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貨幣政策

年多以來，香港經濟受到中美貿易戰、社會動盪和新冠肺炎的連番重擊，頹勢盡顯。按上星期《財政預算案》中發表的數字，2019年香港的實質本地生產增長率為-1.2%，是二戰後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第三次負增長。以季度而言，去年第三、四季比一年前分別萎縮2.8%和2.9%。今年首季加上新冠肺炎的影響，情況必然更加惡劣。在如此境況下，政府已先後推出各種財政紓緩方案，並在預算案中提出122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包括給每位18歲以上的永久居民派一萬元。

也許是經濟實在太差，和過去比較，本年度的財政預算特別慷慨，市民也樂於照單全收，因此政黨和論者對預算案的批評較少。有趣的是，政府派錢在香港和澳門並不新鮮，但卻有西方論者【註】，包括素有江湖地位的英國《金融時報》，把香港的派錢方案看作是「直升機貨幣」政策（helicopter money），字裏行間更有一些嘲諷的味道。

外國評論員對港多誤解

「直升機貨幣」政策與量化寬鬆和負利率，被視為主要的非傳統貨幣政策。直升機貨幣指央行在直升機上對地面大灑金錢，拾到金錢的市民便可增加消費。這原本是已故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在理論探索時的想像。到了本世紀初，前聯儲局主席貝南奇提出，當有嚴重經濟衰退和通縮而傳統的貨幣政策失效時，大可採用直升機貨幣政策，因而得到「Helicopter Ben」的稱號。要澄清的是，從直升機灑下金錢，只不過是比較形象化的說法。真正實施的話，央行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如減稅）來將鈔票轉給市民。

「直升機貨幣」政策是央行以鈔票來補貼市民的開支，表面上看，與香港政府派錢給市民相若。但有一個重要的分別，是前者涉及發行新的貨幣，而後者則只是把已存在的貨幣轉手。香港的派錢，是純粹的政府財政行為，不涉及金管局或發鈔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事實上，在貨幣發行局制度下，香港政府很難主動地影響貨幣發行量。這些都是香港經濟的入門知識，不明白為何這麼容易混淆。這使人聯想到美國一名對沖基金經理（Kyle Bass）去年在香港社會動盪時多次發出香港貨幣和銀行不穩，是時候拋空港元的訊息，背後都涉及對香港制度的錯誤理解。似乎外國評論員對香港的誤解愈來愈多。

在聯繫滙率下，香港缺乏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遑論實施什麼非傳統的貨幣政策。面對新冠肺炎或其他經濟衝擊，只能以財政政策來應付。一些主要的經濟體則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傳統的貨幣政策因利率已接近零的水平而成為強弩之末，美國、英國、日本和歐羅區遂採用量化寬鬆，而日本與歐羅區更實施負利率政策，至目前仍在執行。聯儲局在三輪量化寬鬆後，於2017年開始縮表，但到去年8月又重新購買資產，有人認為是變相的再度量化寬鬆。在去年下半年貿易戰硝煙瀰漫期間，聯儲局已三度減息。未來的貨幣政策如何，有待美國長達十年半的經濟擴張期如何發展下去，而目前的主要威脅，明顯來自新冠肺炎在美國的擴散。

疫情初期，在美國確診的新冠肺炎個案寥寥可數，一般美國人都認為與自己無關。但過去兩星期的發展，特別是在南韓、意大利和伊朗的爆發，再加上受影響國家的數目愈來愈多，使人驚覺疫情可以這麼接近。驚慌轉化為負面的預期，迅速表現在金融市場上。美股連跌7天，道瓊斯指數從歷史高位迅速下調了大約12%。上周五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會就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威脅採取適當有力的措施，特朗普又慣性地對聯儲局施壓，道指才在本周一作出比較明顯的反彈。有分析認為，新冠肺炎使聯儲局在本年內減息3次的概率由20%增加到80%。目前市場主要預期聯儲局會在短期內減息，幅度可能是0.5%，甚至可能不會等待原先訂下的3月17日會期而提早開會決定。由於對新冠肺炎的了解不足，難以估計其對經濟的影響，政策的力度難以拿捏，比較保守的做法就是重拳出擊。

對經濟帶來結構性改變

貨幣政策因其靈活性和及時性常被用來解決宏觀經濟的困境，卻並非萬靈丹。一般而言，宏觀政策的作用在調控總需求，但疫情影響的，起碼在疫情期間，主要是總供應方面。工人因為需要隔離不能上班，如果他們生產的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那在國內和國外的其他生產商也不能生產，生產到的也不能全數付運。這些都不是減息和增加貨幣供應可以解決的，即使貨幣供應增加提高了市場上的購買力，也因為人際交流減少而不能完全體現出來。對生產商而言，不能生產或產品不能銷售，現金流入大幅減少甚至乾涸，但生產成本卻不能按比例下調，生產商即使能堅持下去，也只能望天打卦、坐待黎明。當然，這裏不是說減息沒有作用。當經濟因疫情萎縮、失業率及債務違約上升時，增加市場上的購買力和總需求，肯定是有幫助的。

這次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不單是一般的衰退然後復甦的經濟周期，也會有結構上的改變，而這方面也不是貨幣政策可以幫忙的。疫情過後，各方面都會作適當的反思。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因為疫情互相牽連，會否覺得之前的關係「too close for comfort」？在目前民粹主義泛濫、社會媒體失控和身份認同政治的大環境下，族群之間的分工合作可能會減少，黨同伐異可能會增加。在全球經濟上，供應鏈會有一定的重組（這在貿易戰下已出現），經濟體之間相互依賴程度會下跌。2020年很可能是標誌着逆全球化展開主要的一年。

註：

https://ftalphaville.ft.com/2020/02/26/1582705518000/Helicopter-money-is-here/

https://www.zerohedge.com/economics/hong-kong-embraces-helicopter-money-govt-gives-every-adult-citizen-hk10000?utm_campaign=&utm_content=ZeroHedge%3A+The+Durden+Dispatch&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zh_newsletter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COVID-19陰霾下的香港危機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自去年12月在武漢爆發以來，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至今全球病例總數超過78000宗，死亡個案達2400多人。

2003年沙士一役，香港無論在偵測病毒的技術、治療方法、確診病人的隔離措施，以至市民大眾的個人衞生及防疫安全意識，以及政府從中所汲取的危機管理經驗，均堪稱臻於世界先進水平。本地醫護人員的專業甚至犧牲精神，更在國際上備受推崇。但在今次疫症蔓延之初，澳門迅即落實一系列防禦措施，香港當局卻仍未啟動危機管理機制，表現進退失據。農曆新年過後，疫情來勢洶洶，市民深知不妙，仍未見政府有何實質行動，表現有如第三世界國家。

心理上的物資荒

由於缺乏疫情資訊，加上網上廣泛流傳物資短缺的謠言，以致市民恐慌，爭相搶購即食麵和大米，儘管米商及政府多次澄清米糧供應未受影響，然而搶購情況並無改善。筆者本月初某日黃昏，在金鐘某大型超市目睹一眾顧客（包括衣着斯文的上班族）爆買廁紙，不消10分鐘，貨架已一掃而空。一般藥房、超市出售的消毒酒精、口罩、漂白水等，每日清早就已沽清。全港口罩更極度缺貨，肯出高價也未必買到，由於這現象舉世皆然，特區政府宣布全球搜購失敗，坊間紛紛出現洗口罩、燙口罩等怪招，但求延長口罩壽命。有商界高層於社交媒體上打趣地問：「親戚嫁女做人情，兩卷廁紙加10個口罩，會不會過分奢侈？」

政府就落實「封關」措施遲而未決，導致本月初數千名醫護人員採取罷工行動，並要求有關當局解決口罩及防護裝備嚴重短缺的問題；社會上更出現互相攻擊的爭論，例如醫院管理局的口罩是否被醫護私吞而造成短缺？警方的防疫裝備是否比前線醫護為佳？相較17年前社會攜手同心抗沙士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嘆。

是非難辨衍生混亂

本來佩戴口罩是防疫的一大方法，但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與一眾局長出席記者會時不戴口罩，更表示按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指引，若身體健康而沒有相關病徵，可毋須佩戴口罩。香港醫學組織聯會亦召開記者會，引述世衞標準，作出同樣呼籲，着市民切勿過分恐慌。

但另一邊廂，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和何栢良博士，以及多個醫學團體（包括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均同一口徑建議，不論是否出現COVID-19病徵，在人多擠迫地方或公眾場所，也應戴上口罩。何栢良指出，香港已有本地傳播個案，若非市民遵行戴口罩的指引，疫情恐怕更為嚴峻。

抗疫防疫訊息互相矛盾，令人無所適從之餘，更突顯特區政府領導無方。近日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發表「2019新型冠狀病毒社區研究」結果，1月24日至2月5日期間，通過網上問卷調查訪問了1168名市民，89.4%受訪者由官方或非官方網頁獲得有關疫症資訊，但只有16.2%受訪者認為政府官方網站資訊可靠【註1】。可以想像，若市民單靠非官方途徑獲取資訊，並且不斷轉發道聽途說的非權威資料，難免因以偏概全而陷入集體恐慌，於是引發搶購潮。

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這是一個要冷靜理性、不要製造恐慌的時刻。謠言和恐慌，會讓疫情火上加油。」有關部門正竭盡全力，以穩定香港市場供應，「糧油米麵、鮮肉果菜乃至消毒液、紙巾等，會繼續源源不斷運來。」【註2】

此外，社交媒體大量流傳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疫情資訊，市民大眾難辨真偽，在缺乏官方清晰指引的情況下，更容易誤信虛假消息，筆者近日就曾收到以下一則消息：「振興主任告知這次的武漢病毒並不耐熱，在溫度26-27度的環境下就會被殺死。所以要多飲用熱水。可以轉告親朋好友們多喝熱水預防。」事實上，新加坡過去兩個月平均溫度高於香港，何以當地COVID-19確診人數比香港還要多？

社會分裂遺害無窮

隨着確診個案在香港趨增，政府早前宣布COVID-19檢疫中心和指定診所選址，附近居民以遊行、聯署等方式抗議選址過於接近民居。雖然有呼吸系統科專家解釋，指定診所有助快速診斷個案，可減社區傳播風險，可惜現時政府嚴重欠缺公信力，加上事前缺乏諮詢，更添施政障礙。

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最新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香港在東亞地區外派僱員宜居城市排名中，急跌52位至第93位，而新加坡則連續兩年高踞榜首。若論優良基建和便利設施，香港毫不遜色，但房屋及空氣質素等則瞠乎其後。該機構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香港的排名跌幅為前所未見，社會和政治紛爭不單令居港外籍人士感到憂慮，去年年中反修例運動展開之後，交通設施屢遭破壞，暴力犯罪率上升等，也令外派僱員的日常生活受負面影響。特區政府今次若未能妥善領導抗疫，恐怕國際排名會繼續下滑，以致外資公司紛紛遷移，進一步動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面對COVID-19蔓延不止，政府必須具備處理危機機制和先知先覺的反應能力。以去年社會運動為例，市民常收到警方的手機短訊，避免進入可能存在危險的地區，反而今次疫情嚴重，卻未接獲政府的任何防疫指引。本地不乏醫療界精英，其中不少從戰勝沙士一役中累積扎實的抗疫經驗，而成為陣容鼎盛的專家班子，政府言論卻與他們的意見時有相左。正如世衞總幹事譚德塞日前在日內瓦指出，疫情可向任何方向發展，目前仍然可以控制疫情，但「機會窗口」正在縮窄【註3】，特區政府必須表現決策能力，在政策統籌方面急市民之所急，以保護公眾健康為首要任務，與不同界別保持有效溝通，相信有助於減輕社區恐慌，挽回廣大市民對有關當局的信心。

【註1】：《中大研究：九成人自覺會染疫 16%信政府資訊可靠 醫生：認知落差 集體恐慌》，明報，2020年2月19日
【註2】： 《駱惠寧主任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信》，2020年2月20日
【註3】：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21 February 2020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美經貿協議真的如特朗普所願嗎?

2020年1月15日，中美兩國歷經兩年的貿易戰終於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以下簡稱「貿協」），但這一利好消息很快就被兩國各自的重大事件淹沒。當前「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肆虐，中國已採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或會影響其短期的經濟發展。2月12日，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疫情甚至會拖累全球經濟。本年美國面臨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暫由最年輕的候選人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38歲）和最年長的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78歲）領先，但尚未產生能挑戰特朗普的候選人。雖然COVID-19不會成為美國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但中美貿易問題必然會是重中之重。

美方如意算盤

2月4日，在長達6個月的總統彈劾案獲判無罪前一天，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也為他在年底爭取連任造勢。他重申對中國發起關稅戰，是為了「對抗中國大舉竊取美國就業職位」。特朗普相信他的策略奏效了，兩國剛簽署突破性的首輪貿協，可保護美國的工人及其知識產權，為國庫帶來數十億美元，並為在美國本土生產和種植的產品開闢廣闊的新市場。同時，他宣稱「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也許都空前地好」。

特朗普曾事先提出夢幻貿協，涵蓋四個方面：第一，廢除中國模式，如公有制經濟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包括產業政策；第二，中國要停止採用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他認為這有助於中國實現科技的跨越式發展；第三，中美經濟脫鈎。特朗普的觀點是中國的發展完全依賴於美國跨國公司的投資及其後的對華貿易，就如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中引述特朗普所言：「我們在過去的25年中重建了中國。」；第四，中國要全面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

中國模式勝算

對比夢幻貿協，剛簽訂的貿協完全未提廢除中國模式。就像麥當勞同時擁有自營店和加盟店，通過保留低效率的自營店來建立和維護企業品牌一樣，中國一直保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存的經濟模式；中國政府認為，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在中國抗擊COVID-19的鬥爭中，國有企業再次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例如部分國有房地產企業對中小微企業免除租金【註】。

首輪貿協的大部分內容是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即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所說的「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羅列於貿協第一章，長達18頁。值得注意的是，總共只有3頁的第二章是關於中國的市場換技術策略（亦即夢幻貿協第二項）。兩國同意，不得要求或施壓對方公司透過技術轉移以進入本國市場。中方曾多次表示，未曾強迫外國企業分享技術以獲得市場准入。但眾所周知，只要中國政府優先考慮技術轉移，外國跨國公司就會為了打入中國市場，而同意與中方共享技術，也就陷入經濟學所謂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例如在用於製造民用飛機的航空電子設備行業，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決定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建立合資企業，並轉讓技術，以爭取與行業領導者羅克韋爾公司競爭的機會。因此，雖然出台了官方貿協，但由於中國市場潛力的增長，技術轉移現象仍將持續存在。

關於特朗普提出的第三個條件──中美經濟脫鈎，筆者認為這正在發生。有意思的是，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最近表示，COVID-19疫情將加速這一進程，儘管許多人不同意他的觀點。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即使兩國經濟正在解綁，美國公司也會選擇將工廠遷往其他低成本國家（如越南），而不是遷回美國，因為這會增加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其次，這一條件很可能恰好滿足了中國企業的利益需求，來自中國的新興跨國企業希望學習美國企業的發展經驗。在過去40年期間，美國企業從海外直接投資及離岸服務外包貿易中獲益匪淺。中國政府近年積極倡導「一帶一路」建設，而外在的經濟衝擊將推動並加速中國企業的外遷。當然，這對中國政府也是一項挑戰，如稅收減少、失業率可能上升。最後，如果中國始終保持其市場潛力，那麼專注於中國市場的美國跨國公司仍會選擇留在中國。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Tesla），在中國建設產能，既可以出口，也更方便進入中國市場。該公司股票近期大幅上揚，表明內地市場的魅力及其世界工廠的地位。

角力形勢變數

特朗普夢幻貿協的最後一個條件，就是中國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有關內容見首輪貿協中的四個章節（第三至六章， 共計53頁），包括美國對中國的糧食和農產品出口貿易（第三章，共23頁），削減美國關稅和中國的報復性關稅以擴大中美貿易規模（第六章，共23頁），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第四章，共4頁）和中國滙率制度改革，確保人民幣滙率由市場決定，且不使用競爭性貨幣貶值來獲得貿易優勢（第五章，共3頁）。

雖然細節尚未公布，但購買農產品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由於中方承諾降低非關稅壁壘，中國從美國入口的糧食和農產品將大幅增加：2020年進口額應比2017年增加不少於125億美元；2021年進口額比2017年增加估計不少於195億美元，這或有助於特朗普連任，即使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的選民也包括被遺忘的製造業工人。至於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內容則較少。如果以中國銀聯和VISA信用卡之間的競爭為例，對美國的金融公司而言，這將是一場苦戰，因為中國企業一方面習慣於低成本、低利潤，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創新，包括基於大量移動用戶的電子支付、大數據營銷等。

兩國決定先簽署第一階段貿協，部分原因是中方懷疑特朗普會在美國國內經濟表現欠佳或民主黨候選人實力強勁的時候重啟貿易談判。2月初對特朗普來說都是利好消息，在彈劾案中被判無罪，美國經濟繼續保持強勁，股市經歷了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的一次牛市（2009年3月至今，前後逾130個月，歷時之久超過九十年代持續113個月的牛市）， 而民主黨也暫未產生一個強而有力的候選人。根據蓋洛普（Gallup）截至2月5日的最新民調，特朗普的公眾支持率高達49%，為任內新高。如果這一情況繼續，美方不會撕毀第一階段貿協再重啟談判，正如特朗普所說：「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也許都空前地好。」但正如英國前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的名言，「政治一星期都嫌長」，讀者不妨拭目以待。

【註】:《扶持中小企業 多地出台暖企政策》，《中國證券報》，2020年2月7日

陶志剛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武漢肺炎有時盡  禁言禍害無絕期 

當前「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下文簡稱「武漢肺炎」）肆虐，既有市民通宵排隊購買口罩，更有私家醫生因為沒有口罩而要停業。筆者從朋友傳來的視頻，看到醫護人員排隊買口罩，每次限買兩個，以供上班之用；某日又和一位小巴司機朋友閒聊，他的一個熟客在外國買了100盒口罩，送了他一盒。國內亂象就更多了，大小城市紛紛封城，又或實行所謂「小區管理」，地方政府沿途打劫運往外省的救援物資等等。一個國內朋友知道筆者缺口罩，說要寄一些給我，因為他們剛從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購了一批回來，感激之餘，我當然婉拒。

當大家都憂慮醫療物資不足的時候，這種憂慮迫使我們去爭奪存貨，令供不應求情況更為嚴重，這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好比銀行擠提一樣，原本銀行業務運作正常，但一旦出現群眾恐慌，以致存戶爭相提款，銀行沒有那麼多現金，周轉不靈的預測於是應驗！

武漢肺炎固然可怕，但民眾的恐慌和政府的政策失誤，恐怕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武漢肺炎非同小可

到底武漢肺炎有多嚴重？過去5年美國的流感死亡率為0.127%。武漢肺炎在中國內地的死亡率約為2.1%，其他國家及地區則為0.7%，分別為美國流感的15倍和7倍。以死亡率來說，武漢肺炎的殺傷力是流感的5.5倍和16.5倍。

有些評論認為，武漢肺炎並不嚴重，他們根據比較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截至2月10日為900多人）和美國流感每年的死亡人數（2018/19年度為34157人）下定論。美國流感死得人多，原因是感染的機會很高，上一年度（2018–2019）全美人口的感染率達10.8%。考慮到美國成年人中有一半預先打了流感防疫針，但針藥卻非百分之百有效這兩個相反的因素，筆者粗略估計，若果美國居民完全不打流感針，其患病率可高達14%的水平。假設中國內地人口有相同比率感染武漢肺炎，基於上述官方發布2.1%的死亡率，就可推算出今年因武漢肺炎死亡的人數應在420萬以上；若採用較低的海外死亡率（0.7%），估計死亡數字也會超過140萬，兩者都遠高於美國去年因流感死亡的3萬多人。

烏雲背後的銀絲

今次武漢肺炎在國內造成的傷亡應該遠高於官方數字。由於醫療人員設備和測試劑不足，估計許多武漢肺炎患者死了也得不到確認。一篇被廣泛流傳《財經》雜誌文章「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記者採訪了十多個病患家庭，對這個現象作出了很具體的描述。

「一位定點醫院的科室主任告訴《財經》記者，這兩天醫院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終被收住院。

『我們只能讓剩下75名收不進來的病患，回到家裏去。患者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該主任告訴《財經》記者。」

國內數字的不可靠，可見一斑。

這朵烏雲背後其實有一條銀絲。

相對於國內的數字，海外的數字應該可靠得多，因為外國醫療資源相對較充裕，也沒有造假的誘因。那麼國內這個我們覺得不可靠的死亡率，為我們帶來的其實是樂觀的啟示──它高估了這個病毒的禍害。這段期間，我們聽過許多香港醫護人員受感染的傳聞，但事實上，到現在也沒有一宗確診個案。我們在檢討自己是否過度恐慌的時候，也應該有信心，「一旦」醫療人手和設備數量充足，則武漢肺炎對人類的傷害也會比我們預期少。

病毒來源

當然這個「一旦」並不容易實現，以口罩為例，中國去年口罩生產量是全球一半，最近因應疫情產量進一步提高，達到每日2000萬個，但是這對於14.4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1月24日在《刺針》（The Lancet）發表的一篇關於武漢肺炎病人的研究，第一作者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該論文指出第一名患者沒有去過海鮮市場，而且首4名患者其中3人都沒有，說明海鮮市場不是武漢肺炎的第一個來源，市場內的野生動物也不是病毒的第一源頭。認為海鮮市場中的野生動物買賣，和中國人的飲食陋習是這次災難罪魁禍首的觀點，其實是轉移視線，出發點錯誤。

大眾媒體上已經有不少聲音，懷疑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人工改造而成，可能是武漢P4病毒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不少專家認為這種基因有很強的人工成分。第二，這所實驗室有製造這類新型病毒的能力和經驗。它的一名主管教授2018年在科學期刊《自然》發表一篇論文，闡述其研究團隊通過病毒基因重組技術，把原本對人類不具感染性的中國蝙蝠冠狀病毒，改造成為可以感染人類的呼吸道細胞，而且毒性相當高。第三，去年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便做了一次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演習。第四，武漢病毒實驗室在1月底捷足先登，為新藥瑞德西韋（Remdesivir）申請專利，說明這所實驗室對疫情極其關注，對病毒很熟悉，連解藥都知道。第五，該研究院剛剛才換了院長，新院長是解放軍少將，中國首席生化武器專家陳薇。這足見這研究院有解放軍背景，其任務包括研究生物化學武器。第六，到了今天，當疫情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當中，但中國仍然拒絕美國派專家來幫忙。

禁言的禍害

這些懷疑每一點可能都有合理的辯解，但是疑點同時出現，就很難解釋過去。新病毒是否實驗室意外洩漏出來的，它是否經過人工加工的，對於這些問題必須有充分交代。政府最初隱瞞疫情，又沒有對病毒源頭進一步調查，惹人懷疑有不可告人的地方，必須交代。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記者會上，主動交代他不一早提出警告的原因，表示自己作為地方官員，已及時向有關當局作出交代，並沒有隱瞞，只是受到指示，不能自行公布而已。到底不批准周市長宣布疫情者是誰？為什麼要隱瞞？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也許答案是不重要的。中國官僚習慣隱惡揚善，不重視人民生命，缺乏擔當，是極其普遍的現象。要避免同類事件發生，並不是對個別犯錯的官員處分就算了事，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監管官僚體制，不能監管官僚體制，就難免釀成一次又一次的人為災難。

2月7日，李文亮醫生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不幸去世了，倘若當時李醫生和其他7名醫護人員不是被壓制，他們的呼聲能喚起其他武漢市民的注意，一場國難也許就能避免。中共官僚體系在上月底曾輕微放寬言論自由，但隨即又加強監管了。對於禁制言論自由所產生的種種惡果，官僚總以更大程度的禁制言論自由來處理之。香港特區政府以提升警暴來對付不滿警暴的市民大眾，就是對「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活生生的體現。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抗疫措施 不切實際

去年12月武漢爆發不明肺炎，後來證實「武漢肺炎」由2019新型冠狀病毒引起。根據內地傳媒報道，去年12月底武漢只有20多名病人受到感染，但疫情擴散迅速，武漢最後決定於今年1月23日「封城」，以最大決心阻止疫情擴散至武漢以外。雖然「武漢封城」史無前例，但正值春運，500萬人已離開武漢的事實還是改變不了；新型冠狀病毒最終擴散至全國各省。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數字（截至2月4日），內地確診個案超過2萬宗，425人死亡（已超越沙士內地死亡人數）；確診個案和死亡人數仍在大幅上升。

在疫情爆發以來，為全球防治疾病的世界衞生組織（世衞）一直軟弱無能。1月14日，世衞一方面指新型冠狀病毒能有限度人傳人，但同時又表示未有清晰證據顯示該病毒會有限度人傳人。世衞代表健康專家，專家應有清晰的判斷，用政客語言代替專家判斷是不當的。1月26日，世衞評估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風險只達到「高級」，而在中國的風險是「極高」；短短4日後，世衞突然把風險評估跳級提升至「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世衞的表現不夠專業，判斷失準、難以預測，不足令人信服，在全球防治疾病的工作上是失職。

欠缺常識 官員失職

在香港，抗疫措施更加是不切實際。首先，新型冠狀病毒已證實可透過飛沫或接觸人傳人。防止透過飛沫人傳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全民戴上外科口罩，因為患者不一定戴上外科口罩，尤其是現在口罩嚴重短缺；就算患者戴上口罩，佩戴方法不一定正確或那些口罩也不一定合規格，能夠有效阻擋飛沫散播。另外，新型冠狀病毒已證實有「隱形患者」，這些「隱形患者」不戴口罩便是在社區散播病毒。政府現在只呼籲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時才戴上口罩是不切實際，因為假設所有患者會正確地戴上合規格外科口罩是自欺欺人，尤其是現在「一罩難求」和有「隱形患者」的情況。政府不呼籲全民戴口罩，相關的官員，包括特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衞生署署長等等，便是失職，亦證明他們欠缺常識。

幸好一般市民比他們有常識，明白全民戴口罩才能有效保障自己和符合公眾健康。可惜現在口罩嚴重短缺，之前官員還指市面口罩充足，其實是誤導市民，結果令到很多市民在天寒地凍下通宵輪候、四處奔走，小部分幸運的市民才可以高價購入少量口罩。面對實在的民生問題，特首立即在1月25日表示，已去信國務院求助。她的方法不切實際，因為大陸的疫情比香港嚴重得多，連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也不足夠，向防護物資比香港更短缺的地方要口罩是自討沒趣。她應該向澳門特首學習，在口罩出現短缺前積穀防饑，保證澳門市民全民有口罩之餘，還可以向珠海醫院送贈5萬個口罩。希望特首經一事，長一智，好好提升解決供不應求問題的能力；如果特首有足夠的能力，便可以解決香港房屋的問題，令樓價回復至可負擔水平。

自以為是 自暴其短

另外，如果特首有足夠的能力，也可以協助滯留湖北省的港人（約200人）回港。與中央商討之餘，也應該向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澳洲、日本、南韓、新加坡請教，因為他們已成功派包機到武漢撤僑。特首在香港疫情爆發時堅持在外參加高層次經濟論壇。據說該論壇有多國領袖出席，相信特首已把握機會和多國領袖建立良好關係，向他們請教便能提高自己接回滯留湖北省港人的能力。向人求教是虛心的表現，自以為是只會自暴其短；特首不提升自己的能力，又怎可以協助滯留湖北省的港人回港，履行自己對市民的基本道義？

除了特首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能力也有提升空間。作為署理特首（因特首不縮短外訪行程回港領導抗疫），張司長最令人深刻的表現應該是發現健康申報表原來可以在高鐵上填寫，讓高鐵乘客可以順利進入香港。相信如果他發現澳門已採用電子健康申報，將會更加雀躍，和廣大市民分享他的無知。這件事除了反映他的無知，更反映政府負責健康申報部門的整體無知。個人無知或可透過學習改進，政府部門整體無知是深層次問題，需要改革。

香港有不少深層次問題，特首必須調整優先次序，用實際行動處理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減少不切實際的高層次外訪。

政務司司長在處理健康申報表時其實掌握不到問題的核心。填寫申報表不可行是因為進港人流太多，不要求填寫申報表是逃避，解決不了進港人流太多的問題。就算特首完成外訪後回港，她也沒有正視進港人流太多的情況，直至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罷工，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她對「封關」的理解卻異乎常人。

解讀封關 論點奇怪

一般人對「封關」的理解是只針對人流，不影響物流；但她卻自以為聰明過人，把「封關」解讀為不准許所有人流和物流進出，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她的另一奇怪論點是「封關」造成「歧視」；「封關」的正確理解是限制所有人從內地進入香港，一視同仁，沒有歧視成分。在執行上，港人和非港人卻有分別，因為政府對自己的市民有基本的道義，不能把自己的市民拒諸門外，所以港人從內地回港需要隔離，而不是禁止入境。禁止港人回港亦是不切實際，因為其他地方沒有義務收留港人，把「封關」理解為禁止港人回港是沒有人性，希望特首不是沒有人性的。

更希望特首和醫護真誠對話，先了解他們的訴求後回應，才是理性的表現。亂扣他人帽子是低劣的政治伎倆，抗疫不是政治問題，因為大家目標一致；請特首不要把抗疫政治化，好好和醫護溝通，才可以有效保障大家的性命。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年新象　逆境自強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兼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今年除受制於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形勢，還備受本地社會動盪衝擊，內外交困，經濟前景未許樂觀。

去年6月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暴徒到處堵路、破壞公共設施及商舖、襲擊無辜市民及旅客，社會不寧，經濟受損。服務和物流等行業首當其衝。11月訪港旅客人數跌幅擴大，每日跌至只有8.8萬人次，跌幅超過一半，旅遊發展局表示，2019年上半年訪港旅客本已錄得14%升幅，但預計全年人數只約達5600萬，按年下跌14%。雖然社會形勢近日略見緩和，但旅客信心仍有待恢復。業界擔憂農曆新年期間酒店的預訂情況並不理想，修例釀成的影響至今仍未完全呈現。

此外，市民消費意欲大減，加上樓市及股市下調壓力上升，產生財富萎縮效應，進一步削弱內部需求。去年11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00億元，按年下跌23.6%；扣除價格變動後，同月零售業總銷貨量跌25.4%，顯然已步入寒冬。

香港去年第三季經濟增長按年跌2.9%，已是連續兩季負增長，反映技術上已陷入經濟衰退，觀乎近月發展，第四季恐怕也難以樂觀；整年經濟預計介乎零增長至負增長1.3%。政府最新公佈12月的整體失業率按月上升了0.1%至3.3%，飲食業失業率則維持在5.2%，建造業的失業率更從第四季初的5%升至5.6%。中資、外資企業不擬聘用未來幾年畢業的大學生，這一傳言甚囂塵上，若不幸屬實，肯定會打擊青年就業，加深社會矛盾。

另一方面，外來資金及人才去留，同樣或受牽連。雖然政府、商界均表示，至今未見外資撤離的跡象，但去年香港美國商會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受訪企業正考慮減少在港業務或者完全撤離香港，打算撤離的企業之中，大都計劃遷往新加坡。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更因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生疑而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雖然本地的簡單低稅制、自由營商環境、獨立司法制度，仍足以吸引外資留下來，但對外資撤離的警號，特區政府不容掉以輕心。

外圍形勢關鍵

目前全球最大的不明朗因素，當數中美貿易糾紛。兩國經過多輪談判後，去年年底宣佈達成首階段協議，並預計於本月中簽署，稍後將展開第二階段談判，預計達成協議的難度尤甚於上一階段。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尋求連任的特朗普總統勢必凸顯貿易戰、人權、台灣及香港問題、朝鮮半島核談判、南海局勢等議題來轉移選民視線，意味着中美之爭只會變本加厲。近日特朗普下令以無人機擊殺伊朗高級將領，中東局勢突趨緊張，雖然外界預期美伊全面開戰機會甚微，但對國際油價的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香港背靠祖國，中央始終是特區保持繁榮穩定的強大後盾。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為本港的繁榮發展注入強心針，但展望2020年，內地經濟面對的下行壓力愈來愈大，金融結構改革陣痛未消，加上政府平抑房價並大舉減稅降費，收窄財政政策的可操作空間。此外，中小銀行的金融領域風險，以至北京對港政策有何變化，同樣值得關注。

化解矛盾契機

香港的社會問題離不開政治生態。正如筆者早前在本欄文中指出【註一】，有本地學術調查發現，只有18%的大學生有信心在可見將來置業，而且資產價格的上漲遠遠超過了教育或人力資本的回報。即使教育程度高、收入好的年輕人，也會對自己的財務前景感到悲觀；大學畢業生工資水平卻又超出輪候公屋的資格，以致高不成，低不就，在政治上容易走向激進，本土主義亦應運而生。許多示威活動一方面反對「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則打撃在經濟和置業階梯上的既得利益階層，也就不足為奇。

事實上，置業與政治取向兩者關連極大，若有關施政有誤，更會動搖到社會的長遠穩定。當前香港社會的政治爭抝，主要出現在年青人和中老年人，以及「有產階級」和「無產一族」之間。從Kevin Wong及Po-san Wan 在2018年的研究結果可見，已置業者相對未置業者普遍較支持建制派，而較少支持泛民或本土派；30歲以下的年輕人則顯然普遍支持本土派而非建制派，而香港出生者一般傾向支持泛民而非本土或建制派。至於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則對政治取向並無明顯影響。

固本培元之道

特區政府最近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等紓困措施，以應對經濟逆境，筆者認為亦應從宏觀層面，為經濟發展明確定位，待社會恢復秩序之後，協助本港重新鎖定經濟增長領域，再創高峰。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務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註二】

《基本法》第109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意味着香港也許是全球唯一在法律上務須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司法管轄區。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金融中心，香港亦須力求進一步優化成為中國內地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融資及風險管理中心，增進與主要經濟體及世界金融中心聯繫的緊密程度。

香港的證券市場，雖在運作和監管方面已臻成熟，然而債券市場仍大有發展餘地。特區政府除鼓勵企業發債，亦應加大政府發債額度，積極推動債市發展。

聯通中外策略

2015年，中國政府頒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圓滿舉行，推動達成283項合作成果【註三】。

「一帶一路」並非只著眼於基建或單一講求硬體，反而更務求打造一個全新世界貿易兼投資平台，讓沿線國家及地區的企業可享潛力優厚的發展良機。不過中國幅員遼闊，外國中小企業往往不知如何進軍內地市場。國內企業規模龐大，員工動輒上萬，歐洲國家如德國的科技企業，員工人數每低於200，洽談業務劃分和財務細節時，雙方難免差距甚大。歐洲企業一方面注重共同發展中國市場，分享有關訊息，並持續改進產品以應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其對專利和商標的保護和尊重的程度，卻與中方存在分歧。

正如前任特首梁振英所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一國」之利，享「兩制」之便，熟悉中國內地及國際市場。憑此獨有優勢，香港堪足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與內地之間擔當「超級聯繫人」，協助外資中小企打進中國市場及融資，有利於進一步鞏固自身地位，更對穩定全球經濟及均衡國際貿易有所貢獻，達致多贏效益。

綜上所述，面對內憂外患，香港必先認真解決青年問題，透過包容互諒的精神，針對年青一代上游無望的困境，有效增加土地房屋供應，重建置業階梯。此外，港人應善用一國兩制條件，把握「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巨大發展潛力，奮發創業，香港自有希望重拾正軌，邁向美好明天。

【註一】：《重建置業階梯 收窄貧富差距》，謝國生，信報，2019年10月23日

【註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P.11

【註三】：《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外交部2020年新年招待會上的致辭》，2020年1月20日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美經濟貿易協議中的滙率

2020年伊始，最重要的國際事件，莫過於上周三中美雙方簽署第一階段經濟貿易協議（以下簡稱協議）。中美貿易戰持續了差不多兩年，期間經過了多番轉折，亦為全球經濟帶來了自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震盪。如今暫時叫停，避免戰況進一步惡化，即使協議內容受到各種質疑和批評，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歡迎。

中文版的協議文本長達80多頁，涵蓋了知識產權、技術轉移、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滙率問題等各方面，每章的條文對中方、美方或雙方有一定的要求，唯獨有關宏觀經濟政策和滙率的條文則全部需要雙方同時遵守執行。但內容沒有什麼新意，主要是維持之前雙方在G20峰會的承諾、和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運作框架，例如不作競爭性貶值、避免操控滙率以阻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和得到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等。

倉卒的政治決定

為了配合協議的順利簽署，美國政府在簽署前的兩天宣布中國不再是貨幣操縱國，不然在美國眼中，中國早已不符合協議的有關內容了。然而，美國在之前將貨幣操控國的標籤加於中國、和最近取消這個標籤，都是倉卒的政治考量，缺乏合理的經濟原因。

滙率的變化反映出背後的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可以是針對內部經濟的情況，也可以是針對外貿或收支平衡。單看滙率的改變，並不容易判斷有關央行是否刻意操控滙率來提高對外的競爭力。美國在2015年推出的《貿易便利及貿易執行法》，比較客觀地列出界定其他國家操控本國貨幣兌美元滙率的三個準則：第一是在一年內對美國有2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盈餘；第二是在12個月內，有佔本地生產總值2%或更多的經常賬盈餘；第三是該國在12個月內起碼有6個月持久地、單方向地干預外滙市場、並在12個月內買入了佔本地生產總值2%的外滙。

上述三個條件中，中國只符合第一個，即對美國雙邊貿易順差多於200億美元，但由於中國經濟規模龐大，外貿盈餘總數少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同時，中國這幾年來也沒有持續買入外滙，證諸於外滙儲備存量穩定、並沒有不斷增加。但在去年8月初，中美貿易戰拳來腳往之際，特朗普宣布會將餘下3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10%的關稅後，人民幣呈明顯弱勢，並於8月5日跌破兌美元7.0的心理關口，而特朗普亦於當天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中國為貨幣操縱國，所持的法理依據是1988年內容相當籠統的《綜合貿易及競爭法》。按照這個法例，美國財政部長可以將一些經常賬總數盈餘、和對美國有貿易盈餘的國家，劃分為貨幣操縱國、並採取有關行動。如今才剛好三個月，中國的貨幣政策、外滙儲備等並有沒有明顯不同，但又回復非貨幣操控國的身份了。即使是美國評論員，也有不少認為美國政府的有關做法，純屬政治操作。有關外國的貨幣政策、及是否操控貨幣兌美元的滙率，美國財政部每半年發表一份報告，詳細分析和解釋他們的看法。但經過這次對人民幣態度的隨意和反覆後，那些半年報的公信力便打了折扣。

簡單的商人觀點

滙率政策在貿易戰中有一定的位置，主要是可以部分抵消關稅的影響。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直接使美國消費者付出較高的價格，因而減少從中國的進口。特朗普多次大言不慚地說，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不是美國消費者而是中國方面支付的，這無論在理論和實證上都是錯的。最近聯儲局紐約分局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都分別有論文證實這一點，並被美國媒體廣泛報道。若美國消費者不需要付出較高的價格，便不會減少從中國進口了。不過，若人民幣同時貶值，會在若干程度上減少美國消費者的美元支出，部分抵消了關稅的影響。

但是，嚴格的說，貨幣貶值對關稅的抵消作用可能是短暫的，因為貨幣貶值會或多或少導致價格上升，逐漸減弱了貨幣貶值對出口的作用。

也許特朗普以過於簡單的觀點來看經濟，以為經濟運作和做生意一樣，能把產品賣出去、就是對自己有利，反過來就是對自己不利。所以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對美國不是好事，差不多等同於中國從美國偷去了有價值的東西。同樣，他也經常投訴外國貨幣的弱勢，認為會幫助促銷外國產品到美國，並反過來抱怨聯儲局沒有進一步弱化美元。商人的觀點只集中於賣方這一邊，買方與自己有利益衝突，自然不需考慮他們的利益。但從政府或經濟事務決策者的角度出發，理應全面地考慮供應和需求雙方。這或許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經濟事務上常常語出驚人的原因。

在約兩年的貿易戰中，關稅是美國最主要的武器。中美簽署了第一階段的協議後， 中國仍然有大批商品面對美國高額的關稅，而美國亦以此作為第二階段談判的籌碼。所以美國很關注人民幣的滙率政策，不希望中國以人民幣的貶值來應付美國的關稅。

然而，並沒有跡象中國會在貿易戰中以人民幣貶值為對策。滙率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邊。中國的貨幣政策目前處於一個比較微妙的境況，一來是經濟下行需要適量的流動資金，同時又須避免信貸過度膨脹引致進一步的壞賬，因而需要適當地引導資金的流向。與此同時，貨幣政策的框架仍在進一步建立，利率機制仍在改良之中。在這些大前提下，需要的是滙率的穩定。剛簽署的協議的有關部分（第五章），正可幫助提供有關的宏觀環境，因為無論有沒有貿易戰，中國都會按有關內容來發展貨幣和滙率機制。協議簽署後，也不用應付美國在貨幣操控上的挑戰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嚴重的問題有簡單的答案 

元旦過了沒幾天，世界就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澳洲山火進一步的惡化，中聯辦主任換人，台灣總統大選，美國定點擊殺伊朗頭號將領，然後伊朗境內追悼會中發生人踩人事件60人死亡，伊朗飛彈襲擊伊拉克境內兩個美軍基地，但是最撲朔迷離的，要數一架烏克蘭的波音737航機同一天在伊朗境內墜毀。

這宗空難是伊朗蓄意襲擊，純粹的機件故障，還是另有內情？筆者當時估計應該不是伊朗當局蓄意襲擊飛機的，因為這樣對他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卻認為不能抹殺伊方有人錯誤發射導彈所致，也不能排除有個別病態分子的蓄意所行。伊朗方面隨後亦迅速證實了筆者的猜測。

嚴重問題有簡單的成因

我們的思考有一個誤區，以為嚴重的問題，其成因必然複雜，根深柢固，但事情可能十分簡單。

以色列歷史學者和暢銷書作家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21世紀的21個教訓》（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類有喜愛聽故事的天性。對於一件重大的事件，我們理所當然地覺得會有一個與之相匹配的原因，就好像一部好看的電影，俊男必須配以美女一樣。

空難的成因可能是伊朗軍方一個錯誤或者愚蠢的決定，這個原因如此低級，與空難所造成的傷亡程度，有強烈的反差，因此我們在天性上難以接受。

從前婦女分娩是一項危險的事情，1847年一個在維也納工作的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對此得出了一個簡單而重大的結論：婦女分娩死亡率高，原因在於醫護人員在接生前後沒有洗手的習慣。當時西方醫學不知道有細菌這東西，也不知道其可以經過血液傳染產婦引致敗血症。根據這個理論，他的醫院提倡消毒醫護人員的手和器械，婦女分娩死亡率因而從10%下降到1%。很可惜他的同行並沒有信服，他們都狐疑：這麼重大的事情，怎麼會因為如此簡單的成因？塞麥爾維斯醫生深受打擊，最後鬱鬱而終，成為科學和醫學發展的殉道者。

1986年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起飛73秒解體，機上7名機組人員喪命。已成大名的物理學家費因曼（Richard Feynman）發現失事原因非常簡單，機上一個用作密封作用的小配件（密封圈，即水喉師傅稱之為「戒指」的東西）遇冷之下，失去應有的彈性，因此失去了密封的作用，導致太空穿梭機解體。密封圈如此簡單的小配件，竟然造成了太空史上的一次災難，對許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雖是調查委員會的成員，費因曼的意見並不是一下子就被接納，委員會主席就曾經說過：「費因曼實在太令人反感！」（Feynman is becoming a real pain in the ass！）

嚴峻問題有簡單的解決方法

既然嚴重的問題可能有簡單的答案，那麼其解決的方法就很簡單。要減低孕婦生育的死亡率，醫護人員養成徹底洗手的習慣就可以了；要避免下一次太空穿梭機的意外，改用較耐冷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要執行這些解決方案，在技術上沒有難度，真正的困難在於人心︰在於掌權者能否克服自己頑固的思維。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持續已經超過半年，現在還沒有平息的跡象。香港政府拒絕回應市民的訴求，不僅接二連三地錯失和解機會，反而不斷通過警暴，傲慢態度和謊言回應之，這猶如不斷火上加油，而國內的機關又不斷指手畫腳，這就是箇中原因。什麼外國勢力干預，什麼港獨勢力，都是無關宏旨的。

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其解決方法異常簡單。現在最迫切的是停止警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至於對雙普選的要求，政府只要承諾會盡快處理，那就可以止息大部分人的憤怒。

香港人真正要求的，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些要求合情合理，香港既然是特區，它內部實行的特殊政策如雙普選，中國政府在這些方面對香港人如從善如流，不應該看成是退縮的表現。

中聯辦換人

最近香港中聯辦突然換人，換走王志民，調入級別更高的駱惠寧。

顯而易見，王志民的能力和在共產黨裏面的地位，並不足以駕馭香港目前複雜的情況，由於他在香港的時間不短，建制派和愛港力量在他的動員之下焦頭爛額，要他們彼此重建信心，簡直異想天開。找一個新人也許有點新氣象，就像一間經營不善的食肆，老闆不變，裝修一下，改個名字，改點菜式，在開業初期都能帶來多點顧客的一樣。

比較肯定的是，駱惠寧會整頓中聯辦，和重新整合愛港愛國或者建制派的力量。我們需要注意，這些措施本身並不會強化香港的核心價值，就像在大陸習近平任內大力反貪，並沒有為人民帶來人權和自由一樣。駱惠寧最後也許會答應香港人的一些要求，而整頓共產黨組織，有意和香港政府保持距離，這有利於日後借個別警察和政府官員開刀，幫港人消消氣，但是，就共產黨的本性而言，任何在政治方面向人民的讓步，都只能看作是戰術性的後退。

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左傳》有以下的一段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說，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紂怪罪別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

百度有這樣的解釋：「縱觀歷史風雲，細細品味歷代王朝興衰，我們驚奇地發現，歷代王朝創造繁榮的過程，極為相似，其衰亡也經歷了驚人相似的軌跡。概言之，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或王權集中的古代社會，歷代皇朝的興衰與一個人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個人就是作為皇朝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天子』，即我們常說的國王或者皇帝。」

古人對歷史的總結，到了今天仍然有效。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電力市場的開放與競爭

新年伊始，兩家電力公司提高電費，引起公眾普遍關注。電力市場為什麼需要管制，以及價格管制的兩種基本模式有何利弊，筆者上周已在本欄論述。電力供應的穩定與安全至關重要，特區政府的能源政策又須兼顧環保，在未來幾年將大幅提升發電燃料中天然氣的比例，在此大前提之下，新的《管制計劃協議》繼續採用回報率機制，亦在情理之中。

不論規管模式如何，對許多升斗小民來說，電費昂貴是不爭的事實。有報道指由於政府的電費補貼悉數落入業主袋中，劏房租戶未能受惠，為省電費而改用石油氣爐，只能每周煲湯一次；夏天會在孩子睡覺前才開冷氣，凌晨再起床關掉。有人於是建議政府把有關資助直接交到用戶手中。可惜這個建議不會幫到劏房戶，原因很簡單：即使租戶得到政府電費資助500元，業主大可等額加租，同樣可以中飽私囊。所謂「按下葫蘆浮起瓢」，只要劏房戶和業主的供需關係沒有改變，不管怎樣對租戶直接資助，最終都只會讓業主得益。

撙節電費與監管投資

此外，鼓勵用戶節約用電的措施也不可或缺。如果能夠有效節約，不僅可以減低電費，還可減少碳排放，可謂一箭雙鵰。若要改變消費行為，單靠教育難以奏效，更要通過經濟手段，例如不同時段收費不同，有助調節消費。有別於食水和天然氣，電力無法儲存，不即時消費的話，就只會浪費掉。

雖然電力供應全日相對平穩，但電力需求卻會在不同時段大幅波動。單以住宅用戶為例，半夜的用電量比傍晚要低得多，冬春秋三季的用電量又遠比夏天為低。外國曾經嘗試過高峰負荷定價（peak-load pricing），即在用電低谷時以較低電費鼓勵消費，在用電高峰時則收取較高電費，以鼓勵節能。根據媒體報道，北歐國家推行彈性收費，許多用戶在夜間廉價時段加熱電暖設備，以便白天不靠供電也能保持室內溫暖。紐約帝國大廈在夏天夜裏用電造冰，在白天電力昂貴時就用冰降溫，以減少冷氣用電，一個夏季可節省電費幾十萬美元。

在香港，中電正在試驗使用智能電錶及通訊系統，透過電費回贈或非繁忙時間用電折扣的方式鼓勵節能，涉及3000個住宅用戶及約1400家中小企業，希望可把成功經驗向更多用戶推廣，以減低高峰電力需求。但是這些調節需求的措施，難以在短期內直接減低電費，只能通過推延發電機組的投資，才有望在一段長時間後達致較合理的電費水平。短期而言，則仍須着眼於提高管制效率。

針對回報率管制下電力公司過度投資的問題，政府監管部門也有一些體制化的應對措施。例如規定電力公司提交投資建議給政府，由有關當局在獨立能源顧問的協助下，進行檢視和批核。在上一輪發展計劃期間，兩電提交的部分投資項目就曾被政府否決，導致它們的備用電量於2018年前後下跌至20%至30%。另外，根據現行《管制計劃協議》，電力公司的新增發電設施，如啟用時容量過剩，過剩部分的50%資產淨值，將不列入計算回報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過度投資的風險。

釋放市場力量

不過，政府管制始終不及市場力量來得有效，即使我們相信香港公務員廉潔、高效，富於專業精神，從理論上講，在與被管制企業的博弈中，監管機構所獲的專業資訊往往比不上對手，行動誘因也較低。舉例來說，即使政府成功迫使企業降低利潤一億元以惠及用戶，相關官員最多贏得幾句表揚，有時甚至還會有議員指摘他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相反，受管制企業的管理層，多爭取到一億元的利潤，就一定會獲得豐厚的獎賞。在經濟學上有「監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的說法，意指本來監管機構的任務是保護競爭和消費者，但久而久之，反而變得處處保障受管制行業和業內僱員，因同情有關企業而難以作出正確判斷和有效監管。反觀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國掀起一片管制浪潮，促使許多受管制行業大幅降價和展開技術革新，令消費者大受裨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傳統規管模式的不足。

引入市場競爭，可作為最後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辦法。電力市場之所以需要管制，是因為輸電網絡具有自然壟斷的特點。但是，供電鏈中的發電環節完全可以容許競爭。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許多國家都有電力市場重組（restructuring）的成功經驗，在電網對所有電力供應商開放、一視同仁的前提下，引入複雜的批發、零售、競價等機制進行市場交易，可以增強競爭、提高效率。在香港，利潤管制協議並不賦予兩電專營權，也沒有指定各自的供電範圍；有意投資者只須符合供電可靠性、安全和環保的規定，就可進入電力市場。事實上，土地供應有限才是一大障礙，而且基於電力行業須作出巨額投資，加上本地電力市場規模較小，在兩家電力公司長期盤據的情況下，公眾難以指望有新的獨立投資者大舉進軍電力行業。

輸入內地電力

那麼，鼓勵兩家電力公司相互競爭可行嗎？目前港燈和中電之間已鋪設海底電纜，以備一方出現故障時，可由另一方提供緊急的後備電力支援。如欲鼓勵兩電之間充分競爭，則有必要擴大現有的聯網系統容量，以便任何一方恒常大量輸送電力。即使如此，筆者估計兩電之間也不會出現彼此競爭，而極有可能達到默契串通（tacit collusion）。本地電力市場僅有這兩家供應商，如一方欲通過壓價以擴大巿場份額，對方會有足夠機會報復，最終必然是兩敗俱傷、得不償失，兩電應該不會出此下策。政府也有措施鼓勵分散式發電（distributed power generation），但這種發電比例微乎其微，不可能對電力市場有實質性影響。

歸根究柢，唯一有實質意義的選項，就是從內地輸入電力。在2015年環境局發布的《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文件中，特區政府建議從內地輸入約50%的電力，當中約30%從內地電網購買，而現時從內地輸入核電的比率則維持在20%。在諮詢過程中，絕大部分人反對從內地輸入電力，理由主要在供電可靠性、價格備受操控，以及內地由此產生的污染問題或會影響香港的空氣質素。其實這些理據都相當薄弱，不難辯駁，但政府卻在諮詢文件中表明「未具備所需條件於2018年為電力市場引入具相當規模的競爭」，未免可惜。事實上，只要連接中國南方電網，即使不從中買電，已足以令港燈和中電在取利上知所收斂。在談判中若任何一方有替代方案（outside option），即使備而不用，也會大大提升討價還價的能力。目前的結果，在未來15年完全不考慮從內地輸電，得益的是兩家電力公司，受損的是廣大用戶。

周文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電力市場的監管機制

踏入2020年元旦，市民即面對電費加價：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加幅2.5%，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則加5.2%。去年年底兩家電力公司宣布新收費，立刻引起一片口誅筆伐。手機、汽車、豬肉、大米也會加價，但消費者常常淡然處之；即使房價貴得離譜，只升不跌，也沒有像電費這樣招來眾口一詞對賣方的批評。究其原因，是因為電力是一個受嚴格管制的行業，一分一毫的價格變動都要得到政府批准，不像其他大部分行業，價格主要受供給、需求、競爭的影響而自由浮動。即使是房屋，特區政府的干預也不過是間接通過徵收特別印花稅來調節，而不是直接設定交易價格。討論電費漲價合理與否，首先要理解為什麼電力行業需要管制，以及怎樣管制才屬有效。

電力的運作涵蓋發電、輸電、配電3個基本環節，電力公司須把電線鋪設到每一個區內的每一座大廈。如果一個地區由相互競爭的幾家公司同時服務，各自鋪設一套電網，顯然是一種浪費；所以一個地區的電力服務通常都由一家合法的壟斷企業包辦，經濟學稱之為「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類似的行業還有食水、污水處理、天然氣、長途電話、公共交通，以及固定和移動的互聯網網絡等，它們與電力行業合稱「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香港的電力公司只得兩家，港燈服務香港島、鴨脷洲及南丫島，而中電則服務九龍、新界及部分離島，兩者都是集發電、輸電、售電於一身的「垂直一體化」（vertically integrated）企業。2018年，香港的電力用戶總數約為310萬，其中約20%由港燈供電，80%由中電服務。

價格管制的基本模式

電力公司缺乏市場力量的約束，所以電費和服務質素都必須由政府來管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但電力公司也應享有合理的利潤，否則哪有私營企業願意虧本經營？釐定價格的傳統做法是回報率管制（rate-of-return regulation），即先由政府與電力公司就回報率達成協議，再把企業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乘以這個回報率，就是電力公司獲准賺取的利潤，最後計算符合利潤的收費。在2018年10月（中電）和2019年1月（港燈）開始實行的新《管制計劃協議》，為期約15年，把准許回報率從舊協議的9.99%下調至8%【註】，可說是一個進步。

回報率管制的一大缺點是電力公司傾向於過度投資。作為私營企業，賺取最大利潤顯然是其終極目標。准許回報率一目了然，普通居民和立法會議員都可評價其合理與否，電力公司與政府討價還價的餘地相對有限。不過，公司利潤按回報率乘以固定資產計算，只要增加固定資產，總利潤仍然可以維持不變甚至繼續增長。從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及眾多學術研究結果可見，所有受規管的電力市場，或多或少都有過度投資的問題。現時本地兩家電力公司的備用發電量為20%到30%，也足以顯示投資過度。回報率管制的另一個缺點是，削弱電力公司降低成本和改良技術的動力。在現有回報機制下，兩者惠及消費者但並不增加電力公司的利潤，所以公司管理層常常漠視公益，而集中精力與政府討價還價，但求把增加投資合理化。

平衡廉價與環保

為消除此等管制價格的弊端，有些行業採取「價格上限管制」（price-cap regulation）方式，即由政府規定企業的定價水平，只要實際價格不超過既定標準，企業可充分享受成本節約及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不受限制，例如西區海底隧道就是採用這種方式管制收費。至於長途電話行業，美國各州在上世紀80年代幾乎全部採用回報率管制，但到2000年代初，則差不多已全部轉為價格上限管制。在電力行業，美國的州份一般採用回報率管制，而歐洲及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價格上限管制。

不過，價格上限管制也有其致命缺點：企業為求節省成本，往往會降低服務質素。電力行業服務尤其講究安全（即不可漏電而傷及人身）和穩定（即盡量減少停電）。電力與其他大部分的服務與消費不同，一分一秒都不可打斷。個別日用品如雞蛋或豬肉，以至消費品如手機或汽車，即使供應暫時中斷，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家裏的照明、高樓大廈的電梯、股票市場交易、公司電腦系統、工廠的生產運作，以至每天運載500萬人次的香港電動運輸系統，哪怕中斷分秒，也後果堪虞。香港的供電可靠性高達99.9997%，每年平均意外停電時間少於3分鐘。

這一水平是世界之冠，與新加坡相若，而遠高於悉尼、紐約、倫敦。這樣高的可靠性與龐大的備用發電量及規管模式（回報率管制而非價格上限管制）是分不開的。從這個角度看，新的管制協議繼續採用回報率管制不失為一個合理、穩妥的辦法。

這次電費上漲的主要理據之一，是兩家電力公司需要採用更昂貴的天然氣作為發電燃料，為此需要額外投資，以建設新燃氣機組和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等。特區政府的能源政策，除了向用戶提供廉價、穩定的電力，還須致力推動環保，減少發電對環境的影響。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政府計劃本年內把碳強度從2005年的水平減低50%至60%。由於本港的碳排放有三分之二源於發電，減少碳排放首先應從改變發電燃料組合方面入手。今時今日，煤仍然是香港最主要的發電燃料，所佔比重高達一半，天然氣和非化石燃料（包括輸入的核電）各佔四分之一。新的《管制計劃協議》要求本年內燃氣發電升至整體燃料組合的50%，而目前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的核電佔比維持在25%。這一環保要求，也是特區政府繼續採用回報率管制的另一原因，因為價格上限管制主要為求減低成本，而環保考量卻會增加成本。

總括而言，電力行業由於自身特點，只能由公司以合法壟斷方式經營。為符合平穩供電及環保要求，香港現階段應繼續採用管制回報率的機制。要減輕市民的電費負擔，看來只能通過電力市場的競爭與開放。這一題目，留待下一篇文章分析。

【註】：《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與兩間電力公司進行的周年電費檢討最新背景資料簡介》附錄I，2017年12月12日。

周文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