩」修例沒有分別，更交代重推無期，估計今屆立法會會期（明年7月結束）不會提上立法會，等同「自然死亡」，效果與撤回修例差不多。

以上的演繹，進一步指出「暫緩」/「停止」和「撤回」的主要分別。「撤回」是即時性的，即時回應訴求，乾淨利落。「暫緩」/「停止」始終存在變數，要等到一年後才會「自然死亡」，拖拖拉拉。有云「政治一日都嫌長」，何況是一年？認為一年後自然死亡與（即時）撤回修例差不多的人，真可謂「差不多先生」。

7月9日，林鄭宣布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客觀上，這條修例草案「壽終正寢」，效果等同撤回修例。然而「表述效應」是主觀的，林鄭再一次失敗，「壽終正寢」不被接納為回應撤回修例的訴求。

林鄭的連串失敗不難理解，如果她真心相信「暫緩」/「停止」修例、「自然死亡」、「壽終正寢」全部等同「撤回」修例，那為何不直接用上「撤回」字眼？難度她認為說服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比說服她自己容易？

學生常常問我答案是否愈複雜愈好。我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夠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一定比用較複雜的方法好。事實上，想出簡單方法解決問題是社會進步之源；特首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為社會製造問題。

最後，我不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毫無道理；它有壞處，也有好處。如果日後修例對社會整體有利，獲得社會普遍支持，我寄望政府能夠肩負責任，重推修例，正面回應社會訴求。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社運

近10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社會運動頻生，計有2010年年底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5月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同年9月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警務處統計顯示，2010至2015年間本地公眾集會平均每年5千多宗，2016至2018年間則激增至每年超過1萬宗；2010至2018年期間，公眾遊行每年超過1千宗。

自回歸後出現的大型遊行，包括2003年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與人數50萬；2014年歷時79天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人數達120萬；今年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民陣報稱參與人數亦超過100萬；6月16日「反送中」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報稱參與人數甚至達200萬。這些數字足以證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自治、言論、集會及遊行自由，但亦反映社會問題嚴重。

嶄新社運模式

傳統社運往往由較具規模和成熟的社運組織發起，借助組織領袖的個人魅力，策動群衆行動，管理上層次分明。「反送中」運動則主要是網絡行動，群眾自發參與，跟外地社運模式相類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橫向式通訊為基礎，把群衆的公共領域最大化。點對點等網絡設施讓參與者和支持者隨時表達不滿，在基層協調政治行動。

在現代通訊技術普及的情況下，社運人士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分享最新的實況信息，因應情況更有效重新部署。

因次按危機引發華爾街銀行信貸爆煲，美國經濟持續惡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業尤其困難，以致民怨沸騰。但 「佔領華爾街」的成員並沒有組織市區騷亂，卻在全國各地以示威遊行和露營佔領方式持續抗爭，同時借助數碼科技與新媒體，宣洩不滿情緒。

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但政治立場每多左傾；沒有正式政黨聯繫，亦無領導人或發言人，形成自由開放式的社運平台，包容性特別強，歡迎任何志同道合者參與，既易於壯大聲勢，更有利抗爭一浪接一浪持續下去，不會因領袖被捕而令抗爭夭折。

美國在2008年經濟衰退開始時，最富有的1％國民集體財富超過其餘99％民眾的總和。經過銀行信貸風暴的洗禮後，企業行政總裁2010年的薪酬平均增幅為36％，但一般家庭的工資則停滯不前，以致財富集中度創下192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貧富差距也在工業化國家中最懸殊。「佔領」運動於是出師有名，抗爭口號正是「九成九民眾在此！」（We Are the 99%!）。

路線明確有助激發更多飽受「不均」之苦的市民參與，進一步鞏固運動的集體認受性。另一方面，運動卻未有提出較具體的經濟或政治訴求，只有「反對企業霸權」等空泛口號。

香港近日的「反送中」運動，則提出5大具體訴求：完全撤回修例、撤銷把6月12 日集會定性為「暴動」、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追究警隊開槍責任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執政者若照單全收，則「威權」何在? 示威者訴求不獲全面接納，則表示運動失敗；雙方因無妥協空間而缺乏下台階，以致僵持不下。

資訊科技威力

許多人以為「佔領華爾街」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樣，是一場Facebook 革命。但以美國組織社運的成熟經驗，很可能幕後有一批社運人士在運籌帷幄，參與民眾則一呼百應，在公園和街頭行動。黑客組織Anonymous亦隨即加入，推波助瀾。

佔領行動於2011年7月開始，即被美國主流媒體形容為欠缺社運經驗的年青人的自發行動，其在意識形態和抗爭方式上，跟同年西班牙爆發的「憤怒者」運動極為相似。不排除這兩個運動的參與者透過資訊科技互相啟發、學習。

佔領運動的參加者，都靠先進移動通訊科技而擺脫孤立無援之感，藉此加強對所關心問題的認識，從而集體上街宣洩不滿。通過在新媒體、街頭和營地分享抗爭中的親身經歷，彼此信念一致。例如運動期間，新媒體Tumblr.com通過發佈「九成九民眾在此」博客來鼓吹抗議活動，主題包括失業、失去家園、沉重債務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等，也易於發酵成集體認同感，轉化為強大的抗爭力量。

此外，運動也有賴meetup.com和Foursquare等網絡服務，以及howToOccupy.org和OccupyWallst.org等網站，讓參與民眾深入討論和策劃行動。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某程度上還改變了社運的集體行為，有意參加者隨時可在手機下載有關應用程式，以追蹤遊行時間表、路線等。換言之，共享故事有助民眾了解，個人問題實植根於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結構性缺陷；在線活動則便於把集體動機轉化為恒常的上街行動。

香港在運動抗爭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同樣不遑多讓，通訊軟件Telegram及網上連登討論區，以民主方式決定行動，向群眾提供及時資訊，在最近的示威行動中，足見功效。

社會運動的成敗關鍵，除了取決於可動用資源、領導者的才能、周詳策劃及有效管理外，當然還在於媒體及國際的關注。

美國防暴警察對付示威暴徒，往往把示威群眾的部分後路封鎖，前面則呼籲及驅散示威者，然後圍捕。在一次防暴行動中，一名指揮官剛好遇上一群站在行人道上手無寸鐵的婦女。面部遭噴射胡椒噴霧後，她們摔倒地上，痛苦尖叫。有關視頻隨即在網上瘋傳，激起民憤，示威者廣獲同情和支持；加上媒體廣泛報導，當權者形象隨之惡化，管治能力亦大打折扣。警方作為執法部門陷於兩難，既要向當權者問責，亦須避免向示威者使用過份武力，否則容易助長抗爭。

抗爭遍地開花

本地情況如出一轍，警察是維持治安的執法者，本來不應是政治目標，但行動中每多成為示威群眾的洩憤對象，而釀成雙方流血衝突。執法部門一旦淪為政治工具，社會爭鬥只會泥足深陷，國際的關注亦難免令特區政府處理問題時備受掣肘。

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形形式式的非暴力佔領行動席捲全美多個城市，首先佔領公園、廣場、聯邦建築物周圍的公共空間。建立這些臨時社區的基本條件，包括食物供應、駐紮營地、基本醫療以及人身安全。若部署長期抗爭，更須從民衆教育和社會文化入手，方可號召本來事不關己的市民也來參與。開放集會參與，讓所有人在決策過程中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促進真正的交流，增強社運凝聚力。

如此非暴力「公民抗命」，對美國社會影響之大，也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最後導致7,000多人在122個城市中被捕。在運動剛展開的幾個月內，大多數的佔領據點都被警察強行清拆，參與者於是利用其他渠道繼續抗爭。

香港近期示威活動的聲勢，較「佔領華爾街」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型遊行、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及包圍警察總部之後，一連串「光復」行動以及「連儂牆」蔓延至各區，創造出一個公開的群眾運動平台，為抗爭草根化及持續性打下基礎，使政府施政面臨嚴峻挑戰。

綜合以上分析，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引發香港近年社運熱潮的主因是民生、經濟和政治的深層次矛盾，久經長年積累，比導致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經濟問題複雜得多。另一方面，資訊科技和社交媒體在各地社會運動中，無疑已被廣泛應用。政府固然可以封網拉人，杜絕反對當權者的言論在社交平台散播，但亦可善加利用，作為深入瞭解民怨的途徑，以防患於未然。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