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師審判史的經濟學分析 

英語詞witch hunt原本是指對巫師的追捕，今天在英語世界使用時，則用上它的引伸義，指專制政府、有權勢者或政要對異見者的政治迫害。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就把民主黨對他的彈劾調查，以及前任官員對他不利的爆料，稱為witch hunt。前些時候南韓新天地教會的發言人抱怨，他們的信眾作為新型冠狀病毒的受害者，卻被視為傳播病毒的禍首，英文媒體轉述他的發言時，就用上witch hunt這個詞（不知發言人原本用的是韓語還是英語！）。

筆者並非政治學家，無意在本文討論政治迫害這個話題，倒是有興趣把讀過有關witch hunt的一些實證經濟學分析，在此和讀者分享。

巫師審判和氣候變化

Emily Oster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註1】，開宗明義就指出：「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在歐洲有多達100萬人因使用巫術罪成而遭處決，有關審判和處決大都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進行，處決的速度和宗數非常驚人，以一個德國城鎮為例，一天內有多達400人被處決（Midelfort，1972）。這些審判無處不在，由宗教法庭以及民間法庭審理，主審者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羅馬天主教教會對巫術的看法前後不同的變化。在中世紀早期，羅馬天主教拒絕承認巫師存在，因此也不會審判被指施行巫術的人。中世紀歐洲人普遍相信巫術存在，以致1258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Pope Alexander IV）不得不頒布規定，禁止以搜捕方式迫害巫師。但是到了1550年，基督教一改本來立場，獵巫活動便在基督教世界隨之而興。

此外，Emily Oster的文章探討氣候和經濟增長對巫師審判宗數的影響。氣象學家認為，從1550年到1770年這220年為小冰河期，歐洲和北美洲出現氣溫下降的現象。Oster把歐洲分為11個地區（包括今日的瑞士、英國、法國、芬蘭、匈牙利等），搜集了這段期間每個地區的溫度和巫師審判的宗數，發現兩者密切相關：當溫度下降（即氣候較嚴寒時），審判宗數上升，反之亦然。文章顯示了這樣的一個結果【圖】，橫軸是各段10年期；兩條曲線分別代表溫度和審判宗數。

對於這些結果，作者有以下的解讀：巫師審判是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客觀上是為經濟困難的替罪羔羊。因此當溫度下降以及糧食短缺時，巫師審判的宗數往往增加。

巫師審判是宗教的非價格競爭手段？

上文所述基督教會對巫術態度轉變，到底其在西方歷史上巫師審判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經濟學家P. T. Leeson和J. W. Russ在2018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中【註2】，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這些審判其實反映了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之間，在爭奪宗教市場上的「非價格競爭」（non-price competition）！

為了驗證此一想法，兩位作者構建了兩套數據。第一套是用作構建巫師審判活動衡量指標的數據，其中包含1300年至1850年期間21個歐洲國家的巫師審判資料，根據37種包含歷史上審判記錄的原始資料輯錄而成，詳載舉行各宗審判的日期和地點，其中涉及的審判共計10805宗，被告為數43240人，其中16333人最終被判死刑。

第二套則是宗教競爭程度的指標。為了反映宗教競爭的劇烈程度，最理想的做法是對比當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人數比率，可惜這方面的數據並不存在。因此，作者退而求其次，根據歷史記載當時的宗教戰役（confessional battles）規模和頻繁程度，作為當地宗教競爭的指標。

這些數據顯示，獵巫是緊接1517年宗教改革才大幅增加，作者認為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發動的宗教改革，首次為廣大基督徒提供了繼續信奉舊教或改信新教的選擇，造成了教會之間的競爭。羅馬天主教教會和新教教會都不遺餘力地進行巫師審判。由於信眾信有巫師，以及巫師可能加害於他們，教會於是就有動機在獵巫活動上，為信徒展現其決心和力量。

Leeson和Russ根據統計發現，巫師審判的活動力度和宗教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成正比，具體分析如下。

1. 十六世紀初新教在歐洲各國興起，巫師審判活動相應增加。

2. 新教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合法化，特別是1555年簽訂《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之後，巫師審判活動隨之白熱化，神聖羅馬帝國將路德教（Lutheranism）非刑事化，各親王可以自行為其領地內的居民選擇羅馬天主教或路德派。但意想不到的是，部分有宗教狂熱的親王企圖將其所信奉教派推廣到鄰近領地，而激化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市場爭奪戰。

3. 1648年，歐洲諸國締結《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將神聖羅馬帝國的宗派地域回復到1624年1月的狀況，從此奠定歐洲宗教版圖，即使親王改變其個人信奉的宗派，也不得更改其領地的宗派，減低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之間地盤爭奪戰的動機，獵巫活動亦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逐漸衰落。

4. 在德國和瑞士這些宗教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地方，巫師審判活動尤其盛行。至於羅馬天主教的大本營（如西班牙、意大利），宗教改革難以推行，巫師審判活動則不成氣候。

對於這項研究，筆者有個疑問。作者以宗教戰役反映宗教競爭的激烈程度，雖然兩者密切相關，但並非完全一樣；巫師審判是否由戰役和衝突衍生，而與宗教無關？

2020年開局以來，世界出現了各種亂象，澳洲的山火向我們發出氣候變化的警示。先在中國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變成了世界大流行，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斷裂，西方國家的醫療體系更面臨崩潰；中國制度的強大執行力量在應對這次危機顯出它的優越之處，亦為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治理問題，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危難，會否令當政者作出符合部分民眾偏見的行動，這是值得關注的事情。

【圖】1520–1770年期間“標準化”溫度（正方點線）與“標準化”巫師審判宗數（菱形點線）

資料來源：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註1： Emily Oster.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8, no. 1 (Winter 2004): pp. 215–228.

註2： Peter T. Leeson and Jacob W. Russ. ‘Witch Trials’. The Economic Journal 128 (August): pp.2066–2105. Doi:10.1111/ecoj.12498.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疫情擴散看組織困境 

管理學大師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今年1月不幸去世，他生前憑其所提出的「顛覆性創新」理論（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聞名於世。2011年，其著作《創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更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評為史上六大商業名著之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成功高效的企業，往往不擅長自我革新，與時俱進。這些企業也許很早就知道了競爭者的新技術，但最初並不重視。新技術不成熟，吸引的顧客也有限。可問題是，當企業醒覺時，卻往往為時已晚。

克里斯滕森所揭示的問題，不只限於企業和創新。如何及時處理各種潛在的危機，對任何組織來說，也都至關重要。21世紀的社會經濟環境瞬息萬變，一旦發現問題，如果不及時處理，就有可能釀成危機。可困難的是，在這黑天鵝紛飛的年代，如果看到每個潛在問題都全力應對，組織也就窮於應付。怎樣打造敏捷的組織，既不杞人憂天，也不做溫水青蛙，才能夠維護有關組織的核心競爭力？

當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也和這個問題息息相關。疫情其實發現得並不晚，可最初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認為，「如果自己可以早一點決定，採取像現在這樣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要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要小。」【註1】上海華山醫院的張文宏醫生也指出，「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國實際上錯過了早期預警的窗口，從而導致當我們想要啟動全國疫情防控時，需要花費數以千倍的代價和資源。」【註2】

本文從經濟學和博弈論的角度出發，透過以下三方的角色分析這個問題。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趨利避害。雖然具體事件是新冠肺炎，但它揭示的是組織，尤其是大組織的兩難困境。

直接資訊部門

英特爾公司前行政總裁格羅夫（Andy Grove）有句名言，「春天來時，雪首先在周邊融化，因為那是最先接觸春天的地方。」直接資訊部門指在組織邊緣，但卻是最早發現問題的機構。本次疫情的直接資訊部門是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衞健委）。發現問題以後，武漢衞健委需要把資訊傳遞給上層，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困難之處在於武漢衞健委的資訊，尤其在疫情初期，是複雜而不確定的，例如基本傳染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簡寫R0）究竟多大？但接收資訊的上層需要的則是簡單、格式化的資訊。問題本身很複雜，但領導日理萬機，他要掌握的情況在於是0抑或1。

武漢衞健委傳遞的不是資訊本身，而是基於資訊的判斷。問題究竟是小還是大？這個決定當然會受各種因素影響，但無論古今中外，傳遞壞消息一般都沒有好結果。反而若報告問題不大，不但讓領導安心，而且一旦問題消失了，就更顯得有駕馭能力。

換言之，直接資訊部門雖然發現了問題，卻傾向選擇傳遞問題不大的判斷。然而事情並未結束，直接資訊部門的選擇會影響其後的判斷和行為。從判斷上講，人有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總傾向於自己的判斷是對的。說了問題不大之後，注意力自然會偏向好消息，忽略壞消息；要是問題出現惡化，則後果尤其嚴重。

從行為上講，人總不希望被發現自己是錯的。於是，那些對自己判斷不利的資訊，也會被扭曲或遭隱瞞。據報道，疫情初期確診標準被設得異常嚴格。另外，武漢衞健委對國家專家小組隱瞞了人傳人的資訊，甚至和專家小組說：「你們是不是懷疑我瞞報啊？」使得調查工作變得困難。

其他部門

這裏分析的是對疫情有影響的部門，從百步亭的社區負責人，以至武漢衞健委以外湖北省的一眾決策者，遠至國家疾病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專家領導。

他們在這次疫情中飽受輿論批評。如果百步亭社區可以取消萬家宴，如果武漢市、湖北省的決策者可以更迅速自主的採取行動，如果疾控中心的專家可以刨根問底，早些確定病毒的傳染性，鮮活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可惜這些部門都沒有做正確的事，卻只管各自喊冤：要麼沒有權力做事，要麼得到的資訊不準確，反正錯不在我。

當然，所謂「正確」是指對社會來說正確，對個人來說未必正確。《紐約客》（The New Yorker）有張經典的漫畫，其中一位經理模樣的人物和同事說：「我不關心事情能不能做成。我關心的是，萬一事情做不成，會不會被解僱。」

官員並非不想做正確的事，可是除了做事，還要做人。做人在哪裏都重要，但在官僚體系裏，它的重要性尤為突出。首先，官員的「產出」（output）不易測量，工作的好壞更多靠周圍領導同事主觀評價。其次，他們的工作需要協作。第三，官員的職業生涯多是在體制內，不易離開。人做不好，評價不佳，影響升遷之餘，亦得不到周邊的協作，事情自然做不好。最後，受了委屈和不公，還走不了。

各種因素加在一起，比起做事，官員更注重做人。救人當然重要，但如果讓同事不好看，就得不償失了。尤其為了救人要多做一些事，那還不如不做。雖然以後也許會出問題，但這不要緊；重要的是，要保證錯不在自己，不用背鍋。

中央決策部門

中央決策部門當然對官員不作為的情況深惡痛絕，但有時官員太多作為也會有問題。《韓非子》記錄了一個官員因為越權而被處分的故事，涉事官員雖然做了正確的事，但在韓非子看來，官員不能越權以求立功，而是應該按照明確職責，司守本職，以免結黨營私。

經濟學家對這個議題也有研究。在研究的框架下，中央決策部門可以通過放權，讓地方官員多做正確的事；但是放權之後，官員也更容易營私。在某些情況下，研究發現最好的管治方式，是把放權與收權交替進行。官員不作為，要呼喚英雄；英雄太多了，又得強調制度。雖然一放就亂，一抓就死，但收放之間的輪迴，是中央決策部門因為資訊不對稱的無奈。

可在收權的年代，中央決策部門特別不容易及時收到有效資訊。正如上文的分析，如果直接資訊部門最初錯誤判斷問題不大，之後他們就更願意，也能更成功的扭曲資訊，隱瞞問題。因為他們知道，在收權的年代，其他部門不會真正進行監督，指出他們的錯誤。

即使問題十萬火急，其他部門也很難會多管閒事做刺頭。與其越權解決問題，不如傳遞資訊，請示上級領導。重要的是，這些資訊的目的並非幫助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是為了日後免擔責任。對情況描述的措詞滴水不漏，可對做決策卻是有害無益。

如果組織層級眾多，資訊傳遞更難。層級愈多，傳到中央決策部門的有效資訊愈少愈延遲。大型組織因此往往錯失矯正問題的機會，之後又矯枉過正。但這個問題不易解決，即使在大數據時代亦然。中央決策部門需要的，除了數據，還有基層部門好的判斷和擔當，在收權的年代，這些是稀缺品。這個問題，是所有大組織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註1】：《武漢市委書記：如果我早一點決定，結果會比現在要好》，星島日報，2020年2月1日。

【註2】：《張文宏復盤新冠肺炎③：全球新冠防控策略比較及後續應對》，澎湃新聞，2020年2月28日。

李晉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疫情下的抬價與「盲搶潮」 

目前新型冠狀肺炎全球肆虐，之前部分防疫物資，例如外科手術口罩、防護衣等短缺。市民大眾囤積大米、廁紙等生活必需品，不同媒體（包括BBC）就曾報道，此等囤積行為愚蠢、不理性。部分商店亦趁機抬高相關物品價格，一盒50個口罩售價曾暴升至380元【註】。有人提議政府應盡快立法，限制防疫物資價格上漲，有人則持相反意見；筆者提出以下觀點：

首先，囤貨並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即使目前市場上供應充足，這是建基於大家不搶購的假設上。一旦別人去搶，而自己不搶的話，物資有可能會被搶光。為了保證自己有足夠的物資渡過難關，即使參與搶購也是理性的。經濟學的博弈論把這種情況視作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這個情況有兩種結局：一是沒人搶，根據市場上的供應，在別人不搶購的前提下，實在沒有搶的必要；而另一個則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別人會搶，所以每個人都搶。近年手機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市民或會輕信媒體上的流言訊息，加劇了搶購潮。

有效的價格管制

為限制囤貨，有建議透過法例，以限制購買物資數量。雖然一些國家和地區有防止搶購的規定，例如鄰近的澳門和台灣都限制公眾購買口罩的數量，市民購買口罩時必須登記身份，讓政府記錄購買的數量，然而並非所有政府都有能力執行。再者，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危機當前，一罩難求，總會有人挖空心思去鑽法律空子，給執法機構帶來挑戰。

其次，可從坐地起價行為方面探討。從道德層面來講，趁機大幅漲價並不道德。某些國家或地區也實施相關法律，禁止在緊急狀態下抬價，例如根據加州《刑法典》第396條，抬價的定義是，當加州進入緊急狀態時，若物資價格上漲超過10%，即被視作抬價。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法例只會限制價格作為訊號，讓市場喪失協調供需的能力：口罩價格上升反映的是口罩短缺，由價格上升帶來增加的利潤，則會吸引更多廠商生產口罩，從而填補供應短缺。反之，如果口罩價格不升，利潤不能增加，便不會有其他廠商進入市場生產口罩，增加供應量。也有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禁止價格大幅變動，則會產生另一種「定價機制」──時間。有些人可能很需要口罩，卻沒有時間排隊購買，導致最終獲得口罩的，並不一定是最需要口罩的人，而是最多空閒時間的人。因此，若供應量沒有增加，限制價格上漲只是將口罩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讓所有市民都獲得口罩」的目標。

以上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不代表不存在有效的價格管制措施。零售商在口罩的供應鏈裏其實並沒有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口罩供不應求的瓶頸。 零售商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間人，坐擁資訊優勢，他們在抬高物價的時候，並不一定能提高廠商的利潤，因此不會促使廠商增加產量。有效的方法是控制零售商對來貨價上的加成（markup），而不是控制零售價。在同一個需求之下，如果能控制零售商的加成（而非控制零售價），便可留下較大利潤空間給供應商和製造商，從而吸引更多的廠商生產口罩。

公共衞生考量

避免零售商坐地起價還有另一個理由。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戴口罩具有界外效應（externality）。佩戴口罩不單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一般人戴口罩可減低感染機會，潛在患者則可減少病毒經飛沫傳播的機會。市民大眾購買口罩時，大多是出於保護自己及家人，未必考慮到保護他人。很多人因為口罩昂貴和供應不足，長時間不換口罩，或者重用口罩，這都有違衞生防護中心對正確使用口罩的建議。透過監管零售商對來貨價的加成，從而控制口罩零售價上升幅度，有助鼓勵市民適時更換和不重用口罩。

另外，筆者贊成政府給予香港口罩廠商補貼。除了因為疫情期間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廠商利潤減少而減產，完全依賴市場機制促使生產商增加產量還有一個問題：口罩需求激增趨勢並不持久。一旦疫情結束，需求便會回落，到時候可能大批口罩廠會因此結業。因此，政府應為這些口罩廠商提供補貼，以緩和疫情後的衝擊。

最後，筆者亦想指出，對新型冠狀肺炎的防控，不同國家之間也有界外效應。就算一些國家能完全控制國內的疫情，只要別的國家的疫情未受控制，也可以因為輸入個案，引發第二輪爆發。因此，只有各國互相幫助、共同協調對新型冠狀肺炎的防控，才能解決這次世紀性的全球大流行。就算只有一個國家在生病，全球還沒痊癒。

註：〈有藥房賣380元一盒50個越南口罩　稱來貨貴感無奈〉，香港電台網站，2月20日

房育輝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肺炎與貨幣政策

年多以來，香港經濟受到中美貿易戰、社會動盪和新冠肺炎的連番重擊，頹勢盡顯。按上星期《財政預算案》中發表的數字，2019年香港的實質本地生產增長率為-1.2%，是二戰後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第三次負增長。以季度而言，去年第三、四季比一年前分別萎縮2.8%和2.9%。今年首季加上新冠肺炎的影響，情況必然更加惡劣。在如此境況下，政府已先後推出各種財政紓緩方案，並在預算案中提出122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包括給每位18歲以上的永久居民派一萬元。

也許是經濟實在太差，和過去比較，本年度的財政預算特別慷慨，市民也樂於照單全收，因此政黨和論者對預算案的批評較少。有趣的是，政府派錢在香港和澳門並不新鮮，但卻有西方論者【註】，包括素有江湖地位的英國《金融時報》，把香港的派錢方案看作是「直升機貨幣」政策（helicopter money），字裏行間更有一些嘲諷的味道。

外國評論員對港多誤解

「直升機貨幣」政策與量化寬鬆和負利率，被視為主要的非傳統貨幣政策。直升機貨幣指央行在直升機上對地面大灑金錢，拾到金錢的市民便可增加消費。這原本是已故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在理論探索時的想像。到了本世紀初，前聯儲局主席貝南奇提出，當有嚴重經濟衰退和通縮而傳統的貨幣政策失效時，大可採用直升機貨幣政策，因而得到「Helicopter Ben」的稱號。要澄清的是，從直升機灑下金錢，只不過是比較形象化的說法。真正實施的話，央行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如減稅）來將鈔票轉給市民。

「直升機貨幣」政策是央行以鈔票來補貼市民的開支，表面上看，與香港政府派錢給市民相若。但有一個重要的分別，是前者涉及發行新的貨幣，而後者則只是把已存在的貨幣轉手。香港的派錢，是純粹的政府財政行為，不涉及金管局或發鈔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事實上，在貨幣發行局制度下，香港政府很難主動地影響貨幣發行量。這些都是香港經濟的入門知識，不明白為何這麼容易混淆。這使人聯想到美國一名對沖基金經理（Kyle Bass）去年在香港社會動盪時多次發出香港貨幣和銀行不穩，是時候拋空港元的訊息，背後都涉及對香港制度的錯誤理解。似乎外國評論員對香港的誤解愈來愈多。

在聯繫滙率下，香港缺乏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遑論實施什麼非傳統的貨幣政策。面對新冠肺炎或其他經濟衝擊，只能以財政政策來應付。一些主要的經濟體則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傳統的貨幣政策因利率已接近零的水平而成為強弩之末，美國、英國、日本和歐羅區遂採用量化寬鬆，而日本與歐羅區更實施負利率政策，至目前仍在執行。聯儲局在三輪量化寬鬆後，於2017年開始縮表，但到去年8月又重新購買資產，有人認為是變相的再度量化寬鬆。在去年下半年貿易戰硝煙瀰漫期間，聯儲局已三度減息。未來的貨幣政策如何，有待美國長達十年半的經濟擴張期如何發展下去，而目前的主要威脅，明顯來自新冠肺炎在美國的擴散。

疫情初期，在美國確診的新冠肺炎個案寥寥可數，一般美國人都認為與自己無關。但過去兩星期的發展，特別是在南韓、意大利和伊朗的爆發，再加上受影響國家的數目愈來愈多，使人驚覺疫情可以這麼接近。驚慌轉化為負面的預期，迅速表現在金融市場上。美股連跌7天，道瓊斯指數從歷史高位迅速下調了大約12%。上周五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會就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威脅採取適當有力的措施，特朗普又慣性地對聯儲局施壓，道指才在本周一作出比較明顯的反彈。有分析認為，新冠肺炎使聯儲局在本年內減息3次的概率由20%增加到80%。目前市場主要預期聯儲局會在短期內減息，幅度可能是0.5%，甚至可能不會等待原先訂下的3月17日會期而提早開會決定。由於對新冠肺炎的了解不足，難以估計其對經濟的影響，政策的力度難以拿捏，比較保守的做法就是重拳出擊。

對經濟帶來結構性改變

貨幣政策因其靈活性和及時性常被用來解決宏觀經濟的困境，卻並非萬靈丹。一般而言，宏觀政策的作用在調控總需求，但疫情影響的，起碼在疫情期間，主要是總供應方面。工人因為需要隔離不能上班，如果他們生產的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那在國內和國外的其他生產商也不能生產，生產到的也不能全數付運。這些都不是減息和增加貨幣供應可以解決的，即使貨幣供應增加提高了市場上的購買力，也因為人際交流減少而不能完全體現出來。對生產商而言，不能生產或產品不能銷售，現金流入大幅減少甚至乾涸，但生產成本卻不能按比例下調，生產商即使能堅持下去，也只能望天打卦、坐待黎明。當然，這裏不是說減息沒有作用。當經濟因疫情萎縮、失業率及債務違約上升時，增加市場上的購買力和總需求，肯定是有幫助的。

這次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不單是一般的衰退然後復甦的經濟周期，也會有結構上的改變，而這方面也不是貨幣政策可以幫忙的。疫情過後，各方面都會作適當的反思。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因為疫情互相牽連，會否覺得之前的關係「too close for comfort」？在目前民粹主義泛濫、社會媒體失控和身份認同政治的大環境下，族群之間的分工合作可能會減少，黨同伐異可能會增加。在全球經濟上，供應鏈會有一定的重組（這在貿易戰下已出現），經濟體之間相互依賴程度會下跌。2020年很可能是標誌着逆全球化展開主要的一年。

註：

https://ftalphaville.ft.com/2020/02/26/1582705518000/Helicopter-money-is-here/

https://www.zerohedge.com/economics/hong-kong-embraces-helicopter-money-govt-gives-every-adult-citizen-hk10000?utm_campaign=&utm_content=ZeroHedge%3A+The+Durden+Dispatch&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zh_newsletter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COVID-19陰霾下的香港危機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自去年12月在武漢爆發以來，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至今全球病例總數超過78000宗，死亡個案達2400多人。

2003年沙士一役，香港無論在偵測病毒的技術、治療方法、確診病人的隔離措施，以至市民大眾的個人衞生及防疫安全意識，以及政府從中所汲取的危機管理經驗，均堪稱臻於世界先進水平。本地醫護人員的專業甚至犧牲精神，更在國際上備受推崇。但在今次疫症蔓延之初，澳門迅即落實一系列防禦措施，香港當局卻仍未啟動危機管理機制，表現進退失據。農曆新年過後，疫情來勢洶洶，市民深知不妙，仍未見政府有何實質行動，表現有如第三世界國家。

心理上的物資荒

由於缺乏疫情資訊，加上網上廣泛流傳物資短缺的謠言，以致市民恐慌，爭相搶購即食麵和大米，儘管米商及政府多次澄清米糧供應未受影響，然而搶購情況並無改善。筆者本月初某日黃昏，在金鐘某大型超市目睹一眾顧客（包括衣着斯文的上班族）爆買廁紙，不消10分鐘，貨架已一掃而空。一般藥房、超市出售的消毒酒精、口罩、漂白水等，每日清早就已沽清。全港口罩更極度缺貨，肯出高價也未必買到，由於這現象舉世皆然，特區政府宣布全球搜購失敗，坊間紛紛出現洗口罩、燙口罩等怪招，但求延長口罩壽命。有商界高層於社交媒體上打趣地問：「親戚嫁女做人情，兩卷廁紙加10個口罩，會不會過分奢侈？」

政府就落實「封關」措施遲而未決，導致本月初數千名醫護人員採取罷工行動，並要求有關當局解決口罩及防護裝備嚴重短缺的問題；社會上更出現互相攻擊的爭論，例如醫院管理局的口罩是否被醫護私吞而造成短缺？警方的防疫裝備是否比前線醫護為佳？相較17年前社會攜手同心抗沙士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嘆。

是非難辨衍生混亂

本來佩戴口罩是防疫的一大方法，但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與一眾局長出席記者會時不戴口罩，更表示按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指引，若身體健康而沒有相關病徵，可毋須佩戴口罩。香港醫學組織聯會亦召開記者會，引述世衞標準，作出同樣呼籲，着市民切勿過分恐慌。

但另一邊廂，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和何栢良博士，以及多個醫學團體（包括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均同一口徑建議，不論是否出現COVID-19病徵，在人多擠迫地方或公眾場所，也應戴上口罩。何栢良指出，香港已有本地傳播個案，若非市民遵行戴口罩的指引，疫情恐怕更為嚴峻。

抗疫防疫訊息互相矛盾，令人無所適從之餘，更突顯特區政府領導無方。近日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發表「2019新型冠狀病毒社區研究」結果，1月24日至2月5日期間，通過網上問卷調查訪問了1168名市民，89.4%受訪者由官方或非官方網頁獲得有關疫症資訊，但只有16.2%受訪者認為政府官方網站資訊可靠【註1】。可以想像，若市民單靠非官方途徑獲取資訊，並且不斷轉發道聽途說的非權威資料，難免因以偏概全而陷入集體恐慌，於是引發搶購潮。

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這是一個要冷靜理性、不要製造恐慌的時刻。謠言和恐慌，會讓疫情火上加油。」有關部門正竭盡全力，以穩定香港市場供應，「糧油米麵、鮮肉果菜乃至消毒液、紙巾等，會繼續源源不斷運來。」【註2】

此外，社交媒體大量流傳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疫情資訊，市民大眾難辨真偽，在缺乏官方清晰指引的情況下，更容易誤信虛假消息，筆者近日就曾收到以下一則消息：「振興主任告知這次的武漢病毒並不耐熱，在溫度26-27度的環境下就會被殺死。所以要多飲用熱水。可以轉告親朋好友們多喝熱水預防。」事實上，新加坡過去兩個月平均溫度高於香港，何以當地COVID-19確診人數比香港還要多？

社會分裂遺害無窮

隨着確診個案在香港趨增，政府早前宣布COVID-19檢疫中心和指定診所選址，附近居民以遊行、聯署等方式抗議選址過於接近民居。雖然有呼吸系統科專家解釋，指定診所有助快速診斷個案，可減社區傳播風險，可惜現時政府嚴重欠缺公信力，加上事前缺乏諮詢，更添施政障礙。

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最新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香港在東亞地區外派僱員宜居城市排名中，急跌52位至第93位，而新加坡則連續兩年高踞榜首。若論優良基建和便利設施，香港毫不遜色，但房屋及空氣質素等則瞠乎其後。該機構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香港的排名跌幅為前所未見，社會和政治紛爭不單令居港外籍人士感到憂慮，去年年中反修例運動展開之後，交通設施屢遭破壞，暴力犯罪率上升等，也令外派僱員的日常生活受負面影響。特區政府今次若未能妥善領導抗疫，恐怕國際排名會繼續下滑，以致外資公司紛紛遷移，進一步動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面對COVID-19蔓延不止，政府必須具備處理危機機制和先知先覺的反應能力。以去年社會運動為例，市民常收到警方的手機短訊，避免進入可能存在危險的地區，反而今次疫情嚴重，卻未接獲政府的任何防疫指引。本地不乏醫療界精英，其中不少從戰勝沙士一役中累積扎實的抗疫經驗，而成為陣容鼎盛的專家班子，政府言論卻與他們的意見時有相左。正如世衞總幹事譚德塞日前在日內瓦指出，疫情可向任何方向發展，目前仍然可以控制疫情，但「機會窗口」正在縮窄【註3】，特區政府必須表現決策能力，在政策統籌方面急市民之所急，以保護公眾健康為首要任務，與不同界別保持有效溝通，相信有助於減輕社區恐慌，挽回廣大市民對有關當局的信心。

【註1】：《中大研究：九成人自覺會染疫 16%信政府資訊可靠 醫生：認知落差 集體恐慌》，明報，2020年2月19日
【註2】： 《駱惠寧主任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信》，2020年2月20日
【註3】：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21 February 2020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美經貿協議真的如特朗普所願嗎?

2020年1月15日，中美兩國歷經兩年的貿易戰終於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以下簡稱「貿協」），但這一利好消息很快就被兩國各自的重大事件淹沒。當前「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肆虐，中國已採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或會影響其短期的經濟發展。2月12日，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疫情甚至會拖累全球經濟。本年美國面臨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暫由最年輕的候選人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38歲）和最年長的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78歲）領先，但尚未產生能挑戰特朗普的候選人。雖然COVID-19不會成為美國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但中美貿易問題必然會是重中之重。

美方如意算盤

2月4日，在長達6個月的總統彈劾案獲判無罪前一天，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也為他在年底爭取連任造勢。他重申對中國發起關稅戰，是為了「對抗中國大舉竊取美國就業職位」。特朗普相信他的策略奏效了，兩國剛簽署突破性的首輪貿協，可保護美國的工人及其知識產權，為國庫帶來數十億美元，並為在美國本土生產和種植的產品開闢廣闊的新市場。同時，他宣稱「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也許都空前地好」。

特朗普曾事先提出夢幻貿協，涵蓋四個方面：第一，廢除中國模式，如公有制經濟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包括產業政策；第二，中國要停止採用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他認為這有助於中國實現科技的跨越式發展；第三，中美經濟脫鈎。特朗普的觀點是中國的發展完全依賴於美國跨國公司的投資及其後的對華貿易，就如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中引述特朗普所言：「我們在過去的25年中重建了中國。」；第四，中國要全面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

中國模式勝算

對比夢幻貿協，剛簽訂的貿協完全未提廢除中國模式。就像麥當勞同時擁有自營店和加盟店，通過保留低效率的自營店來建立和維護企業品牌一樣，中國一直保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存的經濟模式；中國政府認為，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在中國抗擊COVID-19的鬥爭中，國有企業再次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例如部分國有房地產企業對中小微企業免除租金【註】。

首輪貿協的大部分內容是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即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所說的「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羅列於貿協第一章，長達18頁。值得注意的是，總共只有3頁的第二章是關於中國的市場換技術策略（亦即夢幻貿協第二項）。兩國同意，不得要求或施壓對方公司透過技術轉移以進入本國市場。中方曾多次表示，未曾強迫外國企業分享技術以獲得市場准入。但眾所周知，只要中國政府優先考慮技術轉移，外國跨國公司就會為了打入中國市場，而同意與中方共享技術，也就陷入經濟學所謂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例如在用於製造民用飛機的航空電子設備行業，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決定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建立合資企業，並轉讓技術，以爭取與行業領導者羅克韋爾公司競爭的機會。因此，雖然出台了官方貿協，但由於中國市場潛力的增長，技術轉移現象仍將持續存在。

關於特朗普提出的第三個條件──中美經濟脫鈎，筆者認為這正在發生。有意思的是，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最近表示，COVID-19疫情將加速這一進程，儘管許多人不同意他的觀點。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即使兩國經濟正在解綁，美國公司也會選擇將工廠遷往其他低成本國家（如越南），而不是遷回美國，因為這會增加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其次，這一條件很可能恰好滿足了中國企業的利益需求，來自中國的新興跨國企業希望學習美國企業的發展經驗。在過去40年期間，美國企業從海外直接投資及離岸服務外包貿易中獲益匪淺。中國政府近年積極倡導「一帶一路」建設，而外在的經濟衝擊將推動並加速中國企業的外遷。當然，這對中國政府也是一項挑戰，如稅收減少、失業率可能上升。最後，如果中國始終保持其市場潛力，那麼專注於中國市場的美國跨國公司仍會選擇留在中國。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Tesla），在中國建設產能，既可以出口，也更方便進入中國市場。該公司股票近期大幅上揚，表明內地市場的魅力及其世界工廠的地位。

角力形勢變數

特朗普夢幻貿協的最後一個條件，就是中國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有關內容見首輪貿協中的四個章節（第三至六章， 共計53頁），包括美國對中國的糧食和農產品出口貿易（第三章，共23頁），削減美國關稅和中國的報復性關稅以擴大中美貿易規模（第六章，共23頁），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第四章，共4頁）和中國滙率制度改革，確保人民幣滙率由市場決定，且不使用競爭性貨幣貶值來獲得貿易優勢（第五章，共3頁）。

雖然細節尚未公布，但購買農產品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由於中方承諾降低非關稅壁壘，中國從美國入口的糧食和農產品將大幅增加：2020年進口額應比2017年增加不少於125億美元；2021年進口額比2017年增加估計不少於195億美元，這或有助於特朗普連任，即使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的選民也包括被遺忘的製造業工人。至於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內容則較少。如果以中國銀聯和VISA信用卡之間的競爭為例，對美國的金融公司而言，這將是一場苦戰，因為中國企業一方面習慣於低成本、低利潤，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創新，包括基於大量移動用戶的電子支付、大數據營銷等。

兩國決定先簽署第一階段貿協，部分原因是中方懷疑特朗普會在美國國內經濟表現欠佳或民主黨候選人實力強勁的時候重啟貿易談判。2月初對特朗普來說都是利好消息，在彈劾案中被判無罪，美國經濟繼續保持強勁，股市經歷了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的一次牛市（2009年3月至今，前後逾130個月，歷時之久超過九十年代持續113個月的牛市）， 而民主黨也暫未產生一個強而有力的候選人。根據蓋洛普（Gallup）截至2月5日的最新民調，特朗普的公眾支持率高達49%，為任內新高。如果這一情況繼續，美方不會撕毀第一階段貿協再重啟談判，正如特朗普所說：「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也許都空前地好。」但正如英國前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的名言，「政治一星期都嫌長」，讀者不妨拭目以待。

【註】:《扶持中小企業 多地出台暖企政策》，《中國證券報》，2020年2月7日

陶志剛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武漢肺炎有時盡  禁言禍害無絕期 

當前「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下文簡稱「武漢肺炎」）肆虐，既有市民通宵排隊購買口罩，更有私家醫生因為沒有口罩而要停業。筆者從朋友傳來的視頻，看到醫護人員排隊買口罩，每次限買兩個，以供上班之用；某日又和一位小巴司機朋友閒聊，他的一個熟客在外國買了100盒口罩，送了他一盒。國內亂象就更多了，大小城市紛紛封城，又或實行所謂「小區管理」，地方政府沿途打劫運往外省的救援物資等等。一個國內朋友知道筆者缺口罩，說要寄一些給我，因為他們剛從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購了一批回來，感激之餘，我當然婉拒。

當大家都憂慮醫療物資不足的時候，這種憂慮迫使我們去爭奪存貨，令供不應求情況更為嚴重，這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好比銀行擠提一樣，原本銀行業務運作正常，但一旦出現群眾恐慌，以致存戶爭相提款，銀行沒有那麼多現金，周轉不靈的預測於是應驗！

武漢肺炎固然可怕，但民眾的恐慌和政府的政策失誤，恐怕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武漢肺炎非同小可

到底武漢肺炎有多嚴重？過去5年美國的流感死亡率為0.127%。武漢肺炎在中國內地的死亡率約為2.1%，其他國家及地區則為0.7%，分別為美國流感的15倍和7倍。以死亡率來說，武漢肺炎的殺傷力是流感的5.5倍和16.5倍。

有些評論認為，武漢肺炎並不嚴重，他們根據比較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截至2月10日為900多人）和美國流感每年的死亡人數（2018/19年度為34157人）下定論。美國流感死得人多，原因是感染的機會很高，上一年度（2018–2019）全美人口的感染率達10.8%。考慮到美國成年人中有一半預先打了流感防疫針，但針藥卻非百分之百有效這兩個相反的因素，筆者粗略估計，若果美國居民完全不打流感針，其患病率可高達14%的水平。假設中國內地人口有相同比率感染武漢肺炎，基於上述官方發布2.1%的死亡率，就可推算出今年因武漢肺炎死亡的人數應在420萬以上；若採用較低的海外死亡率（0.7%），估計死亡數字也會超過140萬，兩者都遠高於美國去年因流感死亡的3萬多人。

烏雲背後的銀絲

今次武漢肺炎在國內造成的傷亡應該遠高於官方數字。由於醫療人員設備和測試劑不足，估計許多武漢肺炎患者死了也得不到確認。一篇被廣泛流傳《財經》雜誌文章「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記者採訪了十多個病患家庭，對這個現象作出了很具體的描述。

「一位定點醫院的科室主任告訴《財經》記者，這兩天醫院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終被收住院。

『我們只能讓剩下75名收不進來的病患，回到家裏去。患者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該主任告訴《財經》記者。」

國內數字的不可靠，可見一斑。

這朵烏雲背後其實有一條銀絲。

相對於國內的數字，海外的數字應該可靠得多，因為外國醫療資源相對較充裕，也沒有造假的誘因。那麼國內這個我們覺得不可靠的死亡率，為我們帶來的其實是樂觀的啟示──它高估了這個病毒的禍害。這段期間，我們聽過許多香港醫護人員受感染的傳聞，但事實上，到現在也沒有一宗確診個案。我們在檢討自己是否過度恐慌的時候，也應該有信心，「一旦」醫療人手和設備數量充足，則武漢肺炎對人類的傷害也會比我們預期少。

病毒來源

當然這個「一旦」並不容易實現，以口罩為例，中國去年口罩生產量是全球一半，最近因應疫情產量進一步提高，達到每日2000萬個，但是這對於14.4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1月24日在《刺針》（The Lancet）發表的一篇關於武漢肺炎病人的研究，第一作者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該論文指出第一名患者沒有去過海鮮市場，而且首4名患者其中3人都沒有，說明海鮮市場不是武漢肺炎的第一個來源，市場內的野生動物也不是病毒的第一源頭。認為海鮮市場中的野生動物買賣，和中國人的飲食陋習是這次災難罪魁禍首的觀點，其實是轉移視線，出發點錯誤。

大眾媒體上已經有不少聲音，懷疑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人工改造而成，可能是武漢P4病毒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不少專家認為這種基因有很強的人工成分。第二，這所實驗室有製造這類新型病毒的能力和經驗。它的一名主管教授2018年在科學期刊《自然》發表一篇論文，闡述其研究團隊通過病毒基因重組技術，把原本對人類不具感染性的中國蝙蝠冠狀病毒，改造成為可以感染人類的呼吸道細胞，而且毒性相當高。第三，去年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便做了一次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演習。第四，武漢病毒實驗室在1月底捷足先登，為新藥瑞德西韋（Remdesivir）申請專利，說明這所實驗室對疫情極其關注，對病毒很熟悉，連解藥都知道。第五，該研究院剛剛才換了院長，新院長是解放軍少將，中國首席生化武器專家陳薇。這足見這研究院有解放軍背景，其任務包括研究生物化學武器。第六，到了今天，當疫情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當中，但中國仍然拒絕美國派專家來幫忙。

禁言的禍害

這些懷疑每一點可能都有合理的辯解，但是疑點同時出現，就很難解釋過去。新病毒是否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它是否經過人工加工的，對於這些問題必須有充分交代。政府最初隱瞞疫情，又沒有對病毒源頭進一步調查，惹人懷疑有不可告人的地方，必須交代。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記者會上，主動交代他不一早提出警告的原因，表示自己作為地方官員，已及時向有關當局作出交代，並沒有隱瞞，只是受到指示，不能自行公布而已。到底不批准周市長宣布疫情者是誰？為什麼要隱瞞？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也許答案是不重要的。中國官僚習慣隱惡揚善，不重視人民生命，缺乏擔當，是極其普遍的現象。要避免同類事件發生，並不是對個別犯錯的官員處分就算了事，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監管官僚體制，不能監管官僚體制，就難免釀成一次又一次的人為災難。

2月7日，李文亮醫生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不幸去世了，倘若當時李醫生和其他7名醫護人員不是被壓制，他們的呼聲能喚起其他武漢市民的注意，一場國難也許就能避免。中共官僚體系在上月底曾輕微放寬言論自由，但隨即又加強監管了。對於禁制言論自由所產生的種種惡果，官僚總以更大程度的禁制言論自由來處理之。香港特區政府以提升警暴來對付不滿警暴的市民大眾，就是對「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活生生的體現。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抗疫措施 不切實際

去年12月武漢爆發不明肺炎，後來證實「武漢肺炎」由2019新型冠狀病毒引起。根據內地傳媒報道，去年12月底武漢只有20多名病人受到感染，但疫情擴散迅速，武漢最後決定於今年1月23日「封城」，以最大決心阻止疫情擴散至武漢以外。雖然「武漢封城」史無前例，但正值春運，500萬人已離開武漢的事實還是改變不了；新型冠狀病毒最終擴散至全國各省。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數字（截至2月4日），內地確診個案超過2萬宗，425人死亡（已超越沙士內地死亡人數）；確診個案和死亡人數仍在大幅上升。

在疫情爆發以來，為全球防治疾病的世界衞生組織（世衞）一直軟弱無能。1月14日，世衞一方面指新型冠狀病毒能有限度人傳人，但同時又表示未有清晰證據顯示該病毒會有限度人傳人。世衞代表健康專家，專家應有清晰的判斷，用政客語言代替專家判斷是不當的。1月26日，世衞評估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風險只達到「高級」，而在中國的風險是「極高」；短短4日後，世衞突然把風險評估跳級提升至「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世衞的表現不夠專業，判斷失準、難以預測，不足令人信服，在全球防治疾病的工作上是失職。

欠缺常識 官員失職

在香港，抗疫措施更加是不切實際。首先，新型冠狀病毒已證實可透過飛沫或接觸人傳人。防止透過飛沫人傳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全民戴上外科口罩，因為患者不一定戴上外科口罩，尤其是現在口罩嚴重短缺；就算患者戴上口罩，佩戴方法不一定正確或那些口罩也不一定合規格，能夠有效阻擋飛沫散播。另外，新型冠狀病毒已證實有「隱形患者」，這些「隱形患者」不戴口罩便是在社區散播病毒。政府現在只呼籲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時才戴上口罩是不切實際，因為假設所有患者會正確地戴上合規格外科口罩是自欺欺人，尤其是現在「一罩難求」和有「隱形患者」的情況。政府不呼籲全民戴口罩，相關的官員，包括特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衞生署署長等等，便是失職，亦證明他們欠缺常識。

幸好一般市民比他們有常識，明白全民戴口罩才能有效保障自己和符合公眾健康。可惜現在口罩嚴重短缺，之前官員還指市面口罩充足，其實是誤導市民，結果令到很多市民在天寒地凍下通宵輪候、四處奔走，小部分幸運的市民才可以高價購入少量口罩。面對實在的民生問題，特首立即在1月25日表示，已去信國務院求助。她的方法不切實際，因為大陸的疫情比香港嚴重得多，連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也不足夠，向防護物資比香港更短缺的地方要口罩是自討沒趣。她應該向澳門特首學習，在口罩出現短缺前積穀防饑，保證澳門市民全民有口罩之餘，還可以向珠海醫院送贈5萬個口罩。希望特首經一事，長一智，好好提升解決供不應求問題的能力；如果特首有足夠的能力，便可以解決香港房屋的問題，令樓價回復至可負擔水平。

自以為是 自暴其短

另外，如果特首有足夠的能力，也可以協助滯留湖北省的港人（約200人）回港。與中央商討之餘，也應該向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澳洲、日本、南韓、新加坡請教，因為他們已成功派包機到武漢撤僑。特首在香港疫情爆發時堅持在外參加高層次經濟論壇。據說該論壇有多國領袖出席，相信特首已把握機會和多國領袖建立良好關係，向他們請教便能提高自己接回滯留湖北省港人的能力。向人求教是虛心的表現，自以為是只會自暴其短；特首不提升自己的能力，又怎可以協助滯留湖北省的港人回港，履行自己對市民的基本道義？

除了特首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能力也有提升空間。作為署理特首（因特首不縮短外訪行程回港領導抗疫），張司長最令人深刻的表現應該是發現健康申報表原來可以在高鐵上填寫，讓高鐵乘客可以順利進入香港。相信如果他發現澳門已採用電子健康申報，將會更加雀躍，和廣大市民分享他的無知。這件事除了反映他的無知，更反映政府負責健康申報部門的整體無知。個人無知或可透過學習改進，政府部門整體無知是深層次問題，需要改革。

香港有不少深層次問題，特首必須調整優先次序，用實際行動處理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減少不切實際的高層次外訪。

政務司司長在處理健康申報表時其實掌握不到問題的核心。填寫申報表不可行是因為進港人流太多，不要求填寫申報表是逃避，解決不了進港人流太多的問題。就算特首完成外訪後回港，她也沒有正視進港人流太多的情況，直至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罷工，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她對「封關」的理解卻異乎常人。

解讀封關 論點奇怪

一般人對「封關」的理解是只針對人流，不影響物流；但她卻自以為聰明過人，把「封關」解讀為不准許所有人流和物流進出，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她的另一奇怪論點是「封關」造成「歧視」；「封關」的正確理解是限制所有人從內地進入香港，一視同仁，沒有歧視成分。在執行上，港人和非港人卻有分別，因為政府對自己的市民有基本的道義，不能把自己的市民拒諸門外，所以港人從內地回港需要隔離，而不是禁止入境。禁止港人回港亦是不切實際，因為其他地方沒有義務收留港人，把「封關」理解為禁止港人回港是沒有人性，希望特首不是沒有人性的。

更希望特首和醫護真誠對話，先了解他們的訴求後回應，才是理性的表現。亂扣他人帽子是低劣的政治伎倆，抗疫不是政治問題，因為大家目標一致；請特首不要把抗疫政治化，好好和醫護溝通，才可以有效保障大家的性命。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年新象　逆境自強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兼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今年除受制於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形勢，還備受本地社會動盪衝擊，內外交困，經濟前景未許樂觀。

去年6月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暴徒到處堵路、破壞公共設施及商舖、襲擊無辜市民及旅客，社會不寧，經濟受損。服務和物流等行業首當其衝。11月訪港旅客人數跌幅擴大，每日跌至只有8.8萬人次，跌幅超過一半，旅遊發展局表示，2019年上半年訪港旅客本已錄得14%升幅，但預計全年人數只約達5600萬，按年下跌14%。雖然社會形勢近日略見緩和，但旅客信心仍有待恢復。業界擔憂農曆新年期間酒店的預訂情況並不理想，修例釀成的影響至今仍未完全呈現。

此外，市民消費意欲大減，加上樓市及股市下調壓力上升，產生財富萎縮效應，進一步削弱內部需求。去年11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00億元，按年下跌23.6%；扣除價格變動後，同月零售業總銷貨量跌25.4%，顯然已步入寒冬。

香港去年第三季經濟增長按年跌2.9%，已是連續兩季負增長，反映技術上已陷入經濟衰退，觀乎近月發展，第四季恐怕也難以樂觀；整年經濟預計介乎零增長至負增長1.3%。政府最新公佈12月的整體失業率按月上升了0.1%至3.3%，飲食業失業率則維持在5.2%，建造業的失業率更從第四季初的5%升至5.6%。中資、外資企業不擬聘用未來幾年畢業的大學生，這一傳言甚囂塵上，若不幸屬實，肯定會打擊青年就業，加深社會矛盾。

另一方面，外來資金及人才去留，同樣或受牽連。雖然政府、商界均表示，至今未見外資撤離的跡象，但去年香港美國商會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受訪企業正考慮減少在港業務或者完全撤離香港，打算撤離的企業之中，大都計劃遷往新加坡。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更因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生疑而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雖然本地的簡單低稅制、自由營商環境、獨立司法制度，仍足以吸引外資留下來，但對外資撤離的警號，特區政府不容掉以輕心。

外圍形勢關鍵

目前全球最大的不明朗因素，當數中美貿易糾紛。兩國經過多輪談判後，去年年底宣佈達成首階段協議，並預計於本月中簽署，稍後將展開第二階段談判，預計達成協議的難度尤甚於上一階段。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尋求連任的特朗普總統勢必凸顯貿易戰、人權、台灣及香港問題、朝鮮半島核談判、南海局勢等議題來轉移選民視線，意味着中美之爭只會變本加厲。近日特朗普下令以無人機擊殺伊朗高級將領，中東局勢突趨緊張，雖然外界預期美伊全面開戰機會甚微，但對國際油價的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香港背靠祖國，中央始終是特區保持繁榮穩定的強大後盾。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為本港的繁榮發展注入強心針，但展望2020年，內地經濟面對的下行壓力愈來愈大，金融結構改革陣痛未消，加上政府平抑房價並大舉減稅降費，收窄財政政策的可操作空間。此外，中小銀行的金融領域風險，以至北京對港政策有何變化，同樣值得關注。

化解矛盾契機

香港的社會問題離不開政治生態。正如筆者早前在本欄文中指出【註一】，有本地學術調查發現，只有18%的大學生有信心在可見將來置業，而且資產價格的上漲遠遠超過了教育或人力資本的回報。即使教育程度高、收入好的年輕人，也會對自己的財務前景感到悲觀；大學畢業生工資水平卻又超出輪候公屋的資格，以致高不成，低不就，在政治上容易走向激進，本土主義亦應運而生。許多示威活動一方面反對「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則打撃在經濟和置業階梯上的既得利益階層，也就不足為奇。

事實上，置業與政治取向兩者關連極大，若有關施政有誤，更會動搖到社會的長遠穩定。當前香港社會的政治爭抝，主要出現在年青人和中老年人，以及「有產階級」和「無產一族」之間。從Kevin Wong及Po-san Wan 在2018年的研究結果可見，已置業者相對未置業者普遍較支持建制派，而較少支持泛民或本土派；30歲以下的年輕人則顯然普遍支持本土派而非建制派，而香港出生者一般傾向支持泛民而非本土或建制派。至於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則對政治取向並無明顯影響。

固本培元之道

特區政府最近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等紓困措施，以應對經濟逆境，筆者認為亦應從宏觀層面，為經濟發展明確定位，待社會恢復秩序之後，協助本港重新鎖定經濟增長領域，再創高峰。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務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註二】

《基本法》第109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意味着香港也許是全球唯一在法律上務須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司法管轄區。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金融中心，香港亦須力求進一步優化成為中國內地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融資及風險管理中心，增進與主要經濟體及世界金融中心聯繫的緊密程度。

香港的證券市場，雖在運作和監管方面已臻成熟，然而債券市場仍大有發展餘地。特區政府除鼓勵企業發債，亦應加大政府發債額度，積極推動債市發展。

聯通中外策略

2015年，中國政府頒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圓滿舉行，推動達成283項合作成果【註三】。

「一帶一路」並非只著眼於基建或單一講求硬體，反而更務求打造一個全新世界貿易兼投資平台，讓沿線國家及地區的企業可享潛力優厚的發展良機。不過中國幅員遼闊，外國中小企業往往不知如何進軍內地市場。國內企業規模龐大，員工動輒上萬，歐洲國家如德國的科技企業，員工人數每低於200，洽談業務劃分和財務細節時，雙方難免差距甚大。歐洲企業一方面注重共同發展中國市場，分享有關訊息，並持續改進產品以應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其對專利和商標的保護和尊重的程度，卻與中方存在分歧。

正如前任特首梁振英所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一國」之利，享「兩制」之便，熟悉中國內地及國際市場。憑此獨有優勢，香港堪足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與內地之間擔當「超級聯繫人」，協助外資中小企打進中國市場及融資，有利於進一步鞏固自身地位，更對穩定全球經濟及均衡國際貿易有所貢獻，達致多贏效益。

綜上所述，面對內憂外患，香港必先認真解決青年問題，透過包容互諒的精神，針對年青一代上游無望的困境，有效增加土地房屋供應，重建置業階梯。此外，港人應善用一國兩制條件，把握「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巨大發展潛力，奮發創業，香港自有希望重拾正軌，邁向美好明天。

【註一】：《重建置業階梯 收窄貧富差距》，謝國生，信報，2019年10月23日

【註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P.11

【註三】：《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外交部2020年新年招待會上的致辭》，2020年1月20日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美經濟貿易協議中的滙率

2020年伊始，最重要的國際事件，莫過於上周三中美雙方簽署第一階段經濟貿易協議（以下簡稱協議）。中美貿易戰持續了差不多兩年，期間經過了多番轉折，亦為全球經濟帶來了自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震盪。如今暫時叫停，避免戰況進一步惡化，即使協議內容受到各種質疑和批評，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歡迎。

中文版的協議文本長達80多頁，涵蓋了知識產權、技術轉移、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滙率問題等各方面，每章的條文對中方、美方或雙方有一定的要求，唯獨有關宏觀經濟政策和滙率的條文則全部需要雙方同時遵守執行。但內容沒有什麼新意，主要是維持之前雙方在G20峰會的承諾、和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運作框架，例如不作競爭性貶值、避免操控滙率以阻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和得到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等。

倉卒的政治決定

為了配合協議的順利簽署，美國政府在簽署前的兩天宣布中國不再是貨幣操縱國，不然在美國眼中，中國早已不符合協議的有關內容了。然而，美國在之前將貨幣操控國的標籤加於中國、和最近取消這個標籤，都是倉卒的政治考量，缺乏合理的經濟原因。

滙率的變化反映出背後的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可以是針對內部經濟的情況，也可以是針對外貿或收支平衡。單看滙率的改變，並不容易判斷有關央行是否刻意操控滙率來提高對外的競爭力。美國在2015年推出的《貿易便利及貿易執行法》，比較客觀地列出界定其他國家操控本國貨幣兌美元滙率的三個準則：第一是在一年內對美國有2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盈餘；第二是在12個月內，有佔本地生產總值2%或更多的經常賬盈餘；第三是該國在12個月內起碼有6個月持久地、單方向地干預外滙市場、並在12個月內買入了佔本地生產總值2%的外滙。

上述三個條件中，中國只符合第一個，即對美國雙邊貿易順差多於200億美元，但由於中國經濟規模龐大，外貿盈餘總數少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同時，中國這幾年來也沒有持續買入外滙，證諸於外滙儲備存量穩定、並沒有不斷增加。但在去年8月初，中美貿易戰拳來腳往之際，特朗普宣布會將餘下3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10%的關稅後，人民幣呈明顯弱勢，並於8月5日跌破兌美元7.0的心理關口，而特朗普亦於當天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中國為貨幣操縱國，所持的法理依據是1988年內容相當籠統的《綜合貿易及競爭法》。按照這個法例，美國財政部長可以將一些經常賬總數盈餘、和對美國有貿易盈餘的國家，劃分為貨幣操縱國、並採取有關行動。如今才剛好三個月，中國的貨幣政策、外滙儲備等並有沒有明顯不同，但又回復非貨幣操控國的身份了。即使是美國評論員，也有不少認為美國政府的有關做法，純屬政治操作。有關外國的貨幣政策、及是否操控貨幣兌美元的滙率，美國財政部每半年發表一份報告，詳細分析和解釋他們的看法。但經過這次對人民幣態度的隨意和反覆後，那些半年報的公信力便打了折扣。

簡單的商人觀點

滙率政策在貿易戰中有一定的位置，主要是可以部分抵消關稅的影響。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直接使美國消費者付出較高的價格，因而減少從中國的進口。特朗普多次大言不慚地說，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不是美國消費者而是中國方面支付的，這無論在理論和實證上都是錯的。最近聯儲局紐約分局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都分別有論文證實這一點，並被美國媒體廣泛報道。若美國消費者不需要付出較高的價格，便不會減少從中國進口了。不過，若人民幣同時貶值，會在若干程度上減少美國消費者的美元支出，部分抵消了關稅的影響。

但是，嚴格的說，貨幣貶值對關稅的抵消作用可能是短暫的，因為貨幣貶值會或多或少導致價格上升，逐漸減弱了貨幣貶值對出口的作用。

也許特朗普以過於簡單的觀點來看經濟，以為經濟運作和做生意一樣，能把產品賣出去、就是對自己有利，反過來就是對自己不利。所以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對美國不是好事，差不多等同於中國從美國偷去了有價值的東西。同樣，他也經常投訴外國貨幣的弱勢，認為會幫助促銷外國產品到美國，並反過來抱怨聯儲局沒有進一步弱化美元。商人的觀點只集中於賣方這一邊，買方與自己有利益衝突，自然不需考慮他們的利益。但從政府或經濟事務決策者的角度出發，理應全面地考慮供應和需求雙方。這或許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經濟事務上常常語出驚人的原因。

在約兩年的貿易戰中，關稅是美國最主要的武器。中美簽署了第一階段的協議後， 中國仍然有大批商品面對美國高額的關稅，而美國亦以此作為第二階段談判的籌碼。所以美國很關注人民幣的滙率政策，不希望中國以人民幣的貶值來應付美國的關稅。

然而，並沒有跡象中國會在貿易戰中以人民幣貶值為對策。滙率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邊。中國的貨幣政策目前處於一個比較微妙的境況，一來是經濟下行需要適量的流動資金，同時又須避免信貸過度膨脹引致進一步的壞賬，因而需要適當地引導資金的流向。與此同時，貨幣政策的框架仍在進一步建立，利率機制仍在改良之中。在這些大前提下，需要的是滙率的穩定。剛簽署的協議的有關部分（第五章），正可幫助提供有關的宏觀環境，因為無論有沒有貿易戰，中國都會按有關內容來發展貨幣和滙率機制。協議簽署後，也不用應付美國在貨幣操控上的挑戰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